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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云志 付静伟: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现实困境及其超越

  权威是描述政权合法性的核心概念,指称以认同和服从为前提的合法影响力,这一概念受到政治学与社会学界的广泛关注,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领域得到阐发和论证。现代社会中话语意义的生产及其流通为主流意识形态权威的树立与巩固提供了有利条件。将话语权威问题纳入思想政治教育视野,旨在区别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概念侧重于强调话语主体(或教育者)具有话语资格的倾向,重点围绕受教育者对话语内容的内心服从与认同层面展开论证。由此,剖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内涵并诠释其生成机制,论析并尝试超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困境,是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效度的关键工作。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内涵及生成机制

  对话语权威的关注为研究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播效度提供了新的探索视角。厘定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内涵及生成机制,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论题得以成立的基础性工作,亦是准确把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现实境遇的必要前提。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内涵

 

  “权威”作为人类特殊的社会关系,源于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维系生产和生活秩序的需要。恩格斯在《论权威》中指出,权威“是指把别人的意志强加于我们;另一方面,权威又是以服从为前提的”[1]335,这表明权威必然关涉意志的服从关系。纵观人类社会权威形态发展史,意志的被动服从转向意志的主动服从是权威在现代社会转型的重要标志。马克斯·韦伯从现代合法性维度把“权威”(或译为“统治”“支配”)界定为“让具体的(或者:一切的)命令得到服从的机会”[2]238,这种界定将权威概念“从强调支配者的权力转向强调被支配者的服从方面”[3],规定了现代权威以承认为前提获得被支配者意志服从的特殊属性。由强制型权威向服从型权威的转变,是近现代以来暴力强权让位于真理获取与价值选择这一历史趋向的客观反映,而这种向非强制性权威的转变依赖于话语体系传递真理与价值而实现。

  话语体系是反映现实社会关系与主体思想意识的意义承载体系,“一种思想、理论、学说、知识、学术,从创立、发展到传播运用,总要通过一定的语言来塑造、成型和表达出来。”[4]话语关联现实中存在的特定活动、关系与制度,提供了认知世界的方式与路径。思想政治教育运用体系化的话语描述和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的历史发展规律、社会运行机制以及人的存在意义与存在方式等内容,以理论完备、逻辑严密、真实合理的言说为现实的人及其活动提供了可靠依据。在这一过程中,真理与价值依托话语体系得以呈现,受教育者对思想政治教育真理与价值的认同与服从直接表现为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认同与服从。由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得以形成,并成为表征受教育者主观认同与自觉服从的精神性力量,成为现代社会衡量思想政治教育效果的核心要素。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生成机制

 

  具体来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不仅外源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作为政治社会化活动的合法性,内在依托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呈现的意义内容具备获得承认以至意志服从的条件,而且生成于具体语境下教育者与受教育者的双向话语互动过程中。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的合法性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首要来源,其生成话语权威的方式具有先赋性、外在性特征。当代社会政治权威的树立关键在于统治的合法性,恩格斯在《论权威》中阐述社会权威的必要性时就曾指出,权威代表着人们达成共识、统一行动的指导性意志[1]337,而当代社会统治合法性的论证主要依托于主流意识形态这一指导性意志的叙事行使“理论掌握群众”的职能,并以系统性的概念符号作用于社会成员的认知和信仰。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以马克思主义为基本内容和理论指导,本身具有解释现实并指导改变现实的合法性,这种合法性源于其宏大彻底的系统解释力、针对现实世界的深刻批判力以及对未来趋势的超前预判力。作为传递主流价值理念和思想意识的精神性活动,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是社会形态不断演化和现代政治文明高度发展的产物。现代国家巩固政权、稳定社会秩序,获取社会成员对政治体系与政治运行方式的广泛认同,集中依托于以思想政治教育实践为表现形式的政治社会化过程来完成。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以关涉个人精神发展需求的叙事积极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表现为一种推动人与社会共同进步的话语实践力量。因此,思想政治教育本身的合法性规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根本立场与内容边界,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生产和传递主流意识形态的真理与价值而树立话语权威的先赋性优势。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意义内容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内生性力量,其生成话语权威的方式具有内在性特征。作为现代思想政治教育转型的核心变量与主要表征,话语意义内容的真理性与真实性直接影响受教育者的认同程度,由此,思想政治教育的内生性话语权威主要包含两个层面,即理论性话语权威与事实性话语权威。具体来说,理论性话语权威指向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话语体系的完备程度与彻底程度,即教育者运用话语全面论述、有效阐释思想理论和价值理念过程中对受教育者所形成的吸引力与影响力;事实性话语权威则关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材料的真实性与可信性,即教育者用以展开论证的支撑事实是否反映真实的现实生活、揭示事物本质、符合社会历史发展规律,能否在受教育者中形成说服力与认同度。内生性维度的话语权威构成了现代语境中思想政治教育权威的主要来源,既标志着思想政治教育良性运行生态的养成,又是对教育者与受教育者话语权利的尊重、落实与彰显。

