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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仙娥:中国共产党妇女劳动解放观探析
——以延安时期《中国妇女》月刊为中心的研究

 

 

  “在任何社会中,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尺度。”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包括广大妇女在内的劳动大众解放作为自己的重要使命。19227月,党的二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关于妇女运动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明确提出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妇女解放才能完全实现。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解放。早在中华苏维埃瑞金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推行了妇女劳动解放的主张。随着中国革命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妇女劳动解放的思想与主张在延安时期得到了最为生动、最为充分的发展与实施,也深深影响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妇女劳动解放事业。综合现有研究成果和笔者已经掌握的资料来看,在中共党史研究中,相关课题和成果相对薄弱,对此,本文主要以延安时期出版的《中国妇女》月刊为载体,对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劳动解放主张与实践进行梳理和阐释。

一、延安时期《中国妇女》月刊的创办及其动因

延安时期,为适应大生产运动和妇女解放的现实需要,中共中央决定创办专门妇女刊物。193961日,《中国妇女》月刊由中共中央和中央妇委正式创刊。该刊主要报道国内外女工运动,反映中国妇女的生活状况,向妇女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启发其阶级觉悟,引导其明了自己担负的历史使命,最终起来改变自身命运。男女平等、劳动问题、妇女生活、妇女教育等成为《中国妇女》月刊关注的核心问题。《中国妇女》基本栏目有通讯”“卫生常识”“妇女动态简报”“三八特辑”“小信箱等。该刊主要供稿人有毛泽东、朱德、邓颖超、蔡畅等党的领导人,更有女性共产党员、革命青年郭淑真、秦芙、张琴秋、丁玲、郭靖、方紫、林纳、区梦觉、何依凡等。由于经济困难等原因,《中国妇女》月刊被迫于19413月停刊,累计出版22期。

  妇女解放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一贯的号召和主张。193938日,在延安妇女大会上,毛泽东指出: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群众来参加。中国革命的彻底胜利是为了包括妇女在内的全国人民的解放,自然需要把广大妇女团结起来,充分发挥妇女的战斗力。因此,创办《中国妇女》月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体现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充当妇女解放事业“清道夫”,适应中国革命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需要。诚如周俊在《中国妇女》“论出版专门妇女刊物问题”一文所言,“为什么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要这样强调着妇女刊物的出版呢?我以为是根据整个革命运动与妇女解放运动的关系来决定的:私有财产制度下的妇女,受着数层的压迫和束缚。因此,妇女除了一般的阶级利益之外,还有其特殊的切身利益;妇女除了应该从党报上学习一般的革命理论之外,还必须知道一般刊物上所没有的妇女问题。这些问题只有妇女自己了解得更深刻、更亲切。也只有妇女自己的喉舌所发出的呼声,才能更加感动人,号召人!如果妇女们决心争取自身的彻底解放,那就必须拿起这个向压迫者、剥削者进攻的文化武器。这就是说:妇女刊物是妇女解放事业的清道夫,缺少了它,必然遇着更多的阻挠和困难。因此,妇女不仅应该而且必须出版自己的刊物”。因此,作为面向广大无产阶级妇女的专门刊物,《中国妇女》月刊担负着秉承马克思主义妇女观指导妇女工作以及推动全国妇女解放运动的政治任务。

  第二,宣传中国共产党妇女工作主张,适应学习交流妇女运动历史经验的需要。“从妇女刊物的历史上说,也证明出版妇女刊物的重要性:远在太平天国以后,便生长了妇女刊物的幼苗。如1905年左右有《女学报》,1906年有秋瑾女士所编的《中国女报》。1917年新青年设《中国妇女》月刊。1922年在天津出版的有《女星周刊》《妇女日报》等。1927年有商务的《妇女杂志》。1932年左右《东方杂志》有《妇女与家庭》专栏,以及申报的《妇女园地》等十余种。直到《中国妇女》月刊的出版,才打破了以往阶级如封建地主、资产阶级对妇女话语权的垄断,中国共产党的妇女工作主张开始广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妇女劳动解放观开始在中国社会发挥深刻影响,推动妇女解放事业不断进步。从总结妇女工作经验来看,许多地方的妇女以及妇女生活都具有不同特点,反映这些特点,研究这些工作经验,把这些工作的方式、经验和成绩贡献给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妇女同胞,是一份进步刊物的任务,尤其是一份进步妇女刊物所应负起的责任。从妇女工作者的需要来看,学习妇女运动的专门知识,提高妇女工作者的理论水平,改进工作方法与方式,提高工作质量,学习别人的长处,克服自己的短处,都迫切需要创办专门刊物。

