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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晓燕:恩格斯晚年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三重贡献

党的十八大以来,如何提升意识形态话语能力、牢牢掌握意识形态话语权成为引领中华民族开启伟大复兴新征程的中国共产党孜孜以求的重大思想文化课题。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形象地讲,长期以来,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解决挨骂问题,核心在于提升党的意识形态话语能力,深刻认识并清楚阐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将意识形态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然而,通过对党的十八大以来意识形态话语权论题研究成果的梳理,可以认为:国内学界对于意识形态话语权论题马克思主义谱系思想资源的挖掘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特别是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维护自身学说话语权的宝贵思想资源的把握,不少仍停留于找寻他们在各个历史时期对相关概念的明确界定及理论阐释的方式,其结果必然是:由于马克思、恩格斯没有明确使用“意识形态话语权”概念,对于他们的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的阐发至今仍显碎片化,系统性和全面性不足。但思想与思想的表述并非简单对应关系,比思想家对自身思想表述更重要的是“他实际上说了什么和做了什么”。实质上,马克思、恩格斯毕生的思想事业正是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权、建立与维护无产阶级意识形态话语权的过程,他们的话语权思想不是直白地呈现而是蕴含在理论表述下、体现在话语实践中。尤其是恩格斯晚年顺应国际工人运动形势,坚持论战与捍卫相结合、完善与发展相结合、转化与普及相结合,为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作出了杰出思想贡献,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在有效应对国际意识形态斗争复杂形势、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思想任务的背景下,重估恩格斯晚年维护马克思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历史贡献具有重要思想史意义和鲜明实践价值。

一、被遮蔽的恩格斯:系统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第一人

“马克思主义必须在斗争中才能发展,不但过去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将来也必然还是这样。”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社会土壤,但超越性地实现了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质的深刻批判,为全人类追求自由解放和全面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引和方法论指南。身处资本主义社会环境的客观现实,决定了马克思主义自诞生之日起就面临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思想家的否认与攻击,捍卫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历史实践,从表述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理的《共产党宣言》诞生时已经开始,在给予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以清晰表述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发表后更为频繁地出现。1870年,恩格斯移居伦敦,马克思由于身体状况不佳将精力集中于写作《资本论》,主动捍卫和宣传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重任落在了恩格斯肩上。特别是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责无旁贷要“在理论问题上代替马克思的地位去拉第一小提琴”。19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德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德国社会民主党进入合法斗争时期,资产阶级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手法从公开地、完全地否认,转向隐蔽歪曲和恶意篡改。在这一背景下,一些社会民主党人及青年群体存在着不同程度误解、曲解马克思主义的问题,却都自称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仅造成思想混乱、给马克思主义带来损失,也不利于工人运动的发展。恩格斯毅然扛起了传承马克思学说真精神、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任。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以下简称《起源》)、《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费尔巴哈论》)等论著中,以及在一系列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中,恩格斯继承马克思“在批判旧世界中发现新世界”的思想,在与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思潮的论战中,否定资本主义国家及其意识形态存在的永恒性,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阐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厘清意识形态的内涵与结构、相对独立性与社会功能,完善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推动马克思主义体系化、通俗化,开拓与宣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话语体系,为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作出了重大历史贡献。

然而,由于长期以来恩格斯思想解释路向的西方化,恩格斯晚年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历史贡献被遮蔽。现代西方学者尤其是西方马克思学学者基于文本研究提出所谓“马克思恩格斯对立论”,割裂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在源流关系,造成马克思主义理解史上的混乱图景,让马克思、恩格斯意识形态理论的历史镜像越发模糊。若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置于生动丰富的社会历史实践中进行具体的、历史的分析,则不难理清上述混乱。为了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唯心主义本质以及以此为哲学根基的资本主义政治和经济,马克思毕生的理论研究遵循批判唯心史观、奠定唯物史观哲学根基,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社会,进而深入经济学内部挖掘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探索无产阶级乃至人类解放道路的路径。这是时代赋予马克思的思想使命,正是在这个意义层面马克思是“第一小提琴手”。而恩格斯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之一,在马克思之后“最先把马克思主义作为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来加以阐述”,成为阐释与宣传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推动马克思主义从科学的理论体系向无产阶级话语体系转变、系统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第一人。

