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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占斌:中国减贫的历史性成就及其世界影响

  新中国成立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减贫扶贫工作,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不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有效减贫模式。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扶贫工作,把扶贫开发工作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脱贫攻坚作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底线任务和标志性指标,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成就,书写了人类发展史上“最成功的脱贫故事”,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创造了珍贵的精神财富,产生了重要的世界影响。

一、中国减贫取得历史性成就

  消除贫困,自古以来就是人类梦寐以求的理想。新中国成立后的70多年,贫困治理作为国家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取得了巨大成功,这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发展与创新分不开,与中国共产党的使命担当分不开。

  1.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发展与创新

  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分析资本主义贫困问题,是从制度层面切入的。他们认为,造成无产阶级贫困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要根除贫困,就必须消除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1842年,恩格斯在《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中揭露了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的情况,这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反贫困理论的开始。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的“初心”,就是源于对贫困问题的关注。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提出了雇佣劳动者是“最贫困的商品”的论断,深刻地揭露了无产阶级贫困化及贫困积累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下的资本剥削。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社会贫穷问题的根源进行了系统的揭露与批判,并对工人阶级如何消除贫困进行了深入思考。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进行了发展与创新。新中国成立之初,毛泽东同志主张,通过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开展人民公社化运动来解决社会主义贫困问题,尽管有曲折,但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反贫困的大胆探索,积累了经验。改革开放时期,邓小平同志强调,社会主义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并提出“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可以先富起来,带动和帮助其他地区、其他的人,逐步达到共同富裕”的反贫困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提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本质要求。”这一论述与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一脉相承,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创新与发展,在习近平总书记扶贫理论体系中处于重要位置。这些重要论述,反映了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在不同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反贫困理论的重大创新和发展,有力指导了我国不同时期的扶贫工作。

  2.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消除贫困始终是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的重要任务。杰弗里·萨克斯在《贫困的终结:我们时代的经济可能》一书中,曾乐观地表示我们这一代人有可能到2025年结束极端贫困现象。但实际上,消除贫困仍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全球性挑战,当今世界仍有8亿多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贫困及其衍生出来的饥饿、疾病等系列难题依然困扰着许多发展中国家。新中国刚成立时,国家一穷二白,是世界上最贫困的国家之一。根据联合国统计资料显示,1949年,中国人均国民收入仅有27美元,不足整个亚洲人均国民收入44美元的2/3,大多数中国人处于极端贫困状态。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减贫工作,出台实施了一系列中长期扶贫规划,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再到精准扶贫,探索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农村扶贫开发道路,取得了历史性的成就。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快速扭转落后贫困的局面,党带领人民迅速恢复生产,在较短时间内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但到1978年末,按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衡量,中国当时是世界上贫困人口数量最多的国家,贫困人口达到7.7亿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高达97.5%。改革开放后,中国成立了专门的扶贫机构,开始了大规模、有组织、有计划的扶贫工作,到2012年末,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按照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降至9899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降至10.2%。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实施了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全面打响了脱贫攻坚战,脱贫攻坚创造了历史上最好的减贫成绩,到2019年底,贫困人口减少到551万人,贫困发生率降至0.6%。经过8年接续奋斗,脱贫攻坚目标任务如期完成,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3.区域整体性减贫成效明显

  贫困是个复杂的综合性问题,致贫因素很多,既有主观的问题,也有客观条件的制约。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各地区社会经济不断发展,贫困问题逐步得到解决。但我国地域辽阔,受自然资源、历史发展差异等诸多因素影响,贫困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中西部地区整体性贫困相对突出。特别是一些老少边穷地区,自然环境恶劣,交通设施落后,脱贫的困难程度很大。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国开始聚焦贫困区域,实施减贫战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加大了对贫困地区尤其是深度贫困地区的扶持力度,推进东西部地区协作扶贫,区域性整体减贫成效明显。

