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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方成 周韦龙:从振兴共同体到共同体振兴:乡村振兴的乡贤逻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指出,要大力实施乡村建设行动,把乡村建设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位置,全面推进乡村产业、人才、文化、生态、组织振兴。伴随着乡村振兴的建设浪潮,乡村建设开始进入决策者、实践者和研究者的视野。乡村建设,实非建设乡村,而意在整个中国社会之建设,开展乡村建设行动不仅要着眼于农村地区基础设施的完善,还要对我国历史和传统文化有深入了解,也需要对我国古代治国理政的探索和智慧进行积极总结,以此推进整个国家现代化的建设征程。在各地乡村建设的实践中,聚焦于传统乡贤治村的经验提炼,以动员式或嵌入式的逻辑把乡贤整合进乡村社会的治理网络成为基层治理创新的共性特征,藉由乡贤组织化运作尝试发现一条以乡贤为主导能够粘合传统智慧与现代诉求的乡村建设道路。

一、共同体式微与乡贤返场

共同体指的是一种在情感、依恋、内心倾向等自然感情一致的基础上形成的联系密切的有机群体,乡土村落正是在传统儒家道德的沁润和熟人社会脉络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患难相恤、守望相助的生活、治理、文化与经济共同体。伴随着社会转型和市场力量的侵入,我国传统村庄出现自治空转、组织虚置、服务停滞、产业凋敝、民风衰败、环境蜕化等问题,维系乡村共同体的物质基础、社会关系、价值认同和村庄边界都发生重大改变,共同体所承载的价值与功能也在逐步趋于消解。

(一)乡村共同体建设的应然与实然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围绕“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五个方面推进乡村振兴。学界对乡村共同体建设的应然研究主要聚焦于当前乡村共同体建设的目标定位、价值意蕴、发展核心与实现路径。首先,乡村振兴要以乡村建设保住农民进行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的底线,维持住农村最基本的生产与生活秩序。其次,乡村共同体振兴旨在推进农业与农村的现代化,要从工农协调、城乡融合、区域平衡等予以理解并推进。其核心是遵循乡村发展规律,实现乡村有效振兴,系统构建乡村“人”“地”“业”耦合格局与创新体系,科学推进乡村内部多重系统协调与可持续发展。最后,实现乡村振兴要以集体经济为载体创新生态资源价值化实现形式;或通过农村公共服务重建农民的社区及社会信任和认同,构建新型农村社会生活共同体;或以乡村内部治理体系的重构和公共权威的重塑来构建新型共同体。

然而,受资源、制度和区域等多重因素的影响,乡村共同体建设现状与理想差距甚远。其产生的效果偏差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共同体的式微。当前乡村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是产业转型动力不足,而人口流动引发的“抛荒”进一步加大村落公共服务成本的比例和精准扶贫的实施难度。从资源整合而言,进村渠道的闭塞影响外部资源的介入与激活,内部资源的粗放式开发造成资源的价值流失。二是文化共同体的衰败,具体表现为农村公共文化资源缺乏多样性、传统乡村社会礼俗秩序的消解带来信仰体系混乱和价值扭曲、伦理精神蜕变和道德滑坡、宗教迷信盛行等问题,尤其是乡村文化功能的蜕化加速了治理共同体的衰颓。三是治理共同体的迷失、村庄社会关联的降低、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生成、村民参与意愿的消解造成村庄治理结构失衡和公共服务供给内卷化。

(二)作为振兴关键力量的乡贤

面对乡村振兴的“应然”与“实然”,呼唤传统力量的回归尤其是对乡贤价值功效、参与困境、回归路径等分析成为学界研究的焦点。乡贤参与甚至主导乡村治理格局具有悠久的历史,在传统自治中士绅阶层一直扮演着维持乡土社会内生秩序与协助国家汲取乡村资源的双重角色,国家权力逐步渗入乡土后伴生的劣绅化和内卷化现象,不断挤压着乡贤的生长空间,乡贤势力开始式微直至完全离场。进入新时代,乡贤在国家政策倡导和乡土社会治理内生诉求和村庄产业空间的多重现实拉力下重新回归乡村,成为连接村庄内外资源的关键行动者。事实上,现代社会的乡贤从群体构成、身份价值与作用路径上较之于传统士绅已然发生很大程度的转变,现代语境下的乡贤具有职业构成多元化、空间分布离地化、阶层结构趋向平民化、价值观念现代化等特点,指的是那些目前或者在不太遥远的过去曾经生活在乡土社会,而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取得杰出成就的精英群体。乡贤的德治效用生成于历史镜像之中,能够凝聚周边乡邻、整合道义、并建构一套与主流价值观相融合的价值规范体系。经济精英的身份则孕育于时代浪潮之下,使得自身可以将个体娴熟的技术、先进的管理经验、前瞻性视野或开拓创新的时代品格熔铸进乡村产业发展的行动之中。由是,在“动员—自发”和“新‘经纪机制’”的逻辑驱动下,借助乡贤理事会、乡贤参事会等组织化渠道进入村庄,助推乡村共同体振兴。