  第三,延安时期大生产运动和妇女解放运动的深入发展,也是《中国妇女》月刊创办的重要背景和动因所在。由于国民党顽固势力的经济封锁,党中央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开展了以大生产运动为主要内容的全面经济建设。毛泽东指出:“我们是确信我们能够解决经济困难的,我们对于在这方面的一切问题的回答就是‘自己动手’四个字。”正是“自己动手”“劳动光荣”的号召推动了大生产运动,也为妇女参加社会劳动,推动妇女解放事业向前发展提供了契机。这是对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人“劳工神圣”主张的延续和深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愈发深入人心。《中国妇女》月刊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中国妇女》月刊关于妇女劳动解放的观念、伦理、行为、制度、社会影响等一手资料,为我们系统考察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的劳动观特别是妇女劳动解放观,提供了鲜活史料和基本参考。

二、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劳动观和妇女劳动解放观的广泛传播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非常重视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劳动观和妇女劳动解放观的传播,作为党中央的机关刊物和专门的妇女刊物,《中国妇女》月刊发挥了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中国革命需要科学理论的指导,妇女劳动大众的解放需要马克思列宁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妇女劳动观的理论武装。为推动妇女解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对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妇女劳动解放观的传播和阐释,《中国妇女》也是传播劳动价值论的一个重要载体和平台。该刊登载了马克思主义学者王学文等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出发阐述劳动重要性的文章。王学文指出:“人类要想生存,首先以吃穿住等物质的活动为基础,而这种物质的活动,又少不了物质的生活资料。那末,这些物质的生活资料从何而来呢?在基本上非从自然界取得不可。许多东西在我们得到以后,并不能立即供我们吃穿住之用,还需要加工制造。但是这些东西怎样去取得,怎样去制造呢?这就是我们的劳动了。”王学文进一步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论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家发财致富的秘密就在于他们无偿占有工人劳动创造的剩余价值。社会主义革命就是变革资本主义制度,谋求劳动者的解放和出路。

  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也非常重视对列宁妇女劳动解放观的译介。《中国妇女》用较大篇幅系统介绍了列宁的妇女劳动观。如此,“要吸引劳苦大众参加政治,如果除开了妇女,是不可能的;因为在资本主义统治底下,占人类半数的女性,是受着双层的压迫,工人妇女和农民妇女受着资本的压迫;但是更甚于此,即在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第一,妇女仍是处在劣势的地位,因为法律否认她们与男子平等;其次,这是最重要的。妇女是在‘家庭的奴役’中,她们是家庭的奴隶,她们被那些最琐碎、最卑微、最辛苦、最使人愚笨的厨房工作,一般的与外界隔绝的家政与家庭经济所压碎”。

  《中国妇女》刊登了苏华翻译的《列宁与劳动妇女》一文,其中引用了列宁《妇女和工人的事业》这本小册子里的观点。列宁提出女工和妇女“唯一出路,就是参加革命的运动。只有工人阶级的胜利,女工和妇女才能得到解放”。列宁进一步指出,牲畜业的主人剥削农妇的劳动,“她们一生是同牛生活着”;手工业作坊的主人剥削女职工的劳动,大工业怎样解放妇女,在工厂影响之下,工厂女工是怎样扩大了她们的眼界,她们是怎样成为更文化的和更有性的妇女,怎样从宗法家庭羁绊中解放出来。

