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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丽梅:文化技术视阈下加强意识形态建设的新思考

 

 

 

互联网是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它的应用深刻改变着人类意识形态的表现形式、出场方式和时度效等问题,并在现代化实践中形成了一个不同于传统意识形态的网络传播和舆论生态的新格局。互联网已经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主战场,网络技术进一步成为影响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性力量。近年来,在“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理念指导下,网络意识形态管理工作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维护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力量正在迅速形成并不断壮大,意识形态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的研究成果不断问世。但是,当前网络意识形态的研究大多以网络意识形态内容、网络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为着眼点,还需要从网络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出发,分析它给人类的思想观念与生活方式带来的根本性改变,加强意识形态斗争策略和方法的研究,让网络技术在尊重个性发展的同时,为构建一个积极健康、相互信赖、彼此依存、患难与共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提供支撑。

 

一、网络技术的文化特征与意识形态属性

 

科技之所以能对社会发展起到带动和驱动作用,是因为科学技术本身具有文化特征和意识形态属性。技术与文化是相伴而生的,没有离开技术的文化,也没有离开文化的技术。

(一)从文化的角度看技术

从文化的角度看技术,技术从属于文化,即“技术文化”。技术文化具有器物、制度和观念三个结构层。其中,器物层是表层,属于生产力层面;制度层是中层,属于生产关系层面;观念层是技术的核心层面,通常就是技术意识形态层面。技术器物、技术制度和技术意识形态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技术器物的生产与销售,需用技术制度的管理和观念意识来指导,而它本身又凝结着一定的制作规范、使用方式、生产管理、审美情趣和民族特色;技术制度一方面作用于物化技术,另一方面又受控于技术意识形态;技术意识形态通过技术制度对物化技术施加影响并显现出来。如此才使得“一定的器物层体现了制度层的影响,也凝聚着社会心理层的价值观念”。由此推论可知,技术是具有文化特征和意识形态属性的。

而互联网技术的意识形态属性则更为明显。第一,互联网技术同样受控于互联网技术意识形态。每一个互联网技术平台或者媒体,无不受到其技术使用者的观念影响,渗透并执行着平台方或媒体人的文化理念,而平台或媒体的文化理念将直接影响到该平台或者媒体的制度规范、管理方式以及服务内容和特色等,从而进一步影响受众的心理。第二,互联网技术传播效率远高于传统媒体技术。互联网本身就是一个文化平台和信息媒介,其所携带的高能量信息以光的速度在世界各个角落迅速传递,亿万网民在网络终端上时时获取和交流信息,展开各种层面的交往。网络深层次地影响着网民的求知途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改变着他们的行为选择。第三,互联网技术的传播效果远高于传统媒体技术。因为互联网具备可反馈技术和信息交互传播的特点,容易形成传播过程的“共振”,影响力巨大,因此意识形态的作用更强。由上可见,互联网技术深刻影响着当代社会的文化转型和意识形态的演变。

(二)从技术的角度看文化

反过来,从技术角度看文化,文化不仅是技术产生的源泉,同时也是技术活动的过程及结果。“人类的各种活动和社会文化现象”是“以技术为本体或‘源’所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文化联系”。互联网技术已经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它突破了时空阻隔,凝聚共识,激发情感,具有强大的社会动员力量。这种力量足以成就一个人、一个国家、一个世界。与此同时,互联网空间中人人都有自己的声音,个人传播的能量在特殊的情况下能够意外产生“蝴蝶效应”,加之人们情绪的相互感染,使之如那涓滴之水汇成的大洋,既能载舟亦能覆舟。如果不对互联网空间中流动的意识形态加以引导和控制,就有可能冲击我们的意识形态话语权,弱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地位。因此,与其说互联网引发了一场技术革命,不如说它带来一场文化革命和意识形态的交锋。

 

二、文化技术时代我国网络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安全性问题

 

自文化产品和信息服务进入工业化以来,以生产文化信息产品和提供文化信息服务为对象的科学技术迅猛发展。其中,网络技术和信息技术将人们推入一个以信息消费为主的文化技术时代,人们的生活也因此转入数字化生存状态。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网络社会身份的隐匿性,给意识形态的安全性带来挑战。