二、乡村共同体振兴的样本观察

H村地处湖北省东南部,所处县域为省级贫困县。村中多为留守老人、儿童和妇女,占比61.5%,劳动力人口外出率为76.6%。该村主要以第一产业为主,土地产出低,村民世世代代靠务农和打渔为生,农作物以油菜和水稻为主,人均耕地面积约1亩,茶叶种植面积达420亩,以白茶和油茶为主,2017年全村年均纯收入15350万元,是一个典型的中西部落后农村。2019年在返乡乡贤Z教授的推动下,自发性开展乡村建设。本文选择以H村为观察对象解析乡村共同体的振兴机制与建设逻辑原因如下:一是振兴过程中涌现出乡贤、政府、村“两委”和市场力量等多元主体,便于对行动者网络展开分析。二是在调研过程中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形式获得大量的一手资料能够较为完整呈现案例。三是该村是“计划外”的示范创建,并在乡贤推动下成为地区乡村振兴建设样板,具有代表性。

(一) 外界“爆料”与“计划外”的示范创建

2019年7月旅居在外的Z教授返乡省亲,发现山清水秀的自然环境却没有让村民富起来,很是伤感,决定带领村民共同脱贫致富。在系统学习国家相关政策后,2019年7月19日,Z教授首先联合村干部在村湾内部组织开展环境整治行动,无偿拆除8个村民组脏乱差建筑37栋,共24000平方米,同时定期组织村民清理村庄道路、幼儿园和活动广场周围生活垃圾。H村的自发性行为经由当地媒体记者报道后被政府知晓,其遂派人进村调查核实。得到外界“爆料”的H村成功拿到全县“计划外”的示范创建名额,获得政府2000万建设资金的扶持和原先计划安排给毗邻村庄用于国土资源项目的4000万建设经费。

(二) 乡贤出场:各美其美与美美与共

2019年7月23日,在村党群服务中心H村成功召开乡村振兴启动大会,选举产生H村乡贤理事会,根据“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治理任务设立村民学校、乡风文明协会、环境卫生协会、合作社和关爱协会。在村组一级,按照大组10-11人、小组6-7人建立乡贤组委会,协助村“两委”治理村庄。在乡风文明协会统筹下,乡贤与村民共同制定《H村村规民约》,并以环境保护为主题,制定“两禁”条约,倡导村民不使用一次性餐具、不燃放烟花爆竹。立足于前期环境整治的基础,2019年11月25日,村“两委”将包括污水处理、设施重建等村庄建设工程外包给Y公司。制定《关爱行动议案》,以“时间银行”运作形式为村庄65岁以上老人、留守儿童、困难户和残疾群体定制健康档案,定期上门提供做家务、理发等公益服务。积极争取上级政府的项目支持,2019年11月23日在文化礼堂成功举办为期21天的“恩思坊”刺绣技能培训,同期组织成立包括集体舞、太极与提琴戏在内的H村艺术团。

 

合作社围绕产业振兴动员村民将闲置土地承包出去,与S公司合作启动高标准农田改造工程。在Z教授接洽下成功与X公司建立合作关系,共同制定《H村合作社合作章程》,并规定在合作社运行中,村民以土地、资本、技术等入股并占股80%,企业占股20%。2019年8月19日,H村第一个种植项目正式进入日程,S公司农业合作社项目就台湾蜜薯合作项目与H村达成合作共识。

