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是行动的先导，“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行动”。[2]（p443）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从理论上把握其根源脉络。显然，这个根源说到底就是马克思主义。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推进工人革命的进程中，就蕴含了对现代化命题的深邃思考。马克思恩格斯一方面肯定了资产阶级对人类社会现代化的积极作用，指出其“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p36）但其同时又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局限性作出了深刻批判，认为其不仅“没有消灭阶级对立”，[3]（p273）而且通过开辟世界市场和进行资本掠夺，更造成了“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未开化的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及“东方从属于西方”[3]（p277）的悲惨境况。由此，马克思恩格斯提出了无产阶级的现代化诉求，即通过对“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4]（p385）以最终达到“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5]（p297）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现代化理论进行发展创新，并提出了“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秩序+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等等++=总和=社会主义”[6]（p520）的著名公式。在实践中，列宁既通过科技和文化发展来推动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升，又基于自身实际对资本主义有益成分进行了批判吸收，在其领导下，苏维埃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系实现了稳序发展。

　　对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不懈追求，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奋斗目标。早在民主革命时期，党在科学继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的基础上，就对实现国家现代化的重大命题进行了初步探讨，如主张建立“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而‘为一般平民所共有’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等等。[7]（p1058）新中国成立初期，党中央明确提出“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8]（p132）的任务和目标。1957年，毛泽东更是将“现代科学文化”纳入社会主义国家建设范畴，由此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四个现代化”目标的形成。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的转型发展，我国也正式开启了对“中国式的现代化”[9]（p29）的新探索。（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邓小平明确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9]（p2）由此，我们党逐渐确立起了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路线，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指明了基本方向。此后，在江泽民同志及胡锦涛同志的领导下，党中央又基于全面建设小康和实现科学发展等维度，进一步丰富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论内涵，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正是在传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以及我们党的长期历史经验的基础上形成的。没有这些理论和经验积累，中国式现代化也就成了“无本之木”及“无源之水”。

　　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要善于从马克思主义及其中国化的理论高度，明确其内在的根源与历史脉络，但决不能局限在经典理论和历史经验的框架内，亦应在新时代的历史性变革中看到其创新性。理论和经验是新时代创新的前提根基，新时代的创新则推动了对经典理论和历史经验的深化拓展。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砥砺前行、奋发有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走上了新台阶。习近平指出：“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是几代中国共产党人接续奋斗的重要目标”，“也是我们党向人民、向历史作出的庄严承诺”。[10]习近平对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作出了创新性的阐释，如在农业现代化领域，在农业生产现代化的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走向“立体式复合型现代农业经营体系”[11]（p51）的新要求，为推进农业农村发展夯实了更加坚实的根基。在工业现代化领域，习近平则力主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并促其同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实现深度融合，以推动“四化”协同。不仅如此，新时代以来党中央还进一步提出了“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12]（p90）的战略新要求。也即，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过程，既有历史继承性，亦具有新时代创新性。作为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同新时代实际紧密结合的产物，其本质上体现出了历史传承与实践创新的有机统一。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兴党兴国的根本指导思想。”“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1]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1]这实质上是对党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的定位问题作出了明确，即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领导主体，也构成了其主导性的推动主体。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尤其是要把握其内在的驱动力量，就必须把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摆在核心位置。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性意蕴，是长期历史发展得出的必然结论。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毛泽东就指出：“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没有这样一个核心，社会主义事业就不能胜利”。[13]（p303）由此，其明确提出了“党是领导一切的”[14]（p305）重大命题。邓小平也曾告诫决不能动摇党的领导地位，否则“中国就要倒退到分裂和混乱，就不可能实现现代化”。[15]（p267-268）正是基于对党的领导核心的坚持，新中国成立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式现代化才实现稳序前行和不断发展。党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主导性意蕴，也是党的领导和执政优势决定的。在长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中，正是基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与全面领导，才克服了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一切艰难险阻，在有效破解局部性与短期性利益纷争的基础上，形成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创新动能。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得以开辟并不断取得成功，同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是分不开的。换言之，党的主导性推动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动力。

