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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海锋: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识性概念——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学术史的考察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习近平,2016)这对于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识性概念,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际上,这样的工作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就已开始,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基于中国具体实践提出了承载着中国内涵的标识性概念,推动着以其为基础的“三大体系”的构建。但不可忽略的是,无法满足现实需要的“概念短缺”“概念匮乏”“概念贫困”问题依旧不同程度地存在。(王立胜,2019)因此,在学理层面反思哲学理论与哲学概念的关系,在学术思想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中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标识性概念的打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内在逻辑,探寻标识性概念打造的未来方向,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智慧和智力支持,就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哲学理念创新依赖于标识性概念的打造

 

概念是一切学术理论体系的基石。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识性概念,推动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构建,最基础的问题当属对“哲学概念”和“哲学理论与哲学概念的关系”的追问。

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释义,概念是思维的基本形式之一,它反映客观事物的一般的、本质的特征。(《现代汉语词典》,2012)这只是揭示了普遍概念的特性,但就哲学性质的概念实际上,概念作为人类思维把握世界的方式,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但不同的学科领域对于概念的使用是不同的,我们这里主要讨论哲学性质的概念及所构建的哲学知识体系。而言,概念构成哲学的重要存在方式。这既是由哲学追求真理的本性所决定的,也是由哲学作为历史性的思想和思想性的历史的理论特质所决定的,更是由哲学的属人本性和生命本性所决定的。

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必然要以“体系”的方式加以呈现,而真正支撑体系的有效基点就是概念。这是因为,只有概念才是真理的聚合体,只有概念才赋予认知以思想的确定性和客观性,即概念将人类对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我等关系的认知“逻辑性地”聚合为“真知”,并“稳定性”地加以固化保存。正如文德尔班所言:“哲学力图把人类理性呈现其活动的必需形式和原则自觉地表现出来,力图把这些形式和原则从原始的知觉、感情和冲动的形式转化为概念的形式。”(文德尔班,1987)因此,人类以哲学的方式所实现的对自在世界与自为世界的探究必然是概念性的认知;这种认知意味着,哲学将超越“意见”而抵达真理的彼岸。因为在哲学家的眼里,“意见”是哲学的死敌,“哲学所要反对的,一方面是精神沉陷在日常急迫的兴趣中,一方面是意见的空疏浅薄”(黑格尔,1980)。换句话说,由于哲学起源于对世间事物感到“好奇”和“惊异”(参见亚里士多德,2003),并尝试对之追根究底,所以哲学就要克服“意见”性认知,实现真理性把握,并赋予一切以意义性,为人类的生存提供终极基础、终极意义、终极关怀、精神家园。所有的大哲学家都认为,哲学的使命就在于克服“意见性”的认知,在概念、命题、思想理论的统一中构建宏大的理论体系,藉此获得真理并把握时代精神,为人类之当下和未来指明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对于哲学来说,承载着真理性认识的概念才是它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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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追求真理的本性决定了哲学的思维方式必然是概念式的抑或理性的。对于以概念为家的哲学来说,就是要在概念思维中穿越表象的虚妄,超越意见的空泛,使思想获得客观性,直抵真理本身,给人以崇高感。在哲学史上,哲学家们为之作出了不懈努力,在思维形式的跃迁中以概念为中介,不断实现着对真理的追问与把握。黑格尔精辟地将这种“以概念为中介”的追问方式称之为“概念思维”,并认为这才是哲学应有的思维方式。按照黑格尔的理解,人们把握世界的思维体现为三种形式,即表象思维—形式推理(抽象思维)—概念思维:(1)作为表象的思维,实则“可以称为一种物质的思维,一种偶然的意识,它完全沉浸在材料里,因而很难从物质里将它自身摆脱出来而同时还能独立存在”(黑格尔,1979),这本质上就是一种经验思维,即基于感官(感性)对事物的经验性感知,从而形成对事物的浅表性认识。(2)形式推理,这“乃以脱离内容为自由,并以超出内容而骄傲”(黑格尔,1979)。这实则是一种抽象思维,人们基于对经验的感知,在知性思维中抽象概括出规律本身,试图以此达到对事物的本质性认知。但遗憾的是,这一思维形式因其对内容的遗忘而陷入“形式”之中,沦为“无内容”的、抽象的概念及其“真理”。(3)基于对上述两种思维形式的反思和批判,黑格尔提出了第三种思维的形式,即概念思维。在他看来,“真正的思想和科学的洞见,只有通过概念所作的劳动才能获得。只有概念才能产生知识的普遍性”,从而构建出“形成了的和完满的知识”以及“已经发展到本来形式的真理”(黑格尔,1979)。在这里,概念就不再是思想的抽象物,而是蕴含着内容的真理。遗憾的是,黑格尔只是在“解释世界”的意义上讨论这一问题,尚未在“改变世界”的原则高度上对之加以贯彻。也就是说,黑格尔将概念自身的运演视作现实运动的逻辑,在他那里整个人类历史也就成了思想运演的历史,只有上帝才是真理的掌握者。因而,人类基于概念思维所把握的现实客观世界的真理,虽然是“完整、具体的真理”,却沦为以“上帝”为对象的思辨真理。对此,马克思、恩格斯有着清醒的认知和洞见,认为“现实的人及其历史活动”才是一切历史发展的基本前提,“意识在任何时候都只能是被意识到了的存在,而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012)。因此,应该从“人的感性对象性活动”的“实践”出发来解释观念,追问概念的本源。这一实践的思维方式的提出,为黑格尔意义上的概念思维注入了生命活力。在这一维度中,哲学概念所具有的真理性在于,概念熔铸着人类对现实生活的理性思辨与生命体验,是世界观、认识论、历史观、价值观、人生观内在统一的产物,哲学因通过概念来表征世界而达致真理性。

