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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来斌 :马克思主义在东方早期传播的历史逻辑

19世纪40年代中期以来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存在一个重心由西到东的变迁过程。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早期传播,是这一过程的重要历史篇章。众所周知,俄国是一个介乎东西方之间的国家,如果不严格区分,可以大致将之归为东方。因此,这里所说的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早期传播,主要是以俄国和中国为例。英国学者齐曼斯基认为,“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按照任何固有的逻辑以一种机械的方式发展的。……它的发展在本质上(归根结底)表现了它所在的社会的历史脉搏。”作为一种世界历史现象,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方的传播无疑具有较多的共通性,反映出科学理论传播的一般规律(诸如理论需要律、斗争传播律、实践指向律、先进牺牲律)。由于社会环境、文化传统、革命形势等方面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在东西方的传播又表现出差异性。这种共通性和差异性的特殊结合,表现了东方国家社会的历史脉搏,使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早期传播呈现出一些重要的辩证特性、独特的历史逻辑。重温有关历史,对于理解马克思主义日出东方的历史进路、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传播,都不无助益。

一、 满足理论需要:映现经济落后而革命领先的“奇怪”历史背景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对于马克思主义而言,情况也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在一个国家的传播状况,一般总是要反映这个国家的理论需要,符合理论需要律。作为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理论指南,作为资本主义批判的科学表现、工人阶级利益的理论代表,马克思主义最初是在资本主义经济发达、社会矛盾突出、工人运动蓬勃开展的西欧国家传播开来。自19世纪40年代起,马克思主义先后取得对青年黑格尔派、蒲鲁东主义、巴枯宁主义、杜林主义的斗争胜利,不断扩大自己在英国、德国、法国等国的社会影响。到19世纪末,“马克思主义已经绝对地战胜了工人运动中的其他一切意识形态”。“在这个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走出西欧,不断扩大国际传播和世界影响。”19世纪60年代末到80年代,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不断地被译介到俄国。当时的俄国,不仅苦于资本主义的发展,而且苦于资本主义的不发展。在当时许多西方人看来,马克思主义在俄国没有传播的社会土壤。马克思、恩格斯曾在《共产党宣言》1882年俄文第二版序言中说:“巴枯宁翻译的《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60年代初由《钟声》印刷所出版。当时西方认为这件事(《宣言》译成俄文出版)不过是著作界的一件奇闻。”那么,当时西方为什么将《共产党宣言》俄文第一版的出版当作著作界的一件奇闻呢?因为《共产党宣言》宣告资本主义必然灭亡,而俄国在1861年刚刚开始农奴制改革,就西方一般人看来,俄国面临的历史任务是发展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但是,革命形势的发展却超乎一般人的判断。19世纪80年代前后,各种革命思潮在俄国广泛传播,推动了俄国革命运动迅速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1882年不无感慨地写道:现在“俄国已是欧洲革命运动的先进部队了”。恩格斯在1885年给查苏利奇的信中预言:俄国“革命一定会在某一时刻爆发”,“这个国家就像一颗装上炸药的地雷,所差的就是点导火线了”。历史表明,列宁等人以马克思主义为“火星”,在俄国传播革命火种,引领和推动了俄国的革命运动。十月革命的发生表明,“一个落后的国家竟有幸走在伟大的世界运动的前列”,实现了经济文化相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伟大创举。

相比资本主义不发达的俄国而言,当时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更为落后,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十月革命前,中国就有一些知识分子谈论社会主义与社会革命,但观点相左。从1905年开始,代表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新民丛报》和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报》之间就发生过论战。前者认为,虽然社会主义“高尚美妙”,但实现起来没有“千数百年”断不可能。若此时鼓吹社会革命,将使生产不发展、社会不进步,“其亡国之罪,真上通于天”。后者认为,社会主义既是欧美社会的潮流,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方向。如果不利用中国抑富助贫的历史传统尽快实行社会革命,“而此最便行之机,稍纵即逸者也。”十月革命第一次把社会主义从书本上的学说变成活生生的现实,而中、俄两国国情相同(封建压迫严重)或近似(经济文化落后)。因而,十月革命给正在寻找出路的中国知识界以巨大的震撼,并引发了关于社会主义是否适合中国国情的激烈论争。通过论争,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物质文明不高,不足阻社会主义之进行”。1920年6月,北京大学学生社团主办的《国民》第二卷第二号刊文指出,“中俄两国底社会的,经济的情形很相类”,且两国在社会主义运动的起因、发起者、出发点“完全相同”。当时的这些论争,反映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争取民族独立和解放的进步潮流,回应了十月革命以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进步潮流。而正是在这两种进步潮流的历史交汇中,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马克思主义在古老的中国大地迅速传播并深深扎根。