  中国共产党始终把妇女解放事业列为自己奋斗的纲领内容之一。马克思也曾说过:“每个了解一点历史的人也都知道,没有妇女的酵素,就不可能有伟大的社会变革。社会的进步可以用女性(丑的也包括在内)的社会地位来精确地衡量。”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的民族存亡之际,根据马克思劳动思想、妇女解放思想明确提出:“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息息相关,中华民族的真正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大业的完成,更必须二万万二千五百万女同胞能够与同等数量的男同胞,并驾齐驱的奋斗。”对此,《中国妇女》载曰:“目前,当抗战更进入空前艰苦的困难的时候,我们必须有充足的自给自足的条件,才能渡过难关,坚持抗战到底。而动员、组织更广大妇女参加生产又是求得自给自足的重要条件。”中国人民在日本法西斯的迫害下,生命失去保障,财产遭受摧残,人的自由权利被剥夺干净,而妇女尤其成为最惨痛的牺牲品。因此,民族解放是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前提,同时妇女解放也是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没有民族解放的胜利则妇女解放事业便根本无从谈起;没有妇女的参加则民族解放事业也不可能取得胜利。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动员妇女到生产运动中来?一是要发展边区经济,若是没有广大妇女群众积极参加边区经济建设,就不能顺利完成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而会影响到中华民族的解放,自然也就会影响到全中国妇女的解放;二是对于妇女本身来说,只有在经济上能够独立,才能够获得真正的自由平等。因此,发动广大妇女到生产运动中来就是加强边区广大妇女的经济地位,就是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就是把妇女从重重的压迫和剥削之下解放出来。据《中国妇女》记载,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也对妇女干部提出殷切期望:“希望妇女干部要有独立工作,克服困难,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不要自己看轻自己,不要对于男子、对于自己的丈夫有依赖心,不要因为碰到某些困难,而自暴自弃,悲观失望。”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以生动活泼、灵活多样的方式讴歌劳动光荣,切实保护妇女劳动者权益。为了能够更直观反映“劳动光荣”、讴歌人民的劳动热情,延安时期人们围绕“劳动光荣”这一主题进行了大量文学创作和文艺宣传,包含诗词、诗歌、歌谣、民歌等形式,这些作品也都不同程度地体现在《中国妇女》月刊中,例如木刻版画——兄妹开荒(力群)、春耕(杨静轩)、文学作品——《五四运动的二十年》感想与回忆等。这些作品融劳动教育、生产斗争、艺术创造于一体,思想明确,技艺精湛,宛若民族觉醒的号角、劳动解放的火炬。在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和驻防区内,妇女工作的开展,妇女利益的保护,妇女地位的提高,无时无刻不列在共产党员和全体指战员的工作日程上。《中国妇女》这样讴歌道:“在陕甘宁边区,晋察冀边区和其他抗日民主的模范地区内,广大的妇女群众是获得了空前未有的政治经济社会权利。”可以说,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对于妇女劳动的肯定、妇女劳动解放观的宣扬、妇女劳动的教育、妇女劳动地位的重视是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中国共产党积极动员、组织妇女,推动她们积极参加生产合作社组织,《中国妇女》对此做了多次报道。为更好动员妇女大众参加生产劳动,必须找到一种切合实际的劳动方法,什么是最简单,最方便而且最容易被妇女所接受的劳动方法呢?延安时期党领导的妇女劳动实践证明了合作社是动员千千万万妇女投入到生产战线上去的最有效的步骤。由于乡村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原本就是广大妇女所接近、所熟悉的,而生产合作社本身就是在乡村手工业和家庭手工业集体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组织生产合作社只要有一定数量的社员(合作社法规规定至少七人),集合足够数量的资本和简单的生产工具,便可以组织生产。七八个各自在家庭纺纱的乡下妇女按照一定方式组织出来,便可以成立生产合作社。妇女生产合作社化能够“协助国防生产,抵制仇货侵入和解决妇女经济生活的独立自给问题,而且还有重大的政治教育的意义”。生产合作社是一种民主的经济组织,在这一组织中,妇女不仅可以学习掌握和管理生产的技能,而且通过集体的生产经营可以锻炼成为有文化素养、懂经济行情、懂国家大事的新国民。