　　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既要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明确其主导性和权威性，但同时也不能忽视人民群众的根本主体性。人民群众是社会历史的根本主体，也是社会物质及精神财富的创造主体。在严峻的革命形势下，毛泽东就曾强调：“只要我们依靠人民……和人民打成一片，那就任何困难也能克服，任何敌人也不能压倒我们”，[7]（p1096）帝国主义之所以“外强中干”，根本上就在于“它没有人民的支持”。[16]（p1147）基于新时期的客观局势，邓小平亦指出，我国的改革和现代化建设要切实取得成功，就要“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由此“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15]（p342）而面对新时代的新形势，习近平亦多次强调了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极端重要性。在他看来，“人民是我们党的生命之根、执政之基、力量之源”“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17]（p63）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充分调动最广大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12]（p367）可以说，在中国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光辉历程中，坚持党的领导和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始终是紧密统一的。中国式现代化既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现代化，也是以人民为根本主体的现代化，这实质上构成了对西方现代化道路的现实性超越。正基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在强调坚持党的领导的同时，将“必须坚持人民至上”[1]作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明确提了出来。坚持党的主导性与人民主体性的有机统一，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优势来源。

　　现代化（Modernization）作为学术范畴，主要指的是18 世纪后，西方国家在工业革命的驱动下，在经济、政治、社会以及技术等领域产生的急剧变革的过程。[18]在全世界范围内，现代化虽起源于西方，但对现代化的追求实际上是全人类的事业，也是世界各国共同奋斗的目标。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明确，现代化作为社会历史过程本身并无固定的模板与程式，亦无一成不变之标准。只有坚持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才能在稳序发展中不断实现前进。换言之，把握党的二十大报告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特色及本质要求的界定，关键就是要始终做到坚持自主性。从世界现代化历程看，如果一个国家对自身现代化缺乏自主性的选择权利和意识，那么就极有可能沦为他国附庸而走向衰败。对此，从“华盛顿共识”影响下的拉美及东欧国家那里就可得到验证。[18]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得以成功开辟并不断推向前进，究其根源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绝不盲从和屈服任何外在势力，始终做到了对自身现代化方向、模式和步骤等内在要素的自主掌控。1930年，针对党内存在的教条主义错误思潮，毛泽东就突出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19]（p115）由此，党才开辟并逐渐形成一条独立自主的革命路线，并最终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新中国成立之后，邓小平更是明确指出：“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9]（p3）也正基于此，党才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新道路。可以说，坚持自主性是党在长期实践历程中形成的一条宝贵经验，也是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成功的内在根源。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言：“走自己的路，是党的全部理论和实践的立足点，更是党百年奋斗得出的历史结论。”[17]（p10）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自主性，但也绝不意味着就是孤立的、封闭的。恰恰相反，中国式现代化将不断扩大开放摆在了极为突出的位置上。坚持自主性有助于更加积极且主动地实现开放，而不断扩大开放，则为更好地实现自主创新提供了必要支撑。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决不能忽视其在具体运行进程中应有的开放性和包容性。在邓小平看来，“对外开放具有重要意义，任何一个国家要发展，孤立起来，闭关自守是不可能的，不加强国际交往，不引进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先进科学技术和资金，是不可能的。”[9]（p117）改革开放以来，在邓小平的积极推动下，我国社会经济实现了持续性发展。进入新时代以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更是以强烈的责任担当，在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的基础上，领导全国人民开创了全面深化改革与扩大开放的新局面。习近平指出：“开放是当代中国的鲜明标识”，[17]（p236）我们“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以着力“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全面开放新格局”。[20]（p296）基于此，新时代十年，我国的对外贸易实现了跨越式发展，据统计，2021 年，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达到6.05 万亿美元，服务贸易突破了8000亿美元，跃居全球第一，分别比2012 年增长了56%和70%，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达到了15.1%。[21]可以说，开放实现高水平的自立自强，开放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完善，同样是历史经验的证明。坚持自主性与开放性的有机统一，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也为其实现独立且稳序运行并不断取得成功提供了保障支撑。

