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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若麟:筑起反“精神殖民”的新长城

 

 

175年前,我们的国家处于“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地。大英帝国用一场鸦片战争强行撬开了中国的大门。由此,中国人民开始了一场漫长的反对外国征服的斗争。到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时,在上海这片中国的土地上还驻扎着11支外国军队。正因为如此,一直到1949101日,中国对自己国情的判断,是处于“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

今天,在军事、政治、经济、金融等各个领域,我们的国家已经真正挣脱了殖民主义者的锁链,成为一个完全独立的国家。我们是世界上九个核国家之一,再也没有任何外国能够在军事上征服中国。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们在金融领域虽然经历了风风雨雨,但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们仍然可以说,我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掌握着我们金融主权的大国。但是,在精神领域,我们是否有此自信呢?

我先要推荐两本书:《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和《谁在导演世界》。作者是边芹。我下面要谈的问题,在这两本书中都有着非常精辟和深入的分析、解读。

在精神领域,我们是否已经彻底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状态?实际上,西方对我们的精神征服还在继续,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目前甚至已经到了被“精神殖民”的悬崖边缘。

在生活中我们可能对这样的现象早已熟视无睹:

进入一家大型商场,很少能看到用中文标明店名和商标的商店。买房子,不是“牛津花园”、就是“剑桥小镇”,再不然就是“拉菲水岸”什么的……打开电视,跳进眼帘的是头发染成金色的节目主持人。朋友间谈起来,成功的标志往往就是某某某移民国外、某某某嫁给了外国人。当在生活中遇到一件不顺心的事时,有些人经常会脱口而出:要是在国外的话……言下之意,外国真是天堂啊!

我曾经在《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对法国某个社会现象颇有微辞。结果有一位朋友给我打电话说,“你能不能别再整天批评西方了?你把西方说得那么不堪,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啊?”我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西方竟然成了我们的希望。后来我才发现,这种想法在一些同胞中间相当普遍。很多人将今天我们国家所存在的令人缺憾的事,都寄托在将来某一天我们全盘“西化”之后。所以,他们听不得或者拒绝一切有关西方的负面消息。

这就是典型的被精神殖民的“病症”。

出现这样一种现象并非偶然,首先是我们自己出现了偏差。

1985年我第一次出国,来到法国。当时我在国内的工资是56元人民币。人民币当时与法国法郎的兑换率是1.21,我到法国后非常吃惊地看到,当时法国的最低平均工资是4400多法郎。也就是说,一个在法国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劳动者,他的最低工资也可以拿到5000多元人民币。而我作为一个中国社会收入并不低的阶层,我的工资仅仅是47法郎!当时我在巴黎到处看到日本电器产品的广告,于是想找一件“中国制造”。我把巴黎几大商场翻了一个遍,最后才在春天百货商店里找到一件“中国制造”:是上海生产的一个小玩具钢琴,价格正好是47法郎。当时这一事实对我的冲击和震撼,大家可以想象得出来。

于是,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大多以“向西方学习”为己任,包括我自己。我们当时真是昏了头了,我们忘记了自己过去被征服的历史,我们开始认为,我们被征服不是他人的错,而是我们自己的错,我们对自己说,落后就要挨打……

西方的《圣经》有一句话:照我说的去做,不要照我做的去做。也就是说,同中国一样,西方同样存在言行并不一致的情况。他们并不想告诉我们他们强大的真实做法。相反,他们告诉了我们一整套似是而非的“理论”……但是,我们当时是那么着急地想复兴我们的国家,我们于是忘记了我们祖先“听其言、观其行”的教诲,囫囵吞枣地将西方“说”的那些所谓现代化理论全盘照收。直到今天为止,我们的很多“专家”,实际上是背诵西方文献水平最高的人。他们并不了解现实中的西方,而把西方告诉我们的书本上的、理念上的、传说中的西方,当成了西方的现实。他们背诵西方文献的“水平”是如此之高、对背诵本身是如此地热忱,甚至于当中国的现实与西方理论不符时,他们也不认为是西方理论有偏差、有局限,相反认为是中国的现实不对!这样的人受到西方的热烈追捧,因为他们在为西方代言,在为西方洗我们的脑子,在为西方征服我们而充当先锋。