  在生产关系及其凸显的精神层面,中国共产党人还注重营造尊重、平等、团结的劳动解放理念,树立劳动光荣的社会新风尚,对此《中国妇女》也有详细记载。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在生产中营造人人平等关系的重要性。“首先要保证合作社员一律平等。在这里没有老板或者厂主与伙计或工人之间的对立,社员都是合作社的生产者,同时也是合作社的主人,社员都一样的作工,同等地负担债务同等地分配盈余。”在生产合作社里必须以发扬社员间互助互爱的精神来建立高度的劳动纪律,使每个人都成为有生产技能努力生产的一分子,消除一切依赖性,从而养成妇女自力更生的能力。

  在劳动形式上,号召在社员中建立学习小组,能力强的帮助能力弱的,意识先进的帮助意识落后的,“必须用一切可能的方法解除妇女本身的痛苦,这些可能的方法如举办托儿所,卫生助产工作,来减轻妇女生产育儿的负担,建立储蓄部,消费合作社,来减少妇女生活上的负担,设立文化教育的俱乐部,来把妇女从素来习惯的打牌吵架的消闲方法转到增加知识的高尚娱乐的方法上了”。“用互相督促的力量加强生产效率。不仅使个人成为生产英雄,而且使整个的合作社成为生产上的模范社,以增加整个的战时物品的供应。”劳动不能没有纪律,为了保证胜利完成计划,大家必须约法三章:“一、每人必需参加生产每次必到;二、爱护工具不轻易毁坏;三、在劳动中不偷懒不放松,每人用他最高的热忱积极性参加工作,创造生产劳动中的最高纪录。”

  在积极传播、宣传马克思主义劳动观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还积极践行妇女劳动教育的新理念。为实现这个目标,19397月,中国共产党创办了专门培养妇女干部的学校——中国女子大学(以下简称女大)。女大的学生来自全国的四面八方,亦有朝鲜、南洋等的女青年。她们出身多为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亦有极少数的女工农妇和家庭妇女。女学生中受过中等教育者,估十分之八,受过大学教育者,不到十分之一,小学程度者,十分之一

  女大倡导的口号积极阳光,反映了对妇女全面发展的美好愿景。“劳动和知识一样的宝贵——革命的理论和坚强的意志、健康的体格,有着血缘关系,是互相一致的。”在女大,生活锻炼和学习是分不开的,而且在边区较为困难背景下,女大学员们巾帼不让须眉,为了祖国的前途命运亦甘愿吃苦耐劳。《中国妇女》这样记载女大学员参加生产劳动的情景。“多少文弱的千金小姐和女学生们,已在小米、窑洞、高山、风砂、劳动生涯中惯过来了。她们学会了跑路爬山、帮厨、洗衣、打草鞋,也就是说已学会过简陋艰苦的生活而且更在准备迎接更艰苦的生活。她们在一年半载风砂黄土的沐浴中,已经获得更多的健康和愉快。”“特别是从生产运动开始后,整个边区、延安的青年们,都燃起了劳动的热火。在女大除草秋收的过程中,翻山越岭地到三十余里以外的地里去。在那里,她们挥刀持锄攀荆斩棘地做了农人。在歌唱挑战竞赛的氛围中,感到劳动的愉快,胜利地完成她们的任务。但在今年生产运动开始的时候,因为顾及生理上的特殊,在延安决定女同志不参加农业生产。女大的生产,主要的变为手工业:缝衣做鞋、编织羊毛物、制造简单丸药等等。现在已经成立了缝纫厂和制鞋厂。缝纫厂里放着八架机器。生产科的同志及工人在指导她们踏机、剪裁缝纫。她们以班为单位,轮流参加生产一星期,每天工作八小时(生产期内,除选课外,一律停课,但要二个多月一班才轮到一次,因此并不妨碍学习),她们在一片机器声中,在线索布屑堆里,分工合作着,完成一件件的衣服。她们更在制鞋厂中,搓麻绳糊鞋面鞋底……在每个月里,她们要完成三百双鞋子——女大的同学于是又做了工人。在生产运动中,使人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在这里发现了新女性的典型,她们勇敢地吃着苦,勇敢地克服着女性的脆弱,在学习和劳动中把自己锻炼了起来。”

