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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尤佳 余斌:论一定长度的工作日表现为相同的价值产品——回应“成正比”争议的第1个命题

 

    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商品价值量是反向变动(成反比)还是正向变动(成正比)至今仍然众说纷纭。事实上,这里涉及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的两个命题:一是,一定长度的工作日总是表现为相同的价值产品;二是,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商品价值量下降。

    主张“成正比”的人,要么对于上述两个命题之一有不同意见,要么对于上述两个命题同时有不同意见。为了便于集中阐述问题,本文只讨论围绕第一个命题的学术争论,而关于第二个命题的学术争论,另文撰述。关于第一个命题,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是这样说的:“生产力的变化本身丝毫也不会影响表现为价值的劳动。既然生产力属于劳动的具体有用形式,它自然不再能同抽去了具体有用形式的劳动有关。因此,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1](P60)

然而,主张“成正比”的一些人则认为,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劳动复杂性的增加使该企业一定长度的工作日创造出更多的价值产品。

 

    一、“成正比”的相关基本内容

    孟捷(2011a)提出,“假设一个部门内的个别先进企业在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其劳动的复杂性也随之增长,则该企业在单位时间内将创造出更多的价值;或者换一种表达,该企业在单位时间内生产的更多产出将表现为更多的价值,并且这一价值中也包含更多的新价值或价值产品。”[2]

    孟捷认为,马克思的第一个命题暗含了两个假设条件。第一个假设是,当生产力变化时,个别企业采用的劳动仍然是“同一劳动”,也就是说,劳动的复杂性没有发生变化;第二个假设是,劳动时间仍然是“同样的时间”,也就是说,当生产力变化时,一个工作日中能形成价值的有用劳动时间没有变化。孟捷等人对此提出了质疑。[3]首先,在技术变革的前提下,个别企业中劳动的主观条件或劳动的复杂性将会发生变化,先前由非熟练工人从事的简单劳动会变为采纳高级劳动力的复杂劳动。这意味着,“同一劳动”的假设可能不再成立。[4][5]其次,在技术变革导致劳动的客观条件变化时,由于采纳了更先进的生产资料,生产中被浪费的无效劳动得到削减,从而增加了工作日中能真正形成价值的有效劳动时间。[6]基于此,孟捷(2011a)构建了一个模型,个别企业在单位时间或一个工作日T内创造出来的新价值W,可以看作有效劳动系数和劳动复杂系数的乘积,即有W=τφT,τ是有效劳动系数,即在一个工作日中真正形成价值的劳动时间所占的比率;φ相当于把简单劳动转化为复杂劳动的系数。假设τ=1,不考虑工作日和有效劳动时间之间的差异,只考虑劳动的复杂程度提高时的情况,W=φT。

同时,假设生产中的不变资本为0,W也是商品的实际售卖价值的总量。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和实际售卖价

 

 

定义为,在这个水平出售产品而取得的额外价值,完全是由该企业自身的劳动创造的。先进企业的复杂程度更高的劳动(劳动的主观因素的变化),作为倍加的简单劳动形成W。[3]

    孟捷还认为,马克思认可伴随技术变革劳动的复杂性可能随之提高的观点。他举出马克思的文本加以佐证。[2]“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起了自乘的劳动的作用,或者说,在同样的时间内,它所创造的价值比同种社会平均劳动要多。”[1](P370)“由于劳动在这里获得了与同一部门的平均劳动不同的特殊生产力,它已成为比平均劳动高的劳动;例如,这种劳动的一个劳动小时等于平均劳动的5/4劳动小时,是自乘的简单劳动”。[7](P361)孟捷还设计了一个例子(见表1),假定原先1小时平均劳动生产12件产品,现在,率先采用了新技术的企业1小时劳动生产24件产品,即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一倍。要注意的是,采用新技术的企业的1小时劳动已经不是平均劳动,而是自乘的简单劳动。其1小时劳动现在相当于5/4小时即1.25小时的平均劳动。正是在这个假定的基础上,才形成了居于商品的个别价值和社会价值之间的售卖价值。[4]

      

    马艳(2011)认为,关于“成正比”理论的提出并不是凭空想象或者随意臆断,而是基于现实经济活动变化的一种理论创新。例如,李翀等学者用大量数据描述了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生产力迅速提高,商品数量急剧增长,但是,商品价值的表现形式价格却没有下降,反而大幅度提高的这些新情况。而这些现实经济活动的新变化也恰恰为“成正比”假定条件的修正提供了现实基础。[8]张忠任(2011)认为,劳动生产率与劳动价值量成正比的观点如果从某些企业、或者某些部门(微观)来看,绝对没有问题。他令第i企业的单位商品价值量为w,单位个别价值为wi,ei=w/ wi表示该企业的个别价值实现率。

