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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贵山、张雪薇:马克思资本权力理论研究

 

 

综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出,对资产阶级思想家们宣扬的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自由与平等的观念形态所进行的法哲学批判,以及对以私有财产为基础的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现实形态所进行的政治经济学批判,最终构建了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坐标系:坐标系的原点为“现实的人及其现实的生产”,横坐标为“生产力与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纵坐标为“家庭、市民社会决定政治国家”。马克思的这一双重批判,其目的在于把资本主义社会定格为人类社会历史发展坐标系中具有独特特征的特定阶段,从而解构了资产阶级思想家们把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看作是自然的、永恒的规律的神话,同时驳斥了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们关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就是世界历史的终结”的愉快想法。因此,对马克思来说,关键在于:一方面,他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部所存在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矛盾的客观事实进行实然性分析,指出资本是“支配劳动的客观权力”;另一方面,他要站在劳动者价值诉求的立场上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所存在的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内在矛盾所造成的现实必然性予以道德的应然性的价值判断,指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使得劳动者得以“觉悟”:“认识到产品是劳动能力自己的产品,并断定劳动同自己的实现条件的分离是不公平的、强制的,这是了不起的觉悟。”由此可见,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批判,坚持了事实(资本作为统治劳动的权力)与价值(劳动反对资本权力的统治)的统一,在此基础上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资本权力理论。其意义在于:一方面,资本权力理论透视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本质,即资本的占有者是如何在资本主义国家所规定的自由与平等的“普遍性尊严”中占有劳动者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从而掩盖他们的自私利益这一事实;另一方面,资本权力理论激发了无产者形成整体的无产阶级意识的“觉悟”——“现代无产阶级意识到自身的地位和需要,意识到自身解放的条件”,即从自在的阶级变为自为的阶级,通过革命推翻资本的统治,实现人类的解放。

 

一、资本权力的多维展现

 

最初,马克思是把资本看作一种支配劳动的经济权力而提出来的。他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笔记本I中指出:“资本是对劳动及其产品的支配权力。”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强调资本与劳动之间不仅仅是一种对立关系,而且是一种内在关系、能动关系上的对立,即矛盾关系。当然,对于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关系的实质,马克思在这里并没有作过多的阐述,只是笼统地把私有财产与异化劳动看作是互为因果的关系。而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重点考察了如下关系——“雇佣劳动对资本的关系,工人遭受奴役的地位,资本家的统治,”认为“这种经济关系既是资产阶级生存及其阶级统治的基础,又是工人遭受奴役的根由”。他指出,劳动力并不一开始就是商品,劳动并不一开始就是雇佣劳动,只是到了资本主义阶段,劳动力才同资本进行交换从而成为增加资本交换价值的商品。在这种情况下,劳动成为雇佣劳动,而积累起来的活劳动才成为资本。“资本以雇佣劳动为前提,而雇佣劳动又以资本为前提。两者相互制约;两者相互产生。”因此,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内在的能动的生产关系。那么,这种内在的能动的关系的发生机制是怎样的呢?在马克思看来,就在于资本与雇佣劳动之间体现为交换价值关系。工人出卖自身的劳动力从而得到维持自身生存的生活资料,而资本家通过工人的活劳动来保存并增大自身。