  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解决。到2019年底,贫困地区农村贫困人口为362万人,比2012年底减少了5677万人;农村贫困发生率从2012年底的23.2%下降至2019年底的1.4%,年均下降3.1个百分点。从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看,农村贫困人口显著减少。从2012年底到2019年底,东部地区农村贫困人口从1367万人减少到47万人,中部地区从3446万人减少到181万人,西部地区从5086万人减少到323万人,分别减少1320万人、3265万人和4763万人。分省份来看,2019年各省贫困发生率普遍下降至2.2%及以下。其中,贫困发生率在1%—2.2%的省份有7个,包括广西、贵州、云南、西藏、甘肃、青海、新疆;贫困发生率在0.5%—1%的省份有7个,包括山西、吉林、河南、湖南、四川、陕西、宁夏。

  4.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快速增长

  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居民生活困苦,收入水平低下,收入渠道单一。1949年,我国农村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只有44元,收入主要来源于家庭经营收入。改革开放后,农村居民收入进入快速增长期,收入渠道增多。2012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8389元,比1978年实际增长了11.5倍,收入来源由集体工分收入和家庭经营收入为主转为家庭经营、工资和转移性收入并驾齐驱。党的十八大以来,农村居民收入继续保持较快增长,尤其是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实现快速增长,贫困人口发展能力持续提升,收入渠道进一步拓宽。

  贫困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实现快速增长。2019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567元,是2012年的2.22倍。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高于全国农村增速。2019年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11443元,增长11.5%,比全国农村高1.9个百分点。2013—2019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分别为16.6%、12.7%、11.7%、10.4%、10.5%、10.6%、11.5%,年均名义增长12.0%,扣除价格因素,年均实际增长9.7%,实际增速比全国农村平均增速高2.2个百分点。2019年贫困地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是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72.2%,比2012年提高10.1个百分点,与全国农村平均水平的差距进一步缩小。随着扶贫方式的多样化,比如水利扶贫、电力扶贫、旅游扶贫等方式的增加,资产性收入也逐渐成为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的一个主要收入来源。随着收入的快速增长,贫困地区农村居民生活消费水平显著提高,生活条件不断改善,生活质量全面提高。贫困群众“两不愁”质量水平明显提升,“三保障”突出问题总体解决。贫困地区群众出行难、用电难、上学难、看病难、通信难等长期没有解决的老大难问题普遍得到解决,义务教育、基本医疗、住房安全有了保障。

  5.形成了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开发制度体系

  制度是人类社会活动的规范体系,是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的贫困治理取得决定性成就,绝对贫困问题和区域性整体贫困得到历史性解决,一个根本性原因就是我们逐渐形成了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开发制度体系。这套制度体系,是党和人民在长期实践探索中形成的科学制度体系,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的减贫实践证明,这是一套行得通、真管用、有效率的扶贫开发制度体系,是当代中国减贫治理的根本制度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总的看,我们在脱贫攻坚领域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优势。”

  这套扶贫开发制度体系,是包括责任体系、政策体系、投入体系、动员体系、监督体系、考核体系等在内的科学制度组合。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脱贫攻坚按照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构建了责任清晰、各负其责、合力攻坚的责任体系。中西部22个省份党政主要负责同志向党中央签署脱贫攻坚责任书。攻坚期内贫困县党政正职保持稳定。省市县乡村五级书记抓扶贫。党中央、国务院制定脱贫攻坚重要文件,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和国务院扶贫开发领导小组先后制定19个配套文件,各地区各部门出台和完善“1+N”的政策举措,形成了完善的政策体系。坚持政府投入在扶贫开发中的主体和主导作用,增加金融资金对扶贫开发的投放,吸引社会资金参与扶贫开发的多渠道投入体系。建立东西部扶贫协作、定点扶贫和社会动员相结合的动员体系。建立专项巡视、民主监督、督查巡查、纪检监察和审计监督、行业监督以及社会监督等多方面的监督体系。建立包括省级党委和政府扶贫开发工作成绩考核、东西部扶贫协作和中央单位定点扶贫工作考核评价、脱贫攻坚专项评估检查以及扶贫政策落实情况和扶贫成效的第三方评估机制等在内的考核评估体系,确保扶贫开发效果。

