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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惠勤:马克思的哲学变革与我们的哲学坚守

 

 

一、当代中国理想信念问题聚焦马克思的哲学变革

思想理论教育的根本任务是增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关键是理想信念的培育。习近平总书记把理想、信念视为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视为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视为我们精神上的钙。没有对于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就会导致政治变质、经济贪婪、道德堕落、生活腐化。目前,在理想信念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主要有:其一,触犯政治底线,以嘲笑、歪曲和否定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为时尚,以彰显自己“人格独立”“思想自由”;其二,精神空虚、格调低下,不信马列信鬼神,“不问苍生问鬼神”,热衷于占卜算卦、迷信于各类江湖术士、醉心于形形色色的“气功大师”;第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迷惘,脚踏两只船,把子女配偶送到国外,把财产转移到国外,随时准备“跳船”,实际上与党和人民已经离心离德;第四,“心为物役”,追求低俗,迷恋权利、迷恋金钱、迷恋享受,没有任何精神追求,更谈不上崇尚理想信念了。

以上状况表明,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对我们的确是严峻的考验。商品拜物教及其物化的人,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及其生活方式,就活生生地存在于我们的周围。如果没有特殊的“解药”,破除“心为物役”,培育理想信念就将成为一句空话。这个特殊的解药就是作为马克思两大发现之一的历史唯物主义。只有站在超越资本主义的历史制高点上,才能破除商品拜物教,树立远大的理想信念。正如习近平指出的:“我们一些同志之所以理想渺茫、信仰动摇,根本的就是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不牢固。”“事实一再告诉我们,马克思、恩格斯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分析没有过时,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消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也没有过时。这是社会历史发展不可逆转的总趋势,但道路是曲折的。”远大的理想信念不会自发地产生,只能来自科学的理论武装。只有牢固地树立人类社会必将通过消灭私有制的共产主义运动,最终达到消灭阶级、消灭剥削、实现共同富裕的理想信念,才不会把资本主义视为“历史的终结”,把“物化的个人”视为“最后之人”,从而摆脱资产阶级的狭隘眼界。

但是,轻视理论、忽视理论学习,恰恰又是当下的突出问题。这也从一个方面证明,理想缺失和轻视理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德里达曾借用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的一句台词“这是一个脱节的时代”指称我们的时代所发生的断裂,表征其“颠倒混乱”和“极端表现”的状况。“我认为这一‘脱节’集中表现在:这是一个需要理论和理论创新大有作为的时代,同时这又是一个排斥理论、无情嘲弄理论思维的时代。”为什么?就我国而言,“真理标准”大讨论推动了党的中心工作转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理论依赖于实践、

实践出真知,极大地解放了思想,推动了实践的发展。但与此同时也产生了把解放思想引向否定马克思主义指导的倾向,把理论依赖于实践和理论指导实践对立起来,出现了轻视理论学习、崇尚自发实践的社会心态。这种倾向的危险性在于,排斥了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的改革开放将会走到邪路,而这正好是西方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初,邓小平就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包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

从根本上说,理论和实践是相互依赖的。自发的、纯经验的实践可以不依赖于理论,但这种实践只是简单重复的活动,只有量的积累、没有质的飞跃。而真正推动社会历史产生质的飞跃、开创历史新篇章的实践,是引发千百万人民群众投身的社会实践,是必须有理论指导的自觉实践活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如列宁所指出的那样,“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讲实践出真知和全面理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同时,还要讲理论创新实践、理论指导实践。把理论从实践中排挤出去,视实践为天然正当(否认有卑劣的实践活动),视实践成功为天然正确(否认有错误的、盲目的实践活动),这是今天自发性恶性膨胀的一个根源。迷恋自发性的社会心态,从根本上是排斥先进理论指导、排斥先进政党领导的,因而有碍于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以列宁一再强调,“对工人运动自发性的任何崇拜,对‘自觉因素’的作用即社会民主党的作用的任何轻视,完全不管轻视者自己愿意与否,都是加强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对工人的影响。”必须指出,今天对于理论和实践关系的片面割裂,并不能简单地归结为思想认识上的片面性,而是在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利益分化、私人利益膨胀的结果。崇尚个体的、自发的实践活动,排斥理论指导,实际上是私人利益的要求,表达了私营经济的本性。这种自发性的诉求,一经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整合,就必然形成强大的拒斥科学理论的社会心态,形成渴求理论的社会需要和鄙视理论的实际心态的“脱节”。

与此相应,把科学社会主义所追求的客观真理和客观规律,通过所谓的价值真理而转化为一种伦理诉求,其后果必然使得科学社会主义在丧失了历史制高点的同时,也丧失了道德制高点。事情很清楚,以社会形态更替的客观规律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话语体系,本质上是阶级性话语,与西方意识形态的所谓“普世话语”相比,单纯纠缠于伦理领域的较量,肯定没有主动性。所以科学社会主义须诉诸客观真理,诉诸历史客观规律,在占领历史制高点的同时拥有道德制高点。可见,消解客观真理已成为当代敌对意识形态渗透的重要目标,把社会主义伦理化是其基本方略。把社会主义伦理化,源自老牌修正主义者伯恩施坦。他的“创新”在于把社会主义的科学性作了伦理化的解读,从而公开把科学社会主义引向了伦理社会主义。伯恩施坦声称,“社会主义学说恰好只是在它的原理也能够被每一个没有偏见和不受相反利益影响的非社会主义者赞成的时候,才是科学。”这里透露出他叛离马克思主义的一个秘密,把科学社会主义由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转变为个人的价值诉求,伦理社会主义是一条捷径。

现在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理想信念问题上的缺失和混乱,原因在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牢固;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不牢固,原因在于轻视理论、崇拜自发性;而轻视理论的实质,是否定客观真理,以伦理诉求取代历史规律。这一切所涉及的理论和实践、认识论和实践论、世界观(历史观)和价值观的关系问题,都关系到如何认识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因为否定科学社会主义的科学基础、把社会主义伦理化,是在所谓“实践唯物主义”的旗帜

