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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海涛:欧美新民粹主义思潮的主要特征与发展趋势探究民粹主义

 

 

作为一种以平民诉求为特征、具有反精英主义取向的社会思潮,伴随着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在世界近现代史上曾经反复出现。一定意义上讲,它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产物。进入21世纪以来,民粹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呈现新的崛起态势,其中以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民粹主义最为突出,它标志着民粹主义第四次浪潮的到来,并成为具有世界影响性的国际思潮。以往的民粹主义多发于资本主义现代化早期和不太发达的国家,而当今的新民粹主义频发于发达国家,且蕴藏在金融资本主义全球扩张引发的世界经济危机中,其表现在民粹主义政治运动、政党力量、政治领袖和政治影响力席卷大西洋两岸,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自身和其他国家产生着巨大影响。欧美社会内部矛盾激化,英国脱欧、法国黄马甲运动等成为新民粹主义兴起的标志性事件,“集体右转”的民粹化成为所谓“民主典范”国家的政治生态。以往的民粹主义多起源于民族国家内部的矛盾、地缘政治的矛盾,而今新民粹主义将民族国家内部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矛盾外化于全球性矛盾,与经济民族主义、种族主义、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等多种社会思潮合流,引发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动荡,加剧了21世纪世界经济发展的不确定性。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逆全球化思潮正在发酵,保护主义的负面效应日益显现,收入分配不平等、发展空间不平衡已成为全球经济治理面临的最突出问题。”分配的不平等和发展的不平衡正是欧美新民粹主义流行的根源之一。

重视欧美新民粹主义思潮流变与对策研究,认清其本质,有利于我国在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关键期,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期,充分认识欧美新民粹主义极端化的危害,防范新民粹主义对我国全面深化改革以及和平发展进程的干扰;有利于我们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化解逆全球化带来的负面效应,应对世界经济危机对我国外部环境带来的巨大冲击,充分运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开阔全球视野,扎扎实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坚定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目标与发展道路,加快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一、             欧美新民粹主义思潮的历史轨迹与时代症候随着新民粹主义

在世界范围内流变,国内外对民粹主义的关注与研究日趋深入。何谓民粹主义?它是一种意识形态,是一种社会政治运动,还是一种社会思潮,研究者们各持己见。有人从社会发展层面研究,认为民粹主义是后工业时代的社会思潮;有人从价值层面研究,认为民粹主义推崇平民大众的价值和利益,强调社会正义与经济平等;有人从工具层面研究,认为民粹主义是想要获得选民支持的政治人物通过夸大外在的危机或威胁,来煽动民众以获取政治权力的精英主义政治策略;有人从概念要素研究,认为民粹主义的“民”是对民众的极端推崇,代表全民利益、民族认同、直接民主。而“民粹”则指大众与精英的关系,即“底层的民主”与将“底层工具化”的矛盾关系。民粹主义可以指一种政治“风格”,一个“话语”体系,或一种“意识形态”。然而,对新民粹主义的研究不能仅仅停留于概念和理论逻辑,更要深入这一思潮产生的历史脉络,也就是说要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进行马克思主义分析。

从历史轨迹看,民粹主义的思想主张萌芽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实践上发端于19世纪的俄国和美国现代化发展的初期。20世纪初在现代化浪潮和地缘政治推动下,民粹主义从一国向多国扩散,在美洲和欧洲等国家出现了泛滥。在当时的中国,民粹主义也没有缺席,“在中华民族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时期,各种主义和思潮都进行过尝试,资本主义道路没有走通,改良主义、自由主义、社会达尔文主义、无政府主义、实用主义、民粹主义、工团主义等也都‘你方唱罢我登场’”。民粹主义的兴衰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状态、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存在明显的关联性。当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不平衡、新兴帝国主义要求重新瓜分世界、新旧殖民主义矛盾激化的时候,民粹主义在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德国等国的影响力陡然上升,甚至成为帝国主义发动战争、法西斯主义上台的工具。当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处于从繁荣到萧条加剧社会矛盾的时期,民粹主义往往会作为笼络人心的思潮而流传甚广。比如,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前的美国出现“柯立芝繁荣”,时任美国总统柯立芝作出了“每家的后院有两辆汽车、每家的锅里炖着一只鸡”的承诺,激发了民众对经济繁荣的无理性预期,引起了民粹主义盛行。当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呈现阶级矛盾紧张和政治秩序失衡、政治主张失信的危机时,孕育着民粹主义进行社会变革的浪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发达国家经济处于发展上升阶段,民粹主义思潮处于相对低潮态势。

