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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沛丽 :“制度-生活”视角下的农村基层党建:挑战与对策

 

 

一、问题提出与文献考察

《中国共产党章程》指出,“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战斗堡垒,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农村作为国家治理的基础,“三农”问题作为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要求“以基层党建创新引领和推动社会治理创新”。2019年新出台的《中国共产党农村工作条例》中也指出,“加强农村党的建设。以提升组织力为重点,突出政治功能,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的坚强战斗堡垒,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然而,在改革和社会发展中,党的基层组织却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即“社会结构的分化和社会形态的转型,使党的基层组织出现弱化趋势;而在改革和发展的时代,党的基层组织对新时期党建与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重要性却在不断增强”。 

关于如何破除农村基层党组织能力弱化与价值需求上行的张力,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有两个方面:一是强化基层党组织自身的能力,推进制度化、规范化建设。习近平总书记在兰考县调研指导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时强调,标准决定质量,有什么样的标准就有什么样的质量,只有高标准才有高质量。陈平其将农村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置于宏大的社会历史变迁之中,在农村结构转型的背景中建构以理念、空间、时间、资源、行动为主体的标准化的基本框架,建构了组织体系、领导班子、支部制度、工作流程、组织生活、运行机制、工作载体、教育管理、活动场所、基本保障等十项标准化的内容,并提出农村基层党组织标准化建设要努力的方向。何克祥认为,规范化和制度化的党的基层组织生活,不仅需要统一的权威的党内法规,而且在规则和制度制定、实施、监督、检查、评估等各个环节必须秉持科学理念,还需要着重处理好规范化和制度化与生动活泼的关系、制度与传统和惯例的关系、封闭性与开放性的关系、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与党的基层组织生活的关系等几对关系。季丽新、贺雪瑞认为,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权的实现要在制度化前提下实现领导权的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嵌入。二是强化基层党组织与社会的适应性,推进社会化建设。谢方意针对社会结构之变,明确了党建社会化的组织架构、职能定位和评价机制,并提出从战略上构筑具有很强社会整合力的纵横结合的网格化组织体系,突破固化的单位组织结构,实现兼容开放的组织构架。徐选国、黄立新研究了深圳市南山区Z街道将基层党建整合到整体性的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进程中,通过形成以社区党建为核心,推进社区服务、社区自治、社区管理“一核多元”的治理机制创新,探索出一种适合特大城市基层党建的社会化逻辑和模式。

不论是制度化、规范化思路,还是社会化思路,都是以筑牢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为目标。制度化、规范化思路是从党组织的内部来强化组织和领导能力,也是推进基层党建发展的前提性要件。但如果仅仅关注这点,保持党与群众血肉联系就可能沦为制度化的注解而仅有形式化内容。此外,中国共产党是来源于社会的,也要在社会中扎根,纯粹的规范化思路必然会与高度复杂的农村生活实践有相冲突之处。党建社会化的思路是从党组织外部来提升组织持续能力,它强调政党要回归社会,通过密切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等方式嵌入社会发展实践中。然而,这种嵌入如果缺乏制度化的约束,可能导致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弱化。 

面对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化建设与社会性需求之间的张力,必须要引入新的研究视角。本研究在此基础上提出从“制度—生活”视角来化解农村基层党建的困境。首先,“制度—生活”视角强调制度与生活的互动嵌构,有助于调和既有农村党建的制度化思路与社会化发展取向之间的张力,强调采取一种融合的思维服务于农村党建的目标;其次,中国共产党作为产生于社会民众之中的政党,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民情的挑战中需要不断适应社会、适应民众需要,但同时也要不断强化“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主题教育,这两者是统一的。“制度—生活”视角强调在制度的实践中分析不断变动的民情轨迹,对于新时代农村党建中践行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具有一定的启发性价值,将有助于构建适应性强、可持续的基层党建发展路径。

 二、“制度—生活”视角与农村基层党建

“制度—生活”视角是肖瑛作为替代“国家与社会”视角提出来的,其中“‘制度’是指以国家名义制定并支持国家的各级各部门代理人行使其职能的正式制度”,是“基于明确的价值观念和理论理性而制定的明文规则,简单化和清晰性是其特点”。而“‘生活’是指社会人的日常活动,其既是实用性的、边界模糊的,又是例行化的、韧性的”,“生活主体则是过日子的人,是具体民情的承载者和建构者,他们不仅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诉求及其理由拥有一定的‘知识’,也具有依情势而生产出相应知识的能力”。肖瑛认为,以制度与生活的互动实践为切入点,可以便捷地分析正式制度实践中“民情”的变动轨迹和作用机制。将“制度—生活”视角引入农村党建领域,这就要在党建层面重新理解“制度”与“生活”的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具体体现在: 