二、中国减贫的实践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扶贫减贫之路,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1.重视战略规划引领

  中国共产党历来十分重视从战略全局高度着手制定国家发展方略,扶贫开发计划就是纳入整体考虑的重大战略性问题。中国减贫实践经验首要的一点就是制定扶贫开发战略规划,其重要意义已经被国际社会所认可。1986年,国家成立国务院贫困地区经济开发领导小组,领导和组织在全国范围内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工作,开启了开发式扶贫的新阶段。1994年颁布《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这是中国政府制定的首个系统性减贫规划。此后,又分别于2001年和2011年制定了《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规划引领,出台了系列规划举措。2015年11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提出了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总体要求和具体方略。2016年11月,国务院印发《“十三五”脱贫攻坚规划》,阐明了“十三五”时期我国脱贫攻坚的总体思路、基本目标、主要任务和重大举措。2018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又印发了《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三年行动的指导意见》,对2018—2020年的脱贫攻坚工作作了全面部署,进一步明确了各项工作的任务书、路线图和时间表。这些战略规划的出台,为我国扶贫开发工作明确了方向和措施,有力地指导了我国的减贫工作。

  2.适时调整减贫模式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结合具体情况制定相应的减贫模式,这是中国成功减贫的一条重要经验。中国的扶贫模式经历了“救济式扶贫”“开发式扶贫”到“精准扶贫”的阶段演变,扶贫模式的变化体现了扶贫理念的适时更新和与时俱进。随着中国减贫的推进,瞄准贫困群体成为减贫政策制定的出发点,“精准”显得尤为重要。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精准扶贫。精准扶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扶贫工作重要论述的精髓,是我国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基本方略。精准扶贫是一套内涵丰富、逻辑严密的思想体系,是对传统扶贫开发方式的根本性变革,是国家贫困治理体系现代化的建设。贫困瞄准的偏离与漏出是国际贫困治理实践中的难题。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干扰,在贫困治理实践中如何准确地瞄准贫困群体在操作上一直都非常困难。这一问题也是中国过去农村扶贫开发工作中备受困扰的问题之一。精准扶贫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精准扶贫的关键是要把扶贫对象摸清搞准,通过建档立卡,实现了贫困人口的精准识别。精准扶贫取得巨大成效,关键在于精准,在于能够做到六个精准,即扶持对象精准、项目安排精准、资金使用精准、措施到户精准、因村派人精准、脱贫成效精准。脱贫攻坚贵在精准、重在精准,通过六个精准,中国脱贫攻坚很好地解决了“扶持谁”“谁来扶”“怎么扶”“如何退”的问题,确保各项政策好处落到扶贫对象身上,取得了显著的成效。

  3.构建高效的执行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到2020年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是党中央向全国人民作出的郑重承诺,必须如期实现,没有任何退路和弹性。”这是一场硬仗,没有好的执行体系,很难完成。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构建了“中央统筹、省市区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扶贫开发工作机制,分工明确、责任清晰、任务到人,形成了高效的执行体系。党中央、国务院主要负责统筹制定扶贫开发大政方针,出台重大政策举措,规划重大工程项目。省级(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对扶贫开发工作负总责,抓好目标确定、项目下达、资金投放、组织动员、监督考核等工作。市(地)党委和政府要做好上下衔接、域内协调、督促检查工作,把精力集中在贫困县如期摘帽上。县级党委和政府承担主体责任,县委书记和县长是第一责任人,做好进度安排、项目落地、资金使用、人力调配、推进实施等工作。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门要按照部门职责落实扶贫开发责任,充分运用行业资源做好扶贫开发工作。军队和武警部队要发挥优势,积极参与地方扶贫开发。同时,为确保工作成效,又建立了脱贫攻坚责任体系、监督体系和考核评估体系。