进入21世纪以来,欧美泛起的新民粹主义与传统民粹主义思潮有着历史的继承性,一种社会思潮的出现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特定的社会历史现实。民粹主义的产生有深刻的社会根源。社会思潮是时代变化的“晴雨表”,与历史上的民粹主义相比,新民粹主义思潮的崛起更加反映当今世界的时代症候。

新民粹主义在欧美的广泛流行与世界格局剧烈变动相关。20世纪90年代结束了以美苏冷战格局和各自区域经济一体化为特征的时期,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如同打开了民粹主义的“潘多拉盒子”,在中欧和东欧大部分地区政治制度转型的多党选举中,民粹主义的“街头政治”盛行,颠覆主流政党在既有政治体系中的地位,实现了与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体系的联动效应,经济全球化进入以美国/美元为中心、世界经济全面一体化的新阶段,“历史终结论”盛行。美国经济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繁荣,从克林顿到小布什政府纷纷承诺提高民众住房的自有率的福利国家预期。在一派全民狂欢中,西方国家内部政治生态出现民粹主义转向,极化的政党政治逐渐成为欧美的主流。从2000年开始,右翼民粹主义政党在奥地利、意大利、法国、丹麦、荷兰等欧洲国家大选中崛起,这种现象被誉为代表社会党的“玫瑰色”欧洲正在被代表右翼政党的“海蓝色”所替代,引发了欧洲政坛的地震。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后,新民粹主义迅速流传。社会福利的下降、社会的动荡、大众心态的逆转,既导致民粹主义在南欧的崛起,又使得民粹主义在西欧与北欧强势登场。欧美发达国家新民粹主义的快速崛起以及逆全球化的运动兴起,说明了曾经作为经济全球化最大受益者的欧美发达国家在以美国/美元为中心的新一轮经济全球化中,遭遇了资本金融化、产业空心化、社会投机化、难民大量涌入的全球发展问题,面临财政税收下降、社会福利支出增加的“福利国家陷阱”,以及中等收入群体人数减少、就业率下降、难民和移民增加等诸多的内部社会冲突。于是,民粹主义、保守主义、孤立主义等呼声四起。世界格局的剧烈变动在西方引发传统政治国家出现民粹主义复兴趋势,普遍陷入“民粹主义陷阱”。民粹化的政党及领袖利用“街头政治”“码头政治”“指头政治”“无厘头政治”,达到上台执政的目的,并继续上演着议会内部的“拳击政治”,对外则表现出经济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的崛起,采用极端手段以维护美国以及发达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霸权。习近平总书记曾一针见血地指出:“2017年以来,全球经济出现了稳定向好态势,但世界经济增长依旧乏力,贸易保护主义、孤立主义、民粹主义等思潮不断抬头,世界和平与发展面临的挑战越来越严峻。”

新民粹主义在欧美的广泛流行是新自由主义推动下经济全球化失衡的结果,是世界性经济危机的必然产物。由20世纪80年代美英推动的经济全球化,通过新自由主义彻底私有化和全面市场化的模式,推动金融资本主义在全球范围的扩张,欧美迅速成为经济全球化的获利方。然而,这种获利既是建立在经济全球化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发展失衡基础上,也是建立在获利的欧美内部社会利益失衡基础上。从经济全球化中获益最多的是具有强大的经济政治影响力的富有阶级,他们通过将中低端制造业转移到成本更为低廉的发展中国家而获得超额利润,赢得了全球范围的市场空间,进而加剧了金融资本的垄断。依赖于制造业提供就业岗位而获得生活资料的底层民众不仅没有通过新一轮经济全球化获得收入的增加,还需要承担“产业空心化”所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多的劳动者因无法适应产业结构的快速变化而失业,中等收入群体人数持续下降,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经济不平等现象越演越烈。在这一过程中,普通民众在经济上的被剥夺感空前强烈,经济焦虑成为社会秩序失衡的导火索,政治民粹事件频繁爆发,保障就业和争取社会福利成为街头抗争的主要诉求。在此条件下,右翼民粹主义势力异军突起。