一是制度是原则性的,而生活是情境性的。农村基层党建是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基础,在加强基层党建过程中,党组织的规范化、科学化和标准化建设是强化基层党建的重要内容,它们是通过自上而下的方式进行清晰明确的规定的,基层党组织更多的是执行角色。但农村基层党建的主体是党员群体,他们来自于具体的乡村生活世界,是具体的行动者。正如肖瑛所指出的,“在正式制度丛和生活领域中,活跃着的是各类正式制度代理人与生活主体。”他们不仅会受到正式制度的约束,也会受到当地的社会关系、风俗习惯等非正式规则的影响。但很显然,原则性的约束和情境性的影响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张力。 

二是制度与生活是互动性的。制度与生活之间的张力并不排斥两者的互动,反而为两者的互动提供空间。王长江认为,“它(政党——引者注)一端连着民众,因为只有得到相当一部分民众的支持,政党才能生存和发展;另外一端连着国家、政府、权力,因为只有掌握权力,或对政府的运作施加影响,政党才有存在的价值。”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它既是执行党和政府政策的基础载体,同时又是引领农民自觉听党话、跟党走的关键主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化建设要落脚在民众的生产生活中才可能赢得广泛的支持,而党建生活化的选择又唯有不断在党的制度化层面上进行提升和完善,才能够筑牢党组织的社会根基。农村基层党建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制度与生活的相互嵌构的动态实践过程。

三是基层党组织的制度化必须适应社会生活。党的基层组织立足于社会之中,直接面向民众,这就决定了政党必须要在推动社会发展和服务民众的实践中才能不断强化自身的力量。正如林尚立所指出“在社会结构日益分化、社会生活日益多样化以及社会个体日益自主的条件下,党的基层组织只有承载起协调社会、整合社会、服务社会、促进社会和谐的使命,才能赢得社会,凝聚群众”。然而,政党虽然可以凭借自身力量来影响社会,可以通过自身的组织化、制度化来引领社会发展,但这种引领绝不是自我封闭下的自说自话,也不是高高在上的独立性权威,而是必须建立在群众的现实生活需求之上,是政党依附于社会,适应社会生活。 

三、变动的生活对农村基层党建的挑战

“组织的规范性、整合性和有效性,是中国共产党得以长久发展和有效执政的关键所在。”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她是要落脚在具体的民众生活世界中的,而社会生活是变动的、高度复杂的,表现为流动性、脱嵌性和需求性的特点。这些变动将通过或显性或隐性的方式影响党组织的制度化发展,不仅影响党组织的组织结构、功能体系,也将考验着党的政治领导能力。要推进农村基层党建的现代化、科学化发展,首先要对变动的生活如何挑战党建发展进行具体分析。

一是流动性对党组织人员结构的挑战。改革开放以来,农民从高度集中的人民公社体制中解放出来,生活的自由性大大提高。再加上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较大差距,农民就在横向上突破了乡村地域的限制,“以代际分工为基础的半工半耕生计模式”成为乡村农民生活的常态选择。由于缺乏共同理念的约束,经济理性越来越成为农民的主导价值取向,对货币的比较和对金钱的追逐大行其道。“农民的经济理性像所有人具有的经济理性一样,隐藏在他们的心底……经济理性异化所爆发出的逐利欲火就会吞噬一切心灵。”然而,党的基层组织作为政党嵌入社会的基础,它要求以严密的组织性和制度化来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强化自身的领导力,这就与日益加深的流动性所要求的组织开放性形成鲜明的张力,这一方面体现在党员的抉择上,另一方面则体现在党员发展的乏力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之下,“市场经济的原则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理念和组织原则存在着张力,而且有时候还会出现紧张状况”。面对这一紧张状况,农村青年党员不得不依靠市场来养活自己和家庭,使得中老年党员成为了农村基层党建的主力军,但他们在领导农民和农村现代化上往往表现出力不从心。基层党组织必须不断补充新鲜血液,但流动性的增强使得党组织的吸纳必须“应对一个自我意识日益增强、日益流动化、现代化和异化的群体”,在严格的政治要求和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教育之下,农民中的优秀份子容易望而却步。在这种情境之下,如果党组织的制度化不能有效与农民的社会生活实践进行有效对接,农村基层党组织的基础细胞结构就很难以优化,筑强基层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只是一句空话。 

