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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忠胜:商品价值量决定与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基于价值转形视角的新认识

 

国内学术界关于商品价值量问题的争论由来已久,主要有两个问题:一是商品价值量与劳动生产力的关系,笔者在2009年《当代经济研究》第3期已做过研究;二是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否参与商品价值量决定。国外学者区分了两种市场价值规定,明确指出两种规定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国外学者关于两种市场价值理论的争论与国内学术界基于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量决定关系的争论,实际上属于同一个问题。本文将结合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和供求因素的分析,对此进行进深入探讨。

 

    一、分歧的产生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第一节分析商品时指出“使用价值或财物具有价值,只是因为有抽象人类劳动体现或物化在里面,”[151也就是说商品价值是体现或物化在商品里面的劳动所决定的。紧接着,马克思就提到了价值量的计算问题,“只是社会必要劳动量,或生产使用价值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该使用价值的价值量。”[152“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52这里对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规定就是国内学术界通常所说的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资本论》第一卷马克思只是在最抽象的范畴上对劳动价值论作了最一般的表述,显然没有完全阐述其整个劳动价值论的理论内容。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对资本主义生产过程进行了总的分析,使价值分析越来越接近资本主义经济所表现出来的现象。第十章马克思给出了市场价值的细致的规定,即“市场价值,一方面,应看作是在这个部门所生产的商品的平均价值,另一方面,又应看作是在这个部门的平均条件下生产的、构成该部门的产品很大数量的那种商品的个别价值。”[2199不可否认,马克思对市场价值的这一规定是“在需求恰好大到足以按照这样确定的价值吸收掉全部商品的前提下”[2206确定的。

引起学术界争议的是马克思接下来为了进一步说明市场价值,关于需求和供给对市场价值规定的影响的分析。马克思确实明确指出了供求不一致,供求因素对价值决定的作用。即使马克思通过对需求和供给两个概念的考察明确指出,供求作为两个同义反复的概念,“供求比例并不说明市场价值,而是相反,市场价值说明供求的变动。”遗憾地是一些学者并不认同马克思的这一观点,而是紧紧抓住马克思上面所说的供求不平衡条件下市场价值由“两端中的一端来决定”,从而认为需要将需求因素重新纳入价值决定的内容。正是在这一背景下,20世纪50年代以魏埙和谷书堂为代表的学者根据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的论述②创造性地提出了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并指出第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自此,学术界对此展开了几次激烈的争论。20世纪90年代中期,樊纲对马克思的质疑再次将这一争论推向高潮,他认为马克思的理论体系存在一个严重的逻辑上的矛盾,马克思“建立劳动价值论的时候,坚决地排斥‘需求决定价值’的观点,而当需要将‘需求’引入理论来解释‘社会生产的比例关系’的时候,他实际上已通过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的概念,又回到了‘需求也决定价值’。”[3]樊纲的观点明确地将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需求联系起来分析马克思的价值决定理论,从而向主张第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的学者们提出了最直接的挑战。

国外学术界关于价值量决定的争论,虽然没有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但是争论的内容仍然是同一个问题。早在20世纪初期,鲁宾等人就将社会必要劳动划分为“技术的”和“经济的”两种概念。[4]按照他们的划分,社会必要劳动的“技术的”概念就是指国内学术界所说的第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经济的”概念则对应着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经济的”概念的主张者认为,商品的价值不仅取决于生产一种商品所必须的劳动量,而且取决于社会需要或需求。孟捷结合国外学术界的这一划分,区分了马克思的两种市场价值理论,并指出“马克思本人并没有恰当地协调二者之间的矛盾”[5]。在这一点上,孟捷对马克思的批评与樊纲的观点不谋而合。综合国内外学术界对于马克思价值决定问题的争论,国外学者关于价值量决定问题的争论与国内学术界关于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商品价值量关系的讨论,如出一辙。争论的核心也就集中在了如何认识供求因素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上。本文拟将尝试结合马克思价值转形的逻辑线索,分析供求在价值量决定中的作用,给出价值量的一般计算公式,进而确定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价值决定中的理论定位。