新民粹主义在欧美的广泛流行与深陷经济危机泥潭的政党政治变局直接相关。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对欧美政治格局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如今,民众的经济生活仍未恢复至经济危机前的水平,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绝大多数民众的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甚至生活水平下降,引发社会阶层的对立,进而出现激进的民粹主义式的政治表达,导致很多国家政党格局发生结构性变化。其中,主张民族主义、白人优先等民粹主义政党力量日渐增长,比如意大利的“五星党”和“联盟党”、法国的“国民阵线”、德国的“另类选择党”等活跃于欧美政治舞台,而西方传统政党以选票为中心的政治治理助推了世界危机的发生及其灾难的全球性蔓延。在经济危机发生前,西方国家普遍采取了经济自由放任政策。在经济繁荣期间,一方面,通过新技术革命和企业组织变革,生产资料迅速集中在少数资本家和垄断企业手中,盲目追求利润,政府疏忽有效的监管和对经济走势的调控;另一方面,西方国家政党为获得政治选票,针对普遍出现的中间阶层人数减少趋势、贫富差距拉大的社会问题对选民加大社会福利的承诺。当经济危机发生后,西方国家政府对经济的直接干预更是赤裸裸地维护金融资本的利益,无视中间阶层和社会底层的诉求,从而造成社会的撕裂、政治的撕裂甚至国家的撕裂。西方世界引以为豪的自由民主体制面临“合法性危机”:缺乏回应民众诉求的有效机制,难以发挥政府的政治责任和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因此,欧洲民众对传统政治日益疏离、反感,愈加支持那些极端化的政党。在美国的选举中也是如此,政党集团转向新民粹主义,以便对充满忧虑和愤怒的民众进行政治动员,以此来获取党派私利。

新民粹主义在欧美的广泛流行与新技术革命的革新和社交媒体时代的到来紧密相连。互联网的诞生极大地突破了信息传播的时空限制,社交媒体快速成为处在“民主合法性”危机中的西方政党政治角力的新平台。社交媒体的便捷化、普及化,使信息在最短时间、最大空间内得以传播并发酵,这为以依赖大众参与为基础的民粹主义思潮提供了更为便利的条件。传统媒体的权威被肢解甚至被民众抛弃,许多政治极端性事件均与社交媒体平台的参与有关,政党政治传统选举的方式被总统候选人通过社交媒体直接触达选民的方式所颠覆。互联网这种新型选举工具所具有的高度组织性既促进了西方政党政治的危机解决,也适应了民粹主义反对精英式的政治运作、呼吁底层大众利益的社会运动特性,两者的结合导致西方民主政治格局的失序。

新民粹主义在欧美的流行再一次凸显了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积累到无法自我调节程度后集中爆发的规律。从世界百年变局来看,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和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对人类造成灾难的后果不尽相同,但是两次世界经济危机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即都伴随着重大技术革命的发生,并经历了由此带来的世界经济前所未有的繁荣。2008年的金融危机就发生在由电子计算机、原子能技术、航天科技发展所带来的信息和新经济革命时期。从马克思主义视阈看,如果生产关系的调整不能适应技术创新后的生产力的发展,上层建筑不能适应经济基础的变化,其生产方式发生潜在危机的可能性必然加大。经济繁荣的背后,同时潜藏着追逐超额利润的资本过度负债和较少数的人占有较多的社会财富的危机。在金融资本推动下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财富分配的不平衡表现在两个层次:其一是在发达国家内部不同的社会群体出现的两极分化,其二是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出现的两极分化。产能过剩和有效需求不足的矛盾、私人企业的有计划和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之间的矛盾仍然是主要矛盾。然而,经济繁荣激发了整个社会的投机心态,在加大负债追求高风险投资的同时,政治家在选票政治的推动下,承诺给大众增加社会福利,或者为了执政而增加社会福利的支出。当经济危机发生、社会福利增加已无可能时,社会心态就不可逆转地趋向民粹化,欧美发达国家则不约而同地出现了国内的民粹主义、对外的民族主义、经济问题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以及危机的外移与转嫁等复杂现象。当代欧美新民粹主义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产物、是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激化导致了新民粹主义的蔓延。