于是,很多人就不知不觉中在脑海里构筑起上面提到的那种“西方就是我们的希望”的蓝图。这就是在精神上被殖民的前兆。

精神被殖民有三个特征。第一是自认征服者为我们的精神主人;第二是自觉接受征服者对我们的权力;第三是根据征服者的意愿改变自己。

自认征服者是我们的精神主人,相对而言可能比较容易理解。不知从何时起,评价我们电影水平的,不再是我们的金鸡奖、百花奖,甚至不再是我们的票房,而是奥斯卡奖,是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奖。一部票房成功的中国电影,要是没有获得奥斯卡提名,在我们一些影评人口中,便是“进不了奥斯卡殿堂的低劣之作”;而当一部戛纳电影节获奖的作品在中国票房惨淡的时候,我们的一些影评人又认为,“中国人的素质怎么这么差,竟不懂欣赏高水平的文艺片?”同样的现象也存在于文学领域。一个宣称“用戏弄和不加掩饰的快感,揭露了人类生活的最黑暗方面”,一个描述“驴子和猪的叫嚣淹没了人的声音”的国度,一个认为我们的国家“没有真相、没有常识、更没有怜悯”,只有“鲁莽、无助和荒谬”的作家,因为被授予了一个外国的文学奖,就在中国风靡一时……

在太多的领域都是如此。我曾遇到这样一件事:在一次谈到美国的普利策奖时,有听众不知,便问是什么奖;我的一位中国同行居然这样回答:普利策是咱们新闻界的最高奖!“咱们新闻界”?还是“最高奖”?如果这不是在精神上被殖民的话,那我真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形容了。

事实上,我们还可以举出无数的例子。比如在生活中尽可能不用中文、远离中文。陀飞轮手表是目前世界上做工最为精细的手表,只有中国和瑞士能够制造。但中国的陀飞轮手表,除了一个海鸥牌,大家知道什么中国牌子?总之,一谈到手表,我们听到的是罗西尼、依波、君斯达、宝时捷、雷诺……

又比如在生活中的很多东西都以外国为最高、最优、最佳、最先进……动不动就是“这是进口的”,尽管我们的华为早已跻身世界名牌的行列,尽管我们的高铁已经是世界第一……我买了一台乐视电视,机器非常好。但是节目的安排上就不敢恭维。比如体育节目转播:中国人实力强大的项目如乒乓球是很少见到的。而外国人流行什么,我们就转载什么,甚至包括只有美国等少数国家风行的棒球比赛。棒球都不是奥运项目,中国人也从来不喜欢,为什么转播呢?难道这还不是被精神殖民的后果吗?

精神被殖民的第二个特征是:自觉接受征服者对自己的权力。

我在法国工作生活了二十多年。我也参观、访问过很多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我去过的国家,几乎没有例外,都是其国民在任何领域都拥有优先权。大概只有在中国,“外宾”才享有一切优先于中国国民的权利。我曾遇到过这样一件事:我因为在法国直接用法语撰写、出版了一本书:《Les Chinois sont des hommes comme lesautres》。法国媒体做了报道。于是国内有一家涉外出版社就找到我,邀请我做他们的签约作者。条件非常优厚:我继续我的外语写作,出版社给予我一定的津贴;等我的书在国外出版后再购买我的版权在中国出版。一切谈得非常好。等到要签约时突然问我,郑若麟先生您是什么国籍?我说,当然是中国国籍。对方立即回答:啊呀对不起,我们这个合同只对外籍人士有效。你是中国国籍,对不起,我们不能签这个约。这是典型的对中国人的国籍歧视啊!这样的事我还多次遇到。