(一)网络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性问题的主要根源

当前,我国网络文化与意识形态安全性问题的根源主要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仍处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现代化转型阶段,此时自身的意识形态最容易受到影响;而互联网本身的开放性和自由参与的理念又为西方对我国的文化操纵与意识形态渗透提供了绝佳的机会。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正在以开放的胸襟拥抱世界,但是面对西方国家带有偏见和图谋的意识形态渗透,我们必须掌握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

1.我国自身文化面临转型,文化与意识形态比较容易受到影响。五四运动以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逐渐走上了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的现代化道路,至今我们仍处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转型与当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关键时期,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主流意识形态的竞争力正在生成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结合有着天然的文化基础和历史条件。但是,二者的结合并不意味着优秀传统文化的立即现代化。因为两种异质文化的融合要经历解构与重建的一段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身文化的核心竞争力也在形成中,抵制外来文化影响的能力也较弱,最容易受到各方强势文化的冲击,甚至还可能导致文化失范。

2.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我国意识形态的偏见及文化渗透战略。当今世界存在两种制度:一种是以美国为首的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制度;一种是包括中国在内的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制度。两种完全不同的制度之间因为世界观的不同而天然形成两大阵营。有对立就有统一,强势文化阵营总是希望通过意识形态的渗透实现拉拢、分化最终同化异质文化阵营。尤其是见证苏联仅仅用几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资本主义国家上百年才走完的工业化道路,并在战争中成长为世界超级大国的历史奇迹以后,资本主义国家更是想尽办法遏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苏联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冷战成功拖垮的。

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社会的主要竞争形式经历了从武力竞争到经济实力竞争再到文化软实力竞争的过程。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他的《1999:不战而胜》一书中曾说过:“最终对历史起决定作用的是思想,而不是武器。”基于这个共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认为“如果我们在思想意识战中败北,则我们所有的武器、条约、贸易、外援和文化关系都将毫无用处”,因此,他们的文化战略核心就是要“用和平演变的潮水冲垮社会主义堤坝”,网络技术给这种文化竞争提供了平台。在克林顿任美国总统时就在《国家信息基础结构:行动计划》中宣称:“要开辟一个新的战场,其目标就是西方价值观统治世界,实现思想的征服。”这种思想征服绝对优于传统战争,因为它可以将自己始终置于世界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中心,然后通过制定游戏规则就可以建立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可以兵不血刃地赢得在传统战争中都不一定能带给他们的最大利益。互联网恰好为那些反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强势文化宗主国的意识形态提供了绝佳的渗透途径。

3.互联网的开放特征与自由参与的理念必然带来两种思想的交流与交锋。现实社会有国界,而网络世界无国界。人们有权利自由地利用各种终端,不受时空阻隔地接入互联网世界,与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们平等交流。每个人既有的生活方式、理念和价值体系都在网络交流中不断调整。文化观念和知识系统以一种自觉的形态时时更新,实体经济也依照由互联网传播的价值观、方法论和工具手段进行着重构从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

中国改革开放40年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同时产生的新问题促使我们继续推进改革。但是不论面对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改革的决心不变,开放的政策不变。习近平指出:“中国开放的大门不能关上,也不会关上。外国互联网企业,只要遵守我国法律法规,我们都欢迎。”开放的环境为我国经济快速发展提供了条件,同时也为国外的互联网企业通过VIE等途径成功登陆中国提供了便利。国外互联网企业经营的互联网平台或媒体所提供的文化产品和信息服务必然携带和渗透着其观念,执行、体现着其文化理念。这种影响是长期的、潜移默化的。中国既以开放的胸襟拥抱世界,也要以足够的准备应对网络所携带的外来思想和本土思想的交锋以及外来文化对中国主流文化与意识形态的冲击,积极应对挑战。

(二)影响我国现代社会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内外因素

当前,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国际国内形势的深刻变化使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着空前复杂的情况。影响我国现代社会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因素既有来自外部的也有来自内部的。来自外部的有西方文化的冲击,来自内部的包括网络文化的考验以及市场利益观的影响。如何在内外冲击与挑战的情况下引导舆论,确保网络信息安全、民心安稳,已经成为未来文化与意识形态工作的主要内容。

