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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先锋:“经济决定论”的谬误与“历史合力论”对其的批判

 

 

经济决定论是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严重误读、歪曲和肢解。唯物史观认为,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构成了社会的两对基本矛盾,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着历史向前发展。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各种因素共同发挥作用,但归根结底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经济决定论首先自以为是地把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歪曲为唯一作用,然后指责唯物史观是“经济唯物主义”“社会宿命论”,再对唯物史观大加挞伐。经济决定论一出现就在德国社会民主党内引起了严重的思想混乱。恩格斯以极大的耐心分析了经济决定论产生的原因和错误所在,并经过严谨的论证,提出了历史合力论。历史合力论从理论上清算了经济决定论对德国党和青年的危害,恢复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然而,经济决定论的闹剧并未就此终结,而且在恩格斯去世之后愈演愈烈,最终导致了第二国际的破产。

经济决定论本身不构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但它借助于对唯物史观的批判而左右逢源。它既指责经济落后国家社会主义革命没有经济条件,革命是“早产儿”;又指责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缺乏物质基础,需要补资本主义的课(“补课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之后,经济决定论又妄评党的基本路线,把我国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都归咎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经济决定论在历史上干扰了社会主义发展的进程,在今天又严重干扰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在恩格斯诞辰200周年之际,运用历史合力论来清算经济决定论的谬误,既是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的需要,又是对恩格斯的最好纪念。

一、     经济决定论的出场与历史合力论的回应

19世纪是西欧社会动荡不安的100年,这100年可以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70年是以蒸汽机为代表的机器大生产时期,这一时期资本主义处于自由竞争发展阶段,这也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发现和创立的时期。后30年是以电力为代表的机器大生产时期,资本主义在经济生产领域和政治统治方面都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开始由自由竞争向垄断过渡。在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一方面在工人运动中得到广泛传播,引领了无产阶级运动的方向,但同时又受到来自资产阶级和工人运动自身两个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的挑战来自以保尔·巴尔特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学者。巴尔特于1890年出版了著作《黑格尔和包括马克思及哈特曼在内的黑格尔派的历史哲学》,该书对马克思的唯物史观进行了三个方面的歪曲。(1)先入为主地把唯物史观定性为“经济唯物主义”,甚至是“技术经济史观”和历史领域的“社会静力论”,在这个自我认定的前提下,巴尔特宣布他天才地发现了唯物史观的致命缺陷:马克思的“历史必然性”就是机械决定论,“社会发展规律”就是社会宿命论。(2)在他自认为发现唯物史观缺陷之后,就开始从“自我与非我”“主体与客体”“意识与存在”相统一的角度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自以为非常了不起”地构建了一个全新体系。(3)制造恩格斯和马克思的对立,认为马克思还只是强调了纯粹的生产技术对历史的决定作用,而恩格斯走得更远,直接把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看作如同于自然界的历史,从根本上否定了其他因素的作用。

另一方面的挑战来自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青年派。青年派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半无政府主义派别,其骨干力量是那些以党的理论家自居的年轻大学生、著作家和一些地方党报的编辑,保尔·恩斯特、汉斯·弥勒是其代表人物。青年派虽然以理论丰富自居,但实际上理论极其贫乏,他们重复的是与保尔·巴尔特同样的腔调,认为唯物史观否定了人的主动性,把人当成棋盘上的一颗棋子,全凭规律的支配。在实践上,他们表现出青年人的狂热与盲动,丝毫不顾经济社会平稳发展的态势和“非常法”废除之后党的活动条件发生的改变,一味地反对德国社会民主党参加议会选举,否认利用合法斗争形式的必要性,积极鼓动德国工人举行罢工。青年派带着“厚颜无耻、胆小怯懦、自吹自擂、夸夸其谈这些特有的柏林习气”,自称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没有半点马克思主义理论素养,其言行严重破坏党的民主和统一。

经济决定论在德国党内引起了严重的思想混乱,许多友人和青年学生写信给恩格斯要求澄清,恩格斯利用回信的方式,从以下几个方面回应了经济决定论的挑战,捍卫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地位。