下展开的,而据称这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成果。

这里关系到以下重大问题的判断:其一,马克思哲学变革创立的是“新唯物主义哲学”,还是所谓“实践哲学”?其二,马克思哲学变革创立的哲学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世界观、方法论,还是一种抽象的“哲学批判精神”?其三,马克思哲学变革创立的是共产主义学说,还是所谓的“人道主义精神”?这些重大的问题辨析,虽然也涉及许多学术研究因素,但首先是重大的意识形态斗争。第一个问题关系到改造世界的客观依据,关系到唯物主义一元论世界观的客观基础,关系到人的全部历史活动的终极动因和根据,一句话,关系到只有坚持唯物主义哲学才能“改变世界”这一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根本。第二个问题关系到认识和实践相统一的历史条件,关系到逻辑、认识论和辩证法三者统一的客观基础,关系到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实践形式,一句话,关系到只有坚持工人阶级立场才能创立“改变世界”的哲学这一关键。第三个问题关系到对于人类社会历史的总体把握和科学认识,关系到人类历史发展客观规律的现实根据,关系到超越现存、开创未来的历史根据,一句话,关系到只有站在共产主义高度才能把握马克思“改变世界”哲学的这一灵魂。可见,从今天的实践需要出发,再回到马克思的哲学变革这一老话题,具有何等重要的理论意义。

 

二、马克思哲学变革创立的是“新唯物主义”

 

马克思哲学变革是指创立了一种新的唯物主义哲学,还是创立了一种和哲学史上的任何哲学派别都没有关系的一种哲学呢?答案是明确的,马克思自己明白无误而且自觉地把自己的哲学归入“新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列宁反复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是唯物主义。……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并且多次说明,一切离开这个基础的倾向都是极端错误的。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最明确最详尽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这两部著作同《共产党宣言》一样,都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 “马克思和恩格斯几十次地把自己的哲学观点叫做辩证唯物主义。”

从马克思创立自己学说的过程看,我们至少应该注意两个根据:一是在马克思主义创立自己学说的第一个初步的表述中,即被恩格斯视为“包含着天才世界观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写于1845 年春的《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的提法。此提纲的第10条中写道:“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人类社会或社会化的人类。”毫无疑问,马克思是把他的哲学归结为新唯物主义,是用新唯物主义来表征他的这一哲学的特点的。包括马克思也多次用过历史唯物主义这样一种表述指称自己的哲学,同样都是把它归属于唯物主义哲学则是无疑的。可以说,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对马克思哲学本质最为准确的概括。

二是必须思考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成果为什么要通过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来阐发?这绝不是因为费尔巴哈的谬误多,更不是因为费尔巴哈是“软柿子”,根本原因在于费尔巴哈是马克思经由黑格尔创立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中间环节”。费尔巴哈之所以能够担此大任,就因为他的唯物主义哲学为马克思创立自己的学说开辟了道路。我们特别需要注意马克思对费尔巴哈的两个评价:其一,“我们这些意见正是针对费尔巴哈的,因为只有他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只有他的著作才可以认真地加以研究。”其二,“诚然,费尔巴哈

与‘纯粹的’唯物主义者相比有很大的优点: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

第一个评价讲的是费尔巴哈在青年黑格尔派中的作用和价值。青年黑格尔派又被称为黑格尔左派,马克思恩格斯也曾是其中的成员。他们力图把黑格尔哲学引向改造德国现实的方向,因而具有鲜明的批判性和强烈的实践冲动。他们的思想活跃,也不乏犀利,但马克思的评价是:“德国的批判,直至它最近所作的种种努力,都没有离开过哲学的基地。这个批判虽然没有研究过自己的一般哲学前提,但是它谈到的全部问题终究是在一定的哲学体系即黑格尔体系的基地上产生的。”正是在这一总体评价中,马克思指出只有费尔巴哈“才至少向前迈进了一步”,表明了费尔巴哈的贡献是何等的与众不同。恩格斯在1886 年写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专门论述了费尔巴哈所起的“解放作用”,专门阐明费尔巴哈在“终结”德国古典哲学的同时也为这一哲学的转型指明了“出路”。费尔巴哈实际提出了德国古典哲学从唯心主义向唯物主义转向的历史课题,成为马克思创立新唯物主义的中间环节。

第二个评价讲的是费尔巴哈和传统的唯物主义相比所具有的独特地位。虽然与马克思比较,也可以泛泛地把费尔巴哈归入“旧唯物主义”,但是不要忘记他比起传统的唯物主义有很大的优点。他的唯物主义是人本主义的唯物主义,这就是说,他克服了传统唯物主义哲学忽视人、甚至敌视人的偏向,把人作为了哲学的对象。虽然他没有最终解决人的活动领域(即“历史”)的唯物主义基础,但毕竟第一个提出了这样的任务、做出了这样的探索。费尔巴哈是思想巨人,马克思站在思想巨人的肩膀上通过清理他的思想超越他,才完成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哲学变革。我们必须纠正长期以来存在的那种通过矮化甚至丑化费尔巴哈而曲解、误导马克思哲学变革实质的倾向。马克思完成的哲学变革毫无疑问是遵循了费尔巴哈哲学的方向,是朝着唯物主义哲学的这个方向去前进的。所以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本质的规定,其他的特征都是派生的。

 

三、马克思新唯物主义哲学的主要特征

 

以上,我们明确了马克思的最高哲学变革是创立了一种新的唯物主义,那么新的唯物主义有什么主要特征?

笔者认为,这个新的唯物主义有两大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它是彻底的完备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最伟大变革,产生了一种崭新的唯物主义,即列宁所称的“完备的哲学唯物主义”。这是一个无任何理论死角的、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它把世界是物质的存在方式这一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底,不仅克服了旧唯物主义在历史观上的唯心主义,而且克服了以往哲学无视人的真实生活和历史的弊端,使哲学实现了从“解释世界”到“改变世界”的历史性飞跃。它从人、人的活动及其物质生活条件这一确定的前提出发,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为视角,透彻地阐发了贯穿始终的人与自然、人与人的矛盾关系及其历史趋势,合理地解决了自由和必然、理想和现实、传统和现代、个体和类、理论和实践等一系列似乎无法统一的矛盾(这些问题仍然处于当代视野中)。与自然科学和人类知识走向相一致,与社会生活和人类历史趋势相一致,与人的发展和人类文明进步相一致,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属性。所有这一切,得益于辩证法这一“最完备最深刻最无片面性的关于发展

的学说”和唯物论的结合,这使得马克思主义哲学至今仍然是“我们时代的不可超越的哲学”。无论人们在今天怎样不断重新评价马克思哲学变革的意义,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始终是这一变革的实质。彻底的唯物主义,即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是我们坚持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世界观根据。

原来的唯物主义哲学包括费尔巴哈哲学,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面,马克思对费尔巴哈有一个很准确的评价,那就是“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完全脱离的。”把唯物主义原则贯彻到历史领域,不仅要看到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的区别,还要看到两者的一致性,这就是费尔巴哈及此前的哲学家们都没有看到的“自然的历史”和“历史的自然”。显然,这个彻底的、完备的唯物主义的根本点就在于

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有机结合,有机统一了。所以马克思主义新唯物主义最本质的特点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不能以其他任何提法取代,包括“实践的唯物主义”。