二是脱嵌性对党组织整合能力的挑战。亨廷顿指出,“一个处于现代化之中的社会,其政治共同体的建立,应当在‘横向’上能将社会群体加以融合,在‘纵向’上能把社会和经济阶级加以同化。”林尚立则认为,“不论是纵向的党整合社会的关系,还是横向的党协调社会的关系,都离不开党的基层组织。”作为党的农村基层组织,在社会结构的深刻变化下,其整合功能却遭到了纵横向脱嵌力量的制约。首先,党在革命时期与群众建立的紧密情感关系在市场环境下受到经济理性的强势冲击,“个人、单位和地方都已经是事实上的利益主体。随着这种利益主体的自主性程度提高之后,已经开始在利用现有制度进行竞争性的利益和权利表达行为”。当这种竞争性的利益或权利表达进入制度化的进程后,党的基层组织从理想上作为民众的表达手段和工具的功能上脱离而出。其次,在21世纪初国家取消农业税赋以来,农民与基层政府和村组织之间的强大利益关联被打破,国家的一系列支农惠农强农政策越来越直接面向农民家户,面向具体事务的治理则以“项目制”的方式落地,农民面对最基层的村级组织乃至乡镇政府呈现一种消极的“与我无关”的形态,基层政权和村级组织“悬浮化”了,部分党的基层组织也在这种变化中逐渐走向自我收缩,很容易以一种“高居群众之上”的角色发挥着形式上的领导者功能,而不愿意在引导群众自觉跟党走和推进乡村治理现代化上真正着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就在无形中被表达性遮蔽了。 

三是需求性对党组织治理功能的挑战。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让人民过上好日子,使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我们将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断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使人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完善、更有保障、更可持续。”农村基层党组织是直接面向民众的,发挥其服务和关怀民众的功能是其基础性的价值所在。然而,“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不仅是具体的多元的,而且具有很强的层次性和叠加性,这必然对党组织的治理功能产生挑战。首先,需求的具体性体现在农民是以自我的具体利益为导向的,按照米格代尔的阐述,“只是为了获得有关他们家庭利益的具体问题的行政性的解决”,这种弥散性的要求落脚在现实生活中则体现为多元性。有研究进行了具体总结,“在政治领域,既有表达自身利益,维护自身权益的需求,又有行使民主权利的需求;在经济领域,既有参与市场经济发展,获取物质利益的需求,也有参与分享改革开放经济成果的需求,还有对政府维护市场秩序的需求;在文化领域,既有参与公共文化活动以充实精神世界的需求,也有获取科学文化知识的需求;在社会领域,既有对基本公共服务的需求,也有参与社区活动、获取社会归属的需求,还有对公平正义的需求”。民众的这些需求表达既可能以个体化的方式表达,也可能因为利益诉求的集聚而形成对基层组织的群体性压力,然而,满足民众的合理利益诉求要求党的基层组织能在推进社会发展中发挥领导作用,又要形成的有效利益协调机制来化解可能产生的矛盾。其次,民众的需求在实践中又呈现出层次性递进,每一项需求的解决又会引发新的需求,而且民众的不同需求之间是相互关联、交叠的,又在具体的生活情境中体现为“属人”的特点。这就表明简单地以精细化的思维来满足乡村民众的生活需求是不可取的,必须落脚在耐心细致的工作方式,进行定制化和个性化的服务,从而才能凝聚群众、巩固执政基础。 

总之,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以来,党的基层组织的规范化和制度化通过民主集中制的上下逻辑得到了很大的提升,但这种提升绝不是政党自我的完善,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需求的,这便是对民众生活世界的尊重。农民生活世界的复杂性来自于社会转型的大背景,在农村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变中,农民的流动性愈加频繁、组织的脱嵌性越发突出、社会的需求性高度复杂,这一系列的生活变动挑战了传统的党建工作方式。“政党是现代化进程的产物。政党在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也必然随着现代化的发展而发展。”当然,党的基层组织的社会化并不是一种单向的发展思路,而是要在党建制度化和生活化中寻求一种平衡,这种平衡既能够维护党的权威,又能够让党在社会化进程中适应民众的生活世界的变动,进而强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的政治属性。