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中国的早期传播,满足了当时两个国家的理论需要,也映现出经济落后而革命领先的“奇怪”历史背景。社会革命的根源无疑在于社会基本矛盾的尖锐化,在于经济发展对于上层建筑变革的要求,正所谓:“彻底的社会革命是同经济发展的一定历史条件联系着的;这些条件是社会革命的前提。”忽视这些条件的作用,就会犯俄国民粹派“落后优势论”的错误。但是,如果将经济状况的因素绝对化、片面化,就陷入某些第二国际理论家“经济决定论”的窠臼。恩格斯晚年在强调经济发展的基础作用时指出:“这并不是说,只有经济状况才是原因,才是积极的,其余一切都不过是消极的结果,而是说,这是在归根到底不断为自己开辟道路的经济必然性的基础上的相互作用。”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何以能够走在世界革命运动的前列?这看似是一条“奇怪”的历史之路,但仔细深究,实则并不奇怪。列宁曾经深刻地反思过这个问题,“无产阶级专政的实现首先表明了俄国的落后和它越过资产阶级民主的‘飞跃’之间的‘矛盾’,这难道奇怪吗?假使历史让我们不通过许多矛盾而实现新式民主,那倒是奇怪了。”落后与飞跃、奇怪与不奇怪的矛盾背后,实则彰显了一般与个别、普遍与特殊的革命辩证法。当时的俄国、中国虽然经济发展落后,但由于特殊的社会矛盾,造就了特殊的革命形势,因而产生了特别的理论诉求。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不平衡性的特点,“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在20世纪初期,俄国、中国先后在马克思主义传播、运用和发展上,演奏出惊心动魄、跌宕起伏的东方乐章,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重心由西方到东方的历史转移。

二、 经历斗争传播:遭遇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思潮交织碰撞的复杂关系

马克思主义是在同各种错误思想的斗争中扩大传播的,即具有斗争传播律。列宁曾经指出:“马克思的学说直接为教育和组织现代社会的先进阶级服务”,“因此这一学说在其生命的途程中每走一步都得经过战斗”。马克思主义在东方的早期传播,是在东方向西方学习的历史背景之下、在与其他西方思潮交织碰撞的历史过程中展开的。

19世纪后半叶,俄国社会内部遭受沙皇政府的野蛮专制,外部面临西欧资本主义的强烈冲击。“俄国该往何处去,我们应该怎么办”,是当时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究问的时代问题。他们因此将求解的目光投向西方,“曾如饥如渴地寻求正确的革命理论,专心致志地、密切地注视着欧美在这方面的每一种‘最新成就’”。因而,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得以在俄国知识界流行,并且与俄国历史文化相糅合。处于东西方文明之间的特殊地缘,造就了俄国独特的文化传统,使之仿佛就像罗马神话中的“双面雅努斯”。俄国知识界关于如何对待文化传统,长期存在着西方与东方的路向之争。其中,西方主义与斯拉夫主义在19世纪上半叶的争论尤为典型。西方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俄国的文化传统,主张全面学习西方现代文化;斯拉夫主义片面宣扬俄国文化的优越性,主张彻底回归俄国文化传统。这两种各具合理性和片面性的思想主张,在俄国产生了深远的历史影响。

与此相关,在如何对待资本主义发展的问题上,当时俄国知识界存在着不同看法。其中,民粹派力图将英法的空想社会主义俄国化。赫尔岑等民粹主义思想先驱试图将圣西门等人的理论搬到俄国,但发现俄国的情况不同于西欧。于是乎,他们宣称:俄国虽然没有工人,但俄国的农夫却是天生的共产主义者;俄国虽然不如西欧经济发达,但是却比西欧更容易走社会主义。民粹主义初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俄国社会革命的、民主的要求,有一些值得肯定的因素。同时,民粹派将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西方革命理论的引入,客观上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影响。但是,随着俄国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民粹主义的空想性弊端日益彰显,特别它在蜕变为自由派民粹主义以后,日益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传播的思想障碍。

