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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贵祥:历史唯物主义视阈中数字资本的异化及其扬弃

  数字化生存已经成为今天生活的基本现实。早在1995年,美国未来学家尼古拉·尼葛洛庞帝就预言过:“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近30年过去了,我们不由惊叹这位未来学家的预言,数字化生存今天已经成为基本现实。今天,当人们享受数字技术带来的便利时,数字技术也直接成为人存在的一个“现实部分”。正如科林·库普曼所说:“今天,我们的数据就是我们之所是的一部分。我们的名字或许不会镌刻进我们的血肉,但我们却被数据化的身份所文身,我们通常在这样的数字身份下承担我们的人格。”

  数字技术的这种新变化,引起了哲学家的深思:数字技术一旦获得像人一样的反思和自主能力,人和世界将会如何?这种反思当然仍是基于人这个主体而发问的,即反思性人工智能(ARI)一旦获得人的自主性能力,“世界将不仅仅属于一种主体的视域,而可能属于两种以上的主体,甚至属于非人类的新主体”。这种发问绝非杞人忧天,但是它却直接略过了数字资本如何规定数字技术这一根本问题,因而更多属于一种关于数字技术的“新存在论”发问。对历史唯物主义和主体辩证法而言,谈论数字技术仍需先深入到数字资本的来源、内涵及其发展中,才可能指出扬弃数字技术异化的方向。

一、数字资本异化的来源与发展

  随着数字化时代的到来,资本迎来了它的新样态即数字资本。数字资本的核心是数据主体通过无偿占有数据,进而通过资本增殖机制谋利的一种“新型资本”。这种资本形态既具有资本增殖扩张的本性,又有其更抽象的表达形式。由于数字资本是资本的一种更抽象形态,它往往给人们造成一种错觉,即数字资本作为一种自主组织体系,它拥有一种“独立性外观”,因而是一种“自主性存在”。但是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三重规定及其历史现象学的还原表明,数字资本只是继产业资本、金融资本后的另一种资本形态。马克思关于“资本”的三重规定是:资本是一种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资本是一种社会权力,归根结底资本是一种社会关系。这三重规定是对资本进行“还原”的历史现象学把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马克思关于“资本”的论述,仍然是当代唯一不可超越的哲学。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这一原则,如果我们追溯数字资本的“前世今生”,那么就能看到资本的本质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改变的只是资本的表现形式。这种“表现形式”今天通过技术化—信息化—数字化“中介”,成为规定人们生活方式的“支配形态”。马克思曾说资本“是一种普照的光”,它掩盖并决定其他一切存在者的色彩。套用马克思的话说,数字资本今天是一种“特殊的以太”和“普照的光”,它渗透、决定和支配其他一切存在者的样态。依据历史唯物主义原则,如果对数字资本进行历史现象学的“还原”,我们依然能够洞察其历史来源及其发展。

  1.数字资本作为“普照的光”的历史来源

  马克思的哲学变革的突出特点之一,就是提供了对“资本”进行历史现象学还原的根本眼光。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彻底性的根本维度,也是一些有真知灼见者充分发挥的一个方面。比如,当人们把《资本论》仅仅看成一部经济学著作时,卡尔·洛维特却认为:“《资本论》的第一部提供了对这一普遍问题的一种现象学的分析,在那里,马克思指明了我们生产创造的商品性质。商品向他展示了我们整个对象世界的本体论结构。”马尔库塞则认为,不仅《资本论》,早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为《形态》),马克思就用了历史现象学的方法,并且“历史唯物主义也同样提供了对事情本身的具体解释”。在这里,“事情本身”是一个现象学的术语,但是马克思却先于现象学通达“事情本身”。这就是马克思在《形态》中强调的“按照事物的真实面目及其产生情况来理解事物”。这一点在后来的现象学马克思主义者那里进一步得到了确认。如兰德格雷贝就认为,马克思尽管没有“专门”使用后来的现象学这一名称,但“马克思采用了一个早于我们的形式”而通达了“事情本身”。