四、均衡塑造:新时代农村基层党建发展的现实路径

党来源于社会,又高于社会,党要在纷繁复杂的社会挑战中发挥先锋引领作用,带领人民克服不断变换的国内外挑战;又要保持长久的生命力,必须要始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实践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中国社会正处在从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的转型大变局中,要在大变局中赢得胜利必须要增强党在社会中的领导力、凝聚力和影响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必须始终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这表明乡村社会的转型在国家现代化版图上的重要地位,也表明农村基层党组织要在农村现代化中发挥领导核心作用,既要有坚定的政治定力,又要筑强社会适应力。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指出,“办好农村的事,要靠好的带头人,靠一个好的基层党组织。要抓住健全乡村组织体系这个关键,发挥好农村基层党组织在宣传党的主张、贯彻党的决定、领导基层治理、团结动员群众、推动改革发展等方面的战斗堡垒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强化政治定力必须要在党建制度化上着力,建立“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制度;筑强社会适应力,就“培育出以一种能够激发各种不同人的信心的方式来融合、连接和判定中国社会各种利益的能力”。农村基层党建的这两者之间是统一的,但要在实践中寻求一种有效的平衡,就必须要处理好三个层面上的关系: 

(一)在生活社会化中锻造先锋性 

党员是党组织的细胞,中国共产党作为整个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要依靠党员来发挥先锋模范作用的,这就要从入口上把关。《中国共产党发展党员工作细则》中指出,“发展党员……按照控制总量、优化结构、提高质量、发挥作用的总要求,坚持党章规定的党员标准,始终把政治标准放在首位;坚持慎重发展、均衡发展,有领导、有计划地进行;坚持入党自愿原则和个别吸收原则,成熟一个,发展一个。禁止突击发展,反对‘关门主义’。”然而,农村社会的复杂现实往往会引发多方面的尴尬:一是吸纳有抱负的优秀社会精英的现实需要与农村青壮年精英的大量外流之间的抵牾;二是强调党员的组织纪律性与农民党员的现实生活需求的外化之间的冲突;三是发挥党员密切联系群众的组织要求与农村党员结构老龄化严重之间的不适应。这三个层面的问题层层递升和嵌套,也意味着依照传统的命令与服从方式来单纯强调共产党员的先锋性不仅很难引发情感性共鸣,也容易让积极分子不愿再组织上进一步靠近党组织,这就要将党员(或者要发展的党员)放在基层社会生活空间而不是放在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上来看待。

开放社会的流动性是常态,不过改革开放以来农民的自由流动只是实现其经济需求的目标,是一种经济目标的外化,“进城务工经商的农民工大多数没有迁移农村户籍进城,而是保留了在农村的住房和土地承包权”。这就意味着他们仍然是依赖于所在的村庄社会的,而且其社会性价值的回归仍然是在村庄中,而不可能在“无根”的城市社会,这在某种程度上充实了农民在村落社区生活的内容。从这个层面上来看,农民的流动不仅没有使基层党组织吸纳优秀人员进入党组织的基础缩减,反而是进一步扩大了社会基础。不过,问题的关键是组织原则性与经济利益性之间的冲突如何突破的问题。在市场浪潮中实现富有和趋向成功者内在地有寻求在村庄社会实现其价值的现实需要,但大多数农民的流动仅仅满足于解决家庭的现实经济社会需求,这都需要基层党组织在情感上突破,而不是首先在组织要求上着力。可以充分动用乡村生活的情境性逐步实现民众中的优秀份子从基于社会的情感牵绊向组织的情感牵绊转移,逐步引导其自我化解经济的外向性与服务群众的内向性之间的冲突,而不是通过简单的标准化来打消积极分子的信心。当然,在乡村生活世界中,由于快速的现代化转型,有部分党员的思想观念也受到了市场利益原则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党员的信念弱化,出现部分党员空有党员身份而没有党员作为的现象。不仅很难以起到密切联系群众的作用,而且容易引起群众的反感,这就必须要强化党的组织纪律性要求。通过新时代的“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将有助于让普通党员再接受精神洗礼,重补共产党员的精神之钙,从而增强先锋带动作用。 

(二)在组织开放性中强化整合性

任何组织的生成与发展都必须要面对封闭与开放的抉择问题。在相对封闭的情境下,组织能够形成较强的凝聚力和行动力,但却很容易出现与社会脱节而导致组织难以持续下去;如果过于追求开放,又容易让组织丧失自身的原则性和纪律性要求,而最终被社会所淘汰。所以,必须要在保持自身的制度性和原则性的基础上适应社会的要求。王长江指出,“民主革命时期和计划经济时期适应党内权力集中的需要而形成的高度等级制的组织系统,在市场经济和信息社会的条件下无论如何也难以满足党与社会进行沟通的需要。”这表明,开放性是党组织发展的现实需要,“所有探索和创新,都围绕改变那种过时的、按单位和区域建立党组织来智慧、命令、督促和监督党员执行上级机关指示的模式而进行”。在具体的实践中涌现出了“开放式党建”“服务型党建”等理念,但是由于缺乏有力的抓手最终很容易被党建制度化所吸纳而造成开放性不足、服务性不够。 