　　从理论到实践、从历史到现实，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在展开过程中坚持做到了继承性与创新性、主导性和主体性以及自主性与开放性的有机统一，可以说，既有历史的必然性，同时也是人民的不二选择，但无论哪个层面，其实质都是奔着一个根本目标，即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西方列强欺凌，无数仁人志士奋起反抗，但都未取得彻底的胜利，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正如毛泽东所言：“我们共产党人，多年以来，不但为中国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而奋斗，而且为中国的文化革命而奋斗；一切这些的目的，在于建设一个中华民族的新社会和新国家。”[22]（p663）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经过长达28年的革命斗争，终于推翻了“三座大山”，使中国成为了一个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新中国成立以后，党领导人民通过社会主义革命，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华民族有史以来最广泛且最深刻的社会变革，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将经济建设摆在了中心位置，为推动国家的现代化和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进一步夯实了物质根基。正是在此基础上，党的十八大以后，党中央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出了更加紧迫和具体的要求，习近平明确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这个梦想”就是“强国梦”。[12]（p219）为此，其在具体实践中提出了内蕴“网络强国”“文化强国”“航天强国”“科技强国”“质量强国”“交通强国”等等构成要件的一系列强国目标。可以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共产党一以贯之的价值追求，也构成了新征程上党领导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奋力实现的中心任务。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强国，但同时也兼顾富民。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环境下，国家的强大与人民富裕本质上是内在统一的，国强为民富提供了前提和根基，而不断实现人民富裕则构成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目标。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中国共产党追求国家独立和强盛的过程亦始终同奋力实现民富紧密相连。早在1925年，毛泽东就提出了“为了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为了实现人民的统治，为了使人民得到经济的幸福”[23]（p21）的奋斗目标。可谓在党的历史上较早地将争取民族的独立同实现人民富裕联系在了一起，这对于推进中国革命的不断胜利是有重要意义的。新中国成立后，党中央在推进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历程中，更是将追求共同富裕作为党的执政目标明确提了出来。如1953 年，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中，就明确提出了“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24]（p442）（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发展任务，在他看来，我国的制度和计划就是要确保“可以一年一年走向更富更强”，“而这个富，是共同的富，这个强，是共同的强”。[24]（p495）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则更加深刻地阐明了社会主义同共同富裕的紧密关联性，即“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9]（p116）在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他明确提出了先富带后富，最终走向共同富裕的发展思路。正是在此基础上，党的二十大报告继往开来，在强调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基础上，将实现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视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国强又突出富民，显然构成了对西方国家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的现代化模式的现实性超越，也为其实践运行提供了更加坚实的动力来源。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必须把握强国性与富民性的有机统一，由此才能促其不断实现拓展和深化。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强国性，这也是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目标，但中国式现代化所追求和实现的强国，无论在内涵还是具体实现上又彰显出了自身的独特性与创新性，这种创新性既是目标上的，也是过程上的。从前者看，就是形成了较之西方现代化更为系统和整体的目标定位。对此党的十三大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任务，此后，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将新的历史时期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目标界定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25]（p1056）党的十九大则进一步将其拓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1]的战略任务。可见，中国式现代化绝非单一层面的现代化，而是具有鲜明的系统性和整体性，并随时代的发展不断实现创新与完善。概言之，这种整体性体现在政治层面上，就是在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不断扩大民主、完善法制，以着力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体现在经济层面上，就是积极通过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体现在社会层面上，就是要积极通过完善社会治理体系，不断提升社会建设水平，以维护安定团结的社会环境；体现在文化层面上，就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断提升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体现在生态层面上，则是要通过生态治理现代化来推动生态现代化，以形成高度发达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强调目标定位上系统性和整体性，根本上在于推动实现人的全面发展，这显然同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理论是内在相通的。正基于此，才确保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全面前进。