首先,分析了唯物史观被歪曲为经济决定论的原因,并主动承担了相应的责任。1890年,恩格斯在致约瑟夫·布洛赫的信中解释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与相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众所周知,唯物史观是在同一切旧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战斗中产生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大部分著作都以批判而见长。这一点,我们可以在唯物史观诞生的几部标志性著作中看得非常清楚。例如,《〈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批判的是以黑格尔为代表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批驳黑格尔法哲学颠倒国家与市民社会关系,指出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神圣家族》这本书的名称就是《对批判的批判所作的批判》,主要驳斥布鲁诺·鲍威及其追随者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指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起决定作用的是物质生产而不是自我意识,只有从物质生产出发才能正确地观察历史。《德意志意识形态》是对费尔巴哈、鲍威尔和施蒂纳所代表的德国哲学的批判,阐发的中心思想是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现实的人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是科学认识历史的前提。从唯物史观形成的这些代表性著作可以看出,马克思恩格斯不是在书斋中苦思冥想来构建自己体系的,而是针对论战对象来阐发的,由于论敌们总是把历史看作社会意识的运动过程,所以,唯物史观非常强调经济因素的作用。也正是这个原因,常常给人造成一种错觉,仿佛唯物史观只重视经济作用,于是唯物史观就被曲解成了经济决定论。

其次,指出要真正理解唯物史观就要下功夫去研究它,完整准确地理解它。将唯物史观歪曲和肢解为经济决定论,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读懂,或者根本就没有去读,往往根据第二手材料就妄下结论。恩格斯讲:“根据唯物史观,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到底是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无论马克思或我都从来没有肯定过比这更多的东西。如果有人在这里加以歪曲,说经济因素是唯一决定性的因素,那么他就是把这个命题变成毫无内容的、抽象的、荒诞无稽的空话。”但可惜的是,经济决定论者根本不愿意去理解唯物史观所论述的上层建筑的反作用,有意无意地忽视政治的、法律的、哲学的、宗教的因素以及现实状况下的阶级斗争的形式等在历史中的作用,把历史过程歪曲成机械的决定论。要批判某一理论,首先是要读懂它,针对经济决定论者对唯物史观荒唐可笑的批评,恩格斯借用马克思的感叹:“咳,这些人哪怕能读懂也好啊!”

再次,强调唯物史观是研究问题的方法而不是教条,不能机械地照搬,更不能把唯物史观当作标签随意乱贴。出现误读和歪曲唯物史观的事情并不新鲜,早在19世纪80年代的法国青年中就发生过。恩格斯指出,现在的德国青年派如同当年法国的青年一样,他们不把注意力集中在研究问题上,“只是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套语(一切都可能被变成套语)来把自己的相当贫乏的历史知识(经济史还处在襁褓之中呢!)尽速构成体系,于是就自以为非常了不起了”。恩格斯语重心长地解释说:“我们的历史观首先是进行研究工作的指南,并不是按照黑格尔学派的方式构造体系的杠杆。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然而,可惜的是“只有很少的人认真地这样做过”。恩格斯还中肯地告诉青年派:“在这方面,我们需要人们出大力,这个领域无限广阔,谁肯认真地工作,谁就能做出许多成绩,就能超群出众。”

最后,指出历史发展是各种因素合力作用的结果,但其中经济因素起决定性作用。当时德国青年人对唯物史观有一个普遍的疑问,即肯定经济的决定性作用,是否意味着否定了个人的能动作用。18909月,还是柏林大学数学系学生的约·布洛赫就此问题写信向恩格斯求教。恩格斯在回信中耐心地解答了这个问题,说明了唯物史观的要义,分三个层次阐述了历史合力论。