哲学作为“历史性的思想和思想性的历史”的特质,决定了哲学发展的历史实则就是人类在概念思维和实践思维中以概念为“中介”追求真理、赋予人自身以崇高性的历史。文德尔班在讨论西方哲学史时就强调,西方哲学史“是一个发展的过程,在这过程中欧洲人用科学的概念具体表现了他们对宇宙的观点和对人生的判断”(文德尔班,1987)。因此,哲学发展的历史是人类以概念的方式表征其现实生活过程的历史以及概念更迭的历史,是实践创造与思想创新的历史。离开概念,哲学就成为一堆“无骨架的肉”“无灵魂的躯壳”。梳理哲学史我们会发现,人们对于“理念”“无限”“自由”“实体”“实践”“道”“仁”“体”“中庸”“心性”等概念的追问与反思,实则是熔铸着人类性、民族性、时代性以及个体性于一体的智慧之问,也就是在形而上学追问中实现意义的回归与赋予、价值的确定与重构。进一步讲,人们以概念的形式来把握和表征世界,实则就是赋予思想以必然性、规律性、确定性、客观性。哲学史实则就是哲学家们基于时代问题、在“概念本身的王国中,即在概念与概念的关系中得到确定性和真理性”(王天成,2006),抑或获得真理明见性的历史。按照黑格尔的理解,“历史上的那些哲学系统的次序,与理念里的那些概念规定的逻辑推演的次序是相同的。我认为:如果我们能够对哲学史里面出现的各个系统的基本概念,完全剥掉它们的外在形态和特殊应用,我们就可以得到理念自身发展的各个不同的阶段的逻辑概念了。反之,如果掌握了逻辑的进程,我们亦可以从它里面的各个主要环节得到历史现象的进程”(黑格尔,1959)。虽然黑格尔此处对概念的理解是以逻辑学为本体论的,但在一定程度上揭示出了哲学概念与哲学理论发展的内在关联。事实上,哲学作为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其历史并不仅仅是哲学概念的演变史,也是哲学家以哲学概念为中介,表达时代精神、表征时代理念的思想史,它深层地体现了哲学家个体或群体对于时代的把握与体悟。基于此,哲学的概念就不是抽象的,而是熔铸着理论思辨与生命体验于一体的“具象的”社会历史,是人们以概念的形式表征对现实的观照、对真理的把握、对人生的体悟、对历史发展的关注的社会生活的历史。