在国内,伴随改革开放40余年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开拓和深化,恩格斯思想研究逐渐成为一个具有独立意义的论题。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研究中的主体自觉和反思精神较为缺乏,“由西方马克思主义或西方马克思学牵着鼻子走”的现象较为突出。20世纪末以来,随着“回到马克思”“回到恩格斯”呼声兴起,特别是2013年8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明确指出“必须把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管理权、话语权牢牢掌握在手中”,国内学界开启了独立自主探索意识形态话语权理论资源之路,形成了一批重要研究成果,极大地拓展了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论域,但仍有较大提高空间。在当前研究中,对意识形态话语权论题马克思主义谱系思想资源的挖掘与梳理仍是薄弱环节,尤其是对恩格斯晚年的历史贡献的重视与阐发显著不足。尤其要注意的是,在研究资料的梳理中,不应纠结于字词的显性呈现,而是要深入其中挖掘文本背后的思想内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恩格斯的形象仍需当前学界给予重新界定,其思想的理论精髓和学术价值需要学界给予澄清和阐释”。

二、论战与捍卫:在意识形态论战中捍卫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与方法

马克思逝世后,历史唯物主义遭到形形色色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思潮的歪曲和挑战。恩格斯晚年的著述具有明显的论战性特征,他正是在与这些思潮论战的过程中阐发唯物史观,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

1. 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及其哲学基础,捍卫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

19世纪后半叶,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在工人运动中逐渐赢得掌控力的形势引发资产阶级当权派的恐慌,资产阶级学者加紧宣扬“国家永恒论”、复活德国古典哲学以对抗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由于资产阶级的长期宣传和社会改良措施的施用,资产阶级国家“人类美好千年王国”的迷信蔓延。1884年恩格斯写作出版的《起源》根据大量史料揭露古代社会发展规律和国家起源的秘密,阐明私有制、阶级产生和国家起源的关系。国家并非自然存在,而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原始社会末期,随着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向私有制转变,私有制的发展促使社会分裂为阶级。国家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是占统治地位的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机关。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国家随着阶级的消失而不可避免地要消亡。恩格斯对国家起源的历史考察戳穿了资产阶级学者所谓“国家永恒论”的虚伪本质,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国家观。在1886年写的《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揭示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在于“它彻底否定了关于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结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真理不是一堆静态的教条,而是在认识中不断完善的过程。历史同样如此,“完美的社会、完美的‘国家’是只有在幻想中才能存在的东西”,进一步揭示“国家永恒论”的虚假性。

恩格斯晚年,资产阶级开历史倒车地复活德国古典哲学以对抗马克思主义哲学,造成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的流行。新康德主义、新黑格尔主义宣扬唯心主义和折中主义,在工人阶级中造成了负面影响。对于当时的思想理论状况,恩格斯如是概括:“德国的古典哲学在国外,特别是在英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有某种复活。甚至在德国,各大学里借哲学名义来施舍的折中主义残羹剩汁,看来已叫人吃厌了。”要彻底反驳新康德主义和新黑格尔主义,全面理解唯物史观,必须厘清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关系。恩格斯在《费尔巴哈论》中系统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德国古典哲学的内在联系与本质区别,揭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诞生引起的革命性变革。通过回溯德国古典哲学发展史,恩格斯指明了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性质及其内在矛盾:由于唯心主义体系的封闭性,辩证法这种彻底革命的思想方法在黑格尔哲学那里竟然产生了极其温和的结论,实质上“为容纳各种极不相同的实践的党派观点留下了广阔场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黑格尔学派解体过程中产生的唯一真正结出果实的派别,它在继承黑格尔哲学辩证方法的同时摆脱了其唯心主义框架,所创立的唯物史观这一历史科学终结了一切历史领域内的哲学。不同于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在历史之外寻找发展动力,唯物史观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指出在现代历史中一切政治斗争都是阶级斗争,一切争取解放的阶级斗争归根到底是围绕经济解放进行的。由此,恩格斯说明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以黑格尔哲学为集大成的德国古典哲学的本质区别,揭露了资产阶级复活德国古典哲学用以维护其经济地位与统治权力的政治意图,捍卫了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正如列宁所指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坚决地捍卫了哲学唯物主义……在恩格斯的著作《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反杜林论》里最明确最详尽地阐述了他们的观点”。

