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奋斗波澜壮阔、成就辉煌，而且与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等在时间段和内容上存在重合，如何凸显中共党史视角，是我们首先要解决的问题。进入新世纪，党史学界有一个高度共识，即党的历史是不懈奋斗史(包括不怕牺牲史和为民造福史)、理论探索史和自身建设史的有机统一。由此出发，看新时代的中国共产党，经过百年历练，无论是在历史经验、治国理政能力方面，还是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理论创新方面，在开展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方面，均达到一种新高度、进入一种新境界，可谓百年正当风华正茂。

　　中国共产党历经大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接续磨砺，走出了独具中国特色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道路，完成了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接着，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然后，大刀阔斧改革开放，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的路，迎来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在凯歌行进、铸就辉煌的过程中党积累了丰富的历史经验、治国理政经验，对此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作出了系统总结。当然，在一百年的奋斗历程中，党也犯过错误、走过弯路，有过沉痛的教训。民主革命时期，曾经犯过数次“左”右倾错误，尤其是“左”倾教条主义几乎葬送中国革命。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也非一帆风顺，曾发生过“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等错误，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内乱，极大地阻碍和扭曲了社会主义事业。习近平指出：“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积极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2)，坚持真理、修正错误。改革开放以来，党再没有出现全局性失误的事实就很能说明问题。不仅是在内政方面，经历过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对立，经历过中苏、中美严重对抗和关系正常化，经历过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颜色革命”冲击，经历过经济全球化、科技革命日新月异考验以及种种国际风波、外交风波考验的中国共产党，在科学研判时代特征、世界大势，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方面，其远见、智慧、定力、能力、水平在新时代均达到一种新境界。环顾世界，拥有百年历史且经历革命建设改革、经历苦难辉煌、积累有正反两方面丰富经验，且执政70多年把一个落后的人口最多的国家建设成为综合国力位居世界前列的国家的政党，可谓绝无仅有。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决议和党的二十大报告对于新时代历史性成就的系统总结，便是对新时代党治国理政能力和水平的最好诠释。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3)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一大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成功解决了战争与革命时代主题下、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中，中国民主革命的对象、领导者、主力军、同盟军，中国革命道路，党的建设，以及民主革命胜利后怎样开展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等一系列攸关党和国家前途与命运的重大理论问题。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全球化快速推进，科技革命日新月异，世界多极化在曲折中发展的世界潮流中，立足于中国实际，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时代课题不懈探索，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形成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引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大踏步迈入21世纪。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立足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新飞跃之“新”，新在以大量原创性思想成果标注了马克思主义发展的时代新高度，如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的重要论断，即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学说的新发展；如提出“全过程民主”，即是对马克思主义民主理论的新发展；（公众号：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如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即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的新发展。新飞跃之“新”，新在提出以“十个明确”“十四个坚持”为四梁八柱的理论体系，系统回答了“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时代课题；新在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论断，深刻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大时代课题；新在提出“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新思想，科学回答了“新时代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新的飞跃表明，从革命到复兴，一代代中国共产党人围绕“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接续探索、不断创新，及至新时代，党无论是在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方面，还是在理论创新创造方面，均达到一个新高度、进入一种新境界。

　　“自从党成立以来，我们党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内部变质、变色、变味，丧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政治本色，背离党的宗旨而失去最广大人民支持和拥护。”(4)从某种意义上讲，党的百年奋斗历史，就是一部以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的历史。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奠定了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的党建基本框架，尤其是确立了着重从思想政治上建党的原则，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事业的成功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展开。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围绕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条件下“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5)的重要课题，提出“在党的建设上走出一条不搞政治运动，而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新路子”(6)，提出“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生死存亡”(7)，开创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创造性地探索和回答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这个重大课题，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推向21世纪。(8)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紧紧围绕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先进性建设这条主线，面对“四大考验”和“四种危险”，以改革创新精神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继续推向前进。进入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党风和廉政建设为突破口，以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壮士断腕的勇气魄力祛疴治乱，以十年磨一剑的恒心定力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并全面巩固，清除了党、国家、军队内部存在的严重隐患，确保了党和国家长治久安，党的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开创了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境界。经过百年自身建设的实践和经验积累，尤其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实践，党已经找到了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律的第二个答案——以自我革命精神全面从严治党，并以自我革命带动社会革命。经历百年革命性锻造的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焕发出强烈的历史自信和历史主动精神，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显著增强，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坚强政治保证。

