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我的位置 > 首页 > 思想争鸣
廖伟凯:马克思如何认识、使用与定义“Ideologe”
——对《德意志意识形态》特别是“圣麦克斯章”的考察

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卷多将“Ideologe”一词译为“玄想家”或“思想家”。1993年,俞吾金出版《意识形态论》一书,提到“Ideologen译为‘思想家’不妥”(俞吾金,第72页脚注);1996年,张峰在一篇文章里,依据马克思德语用词,在一处“思想家”后以括号注明“意识形态家”(参见张峰,第24页),是为“Ideologe”正名的“先锋”。2009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将《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一文收录范围内的“Ideologe”一词全部改译为“意识形态家”,共计12处。学界现阶段对“意识形态家”的认识,大多透过“意识形态”一词作延伸阐述,或是仰赖“玄想家”以及2009年12处改译的“意识形态家”等词汇来作理解。但是,那些存留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中未改译的、仍译为“思想家”的另外33处“Ideologe”(意识形态家)却被忽略了。这些“思想家”(Ideologe)富含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家”特性的表述,包括他们的产生原因、特质、看待世界的方式等。本文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第2版(MEGA2)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卷为参照系,除了分析已翻译为“意识形态家”的12处外,也针对上述33处被遗忘的“思想家”进行解读,考察马克思如何认识、使用与定义“Ideologe”。

一、马克思对“Ideologe”(意识形态家)的使用方式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之前,马克思使用过3次“Ideologe”。在《答一家“中庸”报纸的攻击》里,他写道:“我们且不要操之过急,让我们来看一看事情的实际状况,而不要成为玄想家(Ideologen);我们可以证明,我们这位朋友决不是玄想家(Ideologe)。”(《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1995年,第402页)多数的研究指出,马克思在这里两次写下“意识形态家(玄想家)”,是意指那些不从实际层面探讨,而仅遥想空洞理论的人。第三次则出现在《神圣家族》里,他写道:“他对实业家的鄙视是他对意识形态家的鄙视的补充。”(《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325—326页)多数的研究认为,马克思在这里对“意识形态家”的阐释与之后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致,皆指称观念学派,意指那些脱离实际、虚构观念的“空论家”。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马克思一共写下45处“Ideologe, -n”一词,明确地阐释了他对“意识形态家”的看法。2009年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在“费尔巴哈章”开头曾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作过译注:指一种“颠倒意识与存在、思想与现实的关系,以纯思想批判代替反对现存制度的实际斗争”(同上,第512页脚注)的德国哲学,马克思称这种哲学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并视抱持这种哲学观的人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学界对该定义并无异议,但对于剔除了“德意志”这一修饰前缀的“意识形态”却有相当多元的观点,从而也激起对马克思意识形态思想的争论;而少了“德意志”的“意识形态家”一词,多是伴随负面含义被学界所使用。虽然学界普遍认定马克思对“意识形态”有过中性肯定的阐释,但是“中性”含义的阐释却似乎不存在“意识形态家”身上。在考察《德意志意识形态》中45处阐释“意识形态家”或“思想家”的写作脉络后,本文认为,马克思对“Ideologe, -n”(意识形态家)一词有三种用法和指涉,包括一般意义上的“意识形态家”“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以及明确的指涉对象,如被称为“意识形态家”的康德、谢林、青年黑格尔派,或是“德意志意识形态家”里的施蒂纳、鲍威尔等。