　　从后者看，就是形成了较之西方现代化更为稳态和渐进性的过程运行模式。20世纪80年代，美国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曾力主一步到位的转轨战略，然而，他的这套“休克疗法”不仅未带来发展稳定，反而给东欧和南美等国造成了灾难性经济危机。中国式现代化反对激进性的变革，坚持走渐进性发展道路。对此，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曾明确强调，中国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切从实际出发，不能把目标定得不切实际，也不能把时间定得太短”。[9]（p224）正是在他的领导下，党中央逐渐形成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三步走”的发展战略，即第一步，到1990年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到20世纪末实现小康；第三步，于21 世纪中叶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此后，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三步走”战略亦不断得到细化完善。譬如，1997 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了“新三步走”发展战略，对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战略安排作出了更加细致的部署。新时代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继往开来，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又进一步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分两步走”的战略安排。正是基于这种渐进性，才使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有足够的时间及空间来调适体制机制，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客观环境，也正是基于渐进性，才有效规避了激进变革带来的惨重代价。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强调要“坚持稳中求进、循序渐进、持续推进”[1]的发展方略，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既突出了目标定位上的系统性和整体性，也把握住了目标实现上的稳态性和渐进性。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须坚持整体性与渐进性的有机统一。事实上，这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在维持大局稳定的基础上，推动自身不断取得成功的重要根源。

　　中国式现代化亦强调富民性，但正如习近平所言，共同富裕既“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也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富裕”，[17]（p142）这亦表明要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则在把握其整体目标的过程中，亦须进一步对物质性和精神性富裕的内在关联性做出科学把握。一方面，要切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高度重视物质性财富的积累，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前提。早在1845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指出：“思想、观念、意识的生产最初是直接与人们的物质活动，与人们的物质交往，与现实生活的语言交织在一起的。”[3]（p72）“意识一开始就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只要人们存在着，它就仍然是这种产物。”[3]（p81）由此，其得出了“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6]（p38）的科学结论。换言之，要切实实现精神富裕，首先就要高度重视物质性财富的积累。从我国发展实践看，从1978年至2007 年，我国GDP 总量从3645 亿元增长到249530亿元，人均GDP 从381 元上升至10542 元，至2021年，我国GDP 总量攀升到1143670 亿元，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达到35128元。[27]正是基于社会经济水平的不断提升，才推动了教育文化卫生等事业的飞速发展，由此才为人民精神性需求的进一步满足奠定了现实根基。“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民族复兴的历史伟业，没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是万万不行的。正基于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没有坚实的物质技术基础，就不可能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

　　另一方面，要切实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也必须高度重视精神性财富的建构，这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有力保障。1940 年，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22]（p663）即在承认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同时，又充分肯定了社会意识的反作用。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实践中，毛泽东曾多次强调精神文明建设和精神财富积累的重要性，在他看来：“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就是由这里头出来的。”[13]（p162）为此，他历来重视发挥精神力量的能动作用，注重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针对改革开放后的新形势，邓小平在强调建设物质文明的同时，亦要求积极做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在他看来，“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9]（p144）由此推动了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水平的不断提升。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更是将挖掘和提炼优秀精神文化资源摆在了重要位置。习近平认为，“坚定理想信念，坚守共产党人精神追求，始终是共产党人安身立命的根本。”[12]（p15）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不断趋于完善，不仅构成了中国共产党人一笔宝贵精神财富，也为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坚实理念根基。由此可见，中国式现代化既重视物质性财富的积累，亦凸显出了建构精神性财富的内在价值，并实现了二者之间的紧密结合与有机统一，也正因为此，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中国式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1]