 

　　作为一个国家，发展是主题；作为一个执政党，发展是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而经济发展永远是一个民族国家最重要最实在的基础。在新中国建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基础上，历经新时代十年发展，我国无论就综合国力、经济总量、科技实力、基础设施而言，还是就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三次产业结构、城市化率、教育普及、社会保障体系而言，均处在并跑甚至领跑世界现代化的国家行列里，中华民族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伟大复兴。

　　自人类社会进入世界历史阶段后，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便成为一切民族尤其是被压迫民族孜孜以求的梦想。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终于摆脱了经济上被剥削、政治上被压迫、文化上被奴役的历史命运，建立了新中国，从而为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创造了必须前提，提供了现实可能。但是，可能性并不等于必然性。新中国成立之初，党面对的是一个饱经战火蹂躏、工业基础极其薄弱的国家。1952年，中国国民收入只相当于美国的7.5%、苏联的31.6%、英国的53.8%，人均收入只有美国的2.3%、苏联的10.3%、英国的5.2%，差距堪称天壤之别，更遑论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9)中国共产党意识到，“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10)经过30年努力，新中国终于建立起门类比较齐全、布局趋向合理的工业生产体系，形成了全国交通网络的基本骨架，取得了以“两弹一星”为标志的国防尖端科技的重大突破，实现了中国经济前所未有的历史性跨越。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尽管为当代中国发展打下了基础，但毋庸讳言，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仍然未能改变“几亿人口搞饭吃”的落后状况，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不仅使整个国民经济几乎到了“崩溃的边缘”，更暴露出计划经济体制的严重弊端。重工业一马当先，农业、轻工业长期“短腿”，国民经济结构畸形；高投入、高消耗、低效率、低消费，恶性循环、愈行愈显。面对这一国情，邓小平尖锐地指出：“如果现在再不实行改革，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和社会主义事业就会被葬送。”(11)由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开启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在改革开放强有力推动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入高速发展的快车道。从1978年到新世纪之初，中国经济年均增长9.52%，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7.4倍，远远超过了改革开放初期确定的翻两番目标。(12)从2006年开始，中国的经济总量以“每两年10万亿元的增量上升”，到2010年已经突破40万亿元，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从下中等收入国家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13)

　　经过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新时期以来的长期努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从党的十八大到党的二十大，既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激荡交织、充满风险挑战的极不寻常、极不平凡的十年，也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历史交汇的极为特殊、极为关键的十年。

　　从历史的宏阔处看，越是伟大的事业、就越是充满艰难险阻，一部新中国史就是一部不断攻坚克难、进行顽强斗争的历史。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科学锚定“两个大局”历史方位，进行了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在顽强斗争中打开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新时代的十年是“极不寻常、极不平凡”(14)的十年，言其“不寻常”，在于这十年既是我国实现民族复兴伟业的关键时期，又面临着国内经济发展进入“三期叠加”、结构性体制性矛盾不断凸显等内部风险，与高端技术“卡脖子”、经济科技“脱钩”等外部风险并存的复杂局面；在于这十年正值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同时又在世纪疫情叠加刺激下释放出更多风险挑战，客观上加剧了我国遭受外部打压、遏制的风险，增加了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压力，等等。言其“不平凡”，在于十年来，党把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摆在首位，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战疫情、斗洪峰，反贫困、建小康，稳经济、促发展，化危机、应变局”(15)，有效应对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风急浪高甚至是惊涛骇浪的风险考验。特别是面对世纪未有的新冠疫情，党作出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大决策，在新冠疫情蔓延的2020年中国成为世界唯一实现经济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在新冠疫情肆虐的2021年经济总量“占世界经济比重达18.5%”，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源”与“压舱石”，以显著成绩证明中国用最科学、最经济的办法取得了防控新冠疫情全球最好的结果。(16)