第一个层次,明确经济因素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从表面上看,历史是在“一切因素间的相互作用”推动下,由“无穷无尽的偶然事件”绵延形成。然而,一旦深入到这些事件的背后,就会立即发现,在一切相互作用的因素中,“归根到底是经济运动作为必然的东西”发挥决定性的作用。(1)经济状况是基础,而其他诸多因素只是反作用于经济基础。(2)上层建筑不只是被动地发生影响,相反,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能起到特殊的作用。(3)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有三种方式。恩格斯指出:“国家权力对于经济发展的反作用可以有三种:它可以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就会发展得比较快;它可以沿着相反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像现在每个大民族的情况那样,它经过一定的时期都要崩溃;或者是它可以阻止经济发展沿着某些方向走,而给它规定另外的方向——这种情况归根到底还是归结为前两种情况中的一种。但是很明显,在第二和第三种情况下,政治权力会给经济发展带来巨大的损害,并造成大量人力和物力的浪费。”总之,唯物史观强调经济因素的决定作用,这是从历史发展根本的、深层次的动因来讲的,它并没有因此忽视其他因素的作用。

第二个层次,阐明人们是在既定的条件下创造历史的,而这个既定的条件是前期经济发展的结果。从历史的断面静态地看,似乎是政治权力、道德伦理、宗教信仰等在决定着历史发展,但是若进一步考察政治权力及其法、道德、宗教产生的缘由时,就会发现这些要素或明或暗地由一根线所牵扯着,这条线就是以生产力为代表的经济因素。恩格斯讲:“我们自己创造着我们的历史,但是第一,我们是在十分确定的前提和条件下创造的。其中经济的前提和条件归根到底是决定性的。但是政治等等的前提和条件,甚至那些萦回于人们头脑中的传统,也起着一定的作用,虽然不是决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说,人们创造历史的前提是既定的,尽管这个既定的前提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是最终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

第三个层次,用力学中的平行四边形原理作比喻,说明了在创造历史过程中个人意志等各种因素是如何在相互作用中形成历史结果的。恩格斯指出:“历史是这样创造的:最终的结果总是从许多单个的意志的相互冲突中产生出来的,而其中每一个意志,又是由于许多特殊的生活条件,才成为它所成为的那样。这样就有无数互相交错的力量,有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由此就产生出一个合力,即历史结果,而这个结果又可以看做一个作为整体的、不自觉地和不自主地起着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因为任何一个人的愿望都会受到任何另一个人的妨碍,而最后出现的结果就是谁都没有希望过的事物。所以到目前为止的历史总是像一种自然过程一样地进行,而且实质上也是服从于同一运动规律的。但是,各个人的意志——其中的每一个都希望得到他的体质和外部的、归根到底是经济的情况(或是他个人的,或是一般社会性的)使他向往的东西——虽然都达不到自己的愿望,而是融合为一个总的平均数,一个总的合力,然而从这一事实中决不应作出结论说,这些意志等于零。相反,每个意志都对合力有所贡献,因而是包括在这个合力里面的。”

恩格斯的这段论述表达了唯物史观的三个核心命题:(1)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每一个个体都是历史的书写者、剧中人,绝不能因为在历史的结果中看不到个人所希望的因素,就否定了个人的作用。(2)历史是合力作用的结果,这个合力既包括经济、政治、文化、法律、道德、宗教的因素,也包括单个个体的意志,历史是所有这些因素所构成的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的合力推动的结果。(3)历史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既不是“机械决定论”,也不是“不可知论”,它总是按照无数个力的平行四边形所指向的合力方向前进,如同自然界发展过程一样。

在理论上,历史合力论是对经济决定论的批判,是对唯物史观的丰富和发展;在实践上,历史合力论维护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思想统一。但是,由于恩格斯当时正忙于两件事情,一是整理出版马克思的《资本论》第三卷手稿、整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的书稿,以及根据形势的变化对他们前期的一些著作写导言;二是指导和处理德国社会民主党内的一些事务。所以,恩格斯没有写出专门的著作对经济决定论进行系统的批判,以至于经济决定论余火未熄,在随后的历史中再度复燃。

二、     经济决定论引发的社会主义问题争论

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不是经济决定论?这本身是个理论问题,但却有着深刻的现实意义,一旦现实的土壤和气候条件适合,理论上的争论就直接进入实践领域,并且对历史发展产生深远而重大的影响。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由自由竞争向垄断阶段的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俄国十月革命等重大历史事件,为经济决定论进入实践领域提供了机会。唯物史观是科学社会主义一块基石,当唯物史观被歪曲为经济决定论时,对社会主义的歪曲也就跟着发生了。从19世纪的最后10年到20世纪的前20年,关于社会主义的问题发生过三次重大争论,这三次争论在理论基础上都与经济决定论高度相关。