与民粹派相反,“合法马克思主义”美化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认为社会主义在俄国缺乏现实性。19世纪90年代,在俄国工人运动蓬勃发展、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的情况下,司徒卢威、巴兰诺夫斯基、布尔加科夫等人经常利用马克思主义的某些词句,在当时经过沙皇政府批准的合法报刊上发表有利于资产阶级的文章。在反对民粹派的过程中,“合法马克思主义”同列宁领导的马克思主义者曾结成过暂时性的同盟。但由于阶级立场、基本主张的根本区别,这种同盟最终注定会解体。

对于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的错误观点,列宁站在唯物史观的高度先后进行了深刻批判。在他看来,民粹主义无视资本主义在俄国发展现实的偏执主张,“合法马克思主义”美化俄国资本主义的永恒赞歌,都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除了民粹主义、“合法马克思主义”以外,当时在俄国流行的还有无政府主义、费边主义、经济主义等各种思潮。最终,俄国先进知识分子经历艰辛的比较,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正是在批判与清算各种错误思潮的过程中,列宁等人认真清理并牢牢坚守思想阵地,进一步扩大了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社会影响。

马克思主义与各种西方社会思潮交织、碰撞的情形,在20世纪初的中国也有鲜明体现。维新运动失败后,“社会主义”进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视野。“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社会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早期传入是作为一种反西方的西方理论而出现并被接纳的,这与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的矛盾心理结构是相契合的。”但是,各派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看法不一,是怀着不同的目的、以不同的态度加以谈论的。其中,1902年,资产阶级改良派代表梁启超在日本创办《新民丛报》,其后发表《秘密结社之机关报纸》《中国之社会主义》等文章,论及社会主义思想。在他看来,中国就连“民族主义尚不暇及,何论于社会主义大同理想哉?”因此,首要任务在于“立大同之基”,即“在迫朝廷改专制政体而为立宪政体。”而孙中山、马君武等资产阶级革命派希望凭借社会主义来节制资本。1903年,马君武发表《社会主义与进化论比较》,简单介绍了社会主义学说的发展史和马克思的著作。孙中山认为当时提倡社会主义并非无病呻吟,“即预防大资本家之发生可矣”。同时,以江亢虎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介绍马克思主义,是试图用“马氏学说之弊”来彰显无政府主义的优越性。

从五四时期到建党前夕,正是时局动荡、思想纷争的时期,各种社会思潮交织,各种主义“你方唱罢我登场”。对于当时混乱的社会思想状况,邓中夏在中共一大筹备期代表北京共产主义组织提交的报告中写道:“拿起任何一张报纸,即使是军阀们出版的报纸,都可以找到通篇是各种混乱思想同民主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学说的大杂烩的文章。”瞿秋白曾说,当时青年对社会主义虽然感兴趣但并不了解,“如俄国十九世纪四十年代的青年思想似的,模糊影响,隔着纱窗看晓雾,社会主义流派,社会主义意义都是纷乱,不十分清晰的。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

起初,这些思潮在中国人民同封建主义、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起到过进步作用,甚至在交织中对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也有所促进。但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混乱的思潮开始成为阻碍马克思主义传播的因素。通过三次论战(即关于“问题”与“主义”之争、关于社会主义之争、关于无政府主义的争论),马克思主义进一步扩大了在中国的社会影响。资料表明,“三次论战发表的文章共计150多篇,参加论争者达90多人……这些论争把社会主义思潮一浪接一浪地推向高潮,极为强烈地震撼和影响着人们的思想”。