　　从历史的纵深处看，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将我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强国，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续推进实现全面小康的伟大事业，坚持精准扶贫、尽锐出战，打赢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力度最强的脱贫攻坚战，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周密部署党和国家事业发展战略，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国内生产总值从2012年的54万亿元增长至114万亿元，稳居世界第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39 800元增加到81 000元，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由16 500元增加到35 100元(17)；坚持推动创新驱动发展，产业结构与经济结构持续优化，不仅取得了载人航天、探月工程、深海工程、量子通信、超级计算、大飞机制造等一大批标志性重大成果，更在“中微子振荡、铁基超导、脑科学等前沿方向上”实现重大突破，战略性新兴产业与传统产业深度融合，“工业化和信息化、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融合发展进程加速，制造业增加值稳居世界首位”，我国经济发展实现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国家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都有巨大跃升。(18)中华大地“信息畅通，公路成网，铁路密布，高坝矗立，西气东输，南水北调，高铁飞驰，巨轮远航，飞机翱翔，天堑变通途。”(19)超大规模的现代化基础设施彰显着当代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发达程度。新时代的中国城镇化率已经达到64.7%，高等教育实现大众化，社会保障体系实现全覆盖，生态环境保护取得历史性、转折性、全局性变化，中国天更蓝、山更绿、水更清。

　　综上所述，在老年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患者中实施心理护理干预对患者的抑郁焦虑状态及生活质量的影响具有积极地作用。

　　总之，历经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我们不仅胜利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而且成功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长期未能很好解决的发展方式、协调机制等重要问题，克服了许多可能迟滞甚至中断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风险挑战，对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认识更加深入、战略更显成熟、实践更为丰富，为民族复兴伟业提供了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中国改革开放的全部内容和根本主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体现在方方面面，特别是引发广泛关注的成就和道路。但是，成就背后是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提供了支撑，道路行稳致远背后也是制度提供了保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区别也主要体现在制度创新上。在新中国奠定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基础上，在改革开放以来制度创造创新基础上，历经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更加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显著提升。制度具有根本性、长远性，一个经过实践证明优越且日趋成熟稳定的制度是民族复兴最可靠的保证。

　　在改革开放前党带领人民建立的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包括党的领导、人民代表大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民族区域自治等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制度，以单一公有制与高度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为主要内容的经济制度，以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文化制度等基础上，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的伟大征程。面对长期以来社会主义优越性的宣传与生产力落后的现实之间的强烈反差，面对人民群众的思想疑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人深刻认识到“生产要真正发展起来，相应的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能够逐步提高，这才能表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20)以此为基础，邓小平进一步产生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元问题”的追问，衍生出对社会主义条件下实行什么样的所有制、分配制度以及如何高效率地配置资源等重要问题的再思考。正如恩格斯所言，“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21)，在邓小平高频言说“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的80年代中期，正是经济体制改革取得重大进展的重要时期。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加快以城市为重点的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步伐，到党的十三大明确提出“利用市场调节决不等于搞资本主义”，确立建立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新体制的改革目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雏形已然呈现。(22)在此之后，经过邓小平1992年南方谈话，以及党的十四大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可以说“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23)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基本确立，与传统社会主义的单一公有制、名义上按劳分配实际上是平均主义盛行的分配、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相比，“中国特色”的制度创造创新十分鲜明。基本经济制度的重大突破，带来整个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变革，突破了僵化的体制机制束缚，为实现民族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生机活力的体制机制。