1.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利用网络引导目标国社会情绪并影响其社会心理。在网络新媒体社会中,社会诉求多样化,传播主体大众化。不同群体基于不同的团体利益、价值观念和认知框架参与对事实的解读,很容易在短时间内引发“观点发酵”,影响网络舆情,挑战国家主流意识形态话语权。因此,网络平台一直被当前西方发达国家当作屡试不爽的意识形态工具。凭借自身在互联网技术上的优势和管控地位,一些国家的情报机构与互联网公司合作,获取大量私密信息、电子邮件、即时消息、相片、语音、会议视频等内容,及时了解民众的心理和情绪。这些国家会寻找网络大V级人物适时地抛出一些社会热点(如环境建设、食品安全)等问题加以讨论,引导公众的情绪,并进一步激发目标国公众对社会主义制度与当前社会的不满,达到分化和弱化目标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目的。在当前复杂的网络舆论环境下,我们需要进一步分析和遵循网络舆论斗争的特点和规律,有针对性地研究出相应的战略战术,防范极端思想对主流意识形态的侵害,使网络空间清朗起来。

2.以互联网为媒介的多样化小众文化兴起对主流文化造成一定冲击。随着互联网在文化与传媒领域的应用,以互联网为媒介的网络文化日渐兴起。作为现实社会文化的延伸,网络起到了文化信息的储存、传递与传播的功能。同时,网络也催生出不同于传统文化的新的文化形式,如网络小说、网络游戏、即时通讯、直播、短视频等快餐文化。网络文化在满足人们文化消费需求的同时,也影响着人们尤其是青少年获取知识的正常方式和主流价值观的形成。一些意志薄弱的青少年长期被那些娱乐化与演绎式的垃圾信息所吸引,沉溺于网络中虚假的交往方式,热衷于非主流的生活,甚至以游戏定义人生。这种生活方式和文化群体虽然小众,但在长期影响下其对主流文化的消解作用不容小觑。数亿网民作为新兴网络文化的缔造者、传播者与接受者,他们表现出强烈的后现代特质,形成多样化的小众文化群体,其中不乏批判和嘲讽主流文化者,如恶搞红色经典作品与人物形象、为历史反派人物翻案等,其长期的渗透必将影响受众的“三观”,进一步弱化社会主义文化的核心凝聚力和向心力。所以,网络新兴文化是未来影响文化意识形态健康发展的新内容,将成为与网媒传导的小众文化争夺下一代的思想阵地。

3.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处事哲学观等影响着民众正确价值观的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马克思主义是认识世界和改造社会的学问,它强调“追求真理”,崇尚变革创新;而以儒学为基础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主要是关于人生的学问,以修身为本,强调做人的道理,二者的结合正好可以起到互补作用。但由于传统文化中的儒学思想长期占据主流意识形态地位,因此连带其修身哲学在现代社会一起受到批判。这样,与时代相适应的伦理观和价值观没有得到应有的发展。改革开放引入市场经济后,一种与市场经济伦理相适应的处世哲学大行其道。“市场经济因所倡导的公平、正义等代表了社会发展的主流,在经济领域是值得提倡的。但是,用在人生哲学上,就显出其浮躁、实用主义、利益至上等现实主义倾向。”这种人生哲学如果在网络上广泛传播,就会影响正确价值观的形成,需要我们在意识形态的建设过程中加以纠正。

 

三、以技术守护网络精神家园,牢牢把握意识形态工作的管理权、话语权、主动权

 

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当今世界,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和信息化建设步伐的加快,意识形态领域相应的风险也在增大。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到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管好用好互联网,是新形势下掌控新闻舆论阵地的关键。掌控网络意识形态主导权,就是守护国家的主权和政权。”而管好和用好互联网,还必须依靠和发展网络技术,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守护我们的网络精神家园。

(一)创新改进网上宣传管理方式,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

人民有信仰,民族才有希望,国家才有力量。如果没有共同的高尚的精神文明追求,那就什么事也办不成。所以,创新改进网上宣传的方式,树立一套与经济基础和政治制度相适应并能形成广泛社会共识的核心价值观是我们意识形态工作的头等大事。我们要学会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凝魂聚力,引领思潮,弘扬主旋律,涵养正气,补充正能量,净化网络生态。