农村基层党组织作为链接党和农村社会的桥梁,在强化党建引领的新时代,必须要处理好开放与整合的关系。林尚立指出,“社区党建的核心就是党如何通过自身完善的组织体系和在社区中积极有效的活动,在社区中构建最广泛和牢固的社会基础,实现对社区的有效整合。”不断完善自身的组织体系和在社区中开展积极有效的互动两者是统一的,前者是一种制度化的选择,是保持党的独立性和独特性的过程;后者则是党的社会化的过程,是一种生活化的选择。从乡村生活实践来看,农村党建必须要在开放性和社会化中不断完善自身的制度化进程。党组织的开放性落脚在党组织活动的开放性上,这就要打破关门式的党建思路,实行党组织活动主题的开放化运作,结合国家实施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等重大战略安排,落脚在农民生产生活的现实利益需要上进行安排。同时,不以党员身份限制非党员或普通群众参会,并积极向参会主体征集合适的主题、内容和形式,才能不断让党组织吸纳新的社会新鲜血液,避免自身的僵化,这种开放绝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东西,它是以社会化的方式来扩充党内民主的内容,也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工作方法的具体体现。通过这种开放性机制,党组织可以在尊重普通民众利益的基础上进行党的理念和方针政策的循序性宣传,进而经过熏陶、改造吸纳群众中的优秀积极分子进入党员队伍,造就思想上入党先于组织上入党的态势。通过这种党建带动群众联动的方式,以贴近生活的主题方式不是失却了党的自身独特性,反而是在进一步深化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三)在推进服务性中实现自我发展

毛泽东指出,“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这表明党唯有在为民众谋幸福、谋发展中才能实现自我的发展。有研究也指出,“基层党组织应以公益化为轴心,紧密联系社会公共事务、公共管理以及公共利益来开展工作,更加注重关怀和代表群众利益,促使基层干部行为逻辑逐步从‘为我’转向‘为他’,在为民服务中赢得主动权。”也就是说,基层党组织要在为民服务中发展自身,又通过发展自身来进一步增强为民服务的能力,这两者是联动的,而且是不可或缺的。

基层党组织为民服务工作必须依靠党员在日常生活的一点一滴中实现,除了在组织制度层面上加强对党员的引领之外,也要做好对党员的暖心化服务工作。为此,必须推进将思想调研落脚到每一位党员的生活中,杜绝“假”“大”“空”的喊口号,有针对性地摸清每一位党员的思想动态,有的放矢地做好思想困难排查、生活难点突破工作,让党员能在工作中、生活中感受到党组织的真切关怀,而不是仅仅落脚在开会动员、制度化要求等刚性约束上。这不仅为党员服务群众作出了典范,也为实现党组织自身的发展打下了基础。当党组织不再仅仅依靠制度来约束党员,而是通过情感性联系党员的时候,党员就能够形成对党组织的归属感,由此所塑造的就是一种情感性依赖,而不是一种效用性依赖。在此基础上,党组织动员党员服务民众就不再是一种制度性要求,而是一种共鸣性选择。党在服务群众上,是以党员为中介的,必须要建立有效的互动机制。一是要进一步强化党员联系农户机制,以地域相近、关系相亲等原则确立联系的党员与农户,通过这种方式及时感知群众在社会生活上的操心事、烦心事和揪心事,坚持群众之事无小事,群众需求及时应,群众难题及时解。二是探索建立有效的信息沟通平台。积极适应“互联网+”的时代潮流,加强线上、线下互补支撑,在技术引领中铸就智慧化的为民服务方式,进一步实现服务群众及时化、贴心化。通过这一系列努力,不仅强化了群众对党组织的认同度,也增强了党员的自豪感,而不是仅仅将服务群众落在口号上或制度文本上,从而为基层党组织在群众中赢得了真正的主动权和认可度,为筑牢党组织的战斗堡垒作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文章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1年第2

网络编辑:静穆

 

 

发布时间:2021-09-09 16:1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