哲学的属人本性决定了哲学概念背后所承载的,实则是人类以概念思维和实践思维所实现的对于确定性、真理以及意义的追求。哲学史上那些“抽象”概念背后所隐含的并不只是对真理的把握,更是哲学家的生命体悟,反映的是思辨理论的“生命原则”。在这个意义上,哲学便是概念所塑造的智慧之学和生命之学,“哲学乃是运用概念思维去探究人类存在方式及其意义的学问”(俞吾金,2012)。概念承载着生命,“哲学对人生命意义的追问和反思,便不是对脱离时空之外的生命本性的抽象演绎和思辨,而是对生活在历史中的、在特殊的社会关系综合体中实现着自己的目的和利益的人的具体生命的审视和反思”(高清海,2004)。换句话说,人是哲学的奥秘。“人是哲学的真正的主题,哲学不过是人的自我理解、自我反思、自我意识的一种理论形态,要了解哲学的性质、功能及其历史的演变,‘人’应是它的基础和前提。”(《高清海哲学文存》,1997)在这个意义上,哲学概念必然不是抽象的、僵死的、空洞的,而是有生命的,它内在地体现了人对生命自身的觉解,承载并彰显着人类对于自身所生活世界的真理和意义的追问与反思。哲学概念的打造及其理论的创新实现于主体性的人,来源于研究者的主体性自觉。

上述讨论旨在表明,哲学是以概念为支撑、体现人类自我把握世界基本精神的理论形态,概念思维和实践思维共同构成哲学的重要思维方式;哲学发展的历史,或者是基于对既有概念的批判并赋予其新的内涵的历史,或者是提出新的标识性概念并赋予其时代性内涵的历史;哲学概念并不是僵死的抽象的存在物,它源于人类在对象性活动或现实的生活过程中对于人与世界、人与社会、人与他人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的反思,体现着个体生命的觉解和类生命意义的体悟,哲学概念的生命本性在此觉解和体悟中获得生机与活力;哲学概念是具有历史性的存在,人们对时代及其精神的把握是以继承性地阐释既有概念、并赋予其以时代性内涵的形式体现出来的;概念具有属人的本质特征,真正的哲学概念不是空洞而抽象的存在,而是承载客观现实内容以及人类的价值理想的存在。

基于上述判断,我们认为,哲学理论的创新必然是哲学家们基于人类现实生活对哲学及其概念之本质性的把握,以及由此所呈现的概念变迁与理论创新之内在规律的透视。通过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我们对此将会有更为透彻的认识。

 

  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与打造标识性概念的内在逻辑

 

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基于中国问题乃至人类性问题,在对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的反思中重返经典文本解读,在古今中外各种理论资源的“对话”中推动思想的会通融合,并由此开辟领域哲学或部门哲学,真实地彰显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品质(王海锋,2018),开辟了理论创新的新境界。在我们看来,这一历史性成就在理论层面体现为哲学理论创新与哲学概念创新的内在互动。在新时代,揭示两者的内在逻辑,呈现其发展的历史脉络,深描其互动变迁的历史图谱,从中找到理论创新的规律,可为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识性概念、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提供支持和准备。

文德尔班指出,“哲学史的奇妙的特点正在于:从这样一大堆个别和一般的混杂物中,仍然大体上确立了普遍有效的观察宇宙和判断人生的这样一些概念的轮廓,这轮廓显示出这种发展的科学意义”(文德尔班,1987)。因此,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创新与打造标识性概念的内在逻辑,就在于在历史的回顾中呈现既已确立的哲学“概念的轮廓”,进而呈现其理论创新“发展的全貌”。客观来讲,经过新中国70多年的学术发展,我们已经打造了一批具有世界影响力的标识性概念,基于这些概念,学界讨论了一系列困扰人们的时代性问题,阐释了一系列学术命题和观点论争,形成了一批具有代表性的学术成果。这里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学科领域的分化和问题讨论的细化,如以经典马克思主义哲学为理论基础形成的人学、价值哲学、发展哲学、社会哲学、政治哲学、生态哲学等部门哲学或学科领域。从概念变迁的视角看,“矛盾”“实践”“价值”“发展”“以人为本”“和谐”“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当然,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形成的标识性概念不止这些,限于篇幅和分析的需要,这里只是作了粗略的总结。在不同历史时期提出的标识性概念,本身就表征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历史进程。从历史的横向尺度看,上述概念或者是通过赋予既有概念以时代性内涵而提出的创新性概念,或者是基于时代要求打造的标识性概念,从而在破解时代问题中实现了概念的发展和理论的创新。