  最后,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双向互动是确立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关键环节,其生成话语权威的方式兼具先赋性与后致性特征。一方面,教育者与受教育者双向互动的基本活动是由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合法性所决定的;另一方面,“现代社会的权威是合作产生的,主要是活动过程中参与主体共同赋予的,具有‘现场赋予性’特征,同时又具有‘后致性’特点”[5],在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体语境中,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呈现为一种互主体性的身份关系,双方虽然在教育过程中的地位不同,但都强调在人格平等的状态下通过对话建立认同与被认同,生成信任基础上的话语权威。这种双方共同赋予的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认同,不仅源于双方充分表达和沟通衍生的话语说服力,也源于教育者身份地位、阅历经验、人格魅力以及情感投入等使话语更具亲和力和吸引力,尤其是新时代对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四有”好老师的培育,为思想政治教育者自我认同带动受教育者价值认同提供了新的驱动因素,也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提供了更切合教育本质的条件。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现实困境

  作为现代性反思的关键性成果,话语不单是表达思想的中介性载体,更是直接塑造意义、建构合法性的知识生产工具。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困境是社会变革背景下现代权威问题的直接表征,而且集中呈现了当代社会思潮对话语、权力、真理与意义等传统范畴的反思、批判和解构。

 

  (一)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合法性困境

 

  从根本上说,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合法性困境是指思想政治教育本身在助推政治社会化过程中遭遇权威合法性质疑,从而波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影响力。马克思、恩格斯指出:“思想根本不能实现什么东西。为了实现思想,就要有使用实践力量的人”[6]152,思想政治教育将思想力量转化为实践性的物质力量,依托彻底的思想理论说服并掌握群众,而恰是这一环节对应的现实内容遭遇了合法性困境,这不仅指向了思想政治教育所予以捍卫的核心内容——马克思主义理论——诞生于170多年前的科学真理因为时空变迁的复杂性遭受各种误读与非议,而且表明思想政治教育在尝试诠释原理要义与实践运用、理想图景与现实样态等思想内容的过程中受限于时空场域、主体视域等主客观条件而不能被完全解读,此种问题语境意味着以往既定话语内容似乎因疏离人们实际生活而在现代主体的生活视野中呈现式微状态,有如共产主义社会表征的超越性美好图景在满足人们精神上对未来自由全面发展美好期待的同时遇到空想性质疑等。

  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面临新的历史条件下权威合法性的全面考验,同时迎来了话语表达能力的崭新挑战。作为实践性的话语系统,“意识形态要有效发挥其自身的合法性功能,就必须根据时代变迁,推进自身的转型与合理建构”[7]164-165,即思想政治教育亟须推进实践基础上内容形态与表达方式的创新。一方面,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贫富分化、社会矛盾、腐败现象等典型问题考验着既定理论框架的解释能力;另一方面,于内于外如何解码当代中国实践、中国道路,破除西方话语霸权,成为思想政治教育本身需要关注并予以回应的崭新理论命题。尤其是新时代语境下要求思想政治教育针对原创性思想、变革性实践、突破性进展、标志性成果作出哲学义理与通俗易懂双重意义上的话语阐释,这一要求内生于马克思主义既要解释世界,又致力于改变世界的精神品质,因而指向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化的建构与创新,推动受教育者清晰且全面地认知新时代党情国情,以建立主流意识形态情理认同,巩固党和国家政治话语的权威合法性。

 

  (二)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价值性困境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价值性困境意指主流意识形态话语内在的价值与意义遭受工具理性文化的消解与反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意识形态话语的世俗化和工具合理化凸显,对现实利益和功效合理性的强调挤压了思想政治教育超越性目标的话语空间。一些社会成员产生了理想信念空泛化的狭隘认知。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各自衍生的意义叙事体系已然构成了现代思想政治教育具备内在张力的两种语义系统,由于工具理性及其符码语义的扩张,思想政治教育内在价值叙事体系构筑的规范性权威正在遭遇质疑和消解。