  

 

    在宏观上,张忠任(2011)主张导入劳动价值的“期差性”概念才能解释。根据劳动价值的期差性,如果今年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那么今年1单位的劳动价值量就相当于去年的两个单位。从全社会来看,即便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去年相同,如果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那么今年的劳动价值总量若是按照去年的价值来计算也应该增长1倍。当然,按照今年的价值来计算,在量上则与去年没有变化。更重要的是:如果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与去年相同,今年的劳动价值总量按照今年的价值标准来计算,去年的劳动价值总量按照去年的价值标准来计算,那么,今年和去年的劳动价值总量在数值上是相同的。并且,如果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了1倍,假定今年所投入的劳动时间总量是去年的一半,那么今年的劳动价值总量也按照去年的价值来计算应该与去年相同。而按照今年的价值来计算,在量上则是去年的一半。张忠任的结论是,可以运用劳动价值的“期差性”原理,在不违反劳动价值论的前提下解释劳动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问题。[9]

吴宣恭(1964,2007)、李慧中(1981)也提出,如果企业按照降低了的个别价值出售,则所创造的总价值的确不会变化;但是如果社会价值不变,企业仍然按照社会价值出售,价值总量还是会因为产出的增长而增长。这一额外价值是由该企业创造的,其理由是,在本部门内,彼此不发生交换,不可能出现价值转移。[10][11][12]

 

    二、反对“成正比”的研究者的意见

    林岗(2005)指出,“只要将这里所说的劳动生产率理解为部门的平均劳动生产率,而不是单个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生产率,这种简化原本是不会引起误解的。然而,正是由于将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混同于生产者的个别劳动生产率,在经济学界时常可以看到主张‘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成正比’的观点。人们用来论证这种主张的推理是:在生产同量商品时,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生产者花费的较少劳动时间形成的社会价值,与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生产者花费的较多的劳动时间形成的社会价值是一样多的,因而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与这种推理等价的另一种论证是:在花费同量劳动时间的条件下,由于所有生产者的每一单位产品都只能按一个统一的社会价值出售,劳动生产率较高的生产者的较大产量表现为一个较大的价值额,而劳动生产率较低的生产者的较低产量表现为一个较小的价值额,因而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13]

    但是,林岗(2005)转而又认为,假如把“成正比”换一种说法,依然是成立的。“在不同商品生产者的个别劳动生产率决定他们各自的个别劳动时间能够转换为多大的社会价值的意义上,这些论证以及由此得出的‘商品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结论,应当说是正确的。”林岗利用价值转换系数公式推导出正比关系。单位产品生产耗费的个别劳动时间(li)是个别劳动生产率(用qi表示)的倒数,即

  

 

    上式表明价值转换系数与个别劳动生产率之间存在正比关系:个别劳动生产率越高,价值转换系数越大(反之则反是)。

    林岗最终的结论是,“应当抛弃‘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这个模糊的表述,用‘生产者的价值转换系数与其个别劳动生产率成正比’来代替它。这个命题所要说明的,是与部门平均劳动生产率与单位产品的社会价值量(生产单位产品的部门平均劳动耗费)之间的反比关系性质不同的问题。”[13]张衔(2011)认为,确定商品价值总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应当在方法上将商品总量作为一个商品集,然后比较劳动生产率提高前与提高后同一商品集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大小,这样才能确定商品价值总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变化关系,而不能用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后的商品总量包含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提高以前的商品总量包含的价值量进行比较,因为这是两个不同的商品集。就同一商品集而言,商品价值总量与劳动生产率(力)是反向变动的,即“成反比”是成立的。[14]三、我们的意见:原原本本地回到马克思马克思的经济学说决不是若干观点的堆积,而是具有严密的逻辑体系,决不会自相矛盾。因此,要弄清“成正比”的争议,我们必须原原本本地回到马克思的文本上去。

    第一,我们要弄清楚的是,什么是同一劳动?在《资本论》中马克思提到,“一当麻布与别的商品即上衣交往时,商品价值的分析向我们说明的一切,现在就由麻布自己说出来了。不过它只能用它自己通晓的语言即商品语言来表达它的思想。为了说明劳动在人类劳动的抽象属性上形成它自己的价值,它就说,上衣只要与它相等,从而是价值,就和它麻布一样是由同一劳动构成的。”[1](PP66-67)因此,这个同一劳动,实际上是指的抽象的人类劳动,指的是不同部门的劳动,而不是同一部门内部的劳动。如果生产麻布的具体劳动不变,而生产上衣的劳动由手工缝纫改为机器缝纫,从而劳动的复杂性有了变化,但是上衣与麻布仍然是由同一劳动构成的。而且上衣与麻布、钢铁与水泥的劳动复杂性程度和生产力水平也是很难直接相比较的。

