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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谷传声:今天,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马克思?

 

我们读马克思,是因为我们关怀全人类的命运,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能够感到自己与人类“共命运”——“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何为“马克思主义”?

  但丁曾这样定义“科学”:博学深思是重要的,不过,单纯依靠思考却是远远不够的,只有通过语言、文笔、画笔、凿子等把它们表现出来,才能成为科学。

  就是这句看似平常的话,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时代。

  众所周知,中国有历史上最完善的读书人选拔制度,有无数博学善思的学者,而欧洲最著名的大学皆是中世纪的产物,牛津、剑桥、博洛尼亚等著名学府都有教会背景,但是,正如欧洲中世纪的教士一样,中国的士大夫阶级是特殊阶层,一旦进入这个阶层,便脱离了劳动,更视“动手”为贱业。  

  脑与手的分离——这便是现代科学不产生于中世纪的欧洲和传统中国的根本原因。

  而在文艺复兴时期,特别是在佛罗伦萨这座生气勃勃的城市,艺术家与裱糊匠却没有什么不同,理发师与医生也没有什么不同,因为佛罗伦萨人相信:只有当脚掌证实了心脏、思想与手的劳作结合在一起的时候,人们才真正开始创造一种崭新的文化——这种新文化,被但丁等人称为“科学”。

  事实上,现代文化就起源于脑与手的结合,而这也正是现代文化与一切“旧文化”(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和中国的士大夫文化)的根本区别所在。

  现代文化的实质,无非就是知识与劳动的结合,现代科学技术正由此而产生。现代文化的创造者是工匠,他们便是现代工人阶级的前身—这就是E.P.汤普森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中所揭示出的历史事实。  

  然而,这种对“文化”的理解是如此有悖于人们的传统与积习,因为它与旧势力对“文化”的理解如此相悖,以至在某些人看来,正是这种散发着劳动和“动手”的寒酸与汗酸味道的文化、正是这种把“文化”和“下等人”联系起来的努力,严重玷污了那种充满了香水与“书香”味道的文化,亵渎了高尚的、纯粹的文化。于是,对于“文化”的这种崭新理解,从其产生的那一天,就对“纯文化”“纯精神”“纯文学”构成了挑战。

  毫无疑问的是:在人类历史上,代表着脑与手的结合,真正显示着现代文化波澜壮阔的伟大力量的,正是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的幸福与快乐无关

  马克思曾经笑谈过这样的悖论:资产阶级文化中充满了上帝的爱、法律的尊严、纯洁的说教,但是,资产阶级的行动,却是由欺诈、卑鄙、阴谋诡计和残酷的镇压构成;而与之完全相反,无产阶级文化中尽管散发着劳动者挥汗如雨的酸臭、洋溢着奴隶对于革命暴力的呼唤、赞美着革命者对于淋漓鲜血的正视,但是,无产阶级所从事的,却是堂堂正正、大公无私、为劳动人民求解放的行动。

  马克思主义与纯学术的说教无关——

  “是谁创造了人类世界?是我们劳动群众”

  “我们要夺回劳动果实,让思想冲破牢笼”。

  这种科学、这种文化,不仅充斥着劳动的汗酸味,而且还布满了火药的气息;这种科学、这种文化更与廉价的快乐毫无关系。

  伊壁鸠鲁曾说,人生的意义就是追求快乐,而古往今来,很多人是他的信徒,于是,他们读养生、健身、旅游、性爱、游戏、美食和赚钱方面的书,以为这样的书能使他们快乐。但尤瓦尔·赫拉利在《未来简史》中却调侃说,实验已经证明,快乐不过是内分泌和神经网络的运动,为了追求快乐,最直接的办法是去嗑药,而不是读书。某位号称“无知者无畏”的作家曾经说过,不读书我们一样快乐,没准儿会更加快乐——而他很可能是对的。

  马克思的故事和事业与“快乐”无关,却与马克思对于 “幸福”的理解有关。实际上,马克思与他同时代的天才约翰·斯图尔特·穆勒一样,只是把伊壁鸠鲁的名言稍作修改,即把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快乐”,改为人生的意义在于追求 “幸福”。