  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话语以“人的本质”为核心范畴,围绕人的全面发展与自由解放建构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意义合法性,旨在为受教育者提供精神信仰、理想信念、人生意义等文化关怀层次上的合法性价值基础与意义规范,从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以及思想意识的普遍权威认同。伴随着传统社会价值体系的衰落与现代社会个人主体地位的跃升,多元价值话语争相诠释现代社会核心价值的尝试为思想政治教育主流价值叙事权威带来挑战。与此同时,市场经济以追求形式理性的趋向越发加剧了事实与价值、效率与理想之间的紧张关系与抉择矛盾,工具理性维度的言说在资本逐利本质及效益精确计算化的特性助力下渗透于社会各领域,导致围绕“世俗功利”展开的议题占据了部分现代人日常生活实践的重心,如工作中牵涉的“绩效”“晋升”“薪资”“福利”成为人们劳动实践过程中最受关注的高频关键词,“物质收入”与“消费产品”愈发演变为影响人们生活幸福感、安全感的重要因素。不仅如此,个体崇尚功利、追求效益的主观倾向在部分错误社会思潮附带的“去中心化”“去政治化”“价值虚无”“反权威”等话语主张的影响下,致使“崇高精神”“理想信念”“自由解放”“终极关怀”等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叙事概念被置于形而上的框架之中,成为与个人现实生活相疏离的虚置性话语,在削弱思想政治教育价值话语认同的同时,也挑战着主流意识形态内在的价值权威。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功能性困境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功能性困境是指主导话语在实现规训和解放受教育者双重功能的同时有走向自身反面的可能。思想政治教育内在的育人本质决定了其话语同时具有规训与解放两种功能属性。话语的规训表征思想政治教育内在权力关系与知识权威对受教育者思想意识形成过程的决定性影响,话语的解放则指向真理与价值带给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与确立。规训与解放作为具有内在张力的两种作用机制,实质上均在某种程度上生成了对于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干扰。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规训功能旨在通过阐述完整的思想理论体系以传递真理和价值的过程完成受教育者思想塑造与行为规范的任务。思想政治教育选择性地组织话题、呈现话语内容,并有意识有目的地规定话语边界,集中有序地使受教育者服从主流意识形态规范,形成符合社会发展需求的知识技能与价值观念,是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规训功能的内在要求。而在话语实践过程中,受限于教育者表达能力与思想认知水平的差异,隐含于教学双方的微观话语权力容易在强制机械的“灌输”模式下模糊话语引导与话语霸权的界限,窄化话语内容的意义理解,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衍变为限制受教育者思想自由和行为创造力的规制力量,严重地干扰了话语内容的自觉认同。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解放功能则意指受教育者在接收话语意义、提升认知能力的过程中同时形塑了其摆脱束缚、突破局限的自我解放能力,“作为一种具有反思性自我意识的有经验的人,能够在话语运用中发现语言和思想的局限,进而不断改造话语”[8],也即由于思想政治教育本身既是指引“人的自由解放”思想理论武器的捍卫者,又是“教育人、塑造人”这一使命的实际承载者,实际上造就了具有话语反思和批判能力的受教育者,形成了挑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力量,受教育者秉持既有知识基础与高度自我意识,尝试质疑“真理”“理性”“统一性”和“客观性”等经典概念,这一事实在辩证维度上反向提高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呈现内容及建构意义的能力与要求,使得话语解放功能导向了对抗思想政治教育自身话语权威的困境。

 

  (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叙事性困境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叙事性困境意指当代备受推崇的个体叙事正在对传统宏大叙事方式产生反抗与挑战。宏大叙事是思想政治教育根本性的言说方式,也是思想政治教育赖以维系合法性的主要叙事方式。宏大叙事意指以连贯的话语赋予社会历史以整体、连续、统一的意义,运用普遍适用的标准和价值解释世界,从而以体系化、规范化的表意方式实质性地影响着人们对社会的理解与判断。而形成坚定且彻底的社会认知,需要借由统一、连贯、总体性的言说方式给予当前世界以全面合法化的解释,这就使得宏大叙事成为任何主流意识形态所不可避免的言说方式。由于当前部分社会思潮带有后现代主义的性质,它们倡导“去中心化”“去政治化”“去本质化”的个体叙事,这种具有非理性主义倾向的叙事以其对碎片、断裂、个体特征的凸显,在一定意义上对建立在对本质和规律自觉追求之上的思想政治教育的真理叙事、价值叙事、政治叙事等宏大叙事构成反叛,思想政治教育话语的叙事性权威随之受到消解。