  那么,就数字资本这种更抽象的资本形态而言,马克思会怎么论述?这种论述是否是一种过度解读?关于这两点,我们看一下《形态》中一段十分著名的话,就知道历史唯物主义关于数字资本的论述,不仅仍然有其存在论上的优越性,而且丝毫不是什么过度解读。马克思说:“社会活动的这种固定化,我们本身的产物聚合为一种统治我们,不受我们控制、使我们的愿望不能实现并使我们的打算落空的物质力量,这是迄今为止历史发展中的主要因素之一。受分工制约的不同个人的共同活动产生了一种社会力量,即成倍增长的生产力。因为共同活动本身不是自愿地而是自然形成的,所以这种社会力量在这些个人看来就不是他们自身的联合力量,而是某种异己的、在他们之外的强制力量。关于这种力量的起源和发展趋向,他们一点也不了解;因而他们不再能驾驭这种力量,相反,这种力量现在却经历着一系列独特的、不仅不依赖于人们的意志和行为反而支配着人们的意志和行为的发展阶段。”马克思的这段话,最为清楚地阐明了人类活动的历史根源、异化的发生机制及异化发展的可能阶段即形态。因而,这段话是从哲学存在论上对人类“历史之谜”和“异化之谜”的揭示。它今天也同样适用于揭示“数字资本”的来源及其发展。具体来说,资本作为一种劳动的积累,它只有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才发生。而数字资本作为资本的更抽象形态,同样要在人类劳动的积累中寻求其异化之源。按照马克思的揭示,异化发生的根源来自人类共同活动的力量,这种力量马克思称之为“生产力”。这种力量就其起源来说,既不来自“上帝的意志”也不是人类“理性的迷误”,而只是人类共同活动力量的固化和凝结。人类“历史之谜”的秘密,就在于“人的共同活动的力量”所具有的“抽象形态”。马克思指出,这种“抽象形态”由于越来越趋向远离人类存在的“感性基础”并获得其“独立性外观”,因而,它对单个人来说就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并且“这种力量压迫着人,而不是人驾驭着这种力量”。但是,历史唯物主义对它的现象学还原却表明:“抽象支配个人”仍然是历史的结果。因而,资本即使发展到数字资本这种更抽象的形态,它仍然无法脱离其感性来源。真正的“历史科学”的困难,恰恰在于说明这种“抽象形态”是如何发展的。这样,对资本的分析就需要分析其具体的历史发展阶段和形态。

  2.资本发展的三阶段: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

  资本发展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产业资本、金融资本与数字资本。产业资本代表的是19世纪资本发展的早期阶段,金融资本是20世纪产业资本的进一步发展,数字资本则是21世纪金融资本和信息技术结合的产物。数字资本是资本发展的更抽象阶段。在数字资本统治的时代,数字资本的存在仍然离不开金融资本这一“中介”和产业资本作为“基础”,但它的新变化使人们产生一种数字资本具有“自主自足”和“独立外观”的假象。正如上文所述,揭示数字资本具有的这种假象,依然离不开马克思对资本本性的三重还原。

  首先,在马克思上述关于资本本质的经典分析当中,金融资本作为“钱能生钱”仍然是一种经济学的现象,它尚未触及资本作为一种“能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这一本质。所以,即使在经济学上,马克思关于资本的第一重规定仍然不可替代。在19世纪马克思就批判国民经济学的本质是“一门发财致富的科学”,资本主义发展到20世纪的垄断资本主义,金融资本出现并逐渐占据统治地位,但资本增殖的本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改变的只是更为复杂的“表现形式”。