二、欧美新民粹主义思潮的主要特征

在对新民粹主义和其他所谓的“主义”“思潮”作出辨析批驳过程中,我们发现,21世纪欧美新民粹主义思潮的流行愈演愈烈,已然成为当今资本主义世界突出的社会政治问题。其与各种社会思潮交织碰撞,有着明显的新特征。

第一,新民粹主义左右翼极化同时出现,凸显了民粹主义在西方有着一定的社会基础以及深刻的内在矛盾。一方面,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及其倡导的文化价值在经济全球化中遭遇危机,导致左翼民粹主义聚焦批判财富集中和分配不平等对中下层民众利益的损害;另一方面,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推崇西方文化时,使各国内部的民族或族群的利益受损,引起了右翼民粹主义思潮的反弹。右翼民粹主义具有强烈种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倾向,对内以维护白人种族利益优先,对外维护民族主义的利益,不惜采取政治极化手段,通过逆全球化以便攫取本国经济利益,在经济和文化、价值观方面反对移民涌入对国家的威胁。就势头而言,狭隘和排他的右翼民粹主义比左翼民粹主义更为强劲,就其目标而言,其与新自由主义更趋一致,甚至是新版的新自由主义。

第二,新民粹主义席卷欧美出现强烈的价值观冲突,反映了西方的所谓普世价值观的式微以及维护白种人优越地位的西方中心主义心理泛滥。如此大范围的民粹主义爆发表明经济全球化时代西方民众社会心理的变化,这不是一时的冲动,而是对传统政治文化的怀疑与反叛。其一,是传统西方资本主义自由价值观式微。英格尔哈特在《静悄悄的革命——西方民众变动中的价值与政治方式》一书中认为,引起新民粹主义崛起的原因是民众对传统政党制度的不满,精英式轮流执政的政治主张与“指头政治”的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诉求相矛盾,民众竭力主张通过直接选举来实现民主。而特朗普获胜就是由于他成功地让很多人化身为自由主义专家,使人们在对民主冷漠的同时找到了对投票的集体认同。其二,是当代资本主义的福利国家观式微。为了防止工人的反抗引发资本主义的统治危机,资产阶级在一百多年前就开始建立以社会保障为基础的福利制度,曾经缓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然而,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权利并没有带来经济全球化发展中的利益共享,为了追逐资本利益的最大化,很多制造业被转移到劳动力成本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其产生的税收也流向税率更低的国家和地区,国家税收的减少导致社会福利下降。因而,那些既面临失业威胁又要承受福利下降的社会民众便形成了新民粹主义的庞大社会基础,人们对西方社会所谓的公平正义价值观产生了怀疑和强烈的不信任。其三,是传统西方民主观式微。在经济全球化时代,西方政治人物奔跑于世界各地的政治舞台、经济论坛,而对国内底层民众的疾苦不闻不问,政治精英普遍脱离民众。右翼民粹主义在欧美一些国家能够登上政治舞台,正是得益于不同于传统政治家的民粹表达。一些“政治素人”( 从未在政治机构担任过任何职务的人),更能获得那些渴望改变现实生活的民众手中的选票,也更能够迎合移民增多背景下的白人民众害怕失去传统优越地位的社会心理。