首先,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相较于“德意志意识形态家”(deutsche Ideologen)一词,马克思反而更多单独使用“意识形态家”(即Ideologen)来进行阐释。例如他写道,“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为什么意识形态家使一切本末倒置”(同上,第551、586页)、“变成思想家对世界的统治”、“同思想家们的思想和观念作斗争”、“在幻想方面有特权的等级——思想家”、“存在于思想家的想象之中”、“统治阶级的思想家”、“看见植物界的这些思想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135、187、214、378、492、556页)等。透过这些表述,马克思阐释了他对“意识形态家”产生原因、特质、解读世界的方式等看法,这是我们重新认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家”的用法的重要依据。其次,在马克思写下的6处“deutsche Ideologen”中,实际上中文版翻译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仅有两处(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2、589页),其余4处则是以“德国(的)思想家”来呈现(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335、354、550、551页)。在其他地方,虽然马克思没有使用“deutsche Ideologen”,但根据文本脉络也可归类为是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表述,例如“柏林的思想家”(Berliner Ideologen)(同上,第215页);又如“布鲁诺同所有哲学家和思想家一起,错误地把……”(同上,第93页),这里的“思想家”应是指施特劳斯。马克思要强调的是,纵使这二人(以及其他哲学家)有着不一样甚至是对立的观点,但这群意识形态家所持的形而上学视野是一致的。最后,透过对马克思叙述脉络的考察,我们也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察觉这些“思想家”的具体指涉对象。例如,马克思在“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6页)这句话里,直接明确地在字面上表述了其指涉对象。我们也可以间接知道,“只有私有财产的法律家和思想家(Ideologe)还能瞎扯这类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254页)中的意识形态家(Ideologe,单数形式)指的就是施蒂纳本人;又如,“黑格尔曾运用这个方法来对付那些空洞的思想家”(同上,第374页)应是指康德、谢林等人;再如,“它总是闪现在我们这些思想家的头脑中”(同上,第528页)指的是施蒂纳一伙人(虽然没使用“德意志意识形态家”来表述);还如,“这些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90页)指的应是格律恩等人。

二、马克思对“Ideologe”的认识与定义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家”的直接表述是相当丰富的。在这些阐释里,他说明了“意识形态家”产生的原因、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对这群人产生的影响。

就意识形态家的产生原因而言,第一,必须有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工这个前提。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曾大篇幅地说明意识的生成过程,其中尤为强调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相分离的关键性。例如在一段阐述“意识形态家”的段落里,他便指出“思想家(Ideologen)和哲学家对这些思想进行专门的系统的研究……乃是分工的结果”(《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525页)。分工让意识形态家得以脱离物质劳动,而专注于精神层面的观念与思想的生产。第二,表述的语言与现实生活脱钩,是意识形态家生成的次因。处于精神领域的意识形态家很努力地想透过语言来阐释生活,但是他们语言的表述方式,也就是着重在对思想与观念的研究与阐述,偏偏是让语言脱离现实生活成为一种哲学语言(而非生活语言)的主要原因。马克思指出,当代表思维的哲学语言无法真正地表述现实关系时,这个哲学思维便会失去意义;然而,对这个哲学语言的追求却又“总是闪现在我们这些思想家(Ideologen)的头脑中,当然最终一定会迫使这些游侠骑士中的一个人出发去寻找这样一个词”(同上,第528—529页)。“这样一个词”的经典案例即是“唯一者”。施蒂纳透过创造“唯一者”这个词,让它独立于生活世界之外,成为马克思描述的“神秘的超语言”(同上,第529页),最终获得了救世的力量。施蒂纳让“唯一者”这一思想观念与现实生活脱钩,正是他成为意识形态家的原因。第三,相信“观念是被创造的”,这是哲学家转变为意识形态家的最后一个标志。马克思写道:“过去有些思想家(Ideologen)可能想象:法、法律、国家等产生于普遍概念,归根到底产生于人的概念,并且也是为了这个概念而被创造的。”(同上,第394页)马克思利用“过去有些思想家”认定“概念是由人来创造的”这一特征,来说明施蒂纳企图把文明的表现与分工,论述成一种观念、圣物的果实,这还是依循一样的思维模式。他用脑中创造的各种“固定观念”(创造手法与过去的意识形态家无异)来架构他的“唯一者”体系,这使得施蒂纳正式成为意识形态家的一员。综上,精神与劳动分工是生成意识形态家的前提,其表述的语言与生活脱钩是次因,而相信观念是被创造出来的则是意识形态家得以产生的最终标志。

 