 

    二、问题的解决

    1.价值量决定与马克思价值理论体系

    马克思对商品价值量问题的阐述,贯穿于其在《资本论》中建立的整个价值理论体系。《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篇中,马克思以简单商品经济为背景,从分析商品入手,阐述了价值规律在商品经济阶段最抽象也是最一般的表现,具体在价值量的问题上,最简洁的表述即是商品按照价值等价交换,商品价值量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然而,这并不是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全部内容。李嘉图价值理论的破产就在于其未能用其劳动价值论解释资本主义经济的两大基本问题:一是资本与劳动的交换如何与价值规律相符,从而等价交换原则下利润如何产生;二就是资本有机构成不同的等量资本如何获得等量利润。马克思通过劳动力商品学说和价值转形理论,科学地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从而完成了马克思主义的劳动价值论。就完整的价值规律来说,马克思在《资本论》三卷中,正是以价值转形为线索,按照逻辑与历史相一致的原则,将其表述出来的。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商品生产和交换的范围和数量很小,生产力水平非常落后,从而部门内部竞争不能充分展开,因此,商品在交换过程中依据的只能是商品的个别价值,“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市场价值范畴只是以一种萌芽状态蕴涵于价值范畴之中。”[6140

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经济发展进入资本主义时期,部门内部竞争充分展开,生产方式也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进入到机器大工业时代,这使得商品的生产一开始就是大量生产,这时商品按照不同于个别价值的市场价值出售。然而商品按市场价值出售必然导致不同生产部门的等量资本由于有机构成和周转速度的差别不能获得等量利润,这也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李嘉图学派所面临的第二个问题,马克思通过分析价值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的具体表现,创造性地提出了生产价格理论,指出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商品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进行交换。这就是由丁堡骏教授第一次概括出来的马克思的完整的价值转形理论[7]。丁堡骏教授认为,根据价值规律发展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马克思在第一卷第一篇所得出的价值规律的基本要求或原理,是适用于整个商品经济阶段的,只是在商品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它将以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里,要提醒读者理解的一点是,马克思在第一卷第一章分析的简单商品经济,不仅在历史上是先前地存在的,在逻辑上也是合理的理论前提。在简单商品经济阶段,由于同类商品生产技术差别并不明显,因此,商品生产者在生产上的差别主要表现为劳动方面的差别,所以,马克思在这里分析的价值,更多的是指个别价值,作为市场价值范畴的价值概念还只是一种萌芽的状态。换言之,马克思所揭示的价值规律更多的是基于个别价值而阐述的。③

丁堡骏教授正是通过对价值转形问题的深入研究,按照马克思揭示的价值规律的逻辑与历史的一致性,将价值或个别价值看作本质,而将市场价值和生产价格看作不同层次的现象形态。④很多学者不理解马克思的这一价值理论体系,从而怀疑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科学性,他们论证上所表现出来的的共同点就是用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揭示的市场价值和生产价格的规律否定其在第一卷揭示的价值规律。在商品价值量决定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关系问题上就表现为,对第三卷中马克思关于市场价值规定的分析产生了片面理解,从而将社会需要或需求因素纳入价值决定内容,进一步又转向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寻找依据,表面上看似乎是维护或进一步充实马克思的价值理论,实则相反,完全错解曲解了马克思的原意。