1.第一次争论的问题是,像西欧这样经济文化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过渡到社会主义

“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这是唯物史观对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性揭示。这个规律的唯物史观依据有两条:一是历史过程中经济因素的决定性作用。当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关系再也容纳不了它所创造的生产力时,资本主义的外壳就要炸毁了。二是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当无产阶级再也不能生活下去的时候,革命就要爆发了。当然,在科学社会主义创立之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方式,马克思恩格斯也认为存在和平的方式,但主要是暴力革命。

19世纪末期,西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进入平稳时期,工人阶级的生产生活条件有了一定的改善,合法参与政治活动的渠道也增加了。在资本主义发生了这些新变化的条件下,社会主义革命应该如何进行呢?围绕这个问题,当时德国党内出现了认识上的分歧。恩格斯在世之时还能为党进行权威的指导,但是在1895年恩格斯去世之后,党内争论就变得尖锐起来,以伯恩施坦为代表的经济决定论观点甚嚣尘上。恩格斯去世之后,伯恩施坦在德国获得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称号,他在党的机关报《新时代》上以“社会主义问题”为主题发表了系列文章,开始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全面“修正”。伯恩施坦认为,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必然”论断已经不适应于新时代,资本主义已经克服了自身的内在矛盾,不再会发生崩溃,它越是向前发展,其内部蕴含的社会主义因素就越多,在经济因素的推动下资本主义完全可以“和平长入”社会主义,社会主义革命特别是暴力革命失去了意义。伯恩施坦的“和平长入”论,立即遭到了第二国际理论家考茨基、卢森堡、倍倍尔、拉法格等人的批判,后来列宁的批判更为强烈,直指伯恩施坦是修正主义者。

伯恩施坦辩解说,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是“修正”,而不是背叛,主要有四个方面的依据。(1)时代发生了重大变化,科学社会主义的“两个必然”和“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已经过时,修正过时的东西正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2)以恩格斯晚年对马克思主义创立时期理论的反思为理由,说恩格斯本人也主张“和平长入”社会主义。(3)既然资本主义灭亡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运行的必然结果,是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那么当资产阶级能够通过变革来解决自身矛盾,实现经济社会平稳发展时,无产阶级就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通过社会改良而不是革命来消灭资本主义。(4)实现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因素在资本主义内部不断生长和积累的过程,既然资本主义发展已经使“许多社会主义得到实现”或者“社会主义的一部分一部分的实现”,那么无产阶级就应当逐步推进社会主义运动向前发展。伯恩施坦明确表示:“我对于人们通常所理解的‘社会主义的最终目的’非常缺乏爱好和兴趣。这个目的无论是什么,对我来说都是微不足道的,运动就是一切。”

伯恩施坦自认为他的“和平长入”论,有可靠唯物史观基础,但他对唯物史观却另有一番解释。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有局限性,“今天应用唯物主义历史理论的人有义务按照成熟的形态而不是按照最初的形态应用它,这就是说,他有义务除了对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影响,还对每一时代的法权的和道德的概念、历史的和宗教的传统、对地理的影响及其他的自然影响(人本身的性质和人的精神素质的性质也属于这一范围)加以充分的考虑……我们今天所见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态,和它的创始人起初赋予它的形态是不同的。它在创始人自己那里经历了一个发展过程,在创始人自己那里,它的独断主义的解释也受到了一些限制。”

伯恩施坦把唯物史观分裂为两个,一是创始人初创的唯物史观,一个是成熟的唯物史观,前者“独断”地强调经济因素作用,后者才能用来指导现实。这段论述充分表明,伯恩施坦根本没有全面读懂唯物史观,甚至连恩格斯晚年给他写的关于唯物史观的书信都没有读懂。我们暂且不论他对唯物史观这种划分本身的荒唐性,单独从理论和实践的逻辑来看,伯恩施坦哲学思想就极为混乱:他一方面在理论上指责唯物史观把经济因素当成历史过程的唯一的因素,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却把他所指责的唯物史观看作“和平长入”的理论根据;一方面在理论上忽视恩格斯对唯物史观的“历史合力”论解释,另一方面在实践上却借助恩格斯晚年的“反思”来证明放弃无产阶级革命的正确性。伯恩施坦的批判者,包括卢森堡、拉法格、普列汉诺夫、列宁等人,普遍认为伯恩施坦的哲学是一个新康德主义、折中主义、庸俗进化论的混合体。