2. 批驳“经济唯物主义论”,捍卫唯物史观基本原理

复活德国古典哲学的同时,资产阶级学者极力将马克思主义庸俗化。其典型代表保尔·巴尔特污蔑历史唯物主义为“经济唯物主义”,声称唯物史观将经济因素视为历史发展中唯一的支配因素,否定思想观念和政治的力量。在巴尔特看来,马克思是只承认经济因素决定作用的“社会静力学”持有者,马克思主义是缺失“社会动力学”的平庸的实证论。

巴尔特的观点在资产阶级学者中具有代表性,更危险的是,他的观点在倾向于马克思主义的群体中得到了默许,造成了对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大误解。青年经济学家康拉德·施米特在致恩格斯的信中赞许巴尔特的观点“经济不是单方面地决定政治,而政治也反过来决定经济”,声称巴尔特对于马克思历史观的批评是“深刻的”。恩格斯将巴尔特的书视为歪曲马克思主义的典型例子,坚决展开对巴尔特所谓唯物史观“经济唯物主义论”的批驳。在1890年10月27日致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分析了包括国家权力、法等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特别是以《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为例,指出马克思对于政治因素的历史重要性的认识,证伪巴尔特的论断:“如果巴尔特认为我们否认经济运动的政治等等的反映对这个运动本身的任何反作用,那他就简直是跟风车作斗争了。他只需看看马克思的《雾月十八日》,那里谈到的几乎都是政治斗争和政治事件所起的特殊作用,当然是在它们一般依赖于经济条件的范围内……如果政治权力在经济上是无能为力的,那么我们何必要为无产阶级的政治专政而斗争呢?暴力(即国家权力)也是一种经济力量!”在此基础上,恩格斯进一步分析“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意识形态的领域”即宗教、哲学领域中经济起最终支配作用的必然性及其内在限度。一方面,指出经济发展对观念上层建筑的“最终的至上权力”是“确定无疑的”;另一方面,以哲学思想为例说明这种支配作用是发生在“各个领域本身所规定的那些条件的范围内”。哲学思想的生产在继承前人的一定思想资料的前提下进行,在该前提下经济因素最终“决定着现有思想材料的改变和进一步发展的方式”,这种决定多半是间接发生的,而对哲学发生最大的直接影响的是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反映。

3. 反击将唯物史观教条化、形而上学化,捍卫唯物辩证法基本方法论

恩格斯晚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风云变幻,无产阶级迫切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然而,受到庸俗化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以保尔·恩斯特为代表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内“青年派”等“最新的马克思主义者”将唯物史观教条化、形而上学化,造成对马克思主义的歪曲和误读:他们看到了历史规律的客观性,却否认作为主体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坚持了经济基础的决定作用,却忽略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的相对独立性和反作用;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却兜售着背离马克思学说真精神、将唯物史观庸俗化的思想观点。以恩斯特为例,他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危险”等文章中歪曲历史唯物主义:将历史唯物主义教条化,将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分析简单套用在对挪威小市民阶层的分析之上;将历史唯物主义形而上学化,声称在马克思那里存在历史自动论,经济关系“就像玩弄棋子一样地玩弄这些人”。

面对恩斯特的歪曲,恩格斯紧急叫停这种伤害马克思主义传播和发展的做法,疾呼“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在1890年6月5日的信中,恩格斯批评了恩斯特机械地、教条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做法。“如果不把唯物主义方法当做研究历史的指南,而把它当做现成的公式,按照它来剪裁各种历史事实,那它就会转变为自己的对立物。”恩格斯详细指出恩斯特在评论挪威剧作家易卜生的作品时所谓“用唯物主义方法处理问题的尝试”存在的偏颇:不是在详细掌握挪威经济社会发展史的基础上分析整个挪威及其在那里发生的历史事实,尤其是在了解当地农民和小资产阶级生产方式和生存状况的前提下作出论断,而是以小市民阶层范畴来理解一切,更进而将对德国小市民阶层的看法套用到对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理解上。他耐心地教诲这位青年去发现二者“极其重大的差别”,在评论之前有必要先行研究挪威小市民阶层的特性。