第一,新中国成立初期,赋予既有“矛盾”概念以新的内涵,尤其是将之上升到方法论原则层面的讨论,为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分析问题的重要方法论原则。“矛盾”概念古已有之,关于它的寓言故事也让人耳熟能详。在马克思那里,矛盾意味着事物内部的“对立统一”或“肯定中存在否定”。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后,“矛盾”概念被创造性地与中国问题结合了起来。最具代表性的是毛泽东对“矛盾”概念的创造性阐释。1937年在《矛盾论》中被充分讨论的矛盾的普遍性、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的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同一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矛盾的特殊性与相对性等问题,均凝聚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之中。毛泽东基于对敌我矛盾之“对抗性”的分析、对人民内部矛盾之“非对抗性”的定位,以及对被剥削阶级与剥削阶级之间“对抗性”与“非对抗性”混合等问题的把握,对社会主义中国的发展作出了客观定位:“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毛泽东文集》,1999)依据这一判断所展开的社会建设、基本制度建设,为当代中国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实现了中华民族由近代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习近平,2017),由此,在马克思那里作为辩证法原则之一的“矛盾”具有了方法论的意义。1956年党的八大报告对“主要矛盾”的阐释、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定位,乃至党的十九大报告所强调的“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2017),这些均体现出在不同历史时期,我们基于矛盾分析法对社会时代问题的把握与理解。概括地讲,“矛盾”概念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认知和问题判断。

第二,在一定意义上讲,始于1978年的改革开放是以对“实践”的学理性讨论为突破口的。以“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为契机,学术界对“实践”概念的反思最为真切地体现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突破和创新。把“实践”从认识论视域中解放出来,超越实践与认识的二元辩证关系,赋予实践以世界观的意义,使得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面貌焕然一新。从抽象的“物质”到人类对象性活动的“实践”,即内含着对立统一的辩证性的“实践”思维,乃至“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均“意味着哲学从远离人间的彼岸世界向人间生活世界的回归,从对人和人的对象世界的抽象化理解向具体把握人的生存活动和存在方式及其对象世界的回归”(高清海,1998),更意味着从一种“非此即彼”的思维方式走向整体性、矛盾性的辩证思维的回归。当学界不再把“实践”视作具体的、经验性的“做”或“干”,而是视为思维方式的时候,实践概念就已经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原本的意义上被赋予了新的时代内涵,其理论意义正如孙正聿教授所言:“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正是以实践观点的思维方式重新理解和阐释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以‘实践唯物主义’为标志的‘范式转换’。……以‘实践’为核心范畴和根本理念重新构建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和话语体系。”(孙正聿,2019

第三,20世纪80年代至21世纪初期,在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价值”“发展”“以人为本”等概念被重新加以讨论或创造性地提出,以概念创新的形式见证和指导了中华民族“强起来”的伟大历史进程,深化了学术的发展,拓展了学术研究的主题,开辟了新的学科领域,并形成了新的学科生长点。以“发展”概念的时代性转化和历史性发展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市场经济步入深水区,生态环境问题凸显,社会发展面临“先发展经济还是先保护生态”的两难选择,于是“科学发展”成为主基调,发展问题亦成为人们热议的焦点。学者们打破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把“发展”局限于认识论视域的禁锢,重新理解并对这一概念作出了时代性的界定,由此拓展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及其意义的阐释,在哲学视域中对社会发展的前提、条件、机制、途径等问题的阐释,对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生态环境保护关系的分析,对社会发展道路、发展方式、可持续发展、发展代价等问题的追问,等等。应该说,这些理论论域的拓展及其问题分析的深化,均与学界对“发展”概念的原创性阐释有直接的关系。当然,与之相伴的还有人们基于社会发展对于和谐、公平、正义等概念的追问,对于个体自由与社会和谐的追问,等等。