2.第二次争论的问题是,像俄国这样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能否一国首先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

唯物史观揭示的是人类历史变革的动力和从低级到高级的演变过程与方向。作为方法论意义上的唯物史观,它不具体针对哪一个民族或者哪一个时代的历史事件,它提供的只是研究历史的方法,而不是答案。所以,当俄国民粹主义者写信问马克思“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能否不经历资本主义的痛苦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这个问题时,马克思非常小心和谨慎,在作了许多假设前提的情况下才作出了有条件的肯定,这就是著名的跨越“卡夫丁峡谷”理论。至于历史发展到帝国主义时代,特别是在俄国深深卷入帝国主义战争并成为各种矛盾聚焦点的情况下,俄国能否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并取得胜利,这不是唯物史观理论本身的问题,而是运用唯物史观的实践问题。此时,经济决定论再一次出场了,并且成为列宁与考茨基理论交锋的焦点。考茨基是马克思遗嘱的执行人,第二国际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权威”。他对俄国革命作出了以下两个论断。

1)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不能发生社会主义革命,即使发生,这个革命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考茨基认为:“许多工业国家里,看来已经充分具备了社会主义在物质上和思想上的前提条件……但是俄国不属于这些主要的工业国家之列。现在正在俄国进行的,实际上是最后一次资产阶级革命,而不是第一次社会主义革命。这一点已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来。俄国目前的革命只有在同西欧社会主义革命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才可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这个论点在俄国也有回声,一些理论家也主张:“在欧洲经济最落后的国度中,民主改革尚未完成的环境之下,在农村中甚至连农奴制还没有消灭的时候——这种环境和这种时机决不适宜采取走向社会的‘决定性步骤’——去实现社会主义革命。”

2)一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这是根本不可能的。马克思恩格斯认为:“共产主义只有作为占统治地位的各民族‘一下子’同时发生的行动,在经验上才是可能的,而这是以生产力的普遍发展和与此相联系的世界交往为前提的。”考茨基抓住唯物史观的这个论点不放,固执地认为社会主义目标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同时胜利”,而不能在一国范围内实现。为了能“同时胜利”,考茨基提出了“超帝国主义论”,他认为:“扩大国内市场的最好和最有前途的办法不在于把民族国家扩展为多民族国家,而在于把各个具有同等权利的国家联合成为国家联盟。大帝国的形式应该是国家联盟,不是多民族国家,也不是殖民地国家;这种大帝国是资本主义赖以达到其最后的、最高级形态所需要的,而无产阶级将在这种最后、最高级形态中夺得权力。”也就是说,世界历史还要经历一个各个资本主义国家联合形成国家联盟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上世界无产阶级才能爆发革命,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胜利。

考茨基的“超帝国主义论”,形式上好像是坚持了唯物史观,而实际上却把经济因素当成衡量俄国社会主义革命能否发生和能否取得胜利的唯一因素,将实践引向了经济决定论。列宁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在各个国家是极不平衡的。而且在商品生产下也只能是这样。由此得出一个必然的结论:社会主义不能在所有国家内同时获得胜利。它将首先在一个或者几个国家内获得胜利,而其余的国家在一段时间内将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或者资产阶级以前的国家。”他强调社会革命是由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经济因素只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唯物史观不是机械的决定论和历史宿命论,“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不仅丝毫不排斥个别发展阶段在发展的形式或顺序上表现出特殊性,反而是以此为前提的”。