    有意思的是,历史上,当新发明的机器使纺纱的生产力水平提高后,纱比现有的织工所能用的多了,这就需要更多的织工,而他们的工资也就提高了。[15](P284)织工收入的这种提高,决不是因为他们的劳动相对于使用机器的纺纱工的劳动是较复杂的劳动。织工与纺纱工的劳动仍然是同一劳动。

    第二,生产力特别高的劳动并不就是复杂劳动。在孟捷所引用的两处马克思有关生产力较高的劳动的相关论述的上下文中,我们看到,一个在前文中有“现在假定有一个资本家使劳动生产力提高一倍”,[1](P368)另一个在前文中有“只有在个别情况下,资本家使用机器的目的是直接降低工资,尽管在这种场合他们总是用简单劳动代替熟练劳动,用妇女劳动和儿童劳动代替成年男子劳动。商品价值取决于它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使用新的机器时,如果大量生产还继续以旧的生产资料为基础,资本家就可以把商品低于它的社会价值出售,虽然他是把商品高于它的个别价值出售,即高于他在新生产过程条件下制造商品所必需的劳动时间出售。”[7](P361)很明显,这些地方都不涉及劳动的复杂性。既然无须增加劳动的复杂性,生产力就会提高,那么用劳动的复杂性来解释生产力提高会导致“成正比”的结果就是不充分的。而且“较高级劳动和简单劳动,熟练劳动和非熟练劳动之间的区别,有一部分是基于单纯的错觉,或者至少是基于早就不现实的、只是作为传统惯例而存在的区别;有一部分则是基于下面这样的事实:工人阶级的某些阶层处于更加无依无靠的地位,比别人更难于取得自己劳动力的价值。在这方面,偶然的情况起着很大的作用,以致这两种劳动会互换位置。例如,在一切资本主义生产发达的国家中,工人阶级的体质已经孱弱和相当衰竭,因此,一般说来,同很轻巧的细活相比,需要很多力气的粗活常常成为较高级劳动,而细活倒降为简单劳动。如瓦匠的劳动在英国要比锦缎工人的劳动高得多。”[1](P230)

    第三,工作日中劳动时间的充分利用,的确会在同样长的工作日内凝结更多的劳动量。但是,既然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花了大量篇幅来写资本如何“零敲碎打地偷窃”工人吃饭时间和休息时间,[1](P281)并分析了协作对于劳动效率的提高,那么他自然不会不知道这一点。一方面,这些空隙的缩小[1](P395)涉及劳动强度的提高;另一方面,“和同样数量的单干的个人工作日的总和比较起来结合工作日可以生产更多的使用价值,因而可以减少生产一定效用所必要的劳动时间。不论在一定的情况下结合工作日怎样达到生产力的这种提高:是由于提高劳动的机械力,是由于扩大这种力量在空间上的作用范围,是由于与生产规模相比相对地在空间上缩小生产场所,是由于在紧急时期短时间内动用大量劳动,是由于激发个人的竞争心和振奋他们的精力,是由于使许多人的同种作业具有连续性和多面性,是由于同时进行不同的操作是由于共同使用生产资料而达到节约,是由于使个人劳动具有社会平均劳动的性质,在所有这些情形下,结合工作日的特殊生产力都是社会的劳动生产力或社会劳动的生产力。这种生产力是由协作本身产生的。劳动者在有计划地同别人共同工作中,摆脱了他的个人局限,并发挥出他的种属能力。”[1](P382)因此,在考察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的凝结时,我们必须从社会平均劳动和人的种属能力的角度来考察。而且,在工作日中充分利用劳动时间是有限制的。

    “英国在半个世纪内,工作日的延长同工厂劳动强度的增加一直是同时并进的。但是很明显,在一种劳动不是一时的发作,而是日复一日有规律地划一地反复进行的情况下,必定会出现这样一个时刻,这时工作日的延长和劳动的强化会互相排斥,以致要延长工作日就只有降低劳动强度,或者反过来,要提高劳动强度就只有缩短工作日。”[1](P471)