三、乡村共同体的振兴机制

从振兴共同体到共同体振兴,不仅仅是表面语序的颠倒,还蕴含着从国家主导的整合式乡村振兴模式到村庄内生式共同体振兴的逻辑转换。村庄共同体振兴要借助乡贤的社会关系网络激发市场活力,以此调节国家、市场与村庄三者的利益关系,避免乡村建设中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问题的再次发生。

(一) 治理共同体激活:情感治理与复合型权威

在社会交往中,个体所有的行为都镶嵌至社会网络之中,要受到以人际互动产生的信任、文化、声誉等作用机制和因素为基础的持续性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的影响。日常化生活互动是乡贤与村民建立密切情感联系的重要手段,农村群众工作讲求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其中“情”和“理”不仅包含生存理性、家国一体和血缘理性,还涵盖具有某种地方性共识的语言风格与传导形式。以村湾夜话为例,村民通过村湾夜话以“诉苦”或“忆苦思甜”的形式穿透自身的生活体验,通过聆听他者感受将乡村振兴的碎片化、浅层式的效果认知拼接成整体性、深刻化的价值认同。乡贤用村民听得懂、愿意听、喜欢听的叙事方式来解构振兴政策的内核和振兴进程的关键行动,有助于加强村民对乡村振兴的了解与配合。

乡贤组织复合型权威生成、规范化机制运行与精细化任务分工增强了治理的有效性。驻村工作队以体制性合法权威的身份加入乡贤组织,带来村庄发展所需的政策红利、建设资金和人力资源,并生成自上而下的合法性认同,在一定程度上解决非制度性精英与制度性精英之间的张力。经济文化能人以资源支配权威的身份在多边声誉机制下被吸纳进乡贤组织,拓展市场化渠道,促动村庄内外资源整合与链接,解决产业发展与资源匮乏的内在矛盾。以老书记为代表的传统村庄权威凭借村社内部广泛的权威认同加入乡贤组织增强了组织自下而上的合法性,并以中间人身份推动主体间利益协调与村“两委”工作的开展。

(二)经济共同体复兴:内部资源激活与外部资源就地化

乡村共同体振兴的首要问题是村庄内外部资源的识别、筛选、配置与激活。村庄内生式发展强调内生潜能的激发,即自然与文化资源的资本化。与过去相比,农民所种植的农作物已然超越事物本身的经济属性,同农田、村落传统建筑和农民构成整体性空间景观,成为传统生活的延续与复现,因而具备得以“看见乡愁、记住乡愁”的精神属性,在空间商品化的驱动逻辑下实行活态化保护与开发式传承并通过乡村旅游实现价值增值。2019年在合作化运营思路指导下,村集体以每亩350元价格成功流转土地420亩,其中村集体按照每亩30元收取管理费用,增加了村集体的经济收入。同年,H村乡贤与专营乡村建设的X公司合作开展“老屋新生设计工作坊活动”,成功吸引数十名外地企业家入村进行项目洽谈。

外部资源主要依靠项目制流入村庄,资源输入量、村社自主性与项目运作机制是项目制中外部资源就地化过程中关键变量。在H村中,外部资源就地化的前提是村社自主性增强,外部资源就地化的路径是合作社的联合运营。在项目选择上,村庄能够按照自我意愿与发展目标取舍项目,乡贤以观光农业发展、田园文化复兴为目标引进包含自然学堂、蜜薯种植等在内的具有高附加值的现代产业项目。在与政府项目接洽中,乡贤立足村庄发展实际,选择以村民技能培训为代表的合作项目进驻村庄。在项目运行中,由村社提供生产所需要的土地与劳动力,外部企业提供技术、资本与管理经验,以股金和租金分红的形式将产业发展的资金内化为村民个体收益。在合作社内部设置孵化项目部,引入政府资金,为返乡创业的村民提供项目孵化与运营指导,把外部人力资源与政府资金支持结合转化为村庄发展产业收益。