  其次,资本的本质不是物,而是一种社会关系。马克思说:“黑人就是黑人。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他才成为奴隶。纺纱机是纺棉花的机器。只有在一定的关系下,它才成为资本。脱离了这种关系,它也就不是资本了,就像黄金本身并不是货币,砂糖并不是砂糖的价格一样。”马克思关于资本的本质是一种社会关系的分析,是人们比较熟悉的。在这里,马克思已经从资本的“物化”形态进入到社会“关系”形态。在消除资本主义这种社会关系的地方,资本本身的魔力也就消失了。所以,在《资本论》中,马克思关于资本的分析,除了经济学的维度,更重要的是“社会关系”维度。这正是《资本论》的独特性所在。

  最后,资本作为一种社会权力。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它要靠一种现实的社会权力才能得到实现。这就是“资本的条件是雇佣劳动”。马克思认为,作为物质财富的资本从来就有,因而财富不等于资本。资本的产生只有新兴的阶级在市场上找到自由劳动力才能真正“实现”其为资本。所以,劳动力成为商品,一开始就是伴随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的。因而马克思才说:“有了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决不是就具备了资本存在的历史条件。只有当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占有者在市场上找到出卖自己劳动力的自由工人的时候,资本才产生;而单是这一历史条件就包含着一部世界史。”这正是马克思所揭示的“资本一般”所具有的政治权力维度和社会关系维度,资本的产生本身就是资产阶级法权确立并向社会拓展的历史过程。

  马克思关于资本三重维度的分析,是一种关于资本的“十字交叉式”的分析,因而它蕴含着今天出现“数字资本”的可能性。即资本的发生史表明,资本一出现就按其自身的面貌创造了一个新时代,它带来“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而资本的谱系学则表明,“旧资本总有一天也会从头到尾地更新,会脱皮,并且同样会以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再生出来”。这种“技术上更加完善的形态”就是今天的数字资本。数字资本的抽象形态,只是表明资本在全球扩张中真正实现了“化蛹成蝶”。

二、数字资本异化的内涵和表现

  我们今天面对的资本主义时代,是一个数字资本成为支配性力量的时代。数字资本作为新时代的“普照的光”,似乎具有马克思所说的“形而上学的微妙和神学的怪诞”的全部特征,而且因为其抽象性,“它就不再只是在特殊形式上才能加以思考了”。但是,因为资本无非是积累起来的劳动,而数字资本无非是数字劳动的一种抽象形式,因而基于马克思对资本本性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我们可以从数字劳动的隐形剥削、数字技术的赛博迷思、数字资本的加速驱动三个方面揭示其内涵和表现。

  1.数字劳动的隐形剥削

  数字技术时代,劳动获得了数字劳动的形式。所谓数字劳动就是一种以大数据、互联网和云计算等为平台和中介,使单个用户具体劳动“量化”为抽象劳动的方式和过程。数字劳动的表现形式是通过各个不同的具体用户实现的,但是其本质却转化为同一的“量化数据”,并作为数字资本被数字资本家无偿占有。如果说在农业时代和工业时代,人的对象化的产物多以“物象化”的形式出现,那么在数字技术时代,商品的价值实现必须通过“数字化”的形式出现。

  按照马克思对资本逻辑的分析,人类进入抽象的“数字化”的阶段,同时意味着资本在空间上最充分的展开。因为,只有这时,劳动才成为真正的“劳动”或“劳动一般”。用马克思的话说,就是“对任何种类劳动的同样看待,适合于这样一种社会形式,在这种社会形式中,个人很容易从一种劳动转到另一种劳动,一定种类的劳动对他们说来是偶然的,因而是无差别的。这里,劳动不仅在范畴上,而且在现实中都成了创造财富一般的手段,它不再是同具有某种特殊性的个人结合在一起的规定了”。19世纪虽然还没有今天所谓的“数字劳动”,但马克思对“劳动一般”的表述却完全适用于数字劳动。也就是说,只有“劳动一般”变为社会各领域具体劳动的现实,谈论数字劳动这个范畴才是可能的。这时,数字劳动才真正成为农业劳动和工业劳动的“普照的光”。正如意大利思想家莫里西奥·费拉里斯所说:“在互联网的利润再分配框架中,一旦你解开了商品之谜,你同样也可以解开劳动之谜……这种情况与传统的劳资关系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却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变化,即今天的劳动没有报酬,而且更糟糕的是,这样的劳动甚至没有得到承认。”费拉里斯这里指出的,正是今天数字技术催生的一种新的劳动形态,一种留下数字痕迹的没有报酬的数字劳动,这种劳动随时随地在数字平台上发生,并生产着属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价值,但数字技术却掩盖了其剥削本质。