“意识形态家”看待世界的方式来说,首先,在他们眼中,世界指的是观念的(精神的)世界而非我们现实生活的世界。这正如马克思所揭示的:“青年黑格尔派的意识形态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却是最大的保守派。”(《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6页)评价其为最大的保守派,这是因为青年黑格尔派关注的是精神世界中的抽象的人,忽视了人与其意识反映的现实生活基础;而他们改造世界的方式,也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词句,用观念来批判观念,因而反对的只是词句表述出来的观念世界,这个观念世界所依据的哲学观缺乏对社会真实生活的关注。所以,现实生活的世界压根并不会因为这些精神词句而受到震撼,这让青年黑格尔派反倒成为没有实际运动的一群最保护现实世界的批判家。其次,对于意识形态家而言,世界的发展是受观念和思想所支配着的。马克思指出,“思想家们(Ideologen)假定观念和思想支配着迄今的历史,假定这些观念和思想的历史就是迄今存在的唯一的历史”(《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200页),所以意识形态家坚信现实世界的一切关系也必然要配合着人自身及其思想观念的关系来变化。马克思批判施蒂纳把观念、思想、圣物的历史当作“人”的历史来取代现实的历史、来解读眼前的世界。施蒂纳颠倒了逻辑规定,这使他必然会忽视世界与历史的现实基础,而误把观念与思想视为世界现状及一切历史发展的根本依据,且深信世界的发展是受观念和思想所支配着的。最后,意识形态家看待世界的视角是受局限的。马克思指出,“自由主义”的思想传播到德国后,变成一种“资产阶级的现实利益的唯心的表达”(同上,第216页),究其原因在于“柏林的思想家(Berliner Ideologen)……停留在德国地方性印象的圈子里议论自由主义和国家,或者仅限于批判德国市民关于自由主义的幻想”(同上,第215页)。也就是说,德国的意识形态家压根没有真实体验过英法的自由主义,他们对自由主义的认识与评断,并不是从该概念在英法两国产生时所对应的那个现实利益的联系上来理解,而只是停留在对自由主义这一“观念本身”的认识。意识形态家的局限性,使得他们无法与世界新思潮接轨,对自由主义的德国唯心式解读便是一例。

当意识形态家眼中的世界是指受思想所支配且是造成他们视野受限的“观念世界”时,伴随而生的是他们对一些概念的误解,首先是他们对“人”的误认。马克思指出,人对自己的认识应该是“处于既有的历史条件和关系范围之内的自己,而不是意识形态家们所理解的‘纯粹的’个人”(《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71页)。意识形态家对世界的认识是从观念出发的,因而常二元对立地把人与社会区分开来,这导致他们总是着眼在“纯粹”的人、抽象的个体的观念本身,从而忽视了个体发展的社会性及其与一切历史关系之间的统一性。其次,因为认定世界的发展是受观念和思想所支配的,所以造成意识形态家进一步认为思想与观念是世界的基础。马克思指出,“布鲁诺同所有哲学家和思想家(Ideologen)一起,错误地把思想、观念、现存世界在思想上的独立化了的表现当作这个现存世界的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93页)。布鲁诺这类意识形态家的问题在于,认为现实问题可以透过哲学的思辨词句来进行解答,因而把用来解释问题而生成的哲学观念都看成这些问题本身。他们赋予这些哲学观念以能动性,最后把产生这一哲学观念的原始物质要素,反倒看作该观念的反映,观念与思想在意识形态家眼中遂成了现存世界的基础。最后,因为意识形态家看待世界的视角具有局限性,他们对世界的表述因而常常是虚幻的。马克思指出,意识形态家“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主要的谋生之道”(《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1页),并称他们是“在幻想方面有特权的等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214页),也多次直接以“意识形态家(思想家)的幻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4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411、492页)来说明处在局限的世界观下的必然产物。马克思并不是指意识形态家“刻意制造”幻想(上述引文的“编造”在翻译上是有问题的,稍后说明),而是强调他们的幻想,或说在观念世界彩绘出来的世界,实际上是他们“看待世界的方式”所造成的。

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家的产生原因、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对这群人所产生的影响,都有完整的阐述。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意识形态家”一词在认知上与表述上的一致性,亦即意识形态家是采用脱离现实基础后的观念与思想来认识与解释世界的一群哲学家。下文再援引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使用“Ideologe”一词的其他段落,来佐证上述定义的合理性。