(三)文化共同体唤醒:乡贤文化培育与服务功能强化

梁漱溟认为,中国乡村问题并不是什么旁的问题,就是文化失调——极严重的文化失调。在H村案例中,该村自古就有崇学尚贤的传统,其所在县域“崇阳”名之由来取自“崇学”二字。乡贤学院和村庄人才库的建立彰显乡贤文化培育的价值意涵,从乡村伦理文化层面重拾匡扶正义、热心乡里的传统,构建符合现代理性主义原则和时代价值标准的伦理体系进而解决村庄内部文化失调难题。同时又能藉由乡贤榜设置、标语张贴等措施营造尊重乡贤、学习乡贤和争当乡贤的氛围,鼓励更多村民加入乡贤、成为乡贤。文化礼堂的建设与落成有效改善了村民开展各种文体活动的设施基础。在文化礼堂落成后,以展示乡村振兴发展成效、歌颂村民幸福生活为创作主题的本土文化团队不断涌现,极大丰富村民的精神生活,并以喜闻乐见的形式促进国家政策精神的宣传。另一方面,以文化礼堂为载体拓展了活动的形态、功能和意义。礼堂建成后,H村的干部就职仪式、重阳敬老仪式和民俗庆典仪式大多在此举办,传统礼俗与现代表演的融合,让村庄仪式在文化礼堂情感联结功能催化下进一步凝结成村庄发展的集体记忆。

四、行动者网络的建立与运行:共同体振兴的实现逻辑

乡贤所采取的情感动员策略客观上促成了行动者合作网络的形成,相较于政府硬性的任务指派,情感治理充分尊重被动员对象的意愿与偏好,以协商和对话的形式实现岗位与能力的最佳匹配。资源联结的直接后果是资源网络的形成。关键行动者的出现、治理资源的配备与价值认同的形成,共同构成乡村共同体内生发展的基本要素,并进一步推动行动者网络的建立与运行,成为乡村共同体振兴的内在逻辑。

H村案例中,相比于其他行动者,乡贤更有资格成为核心行动者并在整个网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是共同目标和解决方案的提出者,也是利益的协调者和项目的发起者,并充当转译者的身份。即将村民和村“两委”及其他行动者的利益诉求通过乡贤组织反馈至村庄外部的政府、市场企业和社会组织,同时也借由乡贤组织来桥接村庄内外的资金、技术与人才,形塑乡村振兴的行动者网络。在网络运行过程中,也是由乡贤及其组织作为协调者依靠情感治理与规则治理相结合的方式消除“异议”,促使核心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的行动一致。

(一)问题聚焦:核心行动者与目标路径的出现

乡村无主体熟人社会的生成、乡贤自身的理熟、人熟和事熟的独具优势以及乡贤主动返场的现实已将自己置身于核心行动者的地位,并在系统学习过程中最终确定把乡村振兴的子目标与其他行动者的需求相互匹配,使得共同体振兴成为多元主体的共同目标。在H村案例中,受制于时间与空间和资源的限制以及“社区冷漠症”的产生,“村两委”无法利用传统命令式动员有效完成村庄公共服务的供给与公共事务的治理。H村原本未被纳入到乡村振兴示范村建设名单,因而上级政府在H村乡村振兴的前期阶段基本处于“等待接入”的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无法通过“村两委”中介作用的发挥与村民产生良好的治理互动。原子化的普通村民游离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之外,村庄社会关联的降低,自身知识与思维局限,难以成为具有克里斯马型潜质的权威人物。市场主体因为村庄制度与平台建设滞后加之传统乡村对外来人的警惕心理,难以通过有效的渠道进入村庄主导乡村振兴。村庄内部闲置资产可以被视为行动者的一种,但振兴之前的村庄内部体制机制尚未健全,不具备让非实体性行动者成为核心行动者的制度与条件。因而,作为村庄与政府乃至市场三方中间人的乡贤既可凭借社会资本优势撬动社会关系网络,又可利用知识资本主导村庄共同体振兴的整体进程。

在问题聚焦过程中,目标路径的出现既是集体选择与协商的结果,也是行动者网络建构的原发动力。在H村发展中,乡村振兴缘何成为行动者网络的共同目标是理性选择与政策促动的效果叠加。行动者目标的不同,面临的问题必然不同。作为政策制定者与执行方的基层政府,推动乡村共同体振兴是解决城乡发展不均衡、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关键路径。H村第二、第三产业基础匮乏,农业以种植业为主,土地产出低,集体经济薄弱,脱贫致富是摆在H村村“两委”面前的一道发展难题。而普通村民则面临生产生活困难和服务诉求难以得到满足等现实问题。成长于村域之外的市场企业与社会组织等社会力量代表亟待开拓新的消费市场与产业发展空间,并努力寻求自我价值实现的社会化渠道。另一方面,村内大量房屋资产和土地处于闲置状态,以种植业为主导的土地利用模式产出效益较低,其自身经济价值有待开发挖掘。遗存于村落的自然与文化资源虽然存量丰富,但基本属于粗放式开发模式或完全闲置。因此,作为核心行动者的乡贤提出了解决所有行动者面临的问题的目标途径——实施并推进乡村共同体振兴。