  数字劳动的形式虽然是最抽象的,但是它并没有超出马克思关于“劳动二重性”的科学分析框架。即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抽象劳动,它和具体劳动的分裂并不属于两种不同的劳动,而是同一种劳动获得的更抽象形态。唯一不同的是数字劳动通过“技术平台”更深地隐藏了数字劳动的剥削本质,使得大众的数字劳动变为一种无意识的自愿。这种自愿通过数字技术使劳动具有“自主劳动”的特征,但实质上它不过是通过大数据对人的“定向和诱导”。福克斯指出了数字劳动的这种新特征。“资本可以通过在脸书、YouTube和谷歌等社交媒体平台上发布定向广告进行资本积累,我们发现,用户劳动产生了一种数据商品和注意力商品。在持续监控和大数据分析的帮助下,在线广告变得更加具有个性化和趣味性。这种用户劳动是资本主义的另一种形式的无偿劳动。”福克斯指出的这种状况,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常态。数字劳动的剥削形式因为以技术平台为“中介”,变得更加隐形而且造成消费者完全自主自愿的假象。但是,劳动者的数字劳动被技术平台的拥有者无偿占有仍然是其本质。

  2.数字技术的赛博迷思 

  数字化空间也就是赛博空间,该词最早是由加拿大科幻小说家威廉·吉布森在其1982年出版的短篇小说《融化的铬合金》中提出,并在其1984年出版的小说《神经漫游者》中再次提及。在后一篇小说中,吉布森将赛博空间明确定义为能使意识脱离身体,随时接入特别定制的、能够联通的数字化空间。在日益数字化和智能化的世界,数字技术使人们置身于一个由数字构造的赛博空间中,智能手机和智能设备俨然已经成为我们赛博格身体的一部分,时刻记录并监测着我们的身体、偏好和行为等。赛博空间通过基础数据和信息的分析、计算,可以对现实的个体的生存和健康等加以引导和优化,因而数字技术变得似乎比我们更了解我们自己。

  那么,由数字技术带来的虚拟现实会将人类带向何方?数字技术日益智能化的发展是否会从根本上动摇人类的“唯一主体”地位?这就是近年来各个学科领域热烈讨论的人工智能问题。在哲学层面,这是一个人能否继续控制和支配他的对象化产物的问题。经典马克思主义者当然对此持乐观态度,但是像海德格尔等哲学家则很悲观。他们认为,技术是一种座架(Gestell),现代人处在一种被技术“粒平”的状态。在这种普遍的“粒平”中,科学成了唯一标准。“哲学转变为关于人的经验科学,转变为一切能够成为人的技术的经验对象的东西的经验科学;而人则通过技术以多种多样的制作和塑造方式来加工世界,人因此把自身确立在世界中。所有这一切的实现在任何地方都是以科学对具体存在者领域的开拓为基础和尺度的。”在科学和技术获得彻底胜利的时代,技术和资本的“共谋”造就了一个数字技术的时代。 