第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成为新的历史任务。“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标识性概念被适时提出并成功地成为新时代的标志性理念。应该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学界从共同体与人的解放、马克思世界历史思想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与历史唯物主义、“类哲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不同视域出发,对之作了深入的学理性阐释。在我们看来,这一标识性概念具有多重内涵:集中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主题——人类的自由和解放;是马克思哲学“类”思想的中国表达;蕴含并体现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担当;站在道义的制高点上,倡导人类的和平与发展,为人类的发展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总而言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的提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直接成果,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需要指出的是,学术界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所蕴含的学理阐释亟待进一步展开,这一标识性概念依然需要深化研究。

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学术史,我们可以发现,在一定程度上,这一学术史实则是概念创新的历史,是中国学者不断赋予既有概念以新的时代内涵或提出标识性概念的历史,是中国学界以哲学概念变革的方式实质性地介入现实生活的历史,是在继承超越以往概念的基础上实现对时代和理论的主体性自觉的历史。基于此,展望未来,构建“真正具有中国气质并能自立于世界哲坛的当代中国哲学形态”(参见《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4),正在成为摆在当今哲学工作者面前亟待破解的“世纪难题”,对此我们依然需要“把时代中的问题提升为哲学中的问题,必然要注重文本的命题解读与当代价值的赋予,要关注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的破解”(王海锋,2019),依然需要充分彰显自主理论探索的精神,以思想的方式把握我们所处的时代,打造熔铸时代内涵、具有现实性内容以及学术性特质、具有中国特质和世界意义的标识性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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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体性的确立与哲学标识性概念的打造

 

哲学理论创新的历史在一定意义上就是哲学概念创新的历史,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创新,实则是通过赋予既有概念以时代性的内涵和打造新的标识性概念的历史。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识性概念,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应该有很多着力点;其中,确立学术研究的主体性是关键环节,因为研究者才是哲学理论创新的主体,其主体性的自觉与哲学概念的创新内在相关。

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识性概念,确立研究的主体性,在理论层面体现为意识到哲学概念并不仅仅是抽象的存在,而是蕴含着“完全具体的东西”(黑格尔:《小逻辑》)、具有实体性的内容。因而,避免哲学概念创新陷入“精致化”“空洞化”的境地,就成为首要的任务。哲学概念当然是抽象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对事物进行概念性认识的哲学概念是“无内容”的。概念向来具有具体性、明晰性、客观性的特质,但在现实的理论创新中,我们依旧能够看到,部分研究者忘却了哲学概念本应承载现实内容,他们将作为形式的概念与承载现实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相对立,把学术创新简单理解为概念的“学术化”与“规范化”,以一种“抽象式的”主观主义来推动哲学概念的创新,由此导致哲学概念的“空洞化”和“形式化”,导致富有活力的哲学创新和探索成为一种“封闭化”的“学院式”创制,使熔铸着理论思辨与现实观照于一体的哲学因缺乏对现实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的洞见而了无生趣。由此进一步造成的结果是,哲学概念沦为“空疏的学院智慧,对于实践的生活以及科学的研究都没有更多用处”(黑格尔:《小逻辑》)。在我们看来,这实质上就陷入了阿多诺所指认的“概念拜物教”(阿多尔诺,2019)。“阿多尔诺”亦译为“阿多诺”。之中,即在哲学的研究中,尽管十分重视对概念的运用,但因过分强调“概念优先性”(阿多尔诺,2019),而忘却哲学理论对于现实生活的观照以及对于推进人类美好生活实现的价值性诉求。

实际上,对于当下的中国来说,确立哲学概念创新的主体性,最首要的是在批判性视野中审视这样一种现象,即那种以西方概念来指证中国的问题、套用西方概念来讨论中国的问题、甚至不加辨别地使用西方概念的现象。换句话说,在概念创新中,“不是依赖西方的哲学定义或者既定的思想框架来择取材料、肢解原有的知识体系”(王博,2019),而是在反思批判中明晰自身的定位。在这个意义上,这种打造标识性概念的主体意识自觉,体现为“并不仅仅是去发明或生造一套概念体系,也不是将当代的学术术语翻成中国原来的术语。其本质的核心应当是,中国学术要从对外部学术的‘学徒状态’进入到它的自我主张”(吴晓明,2014)。因而,打造一种熔铸着“会通融合古今中外概念知识体系”“内在性地超越西方概念霸权”“观照中国现实问题”“具有中国特质”的标识性概念就显得异常艰难,正在考验着我们的研究能力和研究水平。