    2.价值量决定与供求因素分析

    马克思明确反对在供求不一致的条件下考察价值决定,尽管资本主义经济过程中“供求实际上从来不会一致”,但是在马克思看来,“真正的困难在于确定,供求一致究竟是指什么。”[2210“如果供求一致,它们就不再发生作用,正因为如此,商品就按照自己的市场价值出售。如果有两种力量按照相反的方向发生相等的作用,它们就会互相抵消,而不会对外界发生任何影响,在这种条件下发生的各种现象,就必须用另外的作用,而不是用这两种力量的作用来解释。如果互相抵消,它们就不说明任何事情,就不会对市场价值发生影响,并且使我们更加无从了解,为什么市场价值正好表现为这样一个货币额。资本主义生产的实际的内在规律,显然不能由供求的互相作用来说明,因为这种规律只有在供求不再发生作用时,也就是互相一致时才纯粹地实现。”[2211所以,撇开供求变动引起的假象,找出供求变动的实际趋势,从而对各种现象在它们合乎规律的、符合它们的概念的形态上进行考察,因此,供求一致在马克思这里是被作为一种理论前提和方法论原则而确定下来。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中,在最抽象的基础上以单个商品为对象,对商品价值量进行了分析。因为单个商品交换存在着对这种特定商品的需要,或者说它的量已经包含在它的价格中,因而是暗含着供求一致这一理论前提的。《资本论》第三卷第十章,马克思基于个别价值而抽象地叙述的市场价值的确定,也是“在需求恰好足以按照这样确定的价值吸收掉全部商品的前提”[2206,即供求一致的前提下得出的。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言,“只要一方面有了整个生产部门的产品,另一方面又有了社会需要,这个量就是一个重要的因素了。因此,现在有必要考察一下这个社会需要的规模,即社会需要的量。”[2206马克思在多处也确实指出了需求对市场价值变动的影响,“如果需求非常强烈,以致当价格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价值来调节时也不降低,那么,这种在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就决定市场价值,”[2199200另外,在对于两端生产的两个个别价值量并不拉平,而是在较坏或较好条件下生产的商品起决定作用的两种情况,马克思也指出,“只要需求稍占优势,市场价格就会由在不利条件下生产的个别价值来调节,”[2205“市场价值决不会同在最好的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这种个别价值相一致,除非供给极大的超过了需求”[2205206。也就是说,供给或需求发生变化从而不一致时,市场价值的确定不再等同于之前得出的市场价值规定,即市场上现有的全部总量商品个别价值的加权平均值。进一步,马克思在阐述供给与需求不一致时,生产价格对市场价值的两种偏离也包含了供求对市场价值规定的影响。“如果这个量(笔者注:指供给量)小于或大于对它的需求,市场价格就会偏离市场价值。第一种偏离就是:如果这个量过小,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坏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来调节,如果这个量过大,市场价值就总是由最好条件下的商品来调节,因而市场价值就由两端中的一端来决定。”[2206。在这里,马克思所说的市场价格对市场价值的第一种偏离,显然是市场价值的一个变化,而且这一变化显然由是由供求情况的变化所带来的。

    如何确定供求不一致情况下的价值量,或者说如何理解马克思对供求因素在价值决定中的作用,便成为国内外学术界在价值决定问题上产生分歧的根本原因。实际上,价值决定在这里涉及一个与供求一致的方法论密切相关的原则,即价值量决定在再生产意义上的时效性。马克思在考察预付资本的价值时特别强调了价值量决定的这一时效性问题,他指出,“每一种商品(因而也包括构成资本的那些商品)的价值,都不是由这种商品本身包含的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是由它的再生产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这种再生产可以在和原有生产条件不同的、更困难或更有利的条件下进行。”[2157价值量决定的这一时效性原则向我们表明,商品价值量既不是过去的社会生产条件下生产商品所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不是将来的社会生产条件下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是指在现有的社会生产条件下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供求一致的理论前提撇开了供求不一致时潜在的资本流入或流出,从而确定现存的或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因而与马克思所强调的价值决定的时效性原则是根本一致的。这一时效性原则,与供求一致的方法论原则一起,共同成为马克思价值决定内容的两个基本原则或方法。正是基于这两个方法论上的处理,才使科学研究得以排除由供求变动所引起的价格波动的假象而考察纯粹的价值。

    3.商品价值量基于价值转形视角的一般计算与两种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价值决定中的理论定位