　　如果说新时期是改革开放破冰突围、局部实验的时期，那么新时代则是改革开放系统集成、全面推进的时代。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指出：“恐怕再有三十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24)回看历史，逐步打破旧有体制机制，不断实验、确立、调整新的体制机制，是改革开放前中期的重要特征，在释放出巨大活力、积累了许多经验的同时，又形成了诸多制约改革开放继续推进的新的体制机制障碍。对于改革开放呈现出的这一新的时代特征，习近平多次以“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进行概括。这一方面是因为改革越往前推进，改革的关联性和互动性越明显增强，改革的风险显著提升，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改革越往纵深发展，“发展中的问题和发展后的问题、一般矛盾和深层次矛盾、有待完成的任务和新提出的任务越交织叠加、错综复杂”(25)，改革的阻力越来越大。深水区之“深”与攻坚期之“坚”，意味着新时代改革开放的制度建设分量更重，“更多面对的是深层次体制机制问题，对改革顶层设计的要求更高，对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要求更强，相应地建章立制、构建体系的任务更重”(26)。为此，党的十八大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必须不失时机深化重要领域改革，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制度体系，使各方面制度更加成熟更加定型。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围绕“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这一总目标，规划涵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以及党的建设等15个领域，包括60项具体改革任务的全方位改革。(27)从十八大到十九大，党中央出台1 500多项改革举措，尤其在加强党的领导、推进依法治国、理顺政府与市场关系、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与社会文明程度、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方面的制度建设进展明显。(28)

　　党的十九大以来的五年，以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为主线，全面深化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国防军队以及党的建设等各方面各领域的制度改革，“制度”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主题词与关键词。首先，党的十九大提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与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两步走战略，其中就包括“各方面制度更加完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基本实现”与“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等重要内容，这为全面深化改革构划了战略蓝图。由此出发，从党的十九届二中全会到五中全会，党中央先是专门研究宪法修改问题，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取得的重大创新成果上升为宪法规定；再是出台党和国家机构改革方案，推动构建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高效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继而做出《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 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了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要求、总体目标和重点任务，对新时代我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应该坚持和巩固什么、完善和发展什么作出全面解答，对党和国家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以及各领域、各方面的重要制度进行了系统梳理和全面部署，推动制度优势更好转化为国家治理效能，更好发挥制度的根本保障作用。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又就如何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如何更好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如何更好增强制度供给、提升制度执行力，把我国制度优势更好转换为国家治理效能进行了科学的战略部署。经过新时代十年变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全面深化改革持续推进，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各领域基础性制度框架基本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定型，特别是形成了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制度体系，党的全面领导得到前所未有的加强，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最高政治原则得到有力贯彻，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显著提升，标注了“中国之治”的时代高度，筑牢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制度根基。

　　从五百年社会主义发展史看，中国的社会主义运动只占1/5的比重，但它却以后起勃发的态势将科学社会主义成功推向21世纪，标注了社会主义发展的新高度。从社会主义在中国到社会主义中国，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命运始终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休戚与共、相互激荡。历经百年风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蓬勃发展的昂扬姿态，自信地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没有辜负中国，中国也没有辜负社会主义！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给苦苦探寻救亡图存出路的中国人民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全新选择”(29)。中国共产党人不仅觉察到十月革命“是代表人类共同的精神”(30)，更看到“从事中国改造不着眼及于世界改造，则所改造必为狭义，必妨碍世界”(31)。以党的二大为标志，中国共产党正式加入共产国际，并在理论上明确“中国的反帝国主义的运动也一定要并入全世界被压迫民族的革命潮流中，再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联合起来”(32)。由此，中国革命在形式上虽是一国的革命，但实质上已经成为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正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刻影响下，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才得以孕育，近代以后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才得以根本改变。