　　中国式现代化重视国家的整体性强大，同时又要求促进人民实现物质性和精神性共同富裕，事实上，无论达至何种目标都要通过高质量发展来加以破解和实现，而要不断实现高质量发展，一个重要前提就是建设和形成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对此，党的二十大报告从“产业链”“产业结构”“产业分工”“数字产业”“文化产业”“养老产业”和“乡村特色产业”等多个层面和领域作出了详细阐释。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强调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根源于三方面：其一，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是推进现代经济体系建设的前提支撑。产业体系是经济体系的基础与内核，唯有不断形成科技创新、实体经济、人力资源和现代金融等协同发展的产业体系，才能不断提升产业供给质量，进而推进经济体系的不断优化升级。其二，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也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举措。新发展格局强调自立自强，达到这一目标需要我们积极推进产业链同创新链实现紧密融合，尤其是要切实把握制造业创新发展的新方向和新趋势，在不断改善我国生产要素质量和配置水平的基础上，全面优化升级产业结构，由此才能为新发展格局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撑。其三，推动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更是我国赢得世界大国竞争主动权的迫切性需要。当前，世界政治经济格局日趋复杂化，产业竞争已成大国竞争之主战场，我国要避免在此过程中“掉队”甚至落入“中等收入陷阱”，亦必须通过积极推进现代化的产业体系建设，来打造出韧性完整的产业链与供应链，由此才能进一步将经济安全、产业安全紧紧掌握在自己手中，这也是“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应然之义。

　　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既要看到其内在的产业性要求，同时也不能忽视应有的生态性。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对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作出了极为深刻且系统的阐释。习近平明确指出“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12]（p208）在他看来，“中国现代化是绝无仅有、史无前例、空前伟大的。现在全世界发达国家人口总额不到十三亿，十三亿人口的中国实现了现代化，就会把这个人口数量提升一倍。走老路，去消耗资源、去污染环境，难以为继。”[28]（p3）因此，“中国要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必须要走出一条新的发展道路”，[28]（p7）即着力“实现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协同推进”。[28]（p27）事实上，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建构，本身就内蕴了生态发展的基本诉求。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不仅要满足人民不断增长的生产和生活需求，更旨在满足生态建设的美好需要，即通过改变过多依赖增加物质资源消耗、过多依赖粗放扩张和过多依赖高能耗高排放产业等的发展模式，把推动形成绿色低碳的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上，以加快形成绿色循环低碳的产业体系。[29]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在不断深化和拓展的历史进程中，产业性与生态性二者并非不可克服之矛盾，而是在本质上实现了有机统一，这也是其区别于超越西方现代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所言：“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1]

　　中国式现代化强调继承又呼唤创新，强调政党主导又呼唤人民主体参与，强调独立自主又力主开放创新，强调整体建构又注重循序渐进，如此等等无不在客观上表明其过程展开绝非任性随意，而是有着自身严密的法度和原则。要科学加以认识，亦须深刻把握这一点。早在1979 年初，邓小平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就明确提出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政治主张，并将其作为“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5]（p164）由此，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了党和国家生存发展的基石。党的二十大报告更是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应坚持的五大原则，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深化改革开放”和“坚持发扬斗争精神”。[1]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强调原则性，一是因为原则问题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作为立党和立国之根本，其规定了党和国家由谁来领导、采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走什么样的道路和实行什么样的制度等一系列根本性命题，其不仅决定着国家性质及其发展方向，亦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二是因为原则问题也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实现深化拓展的根本保证。在新征程上，唯有坚持与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保障中国式现代化的正确方向，也唯有坚持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并坚持发扬斗争精神，才能确保形成团结稳定的发展环境，进而实现统一意志和统一行动。诚如邓小平所言，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否则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15]（p173）