彻底的唯物主义哲学的创立,使得人类第一次能够从总体上科学地认识和把握世界,终结了不可捉摸的“自在之物”,结束了历史领域见仁见智的混乱状况,奠定了人文、社会科学的科学性根基。唯物主义一元世界观的确立,是树立正确世界观、历史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前提,丝毫不能动摇。

第二个特征是,新唯物主义“新”在,它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工人阶级的阶级意识,是工人阶级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所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内涵的阶级性,内涵的阶级立场很明确。他的哲学是为工人阶级服务的。恩格斯在谈到马克思的伟大功绩时指出,“正是他第一次使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邓小平在谈到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时重申了恩格斯的观点,他强调:“毛泽东同志的事业和思想,都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这正如马克思的情况一样。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的时候说,现代无产阶级只是依赖马克思才第一次意识到本身的地位和要求,意识到本身的解放条件。”马克思把最先进的思想理论给了工人阶级,使工人阶级成为第一个具有阶级意识的自觉的劳动者阶级。

新唯物主义哲学和工人阶级的结合,是马克思的一贯思想。1843 年底,马克思在第一次发现现代无产阶级的历史作用的同时,就提出了新唯物主义哲学和工人阶级的关系问题。他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德国人的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哲学,它的心脏无产阶级。”从人的解放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有特定的解放对象,这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的个人”。而能够打破资本主义异化的桎梏,引领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社会力量,就是工人阶级。其所以如此,就因为现代无产阶级是“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它“宣告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的解体,只不过是揭示自己本身的存在秘密,因为它就这个世界制度的实际解体。”可见,说马克思“神化了”工人阶级,实属偏见。通过工人阶级的解放运动实现人的解放,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哲学的阶级性和科学性不可分割。由于工人阶级的解放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因而彻底的唯物主义就是工人阶级的立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在认清历史的真相、把握历史的未来的条件下才能实现。它没有逆历史潮流的利益要固守,没有于己不利的真相要掩盖。因此,“科学越是无所顾忌和大公无私,它就越符合工人的利益和愿望。”从更深层的原因看,任何一种真正的社会革命或解放,必须首先打破统治阶级的思想统治。而统治阶级依靠

物质上的支配权,占据道德高地,是其建立思想统治的前提。被压迫阶级颠覆统治阶级道德制高点的方法无非是两种,一是营造新的道德高地(如资产阶级用人道主义颠覆封建阶级的神学道德);另一是通过占领历史制高点颠覆统治阶级的道德制高点。第一种方式只有对在旧统治秩序下已经拥有优势经济实力的被统治阶级才具有可行性,例如奴隶主统治下的新兴封建主,封建主统治下的新兴资产阶级。由于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不可能具有优势经济力量,故而其颠覆统治者的道德制高点的方式只能是通过占领历史制高点来达到。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无产阶级担纲的“19 世纪的社会革命不能从过去,而只能从未来汲取自己的诗情。”由此可见,工人阶级的解放和科学的理论相互依赖,科学性和阶级性的统一既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品格,也是工人阶级解放的实践品格。

 

四、坚持新唯物主义必须坚持哲学的基本问题

 

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既然是彻底的唯物主义,就必然将这一立场贯彻到全部哲学视野,哲学基本问题的确立就是底线。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里指出,“全部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的重大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思维对存在、精神对自然的关系问题是哲学的最高问题,全部哲学家以对这一问题的回答分成了两大阵营,即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但是哲学的复杂性使得上述标准有时不是那么清晰,例如怀疑论、多元论的判别。为了厘清此种情况,恩格斯提出了哲学基本问题的第二方面,即思想能否认

识世界、亦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包括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一元论)给出了肯定的答案,但折中主义、怀疑论、二元论等陷入了不可知论。尽管有些二元论哲学家在哲学的发展上起过很重要的作用,但他们不能作为独立的哲学派别。从他们出发,总有一个向左(唯物主义一元论)或向右(唯心主义一元论)的转向问题。用多元哲学掩盖和否定唯物论和唯心论这一哲学基本派别的划分,客观上起到了干扰科学认识世界的作用。

哲学基本问题包括三个相互联系的层面:世界的物质统一性、世界的可知性和尊重客观实际、遵循客观规律。从世界的本原上说,不存在多元论,要么统一于物质世界,要么统一于精神世界;如果世界归根到底是物质世界,那么它从根本上就是可知的,不存在神秘的“灵异世界”;如果世界归根到底是独立于精神的客观物质世界,那么认识客观世界、遵循客观规律、探索客观真理就是人类在世界上生存和发展的第一要义。可见,哲学基本问题不仅是我们考察哲学史和辨析哲学思潮的基本坐标,也是我们把握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遵循。

今天,否定恩格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论断的倾向十分突出。有的根本否定哲学基本问题的存在,认为一百个哲学家就有一百个“哲学基本问题”。但最为常见的说辞是把哲学基本问题的这一概括归结为传统哲学的基本问题,而不是现代哲学(以及马克思哲学)的基本问题。“马克思生成和创造了一种全新的话语框架,这种全新的话语框架,是以‘实践哲学’为本性、以关注现代社会人的现实生存状态及其自由解放为价值取向、以批判和改变与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不相容的‘旧世界’并推动创造一个未来的新社会为旨趣的。它表明,马克思哲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与包括近代哲学在内的传统哲学所关注的基本问题相比,呈现出重大的变化。”这就以一种尖锐的方式迫使我们做出抉择:所谓的“实践哲学”有无唯物论和唯心论之分?这种区分的根本意义何在?改造旧世界、创建新世界要不要以“科学认识世界”为前提?社会主义是靠科学理论引领革命实践,还是靠自由一类的价值引领?实际上,所谓的“实践哲学”在马克思哲学形成之前就有(例如青年黑格尔派契希考夫斯基的“行动哲学”),但由于其唯心主义实质而远没有费尔巴哈被马克思所看重。用模糊的方式把马克思哲学纳入“实践哲学”,这不是抬举而是赤裸裸的叛卖。