  4.建立完善的要素支撑体系

  扶贫开发是个综合系统,需要人、财、物等要素的支持,中国脱贫攻坚构建了完善的扶贫财政、金融、用地、人才等要素保障体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按照脱贫攻坚要求,明显增加扶贫投入。扶贫开发力度,要同打赢脱贫攻坚战的要求相匹配。”增加扶贫要素投入,完善减贫要素保障体系至关重要。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建立了完善的减贫要素保障体系。一是构建和完善财政扶贫政策体系。加大对“三区三州”等深度贫困地区、重点贫困地区的转移支付力度,一般性转移支付资金、各类涉及民生的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和中央预算内投资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倾斜。加大财政资金整合力度,充分发挥项目的整体优势。二是构建和完善金融扶贫政策体系。大力发展普惠金融,增加贫困地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鼓励和引导商业性、政策性、开发性、合作性等各类金融机构加大对扶贫开发的金融支持。三是创新和完善扶贫开发用地政策。在有条件的贫困地区,支持开展未利用地开发利用试点。加大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支持力度,鼓励贫困地区搞好区域基础设施建设。四是发挥科技和人才在扶贫中的重要作用。加大科技扶贫力度,解决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和生态建设中的关键技术问题。同时,创新体制机制,大力激发贫困地区闲置的生产要素。

  5.抓牢减贫重点补短板强弱项

  针对贫困地区的致贫根源,突出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强化对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产业的投资和帮扶力度。扶贫开发工作既要全面推进,又要突出重点,这样才能将好钢用到刀刃上,取得显著效果,各地脱贫攻坚战的关键是补短板强弱项。一是加强贫困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成效显著,绝大多数自然村实现了通公路、通电、通电话、通自来水、通天然气、通宽带网络。二是加大贫困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坚持扶贫开发与生态保护并重,通过实施重大生态工程建设、加大生态补偿力度、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创新生态扶贫方式等,切实加大对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支持力度,实现脱贫攻坚与生态文明建设“双赢”。三是推进贫困地区特色产业发展。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扶贫是贫困地区探索脱贫致富的主要途径,包括农林产业扶贫、旅游扶贫、电商扶贫、资产收益扶贫、科技扶贫等。四是重点支持特殊贫困地区发展。统筹推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规划实施,集中建设一批区域性重大基础设施和重大民生工程。

三、中国减贫创造的精神财富

  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创造了人类历史的奇迹,孕育了伟大的精神财富。这些精神财富,与延安精神、铁人精神、焦裕禄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等一样,是中国精神的有机构成。中国减贫历程中孕育出来的精神财富,是我们党和政府推动工作的制胜法宝,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显得弥足珍贵,需要我们认真总结,格外珍惜。

  1.坚定了“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奋斗宗旨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不忘初心、方得始终。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我们党百年的历史证明,这个初心和使命一直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是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精神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打响了脱贫攻坚战,决战决胜脱贫攻坚就是我们党践行初心使命的时代号角。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是说说而已,而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用行动体现出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百年的历史已经雄辩地证明了这一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新中国成立前,我们党领导广大农民“打土豪、分田地”,就是要让广大农民翻身得解放。现在,我们党领导广大农民“脱贫困、奔小康”,就是要让广大农民过上好日子。