3.第三次争论的问题是,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能否取得社会主义最终胜利

无论是以考茨基为代表的经济决定论者,还是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党,都一致认为:社会主义在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要最终取得胜利,需要一个前提条件,这就是俄国革命引发西欧发达国家社会主义革命的爆发和胜利,胜利了的西欧国家无产阶级对俄国进行支援,实现无产阶级的国际联合。但实践大大超出了理论假设,十月革命之后,西欧没有全面爆发社会主义革命,更没有取得胜利。在这样的条件下,俄国能否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这成为一个需要回答的紧迫问题。面对这一问题,列宁与经济决定论者再次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1)考茨基的“早产儿”责难。考茨基始终不认为经济文化落后的俄国能够首先取得革命的胜利,也不承认十月革命是社会主义性质的革命,更不相信社会主义在俄国能够取得最终胜利。他认为,十月革命“无非是一种想要超越或者用法令来取消那些自然的发展阶段的大规模实验而已……这种做法更使我们想起这样一个怀孕的妇女,她疯狂万分地猛跳,为了把她无法忍受的怀孕期缩短并且引起早产。这样生下来的孩子,通常是活不成的”。在俄国没有等来欧洲社会主义革命胜利支援的条件下,考茨基的“早产儿论”在俄国思想界搅起了不小的波澜,甚至出现了质疑十月革命合理性的声音。他们认为,俄国二月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消除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具有唯物史观强调的历史必然性。但是,紧接着的十月革命没有历史必然性根据,列宁设想的社会主义实验不会成功。因为,就俄国的生产发展水平、无产阶级人数、群众的文化程度和自觉程度而言,都还没有做好社会主义准备。像当时俄国的普列汉诺夫、苏汉诺夫等人都持这样的观点。

19231月,躺在病床上的列宁在翻阅了苏汉诺夫的《革命札记》之后,对苏汉诺夫质疑十月革命的荒唐论点非常气愤,立即口授《论我国革命》一文,来澄清经济决定论的错误。他愤怒地指出,苏汉诺夫和第二国际全体英雄们一样,他们把“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可以实行社会主义的高度”当作口头禅,虽然“他们都自称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却迂腐到无以复加的程度。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他们一点也不理解”。在批判苏汉诺夫教条式地对待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列宁再次论证了十月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2)新经济政策“补课论”的诘问。十月革命后,以列宁为代表的布尔什维克没能等来欧洲无产阶级的支援,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又难以为继,那么怎样才能保证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呢?列宁根据当时的历史条件作出如下回应:一是肯定十月革命的必然性,客观对待俄国经济落后的事实,承认“在一个国家内取得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是不可能的”,这是前提。二是在这个前提下,“尽力而为,做到不管出现什么情况无论如何都要保住苏维埃制度”。三是为了保住苏维埃制度,就必须实现“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的妥协”,妥协的办法就是实行新经济政策,用粮食税代替余粮收集制,推行商品货币和市场机制,利用租让制、合作制、代购代销制、租借制等形式发展国家资本主义。

新经济政策与消灭商品、货币、市场等科学社会主义观点存在着不小的差异,这在俄共党内引起剧烈的思想波动,对新经济政策提出了“走回头路”“补资本主义课”的质疑。列宁解释说,新经济政策只是战略上的“妥协”“退却”,这主要基于四方面的考虑:首先,这是巩固苏维埃政权的需要。俄国与工人阶级占人口多数的发达国家不同,在农民占人口多数的俄国,只有建立起与农民牢固的联盟,才能有巩固的无产阶级政权。而恢复和发展小农经济,建立工农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市场关系,则是把农民团结在无产阶级政权周围的纽带。其次,这是运用苏维埃政权,推动社会生产力发展的需要。列宁在《论我国革命》一文中就反问苏汉诺夫:“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再次,这是改造小农经济的需要。列宁认为,在小农经济的汪洋大海里,如果谁“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不要去“试图禁止或堵塞资本主义的发展,而努力把这一发展纳入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比较是一种痛苦,但与小农经济比较则是一种幸福。最后,这是向社会主义迂回过渡的需要。列宁反复强调要“退却”“再退却”“继续退却”,不退却“别的出路是没有的”,但退却不是投降,退却的目的是迂回曲折地向社会主义过渡。