不客气地说,许多人热衷设置的“从‘世界何以可能’到‘人类解放何以实现’的转变”“从‘理论哲学’范式向‘实践哲学’范式的理论转向”一类的议题,实际上是“伪命题”。其要害是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加以割裂,把理论逻辑和生活实践加以对立。其实,这类命题要成立,必须充分论证“唯物主义的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不必要三个词,它们是同一个东西)”相统一是不可能的;还必须展开论证,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排斥认识论的;更要拿出有根据的证明,以印证它们所主张的马克思的哲学超越于唯物论和唯心论之上不是胡说。但是,迄今为止,我们只是不断看到了花样翻新的伪命题,而看不到任何郑重的相关论证。我们知道,哲学基本问题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提供了一个衡量各种哲学派别价值的客观根据。虽然各种唯心主义哲学、各种介于唯物论和唯心论之间的折中主义哲学对于哲学的发展都有不同的作用,但就同一时期、同一主题的探讨而言,唯物主义或接近唯物主义的哲学探讨价值更高则是无疑的。正是出于这一判断,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中最重视的就是费尔巴哈。确立了这个客观坐标,在这个基础上才有客观真理,才有对整个历史发展的一个科学的评判,所以哲学基本问题马虎不得。

当今,哲学界不少人热衷于炒作马克思哲学就是实践唯物主义,但他们讲的实践唯物主义跟马克思讲的实践唯物主义存在明显的差异。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首先是唯物主义,承认世界的物质统一性,整个世界包括历史领域在内,其基础都是不以精神、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实在。所以必须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客观真理和科学的态度。其次,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代名词,坚持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坚持共产主义。因此,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必然与工人阶级的实践和世界观不可分割。可见,不讲唯物主义,不讲共产主义的实践唯物主义,就是假的马克思哲学。其实质就是把马克思哲学进行西方唯心论实践哲学、生存论哲学的改装。正是在实践唯物主义的幌子下,一些人公然大肆鼓吹西方的实践哲学、价值哲学、生存论哲学、存在论哲学,造成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权的丢失,造成了基本哲学理论的混乱。

 

五、否定哲学基本问题必然引发重大的理论失误

 

否定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划分是哲学的基本问题,没有唯物主义哲学这个根基,就会出现理论上的重大失误。

首先,否定唯物论必然会抽掉实事求是的客观基础,使得从实际出发成为一句空话。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党的根本工作方针。什么是实际?实际就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和情况的总和,它的本质属性是不以我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独立存在,所以我们必须要去认识它,必须在正确认识的基础上才可能去改变它。否认世界的客观存在,实际上就否定了认识世界的必然性、必要性。西方所谓实践哲学的错误,就在于用主客体关系取代并否定了主客观关系,否定不依赖于主观的客观世界的存在,因而也就否定了认识客观实际的必要,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对立起来。马克思在《费尔巴哈的提纲》第11 条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有人就把马克思的这一论断理解成过去的哲学家都是在认识世界,因而是“理论哲学”,而马克思的哲学要改变世界,因而是“实践哲学”。实际上马克思的原意决非如此。马克思讲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并不是指责哲学家仅在认识世界,不改变世界。不是这样的。从历史事实上看,马克思以前的大多数哲学家在主观上都是要改变世界的,而从客观后果上说则都或多或少地影响了历史发展。尤其是启蒙时期的哲学家们,都有改变世界的强烈愿望。他们创立的《人权宣言》,甚至堪称开创了近代以来的“意识形态革命时代”。德国古典哲学家们也有强烈的实践意识,费希特最有名。他无愧于“向封建专制制度开火的勇猛斗士”之称号,其哲学本身就是一个革命性很强的自我意识哲学。对于他们而言,绝对不是仅仅在认识世界,在光说不练。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新的历史又的确不是这些哲学家们创造的,他们最多做到了对于正在到来的事实(例如资本主义社会)的确认。马克思断言哲学家们没有改变世界正是从这一客观效果来讲的,在马克思以前,确实哲学家们没有引领一个新社会诞生,确实没有真正改变世界。为什么?原因有二:其一,他们并没有科学地认识世界,他们甚至不知道真实的世界本身是什么。因为他们都把世界看成是思想观念的产物,所以改变世界在他们那里就被看成是改变人们的认识。“这种改变意识的要求,就是要求用另一种方式来解释存在的东西,也就是说,借助于另外的解释来承认它。”事实很清楚,如果改变世界归结为改变观念,无疑就变成了纯粹的名词之争,变得毫无实际意义。进一步看,哲学家没有真正提出改变世界的历史任务,就在于他们都没有认识到历史的基础在于社会的经济生活过程,在于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这些哲学家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所以他们改变世界的斗争就限于思想批判及其结果,即政治法律条文的解释。这种博弈看起来似乎很热闹,但却丝毫没有触动现存世界的基本结构。

可见,把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对立起来是何等错误。不承认客观世界的自在性,就不可能提出科学认识世界的任务,就不可能努力探索客观规律,追求客观真理,改变世界也就必然是自欺欺人。由此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离开唯物主义就没有实事求是,就没有马克思的哲学精神。那种不承认“自在之物”的存在,不承认实践的实质是“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过程的所谓实践哲学,没有资格谈论马克思哲学和实事求是。

其二,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之所以没有改变世界,就在于他们没有找到改变世界的现实力量,因而改变世界对于他们而言,不是现实的社会运动,而只是哲学批判。诉诸哲学批判、诉诸先知先觉,是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改变世界的唯一方式。但是,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武器的批判就是现实改造社会的力量,就是先进阶级引领的广大人民群众。哲学如果不和先进的社会力量相结合,就什么也改变不了。马克思以前的哲学家就只能在哲学批判上打转转,所以他们都崇尚批判哲学。

但是,破除哲学“批判”的光环,发现改变世界的现实社会力量,前提是确立“武器的批判”的决定性作用,这就需要哲学唯物主义立场。费尔巴哈虽然是不彻底的唯物主义,其历史观仍然是唯心主义,但不等于他没有唯物史观的萌芽、颗粒,更不等于他的思想对于马克思创立唯物史观没有起到“桥梁”作用。费尔巴哈怎么启发了马克思,马克思又怎么超越他而创立唯物史观?我们从《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一条,就可以获得一定的答案。其中马克思写道:“费尔巴哈想要研究跟思想客体确实不同的感性客体,但是他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对象性的[gegenständliche]活动。”很多人忽略了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实际上,把人类所面临的客体区分为“思想客体”和“感性客体”,是费尔巴哈的重大理论贡献,表明了他力图突破唯心主义的主客同一、把唯物主义立场贯彻到底的努力。因为在黑格尔哲学看来,所谓的客体,无非是主题的“外化”,因而是只具有“物相”的思想客体。费尔巴哈提出了寻找不依赖于主体的“感性客体”并将其确立为本体的任务,确实具有开创性。但是他并没有完成这个任务,缺乏历史辩证法使得他止步于“纯粹的自然界”,即没有受到人的活动的任何干扰、污染的所谓“原本自然”。正如马克思所说,他的错误在于没有把人的活动本身理解为“感性活动”,即不依赖于主体意志的客观活动。