第一,从马克思具体书写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一语来检视这一定义。在“费尔巴哈章”开头,马克思除了以“德意志意识形态家”来作为论述的主语外,也从认识论的角度定义了“意识形态家”。他认为,“德意志意识形态家”企图拆解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但其实他们根本没有超越黑格尔,甚至连后者的水平都不及;他们只不过是新瓶旧装,将黑格尔的哲学转化为自己的思想;他们对世界的批判都是“在纯粹的思想领域中发生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3页)。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其他处,马克思也说,柏林的思想家对一个概念的认识不是从该概念“与它所由产生的并赖以确实存在的现实利益的联系上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215页)。从马克思在上述两个地方的阐释来看,“德意志意识形态家”即脱离现实利益关系而在纯粹思想领域中认识世界的人。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另一处,马克思有更深入的阐释。他批判施蒂纳,指出后者的分析方法为自己以及其他“德国思想家们(deutschen Ideologen)留下一个魔术般的印象”(同上,第335页)。这是因为施蒂纳把“凡是作为他的一个特性的对象的事物都说成是作为他的财产的对象”(同上,第334页),而不敢直接承认他所指涉的对象实际上都不过是观念思辨上的(财产)对象而已。马克思认为,施蒂纳之所以能把世界都说成是唯一者的特性,就在于他对观念的操弄,因为只有在这种不需考虑现实关系的观念世界中,任意指涉才成为可能。简言之,马克思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认知,实质就是《马克思恩格斯文集》脚注中的定义,即“德意志意识形态家”是依循黑格尔的唯心思维来理解世界,以纯思想来批判当前制度,颠倒思想与现实关系的人。(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12页)

学界对马克思具体指称的“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理解是一致的,但是若少了“德意志”一词,那么对“意识形态家”(马克思的“一般”指称)的看法便有了差异。不过,通过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里的一段同时论及“意识形态家”与“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表述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对“意识形态家”(不管有无“德意志”的前缀指涉)的认识与用法始终是一致的。马克思在解读“自由”一词如何被“所有的思想家特别是德国的思想家(wo die bei allen, namentlich deutschen Ideologen)……说成是自我规定的自由”(《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354页;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S.365)时,阐释了他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家”的定义。“特别是”(namentlich,英文版译为“particularly”,see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p.311)在这里是理解马克思看法的关键词汇,在他眼中,“所有的思想家”与“德国思想家”都是一样的,而后者是马克思特别要谈论或批判的对象,因而实名地将“德国的”指出来。马克思认为,两者都把“自我规定的自由”看作脱离尘世后在精神上臆想的自由;这个臆想的自由是一种纯粹观念,是“意识形态家”把自由这一个“观念”与其对应的“真实生活基础”相分离后才产生的。这是起因于包括施蒂纳在内的所有意识形态家对世界的认识与解读方式,因而必然产生出一种对自由的抽象判断。简单说,通过“特别是”的写法,马克思实名指出他的批判对象——德国思想家,但不管如何,后者依旧是“所有的思想家”的一部分,当时欧洲流行的正是这支唯心的路线,马克思对此也作过说明。这个句子容易让我们以为马克思只谈“德国的”,但从他的叙述逻辑可以清楚地知道:不管一个人是不是属于“德意志”的,只要他把观念与思想脱离其现实基础后来认识与解释世界,在马克思眼中,他就是意识形态家。学界在解读“意识形态/家”时,常以“具体”“一般”来进行区分,但就“意识形态家”这一词汇的定义而言,其实并没有“具体”与“一般”的差异。

第二,马克思也曾用形容词(如“空洞的”“政治的”)修饰名词“意识形态家”,他对后者的认识、用法与定义始终一致。马克思指出,早在黑格尔之前就存在过“意识形态家”,他写道:“黑格尔曾运用这个方法来对付那些空洞的思想家(abstrakten Ideologen)。”(《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374页)在马克思眼中,那些空洞的思想家应指黑格尔曾批判过的康德与谢林。黑格尔认为,康德的知性哲学不太重视内容,例如绝对律令虽然是主体普遍立法,但实际上并没有谈及任何道德的具体内容;而谢林的同一哲学虽然试图统一唯实和唯心主义,但实际上还是少了反思的过程,只是另一种泛神论的思想方式或说单调的形式主义罢了。对黑格尔来说,这两人所做的都只是脱离现实的抽象思辨,而这正说明了马克思为什么在这里使用“意识形态家”一词;对马克思来说,黑格尔对他们的批判其实已经发现了问题,但终究还是功亏一篑,也步上康德与谢林脱离现实的抽象思辨之途。即便是在阐述黑格尔批判的对象时写下“Ideologe”一词,马克思对该词的使用与认识始终是依照前述定义来进行表述的。