(二)利益捆绑:行动者的利益呈现

每一个其他行动者在进入核心行动者所主导建立的行动网络中必然会遇到不同的障碍,要求核心行动者通过利益呈现让其他行动者有理由相信,加入行动网络并遵循既定的行动路径达到所设定的共同目标能够解决自身存在的问题,并获得预期的收益。在H村乡贤主导下的自发性清理村庄环境行为得到上级政策回应时,也就标志着利益显化与捆绑的开始,即乡贤通过环境整治赢取上级政府身份认同与资源扶持,并以绿水青山可视化的整治效果让村民看到共同体振兴与自身脱贫致富目标的一致性,同时也增强了“村两委”的权威地位与价值认同,更是政府与乡贤自下而上的一种互动展示。而处于村庄之外的市场力量自然可以凭借资本下乡、技术下乡和服务下乡的方式获取经济利润。再以土地流转为例,农村土地流转既巩固了土地的存量利益,又带来了可持续发展的增量利益。村民以土地作为出资条件入股合作社,能够在年终获得股金分红,解除土地束缚后村民从事非农产业也能增加收入,同时土地集体承包又能保证村集体获得一定的租金收入,以壮大集体经济发展基础。另一方面,土地集体流转可以改变当前土地不合理的利用现状,减少抛荒现象的产生,继而减轻基层政府的工作负担和资金压力。作为非实体性的行动者,诸如农田、闲置房屋在乡村旅游的带动下实现自身的价值增值,并由乡贤这一转译者完成整个利益捆绑的过程。

(三)征召:利益行动者的加入

在征召阶段,核心行动者要尊重其他行动者的个体意愿,根据其自身的实际知识水平和服务技能或组合不同制度、技术与组织来安排合适的任务,并以协商和激励的形式吸引其他利益行动者的加入,实现行动者的利益捆绑。

H村案例中,乡贤作为核心行动者充当协调者和委托者的角色,主要从事村庄公共服务供给、矛盾纠纷调解、产业资源引进、协助“村两委”维持村庄内部秩序等工作。村“两委”扮演经营者、组织者与监督者的多重角色。村“两委”以集体资产、基础设施等为入股资本参与村庄合作社的运行和项目监管,并以组织者的角色通过村湾夜话、村民会议等渠道向村民宣介政策,执行上级政府具体的政策部署。党支部和党员带头征召,参加村中各级乡贤组织并担任领导职务,协助村“两委”治理村庄。村民是共同体振兴的参与主体,他们或以土地、技术、资产等作为出资条件入股合作社,或加入乡贤组织或村“两委”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治理,村民黄某是远近闻名的“上访专业户”,因为退伍后地方政府安置措施不当导致生活困顿,多次上访以求公道,在看到乡贤义行后主动要求加入乡贤组织。或以协商主体身份来“忆苦思甜”,或以劳动力输出为前提进入村内企业从事非农产业以获取薪金。对于外来的企业主体而言,其本身充当经营者角色,以资产和资本入股合作社,并参与村庄产业的具体运营。社会组织以服务者和培训者角色嵌入村庄治理,并在集结公民意愿、促进居民融合、提供社会服务、调处社会矛盾、培育内生组织等方面发挥积极的协同作用。

作为非实体性行动者的村庄内部的生态资源、文化资源和经济资源自然以生产要素的身份参与共同体产品与服务生产与消费整个过程,在市场机制的作用下转化为共同体的产业资本与文化资本。村庄内部的村规民约和各项正式制度构成规范行动者、促进共同体运行的支撑要素。由是,乡贤组织与村“两委”的联合征召实现了村庄内外各治理主体的角色定位与任务分工以及制度机制的有效嵌入。