这样,费尔巴哈的错误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是把主体主观化。在费尔巴哈的眼界里,主体的全部活动都是主观的、精神性的,而实际上主体的活动本身就具有不依赖于其主观意志的客观性。马克思后来发现,生产劳动就是人用自身的自然,即体力,同自然界的自然所进行的一种物质变换过程。这一过程不仅是客观的物质性过程,而且是把自然界从“自在之物”转化为“为我之物”的纽带,因而是全部人类历史的基础。费尔巴哈就是没有看到,人作为主体的活动,尽管离不开目的性,但还是具有客观物质性。把主体的全部活动都主观化,没有发现其中的客观物质性,这是其重大失误。二是把客体抽象化。费尔巴哈力图寻找的那个与人的任何活动都没关系的“纯粹自然”,当然要落空。自然界本身是变化的,人类视野中的自然界与人类的实践活动更是不可分割。因此,费尔巴哈要寻找的那个作为“感性客体”的自然,只能是他想象的产物,是抽象化的客体。

尽管如此,费尔巴哈关于区分思想客体和感性客体的思想对于马克思的启发是不言而喻的。如果不能奠立不依赖于主体的客体的基础地位,历史唯物主义就无从谈起。与费尔巴哈相同,马克思也要划分出依赖于主体意志和不依赖于主体意志两大领域来;但与费尔巴哈不同,马克思不是从脱离主体活动的、静止的、“实体”的角度,而是从主体活动的、“关系”和过程的角度去划分。列宁谈到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时指出:“马克思究竟是怎样得出这个基本思想的呢?他做到这一点所用的方法,就是从社会生活的各种领域中划分出经济领域,从一切社会关系中划分出生产关系,即决定其余一切关系的基本的原始的关系。”

尽管历史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是他们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就是要表明,历史不是自由意志的产物,而是存在着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的过程。“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社会——不管其形式如何——是什么呢?是人们交互活动的产物。人们能否自由选择某一社会形式呢?决不能。在人们的生产力发展的一定状况下,就会有一定的交换[commerce]和消费形式。在生产、交换和消费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就会有相应的社会制度、相应的家庭、等级或阶级组织,一句话,就会有相应的市民社会。”马克思在1846 年底致安年柯夫的信里表明,人们不能自由地选择生产力和相应的社会,不但指个人不能自由选择,每个民族也不能自由选择,而且全人类也不能自由选择。这是人类全部历史活动的基础。由此而奠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这就决定了人类历史本质上是一个符合客观规律的历史必然性过程,决定了自由只能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掌握,决定了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转变是人类历史活动的总趋势。所以创造历史离不开认识客观规律,更离不开自觉遵循客观规律。确立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客观

实际,我们就必然有一个认识客观实际并从中寻求客观规律的任务了,这就是实事求是。把唯物论和能动性、认识论和实践论对立起来是站不住的。没有唯物论,就没有客观真理,没有客观规律,也没有实事求是;抽掉唯物论的哲学基础,就没有客观真理,就没有一切从实际出发,就没有实事求是。

其次,否定唯物论必然抽掉了马克思实践观的客观基础,把历史唯物主义的实践观偷换为唯心主义的、经验主义的实践观,把实践检验真理的科学标准篡改为实用主义标准。马克思哲学视野中的实践,具有客观普遍性的品格,正如列宁指出的:“实践高于(理论的)认

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性的品格。”[11](P183)但是,实践天然具有功利性,也天然具有自发性,却并不天然具有客观普遍性。因此,在马克思以前,有形形色色的唯心论、经验论实践哲学,却没有以客观普遍性为基础的实践观。历史唯物主义的创立,首先是历史唯物主义实践观的形成,这是马克思哲学变革的重大转折。要了解马克思的实践观,还是要从他对费尔巴哈的批判着眼。时下人们往往很简单、轻率地断言,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但是,他们从来不去认真思考,费尔巴哈难道看不懂自发的、利己主义的实践吗?如果不懂,他为什么鄙视“卑污的犹太人的挣钱活动”呢!进一步说,当马克思说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时,这是从什么意义上说的呢?这些问题不搞清楚,谈论马克思的实践哲学就必然跑偏。实际上,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在实践问题上的欠缺,是“他不了解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的意义。”这个判断是准确的,因为费尔巴哈不是不懂得常识

意义上的实践,而是不了解具有客观普遍性的实践活动。

说费尔巴哈不懂得实践,绝不能从他不懂得人的能动性这一意义上泛泛而论。费尔巴哈当然知道人为了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具有巨大的活动能量,但他鄙视这样的活动和能动性。他确实认为只有理论活动才是真正的人的活动,因而高于实践活动,他自然也反对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为什么?一是在他看来,实践天然具有功利性,带着强烈的主观目的。而真理是客观的,不具有主观的功利性。真理不会以是否符合人的目的为转移的,它首先是

客观存在的,所以不能用具有主观功利性目的的实践作为检验客观真理的标准。否则,必然否定真理的客观性,滑向主观真理论,从而扼杀真理。比如人们出于赚钱的需要,培育出有四只翅膀的鸡,你能够说“鸡有四只翅膀”是正确的认识吗?所以费尔巴哈要寻找不同于“思想客体”的“感性客体”,把这种没有受到人的主观意志干扰的、纯粹的自然,作为科学认识的根据。

二是在他看来,实践是特殊的、局部的活动。而真理是普遍的,“放之四海而皆准”。局部的状况显然不能决定全局,实践自然无法检验真理。真理对所有人都是等价的,所有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而实践后果对于不同的人的意义是不同的,甚至可以说是“几家欢喜几家愁”。基于上述两个原因,费尔巴哈抬爱理论活动,贬斥实践活动。

我们应当承认,费尔巴哈排斥实践活动从根本上是错误的,但并非毫无道理。我们现在有些人嘲弄费尔巴哈,并不是站在马克思实践观的高度,而是站在(甚至低于)费尔巴哈实践观的水平,即自发的、由自利性支配的实践活动。只不过他们做出了和费尔巴哈相反的价值判断,不是贬斥这种实践活动,而是大加抬举。

实际上,费尔巴哈否定实践活动对于我们今天仍然有启示意义。我们必须认真思考理论在马克思实践观中的地位、信念在实践检验真理中的作用问题,防止把马克思的实践观庸俗化、把实践检验真理的标准实用主义化。要避免把实践检验真理变成实用主义的真理观,必须坚持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的统一,防止以历史的暂时性取代历史的尺度。毛泽东在新中国诞生前夕,评美国国务院的白皮书中指出:“帝国主义者的逻辑和人民的逻辑是这样的不同。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他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两种逻辑的过程都有“失败”的环节,如何判断其结局是“胜利”还是“失败”?只能靠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基础上的理想信念。排斥理论逻辑和理想信念的所谓“实践标准”,只能是无头脑的以一时成败论英雄的庸俗实用主义。