　　以十月革命为起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第一个40年可以说是凯歌行进的40年。经过40年的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在20世纪50年代展现出前所未有的辉煌前景：从亚非到拉美、从东半球到西半球，社会主义都在胜利进军，中国也是在这一时代潮流中阔步走进社会主义，从而为民族复兴奠定了根本制度基础，彼时之世界格局与时代大势确乎展现出“东风压倒西风”的宏大气象。但历史发展的道路从来都是曲折的，世界社会主义在如日中天的同时，以斯大林体制为主要特征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也日益显现。以苏共二十大为起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开启了以改革为主题、同时又充满曲折的第二个40年。在社会主义各国改革大潮涌动的1956年，毛泽东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也开启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尝试。但是，由于社会主义体制刚建立不久，由于中共领导人在“一五”计划的巨大成就中看到的更多是斯大林模式之利而非其弊，由于波匈事件在国际共产主义阵营内部引发的动荡等等，诸种因素叠加在一起使得这次改革很快限制在“原则和苏联相同，但方法有所不同”(33)的框架内，尤其是在“左”的错误影响下，中国的社会主义之路不仅在“一大二公”“消灭私有制”等问题上走得比苏联更远，更发生了“大跃进”“文化大革命”的严重失误。同时段苏联东欧国家的改革也是走走停停，没有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体制日益僵化，最终以败亡为世界社会主义的第二个40年画上了句号。

　　历史的发展总是辩证的，兴盛与危机往往相伴而生。在“左”与极“左”的错误影响下，中国“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时间，实际上处于停滞和徘徊的状态”(34)；但也正因为如此，尤其是“文化大革命”带来的巨大破坏，让中国共产党充分认识到“旧的那一套经过几十年的实践证明是不成功的”(35)，改革一经启动就难以逆转，从而创造了崭新的社会主义模式，名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潮、“历史终结论”甚嚣尘上的90年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断成功，不但牢牢捍卫了中国的社会主义阵地，更为越南、老挝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提供了经验借鉴，避免了社会主义“又要长期在黑暗中徘徊了，又要像马克思所说的那样作为一个幽灵在世界上徘徊了”(36)的历史悲剧。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新时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持续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在理论和实践上不断创新突破，带领中国人民走出一条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出一种资本主义文明秩序之外的社会主义文明新形态，以新时代十年伟大成就向世界宣示：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

　　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体现在经过新时代十年变革，形成了一条可以替代资本主义现代化的新道路，社会主义呈现新气象。自科学社会主义诞生以来，“两个必然”与“两个决不会”就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最根本的行动指南。十月革命以来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曲折发展证明，“两个必然”的最终实现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两个决不会”决定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存的格局将长期存续。因此，传统社会主义之败，根本败在只看到“两个必然”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抗面，而忘记了“两个决不会”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统一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兴，兴在党认识到社会主义不仅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更是其“后继者”。不能否认，资本主义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现代化有着本质不同，前者是以资本为中心、两极分化、物欲膨胀、对外扩张掠夺、人与自然关系日趋紧张的现代化。但同样不能否认，资本主义现代化在生产效率、资源配置、法律规范等方面有着明显的优势。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一方面充分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化文明的合理成果，既充分发挥好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又有效遏制资本的消极作用，既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又更好地发挥政府宏观调控的作用，既坚持党的领导，又坚持依法治国等等；另一方面，在坚持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基础上，走出了一条以人民为中心代替以资本为中心、以共同富裕代替两极分化、以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代替物质主义膨胀、以和平发展代替对外扩张掠夺的全新现代化道路，实现了对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全面超越。