  2.彰显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

  党的领导是“定盘星”。中国扶贫开发工作是在党中央亲自关心和关怀下大力推动的一项重大工程。在脱贫攻坚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高度重视对这项工作的领导和推动,凝聚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力量,团结一致打赢脱贫攻坚战,为世界执政党做好经济社会建设和反贫困提供了国际典范。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高度重视脱贫攻坚工作,先后在延安、贵阳、银川、太原、成都、重庆和北京等地7次召开脱贫攻坚座谈会,分阶段、分专题部署推进工作,先后深入河北阜平县骆驼湾村和顾家台村、甘肃渭源县元古堆村、湖南凤凰县菖蒲塘村、湖南花垣县十八洞村、河南兰考县张庄村、江西井冈山市神山村、安徽金寨县大湾村、宁夏泾源县杨岭村、宁夏永宁县原隆村、青海格尔木市长江源村、青海互助土族自治县班彦村、河北张北县德胜村等24个贫困村考察调研。坚持党委领导、政府主导扶贫开发,构建省、市、县、乡、村等五级书记一起抓扶贫的领导体系。各级党组织把各项资源集中到脱贫攻坚上,资金、人力、物资都往脱贫攻坚倾斜。实践证明,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发展最大的政治优势。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调查报告指出,中国民众对中央政府满意度超过了93%。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之所以稳固,其韧性源于人民群众的广泛支持。

  3.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人民至上的根本立场

  发展为了人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立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无产阶级的运动是绝大多数人的、为绝大多数人谋利益的独立的运动。”经济社会发展归根到底要以增强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为目标,在未来社会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脱贫攻坚一个也不能少,绝不能让一个少数民族、一个地区掉队,要让14亿中国人民共享全面小康的成果,这是我们党对人民作出的庄严承诺。中国脱贫攻坚工作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坚持人民至上和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特别突出体现了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伟力。坚持公平正义、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原则,为世界减贫事业树立典范,也让中国的扶贫开发模式享誉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坚持人民的主体地位,劳动人民才是国家和社会的主人。始终坚持人民至上的立场,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于扶贫开发进程,始终关心最困难群众的生活疾苦、最贫苦地区的生产生活,调动一切可以调动的资源,千方百计提高贫困人口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千方百计帮助贫苦地区群众脱贫致富。贫困人口共享改革发展成果彰显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

  4.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

  中国脱贫攻坚事业取得的伟大成就,有力地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引领性。一是坚定道路自信。中国扶贫开发的巨大成就,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人民在新的伟大实践中所作出的正确选择。二是坚定理论自信。脱贫攻坚实践证明,精准扶贫精准脱贫战略是打赢中国脱贫攻坚战的行动指南,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三是坚定制度自信。中国扶贫事业的攻坚克难、逐年推进、日新月异,关键在于中国的政治优势和制度优势。四是坚定文化自信。“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扶贫济困思想,为脱贫攻坚取得巨大成就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和精神支撑。

  5.彰显了幸福生活是奋斗出来的思想观念

  幸福靠奋斗,兴邦靠实干。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论述“幸福不会从天而降”“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奋斗本身就是一种幸福”等重要观点,强调“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深刻指出了幸福的来源和真谛。脱贫攻坚成果不是拍脑袋拍出来的,幸福生活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广大干部群众扎扎实实干出来的。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同步主抓脱贫攻坚工作,构建了立体式、垂直化的扶贫开发管理体制,为中国的脱贫攻坚事业奠定了坚实组织保障。充分利用东部地区对口帮扶西部贫困地区的东西部协作机制,通过一对一的对口帮扶,增强西部贫困落后地区发展能力。充分调动社会资源共同参与脱贫攻坚,使人人参与到脱贫攻坚中来,体验到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减贫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脱贫摘帽不是终点,而是新生活、新奋斗的起点。减贫需要长期奋斗,世界上没有随随便便就成功到达的彼岸,要幸福就要不懈奋斗、接续奋斗。

  6.淬炼了干部勇于担当的政治品格

  干部的担当作为,首先来自思想上的觉悟,来自理想信念的坚定,来自内在的动力。在扶贫工作中,干部的担当体现在政治站位要高,要善于谋划脱贫攻坚的大事,有自我牺牲的精神。实践出真知,锻炼长才干。到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是提升干部能力的有效途径。在扶贫中党员干部勇于直面热点、痛点、难点问题,深入基层、蹲在一线,到矛盾集中、任务繁重、局面复杂的地方去啃硬骨头。在脱贫攻坚中,广大干部勇担压力,带领群众艰苦奋斗,在艰苦工作环境中得到磨砺,在复杂繁重工作中得到锻炼,政治素养和专业素养显著提高。