(四)异议与动员:利益联盟的形成

异议不属于转译的具体环节,但在网络创建与运行过程中随时可能产生。异议是对核心行动者的代表性质疑、讨论、协商、拒绝等所有表现形式。行动者的转译过程实质上是主体间利益协调与要素配置的过程,必然会产生核心行动者任务分工不合理、决策安排不科学、利益分配不公平、风险分担不公正等问题。一旦产生异议可能会导致其他行动者“背叛”或“逃离”网络,因而对异议的消除也是行动者网络建构的重要议题。动员是转译的末端环节,动员过程的完成意味着其他行动者障碍的消除与整个行动者网络的最终建立。

我国基层民主历经70年的发展,已经生成一套兼具地方性与公共性的议事规则和调解流程,这些充满地方性共识的规则章程成为乡贤消除网络中“异议”的主要工具。在H村的案例中,孵化于熟人社会的情感动员机制以一种软治理的方式消除乡贤与村民间的隔阂,并达成需求收集和障碍排除的目标。村湾夜话从另一个角度解释是民主协商的呈现,村民以“诉苦”的形式向乡贤和“村两委”反映生存困难与自我需求,以期求助权威资源帮忙解决或达成提升自我政治参与水平的目标。“村两委”与乡贤定期举行的联席会议制度解决了信息不对称、责任交叉、权责不清和行动脱节等治理性难题。村规民约的软性约束效用既充当了规范行动者行为边界的治理工具,也构成了消除行动者利益冲突与整合行动者关系网络的协调机制。

乡贤组织的成长符合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其诞生和发展与当前农村经济发展以及农村社会治理的现状相协调,在一定意义上回应了当前乡村社会发展过程中遇到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在行动者网络中,作为非实体性行动者的乡贤组织在乡贤的转译代言下成为当前乡村振兴服务的普遍形式,并在组织运行的过程中通过制度调适与监督来消除其他行动者间的障碍。首先是乡贤理事会的建立,客观上为有意愿参与村庄共同体振兴的乡贤群体提供了组织平台,他们加入理事会以关爱行动、环境清洁、村湾夜话等系列行动来追求自我价值的实现。其次,乡贤理事会的成立实际上为普通村民寻求矛盾解决和诉求满足提供了维权渠道。再次,乡贤理事会的建立分担了“村两委”“上面千条线,底下一根针”的工作压力。复次,驻村工作队加入乡贤组织为国家权力的延伸、基层政府乡村振兴政策的部署落实提供了可能的空间。最后,作为民意与政府双重代表的乡贤理事会为外部产业的引进提供了接洽的平台。而村庄内部的各种非正式规则生成于理事会,并以村庄规划和项目工程的形式串联起整个要素体系。

作为“嵌入”到基层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变量”,合作社组织的兴起在治理博弈中改变着村庄治理的“生态系统”,也在同时改变着乡村行动者网络的结构组成与运行方式。资源是社会结构的系统化特征,并由具有能动性和认知能力的行动者通过组织或平台再生产出来,合作社的造血式发展模式实现了资源边际效用的最大化,促动资源的再生产。合作社组织的产生与运行也是行动者网络“动员”特征的显现。在H村的案例中,合作社的成立是为了引进多元产业帮助农民致富和村集体增收。从宏观层面分析,合作社为市场企业、“村两委”、乡贤、普通村民四方合作提供了协商平台与落地空间。《H村合作社合作章程》的出台明确了行动者的进入条件、合作程序、分红比例、权属义务,加之设置于合作社内部的财务组以及外部的监事会,减少了项目合作中的生产风险,股份制的利益协调机制激发了各方利益主体的参与积极性。从微观角度检视,在组织架构与职责划分上,资金管理部负责资金运营,资产管理部负责资产管理,孵化服务部负责项目引进与孵化,即实现外部经济资源的就地化。明确的任务分工和有效的项目监督保证了合作社的有效运转,也为其他行动者进入合作网络提供了资源支持。

最后是激励效应的存在。强调乡贤文化中激励机制的建设已经成为学术界研究的普遍共识,激励策略的运用不仅可以消除因获得感不足产生的“异议”,也能够维系网络中核心行动者与其他行动者的合作动力。合作社分红安排是激励的一种,教授村也是激励策略的特色实践,该项目主营理念是吸引国内外知名教授入驻H村,以此达到村庄空间重组、生活氛围重构的目标,并以帮扶制形式促进农民增收和价值重塑。凡是入驻村庄的专家教授可在短时间内获得村庄土地的使用权,居住时间达到一定时间后,则被允许拥有房屋居住权并授予荣誉村民的称号。对于外来者,获得村庄居民整体接纳与身份认可是对其最大的褒奖。另外,乡贤文化的培育、乡贤精神的宣介、民众技能的培训、振兴保障制度的建立、乡贤组织的推广等都是期望通过激励机制的效用来保持行动者的积极性。