再例如我们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我国外贸近几年来一直处于前三位,有几年甚至是世界第一贸易大国。但是在制定国际贸易规则上面,我们并没有多大发言权。不像美国,一旦在现行规则下无法再取得优势时,那就改变规则。当然,我们打“太极拳”的本领确实超群,以至在他人制定的规则禁锢之下,也照样能成功。但是,我们不能永远让他人来制定规则,我们来适应。一时一地的成功永远不及制定规则来得重要。

现在,有些人对涉外婚姻投来羡慕之极的目光,这是极其不正常的。在任何一个社会,跨国婚姻都存在。但在我记忆之中,似乎没有任何一个我访问过的国家对自己国家的女人嫁给外国人是如此的仰慕。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排名,部分国人婚姻选择优先的是“白人”,其次是“西方发达国家的黑人”,然后是阿拉伯人等等。将我们自己的种族黄种人排在了最后。如果这还不是在精神上被殖民的结果,那我就不知道什么叫民族自尊了。

精神被殖民的第三个特征是:根据征服者的意愿改变自己。

我们往往说,“师夷长技以制夷”,或者“师夷长技以自强”。然而从“师夷长技”到“崇洋媚外”仅仅一步之遥而已。今天有些人几乎竭尽全力地要根据征服者的意愿来改变我们自己的一切。这就成了典型的崇洋媚外而不再是师夷长技了。

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审美。有些人将自己的黑发染成金色、棕色、棕红色……如果染发仅仅是中国的某些特殊人群的特殊爱好,本来也是微不足道的小事。然而今天在中国,染发已成为一种被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羡慕的现象,这就不正常了。在审美上的改变,是最为典型的被精神殖民的一种病症。

另外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医。当以经验积累为特征的中医遇到西医“科学”理论无法解释的现象时,有一些人宁肯放弃对中医数千年经验积累的信任,改变我们的以治本、预防为主的理念,甚至认为中医不“科学”。

我们近年来耳熟能详的一句话,是“与国际接轨”。但是,改变我们的制度以向“国际标准”“国际惯例”靠拢,也是“真理与谬误只有一步之遥”的典型例子。一旦越界,我们就踏上了精神殖民的不归之路。与国际接轨,要看接的是什么样的轨。而事实上错误的轨道太多了,其中有很多甚至是西方故意给我们预设的。这也是对我们的一种精神殖民。

最极端的例子当然是“全盘西化”。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是不可能与其历史传承做一个绝对的、全面的、彻底的切割的。“全盘西化”就是一种接受外来精神殖民,从而自觉地将自己的文明彻底摧毁的极其荒谬的主张,与自觉接受“殖民三百年”来改造自己的主张如出一脉。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在今天的中国,这种自觉地接受外来精神殖民的国民,却似乎不是少数……

因此,下面的问题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落到这一步?

我们知道,西方文明以一神教为基础。大凡一神教文明都有一个特征,就是将世人分为两类:信教的上帝的子民,和不信教的异教徒。上帝的子民先天就有一个任务,就是将“迷途的羔羊”带回上帝的怀抱。也就是说,一神教文明的特质,是一种征服文明。

欧洲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黑暗之后,一旦条件成熟,便开始向海外殖民。大英帝国征服美洲,进军印度,蚕食非洲,最后来到东方古国中国,开始了征服中国的漫长且充满了火与血的历程。然而,中国人民的顽强抵抗,使中国避免了印度那样全面沦为殖民地的命运。直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将全部外国军队赶出了中国,从此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独立于外国殖民主义者的伟大国家。

但是征服文明是不会放弃其征服使命的。今天,西方在军事上打败中国、在政治上驯服中国、在经贸上操纵中国、在金融上控制中国……都已不再可能的时候,还有最后一个领域西方并没有放弃,那就是在精神上殖民中国。

要在精神上殖民一个国家,有三大重要的法宝:用新闻报道来解释(或更确切地说是虚构)你的现实;用广告来构筑你的理想(或更确切地说是构筑你的幻想);用电影来定位(或更确切地说是重新定位)你的历史。