恩格斯旗帜鲜明地反对将唯物史观教条化,也反对将唯物史观形而上学化。针对恩斯特将经济关系视为历史发展的“唯一的决定因素”,普鲁士柯尼斯堡大学数学系学生约瑟夫·布洛赫向恩格斯提问“经济关系是唯一的决定性因素呢,还是只在一定程度上是其他所有关系的坚实基础,而其他关系本身也还是能发生作用的”?可见,在青年群体中,对于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因素各自的作用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存在一定程度的模糊性。恩格斯坦率地承认,基于从德意志意识形态“浓重的意识形态襁褓”束缚中抽身而出、彻底批判唯心史观的需要,马克思和他在早期突出强调了为论敌所否认的经济因素,“为了内容而忽略形式”。这在当时的思想任务背景下具有合理性,但客观上造成了对上层建筑的能动作用认识不足,影响到青年群体正确理解二者的内在关系。为了捍卫唯物史观,恩格斯在1890年9月21—22日答布洛赫的信中全面论述了经济因素和上层建筑因素的辩证关系,反击恩斯特“经济因素唯一决定论”:“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在这里,“归根到底”有三层深意:一是必然性。历史的发展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的统一。经济因素表现出必然性,“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通过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向前发展”,上层建筑诸因素不管有多大的独立性,最终体现着经济运动的必然性。这一点如果说在个别时期看得不够清楚,那么从历史发展的整个进程来看则非常清晰。如果画出上层建筑的历史发展曲线的中轴线,就会发现“所考察的时期越长,所考察的范围越广,这个轴线就越是接近经济发展的轴线,就越是同后者平行而进”。二是中介性。经济动因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起作用,但其作用的中介环节和过程复杂而漫长。恩格斯以普鲁士国家为例指出,归根到底起到决定作用的经济动因如此遥远,以至于只有在研究了政治、道德等的直接原因后,才能发现经济动因的作用和影响。虽然可以论断普鲁士国家的产生和发展是由于历史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原因,但若拘泥于仅仅从经济因素说明每一个德意志小邦的过去和现在的存在,则很难不闹出笑话。三是非唯一性。经济因素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导源性因素但非唯一因素,上层建筑等其他因素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也影响社会历史进程,且在一定条件下起到直接的决定作用。恩格斯基于新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理论需求,系统分析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及时澄清了“青年派”的理论误区,捍卫了唯物辩证法的基本方法论。

三、完善与发展:推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时俱进

批判本身不是目的,批判以更好地阐释和发展自身的理论和更有效地指导现实实践为双重目标。在批判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同时,恩格斯晚年在自身理论完善与理论掌握群众两个环节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顺应国际工人运动对于科学理论指导的诉求,恩格斯晚年阐扬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厘清意识形态的内涵与结构、相对独立性与社会功能,为完善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奠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理根基作出了杰出贡献。

1. 厘清意识形态的基本内涵与内在结构

面对来自以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为代表的旧意识形态对于国际工人运动的负面影响,恩格斯赋予意识形态以“虚假意识论”的经典定义,揭示意识形态发生的认知论机制。“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通过意识、但是通过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这种虚假性体现在,无论就其内容抑或形式而言,意识形态都是从纯粹的思维中引出。由于束缚于虚假的思维过程,旧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是唯心主义。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除了如前所述分析其产生和消亡的一般规律、与经济基础的辩证关系之外,恩格斯还深入到对意识形态内部结构的分析中。国家是“第一个支配人的意识形态力量”,意识形态伴随国家的出现而生成,在观念层面再生产与彰显国家统治力量。政治、法律等意识形态由于距离经济基础较近,在国家产生后随即出现。“更高的即更远离物质经济基础的意识形态,采取了哲学和宗教的形式”。若就与经济基础的远近关系对意识形态进行分层,则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构成由内而外包围经济基础的圈层。《费尔巴哈论》中,恩格斯详尽阐发了法律、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形式的历史发生及其各自与经济基础关联的远近,厘清多样意识形态形式的结构方位。

2. 阐发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独立性的全新观点

在巴尔特所谓唯物史观“经济唯物主义论”的理解框架里,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其发生、发展是机械、被动的过程。恩格斯及时地回击这种论调,首次提出了意识形态一旦生成就具有相对独立性的观点。在1890年10月27日致施米特的信中,恩格斯提出了“相对独立性”的概念,认为国家作为“新的独立的力量总的说来固然应当尾随生产的运动,然而由于它本身具有的即它一经获得便逐渐向前发展的相对独立性,它又对生产的条件和进程发生反作用”。实际情形中,国家权力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可以表现为同向、反向或他向三种形态。政治上层建筑具有相对独立性,观念上层建筑也不例外。恩格斯以哲学为例说明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从发生来看,每一时代哲学的发生并不仅仅基于一定社会经济基础,而要充分考虑“由它的先驱者传给它而它便由以出发的特定的思想资料”;从发展来看,哲学的发展水平并非与经济发展水平同步,“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但意识形态的独立性是相对的,经济基础在归根到底的意义上决定着哲学思想材料存在和发展的方式,这种决定通过政治、法律、道德的反映间接来实现。