马克思还有一段话写道:“黑格尔把那些还是从个人……出发的政治思想家(politischen Ideologen)的国家观念理想化了。”(同上,第402页)虽然“意识形态家”一词前面多了“政治”的前缀修饰,但他对“意识形态家”的定义依旧一致。马克思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开始批判黑格尔所强调的国家观念,而在这里,他解释了这些国家观念的源头,其实是源自黑格尔对更早一些政治“意识形态家”(如洛克、霍布斯、卢梭等)的国家思想的挪用。这些早期政治“意识形态家”都是以个体作为他们论述的出发点,阐述的是个人意志(Willen dieser Individuen);而黑格尔的挪用方式则是将“这些个人的共同意志变为绝对意志”(同上,第402页),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黑格尔把他们的国家观念“理想化”(idealisirte)了。当然,马克思在这里是借黑格尔来批判施蒂纳,因为后者直接把前者建立的国家观念、绝对意志当作“观念”的本身来信奉,比起黑格尔来说更是远离了现实的基础(黑格尔至少还在谈论市民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家”在这里虽然是以“跑龙套”的角色出现,用来说明黑格尔的思想发展与施蒂纳的断章取义,但是马克思在这里对“意识形态家”一词的认识与用法,与前述的定义并没有不同,所指的都是脱离现实生活来解读世界的一群人。

第三,从马克思以名词属格来表述“Ideologe”一词的段落,检视他对“意识形态家”的定义。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2卷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小节里写道,真正的社会主义者曾“求助于小资产者……以及这些小资产者的意识形态家(die Ideologen eben dieser Kleinbürger)”来阐释他们的思想。(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90页)这群人的思想关心的“不是现实的人而是‘人’”自身,他们的“理论著作只供那些熟知‘思维着的精神’的奥秘的人阅读”;因此,“真正的社会主义者”透过采用与“意识形态家”相似的方法,亦即从观念、思维、人自身出发,来处理自己实际上无法真正解释社会现状的窘境,最后终于把“共产主义和流行观念调和起来”,成就他们的唯心观点。(参见同上,第590页)在这里,“意识形态家”虽然不是马克思整个段落阐释的主角,而仅是作为“真正的社会主义者”的“援助者”的角色出现,但是透过马克思对后者思维方式的描述,且透过马克思批判他们认识、解释世界的方式实质上与“意识形态家”无异的阐释,我们也可得到马克思对前者的定义。两者都是采用脱离现实基础后的观念与思想来认识与解释世界的。

三、马克思对“Ideologe”的负面表述?

现阶段学界对《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家”一词的理解,多是承继自旧版“玄想家”一词、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12个改译,以及“意识形态”一词本身也曾被阐释过的负面含义,来共构对“意识形态家”的认识,整体而言,是以负面义来作理解。“意识形态家”可以编造、欺骗,使一切本末倒置。不过实际考察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家”一词的用法与认知后,本文认为,这些负面含义实际上是研究者的过度阐释,究其原因,语言翻译扮演着相当关键的角色。

学界常因中文翻译,而作出对“意识形态家”的负面义判断。例如,马克思的这句话就是学界阐述“意识形态家”“编造”幻想的经典引文——“在这个阶级内部……他们是这一阶级的积极的、有概括能力的意识形态家,他们把编造这一阶级关于自身的幻想当做主要的谋生之道”(同上,第551页)。这里的“他们”确实指的是“意识形态家”,不过因为“编造”一词的翻译,使得整段话走向负面含义。“编造”一词在这里对应的是马克思德语原文的“Machen”一词(see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S.61),根据朗文词典,可翻译为“制作”“制造”“从事”,其与英文版译文中的“make”(see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p.60)一样,相对而言都是较为中性的表述;就“Machen”的“名词”词性而言,其更多意指的是一个中性的“动作”。事实上,在翻译马克思批评施蒂纳利用“Macht”“Machtig”“Machen” (see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S.402)这三个词的“词源”来合理化他的论证时,中文《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都还仅将具有动词词性的“machen”译为“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402页),而名词词性的“Machen”在上述引文里却伴随“意识形态家”一词的出现,反而被译为“编造”,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研究者对“意识形态家”性质的正确判断。