培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首先要形成良好的网上舆论氛围,不能只有一个声音、一个调子,要改变刻板的说教方式,把“书面语言”转换成“网络用语”,把政治话语和学术话语转化成大众话语,增强亲和力、吸引力、传播力,讲好中国故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其次,要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扎根网络生态,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加强正面引导力度,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抓好网络文艺创作生产,引导它们融入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中,成为繁荣社会主义文艺的有生力量。最后,要适当鼓励网站、文艺工作者、普通网民等,以符合网络时代特色的“共创”“共享”等方式,创作反映我们真实社会发展和先进文化理念的原创小说与影视短片等健康网络作品,满足网民多元的精神文化需求。

(二)加强媒介融合,改进网上宣传,提高网络舆论引导能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意识形态话语权实质上是对意识形态话语资源的享有和分配的权力,是对舆论力量的占有。如果不重视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建设,必然导致网络精神家园的荒芜,杂草丛生,甚至引发国家性灾难。

我们要适应形势发展,高度重视网络新媒体的作用和地位,强化互联网思维,调整媒体格局,大力推进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融合发展,推动主流舆论场和网络舆论场在内容、渠道、平台、经营、管理等方面的深度融合,尽快从相“加”阶段迈向相“融”阶段,从“你是你、我是我”变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变成“你就是我、我就是你”,着力打造一批新型主流媒体和传播载体,与网络媒体形成舆论合力,提高网络舆论引导能力,以内容优势赢得发展优势,不断增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最终形成价值观统一、传播形式多样的新型主流媒体舆论格局,把握强大的话语权,以迎接意识形态的挑战。

(三)强化技术路线选择战略,把握核心技术及关键应用场景,重视人才的培养和使用,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

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文·托夫勒曾判断:“谁掌握了信息,控制了网络,谁就将拥有整个世界。”可见,互联网是国家核心竞争力所在,互联网技术是国家核心技术,而“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习近平指出,网络方面不掌握核心技术,就等于永远给别人留一个自由进入自家的后门或钥匙,“谁进来了不知道、是敌是友不知道、干了什么不知道”。网络技术这种核心力量必须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才能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主动权。

网络技术发展日新月异,不同的技术路线之间竞争力差异更多地受到不同国家技术战略选择的影响。为此,在技术战略选择方面,我们需要保持头脑清醒,准确研判,要根据网络技术的发展状态,主动选择差异化技术路线,构造具有自身特色和满足自身发展需要的网络化生存与发展空间,切实维护网络安全。我们要把控好这些神经中枢的信息安全、基础设施安全,“哪些方面要重兵把守、严防死守,哪些方面由地方政府保障、适度防范,哪些方面由市场力量防护,都要有本清清楚楚的账……要以技术对技术,以技术管技术,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长期的自主研发投入,不断提高保障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科技实力。

此外,我们还要打造一支具有较高政治素质、较高技术水平的专业型人才队伍。互联网管理工作者不仅要掌握互联网相关知识,具备胜任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业务能力,还要掌握社会思潮在网络上潜伏、爆发、扩散和消弭的周期性规律,并在舆论爆发时能够及时反应和快速跟进,在舆情降温时能够保证后续的舆论引导和形象塑造。只有在这样一支业务过硬、思想坚定的科技军团的守护下,我们才能够在现代“网络信息战”中争取主动。

 

四、用互联网技术构筑一个网上网下“同心圆”,建立人类意识与命运的新链接

 

网络意识形态的建设不是独角戏,最终需要上下一心,共同构筑一个网上网下“同心圆”。同心圆“就是在党的领导下,动员全国各族人民,调动各方面积极性,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而画好这个圆,需要创新互联网技术条件和手段,在系统研发、软硬件建设、管理组织机制和应用理念上同时发力,改变社会的意识形态,形成新的命运共同体。

(一)在系统与技术研发上加大投入,选择具有自身特点的技术路径,夯实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技术基础