  与之相应,个体叙事从个体立场出发,以尊重个人主体精神和个人情感需求为宗旨,以差异化、私人化的多元叙事为特征,叙述结构关切具体细节,贴近个体生活经验,成为与宏大叙事具有对立统一意义的思想政治教育言说方式。个体叙事以其平易近人的话语风格凸显了平民话语的地位与权利,但在挤占宏大叙事话语空间的同时,也消解着宏大叙事的合法性与正当性,使宏大叙事被冠以单一总体性之名,即不仅缺乏个体人文关怀、压抑个体差异性,而且具有将意志强加于人、成为话语政治工具的“嫌疑”。这就导致宏大叙事在思想政治教育言说过程中被不断误读、受到排斥,进而消解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解释现实世界、解释社会历史的公信力与科学性,使得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在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两种言说方式的话语博弈中受到削弱。

  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两种叙事方式在话语空间上的博弈并非源于两者具有不可调和的对立性质,而是言说主体在具体叙事语境中主观选择了宏观或个体立场展开论述,从而使得叙事博弈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实质上,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存在辩证的对立统一关系,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践需要在宏大叙事中主动关联个体叙事,将个体叙事置于宏大叙事背景之中,形成两种叙事方式的有机统合。

三、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困境的超越

  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困境内在于当代中国学术话语体系建构之中,而学术话语问题则是当代中国具有普遍性、实质性意义的关键议题,“当今中国的人文学术和社会科学在其快速的扩展进程中,却正在遭遇到学术话语上的真正困难,这种困难并不是个别的或偶然的,毋宁说,它们是整体性的并且是关乎本质的。”[9]所谓关乎本质,即是指学术话语问题需要内置于中国社会现实之中,一方面,话语建构积极追随当代中国实践的充分展开,另一方面,需要深入社会实践内部追寻问题实质在思想意义上的语言揭示。因此,从当前现实条件审视并尝试超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困境,需要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予以系统性把握。首先,需要从宏观意义上把握思想政治教育核心问题并加以语言呈现,以话语体系构建树立话语权威;其次,在中观意义上力求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叙事范式与社会问题诠释范式,巩固话语权威;最后,立基于微观意义上调适思想政治教育的具体叙事方式,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

 

  (一)宏观: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

 

  超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合法性困境,需要立足整体视域构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以系统、彻底、真实、立体的意识形态论述提升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解释力。立足新时代新方位,以中国特色话语体系阐释好中国道路的现实逻辑与未来走向,成为巩固当代中国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极为重要的政治命题和学术命题。思想政治教育服务于主流意识形态的功能定位决定其话语形态必然伴随着时代变迁、社会变化而不断创新和转型,并以系统化的话语建构与更新回应当代中国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合法性问题。

  首先,思想政治教育须借助话语体系诠释中国现实问题。由于思想政治教育合法性的捍卫是确立话语权威的前置性基础,因此,从实质性层面“揭示并切中当今中国的社会现实”[9],首要的是指向捕捉和反映社会现实的思想性任务。思想政治教育的实践性本质要求其思想内容达致主客观的历史的统一,这就要求思想政治教育根植于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语境下的中国实践解释“历史性”的现实,通过思想体系化的语言呈现及自觉建构实现与当代现实生活的有机联系。这不仅使得在具备现实性的“大思政课”社会语境中展开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成为必要,而且当今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生动展开也在为思想政治教育进行“大历史”“大视野”“大格局”的宏阔叙事提供了可能,由此,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建构作为能动的实践性活动,为每个受教育者达致主客观的统一并自觉信服权威提供了语言的工具。

  其次,思想政治教育须借助话语体系承载思想、传递真理。话语问题在任何学科受到关注都并非源于其抽象的话语形式,而在于话语关涉的概念、范畴、命题等本身与思想性、实体性问题的本质关联。“似乎任何一个名称、定义、观念、主张都会牵扯到整个相异的话语体系,从而任何一个问题都会牵扯到诸思想体系间更加错综复杂的多重关系”[9],这就决定了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困境是由话语表现出来的宏观意义上的社会认知与理论阐释问题。围绕新时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理论与实践超越这一困境,需要明确并应予以着重阐释的核心范畴、关键概念、基本命题,系统性呈现党的理论创新与实践推进之间的话语关联,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21世纪马克思主义”等叙事命题所反映的实质要义及其相互之间的逻辑关系,回归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时俱进地阐释中国变动发展着的事实,从而依托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搭建起中国实践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之间、国家政策话语与教育普及话语之间的沟通桥梁。

 

  (二)中观: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

 