3. 强调意识形态对于经济基础的巨大反作用

意识形态的相对独立性更为突出地体现在其社会功能上。马克思、恩格斯曾否认意识形态有独立的发展史,一些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家自以为是地得出他们否认意识形态的历史影响的荒谬结论。在1893年7月14日致弗兰茨·梅林的信中,恩格斯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推论在方法论上的偏差:“这是由于通常把原因和结果非辩证地看做僵硬对立的两极,完全忘记了相互作用。”在1894年1月25日致瓦尔特·博尔吉乌斯的信中,恩格斯指出,固然政治、法律、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经济关系构成制约社会历史发展的一条红线。但是,“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在恩格斯看来,意识形态绝非机械受制于经济基础的“牵线木偶”,而是由意识形态家们有意识地进行的观念生产的产物,它不是被动的存在而是能够积极参与社会再造进程的重要因素。不仅各种意识形态形式间相互作用,而且它们还对经济基础发生能动作用。意识形态不仅能“对经济基础发生反作用,并且能在某种限度内改变经济基础”。恩格斯不仅系统化了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形式间相互作用以及意识形态与经济基础相互作用的理论,而且对于法律、道德、宗教等具体意识形态形式对于社会经济的最终依赖性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做了清晰揭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具体而言,恩格斯揭示了法律与经济基础及政治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阐述了道德对社会经济的依赖性及其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揭示了宗教的社会根源及其历史作用。总之,意识形态作为观念上层建筑,在一定条件下能够变成物质力量,反作用于社会存在进而影响社会历史进程。

四、转化与普及:开拓与宣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话语体系

恩格斯晚年不仅在完善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奠定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学理根基方面作出了理论贡献,也在指导国际工人运动的鲜活实践中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体系化、通俗化。通过这两个环节的转化工作,恩格斯晚年为开拓与宣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无产阶级话语体系、在广大科学界和工人群体中普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发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实践功能作出了历史性贡献。

1. 体系化:将马克思的观点转化为理论体系

正如麦克莱伦所指出的,作为一个最具有语言表达才能的普及者,恩格斯“将马克思的观点转化为一种世界观,一种哲学体系,一种对世界的解释……发挥了新兴的马克思主义运动的理论导师的作用”。19世纪中叶,德国思想界热衷于创立包罗万象的“体系”,“最不起眼的哲学博士,甚至大学生,动辄就要创造一个完整的‘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对此持否定态度,不是痴迷于体系的创立而是着眼于确立科学方法论,但这种做法极大地限制了他们的著述的系统性和通俗性,不利于在广大工人群体中传播和流行。相比之下,由于迎合了思想界及舆论界对于理论体系化的兴趣,庸俗社会主义理论家杜林的著述由于语言与形式“比马克思的著作易懂得多”而广泛传播,造成了较为普遍的思想混乱,削弱了马克思主义在德国社会民主党以及工人运动中的影响力。伯恩斯坦甚至认为杜林用“科学的激进主义补充了马克思”,“继续了马克思”。而恩格斯正是在“注意到那些平庸思想在党内传播的危险性的时候”,才意识到彻底批判杜林“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批判杜林主义,捍卫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任是经由恩格斯与之论战承担起来的。通过对杜林的《哲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经济学教程》《国民经济学和社会主义批判史》三部著作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理论方面的谬论的批判,恩格斯百科全书般地概述了马克思和他在这些方面的基本观点,使马克思主义世界观首次以完整的理论体系的形态呈现出来。也正因为这种系统呈现,《反杜林论》广为传播,成为国际工人运动的宣传手册,是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进行斗争的思想武器。列宁概括了《反杜林论》之于革命的工人阶级的重要思想启蒙价值,指出,它使工人阶级清醒认识到:只有马克思的哲学唯物主义,才给无产阶级指明了如何摆脱一切被压迫阶级至今深受其害的精神奴役的出路;只有马克思的经济理论,才阐明了无产阶级在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中的真正地位。