又如,马克思这句写在脚注的话——“意识形态家的欺骗与分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2页脚注),也是学界用来论证“意识形态家”虚假性的经典引文。这里的“欺骗”译自德语的“Tuschung”,该词确实可翻译为“欺骗”,但它的意思还包适“错觉”“蒙蔽”“谬见”等,更多是意指“真实被遮蔽后因应而生的幻觉”,在翻译时,“错觉”应为首选。英文版将其译为“delusion”,此即明确表述到“妄想”“迷惑”的意思。此外,在MEGA2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卷里,共计出现4处“Täuschung”(see 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S.63, 196, 197, 233),英文版一律译作“delusion”(see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p.61, 146, 146, 180),中文版则各两处翻译为“谬误”与“欺骗”(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2页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152—153、195页)。值得注意的是,在两次译作“欺骗”的句子里都包含“意识形态”的相关用词。是否因为“Täuschung”所属的句子中有“意识形态”一词,使得它最具负面含义的“欺骗”,成为翻译时的词义首选?对此,唐正东指出,马克思的这句话“不能被看成是意识形态家的故意欺骗与隐瞒,而恰恰是对当时看来的真实情况的一种观念表述”(唐正东,第9页)。他是从意识形态的政治及历史观的维度来进行解读的,这也意味着带有负面含义的“欺骗”一词的翻译是有待商榷的。

由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卷尚未发表,所以现阶段仍有33处的“Ideologe, -n”是以“思想家”的面目出现在现有文献中。不过,在我们还没全盘理解、正确认识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家”一词的使用方式与指涉时,此前译为“思想家”反而是防止分析者错误或过度解读的断路器(Circuit Breaker),“思想家”一词可以较持平地、中性地来表达马克思的论述。这个判断并非空穴来风,上述几个引文的例子已经说明,当“思想家”变为“意识形态家”时,研究者如何开始透过这些引文来论证“意识形态家”(就算不是直接,也间接)是一群会主动“编造”“欺骗”“捏造”“使一切本末倒置”来协助资产阶级巩固统治合法性的帮佣,重点在于,更据此回过头来论证“意识形态”的负面含义。当然,在这些引文还译为“思想家”的年代里,虽然说上述引文中的其中几处也曾被用来阐释“意识形态”的负面含义,但对比而言,“思想家”一词是被以资产阶级内“思维着的人”来理解的,而非改译后,更着重于“意识形态家”本身的负面功能上。

2018年的MEGA2发行了Deutsche Ideologie Manuskpipte und Drucke一卷,在可见的未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卷也将推出,那么追随2009年《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将“思想家”译回“意识形态家”亦是可预期的事。然而,假如我们现阶段无法正确认识马克思对“Ideologe, -n”(意识形态家)的认知与使用方式的话,那么可以预见的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2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一卷发布后,势必会出现一场对“意识形态家”的猎巫、征讨行动。例如,“变成思想家对世界的统治”、“思辨哲学家和思想家们的这种统治”、“描写成圣者、思想家对世俗世界的统治”、“描写成思想家的统治”、“某一阶级的思想家反对本阶级的斗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135、135、186、192、191页)等几处引文,将成为论证“意识形态家”的“政治功能”的重要文献;又如“在幻想方面有特权的等级——思想家、教书匠、大学生”、“空洞的思想家”、“思想家就会认为这种意志纯粹是随心所欲的”、“那些政治家、法学家和其他思想家的幻想”(同上,第214、374、378、411页)等引文,预期将可把“意识形态家”的“虚幻”“空想”性质推向另一高峰;而透过下述几处引文,来论证意识形态家具有“颠倒”“扭曲”现实的功能,也就不足为奇了,例如“布鲁诺同所有哲学家和思想家一起,错误地把思想、观念……的表现当作这个现存世界的基础”以及“像所有德国的思想家一样,经常把……混淆起来”(同上,第93、551页)。

上面的引文都是本文为了减少篇幅而作的截取,这些截取的片段却恰恰凸显了一个现象,一旦研究者仅就字面义来解读,“意识形态家”一词是多么容易被以负面义来作理解。然而,若研究者费心地把这些片段放回马克思的整个文本脉络来解读的话,我们便会发现,实际上“意识形态家”一词常常不是马克思整段论述的主语,马克思并没有赋予该词汇太多的能动性。他更多是透过该词汇来说明或对比他所批判的人的“看待世界的方式”,也就是使观念与思想脱离现实来解读与认识世界的方式,这不因当前“意识形态家”一词被负面解读而有所不同。