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识性概念,确立学术研究的主体性,重点在于学者主体意识的自觉。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当代中国哲学取得的成就之一就是哲学家的“学术自觉或研究者自觉”(鉴传今,2018)。这集中体现为,学者们不再满足于译介西方的学术论著、考证既有的中国古籍,而是基于中国问题,从基础理论和现实问题双重路径寻求“突围”,在理论自觉与问题自觉中实现对既有思想的超越以及理论的创新。例如,21世纪以来学术界所倡导的“用中国人眼光看西方哲学”“实现中国传统哲学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中国主体,世界眼光”“让马克思说汉语”“回到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让中国哲学走进世界舞台中央”“重构中国哲学的知识体系”等等,均不啻为学者主体意识自觉的表征。因而,在这个层面的主体意识自觉主要体现为“中国学术的独立自主”。在更为宏观的意义上,这种学者的主体性自觉体现为,清醒地意识到当代中国学术正面临着四个“一去不复返”的历史局面与现实境况:仅仅依据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体系教条式地解释现实问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仅仅依赖于译介某位西方思想家的名著来抬高自身学术地位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仅仅依靠一门学科自身的力量来破解中国问题乃至人类问题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仅仅局限于“中国之内”而罔顾世界乃至人类重大问题的学术研究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因而,这种主体性自觉的核心要义就在于,基于对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吴晓明,2019)的观照,独立自主地打造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标识性哲学概念,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一方面,就哲学研究者个体而言,这依赖于哲学研究者生活经验的体悟与个体生命的觉解、哲学家自身的理论积累与问题意识的确立、哲学研究范式的转换与方法论的变革;另一方面,就研究的内容来说,则是主张要赋予哲学基本原理以时代性的内涵,倡导借鉴吸收西方文明而推动思想的原创性,强调学科综合和问题综合的互动,注重学术研究从“地方性的知识生产”走向“世界性的知识生产”。概括起来,这种学者主体意识的自觉集中表现为,基于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学术积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面貌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即把“扎根中国大地、关注中国问题”、创造“属于中华民族自己的概念体系和学术体系”,进而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作为奋斗的目标!

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识性概念,确立学术研究的主体性,在实践层面体现为实现哲学对重大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的观照。高清海先生所特别强调的“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高清海:《中华民族的未来发展需要有自己的哲学理论》),实际上就意味着中华民族应该打造“属于自己的哲学标识性概念”,打造具有人类性与世界性、具有个性与共性、体现中国哲学家个体生存体验和理论思辨、承载着时代性内涵的标识性概念。在我们看来,打造这样一种标识性概念的关键在于,哲学研究者在主体自觉中实现对重大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的把握。罗素认为,“哲学乃是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做出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罗素,1963)。因此,真正的哲学向来是具有现实性品质的理论,具有标识性特征的哲学概念亦然。例如,在我们看来,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努力的方向之一就是将广泛用于处理“国际关系”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打造成处理中国乃至人类问题的哲学标识性概念。如前所述,“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从理论资源上讲,它是熔铸着中国传统哲学“天下大同”、西方哲学“真善美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人类的自由与解放”精神等为一体的哲学概念,是具有全球性质、普遍主义精神和超越性情怀的哲学理念。从现实层面看,这一概念的提出,蕴含着深层的现实观照,即清醒地意识到世界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和平与发展仍然是时代主题。环顾世界,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进入深入发展期,在这样一个世界格局中,人类如何应对既有的挑战?是高扬民族主义和保守主义,还是客观面对世界历史走向全球化的现实?是独自面对全球社会治理的风险,还是各国人民同心协力同舟共济?是依然坚守两极对立及国际争霸,还是开放包容应对挑战?具有标识性特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均对上述问题作出了有力的回答。“哲学影响力的关键在于对世界的塑造能力”(陈霞,2019),“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及其理念的提出,为塑造新的世界和开辟人类文明新类型提供了中国方案。尽管这一概念的实质性内涵有待于在“中西马哲学”的会通融合中进一步被拓展和被揭示,但其所蕴含的“思想性”和昭示的“真理性”表明,它必然是“标识性的”。