要从根本上扭转在“实践标准”问题上的庸俗化倾向,就必须厘清马克思的实践观和科学理论之间的关系。邓小平曾做出一个很值得深思的论断,他指出:“列宁之所以是一个真正的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就在于他不是从书本里,而是从实际、逻辑、哲学思想、共产主义理想上找到革命道路,在一个落后的国家干成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请注意,邓小平在这里,与我们那些庸俗的实践论者根本不同,他把共产主义理想以及哲学思想放在与“实际”同一序列,且与“书本”相区别。这表明,在他看来,真正的理论,必定和实践相一致,反之一样,革命性的实践,也必定含有对于理论的需求。

实践活动当然是具有目的性的活动,但是马克思的实践观所关注的实践目的,首先是具有客观必然性的目的。“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么问题涉及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的动机,不如说是使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并且在每一民族中间又是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也不是短暂的爆发和转瞬即逝的火光,而是持久的、引起重大历史变迁的行动。”这种能够促使整个民族或阶级持久行动的目的,蕴含着历史必然性的奥秘,是通达历史客观规律的阶梯。所以,马克思的实践观,

关注的是具有普遍意义的实践活动。

但是,这种具有普遍意义的实践活动,并不是经验式直观的结果,而必须诉诸辩证思维。经验直观的实践活动,只能是自发的、个体的、简单重复的实践活动,如同费尔巴哈那样。而辩证思维的要求则是:“考察的客观性(不是实例,不是枝节之论,而是自在之物本身)。”所谓“自在之物本身”就是客观存在的实际,就是在规律性地变化和发展中的世界历史,就是客观事实的总和,也就是马克思指责费尔巴哈所不懂的“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要抓住这样的实践活动,就离不开理论思维,离不开科学认识。所以,马克思的实践论内在地包含着科学的认识论,不能把两者加以割裂。可见,马克思的实践观不是立足于个人的生活界、自发的实践活动,而是立足于具有客观普遍性的、革命的、人民大众的实践活动。后来毛泽东把它概括成生产斗争、阶级斗争和科学实验三大实践,可以说抓住了马克思实践观的实质。

马克思的实践观决定了其把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根本区别于实用主义的标准。从检验内容看,是检验规律性、真理性的认识,是对创新发展的实践的检验,而不是针对“饮食男女”“商贾货殖”一类日常生活经验;从检验主体看,是立足于阶级的、人民的、民族的实践活动,而不是孤立的个人行为;从检验方式上看,坚持实践检验标准的绝对性和相对性的统一,而不是一次成败论英雄。“实践标准实质上决不能完全地证实或驳倒人类的任何表象。这个标准也是这样的不确定,以便不让人的知识变成‘绝对’,同时它又是这样的确定,以便同唯心主义和不可知论的一切变种进行无情的斗争。”这样,检验真理的过程,就不仅不排斥理论、消解理想,而且还不断地增强理论思维、坚定理想信念。实践检验真理的过程,也是理论指导实践的过程,是理论逻辑和历史逻辑相统一的过程,也是逻辑、辩证法和认识论相一致的过程。

再次,离开了唯物论和唯心论的划分,对人的理解必然抽象化、碎片化,必然把资本主义社会的抽象的个人视为不可逾越的“最后的人”。所有指责唯物主义哲学的,都以“见物不见人”为说辞,包括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在内。海德格尔指责历史唯物主义用生产掩盖遮蔽了生活,人变成了物化的工具,使得人的生活的意义被尘封了,因而要“回归生活界”。保罗·萨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患了贫血症”,忘掉了人,所以要给历史唯物主义“输血”。上述观点曾在我国学界流传,似乎成为定论。但是,我们今天看得很清楚,问题的关键还在“人是什么”。历史的活动就是人的活动,历史的发展就是人的发展。所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可见,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见不见“人”,甚至也不在于见不见“个人”,而在于什么是“现实的个人”。唯心主义哲学认为人和动物的区别在于有思想,所以意识是历史的开端。现代西方生存论认为人的根基在“生活界”,所以生活是本原。但是,这些观点都还是表象的。“可以根据意识、宗教或随便别的什么来区别人和动物。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由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人们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同时间接地生产着自己的物质生活本身。”生产是生活、当然也是思想的源泉,因而马克思的哲学“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

所以问题不在于要不要人,问题在于人是什么?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活生生地从事生产活动的人才是现实的人。劳动“是整个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而且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于我们在某种意义上不得不说:劳动创造了人本身。”不仅如此,马克思还认为劳动是人的全面发展的前提,他说:“生产劳动同智育和体育相结合,它不仅是提高社会生产的一种方法,而且是造就全面发展的人的唯一方法。”资本主义为代表的剥削制度对社会造成的最大的祸害,就是在对劳动者进行剥夺的过程中使劳动成为奴役人的手段,使鄙视劳动成为社会主流价值观。因此,科学社会主义的根本价值追求,就是通过“劳动的解放”(联合起

来的工人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和“劳动的复归”(使劳动成为生命的第一需要),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

正是在对于人的把握上的这一根本区别,导致了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的一个原则界限,即坚持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人民史观,还是个人创造历史的个人史观;从价值观上说,就是坚持人民至上,还是个人第一。把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物化的抽象个人视为“原人”,把利己个人主义视为永恒的人性,是唯心史观在今天的突出表现。

 

六、坚持人民为本的历史价值观

 

“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历史的活动是群众的事业,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坚持人民是历史活动的主体,人民的解放是历史活动的方向,为人民服务是历史活动的崇高价值,这是唯物史观和唯心史观在历史价值观上的根本对立。

毫无疑问,人民是作为历史活动的主体创造历史的,就是说,人民不是无机的所谓大多数,而是由先进阶级引领、以劳动群众为基础、包含顺应历史发展的所有人的有机整体,因此,人民创造历史,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历史发展,同阶级斗争推动历史进步等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完全一致。马克思明确地指出,历史是这样发展的:“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一社会形态的更替通常是通过阶级斗争完成的。代表新的生产方式的先进阶级之所以能够成为人民的引领力量,就因为“在这瞬间,这个阶级的要求和权利真正成了社会本身的权利和要求,它真正是社会的头脑和社会的心脏。”人民创造历史,表现为人民群众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推动了社会形态的变更,决定了历史的前进方向。