  一些研究者对此表示了忧思:“正如人们可以观察到的,高技术蕴含着对社会的全方位知情和全方位操控的能力,乃至对人的心灵进行体制化的能力,这种对技术的运用是对资本最有利的事情,所以资本一定支持技术,并且通过技术能力建立新专制。很难想象有什么能够阻挡技术和资本这两种力量的合流,在资本和技术面前,人文的理想恐怕是弱不禁风的。想到这一点,确实令人感到悲哀”。技术作为座架,而资本作为动力,二者的“耦合”确实使人类进入一种未来可能极度灰暗的时代。因而,这种悲观的评论确实有其根据和理由。但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来看,数字技术带来的赛博迷思仍然是主体自身活动的产物,赛博空间包括元宇宙(Metaverse)具有独立的外观,其实仍然是同一个世界使其自身“二重化”的结果。既然世界分化的基础仍然是人的感性活动本身,那么弥合这种分裂仍然要诉诸感性活动自身。对此,海德格尔直接将其称为“形而上的存在-神-逻辑学机制”,马克思则不仅指出这种机制的根源,而且指出其解决路径。我们可以模仿《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第四条说:感性活动使自己从自身中分离出去,并在云霄中固定为一个赛博世界(超感性世界),只能用这个感性活动的自我分裂和自我矛盾来说明。因此,对于这个超感性世界应当在其自身中、从它的矛盾中去理解,并在感性活动中使之革命化。

  3.数字资本的加速驱动 

  “资本增殖”是现代世界的根本驱动力。数字资本则以更抽象的形式让这种驱动加速。21世纪数字技术的高歌猛进,已经将世界构造为一个高度数据化和智能化的世界。在这个世界当中,资本发展到数字资本这种最抽象形态,这时资本作为劳动的积累,才真正意味着“劳动一般”作为现代经济学的起点,并成为最实际的东西。即在历时性上,产业资本通过金融资本发展为数字资本;而在共时性上,数字资本成为这个时代资本自我实现的主要形态之一。

  数字资本具有的历时性和共时性的内在冲突,仍然是资本自身内在矛盾的“新形态”。这就是资本的文明面和野蛮面“共属一体”的二重性。资本的二重性来自劳动的二重性。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科学层面揭示了资本的这种内在冲突。马克思指出,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一直是在矛盾中运动的,一方面,资本“创造出一个普遍有用性的体系,甚至科学也同一切物质的和精神的属性一样,表现为这个普遍有用性体系的体现者,而在这个社会生产和交换的范围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另一方面,“资本不可遏止地追求的普遍性,在资本本身的性质上遇到了限制,这些限制在资本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会使人们认识到资本本身就是这种趋势的最大限制,因而驱使人们利用资本本身来消灭资本”。数字资本的出现,在空间上更快地推动了资本的全球化进程,但同时也带来了不同民族国家发展的进一步失衡,“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但同时,数字资本虽然改变了资本的存在形态,但其逐利本性丝毫未曾改变。“资本害怕没有利润或利润太少,就像自然界害怕真空一样。一旦有适当的利润,资本就胆大起来。”资本全球化只是数字资本复制了资本主义旧有的资本积累结构,延续了依靠不平等生产关系进行更隐蔽更快速的剥削的逻辑。因此,马克思对资本二重性的分析,仍然适合来分析数字资本的这种二重性。数字资本区别于一般资本形态之处在于,21世纪的数字资本,使资本积累的场域从实体的物理空间转移到虚拟的数字空间,从而在全球范围内掀起新一轮的资本“新形态”竞争。 

  概言之,在数字经济中,数字资本的力量变得更为隐蔽,它将人类的感性生活进一步抽象化为一般数据,使人们觉得只有先进入了数字化当中,才能实现自我的社会化。但是,马克思关于资本批判的“历史现象学还原”表明,资本“所表现出来的极端的异化形式,是一个必然的过渡点”。当数字资本在达到抽象的顶点时,也就为它的自我否定做好了准备。

三、 数字资本异化的扬弃与未来

  如上所述,在弄清了数字资本的根源及发展,分析了其内涵和表现以后,更重要的是思考如何面对数字资本及其挑战。具体而言,扬弃数字资本,需要充分发挥主体的能动性,使数字资本和数字技术更好地服务人类。 