概言之,在俄国、中国的早期传播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思潮存在着同路人、竞争者、敌对者等复杂的历史关系。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复杂的情形,原因大致有三:其一,对本国社会发展前路的主张存在争议性。相比于欧美先发现代化国家而言,东方国家在现代化进程中居于落后地位。无论是在19世纪60年代左右的俄国,还是在20世纪初的中国,知识界都意识到必须要改变社会现状并向西方学习,因而来自西方的各种思潮涌入,并曾经同路;但在如何改变的问题上出现不同看法,因而马克思主义与其他西方思潮逐渐出现分歧乃至敌对的情况。其二,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反映具有多样性。西方社会思潮在不同时期的主张、特点都有所不同,萌芽时期的文艺复兴思想、革命时期的启蒙思想、伴随资本主义发展的社会主义等等,都是对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反映,但是在基本态度上相去甚远。即便同为社会主义理论,空想社会主义和科学社会主义在性质上也有根本区别。作为反对东方封建专制的理论武器,这些西方社会思潮曾经同路。其后,在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问题上,它们之间的理论分野渐显,竞争乃至敌对情况渐增。其三,社会意识的发展具有复杂性。无论哪一种西方社会思潮,只要是在东方传播,都会在不同程度、不同方式上被东方化。在当时的俄国社会和中国社会,传统文化影响深远、小农意识浓厚、前资本主义特色突出。各种西方社会思潮在俄国和中国的传播、兴起和演进,必然受到这些方面的浸染,从而表现出东方与西方、传统与现代、个体与群体、解构与重构等重大关系,并演绎出各种“恩怨情仇”。

三、契合实践指向:体现马克思主义译介者与革命者身份的特殊叠合

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旨归是改变世界,最终实现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它的传播要体现实践指向律。从国家层面来看,马克思主义在俄国、中国得以广泛传播,归根到底取决于两国人民寻求社会发展出路的实践需要。从个人层面来看,这一传播表现出译介者、革命者身份的特殊叠合,表现出传播者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的紧密联系。这种特殊叠合、紧密联系,从根本上契合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本性。

流亡西欧的俄国革命者率先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进而在俄国传播马克思的学说。巴枯宁曾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俄文,1869年由日内瓦的俄侨《钟声》印刷所出版。巴枯宁还曾承诺翻译《资本论》,但后来背弃承诺。洛帕廷开启了《资本论》俄文版的翻译工作,但这项工作因他在1870年底的被捕而停滞,最后转由民粹派理论家丹尼尔逊接力承担。丹尼尔逊于1871年10月完成《资本论》第一卷余下的翻译任务,后来又继续完成了《资本论》第二卷和第三卷的俄文翻译工作。巴枯宁、洛帕廷、丹尼尔逊的思想虽然都与民粹主义有关,但三个人的政治倾向和革命主张并不相同。但不管怎样,《资本论》俄文版的出版对于推动俄国革命运动具有重大历史作用,它将“俄国资本主义的命运”问题现实地提到俄国先进知识分子面前,“最热烈的争论都集中在这个问题上,最重要的纲领性原理的解决都以这个问题为转移”。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俄国影响的扩大,加之恩格斯的热情鼓励、耐心引导,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等人由民粹派转向马克思主义。1883年9月,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等人领导创建了劳动解放社,并将《共产党宣言》《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论俄国的社会问题》等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翻译成俄文,在国外出版后秘密运回俄国。这对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起了重要的历史作用,培养、教育、团结了一批俄国革命青年。恩格斯在1885年致查苏利奇的信中对于俄国青年向马克思主义的转变表示“感到自豪”,还充满深情地说:“如果马克思能够多活几年,那他本人也同样会以此自豪的。这是一个对俄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将会具有重大意义的进步。”在普列汉诺夫等人的积极影响下,列宁亲自翻译了许多马克思主义著作,如《共产党宣言》《法兰西内战》等。列宁会法语、德语、英语三种外语,读过“几乎全部”的马克思、恩格斯、考茨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可见,翻译者与革命者的身份叠合,在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列宁等人身上表现得比较典型。

这种身份叠合的现象,在马克思主义中国早期传播过程中也有表现。最初,翻译者的变革倾向、实践指向主要表现为一种“文以载道”的思想取向,即“结合清末中国的国情及社会现状,以‘文以载道’的强烈意愿,力图在‘传道’中‘悟道’、在‘悟道’中‘行道’。”五四运动以前,一些知识分子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革命联系起来谈论,但基本态度并不相同。其中,有人认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理论不切实际。如梁启超做了一些译介工作,但他引用英国社会进化论者颉德的话,错误地将马克思的学说看成“幼稚之理想,其谬误固已不可掩”。在同盟会成员中,朱执信较早译介和研究马克思主义著作。但他的主要目的,在于为了孙中山倡导的社会革命提供思想借鉴———“所期者,数子之学说行略,溥遍于吾国人士脑中,则庶几于社会革命犹有所资也。”