第三,新民粹主义是与民主主义、民族主义、西方中心主义相互交织而具有高度的共变关系和内在关联性的社会思潮。21世纪的新民粹主义并没有系统的理论,在欧美社会内部,新民粹主义是以民主主义思潮作为其理论支撑的。传统政党和政局现状遭遇的信任危机,以及在经济全球化浪潮中暴露出的制度性缺陷,特别是政党政治在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方面的失衡与弱化,民众的迫切诉求不能得到有效回应,从而激发了底层民众对政治极化社会心理的偏好,甚至出现左翼民粹主义向右翼民粹主义的转向。在应对欧美国家经济全球化的困局中,新民粹主义找到了与民族主义一致的价值追求,这表现为强烈的、一致对外的民族和族群情绪,能够产生强烈的社会心理共鸣与共振。如今,在欧美社会都面临着如何摆脱其政治衰败、经济危机和文化危机的现实课题,新民粹主义成功地将大众的视线从资本主义国家内部矛盾转移到其他国家和地区,民族主义就成为民粹主义的最佳搭档,从而引发右翼民粹主义对世界和平造成威胁,给世界发展带来不确定性。

第四,新民粹主义在反对精英主义运动中又为精英主义所利用,其结果是对新自由主义困局的修复。诉诸魅力型领袖、政治素人上台是新民粹主义与西方传统政治依赖政党组织运作的不同之处。新民粹主义突显魅力型领袖在党的组织和社会动员中的作用,他们无须经过传统层级化的政党运行机制,而是通过魅力型领袖借助社交媒体平台与民众直接对话,以赢得社会广泛支持。与此同时,与自由主义、社会主义等政治思潮相比,民粹主义本身缺乏清晰的价值判断和完善的理论体系,其恰恰需要的是以领袖作为符号来凝聚民意。在西方文化中,领袖是在心智、社会地位或财政资源上具有优势的精英,一些民众通常认为,精英的观点对社会更有建设性,精英的智慧和能力更善于社会治理,而表达民粹主义的诉求也需要魅力型领袖的组织和主导,民众因而反转成精英为获取合法性地位来进行政治动员的对象。作为相互对立的思潮以及相互利益对立的主体,民粹主义离不开对精英的批判和反对精英的统治。在反抗精英的过程中,民粹主义又拥护能够反映自身需求的另一类精英的主导,这既是新民粹主义的宿命,也是一些民粹主义新政治家的手腕。

第五,新民粹主义凸显了一人一票的大众民主与资本政治精英的对峙与制度背离。运用互联网社交媒体这一体制外的力量重塑传统政治体制内的力量,是本轮新民粹主义的突出特征。没有社交媒体就没有特朗普主义。科学技术的进步带来了深刻的社会变革,互联网的普及已经渗入政治过程中的政治宣传、政治动员、选举程序等诸多环节,这为新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适宜的土壤,尤其是社交媒体的快速发展为新民粹主义提供了相当充分的发展空间。而西方传统政党所具有的组织和资源优势在互联网时代被相对削弱,便利的互联网传播渠道无疑使新兴政党和政治素人在短时间内得以迅速崛起成为可能。新兴政党和政治素人利用互联网特点,传播简单且富有煽动性的言行达到自己的政治目标,把经济危机、就业难题简化为他国的威胁,把严重的社会矛盾简化为外来移民的种族问题,把政治腐败简化为精英的腐败;采取抗议式民主和全民公决机制的简单方式,来满足民众对现状的不满和寻求变革的心理。新民粹主义最具影响力的行动就是英国的“脱欧”公投。除全民公投外,新民粹主义力量还经常通过组织游行、示威等街头政治对政府施加压力以期影响其政策制定。经济危机和难民危机的恶化使得民众对当局的信任度下降,新民粹主义则利用这一时机获得了更大的政治能量,从而影响政治格局的走向和政策的制定。