总之,以乡贤为核心行动者的行动网络的建立与运行促成了乡村共同体的振兴。在问题聚焦过程中形成了共同体价值共识并筛选出了共同体振兴的主导力量。通过利益捆绑和利益呈现则达成了说服的目的,形成共同体振兴的组织基础,维系了共同体建设的动力。征召以明确的任务分工和角色定位拓展了共同体振兴的组织基础和合作网络。动员是高效的资源整合与行动统合,并利用理事会、合作社等自治组织运行完成资源与服务的再生产,激励共同体趋向内生性发展,而贯穿于网络建构过程中的“异议”通过乡土性议事规则和正式性治理制度得到消解,促成乡村共同体的振兴。

五、结论与讨论

无论是过往记忆中的乡绅还是现代语境下的精英,乡贤一直充当着国家与基层的中间阶层与转译角色,而在新时代共建共治共享的格局下,其自身的“中间性”被赋予新的涵义,即粘连着传统与现代、政府与乡民、城市与农村以及自治与法治。H村的现实案例表明,共同体振兴是村民治理需求促动、村庄精英行动响应与国家资源接纳的过程,呈现出“内生—外生—再内生”的演化逻辑。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农村建设亟待组织振兴与人才振兴,将乡贤整合进当前乡村治理体系契合当前共建共治共享的发展理念与治理需求,也是乡贤追求自我价值实现的有效路径。乡贤治村有助于激发村庄发展的内生活力,也可在一定程度上弥补基层政府纵向治理能力不足和村民自治横向缺失的问题。本文基于行动者网络理论,为乡贤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和试错样本,认为包括情感治理、资源整合与文化培育等机制的运行是行动者网络建立的基础与手段,正是作为网络中核心行动者的乡贤有效完成了转译、合作网络的建构以及行动者间异议的消除,才得以推动乡村文化、经济与治理共同体的全面振兴。

 

在共同体振兴过程中,解决农村乡贤文化建设存在的现实困境也是消除“异议”的重要体现,那么如何消除“异议”,本文尝试给出答案。一是加强乡贤文化培育,形成行动者联盟。政府要把乡贤文化建设纳入到村庄文化建设的整体框架,采用物质激励与精神激励相结合的方式在全社会营造崇学尚贤的文化氛围。二是加大资源扶持力度,建构完善的资源网络。政府要加强对乡贤组织的指导和政策扶持,出台相关制度规范乡贤组织运行,厘清乡贤组织与“村两委”的权责边界,鼓励更多资本下乡参与乡村建设行动。三是建立和完善行动者网络中“异议”消除的有效机制,既要补齐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建设短板,推进民主协商与民主监督,又要鼓励村庄治理创新,探索更多更好的“异议”消除机制。

根本上说,在城市化浪潮的推动下,乡村衰败难以避免。乡村共同体的振兴不只是为了建设百业兴旺的乡村经济共同体,也并非完全是对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逻辑接合,而是以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前提,重构乡村社会关系网络,并最终指向以村民为中心的行动者网络的建构与运行。只有这样,才能保持乡村发展的内生性动能。只有这样,即使社会、乡贤甚至国家退场后,乡村依旧能保持繁荣的发展态势,这也回归了乡村作为空间属性的原生功能——生存与生产。诚然,乡贤返乡参与村治是推进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而返乡精英参与村治的绩效,主要取决于返乡精英、普通村民、村社内部治理结构以及国家下沉力量多方博弈整合形成的合力,这也是检验作为核心行动者的乡贤所主导建立的行动者网络稳定性与协同性的指标内涵。

当前,我国乡村振兴处于乡村建设的关键阶段,如何避免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问题的再次发生,如何将行动者网络建构的主动权重新交还给普通的村民,如何解决因乡贤退场后留下的权威与资源真空,继而维系行动者网络的合作动力,如何消除乡村建设中国家资源涌入后可能造成的行动者间的“异议”成为未来推进乡贤参与乡村振兴研究的重要课题。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2期

网络编辑:静穆

发布时间:2022-10-08 15: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