俄国十月革命激发了中国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对于马克思主义的浓厚兴趣。“1919年学生运动发生后,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的兴趣更大了。几乎所有与新文化运动有联系的杂志都刊登关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文章”。作为五四运动的领军人物,陈独秀、胡适两人在爱国主义立场和反帝反封的态度上是一致的,但后来在革命主张上出现严重分歧,在政治上分道扬镳。陈独秀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并致力于有关著作的译介。他委托恽代英翻译考茨基的早期著作《阶级斗争》,嘱托陈望道全文译出《共产党宣言》,并亲自校对译稿。这些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者,在确信马克思主义以后,转向无产阶级革命道路。而周恩来、蔡和森、李维汉等人在西欧接触到马克思的学说,在翻译和阅读中完成了思想转变。蔡和森曾这样记述自己的心路历程:刚到法国时,“日惟手字典一册,报纸两页”,拼命“蛮看”。他还搜集各种资料“猛看猛译”,对当时流行的各种西方思潮展开比较研究。到1920年8月,蔡和森得出结论:“我近对各种主义综合审缔,觉社会主义真为改造现世界对症之方,中国也不能外此。”

中国的知识分子在译介西方社会理论的过程中对于文本的选择、译法的偏好、译文的考虑,大多会带着自己的政治立场、思想倾向。马克思主义在东方早期传播过程中表现出来的翻译家与革命家的特殊叠合,彰显了东方国家先进知识分子的革命追求,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品质。陈独秀在1922年就公开指出:“不要单单研究马克思的学理”,“还须将其学说实际去活动,干社会的革命”。可以说,俄国和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从一开始就不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单纯的学理来探究,而是把它当作改造世界、改造社会的思想武器。这也契合了马克思主义“问题在于改变世界”的实践指向。就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思想抉择来说,十月革命的影响是巨大的。毛泽东曾深刻指出:“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

四、彰显牺牲精神:反映传播者有产阶级出身与无产阶级立场的矛盾统一

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是在反对旧制度的过程中展开的,需要先进知识分子具有高度的牺牲精神,表现出先进牺牲律。家庭出身与阶级立场问题,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是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问题。这个问题在西方就有所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创立之初就被提出来。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位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都不是来自无产阶级家庭,而是分别来自律师家庭和工厂主家庭。德国早期工人运动领袖魏特林声称,马克思、恩格斯是有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并非通过自己的困苦走向共产主义的,因而是不可信赖的。与魏特林的主张相似,蒲鲁东主义者在第一国际伦敦代表大会和日内瓦大会上先后抛出“不让脑力劳动者参加国际”的建议。这些错误言行理所当然地遭到马克思、恩格斯的批判。他们特别强调,“贫困”不能产生“理智”,社会主义不能从自发的工人运动中产生;无产者要组织成为阶级,除了从自身经受的困难获得教育以外,还应该从外部获取“教育因素”,特别是那些立场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方面来了”的、“已经提高到能从理论上认识整个历史运动的一部分资产阶级思想家”。

列宁后来结合德国和俄国的经验指出,社会主义学说是从有产阶级的有教养的人即知识分子创造的哲学、历史学、经济学理论中发展起来的;“它的产生是革命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发展的自然和必然的结果”。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而言,他们的历史任务就是要启发无产阶级的阶级意识,“帮助工人克服自身认识能力和狭隘社会分工的局限性,从而超越经济斗争的范围、超越单个工人与厂主的范围去认识工人运动的意义,将其上升到政治斗争和阶级斗争的认识高度。”