    在马克思供求一致的政治经济学研究方法和价值量决定在再生产意义上的时效性这两个基本原则下,商品价值量由第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152决定,便成为马克思对于价值量决定问题的最一般的阐述。令i表示现有的某一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xi表示第i种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即第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wi表示商品价值,则wi=xi(i=12,...,n)(1)。按照价值转形的逻辑,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章所揭示的这一基本公式,是在最抽象的层次上作的分析,适用于整个商品经济社会。随着商品经济阶段的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形式出现以后,以机器大工业为代表的技术经济条件的出现,生产条件不同的企业由于劳动生产力不同,形成不同的个别价值,然而部门内部竞争则使商品交换必须按相同的市场价值出售。因此,个别价值就转化为市场价值。令wi表示第i种生产条件下生产单位商品的个别价值,fi表示第i种生产条件下生产的商品的数

 

  

知量的方程组有唯一的一组解。以上我们按照价值转形的逻辑线索,在供求平衡的理论前提下,分别考察了个别价值、市场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在量上的决定。(1)(2)(3)式表明,以xi表示的第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依次决定个别价值、市场价值和生产价格。按照这一逻辑,我们认为,始终是第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量。在简单商品经济时期,劳动生产力的区别主要基于劳动的内涵和外延的变化,因此,由第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xi所决定的商品的个别价值wi就表现为价值,也即作为萌芽状态的市场价值。随着商品经济阶段的发展,价值wi转化为市场价值wi'和生产价格wi″,在市场价值和生产价格范畴上,第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通过决定个别价值,进而决定市场价值和生产价格。

    至于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到的所谓第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笔者目前的看法是,第二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各个生产领域的总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社会需要相联系。当社会需要量与实际的供给量不一致时,竞争的作用则使得资本在部门之间进行流动,以达到一种新的平衡。因此,社会需要量通过改变现有的社会生产条件,而间接的改变决定商品价值的第一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但这绝不表明,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者社会需要量决定商品价值。根据价值转形的逻辑,笔者的理解用图示表示:价值范畴:第一含义——价值(个别价值)——第二含义市场价值范畴:第一含义——个别价值——市场价值——第二含义生产价格范畴:第一含义——个别价值——市场价值——生产价格——第二含义

    4.对反对供求一致研究方法的一个回应

    我们在价值量确定的问题上,坚持供求一致的方法论原则,必然要面对倾向于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或均衡价值论的批评意见。对于供求一致或均衡的情形,樊纲指出,“这个概念(笔者注:指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有在供求长期均衡的前提下,才能统一;然而既然供求均衡,这个概念又毫无意义,因为在均衡条件下,就不存在不被社会承认的、对于社会需要来说不必要的劳动,也不存在因社会必要而被当作较多社会劳动的某种劳动——社会劳动能创造多少价值,与这个价值总量在不同生产、不同产品上的配置比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问题。”在此质疑下,樊纲通过对马克思价值形式的分析,挖掘出交换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通过抽象使用价值,将需求因素引入价值决定,进而通过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说明了需求对价值量决定的作用。[8]日本宇野学派著名代表人物伊藤诚,认为马克思的价值概念是双重的,一是价值实体,二是价值形式。从价值形式的分析的观点来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一节从交换价值归纳出价值实体是可疑的,这是一种类似古典学派的残余。[9]受宇野学派的影响,孟捷将鲁宾作为主张在供求均衡的条件下分析价值量决定的代表性观点进行了批评,在孟捷看来,“鲁宾的分析中始终包含着这样的假定,即把均衡看作资本主义经济的主导趋势,价值概念则是用来说明这种均衡的、比较静态的概念。这些假定与其说符合马克思的思想,不如说更贴近于新古典经济学。”[5]“劳动价值论作为马克思经济学的基石,旨在分析社会劳动的自组织过程,而不应成为某种一般均衡理论的工具。”[5