个人史观的新动向,是把个人作为历史活动的主导力量说成历史发展的方向。他们最喜欢引用的马克思恩格斯的依据就是“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但是他们忘记了,自由发展的个人,恰恰是人民创造历史的结果,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人的形态,而不是抽象的个人创造历史的成果。抽象的个人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物的依赖关系”的表现形式,作为资本人格化的产物,其自由只是资本的自由,是体现资本统治的“偶然的个人”。超越资本主义抽象的人的历史阶段,不能依靠个人本位,而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即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个人自由发展实现了,也不能说这是个人本位的社会。因为共产主义社会的个人是“联合起来的个人”,也是社会化的人,已经消除了个人和社会的对立,就不存在个人本体还是人民本体的历史界限了。从根本上说,共产主义是真正的社会本体,它是个人自由和社会发展的有机的统一。

同样无疑的是,人民是马克思哲学的立脚点,而决不是抽象的个人。虽然马克思的哲学并不忽视个人,但其哲学绝不以市民社会的个人为立脚点。他明确指出:“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但是,现在有人公开宣称,马克思和黑格尔的区别,就在于黑格尔是国家本位,认为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马克思是个人本位,认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在黑格尔的理解中,国家是普遍利益的领域,市民社会则是个人权利和私人利益的领域,马克思否定黑格尔国家决定市民社会的观点,认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所以马克思是立足于个人权利本位。的确,马克思在批判黑格尔颠倒市民社会和国家的关系时指出:“实际上家庭和市民社会是国家的前提,它们才是真正的活动者;而思辨的思维却把这一切头足倒置。”)然而马克思在这里显然是从物质经济生活决定政治法律生活的意义上谈“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的,而决不能解读为特定的“市民社会”(即资本主义社会的私人利益体系)决定一般的国家权力(即所谓“公权力”),从而得出个人权利本位的所谓“权利决定权力”。显然,个人权利本位是西方“契约论”国家观的基础,而完全有悖于马克思主义的国家观。在马克思主义看来,国家权力不是个人权利的有条件转让,而是阶级意志和阶级统治的体现。更重要的是,超越以私人利益(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不能靠个人权利本位,而要靠工人阶级代表的“普遍利益”引领。因此,从“市民社会决定国家”推出私人利益高于普遍利益的结论,不是马克思的观点,而是自由主义的观点。

实际上,黑格尔的错误并不在于站在国家这一“普遍性领域”的立场,而在于国家只是“虚幻的普遍性领域”。黑格尔试图通过国家来改造市民社会,他提出国家是市民社会的“外在必然性”和“内在目的性”。何谓“外在必然性”?就是通过国家为市民社会立法,用强制的方式为充满着阶级斗争、剥削、竞争和不平等的市民社会建立法制秩序,使之不至于在恶斗中毁灭。何谓“内在目的性”?在黑格尔看来,国家在为市民社会建立竞争的法制秩

序的同时,还给仅追求自利最大化的市民社会灌输一种道德精神,让自私自利的市民也看到他人和全社会的利益,从而把市民社会的市民提升为公民。

可见,马克思反对的不是用普遍利益改造私人利益,而是国家并非改造私人利益的现实力量。实际上,国家从属于市民社会,资产阶级国家服务于资产阶级的阶级利益。马克思对于黑格尔国家观的幻灭发生在他就职于《莱茵报》时期。他发现,不是国家和法改造市民社会,而是国家和法“沦落为私人利益的工具”,从而确立了要从市民社会中寻找“现实的普遍性领域”。显然,马克思并不认同市民社会的现存,而是立足于改造市民社会,寻找

改造市民社会的现实力量。

马克思的全部发现归结到一点,就是发现了现代无产阶级这个“并非市民社会阶级的市民社会阶级”。马克思看好工人阶级有四个理由,一是现代无产阶级是工业化大生产的产物,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承担者,是现代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者,是先进社会生产力的代表,因此,它的本质特征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如同考茨基所说的)“现代社会的养活者”。二是现代无产阶级又一本质特点,就是它是唯一与生产资料没有直接的联系的阶级,因而其解放不能通过个人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的方式,而必须通过“联合起来的个人”重新拥有生产资料,这就决定了它是新的生产关系的代表,代表了社会化占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毫无疑义,历史上所有的剥削阶级都直接占有生产资料,而被剥削阶级也不同程度地与生产资料有直接的联系。奴隶作为“会说话的工具”而与其他劳动工具直接结合;农民阶级也因拥有少量生产资料而与生产资料有着直接的联系。故而所有阶级的阶级意识(如果有的话)都是巩固和扩大本阶级的利益,唯独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是“消灭阶级”,马克思也因而称无产阶级为“半阶级”。不与生产资料发生直接联系而又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实际承担者的无产阶级的大量出现,表明了社会化占有的生产关系发展的趋势,更表明了“私有制和阶级社会的解体”。三是现代无产阶级还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有文化的被剥削阶级,也是唯一可能形成阶级意识的被剥削阶级,因而是唯一可能成为革命阶级并上升为统治阶级的劳动者阶级。马克思说过“资产阶级被迫把现代化的教育给了工人”,加上自觉的知识分子转向无产阶级革命立场以及一些破产的资产阶级分子的不断加入都给工人阶级的队伍注入了文化的血液,使得作为劳动阶级代表的无产阶级终于打破了剥削阶级对于文化的垄断。四是现代无产阶级经历了资本主义社会化大生产那样具有严密分工、严格纪律、严酷生活的训练,成为一支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力量,这就是说,现代无产阶级虽然是可以“自由”出卖劳动力的自由人,但它并没有农民阶级的散漫性和奴隶阶级的依附性。这正是工人阶级可能成为革命领导阶级的重要依据。

所以问题很清楚,把国家的问题归结为个人权利和公权力的矛盾、甚至是个人和政府的博弈问题,是在把水搅浑。国家问题的实质是对于市民社会进行彻底改造的问题,是对于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现代性的超越问题,因而从根本上说是实现共产主义的问题。这个彻底改造只能通过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通过科学社会主义的实践去实现。尽管现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仍处于低潮,且呈现出多样化的倾向,但人类历史指向共产主义这一大方向并没有改变。这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历史根据。

 

七、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观点

 

历史唯物主义的人学观点,大致可以概括为以下四点:

第一,人的客观物质制约性第一,人的主观能动性第二,这是历史唯物主义关于人的第一个观点。人当然有能动性,但是人更要受到客观物质的制约,所以人的自由不是绝对的,人的自由是建立在对必然的认识的基础上。根据就在于物质生产活动始终是人类历史和生活的基础,而物质生产活动又始终是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过程,因而认识和尊重经济规律就是历史的必然性,自由就是对必然的认识和改造。这一条即便到了共产主义社会