二、欧美新民粹主义的发展趋势

民粹主义的发展通常与特定社会历史时期和时代变局相关,既有低潮的潜伏期,即当经济社会相对平稳发展,其影响力也会相应弱化;也有高潮的突变期,即社会越加动荡、不确定,越会频繁诱发民粹主义的事件。梳理百年欧美民粹主义发展的历史,极端民粹主义容易导致暴力和战争。欧美新民粹主义是新自由主义的产物,无论左翼或者右翼民粹主义的崛起都没有超出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的范围。在经济全球化时代,预判未来欧美新民粹主义发展的走势,需从欧美内部和全球视野两个方面加以把握。

从欧美社会内部看,新民粹主义作为欧美重要的社会思潮,有进一步蔓延和升级的势头。西方新民粹主义的本质是由新自由主义推动的金融资本主义繁荣与危机的产物。在新自由主义的影响下,发达国家出现了经济与资本高度金融化的趋势,金融业在经济中取得了主导地位:经济活动的重心从产业部门转移至金融部门,通过金融活动获取利润成为最主要的获利方式,这对产业结构、政府治理和个人生活方式产生了极其深刻的社会影响。就产业结构而言,从银行到投资银行、投资公司等各类金融企业成为经济活动中心,制造业在产业结构中的比重下降,其资产比重和利润比重下降;相反,金融业的利润上升,非金融企业资产中属于金融业的比重增加,金融企业在国家经济中占支配地位,“大到不能倒”,否则金融企业的倒闭会给整个国家甚至全球经济造成灾难。就政府治理而言,政府以追求自由放任和放松监管的经济增长为目标,对经济危机毫不防范;面对技术变革和分配差距扩大给社会民众造成的心理压力,政府往往在选票政治的推动下以民粹主义的方式进行承诺,改变并提高大众对社会福利的预期。就民众生活而言,社会大众在金融资本主义的一派经济繁荣中,出现社会心态的变异:一方面,大众满足于对政府增加社会福利的预期,而失去个人的努力奋斗方向;另一方面,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背离加剧了社会浮躁,大众心理被一夜暴富和产业神话所诱惑,对“王者荣耀”“赢者通吃”的市场分配法则表示包容,其结果就是导致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内部贫富分化日趋严重,“自由市场神话”破灭,深陷于“福利国家”的制度陷阱中。西方社会不仅分裂为精英与大众、富人阶层与底层民众,而且通常被认为是社会稳定器、以工资收入为主的中产阶层也在分化,并向底层流动,其人数在减少,这必然加深社会不平等的程度,加大社会动荡和撕裂的趋势,新民粹主义必然抬头。新民粹主义的兴衰是与资本主义周期性发展相联系的。一般而言,资本主义经济繁荣时期,新民粹主义就相对式微;在危机时期,往往大行其道。因为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危机中,新自由主义转而寻求民族主义的社会影响力,利用新民粹主义作为修复新自由主义破产的工具。2014年《美国民粹主义百科全书》收编“新民粹主义”( Neopopulism)一词时,特别强调其“新”在于人民的治理能力超过精英。新民粹主义者试图将历史回溯到理想化的直接民主时代,通过盗用“人民”的名义,在短时间、大范围内演变为一种新型的政治形式,试图拯救正在崩塌的新自由主义制度大厦。

欧美新民粹主义正在步入“后真相时代”狂飙的政治生态,试图以此掩盖发达国家所面临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外交的困境。新民粹主义充分利用网络时代的技术优势,集合大众迫切改变现状的社会心理,使政治生态的主观化和非理性化带来了“后真相时代”的泛滥。所谓“后真相”,就是真相与真理都被消退隐遁,无视事物的本来面目的客观性,以主观性取代客观性,这是新民粹主义流行的重要政治生态。加之互联网改变了人们的信息交换与交往方式,新媒体平台成为非理性的民粹主义宣泄的重要管道,而真相却迷失在公众视野之外。隐瞒真相、编造谎言的新民粹主义泛滥必然会带来难以预料的巨大政治风险。欧美新民粹主义的泛滥恰恰表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陷入经济低迷、政治乱局、民生困难、安全困局和经济全球化的困境之中。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欧美国家在政治上选择了民粹主义整体右转的方式,其民族主义、国家主义甚至种族主义的政策走向与经济全球化发生激烈对抗,其非友即敌的对抗思维借民族主义之名,提出一些极端化主张,操纵民意,实施暴力政治,最终极可能走向专制独裁,导致国家民粹主义,给世界的和平与发展带来巨大的威胁。