不论是樊纲“均衡条件下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没有意义”的质疑,还是孟捷“劳动价值论不应成为一般均衡理论的工具”的批评,他们都表现出对供求平衡条件下考察价值量问题的反对。对于马克思反对用供求关系说明价值的分析,本文在前面已经阐述,在这里不再重复。我们需要说明的是,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是否是一种均衡价值论并不重要,如果在供求一致的条件下,由生产商品所消耗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商品价值,被看作是一种均衡价值论,那么我们完全主张这一看法。我们的均衡价值论并不同于新古典的均衡论,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分析,无论是马歇尔的均衡价格论,还是希克斯修正了的“边际效用价值论”或均衡价格体系,从根本上说,仍然都是主观价值论和供求论的综合。他们继承了古典经济学劳动价值论的庸俗成分,只是停留在市场价格的表面现象上,对价格进行一种似是而非的说明。他们不再去分析商品价值的本质,从而也就或有意或无意地阉割了价值范畴的社会性和历史性,掩盖了商品价值所反映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对抗关系。因此,新古典经济学的均衡价格分析,与我们所认可的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是截然不同的,甚至也可以说是直接对抗的。

 

    三、结束语

综合以上分析,笔者认为应该注意两点。第一,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基础理论的研究,应该将其放在马克思整个价值理论体系下考察。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贯穿于整个《资本论》三卷,按照《资本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价值决定是在十分抽象的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加以研究和阐述的,而这样得到的价值量的决定,在资本主义经济分析中是要进一步具体化或者叫平均化的。因此,价值决定在《资本论》第一篇中研究,而价值转形的具体情况马克思把它放在第一篇以后的各个部分中进行研究和阐述。第二,马克思对价值决定的考察是以供求一致为理论前提的。供求一致与再生产意义上的时效性原则,共同构成了马克思价值决定的方法论原则。基于以上两点,我们认为,商品价值量只能是在供求一致的情况下,由再生产某种商品所需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即由《资本论》第一卷提到的第一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马克思在研究市场价值时考察的社会需要所决定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第二含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作为一种总量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在与实际的供给量不同时,通过资本在部门间的流动,改变社会现存的生产条件间接改变商品价值量。

 

    注释

    ①价值决定内容包含质的规定和量的规定。就质的规定来说,价值决定于商品中包含的劳动量,这一点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范围内并无分歧;就量的规定来说,价值量对应着劳动时间。本文对价值决定问题的探讨是对量的规定的考察,因此本文提到价值决定,在无特别说明情况下,都是指价值量的决定。

    ②“如果这种分工是按比例进行的,那末,不同类产品就按照它们的价值出售(后来发展为按照它们的生产价格)出售,或按照这样一种价格出售,这种价格是由一般规律决定的这些价值或生产价格的变形。事实上价值规律所影响的不是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总是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因此,不仅在每个商品上只使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而且在社会总劳动时间中,也只把必要的比例量使用在不同类的商品上。”“社会劳动时间可分别用在各个特殊生产领域的份额的这个数量界限,不过是整个价值规律进一步发展的表现,虽然必要劳动时间在这里包含着另一种意义。为了满足社会需要,只有这样多的劳动时间才是必要的。在这里界限是通过使用价值表现出来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799.)

    ③丁堡骏阐述了这一点,笔者在2009年考察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一文,对此进行了进一步的说明,并运用这一逻辑进行了分析。

    ④到目前为止,能够自觉地、明确地将价值和市场价值之间的辩证关系讲清楚的,还应该是我国学者丁堡骏教授,他在19921月发表的《论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载《吉林财贸学院学报》1992年第1期,第15),第一次系统地论证了价值转化为市场价值。笔者在《劳动生产力与商品价值量的关系:本质与现象》一文中就运用这一分析,进行了价值量问题的初步探讨。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2]马克思恩格斯文集: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3]樊纲.“苏联范式”批判[J.经济研究,1995(10).

    4IIRubin.Essays on Marxs Theory of ValueDetroit:Black and Red1972:185

    5]孟捷.劳动价值论与资本主义再生产中的不确定性[J.中国社会科学,2004(3).

    6]丁堡骏.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代现实[M.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

    7]丁堡骏.马克思价值转形理论新探[J.当代经济研究,1994(4).

    8]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的比较与综合[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79.

    9]伊藤诚.马克思的价值理论研究[J.科学与社会,1976(秋季号).

    网络编辑:嘉扉

    《当代经济研究》2012年第2

发布时间:2012-05-10 10:09: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