  1.方法上,坚持“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不仅是对人类“历史之谜”的解蔽和批判,而且提供了“人类解放”何以可能的现实路径。在数字资本时代,重新激活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生命力,必须重新理解马克思对“资本”的三重批判。这种批判依然适用于分析数字资本及其异化。 

  首先,在数字资本时代,数字劳动为数字资本提供了现实基础,数字技术则为数字资本提供了技术保障。在数字平台上,“数字劳动—数字技术—数字资本”三者构成了一个封闭的圆圈。在社会层面上,上述三者大体对应“用户层—中介层(技术系统)—虚拟层”。数字平台和社会经验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会存在”,这种数字化存在很大程度上规定了数字时代人们“无批判”的社会意识,遮蔽了数字时代人们对剩余价值真正来源的本真认识。其次,在上述关系中,因为用户通过移动终端设备(电脑手机等硬件设备与各种App等软件)与掌握着各种大数据的公司发生关联,传统资本的异化形式从“物象化”直接转化为“数字化”。原来意义上资本具有的社会权力,开始变得更加隐蔽和抽象,数字资本异化出现了一种福克斯所谓的“逆拜物教”现象。这样一来,“对于用户来说,很难看出社交媒体的使用是一种劳动、价值创造和剥削的形式,因为社交媒体的商品形态伴随着一种逆商品拜物教,它使得商品形态无形化且用户难以掌握和理解,通过将用户的注意力集中在社交网络的具体活动上,从而转移了人们对在阶级关系中创造价值的用户的抽象劳动的注意力”。最后,数字资本异化似乎掩盖了数字资本作为一种社会关系的本质。但这只是假象,“逆拜物教”的出现表明,当数字资本发展到其抽象形式的极致,也为扬弃数字资本异化做好了准备。

  简言之,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的路径,之所以具有任何其他历史科学都不具备的优点,就在于“马克思在体会到异化的时候深入到历史的本质性的一度中去了,所以马克思主义关于历史的观点比其余的历史学优越”。这个“本质性的一度”就是“资本和劳动”的内在张力,数字资本依然没有摆脱此张力。所以,“劳动和资本的这种对立一达到极限,就必然成为全部私有财产关系的顶点、最高阶段和灭亡”。可见,面对新时代的数字资本异化,仍应坚持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2.路径上,需加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反思数字资本异化现象的最终落脚点是寻求扬弃数字资本异化的出路。既然数字资本异化的根源仍然是人类共同活动的一种力量,并且是这种力量的“质”和“量”的进一步分裂,那么,对唯物辩证法来说,在揭露了数字资本异化产生的根源以后,最重要的就是寻求扬弃数字资本异化的现实途径。

  关于扬弃一般异化,马克思指出的一般途径是:“个人力量(关系)由于分工而转化为物的力量这一现象,不能靠人们从头脑里抛开关于这一现象的一般观念的办法来消灭,而只能靠个人重新驾驭这些物的力量,靠消灭分工的办法来消灭。没有共同体,这是不可能实现的。只有在共同体中,个人才能获得全面发展其才能的手段,也就是说,只有在共同体中才可能有个人自由。”这是马克思关于“自由人的联合体”的最重要表达。我们看到,在《共产党宣言》中,这一思想得到了重申。如果说工业文明时代异化的主要形式是物化形态,那么,到了数字化时代,马克思提出的这种原则是否还适用?答案是肯定的。21世纪异化的形态进一步由“物象化”发展为“数字化”。但数字资本异化的根源没变,只是表现形式更加抽象。既然数字资本异化的根源还在于人类共同活动的力量的抽象及其发展,那么解决数字资本异化的办法,同样就不能仅靠对数字资本异化进行“思想批判”,而要靠现实的人类“重新驾驭”这种抽象力量。驾驭这种力量的社会组织形式就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对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真正推进和发展。面对21世纪数字技术的突飞猛进,单个人要克服“完全的无力”感,首先在思想意识上要突破传统西方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局限。在这方面,后现代主义哀叹“上帝死了”,之后又喊“主体也死了”,显然是于事无补和没有意义的。