大家不知道是否意识到,今天我们对世界的认识,已经不再是通过我们自身对生活的直接体验和感触,而是主要通过媒体上的新闻。新闻告诉我们一个我们所不了解的世界。新闻是向世人解释现实的一个有效工具。可以说,我们每天对世界现实的认识,大致就是大众传媒告诉我们的“电视世界”“互联网世界”或“纸媒世界”;媒体告诉我们的这个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虚拟的世界”,对我们的影响早已超过我们自己切身体验的真实世界。

外国媒体通过新闻报道来告诉我们,中国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而“民主”的西方世界则是人间天堂。大家知道,西方媒体在谈及中国时,90%以上都是负面的。中国的负面新闻就成为很多人心目中的“中国现实”。我们经常听到这样一种说法:西方的媒体都是以批评为主的,所以西方负面报道中国也是“正常的”。说这句话的人并不了解事实。我做过多次统计,法国媒体在报道其本国新闻时,绝对是以正面报道为主,比例大约是70%左右。但问题是,法国媒体在涉及中国的报道时,几乎90%以上是负面的。一正一负,其洗脑效益是非常高的。

大家知道,有这样一句话,据说是基辛格说的:“谁控制了石油,谁就控制了所有国家;谁控制了粮食,谁就是控制了所有的人。”我想加一句:“谁控制了媒体,谁就控制了你的思想!”所以,媒体通过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已经成为一种真正的洗脑工具。大家知道为什么在西方只强调新闻自由,而从来不提民众的“知情权”吗?因为绝对的新闻自由就意味着不需要对事实负责。如果没有事实来制约新闻,如果不是绝对严格地要求对事实进行实事求是的报道的话,那么造谣也将是自由的。因此绝对的新闻自由就使大众传媒成为一种洗脑的工具。对某一事件“是否报道”“如何报道”以及“如何评论”本身就是一种洗脑方式。之所以西方只对发生在中国的负面事件进行报道,就是为了在世人面前将中国描述成一个负面的国家。这是对中国进行精神殖民的第一步:摧毁中国民众的自信心。

当今世界的国际新闻现存“秩序”是:从美国(西方)而来、朝美国(西方)而去。发生在美国(西方)的一切都是新闻,而发生在世界其他地区的新闻,则只有当美国(西方)关注的时候,才会成为新闻。正因为这一新闻秩序,使得美国(西方)主导着全球的新闻报道,使得美国(西方)对世界的认知,在潜移默化中成为我们对世界的认知。当这一认知成为现实时,我们就大致可以判断,我们在精神上正处于被殖民的状态,或被精神殖民的边缘。

应该承认,西方的这一手是很奏效的。作为一个媒体人,我一直在跟踪观察中国媒体风向和趋势。在海外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西方媒体存在着一种“舆论风向标”,即某报刊的报道方向属于“政治正确”范畴,因而其他媒体一般都会以此为报道界线。在美国就是《纽约时报》,在法国就是《世界报》。但在中国呢?经过长期追踪,我认为是FT中文网!即英国《金融时报》的惟一非英语网站。中国大大小小媒体报人,很多人在报道新闻时先读一读FT中文网,甚至包括涉及中国国内事务时也是如此,然后再根据FT中文网的调子来报道新闻。虽然在普通民众中FT中文网并不是很出名,但在业内却是影响极大,是典型的“舆论风向标”。在FT中文网上撰文的中国作者,比在国内媒体上的作者在业内名气要大得多。这不是一种精神被殖民的病症吗?至少是“半殖民”状态。

在精神上殖民一个国家的第二个法宝,就是利用广告来构筑你的理想。

众所周知,广告本身就是一种洗脑工具。我回国后非常吃惊地看到,西方的广告已经渗入到我们每时每刻每个场所。我出门坐公交,公交上不停地在播放西方模特儿走秀的广告;我在家里看电视,打开乐视就是西方的汽车广告;我走在上海的大街上看到一则中国房地产广告,上面居然也是一个西方白人作为模特儿的广告……我不知道大家是否意识到,西方的广告、特别是在中国所做的广告,从根本上来说都是朝着一个方向迈进:西方是天堂,只要购买了西方的某个产品,你就将一步进入天堂。如果说,在新闻报道中蓄意地诋毁中国是为了将中国塑造成一个负面形象的话,那么西方的广告则是用来告诉你,西方是如何美好,是人间天堂,是你的理想之国。