四、中国减贫的世界影响

  贫困是人类社会的顽疾,是世界许多国家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都要面临的共同挑战。经过70多年的接续奋斗,中国为世界减贫事业作出巨大贡献,丰富了世界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新理论,为全球减贫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和中国力量,为世界消除贫困提供了强大信心。

  1.中国减贫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和减贫事业发展

  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我国通过加快农村发展,有组织有计划扶贫和精准扶贫,农村贫困人口大幅减少,加速了全球减贫进程。从1978年到2019年,按照当年价现行农村贫困标准,我国农村贫困人口从7.7亿人减少到551万人,累计减少7亿多人,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70%。同时,我国的减贫速度明显快于全球,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按照每人每天1.9美元的国际绝对贫困标准,从1981年到2015年,中国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了87.6个百分点,年均下降2.6个百分点,同期全球贫困发生率累计下降32.2个百分点,年均下降0.9个百分点,中国减贫速度明显快于全球的减贫速度。中国减贫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2005年中国实现贫困人口减半,提前10年率先完成《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出的任务。2020年中国打赢脱贫攻坚战后,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得到历史性的解决,这又将提前10年率先完成《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目标》。中国减贫速度大大加快了全球减贫进程,有力地推动了世界减贫事业的发展。

  2.中国减贫模式为发展中国家减贫提供理论借鉴

  中国的减贫实践在不同的时期有着不同的工作思路和扶贫模式,构建了与本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反贫困体制机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减贫理论和实践体系,为处在不同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多样的扶贫工作的理论依据和实践经验。中国减贫实践为全球反贫困理论创新作出了重大理论和实践贡献,进一步丰富了发展经济学理论。一是在经济社会发展比较落后的时期,实施特殊困难群体救济的扶贫模式。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民生活普遍处于贫困水平,政府减少贫困主要通过对特殊困难群体实施兜底救助的扶贫模式。二是经济社会发展较快的时期,实施改善区域整体贫困的扶贫模式。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进入快速发展时期,经济财政实力逐渐增强。随着财政实力的增强,中国扶贫开发的区域、群体逐渐扩大,贫困瞄准的范围逐渐缩小。扶贫开发区域逐渐由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三西”地区扩大到全国的贫困地区,扶贫瞄准的范围也逐渐由区域性缩小到贫困县、贫困村,扶贫的效果更加显著。三是经济社会发展达到一定水平后,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扶贫模式。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实力已稳居世界第二,国家财政实力达到一定水平。减贫群体扩大到全国所有的地区、所有的极端贫困人口,瞄准对象精准到户、到人,确保一个也不能少,汇集全国的资源和力量,彻底消除千百年来难以解决的重点贫困地区的区域性整体贫困和农村极端贫困问题。

  3.中国特色减贫道路为全球减贫提供中国方案

  中国减贫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就,关键在于中国探索出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扶贫开发道路。一是要有坚强的领导力量一以贯之推动扶贫事业。脱贫攻坚,加强党的领导是根本。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党中央一直高度重视减贫治理,把扶贫开发工作放到国家治理中十分重要的位置。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脱贫攻坚纳入“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举全党全国全社会之力,持续高位推进,为减贫治理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二是要与时俱进地选准扶贫路径。中国的扶贫路径是根据经济发展阶段不断动态调整的,从区域整体性扶贫到精准扶贫,从大水漫灌到精准滴灌,从救济式扶贫到开发式扶贫,从输血式扶贫到激发困难群众内生动力,中国扶贫路径和扶贫阶段的变化始终与经济社会发展的综合实力变化紧密相联。三是要注重发展成果与民众分享共享。随着经济发展水平提高,国家加大对贫穷落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和公共服务投入,增强了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和安全感。四是要注重激发扶贫的内生动力。激发群众内生动力,建立可持续发展的内生扶贫长效机制。中国积极推行参与式扶贫模式,让广大贫困人口直接参与扶贫资金使用决策和扶贫开发项目建设,增强贫困人口的自我积累和自我发展能力,引导贫困群众自力更生,就业创业。