　　列宁指出：“必须实际地表明，即用榜样来表明共产主义的意义”(37)。冷战结束后，由于世界社会主义遭受严重曲折，由于西方发达国家大肆推行“文化帝国主义”，诱迫其他国家接受其构造的现代化国家的“理想类型”，一些发展中国家陷入“现代化就是西方化、资本主义化”的迷思，但后果是“有的四分五裂，有的战火纷飞，有的整天乱哄哄的”(38)。相较之下，创造了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社会主义中国，对因追逐西方现代化而付出惨痛代价的一些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具有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对中国投以羡慕的眼光，纷纷表示要向中国学习治国理政经验”(39)。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不仅提升了社会主义的声誉，更增强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的信心。2021年3月，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根纳季·久加诺夫在《真理报》撰文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经验证明，20世纪末社会主义的失利，并不是各种反共产主义者喜欢说的‘乌托邦社会主义计划的失败’……在中共领导下，中国人民有能力应对时代的一切挑战，沿着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前进。”(40)秘鲁共产党(红色祖国)主席莫雷诺·罗哈斯认为，“中国的胜利就是社会主义的胜利，必将惠及世界各国人民，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4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成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发展的旗帜，成为振兴世界社会主义的中流砥柱，为科学社会主义新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国没有辜负社会主义，体现在经过新时代十年变革，世界格局与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回顾社会主义运动史，社会主义的每一次飞跃，都必然伴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巨大危机：如19世纪中叶由第一次世界性经济危机及其引发的三大工人运动，促成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飞跃；如20世纪前半叶爆发的两次世界大战，推动了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从一国到多国的飞跃。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虽然赢得了冷战的胜利，但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资本主义的制度性痼疾。因此，当进入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的时候，人们看到，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但加速演进，社会主义中国更越来越成为大变局中的关键变量。大变局之“变”，集中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社会危机、价值危机在21世纪的凸显；具体表现为贫富极大分化、民粹主义泛滥、社会撕裂、政治极化、逆全球化倾向抬头等等纷繁乱象；特别表现为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国家内部遭受强烈质疑。相较之下，中国不仅如期建成了全面小康社会、创造了人类社会减贫史上的奇迹，更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不仅集中精力办好了自己的事情，更作为“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42)，为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赞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21世纪显示出的旺盛生命力和巨大优势，雄辩地证明了社会主义失败论的失败、历史终结论的终结、共产主义虚无论的虚无。无论是资本主义西方世界当代之乱，还是社会主义中国新时代之治，都在昭示着世界社会主义实现新的飞跃的现实性，都在彰显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必然”科学预言的真理性。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明形态的不断完善，随着中国稳步建成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世界社会主义在第三个40年必将掀起一波新的浪潮，马克思恩格斯关于“两个必然”的科学预言，也必将在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对西方现代化老路的超越中得到实现。

　　从中华民族发展史看，中华文明曾经灿烂辉煌，为世界文明进步作出过重要贡献。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却滑到了历史的低谷，陷入了长达一百多年的黑暗境地。知耻而后勇、置之死地而后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历经百年奋斗，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彻底消除了被开除“球籍”的时代恐慌，根本扭转了不断衰落的历史命运。在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飞跃，中华文明的独特延续性与世界影响力得到空前彰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从未像今天这样清晰可见。

　　从人类文明演进的长时段来看，古中国与古希腊、古印度以及古犹太文明等四大“轴心期文明”构成人类文明展开的枢轴，尽管古希腊、古印度和古犹太文明都曾有过辉煌的创造，但最终仍湮没在历史的风尘中，唯有中华文明延存下来。在中华民族五千多年的奋斗历史中，不仅“有素称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有许多伟大的思想家、科学家、发明家、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和艺术家，有丰富的文化典籍”(43)，更有“四大发明”，极大推动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西方著名科技史学家李约瑟也高度赞誉古代中华文明取得的重要成就，认为“在文艺复兴之前和期间，中国人在技术方面占据着非常支配的地位”，“古代和中世纪那些默默无闻的中国工匠对世界的贡献远比亚历山大里亚的力学家和能说会道的理论家多得多”。(44)然而，1840年鸦片战争后，曾经居于世界文明前列的中华民族，在工业革命狂飙突进之时，却由于封建统治者的顽固自大、闭关锁国，依旧蹒跚于农业文明的黄土大道上。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下，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为了改变国家积贫积弱、人民生灵涂炭的悲惨境遇，中国共产党义无反顾地肩负起拯救民族危亡的历史重任，带领中国人民开启了波澜壮阔的民族复兴征程。从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建立新中国到确立社会主义制度，再到实行改革开放，几代中国共产党人艰难求索、砥砺前行，“中华民族实现了从落后于时代到赶上时代、再到引领时代的历史性跨越”(45)，完成了中华民族由沉沦走向复兴的根本转折。走在伟大复兴正确道路上的中华民族，在新中国几十年发展成就的基础上，在改革开放带来的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机制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历经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终于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铸就了中华民族五千年发展史上的新的里程碑。