在学界,《反杜林论》同样影响巨大。到1894年,据恩格斯自己所反馈的,《反杜林论》所主张的观点“已经深入科学界和工人阶级的社会意识”。而在考茨基看来,正是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的思维方式”,使得德国社会民主党人能够“系统地按马克思主义来思考和工作”,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的学派”的出现。虽然这一学派的命名是在《费尔巴哈论》中首次明确提出的,但《反杜林论》已实质性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学派的基本理论和主要观点。考茨基坦陈,对于他个人理解马克思主义而言,《反杜林论》所起的作用胜过其他著述。“诚然,马克思的《资本论》是很了不起的。但是,我们只是通过《反杜林论》才正确地阅读和学习《资本论》的。”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也受到《反杜林论》的深刻影响。1913年,列宁正是在吸收《反杜林论》核心思想的基础上,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从此“马克思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观点被公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核心观点。

2. 通俗化: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转化为话语体系

对于普通民众而言,马克思、恩格斯的许多著述博大精深,超出了他们的理解水平。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在将主要精力集中于整理出版《资本论》第二、第三卷的同时,撰写了大量序言、简介、小册子,为马克思以及他自身的著述做广泛宣传,亲身示范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通俗化。被马克思誉为“科学社会主义的入门”的《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就是由《反杜林论》这部“纯学术性的著作”中摘录出的三章(引论第一章、第三篇的第一章和第二章)整理、改编而成的。该书以通俗的语言清楚地说明了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的创立推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历史进程,阐释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揭示了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不仅其首版(法文版的《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许多优秀的法国人的头脑中引起了真正的革命”,而且在恩格斯在世期间就已经被译成“10种文字流传开”,刊印的版本及发行量甚至超过《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有力地推动了欧洲工人运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的诞生与广泛传播以成功的实践生动回答了“如何真正把对社会主义的思考从学术理论转变成普通民众所能接受的话语体系”的难题,是提高工人阶级理论素养、启发无产阶级阶级觉悟、培养共产主义事业接班人的重要读本。不仅如此,恩格斯还对《费尔巴哈论》和《自然辩证法》等著述做了通俗化处理,在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走近大众方面发挥了引领和示范作用。

结  语

恩格斯逝世后,以伯恩斯坦为首的修正主义者认为恩格斯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书信“修改”了唯物史观,对于意识形态因素的巨大作用的肯定是承认唯心主义。这种歪曲的存在,清楚表明理解恩格斯之于理解马克思主义的必要性:如果不能正确地把握恩格斯的思想,“就不可能理解马克思主义,也不可能完整地阐述马克思主义”。恩格斯曾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这里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仅仅肯定经济关系的决定作用是不够的,那样会使唯物主义的运用变成比解最简单的一次方程式更容易的东西;只有深入研究经济和其他一切非经济关系的相互作用,才能理解历史过程的复杂性。恩格斯对于经济因素的最终决定作用、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相互作用的性质和结构的阐释,在今天仍具有重要指导意义。习近平在“8·19讲话”中指出:“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既是对历史上对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处理实践中正反两方面经验教训的理性总结,也是对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二者内在关系与互动过程的基本原理在新时代的科学运用。在当代中国,深入挖掘意识形态话语权研究的马克思主义谱系思想资源不仅是澄清对马克思主义的种种污名化、歪曲化认识,重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源流关系的需要,也是应对国际意识形态斗争、维护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的重要参照。在世界百年变局和世纪疫情相互交织、国际政治环境错综复杂、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的当下,逆全球化、民粹主义、地方保护主义抬头,美国以及一些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趁机转嫁国内矛盾,制造所谓疫情中国责任论、中国衰退论等,对于维护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安全构成冲击。学习恩格斯晚年的意识形态论战精神,要树立当战士不当绅士的意识,在与形形色色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交锋的过程中增强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立场、观点、方法分析与解决问题的能力;坚持立破并举、以破促立,与时俱进不断丰富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坚持理论发展与宣传普及相结合,不断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观念整合与社会再造功能。多措并举,牢牢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奠定坚实思想根基。

 

 

文件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9

网络编辑:静穆

发布时间:2022-11-04 10:0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