  边沁说过:所谓最大幸福原则,就是指大多数人的幸福,而世上最持久的幸福,就是使个人的幸福与大多数人的幸福协调起来的努力。边沁还说:快乐与快感是动物也有的,但“快乐的猪”与高尚的人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根本不知道什么是幸福。

  实际上,“幸福”是什么——这就是马克思在他 17 岁时的作文《青年在选择职业时的考虑》中所阐释的主题:

  如果我们选择了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的职业,那么重担就不能把我们压倒,因为这是为大家而献身;那时我们所感到的就不是可怜的、有限的、自私的乐趣,我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我们的事业将默默地、但是永恒地发挥作用地存在下去,而面对我们的骨灰,高尚的人们将洒下热泪。

  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马克思献身于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是,马克思与包括亚当·斯密在内的经济学家们,对于经济学这门学科的意义的理解,有着微妙却具有天壤之别的差异,因为在后者那里,经济学实际上就是追求“快乐”的职业,而对于马克思来说,经济学则是为人类谋“幸福”的事业。正是基于这样的选择,即使卡尔·马克思博士今天还活在世上,这位《资本论》的伟大作者,仍旧不可能在我所在的“世界一流学科”谋一份教职,根本原因就在于:马克思对于“知识” 和“幸福”的理解,与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截然不同。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

  马克思逝世 10 年之后,毛泽东诞生于中国湖南,而马克思诞辰 100 周年的时候,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报到——正是从那个时候起,马克思的思想便点燃了无路可走的中国;也是从那个时候起,马克思主义便成为指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火炬,马克思主义便与中国的命运结合在一起。

  中国人要了解西方,需要懂得马克思,而西方人和全世界要了解中华民族的现代命运,更需要懂得马克思。

  实际上,自 1852 年开始,马克思就在大规模地研究亚洲和中国的资料。非常可惜的是,他最终放弃了这种叙述方式,放弃了在欧洲与亚洲的比较中展开他的叙述,而主要采用了以欧洲和欧洲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为核心,从理论叙述而非历史叙述入手——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资本论》的一般结构。  

  回溯历史,日本接受马克思主义比中国早,但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并没有认识到马克思后期的转向,他们也没有认识到亚细亚生产方式自身拥有的潜力。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脱亚入欧论”的产儿,他们认为整个亚洲是落后的,先进的只有西方。

  在东亚,认识到亚细亚生产方式意义的不是日本的马克思主义者,而是以“京都学派”为代表的历史研究者。他们提出,中国发生了“唐宋之变”——以农业和江南农村的发展推动城市化和贸易的发展,而不是把城市化建立在摧毁农村的基础上。正是这一转变,开启了不同于西方资本主义发展方式的亚洲现代化道路。

  在世界范围内,真正继承了马克思思想重要转变的是毛泽东。毛泽东的革命之所以是史无前例的,就是因为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以一场土地革命为先导的革命。这场革命,避免了中国土地所有制的“日耳曼化”。

  我们为什么还要读马克思?

  我们读马克思,是因为我们关怀全人类的命运,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能够感到自己与人类“共命运”——“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与我有关”。

  我们读马克思,是因为我们鄙视这样的无聊笑谈:“人生最大的悲哀,是到死了钱还没花了。”恰恰相反——正如康德所说,作为小人物,我们既在为自己的衣食而斗争,同时,也在情不自禁地在为后人、为他人而工作。

  而这就是人的“类本质”,所谓“情不自禁”,“是因为人们没有意识到,但他们却这样做了”。康德说:正是基于这一点,“每个人是必死的,但作为人类,他们却是不死的”。随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知识、“文化”与下等人和劳动结合起来,个人的命运与人类的幸福结合起来。

  我们读马克思正是基于这样的理由:马克思之前的西方学问,都通向马克思,而马克思之后的西方思想,都是从马克思重新出发的。

来源:《今日头条》 2017629

网络编辑:蓝天微风

 

发布时间:2017-10-20 22:4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