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富有创新性,它突出了历史合力中政治因素特别是国家政权的重要性,强调首先运用政治上层建筑推动经济发展,然后再用经济发展的成果来保证社会主义的最终胜利。这既体现了历史合力论,又体现了革命的辩证法。这些创新具有世界历史意义,列宁认为,“将来至少对某些国家的工人大概也是适用的”。历史事实也确实如此,经济文化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大都遵从了这条路径。但不可否认,列宁的这一思想也没能阻止经济决定论和“早产儿论”在随后实践中的再度出现。

三、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历史合力论依据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同俄国一样,是在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基础上进行的。同样,在革命与建设的过程中,“早产儿论”和“补课论”的声音也经常出现。经过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发展站在了一个新的历史方位。在新的历史方位上,“早产儿论”和“补课论”的声音虽未绝迹,但已经不足以掀起风浪。然而,将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特别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说成经济决定论并加以指责的现象却变换着形式时常出现。这严重动摇了党的基本路线,干扰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进程。因此,必须对经济决定论的指责给予理论上的回应,充分阐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唯物史观基础,特别是历史合力论的依据。

首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由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这根本不是经济决定论,如果不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在我国垮掉,就必须坚持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改革开放之初,从国家政权的性质来看,我国是社会主义,但从经济发展水平来衡量,支撑我国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还十分脆弱。正是基于对国情全面、准确的认识,才形成如下这些对民族复兴、对社会主义生死攸关的重大判断:我国正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党的基本路线100年不动摇;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如果这40多年来我们在实践中不坚持这些重大判断,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跨越式发展,那就顶不住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的冲击波,顶不住汶川地震自然灾害的打击;如果没有完整的产业链和雄厚的经济生产能力,我们也无法取得防控新冠肺炎的胜利,更别说为人类战胜疫情作贡献;如果没有雄厚的物质基础,我们也不可能理直气壮地宣称:“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历史和现实充分表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绝不是什么经济决定论,我们坚持的是经济因素在当代中国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这是对历史合力论的基本遵循。

其次,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并不是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导致的。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理论基础是唯物史观,是历史合力论,根本不是什么经济决定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紧紧扭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不放松,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推动经济高速发展,不断满足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要,经济发展取得的成就有目共睹。但是,经济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一些突出问题。例如,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居民的收入和财产差距较大;民生领域短板明显,群众在就业、教育、医疗、居住、养老等方面面临不少难题;党员干部中存在的“四风”问题严重;社会组织发育不充分、不健全;有些生态环境破坏严重;等等。若是一味地唱经济增长的赞歌,忽视、轻视甚至否认这些问题的存在,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但是不加分析地把问题都归咎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就更不理性、更不负责任了。从现象上看,这些问题是伴随着经济发展产生的,没有经济的发展或许不会出现这些问题。这些问题并不是经济不发展时就不存在,只不过是表现形式、表现程度不同而已。如果有问题就否定“一个中心”,就好比是把孩子和洗澡水一同泼掉一样!从实质上看,这些问题还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问题,只有通过更高质量的发展才能得到根本解决。

再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并不意味着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改变,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路线决不能有丝毫动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全局性、根本性转化,从需求侧来看,低层次、同质化的物质文化产品和服务已经难以满足需求,人们的需求层次变得更高、范围更广了;从供给侧来看,我国生产力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但是创新能力不强,核心技术自主性不足,经济发展质量提升存在着“卡脖子”的环节,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突出。这些问题表明,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仍然在生产力,在供给侧存在着结构性问题,因此,通过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全方位提升生产力水平显得非常紧迫。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没有改变我们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历史阶段的判断,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全党要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基本国情,牢牢立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牢牢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这个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千万不能以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之后,就要改变经济建设这个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了。

最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一个整体推进的事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没有否定和轻视其他方面的建设。早在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党在确立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时,就强调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随后又强调“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再后来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们党明确把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来对待;党的十八大以来又提出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加强党的建设的“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并且强调要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整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的历史进程表明,无论是现代化建设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还是现代化建设战略布局和战略目标的确立,我们党始终坚持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又充分肯定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这是对历史合力论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创造性运用。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9期。

网络编辑:静穆

发布时间:2021-03-22 09:0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