　　科学认知中国式现代化，要坚定地把握其根本原则，但绝不能“固步自封”或“作茧自缚”，而是在坚定重大原则的同时，也要明确和掌握其在具体策略上应有的灵活性。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就曾明确提出：“我们的原则性必须是坚定的”，但“我们也要有为了实现原则性的一切许可的和必需的灵活性”。[30]（p1436）正基于此，才为促进全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以及推动新中国各项建设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根基。针对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经济运行中出现的各类风险和难题，邓小平在力主推进“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过程中，亦强调“在实际工作中，在调整时期，我们可以加强或者多一点计划性，而在另一个时候多一点市场调节，搞得更灵活一些”，[9]（p306）由此为新时期我国社会主义经济的稳序发展提供了更加坚实的保障。在坚持原则的同时强调策略运用的灵活性，同样是新时代党中央治国理政的重要特征。2014年，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就对原则性和灵活性之间的内在逻辑作出了深刻剖析，在他看来，政策的贯彻执行“既不能以灵活性损害原则性”，也“不能以原则性束缚灵活性”，由此才能“一步一个脚印、稳扎稳打向前走”。[12]（p107）此后，他又多次对灵活运用策略作出阐释，如在货币政策上，强调要“更加灵活适度”，在内外贸、投融资等方面则要求“探索更加灵活的政策体系”等等。某种程度上，既旗帜鲜明坚持原则，又保有政策策略上的灵活性，并实现二者的有机统一，可谓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取得成功的优势根源，也为其在实践中的深化拓展夯实了根基。

　　中国式现代化的原则性为现代化的稳序运行构筑了坚实根基，而其在方法和策略层面彰显出来的灵活性，又进一步推动了发展效率的不断提升。换言之，中国式现代化对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紧密把握，也为其实现效率性与稳定性的有机统一提供了现实可行性。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不断取得成功，很大程度上就在于其彰显出了较之西方现代化更强的发展效率。1986年，邓小平在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就曾讲道：“现在的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这样，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9]（p180）“搞四个现代化不讲工作效率不行”,[9]（p179-180）“必须解决效率问题”。[9]（p180）正是在这一观念驱动下，新时期以来我国社会经济才实现了快速复苏并维持了持续性的增长，创造出了以往任何国家与地区都未曾出现过的发展奇迹。进入新时代之后，党中央在推进高质量发展的进程中，亦突出了效率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习近平指出：“高质量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效率、资本效率、土地效率、资源效率、环境效率”，[20]（p216）不仅如此，还要不断“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20]（p26）也正基于此，新时代十年我国社会经济各领域发展才进一步取得了突破性的伟大成就，不仅历史性地消灭了绝对贫困问题，实现了中华民族近百年来的美好夙愿，而且通过优化供给等途径，亦带来了发展结构的优化升级和供给质量的不断提升。可以说，高效率性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优势来源。

　　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能创造中国奇迹，又在于其始终将做好安全与稳定工作摆在了突出的位置上。在领导我国社会经济建设的过程中，邓小平既强调了效率性的基本原则，但同时也对保持大局稳定作出了突出性阐释。譬如，1987 年，在会见美国国务卿舒尔茨时，邓小平就指出：“中国要搞四个现代化建设，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形势不行。”[9]（p207）1989 年，在会见美国总统布什时，邓小平进一步讲道：“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9]（p284）在他看来，“我们搞四化，搞改革开放，关键是稳定”，因此，“中国不能乱”,“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9]（p286）（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邓小平对大局稳定的突出强调可谓高瞻远瞩，不仅未对效率建设构成现实阻滞，反而进一步为社会经济体系的稳序和高效运行创造了良好空间，更为此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深化推进提供了政治保障。面对“两个大局”的宏观背景，习近平亦多次强调了维持社会大局稳定的重要性。他认为：“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只有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改革发展才能不断推进。”[12]（p84）“我们必须保持清醒头脑、强化底线思维，有效防范、管理、处理国家安全风险，有效应对、处置、化解社会安定挑战。”[12]（p202）由此，推动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实现了历史性变革。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亦须坚持效率性与稳定性的有机统一，这也是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保障。

　　正如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和“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也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和“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更是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1]这一系列的界定不仅言明了中国式现代化较之于西方现代化的不同特征，亦在更加宏观的层次上对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性意义作出了深刻揭示，即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世界现代化进程中诞生的一种新道路和新模式，既有着自身的民族性和特殊性，同时又对世界发展带来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因此，科学认识中国式现代化，除了要明确主体、理论、策略、方法等微观要素的内在逻辑关联外，还应从民族性与世界性有机统一的高度作出科学把握。