在俄国、中国开展马克思主义早期传播,当时的先进知识分子面对的是旧的专制政府的各种阻挠、严重破坏和残酷镇压,因此更需要高度的牺牲精神。在当时的俄国和中国,工人家庭出身的青年普遍文化程度不高,不具备从事马克思主义传播工作的文化条件。而具备相当文化程度的人,大多出身家境不错的家庭。家庭出身和阶级立场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东方早期传播过程中表现更为突出。从俄国的情况来看,作为俄国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的创立者,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都是贵族家庭出身。列宁的父亲是教育活动家,因长期从事国民教育活动的业绩而晋升为省国民教育总监,并曾获得贵族称号。毫无疑问,普列汉诺夫、查苏利奇、列宁等人的阶级立场,都远离了其家庭出身,都是付出巨大自我牺牲的结果。他们也因为投身革命而屡遭沙皇政府迫害,几经被捕、流放、流亡。

从中国的情况来看,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大多出身有产阶级家庭。其中,陈独秀、瞿秋白、周恩来等出身于官宦家庭,毛泽东出身于富裕农民家庭,蔡和森出身于商人家庭,等等。在当时,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知识分子,都是在寻求救国救民道路的过程中选择了马克思主义。其中,陈独秀、瞿秋白的经历具有典型意义。陈独秀年轻时多次到日本留学。最初向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建设西洋式之新国家,组织西洋式之新社会,以求适今世之生存”。巴黎和会使其幻想破灭,促其转变立场。1920年5月陈独秀于上海发起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在1920年9月发表于《新青年》的《谈政治》一文中,他将资产阶级民主解释为资产阶级专政,并认为只有通过阶级战争争得劳动阶级的权力,才能避免“德莫克拉西”成为“资产阶级底专有物,也就是资产阶级永远把持政权抵制劳动阶级底利器”。这些观点的发表,标志着陈独秀从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于1922年6月15日起草《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并以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名义发表。该文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无产阶级的先锋军,为无产阶级奋斗,和为无产阶级革命的党”。这不仅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的阶级性质,而且表明了陈独秀的阶级立场。1933年2月,陈独秀在《辩诉状》中回顾了自己三十余年的革命生涯,称自己“前半期,即‘五四’以前的运动,专在知识分子方面;后半期,乃转向工农劳苦人民方面”。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瞿秋白出身于没落的封建士大夫家庭,家道中落让其从小饱尝艰辛,但他并未在旧的制度内寻求家族中兴之路。五四运动后加入李大钊指导成立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著作,逐渐由无政府主义转向马克思主义。1920年4月,瞿秋白经俄文转译德国社会主义者倍倍尔的《社会之社会化》。1920年10月,瞿秋白接受报社聘请,以特约记者身份奔赴苏俄开展实地考察,思想发生进一步转变。1922年2月,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1923年从苏俄回国之后,瞿秋白以英气勃勃的姿态,投入到马克思主义传播和苏俄社会主义宣传工作,引起广大青年的浓厚兴趣,产生广泛的社会影响。

有产阶级家庭出身的知识分子转向无产阶级立场,这是难能可贵的,是需要付出巨大的自我牺牲的。从马克思主义发展史角度看,没有马克思、恩格斯的阶级立场转变,马克思主义的创立就缺少了个人条件;没有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的阶级立场转变,马克思主义俄国化就失去了重要的个人推动;没有陈独秀、李大钊、瞿秋白等人的阶级立场转变,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初始进程将被改写。当然,在革命立场问题上,过分夸大家庭出身影响或完全无视家庭出身影响的观点,都是错误的。关于自己的家庭出身与阶级立场的矛盾,瞿秋白在牺牲前曾经做过深刻反思,剖析了自身存在的“二元化的人格”:“无产阶级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与“潜伏的绅士意识”,“完全处于敌对的地位”。他以自己的经历告诫我们:“要磨炼自己,要有非常巨大的毅力,去克服一切种种‘异己的’意识以至最微细的‘异己的’情感,然后才能从‘异己的’阶级里完全跳出来,而在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里站稳自己的脚步。”撇开特殊的语境不论,瞿秋白的这些话,是一个革命知识分子源于灵魂深处的自我检视。他以自己的从容就义,表明了自己的无悔选择,彰显了革命知识分子的牺牲精神。由此可见,脱离有产阶级家庭出身、走向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立场,这个过程所要忍受的个人痛苦、付出的个人牺牲,对于这些革命知识分子是何其巨大、何其不易,而对于国家和民族而言,又是何其重要、何其珍贵。

文章来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4 期

网络编辑:静穆

发布时间:2022-10-08 15:0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