  超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价值性困境与功能性困境,需要从中观意义上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所谓话语范式,本质上是话语如何表达、诠释思想的问题。马克思指出:“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思想通过词的形式具有自己本身的内容。”[10]525语言如何表达和呈现思想,决定着思想在何种程度上被理解和接受。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的整体阐释框架内,尝试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核心价值理念与关涉社会议题的叙事范式,是巩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重要路径。范式表征某个学科或某个领域所沿用的具有公认性、规律性的基本方式、基本结构或基本模式,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则指向思想政治教育共同体对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本质、概念体系、叙事方式、诠释原则等方面构成的共同约定。创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范式,重点在于从价值性内容上变革价值叙事范式,在事实性内容上重塑社会议题诠释范式。

  首先,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叙事范式。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叙事权威面临挑战不仅源于现实生活的世俗化、功利化,而且源于社会多元价值叙事带来的冲击。价值叙事作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根本性叙事,是我国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借之以建立起主流价值规范体系的中介与支撑,价值叙事体系“作为思想上层建筑的重要内容和表征方式的话语体系,在民族和国家内部发挥着重要的凝聚、融合以及教化的功能作用”[11],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以人的解放和自由全面发展为价值旨归,其核心价值“正义”“自由”“人的解放”等范畴是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叙事合法性的核心支撑。因此,创新思想政治教育价值叙事范式,关键在于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建构中明确倡导马克思主义价值信仰,突出精神信仰的回归,以马克思主义价值理念回应西方意识形态价值“普世化”意图,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建构成为价值叙事合法性的关键思想理论武器。

  其次,创新思想政治教育所关涉社会问题的诠释范式。既有传统的关于社会问题的诠释范式设定了思想政治教育阐明社会问题的基本框架,在建构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历史实践中成效显著。在新时代语境中,思想政治教育创新既有话语范式一方面需要摆脱借用西方理论结构阐释中国问题的倾向,主动反思现有话语概念的内在意义;另一方面,需要着手建构反映中国问题特征与实质的新表述,让中国问题说“中国话”,以更新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传统解释范式,如以“全过程人民民主”代替“西方民主一元论”打破西方对“民主”概念的话语垄断,以“人类命运共同体”蕴含的“和谐共存”理念突破预设国家关系“二元对立”的观念等等,通过表征新理念、新关系的概念、命题打破中国问题传统阐释范式的认知思维,建构共通性的解释框架,以构筑普遍话语共识,形成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话语优势,巩固主流话语权威。

 

  (三)微观:调适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

 

  超越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的叙事性困境,应立足于微观层面考量叙事方式的选择及其调适。话语体系与话语范式的权威性,需要通过具体语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过程予以呈现,3个层面的联结互动共同强化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叙事方式关注具体情境中事理的陈述方式,即运用何种方式在思想政治教育话语体系之内,遵循话语范式讲好当代中国的理论与实践问题。调适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从原则上应坚持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的辩证统一,在实践中坚持多种叙事方式的协调统一。

  首先,坚持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辩证统一的原则。思想政治教育具体情境中事理的陈述方式,从根本的叙事立场上都可以划归为宏大叙事或个体叙事,作为具有辩证统一关系的两种叙事方式,宏大叙事必然是立基于个体思想需求和现实利益之上的统摄性论述,个体叙事必然是整体社会条件与文化背景下的个人主体性言说,因此,宏大叙事和个体叙事以面向社会整体与具体个人的双重叙事逻辑共同支撑起了思想政治教育讲述中国故事的主线和思路。坚持两种叙事方式的辩证统一,不仅意在规避思想政治教育话语实践中的单一本位的叙事逻辑,防止个体性叙事内容与国家整体叙事主题的疏离与割裂,而且旨在达致主流意识形态的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在价值目标层面的一致性,从而巩固思想政治教育话语权威。

  其次,坚持多种叙事方式的协调统一。习近平指出:“要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用中国理论阐释中国实践,用中国实践升华中国理论,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更加充分、更加鲜明地展现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12]87由此可以看出,依托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解读中国理论、诠释中国实践的现实重要性。具体语境中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作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叙事实践活动和教育话语建构活动,其叙事方式的选择不仅直接影响着受教育者对中国理论、中国实践的理解和认知程度,而且直接塑造着受教育者对中国故事及其背后的思想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鲜活印象与深层记忆。因此,在微观语境中选择具体叙事方式,需要在坚持宏大叙事与个体叙事相统一原则的基础上,融通思想政治教育多种叙事方式,科学把握思想政治教育叙事视角、叙事逻辑、叙事形式等要素和环节,横向维度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各个领域挖掘叙事素材、展开叙事图景,纵向维度探索历史叙事、现实叙事、未来叙事的有机联结点,以灵活多元的思想政治教育叙事方式激活各类叙事的统合性力量,提升思想政治教育主观认同,巩固话语权威。

  (作者单位: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教育研究》2022年第7期

发布时间:2022-08-17 10:3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