过去,广告仅用于商品的销售。而今天,政治广告已经成为一大创举。在选举民主中,广告的作用越来越大。甚至可以说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美国最高法院取消政治献金最高限额主要就是使竞选者能够通过无限制的广告来洗选民的脑子。由此可窥广告作用之大。

我们被广告、特别是西方广告渗透的时候,我们从崇拜西方的产品走向崇拜西方的社会、从崇拜西方的社会走向崇拜西方的国家、从崇拜西方的白种人走向崇拜西方目前盛行的政治体制。事实上,我在法国二十年,几乎没有看到过一则正面褒扬中国的广告。一正一负,在这种背景下,我们想不被精神殖民也难。所以这是对中国精神殖民的第二步:建立对西方的崇拜。

从精神上来殖民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第三大法宝,是用电影来定位你的历史。

电影从来不是一种单纯的娱乐工具。我们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多少美国好莱坞对世界历史的诠释?从《巴顿将军》到《独立日》,从《第一滴血》到《美国往事》,美国就是救世英雄,美国人就是人性高尚,美国体制就是尽善尽美。而对中国呢?一部《西藏七年》告诉我们达赖是如何伟大、如何人性,相对而言当然就是“共产党中国对西藏的入侵”。

戛纳电影节更为高明。他们通过“选片”方式,鼓励中国人自己拍摄“丑陋的中国人”电影。在这里我要提出一个细节来说明他们是如何通过电影来对我们进行精神殖民的。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以前,戛纳电影节的入选片都是由各国自选自送,也就是说,影迷们在戛纳看到的电影,真的是各国选送的本国最佳电影。这时的戛纳电影节还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世界电影盛会。但从七十年代末期开始,戛纳电影节开始不再由各国选送电影,而是由电影节自己组成了一个选片班子来选片。于是,地下电影、反叛电影、反政权电影等所谓的“独立电影”就开始成为东方国家能够进入戛纳的惟一的“窄门”。从这时起,入选戛纳电影节就成为“负面化”东方国家和“美化”西方国家的代名词。电影就是这样通过对历史的诠释,来再定位各国电影观众的历史观、价值观和世界观。仔细看一看近年来戛纳电影节入选的中国电影,就可以一目了然。

正因为电影的这种超乎寻常的洗脑功能,美国、法国等所谓的电影大国都将电影作为世贸谈判的重点,甚至不惜为此在盟国之间大打间谍战。

电影洗脑的主要方法除了情节以外,就是细节与画面:我们忘记了情节,却记住了形象。在西方和中国入选西方各大电影节的电影中出现的中国人形象基本上都是一脸猥琐和邪恶的。通过定格中国人的丑陋形象,来解释中国的历史也是丑陋的,最终达到使观影者厌恶中国人……这就是通过电影对我们进行精神殖民的一大发明。

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办?

诸多触目惊心的事实证明,我们面对的形势是严峻的,针对我们、特别是我们年轻一代的精神殖民,是来势汹汹的。今天,已经到了我们用精神构筑起新的长城的时候了。

要打赢这场精神领域的反殖民决战,我们的关键在于觉醒。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这不是我们的臆想,而是一个严酷的事实。对我们的精神殖民是全方位的、运用了一切可以运用的手段……但我是乐观的,特别是对我们年轻的一代,我是乐观的。因为我们是一个有着五千年历史积淀的文明大国,我们的祖先给我们留下了异常丰富的精神遗产;因为我们的年轻一代有着比我们更为开放的心态,比我们更为坚定的自信。我相信,只要我们的年轻一代一旦认识到西方对我们的精神殖民的现实时,我们有着一切手段和条件,来打赢这场精神领域的决战。

 

来源:《中华魂》2016年第9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7-04-05 18: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