从全球视野看,欧美主流社会无法正视发达国家遭遇资本主义主导的经济全球化出现前所未有的挫折。在国家层面,他们利用新民粹主义作为政治工具,通过反全球化和逆全球化等政治议题与决策把民众的视线从国内转移到国外,为转嫁国内经济发展和利益分配存在的困局寻找替罪羊。运用“后真相时代”的传播特征,以各种“阴谋论”“陷阱论”“威胁论”式的舆论诽谤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的新兴经济体,特别是对中国发展疯狂诋毁,借此煽动国内民族主义情绪。比如,美国白宫全国贸易委员会主任纳瓦罗曾经因所著的《致命中国》一书及其衍生的纪录片而成为特朗普竞选团队的核心人物以及贸易战幕后的操盘手。他将中国塑造成美国生活方式的终极威胁和战争威胁,并用极富煽动性的语言、极端化的表达、片面而错误的观点将中国妖魔化成“中国制造都是有毒的黑心产品”“中国的技术都是偷的或抢的”“中国制造令美国工人失业和产业倒闭”“中国留学生与学者都是无孔不入的间谍”“中国的崛起是美国一手塑造的”等等,以此为借口来发动所谓的“正义贸易战”,并企图动员其盟国采取一致行动来对抗中国。这充分暴露了欧美政坛极右翼民粹主义、民族主义者的狂大自恋的心理与自私狭隘的视野,他们企图凭借现代科技力量、媒体动员形成强大的、抑制理性的舆情控制攻势,为新民粹主义的造势并集聚大量的民粹化的社会心理能量提供平台和条件。从西方中心主义社会心态看,西方发达国家由于无法正视自身的社会困境,其优越的社会心理逐渐被焦虑与挫败所侵蚀,这不仅严重动摇了他们以往的文化自信与文明自信,日渐消极的社会心理也转化为极度的、被侵犯的不安全感,反过来还进一步刺激了西方中心主义夸大其文明与文化的地位,从而对其他文明和文化采取极端民族主义甚至种族主义式的攻击。

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大趋势中,面对欧美民粹主义右转愈演愈烈,我们要坚定地沿着正确道路走下去,针对新民粹主义为转嫁内部矛盾而转移目标的错误舆论,要做到见招拆招,坚决回击。据美国《华盛顿观察家报》报道,美国特朗普团队正基于“与一个完全不同的文明作战”的理念制定对华战略,并从文明冲突甚至种族主义的角度来看待中美关系。这既不符合中美两国人民的利益,也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针对美国的“文明冲突论”,中国在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上明确地提出了“文明对话论”。新加坡国立大学马凯硕教授发表的文章揭示了美国新民粹主义的文化本质:“美国人需要问一问,他们对中国崛起的反应有多少源自冷静的理性分析,有多少源自对非白种文明的严重不适?”

针对国际流行的新民粹主义泛滥,随着新民粹主义与贸易保护主义、反经济全球化思潮的涌现,人们普遍对世界经济发展前景感到焦虑,“对现行发展道路、分配制度、治理模式进行反思和变革的声音增多,世界经济走向成为各方共同关心的问题”。对此,中国不仅回答了世界各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提供了中国的智慧和方案;而且中国更加坚定自身发展道路,努力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更加重视平衡社会利益,重点改善人民的生活,避免收入差距扩大化,使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的成果,实现共同富裕。我们要坚持从实际出发,将收入提高建立在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基础上,将福利水平提高建立在经济和财力可持续增长的基础上。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科学认清新民粹主义的本质,妥善做好应对各种挑战和危险的准备。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贯彻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方略,更加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做到不为任何风浪所动摇。

 

 

文章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0年第1

网络编辑:静穆

 

发布时间:2020-09-15 22:2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