  通过劳动教育和劳动实践,“文弱的千金小姐”变得更加有责任感、有担当有力量,妇女对劳动的认知愈来愈深、热情愈来愈高,妇女劳动的价值得以体现,妇女劳动成为自身快乐的源泉。原有的社会偏见和轻视消失了,妇女在劳动中历练和成长起来。

三、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劳动解放观产生了积极影响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劳动解放观的教育和传播产生了积极效果,为促进妇女解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中国妇女》月刊对此做了客观描述和详细记载,尤其体现在以下四方面。

  第一,彰显了妇女劳动者的社会责任感和主体性力量。延安时期,为增强抗战力量,中国共产党动员了广大妇女到生产战线上来。妇女在积极参加生产运动中更坚固与扩大了自己的组织,展现了妇女的力量,建立了自己的威信,起了很大的模范作用,如“妇救号召与发动身强力壮的青年妇女到田中去参加生产,成为支持战时生产之有力的支柱。……中老年妇女努力改进牧养牲畜的方法,改进饲畜事业,增加养猪鸡羊牛马数量与质量等……发动妇女增加土布的生产,改良手工业的出产,保证抗战中的军民的供给。”“很多妇女表示,自从来到了延安,精神上得到解放,学习工作都能由我发展,我不必怕什么人,敢说敢为集体的生活我以为于我很相当。”在延安,妇女的平等地位得到体现,“我们边区妇女,自然已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上的自由平等地位,但要不提高我们的政治文化水平也不会使用和感受这些平等自由的”。

  第二,妇女热爱劳动、热衷学习成为自觉和时尚。《中国妇女》热情讴歌了历尽千辛万苦奔赴延安的妇女先进分子:“她们经过千山万水跑到这交通不便物资条件不够的延安来,她们下了极大的决心,俱有万分的勇气的热情来的,为了中华民族的解放,社会的解放和妇女本身的解放来实现其学习的念头,准备战斗的武器。”妇女们把劳动和学习自觉结合起来,充满了阳光和人情。《中国妇女》这样写道:“生产耕地播种或自修,常是在午睡后三时至五时半,每个人都在自己寝室或室外,捧着书在埋头学习,或者大家在一起很热烈的在争执或讨论,这是自修,不然便是由班主任领队,同学们带上草帽,捲起裤脚,背上锄头,或者播种,这时便是生产。”“喂猪、烧水、烧饭,成了他们的经常工作,一个个捲起袖子忙得不亦可乎,远看过去像厨娘!像农妇!晚上做馒头常常到深夜三点钟才睡,但是没有半句怨言,因为他们深知自己岗位的重要,前后方工作配合的重要。”

  在生产队伍中,大家的劳动和学习热情更加高涨,“松软的黄土上聚集了好几堆人——平卧在地上让全身沐浴在日光里的,看报纸的,问话当前战争经验的,热烈争辩问题的!虽说很疲劳都仍不忘学习着”。“学校里——剥削的后方,也和前线一样的忙着。留在这里的多是衰弱有病的女同志,但他们一样有组织的进行工作。”“种菜小组在附近的山沟里,每天和开荒一样,早上扛起锄头出动,太阳落山带着风声和笑容归来。”

  第三,妇女的解救及解放运动成效卓著。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把妇女解救运动和妇女劳动运动有机结合起来,既解救了失足妇女,又发展了生产事业,取得了显著效果。中国共产党客观分析了失足妇女产生的社会根源,“应看作为社会经济条件所决定的,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的产物”。“在中国,由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特点,广大人民的贫困化,尤其是处于封建压迫下的妇女,她们既无政治地位可以找到适当的职业,也更谈不上独立的经济能力;所以有些穷苦家庭的妇女在生活的鞭挞下,为着求得自己和家中人的一饱,就不得不含垢忍辱的走上‘卖身’的道路了。”

  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广大根据地特别是陕甘宁边区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妇女解放运动,成功实现了由藐视失足妇女而转为嫉恶旧社会,由把隔离失足妇女转为扶助失足妇女自新。中国共产党用一切方法,一边促进主流社会注意和同情这一问题;一边鼓励、教育、组织失足妇女群众为改善自身生活而斗争,如争取妇女教育的权利,争取妇女参加生产的机会等。

