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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菊香:对“告别革命论”的批判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发展和现代化研究思潮的兴起,部分研究者开始对史学研究的传统观点,即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研究中国近代史得出的基本认识进行重新审视,提出以“现代化”为主线重构近代史。于是,革命与现代化的关系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出现了一些尖锐对立的观点。

20世纪90年代,在国内思想界,随着文化领域保守主义思潮的出现,以及国际上否定革命思潮的进入,一种批判革命和否定革命的声音出现了。有人提出“不能盲目崇拜革命,因为不是任何革命行动都是好的。包括法国大革命、辛亥革命等等,都值得重新研究和评价。”例如,李泽厚、刘再复在《告别革命——回望二十世纪中国》及《再论〈告别革命〉》等著述中提出,影响20世纪中国命运和决定其整体面貌的革命是“激情有余,理性不足。”改良比革命好,改良可能成功,革命则一定失败。“辛亥革命是激进主义思潮的结果:清朝的确是已经腐朽的王朝,但是这个形式存在仍有很大意义,宁可慢慢来,通过当时立宪派所主张的改良来逼着它迈上现代化和‘救亡’的道路;而一下子痛快地把它搞掉,反而糟了,必然军阀混战。所以,自辛亥革命以后,就是不断革命。……直到现在,‘革命’还是一个好名词、褒词,而‘改良’则成为一个贬词。”面对21世纪,他们认为经济已成为社会的中心和人们关切的焦点,思想开始变得不再重要,思想和思想史已经越过了光辉顶峰,是时候改变话语了,“决心‘告别革命’,既告别来自‘左’的革命,也告别来自‘右’的革命。”李泽厚明确说:“我曾经是革命的积极支持者。但从文化大革命中期以后,我由‘革命’逐渐转到了‘告别革命’。我对《共产党宣言》第一句话——人类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哲学(革命是阶级斗争的最高形式)产生了怀疑。”等等。

有的学者认为李泽厚和刘再复基于对百年中国一系列革命事件的反思,“提出‘告别革命’的口号,这无疑是清醒的,确实含有对中国社会境况的深刻反思。蕴涵着一种革命幻灭感,同时开始反思革命本身。”

与此相反,沙健孙则认为:不懂得不同质的矛盾需要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具体考察各个时期社会矛盾的特殊情况和历史特点,“无条件地排斥一切革命,而把改良绝对化、社会化,这种‘改良崇拜’本身就是十足的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它把复杂的社会历史问题极度地简单化了,因而是反历史、反科学的”。谷方批驳了“告别革命”论者关于“革命只是一种破坏性的力量”、“革命就容易使人发疯发狂,丧失理性”等观点。认为革命是“破”和“立”的对立统一,“破”为“立”扫清道路,创造前提,“立”则巩固和发展“破”的成果,创造新生事物。“革命运动中的破,就其主导的方面和基本的性质而言,是扫除历史前进的障碍。”革命和改良是改造社会的两种方式,在一定时期究竟采用哪一种方式,这要由当时的社会条件来决定,而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他尖锐地指出,“告别革命就是告别社会主义”,“革命与社会主义密不可分。到现在为止,一些国家所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毫无例外都是革命的产物,而且是暴力革命的产物。没有革命就没有社会主义,这是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基本事实。正因为因此,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演变,首先是从告别革命开始”。

由“告别革命”论而起的争论,还引发了“革命史范式”与“现代化范式”的争论。1995年,美国学者德里克认为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出现了以“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史范式”的现象,并将其称为后革命时代的“范式危机”。针对此观点,罗荣渠则提出,“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的新进展就是在‘革命’的传统范式之外出现了‘现代化’这个新范式。现在还谈不上这个新范式已经取代了传统范式,只能说是出现了两种范式并存的局面,目前主导范式仍然是革命史范式。因此,在中国大陆学术界还谈不上抛弃革命的‘范式危机’”。

1998年,改革出版社出版了以“新范式”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术著作《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该书的总序中指出:“新范式与旧范式的最大不同,就在于它更主要是从‘现代化’的角度来看待、分析中国近代史,而不把中国近代史视为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从“旧范式”向“新范式”转换的必要性在于,“‘以农民起义’为主线的‘旧范式’,是以‘革命’‘夺权’‘反抗’‘斗争’为‘时代精神’的那一社会阶段的必然且合理的产物。”而“此时的‘时代精神’已由激烈的‘革命’‘斗争’转向现代化追求,尽管为时嫌晚,这就为从‘现代化’的角度来重新认识百年中国的‘新范式’的出现和影响的不断扩大提供了先决条件。”依照“新范式”对中国近代史进行重新审视,作者们得出了“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其实是一场现代化史”的总结论,这个总结论与“一百年来的中国近代史不仅仅是一场革命史”一起印在封面。作者们同时得出一系列具体结论,如维新运动是变法派人士政治激进主义的产物,是“早产儿”;辛亥革命的条件并不充分,“在相当程度上甚至可以说,辛亥革命之所以于此时爆发,完全是近代中国特殊历史条件下革命志士鼓吹、争取的结果”;“现代化的发展与民族的独立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世界各国的现代化过程早已表明,即使是那些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国家,也不可能在根本上有碍于它们的现代化运动”。

龚书铎认为:“把革命范式与现代化范式人为地对立起来,用现代化范式取代革命范式,这于理不通,于史不符。”他一再强调:近代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离开了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现代化就无从谈起。中国革命的最终目标已经包含争取现代化的涵义,说近代史的主线是革命并不排斥现代化,不把现代化作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不等于不研究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国近代史中究竟是以革命还是以现代化为主线的问题,涉及如何评价近代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问题,如果以现代化代替革命作为近代史的主线,那么整个近代历史就要重写,就会引起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混乱,就会导致严重的政治后果。”

 

来源:《新民主主义革命与中国现代化》,辽宁教育出版社2016年版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7-08-25 16:5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