四、马克思对“Ideologe”的身份认证

马克思在写作中多次把“意识形态家”与其他专家并列使用,例如“与此同时出现的是意识形态家、僧侣的最初形式”、“回复到理论家、意识形态家和哲学家”、“‘思维着的人’、‘哲学家’、意识形态家”、“那些政治家、法学家和其他思想家(Ideologen)的幻想”等,总计有11处之多(参见《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4页脚注、第553、554〈两处〉、586页,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93、135、214、254、411、525页)。这样的写作方式容易造成研究者的一种认知:以为“意识形态家”在马克思那里是扮演如法学家、哲学家、宗教者一样,都是特指某一专门领域的行家。不过,在考察马克思45处对“意识形态家”的词汇表述后,本文认为,马克思眼中的“意识形态家”是他对其所批判的那种看待世界方式的人的统称,凡是使观念、思想脱离其现实基础来认识与解读世界的人,都是“意识形态家”,不管他原本是法学家、政治家、宗教者,还是思辨哲学家。这从几个方面可以得到印证。

首先,从翻译所造成的误解来看。马克思写道:“与此同时出现的是意识形态家、僧侣的最初形式。”(《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34页脚注)这一句话以“顿号”来表现,就中文的阅读习惯来说,容易让研究者判定:“意识形态家”与“僧侣”是处在一个并列关系中的两个角色,他们有着一样的特性。有着一样的特性是对的,但是否是同类的并列词,则有待商榷。这句话的德语是“Erste Form der Ideologen, Pfaffen, fällt zusammen”(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S.31),就句型来看,“Pfaffen”是以一个同位语的角色来修饰“Ideologen”,英文版的表现形式亦同(“The first form of ideologists, priests, is coincident”)(see 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p.45)。“僧侣”正因其认识、解释世界的方式,成为马克思眼中最早的“意识形态家”。马克思在批判施蒂纳企图借“教阶制”及“僧侣主义”来创造“唯一者”的相关讨论上,便已作了清楚的说明。与上述例子相似的还有这一句,马克思写道:“也许只有私有财产的法律家和思想家还能瞎扯这类东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254页)德语的原文是“Der Jurist, der Ideologe des Privateigenthums, kann vielleicht noch so etwas faseln”(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S.285)。在中文译文里,“法律家”和“思想家”是以同类并列词来出现的,不过就德语原文的句型而言,“思想家”(der Ideologe des Privateigenthums)是以同位语从句的补充修饰的模式出现在“法律家”(Der Jurist)之后,马克思要强调的是,“法律家”以一种作为私有财产的意识形态家的姿态出现。

其次,从手稿本身的删修、编排来看。例如马克思的这句话,“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思维着的人’、‘哲学家’、意识形态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4页)。施蒂纳想表明自己是唯物主义者,但又怕被质疑自己是唯心地创造、规定概念,因此先把概念说成是人的“自我意识”,然后再把它变成“在历史上代表着‘概念’的许多人物”,这些人物包含着“思维着的人”与“哲学家”。马克思在这里试图揭露施蒂纳如何把教阶制论证为精神的最高统治。但必须指出的是,引文里的“意识形态家”一词是马克思后来在修正、检阅“手稿”时,被添加在左栏的空白页上的。本文认为,马克思并非把三者作为同类的并列词来书写,而是在重读原文时所做的一附注,用以阐明在施蒂纳方法下的“思维着的人”与“哲学家”,其实就是“意识形态家”。魏小萍的译法“用一系列历史上的人物来象征‘概念’,对‘思想家’、‘哲学家’这些意识形态家现在又作为历史的制造者……来理解”(魏小萍,第118—119页)也说明了,“意识形态家”并不与二者处在并列关系之中。“意识形态家”是对思维着的人及哲学家的总称。此外,从马克思的笔记写法也可以找到他对“意识形态家”的用法,例如,“为什么意识形态家使一切本末倒置”以及紧接在下一行出现的“笃信宗教者、法学家、政治家”(《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86页)这两句都是以不成文的笔记式纲要形式来出现的,第一句的上方有分节符号,马克思在第一句本身加了底线。由此,我们可以判断,“为什么意识形态家使一切本末倒置”应是马克思计划要专章阐释的问题,所以是以带底线的“标题”形式来出现,而在其下一行的“笃信宗教者、法学家、政治家”则应是马克思预计分别阐述的对象。马克思紧接着便以“关于一个阶级内的这种意识形态划分”(同上,第586页)为开头的一小段话来对分工进行阐释,这正呼应了我们在这里所作判断的合理性。“意识形态家”是一个统称的概念,包含着宗教者、法学家、政治家等,当然,这是以后三者看待世界的方式为判断依据的。