  4.中国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为世界减贫提供经验

  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建立解决相对贫困的长效机制。中国这种着眼长远、接续努力,探索建立彻底消除贫困机制的做法,为全球贫困治理提供了参考。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部脱贫,并不是说就没有贫困了,就可以一劳永逸了,而是指脱贫攻坚的历史阶段完成了。相对贫困问题永远存在,我们帮扶困难群众的任务永无止境。”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消除绝对贫困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最终目标,中国共产党减贫治理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在即将消除绝对贫困之时,中国就将建立解决相对贫困长效机制作为下一步减贫治理的重要任务。解决相对贫困是一项更加艰巨的工作,是一个全球性的难题,即使对于不少发达国家而言,相对贫困、相对落后、相对差距问题也都是长期存在的。相对贫困的解决要涉及经济发展水平、执政党宗旨、政策整合等更多方面的条件、更深层次的利益调整等,需要持续发力、久久为功。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收入分配改革不到位、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等因素是我国产生相对贫困的主要原因。今后减贫将出现一些变化:在治理目标靶向上,由开发扶贫、精准脱贫模式变迁为巩固脱贫、防止返贫模式;由农村脱贫重点变迁为城乡兼顾的贫困救助格局。在政策取向上,重点推进好这几方面:一是推进全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二是促进减贫与更多国家宏观政策的衔接,三是实现我国现有扶贫开发制度的进一步高效整合。

  5.中国减贫成功实践为世界消除贫困提供强大信心

  消除贫困依然是当今世界面临的最大全球性挑战。中国减贫成功实践不仅体现在消除自身贫困取得的历史性成就中,也体现在中国为全球减贫事业提供帮助和取得的成就中。一是中国在实现自身减贫的同时也努力帮助其他发展中国家减贫。中国政府提出了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的一系列新举措,包括中国将继续增加对最不发达国家投资,免除对有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发展中国家、小岛屿发展中国家无息贷款债务等措施。截至2015年10月,中国共向166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近4000亿元人民币援助,派遣60多万援助人员,积极向69个国家提供医疗援助,并先后为120多个发展中国家落实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提供帮助。二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让国际减贫合作成果惠及更多国家和人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先后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并倡议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设立丝路基金,促进沿线欠发达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更多发展中国家更好地融入全球供应链、产业链、价值链,增强自身发展能力,以发展促减贫,为发展中国家减贫事业注入新活力。中国的努力,使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看到了消除贫困的可能。

  6.中国共产党为全球政党治理贫困提供了国际典范

  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特征,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最大优势,也是减贫治理的最大组织保障。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国家也在第三世界开展了数十年扶贫实践,但大多以失败告终,究其根源主要是因为扶贫与基层社会脱节,只靠外部资源输入、缺乏内生动力。中国的减贫治理,是以党的领导为根本,以加强基层组织建设为抓手,通过各级党组织将农村社会、群众、贫困户组织起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以国家资源注入带动社会自身运转,实现了可持续脱贫、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减贫事业提供了系统的方法路径借鉴。中国的减贫治理思想和实践取得了显著成就,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本质特征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同时,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还充分发挥各民主党派、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其他爱国人士的力量积极参与扶贫开发工作,执政党与各党派围绕同一个目标勠力同心共同做好扶贫工作,体现了民主协商、商量办事的优越性。中国的减贫治理瞄准贫困落后的地区和贫困群众,不以选票为导向,而是以民为本、执政为民,中国共产党的贫困治理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理念,为世界政党治理提供了国际示范。

  (作者系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2期

发布时间:2021-11-15 09:3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