　　习近平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6)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既是新时代历史性成就与历史性变革中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也是民族复兴千秋伟业的重要基石。从中华先民“民亦劳止，汔于小康”的朴素愿望，到孙中山“家给人足，四海之内无一夫不获其所”的深切夙愿，“小康”这一简单朴素却始终难以实现的社会理想，深深根植于中华文明沃土。但由于农耕时代生产力的落后，由于封建君主的专制统治，“小康”只能停留在士大夫想象的“唐虞之治”的神话中。新中国的成立，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辟，使中华民族千年“小康”梦想有了实现的可能。从邓小平提出“温饱、小康、基本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战略，到江泽民提出“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再到胡锦涛提出“全面建成小康”，愈来愈清晰的“小康”路线图折射出的是“小康”梦想不断加速实现的历史进程。进入新时代，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入冲刺阶段。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接过历史的接力棒，统筹推进“五位一体”社会主义建设总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放在首位，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政治任务和第一民生工程。2021年，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庄严宣告：“我们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绝对贫困问题”(47)。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的如期实现，不仅意味着中华民族跨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关键一步，更意味着中华民族开创了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崭新纪元。

　　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48)开创“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实践，不仅是“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49)；不仅深刻改变了中华文明一度在世界历史中的被动处境，更深刻地回答了人类文明向何处去的时代之问。创造精神根植于中华文明的基因血脉，中华民族曾创造过许多深刻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要文明成果，对人类历史产生了深刻影响：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印刷术则“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50)。在被火药炸毁的中世纪城堡的废墟之上，在指南针开启的大航海时代的繁荣之中，在印刷术催生的新教精神的指引之下，新生的资产阶级“消灭了各国以往自然形成的闭关自守的状态”，首次开创了世界历史。(51)在资产阶级按照自己面貌创造的世界中，中国被迫作为“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中华民族被迫作为“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中华文明被迫作为“落后的东方文明”从属于先进的西方文明。因此，正像中华农耕文明曾为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开创的世界历史提供了重要前提一样，中华文明唯有以“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特别是这一历史目前在文明各国造成的实际结果”(52)为前提，才能开启人类文明新的周期。作为对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批判最深刻也最为科学的思想理论，马克思主义一经传入处于西方主导的文明秩序边缘地带的中国，就迸发出强大的真理力量！深刻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历史命运。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伟大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实现了从传统形态到现代形态的关键转型，从半殖民地半封建形态到社会主义形态的根本转换。立足党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史经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将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同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起来，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将社会主义的中华文明推到全新高度，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生成，标志着古老的中华文明在历经数百年痛苦转型后，终于走出了西方开辟的世界历史，以现代化的姿态实现了中华文明的传承延续；标志着在中华文明形态社会主义化之后，社会主义文明形态对资本主义文明形态的超越，又在更为现代的中华文明的社会主义形态中找到现实的可能。在全球和平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有增无减的今天，在“黑天鹅”“灰犀牛”屡屡而现的当下，人类文明又一次到了必须回答“世界怎么了，我们怎么办”的关键时刻。追根溯源，当今世界的不确定性是西方主导建构的世界秩序能否继续良性运转的不确定性，是西方主导建构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能否有效解释中国以及一些新兴国家取得的瞩目成就的不确定性，是西方主导建构的资本主义文明体系能否代表人类文明未来发展方向的不确定性。可以看到，既具有“天下为公”“和合共生”文化基因，又强调“平等、互鉴、对话、包容”价值观念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已经展现出不断产生不确定性的资本主义世界文明体系存续的不确定性，已经展现出人类社会不断追寻的“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等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实现的现实可能性。中华民族不断走向伟大复兴的新时代，不仅是中华民族的新时代，更是人类文明的新时代。

　　回顾历史、总结经验，是为了启示当下、展望未来。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创造历史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53)。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不仅在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留下彪炳史册的丰碑，更为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开辟了光明道路，凝聚起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党的二十大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54)号角已经吹响，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一定能在新的伟大奋斗中创造新的伟业，续写中华民族新的辉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