　　中国式现代化之所以为“中国式”的，首先就在于其有着鲜明的民族性底色。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性即表现在其有着丰富的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底蕴。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深深根植于优秀传统文化当中。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无论是对“民惟邦本”之民本观念的积极崇尚，还是对“天人合一”和“天下大同”之理念与信念的探索追求，均内蕴了“解答西方现代化道路总问题也是人类总体性危机的基本提示”，也为“扬弃和超越西方现代化道路”提供了“重要逻辑”。[31]另一方面，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则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坚实的内在动力支撑。在长期的实践历程中，我们党不仅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亦形成了丰富的文化资源，由此确保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迈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民族性也表现在其是构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从民主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和展开社会主义改造，以在中华大地上真正建起社会主义制度，从推进改革开放到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推进我国社会经济实现飞速发展，从精准脱贫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开启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不断进行自我革新与自我完善，并逐渐成长为一条真正契合中国实际、反映人民意愿和适应时代要求的正确道路。正如习近平指出的：“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长期实践探索的成果”。[32]沿着中国式现代化不断前进，必将推进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

　　中国式现代化是民族性的，但同时也是世界性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12]（p309）中国式现代化的世界性，不仅基于上文所论及的开放性得以显现开来，而且通过自身的探索和实践，亦为推动世界发展和整体现代化提供了新路径。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为世界现代化开辟了一条新道路。长期以来，西方现代化一直主导着人类的现代化进程，这种以资本扩张为内核的现代化，虽然在一定时期内实现了较快发展，但也在世界范围内造成了西方中心主义的霸权逻辑，导致后发国家沦为西方国家的附庸。如何打破西方现代化带来的依附效应，已成为后发现代化国家一项紧迫的时代课题。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强调以人民为中心和基于自身实际进行开拓创新，主张规范和引导资本实现健康发展，其在实践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可以说不仅为后发现代化国家处理好人本与资本的关系提供了中国方案，也“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33]（p64）另一方面，中国式现代化亦实现了对世界格局与面貌的深刻改变。正如毛泽东所言：“中国应当对于人类有较大的贡献。”[13]（p157）在这一理念指引下，中国式现代化亦摒弃了西方现代化的暴力掠夺手段，在国际社会始终高扬和平发展的大旗，坚持同世界各国互利共赢。通过共建“一带一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亦带动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群体性崛起”，由此在加速国际格局演变的过程中，使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与合理的方向进行发展，由此反过来又为中国的发展营造了更加良好的国际空间。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既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着力实现二者紧密结合与有机统一，才能达到和实现“在坚定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中谋求自身发展，又以自身发展更好维护世界和平与发展”[1]的价值目标。

　　总之，中国式现代化作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内蕴了多重有机统一关系，其中各相关要素可谓一环紧扣一环，进而构成了一个系统性工程，其既有世界各国现代化的共性特征，同时又彰显出了自身的特殊性，其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中汲取营养与能量，在长期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历程中逐步实现自我的丰富和完善，进而又从中国不断走向世界，已然在实践中打开了一幅独特且多彩的动人画卷。诚如罗荣渠所言，现代化是一个包罗宏富、多层次、多阶段的历史过程，很难一言以蔽之，唯有从不同角度对其展开分析和研究，（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才能形成科学全面的认识。[34]（p12）当前，要坚定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自觉和道路自信，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对其内涵和外延等做出科学剖析，唯有在理论和实践中坚持把握住继承性与创新性、主导性与主体性、自主性与开放性、强国性与富民性、整体性与渐进性、物质性与精神性、产业性与生态性、原则性与灵活性、效率性与稳定性、民族性与世界性等十个层面的有机统一，才能全面理解党的二十大报告有关中国式现代化特色与本质要求的内在深意，进而才能为促其不断实现深化和拓展提供科学指引，这既是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必然要求，也是新征程上走好“五个必由之路”和继续推进理论创新的题中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