  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依靠妇女组织的力量解救失足妇女。一是主要依靠妇女组织对失足妇女进行教育。“我们的妇女组织应当根据‘破鞋’产生的根源向社会进行艰苦的教育、解释的工作;通过一切群众团体,唤起社会人士由同情、了解走向积极的帮助。”二是主要依靠妇女组织对“破鞋”妇女的生活进行改善,“特别是要利用一切社会关系、工作关系为她们介绍适当的职业;这样才能使她们不愁衣食,安心于救亡工作”。

  第四,树立妇女劳动模范,发挥了妇女榜样的示范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和教育下,在生产运动中,人们逐渐转变了轻视劳动,视劳动者为“下人”的封建观念,不但极大激发了人们的劳动热情,而且产生了一大批劳动模范,发挥了典型示范作用,其中不乏妇女劳动模范。《中国妇女》报道说:“自从去年‘三八”节中共中央妇委发出指示以后在抗日根据地都掀起了妇女生产的热潮。”“经过‘三八’纪念会向妇女们发出了‘妇女要参加春耕、增加田地出产,改善自己生活,自食其力’和‘互相帮助,争取劳动英雄,不作懒婆娘’的响亮号召。”

  《中国妇女》刊载了许多妇女劳动模范的先进事迹,比如:“刘生荣具有高度的工作热情,最为难能可贵的是她以身作则,在群众中间起着模范作用,她对于群众的一切问题,都很关心,并能虚心倾听群众的意见,这就是为什么刘生荣同志被群众爱戴得如此深切的理由。”“路黎同志——荒山上每次生产最紧张最热烈的时候,都能看见她涨红了脸挥动着一把宽锄头,很快的把四周黑土地变成黄色,她从不休息,每次有人去替换她总说:‘行行!我自己来!’实在支持不住了她一只腿蹲在地上抵住全身力量继续的干,所以成绩很好,劳动力快列本组第一位,创造女同志劳动成绩的最高纪录。”“陈确同志,光荣的当成了全校女劳动英雄的模范,受到了全校工作人员,全体同学热烈的慰问,爱护和尊敬。”

  延安时期严重缺乏妇女生产干部。因此,劳动模范的树立,也为选拔干部提供了重要依据。《中国妇女》对此进行了报道:“培养干部领导生产和提拔干部要很好联系起来:要开展生产运动必须一面以开训练班等方式来提拔培养干部,一面则到实际工作中去提拔,如晋察冀把春耕中的劳动英雄都集中训练并提拔为干部就是很好的办法。”

综上,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妇女劳动解放观及其成功实践,有力促进了妇女解放运动的发展,显著提高了妇女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地位,妇女“半边天”的社会劳动贡献价值得以充分彰显,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妇女劳动解放理论的形成,同时也奠定了新中国妇女解放事业的思想基础、物质基础和文化基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劳动观的形成提供了宝贵的制度理念、思想资源、组织力量和历史经验。正是在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劳动解放理论的基础上,结合国情世情时情实际变化和妇女解放的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妇女劳动解放理论的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广大妇女劳动者在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创造了可歌可泣的人间奇迹,妇女劳动群众蕴藏的劳动热情、创造伟力和发展潜力得以充分激发,在中华儿女站起来、富起来以及迈向强起来的伟大历程中,在自由与平等、富裕与权利、美好与幸福的解放之路上,妇女劳动解放有了大踏步的历史性飞跃和根本性保障。新时代是劳动者奋进的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需要提高包括妇女劳动者在内的全体劳动者的素质,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需要营造积极向上和勇于创新的劳动文化,构建起完善的劳动教育体系和劳动者权益保障体系。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妇女劳动解放的主张和实践,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妇女解放的伟大社会革命中,在人类解放运动的历史长河及其规律性探索中,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也为新时代弘扬劳动精神、劳模精神,谱写妇女解放事业的新篇章,创造中华儿女的美好生活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精神力量和思想力量。

 

文件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1年第3

网络编辑:静穆

发布时间:2021-10-22 20:0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