马克思把资本看作是支配劳动的经济权力,这一思想源于他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中把私有财产看作是支配政治国家的政治权力。针对黑格尔把长子继承权描写成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权力这种倒果为因的做法,马克思强调长子继承权作为独立自主的私有财产“是抽象的私有财产对政治国家的权力”,“政治国家对私有财产的权力……是私有财产本身的权力,是私有财产的已经得到实现的本质”。马克思在这里已经明确把私有财产看作是政治制度的保证。私有财产从政治国家的层面上讲是一种政治权力,这种政治权力维护的是私有财产本身的利益。马克思的这一认识,根源于“莱茵报”时期他撰写的《林木盗窃法的辩论》,这使得他在市民社会(私人利益)与政治国家(政治权力)关系问题上产生了“苦恼的疑问”。他之所以“苦恼”,直接原因在于黑格尔的伦理国家思想在他头脑中留下了深刻的印痕,这在他撰写的《〈科隆日报〉第179号的社论》中得到了直接印证。社论中他以黑格尔式的口吻讲道,应该“把国家看作是相互教育的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希望以黑格尔的伦理国家思想来解决市民社会内部个体成员之间利益冲突的问题,但残酷的现实社会生活击碎了他的这一梦想。在他看来,莱茵省议会通过的禁止农民到林地里去捡枯树枝的“成文法”违背了穷人维持生计的“习惯法”,国家政治权力沦为私人利益的守护神。在日后的“德法年鉴”时期,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把资产阶级国家宣扬的自由、平等、财产、安全等人权看作是利己主义的私人利益的权利,指出资产阶级政治解放虽然打倒了封建统治者的权力,但是它所造就的政治共同体在实践中不是实现所有人的“平等”而是维护私人利益。在此基础上,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在政治权力方面的本质予以了揭示,指出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资产阶级“在现代的代议制国家里夺得了独占的政治统治。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罢了”。

更为巧妙的是,资本为了行使它的经济与政治权力,在文化上借助于抽象的自由与平等的普遍性原则来教化并统治人们。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社会最终所确立的“物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人的相对独立性所涵盖的自由和平等的观念日益抽象化和永恒化,并且统治着人们的头脑。“个人现在受抽象的统治,而他们以前是相互依赖的。但是,抽象或观念,无非是那些统治个人的物质关系的理论表现。……而关于这种观念的永恒性即上述物的依赖关系的永恒性的信念,统治阶级自然会千方百计地来加强、扶植和灌输。”这就是说,作为资本所有者的资产阶级通过交换价值的交换把自己的特殊利益隐藏在所谓的普遍利益之中的同时,把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变成物与物的关系,从而把作为不同质的商品(物)之间的交换尺度的抽象的人类劳动作为平等的自由意志的意识符号而被永久地固化在人们的头脑之中,形成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所言的“物化”意识。这种“物化”意识日益深入人心,正如蒲鲁东等法国社会主义者受资产阶级辩护者蒙蔽,停留在最简单的经济关系上用纯粹抽象的思维来论证自由和平等那样,天真地认为交换与交换价值在概念上是自由和平等的制度,交换价值不会发展成为资本,生产交换价值的劳动不会发展成为雇佣劳动。就此而言,资本从意识形态的角度讲又是支配和统治人们尤其是劳动者的一种文化权力。而这种以自由与平等为原则的文化权力,作为在经济上占支配地位从而在政治上也占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会千方百计地强化灌输,从而在全社会形成文化霸权。

 

二、资本权力的微观经济透视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以十分明确的口吻讲道:“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在《资本论》及其手稿中,马克思在把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看作是资本主义绕之以动的轴心的基础上对资本的经济权力作了深刻的微观透视。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对资本生产来说是决定性的支配关系,而资本与劳动之间的关系可分解为两个性质不同的过程:首先是工人把自己的劳动作为商品同资本家手中一定数额的货币相交换,再者是资本家用换来的劳动生产力使资本得以增值。马克思明确指出,简单商品交换中不会发生资本与劳动之间的这种二重过程,但相反,在资本与劳动的交换中,“用货币交换来的东西的使用价值表现为特殊的经济关系,用货币交换来的东西的一定用途构成两个过程的最终目的。因此,这一点已经在形式上把资本和劳动间的交换同简单交换区别开来了,这是两个不同的过程”。因此,当蒲鲁东要把资本和劳动之间的交换归结为作为交换价值的商品的简单交换从而抽掉其特殊性时,马克思强调不仅要找出在资本和劳动的关系中最初包含的各种简单规定,即普通的简单交换(流通)范畴意义上的一方作为货币(潜在的资本)和另一方作为商品的劳动之间的交换,而且要找出这些规定的进一步发展,即一方作为资本占有另一方劳动这一特殊的交换范畴意义上的交换同先前规定,即普通的简单交换(流通)之间的内在联系。这两个过程的综合就是货币转化为资本的过程。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这两个过程的比较分析,对资本支配劳动的经济权力作了透视。