    第四,除非我们形而上学地孤立地看待企业的存在,否则企业因提高劳动生产率而获得的额外价值并不就是或者说并不全是由该企业创造的,否则的话,为什么一旦其他企业采用同样的先进技术甚至采用更先进的技术后,该企业就不能继续创造这个额外价值了呢?事实上,孟捷、张忠任和林岗的上述数学模型,都是以其他企业并不跟进先进技术或者没有采用更为先进的技术为前提的。另外,同一部门彼此不发生交换,价值也会发生转移。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举例说明,单个企业率先采用先进技术,将每件商品的价值从1先令(等于12便士)降低到9便士时,他并没有让这个资本家仍然按12便士销售他的商品。而是,“资本家要高于商品的个别价值但又低于它的社会价值来出售商品,例如一件商品卖10便士。这样,他从每件商品上仍然赚得1便士的超额剩余价值。”[1](P369)因此,我们自然可以认为,该企业每件商品多赚得的1便士是来自其他企业每件商品损失的2便士的价值转移(按商品量分摊),尽管他们之间没有发生交换。

    第五,“期差性”概念直接违反了劳动价值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指出,“同一劳动量在丰收年表现为8蒲式耳小麦,在歉收年只表现为4蒲式耳。”[1](P53)丰收年的劳动生产率自然是大于歉收年的,但是丰收年与歉收年的期差性,并没有导致商品价值总量的变化。既不可以用歉收年单位小麦的价值量来计算丰收年单位小麦的价值总量,也不可以用丰收年单位小麦的价值量去计算歉收年单位小麦的价值总量。

第六,引入纸币与价格只能使问题复杂化,而不能解决任何问题。当劳动生产率提高,单位商品的价值下降时,如果商品的价格不变,那么纸币虽然已经贬值了,但是用于表示通货膨胀是否发生的物价指数却不变。因而用物价指数去修正名义价格而得到的所谓实际价格既不能反映价值量的变化,更不能代表价值量。只有用黄金这个真实货币相对于纸币的价格变化去修正价格总量才能接近价值总量的变化。之所以说只是接近,是因为一方面黄金与纸币的兑换以及黄金的买卖一直受到国际垄断金融资本的压制,从而纸币相对于黄金存在高估的问题,另一方面黄金本身的价值量也会有所波动。

 

    四、小 结

马克思曾经在评论穆勒时指出,“在这里,一般规律同进一步发展了的具体关系之间的矛盾,不是想用寻找中介环节的办法来解决,而是想用把具体的东西直接列入抽象的东西,使具体的东西直接适应抽象的东西的办法来解决。而且是想靠捏造用语,靠改变事物的正确名称来达到这一点。(我们看到的确实是一场‘用语的争论’,但是它之所以是‘用语的’,是因为他们企图用空话来解决没有得到实际解决的实际矛盾。)”[16](P91)在上述“成正比”问题的争议中,我们同样看到了,“有效劳动系数”、“实际售卖价值”、“期差性”、“价值转换系数”等种种“用语”。这些用语没有用来解决实际矛盾即用来说明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规则只能作为没有规则性的盲目起作用的平均数规律来为自己开辟道路”,[1](P123)反而被用来企图以个别企业的偶然性偏离来否定必然性的一般规律即“不管生产力发生了什么变化,同一劳动在同样的时间内提供的价值量总是相同的”。很显然,这种否定是徒劳的,至少上面提到的那些否定尝试是不成立的。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资本论[M].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

    [2] 孟捷.劳动与资本在价值创造中的正和关系研究[J].经济研究,2011a,(4).

    [3] 孟捷.劳动生产率与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量成正比的理论:一个简史[J].经济学动态,2011b,(6).

    [4] 孟捷.技术创新与超额利润的来源———基于劳动价值论的各种解释[J].中国社会科学,2005,(5).

    [5] 李翀.论价值下降与价格上升的“世纪之谜”[J].价格理论与实践,1988,(6).

    [6] 何干强.论有用劳动是价值创造的前提[J].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86,(2).

    [7]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4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8] 马艳.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变动关系的理论界定及探索[J].教学与研究,2011,(7).

    [9] 张忠任.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的微观法则和宏观特征[J].政治经济学评论,2001,(2).

    [10] 吴宣恭.个别企业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J].中国经济问题,1964,(9).

    [11] 吴宣恭.国际价值形成和实现的几个问题[J].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2).

    [12] 李慧中.也谈价值的测量———与叶航同志商榷[J].中国社会科学(未定稿),1981,(23).

    [13] 林岗.关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以及劳动生产率与价值量关系问题的探讨[J].教学与研究,2005,(7).

    [14] 张衔.劳动生产率与商品价值量关系的思考[J].教学与研究,2011,(7).

    [15]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

[16]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第26卷Ⅲ.北京:人民出版社,1974.

 

 

网络编辑:嘉扉

 

    《教学与研究》2011年第11

发布时间:2012-05-10 10:14: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