仍然适用。马克思指出:在物质生产活动“这个领域内的自由只能是:社会化的人,联合起来的生产者,将合理地调节他们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把它置于他们的共同控制之下,而不让它作为盲目的力量来统治自己;靠消耗最小的力量,在最无愧于和最适合于他们的人类本性的条件下来进行这种物质变换。但是不管怎样,这个领域始终是一个必然王国。在这个必然王国的彼岸,作为目的本身的人类能力的发展,真正的自由王国,就开始了。但是,这个自由王国只有建立在必然王国的基础上,才能繁荣起来。工作日的缩短是根本条件。”这就是说,即便是消灭了阶级、消灭了剥削,实现了人在物质生产活动中的社会平等,但物质生产活动领域仍然是必然王国领域。为什么?因为在这个领域要和自然界打交道,要获得经济效益,必须要认识和遵循客观经济规律。遵循客观规律,就必须有认识和适应社会化大生产的科学分工、严明的纪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决非如一些人想象的那样,在生产领域也可以不受纪律约束、不被责任支配而听凭个人随心所欲。相反,未来共产主义社会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必然建立在自觉而更加严格的纪律和责任约束的基础上。这说明,“在社会历史领域内进行活动的,是具有意识的、经过思虑或凭激情行动的、追求某种目的的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不是没有自觉的意图,没有预期的目的的。但是,不管这个差别对历史研究,尤其是对各个时代和各个事变的历史研究如何重要,它丝毫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历史进程是受内在的一般规律支配的。”

当然,共产主义社会已经消灭了旧式的劳动分工,实行的只是自然和技术分工,遵循的只是社会化大生产的发展规律,与阶级社会的必然王国还是有质的区别。况且,由于共产主义社会的必要劳动时间已大大缩短,必要劳动以外的自由空间已经很大,人们的生活质量和自由发展程度自然也是阶级社会所无法比拟的。但是,只要是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生产和再生产物质生活资料的社会生产过程,就一定有不断地认识自然、老老实实地从客观实际出发,努力发现和严格遵循客观规律的过程,而分工、合作、纪律,包括限制自己的自由,则都是必须的。这就是说,人类发展到任何历史阶段都有客观物质制约性,而且这种制约始终是基础,是决定性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人类的历史,就是一个不断地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发展的历史。这个历史永远不会完结。在有阶级存在的社会内,阶级斗争不会完结。在无阶级存在的社会内,新与旧、正确与错误之间的斗争永远不会完结。在生产斗争和科学实验范围内,人类总是不断发展的,自然界也总是不断发展的,永远不会停止在一个水平上。因此,人类总得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停止的论点,悲观的论点,无所作为和骄傲自满的论点,都是错误的。”这就是人的客观制约性和主观能动性的关系。

第二,人的社会性存在第一,个体性存在第二。毫无疑问,个体性和社会性都是人的存在状态。人首先是有生命的个体,生命依托个体、属于个人且属于个人只有一次。但是人的本质不是自然性、动物性,而是社会性。作为有生命的个人,最重要最本质的生命活动是社会化过程。个体生命要成为人,要成为有人格的个人,就必须确立其社会性存在是第一位的。因为社会性造就了其生命的历史丰富性,赋予其生命的价值和生命的依托,满足其生存的依赖感和归属感。离开社会性的个体,只是一个生物或动物,而不可能是人,所以,真正的人必然首先是社会性存在。正如黑格尔说过的,离开了身体的手就不能称之为“手”,而只能叫做“断肢”,因为它已丧失了手的本质。人也一样,离开了社会性的人确实不能被称之为“人”,因为他没有语言、没有精神追求、没有社会关系、没有社会活动,因而只能是“活体”。人的社会存在第一不仅从生命的本质上说,还可以从生命的社会归属,即生命的价值上看。每个人的生命既属于自己,却又不仅仅属于自己,无疑地还属于其父母、子女、亲人,更属于我们的国家、我们的人民。所以,我们要珍惜生命的价值。但是我们又不认为生命的意义就在于“自保”,更不认同“活命第一”。其实,当祖国、人民和亲人们需要的时候做出牺牲,是生命意义更为光辉的展现。青年马克思早就提出:“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

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我们当然不否定每个生命都是宝贵的,每个人的价值都有其不可替代的独特的价值,但是不能认同抽象的人道主义所宣传的抽象的生命第一,更不赞同用抽象的生命第一否定为信仰而献身。有人借马克斯·韦伯的口,大肆炒作所谓信念或者信仰伦理和责任伦理的对立。把宗教信

仰,包括共产主义信仰,都叫做所谓信仰伦理。指责其只管动机的崇高,不管行为的后果,所以必然蔑视生命。而所谓责任伦理则必须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责,所以尊重生命。这是典型的作伪。如果马克斯·韦伯否定所谓信仰伦理,他为什么那么称颂“新教伦理”?信仰难道不是一种崇高的生命责任意识?用抽象人道主义否定马克思主义并不高明。

第三,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第一,生活的拥有和享受第二。虽然人类历史归根到底是人的发展,但这种发展并不是纯粹的“生活”,即肉体生命的延续,而本质上是“生活的生产”,即人的社会历史发展。就是说,不应当孤立考察肉体生命的延续,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不仅是人的生存的基础,也是生命不断延续的前提条件。“这种生产方式不应当只从它是个人肉体存在的再生产这方面加以考察。它在更大程度上是这些个人的一定的活动方式,是他们表现自己生活的一定方式、他们的一定的生活方式。个人怎样表现自己的生活,他们自己就是怎样。因此,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 “生活的生产”包含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人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社会交往方式的生产和再生产、物质文化需要的生产和再生产以及相应的精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而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活动毫无疑问是基础。我们常说生活总要继续,但生活继续的基础是什么?就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和再生产。

正因为如此,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高于生活的享受,所以生产第一,生活第二完全正确。当然这两者也并不互相否定,无论是用生产否定生活,或者用生活否定生产都是片面的。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借西方生存论哲学,否定生产活动的历史基础作用,并进而否定历史的客观规律。因此,必须坚持生产和生活关系上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

第四,从价值观上看,必须坚持人民第一,个人第二。把原子式的封闭的个人视为唯一真实存在的“原人”,把利己主义视为当然的人性,是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制造的“神话”。孤立的个人不可能具有至上性,因为其本质是有限性的。历史唯物主义在确立人民的历史主体地位的同时,也就明确地提出,个人只有在历史活动中投身人民的事业,才能获得真正无限的生命价值,才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

关于马克思哲学变革的实质和意义,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话语权,关系到如何整体把握马克思主义。正是在这一重大问题上,目前存在着许多模糊的认识,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加以澄清。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16年第1

网络编辑:保罗

发布时间:2016-04-21 21: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