资本与劳动交换的第一个过程属于简单的商品交换。但是,这其中已经潜在地包含着作为交换价值的货币对作为使用价值的劳动力的支配。原因在于,在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条件下,尽管工人是自由的,但是,自由的工人拥有的只是自身的劳动力,为了维持自身的生存,他不得不出卖自身的劳动力以换取资本家手中的货币来购买生活资料,这时候货币作为潜在的资本已经取得了对活劳动的统治权。

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第二个交换过程是特殊的商品交换过程。它决定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本质,即资本在雇佣劳动基础上占有雇佣工人剩余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马克思指出,资本取得对活劳动的统治权就是为了增殖自己的价值,而资本主义劳动过程表现为资本的生产过程与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工人的活劳动作用于劳动材料的过程,价值增殖过程是通过工人的活劳动的消耗,不仅把劳动力自身的价值创造出来,而且创造出比劳动力自身价值更大的价值,即剩余价值。而这个剩余价值就是资本增殖的部分。因此,本来是自由和平等的交换,却造成了这样一种状况:劳动的产品表现为他人的财产,表现为独立地同活劳动相对立的存在方式,表现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异己的“他人的权力”,这时候劳动就变成生产资本的雇佣劳动。与此同时,资本权力也要把活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以便资本权力继续统治劳动能力。具体来讲就是:

一方面,资本作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首先体现在劳动从属于资本方面。“事实上,工人一进入实际劳动过程,他作为劳动能力,就已经并入资本,不再属于他自己,而属于资本了,因而他工作的条件不如说成为资本工作的条件。”其次,资本作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体现在资本家要监督工人的劳动方面。“单个的工人现在不是作为独立的商品所有者,而是作为隶属于资本家的劳动能力进行劳动,因而是在资本家的指挥和监督下进行劳动,……这种指挥权属于资本。”最后,资本作为与活劳动相对立的“他人的权力”体现在资本对他人劳动的所有权方面。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劳动=创造他人的所有权,所有权将支配他人的劳动”。这是因为,在与资本家进行交换的过程中实现的劳动的交换价值,对资本来说是预先存在的,劳动之所以具有交换价值,只是由于它是使用价值。资本家换进的劳动是活劳动,是生产财富的一般力量,是增加财富的活动。因此,对于工人来说,他的劳动的生产性成了他人的权力;对于资本来说,通过占有他人劳动而使自己的价值增殖。另一方面,这种资本权力不断地被工人活劳动能力再生产出来,同时资本权力也再生产出活劳动能力。正是在资本权力与活劳动能力相互再生产的过程中,资本对活劳动能力的统治权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马克思讲道:“生产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结果,首先表现为资本和劳动的关系本身的,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本身的再生产和新生产。这种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实际上是这个过程的比其物质结果更为重要的结果。这就是说,在这个过程中工人把他本身作为劳动能力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资本,同样另一方面,资本家把他本身作为资本生产出来,也生产出同他相对立的活劳动能力。”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为了实现自身的增殖,它必须煽起活劳动能力的劳动火焰,以工资的形式为活劳动能力的生命过程提供必要的物质生活资料而使生产不断继续,在这一过程中,资本权力成为独立的、自在地同活劳动能力相对立的价值,这种价值对于劳动能力来说构成资本家的财富。

 

三、资本权力的宏观价值展望

 