上述讨论表明,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识性概念,尽管有多重路径和方式,但学术研究主体性的确立是绝对不可被忽略的方面。作为研究的主体,哲学研究者最关键的任务在于更新研究理念,即着力关注哲学概念抽象性与具体性(内容性)的统一,努力使哲学概念熔铸现实社会生活的实体性内容,将哲学概念打造成对重大理论和重大现实问题的表征,进而确立哲学研究新的历史性目标:创造一种“有我”的、关注“中国问题”的哲学概念体系,实现哲学理论创新,“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孙正聿:《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我们相信,崛起的中国必然是思想创造与自信确立的中国!

 

结语

 

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是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的梦想。“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在中国”“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构成当代中国哲学的核心”“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亟待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等,这些已经成为学界的共识。我们欣喜地看到,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哲学界并未沉寂在书斋中苦思冥想,而是着力将现实中的问题提升为哲学中的问题,以学术的方式实质性地介入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之中,“以独立自主的批判精神面对整个生活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现实”(郭湛、刘志洪、曹延莉,2019),由此实现了学术理论的创新,进而推动了现实世界的变革。因此,对于新时代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说,以打造标识性概念为依托,推动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建设,就成为学术研究的重中之重。

我们认为,目前应该倡导一种“哲学概念创新”的研究范式,即倡导把哲学概念内在地理解为哲学理论本身,强调将哲学理论的核心要义熔铸在概念之中,理解一种哲学首先是理解其概念;应该倡导一种“以打造标识性概念推动哲学理论创新”的研究范式,即强调哲学创新的关键在于概念创新,通过对既有概念赋予时代性的内涵抑或打造标识性的概念来推动哲学理论的创新;应该倡导一种关注“中国经验、中国现实、中国问题”的研究范式,即打造哲学的标识性概念,不是对现成概念的“乔装打扮”,不是对既有概念的无原则的“接受”,不是对西方概念的简单“套用”,更不是罔顾现实的“主观臆造”,而是基于“中国经验、中国现实、中国问题”的理论创造。概括起来,这三个“倡导”所蕴含的实质性内容和期许在于,“要形成基于中国经验、能够解释中国现象的概念,以这样的概念为基础构建能够阐释中国社会现实的知识体系;在满足中国自己的需要的同时,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从而在人类文明发展和哲学话语体系中确立中国的地位”(王立胜:《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中的六大关系》)。

黑格尔指出,“哲学若没有体系,就不能成为科学”(黑格尔:《小逻辑》)。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也应该以之为参照,即“它是否以自己的核心范畴为解释原则而构建了特定的、自洽的概念框架和范畴体系”(孙正聿:《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基于这样一种理解,我们认为,新时代的学术理论不能因缺乏思想的灵性而趋于平庸琐碎。一种熔铸着理论性思辨与生命体验、熔铸着人生理想与价值关怀、熔铸着理论观照与意义重塑的标识性概念的出场,将意味着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因其内涵着富有思想性和时代性特质的标识性概念而更具生命力和影响力!一种具有时代内涵、中国特色、现实观照、中国道义与担当的当代中国哲学必将在不久的将来适时登场!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这项工作要从学科建设做起,每个学科都要构建成体系的学科理论和概念”。(习近平,2016)这对于打造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标识性概念,构建中国特色哲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以下简称“三大体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际上,这样的工作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就已开始,一代又一代中国学人基于中国具体实践提出了承载着中国内涵的标识性概念,推动着以其为基础的“三大体系”的构建。但不可忽略的是,无法满足现实需要的“概念短缺”“概念匮乏”“概念贫困”问题依旧不同程度地存在。(王立胜,2019)因此,在学理层面反思哲学理论与哲学概念的关系,在学术思想史和现实的双重维度中揭示新中国成立以来标识性概念的打造与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的内在逻辑,探寻标识性概念打造的未来方向,为构建中国特色哲学“三大体系”、推动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思想智慧和智力支持,就成为摆在研究者面前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

来源: 《哲学动态》2020年第4

网络编辑:静穆

 

发布时间:2020-11-06 23:2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