  3.实践上,塑造“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主体

  马克思对资本本质的揭示和批判,既肯定其文明面也批判其野蛮面。数字资本作为资本发展的一种抽象形态,同样具有二重性。按照马克思“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观点,人的对象性产物既然只是他的对象性活动的结果,那么,扬弃异化不仅是一个历史过程,同时还是历史主体的现实活动。问题的关键在于,随着数字资本和人工智能的发展,新时代的“主体”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这就是数字技术作为一种“资本形态”不仅规定人本身,而且正在成为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是在数字时代人类主体面临的新变化。

  数字技术的发展若能获得一种反思能力,则将成为某种“外主体”,这时人类的存在将发生根本变化。但是,在最近可见的将来,我们认为这样的“外主体”仍然不可能。如果这样的“外主体”产生,那么,必然意味着人类的存在出现一种“出离人类纪”的倾向。斯蒂格勒称之为“负人类纪”。那么,马克思是倡导一种“新主体”还是“外主体”?显然,在马克思的思想视阈中,仍然是主张一种“新主体”。在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认为马克思仍然没有走出主体性形而上学,相反是把主体性形而上学推到了极致。海德格尔认为,在黑格尔那里,“思想的辩证过程乃是一切对象之对象性整体中的基本运动,亦即在以近代方式被理解的存在中的基本运动。我们西方—欧洲思想已经达到了它自柏拉图以来得到勾勒的辩证法维度,这个事件乃是一个世界历史性的事件”;而在马克思那里,劳动辩证法“在今天乃是一种世界现实,而且也许就是这种世界现实”,不管人们赞成它还是反驳它,它都是同样有力量的。但是,因为马克思仍然在黑格尔的意义上使用劳动辩证法,因而马克思尽管站到了离黑格尔最远的那个对立面,但就“每一种生产在自身中就是反思,是思想”而言,马克思仍是一种主体性形而上学。海德格尔对马克思的这种批评只说对了一半,马克思确实主张人仍然是“主体”,但是这个“主体”是对象性存在(费尔巴哈)和对象性活动(马克思)相统一的主体,因而并不落在黑格尔的形而上学之内,相反,它是对黑格尔主体性形而上学的超越。对前者而言,人是一种“主体间性”的存在者,对后者而言,人是主体性活动的实现过程。试看马克思关于二者关系的根本论述:“对象如何对他来说成为他的对象,这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本质力量的性质;因为正是这种关系的规定性形成一种特殊的、现实的肯定方式。眼睛对对象的感觉不同于耳朵,眼睛的对象是不同于耳朵的对象的。每一种本质力量的独特性,恰好就是这种本质力量的独特的本质,因而也是它的对象化的独特方式,是它的对象性的、现实的、活生生的存在的独特方式。”结论是“人不仅通过思维,而且以全部感觉在对象世界中肯定自己”。在这里,对象性的存在和对象化的方式是统一的。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说共产主义是人的“历史之谜”的解答,同样,共产主义作为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它也是人的“史前史”的结束。

  总而言之,以上就是马克思关于“新主体”的论述。这种论述确实不曾想到数字资本时代的情况,但是人作为感性存在和感性活动的统一,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视阈和方法,仍然是今天我们克服数字资本异化的最主要的思想资源之一。马克思说,“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那么,面对21世纪的数字资本的异化,在反思性人工智能(ARI)可能成为另一种“外主体”之前,我们也可以套用马克思的话说,“数字资本异化的扬弃和数字资本异化走的是同一条路”。在这条路上,人将自己塑造成“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新主体,这仍然是人类最近将来的可见的历史命运。

  (作者简介:刘贵祥,大连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6期

发布时间:2022-09-07 15: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