在上述分析的基础上,马克思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对货币转化为资本的实质作了如下解释:“货币转化为资本,只会发生于下述场合:(1)商品生产,即作为商品的产品的生产,是生产的普遍形式;(2)商品(货币)同作为商品的劳动力(即实际上同劳动)相交换,因而劳动是雇佣劳动;(3)但是后者只有在下述情况下才会发生:客观条件,也就是(就整个再生产过程来考察)产品,作为独立的力量,作为劳动的非财产,作为他人的财产,因而按形式来说是作为资本,同劳动本身相对立。”马克思的这一解释实际上是对资本的微观经济权力的形成所作的解释。但是,马克思不仅从资本的微观生产来透视资本的经济权力,而且要从资本的宏观生产来透视资本的经济权力。然而,正是通过对资本宏观经济权力的透视,马克思发现整个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隐含着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发展的趋势就是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在此基础上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取代。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对资本宏观经济权力的运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及其结果作了揭示:“资本主义生产的三个事实:(1)生产资料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因此不再表现为直接劳动者的财产,而是相反地转化为社会的生产能力,尽管首先表现为资本家的私有财产。……(2)劳动本身由于协作、分工以及劳动和自然科学的结合而组织成为社会的劳动。从这两方面,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私有财产和私人劳动扬弃了,虽然是在对立的形式上把他们扬弃的。(3)世界市场的形成。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发展着的、与人口相比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以及虽然不是与此按同一比例的、比人口增加快得多的资本价值(不仅是它的物质实体)的增加,同这个惊人巨大的生产力为之服务的、与财富的增长相比变得越来越狭小的基础相矛盾,同这个不断膨胀的资本的价值增殖的条件相矛盾。危机是这样发生的。”概而言之,在马克思看来,资本宏观经济权力运行的本质,一方面表现为生产资料的集中,即资本积累与资本积聚导致“资本越来越成为社会力量”,“社会劳动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本的历史任务和历史权利”。具体来讲就是,资本借助于科学技术来不断地创造财富,形成“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人的相对独立性”与“人的普遍的依赖关系”,从而使人的需要不断得到满足并不断地扩大人的需要体系,使人的自由时间不断扩大,人的能力不断得到全面发展,这是资本的积极方面;另一方面,“异化的、独立化了的社会力量……作为物并且通过这种物作为个别资本家的权力而同社会相对立。”“越来越多的个人失去生产条件,处于同生产条件的对立之中。资本转化成的普遍社会力量同单个资本家对于这些社会生产条件的私人权力之间的矛盾越老越触目惊心。”具体来讲就是:一是资本作为支配整个社会生产的社会权力使得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同时造成相对人口过剩;二是资本作为支配整个社会生产的社会权力对劳动者剥削程度提高的同时造成劳动者的贫困;三是资本作为社会权力造就巨大的社会生产力的同时与人口过剩与劳动者的贫困相比造成生产相对过剩,这是资本的消极方面。资本的积极性与消极性是矛盾着的,表现为社会财富的最大发展与普遍的人的最丰富的发展缺失之间的矛盾,其直接结果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爆发。

因此,在马克思看来,要紧的是要在资本与劳动的对立日益尖锐化并造成经济危机的时候提醒无产阶级“注意眼前发生的事情,并且有意识地把这些事情表达出来”,力促无产阶级由自在阶级上升为自为阶级,通过无产阶级政治革命,剥夺剥削者所占有的社会生产资料,并自觉地利用资产阶级生产所造成的巨大的社会生产力,在社会占有生产资料的基础上重新组织社会生产,以实现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这些主张,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都得到了明确的表述。事实上,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对于德国人的解放就已表明不再求助于资产阶级所主导的纯政治革命的立场。这是因为,纯政治革命仍然以私有财产制度为基础的革命,因而,在实践中它仍然维护的是私有财产者的利益。在马克思看来,既然资产阶级作为占有私有财产的市民社会的一个等级只能完成政治解放而不能担当起人类解放的重任,那么,与资产阶级对立的不占有私有财产的无产阶级就能够成为人类解放的总代表。“解放就是人的解放。这个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它的心脏是无产阶级。”这里,“哲学”指的是关于否定私有财产制度基础上的真正的人的普遍解放的理论。因此,人类解放就是作为头脑的哲学与作为心脏的无产阶级相结合的产物。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必须具有整体的阶级意识,充分地、自觉地意识到人类解放所应具有的根本的意识诉求,即包括消灭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以及与作为此后果的无产阶级在内的真正的普遍人的解放。这就是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最后一段话用“高卢雄鸡的高鸣”所喻指的内涵。

 

来源:《河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7-08-05 09:1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