为不负人民期待,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应着力做好以下几方面工作:一是网络文化基础设施建设要以人民为中心,以增进人民福祉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二是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工作,研究开发出符合我国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需要的网络化系统,降低信息成本,让普通老百姓都能够“上线”,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三是鼓励各级政府部门打破信息壁垒,推进政务公开、党务公开,构建全流程一体化的在线服务平台,推进电子政务,运用网络信息化手段提升服务效率,让百姓少跑腿,解决办事难、办事慢、办事繁等问题;四是鼓励应用与发展区块链等新型网络技术,让人民群众在信息化发展中体会到更多的社会管理参与感与安全感,增强人民群众在网络系统面前的独立性与自主性,从而在网络技术发展路径上选择有自身特点的技术路线,夯实中国特色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技术基础。

(二)在软硬件建设与管理制度变革上更新思想,改进方法,转变观念,巩固网络意识形态发展的共同思想基础

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必须建基于共同的思想基础之上。我们要善于利用网络技术提供的条件走新型的群众路线。老百姓在哪儿,我们的领导干部就要到哪儿,要为老百姓建立各种反映民声民意和参政议政的网络平台,“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通过改进网上宣传的形式、方法、手段等,把握好网上舆论引导的时度效问题,更好凝聚社会共识,统一思想,巩固网络意识形态发展的共同思想基础。

(三)在组织建设上适应时代变化,变革组织和机构管理模式,构建更具弹性的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组织基础

当前新媒体发展迅速,其间流动着具有瞬时化、表面化、个性化、情绪化、全球化、碎片化等特征的网络文化与信息,对传统意识形态构建体系化认知与理性化思维都产生了全新的冲击。对此,习近平指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大部分信息都从网上获取。必须正视这个事实,加大力量投入,尽快掌握这个舆论战场上的主动权,不能被边缘化了。”这个舆论场变化了,主导的组织与机构模式也要快速变革。要立足于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深度融合,在强化网络意识形态话语权媒体平台系统建设的同时,改革意识形态机构的组织与管理模式,构建更具弹性的网络意识形态建设的组织基础。在此基础上,搭建新的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体系,使意识形态建设从传统的金字塔式科层架构模式变革为网络化、扁平化、分布式的组织架构。在强调人民群众普遍参与的同时,给意识形态工作者以更大的自由度与空间,培育网络意识形态空间自己的代言人和意见领袖,增强他们的个体能动性与影响力。

(四)深化“互联网+”和“物联网+”,让网络技术造福人民生活,增强网络意识形态竞争的物质与经济基础

要让网络技术造福人民生活,增强网络意识形态竞争的物质与经济基础,应做好以下方面:一是构建大数据平台,掌控数据精准输入与输出;二是规范电子商务,统筹发展电子政务,建设新型智慧城市;三是打通信息壁垒,消除网络信息鸿沟,铲除信息梗阻,开发在全国范围内的包括身份、银行、交通、法院、信用、学校等信息资源共享体系;四是加强网络相关立法,畅通沟通渠道,辅助科学决策,兼顾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五是针对性地加快农村互联网基础设备与应用场景建设步伐,发展农业现代化,打造农业生产智能化、经营网络化,真正帮助广大农民适应现代农业转型;六是发展智能制造,开展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的工作,解决更多人创新创业难问题;七是发挥互联网在基本公共服务中的基础作用,实施“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互联网+交通”等,促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八是发挥互联网在脱贫攻坚中的基础作用,实现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突破“最后一公里”的瓶颈,让有机、绿色、纯天然的农产品通过互联网源源不断地走出乡村,送达消费者,让山沟里的孩子也能通过互联网远程接受优质教育,实现教育均等化。总之,通过网络技术的深化应用,增强人民的技术发展获得感,以增进社会和谐,提高文化软实力,形成网络意识形态竞争力。

总结而言,进入互联网时代,人类命运被空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构建就是要利用好这个前所未有的契机,画好“同心圆”,重新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链接方式,在尊重个性发展与自由空间的同时,构建相互信赖、彼此依存、患难与共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确保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于不败之地。

 

 

来源:《学术论坛》2018年第6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9-03-19 09:4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