最后,透过马克思的表述方式也可以发现,他确实是把“意识形态家”作为一个统称的概念,来指称持有他所批判的那种看待世界方式的人。例如他写道:“圣桑乔竭诚接受把一切经验关系颠倒过来了的那些政治家、法学家和其他思想家的幻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411页)在这里,他是以“和其他思想家”来做陈述,德语原文为“& sonstigen Ideologen”(Karl Marx Frie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 S.410),英语译为“and other ideologists”(Marx & Engels Collected Works, p.355)。“其他”一词即说明,施蒂纳(圣桑乔)并不只接受了政治家、法学家的方法,而还采用了其他类型专家的方式;这群专家之间的共同性,就是他们认识与解读世界的方式,也就是以马克思所称的“意识形态家”的方式来看待世界。相似的例子还有这句:“就必须从它与一切意识形态家的幻想,例如,与法学家、政治家(包括实际的国务活动家)的幻想的联系出发。”(《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第554页)“例如”这两个字在这里扮演一个等式,衔接及等同了两边的词汇,借此我们可以知道,“意识形态家”在这里是一个统称的概念,马克思采用法学家、政治家为例来表述他的想法。

诚然,还有几处的表述,无论从上述哪一个方式来分析,都不能否认马克思确实也把“意识形态家”与其他“专家”“并列”使用过。不过,讶异的发现是,在这些例外里,这些“专家”全都是“哲学家”。例如,“回复到理论家、意识形态家和哲学家”(同上,第553页)、“布鲁诺同所有哲学家和思想家(Ideologen)一起”、“思辨哲学家和思想家(Ideologen)们的这种统治”、“思想家(Ideologen)和哲学家对这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1960年,第93、135、525页)。如果考虑马克思自《黑格尔法哲学批判》起对唯心主义哲学家日益明确且渐成体系的批判来说,进而关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德国哲学家”的相关表述的话,那么认定《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的意识形态家就是马克思对哲学家的指涉也是合理的。马克思刻意并列使用“哲学家和意识形态家”的目的在于表达出“哲学家”一词在他眼中所代表的唯心主义含义,而非在字面义上作为区分身份、职业类别的中性词义的哲学家。

 

综上,不同领域的专家之所以会变成“意识形态家”,是因为他们在各自的领域里看待问题的方式。例如,没有厘清成就法律、政治关系的根本因素与现实基础,而仅是在意识层面来把法律、政治关系视为“概念”,也就是单纯用法律、政治的观念来理解现实生活,从而缺失了对这些观念与社会实际生活的真实关系的客观考察。简言之,并不是所有的笃信宗教者、法学家、政治家都会“使一切本末倒置”,相反的,只有当各领域的思想家脱离现实关系来创造各自领域的“观念”时,这时候他们才变成“意识形态家”。

   语

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意识形态家”的阐述是相当丰富的。在这些阐释里,他说明了“意识形态家”产生的原因、看待世界的方式,以及这种认识世界的方式如何造成对一些概念的误认。透过这些阐释可以发现,马克思对“Ideologe, -n”(意识形态家)一词的认识、使用与定义是一致的:“意识形态家”是采用脱离现实基础后的观念与思想来认识与解释世界的一群人。这个定义可以在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的其他阐述中得到佐证。虽然马克思对“意识形态家”一词并没有作过负面指涉,但是因为语言翻译之故,以及其他负面义词汇的推波助澜,“意识形态家”被研究者判断为具有编造、欺骗、瞎扯、混淆事物,使一切本末倒置的权力与能动性。对马克思而言,任何领域的专家(不管是法律家还是政治家),倘若不能厘清各自领域的“观念”由此产生的根本因素与现实基础,而是从观念出发,颠倒现实与观念的主从关系,他们就是把世界本末倒置的“意识形态家”。马克思生活时代的德国哲学家特别就是马克思所指称的“意识形态家”中的一类人。

文章来源:《哲学动态》2022年第2期

网络编辑:静穆

发布时间:2022-10-08 15: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