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寇清杰: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

  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化,是支撑一个民族文化自信的基本要素。“纵观历史,中华文明具有独特文化基因和自身发展历程,植根于中华大地,同世界其他文明相互交流,与时代共进步,有着旺盛生命力”。[1]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有着5000多年源远流长的文明历史,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遇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大变局,中华民族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劫难。从那时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找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2](P14)这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之人类文明史意义的深刻揭示,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民的志气、骨气和底气。

一、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独一无二奠定文化自信之基

  追寻本民族文明起源是各民族形成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的重要手段。2019年7月6日,中国考古界传来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浙江良渚古城遗址,成功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史、中华文明的灿烂成就,以这样的方式进一步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认可!这对增强中国人民文化自信的底气和提高民族凝聚力有重要价值。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曾两次到良渚调研并作出指示:“良渚遗址是实证中华五千年文明史的圣地,是不可多得的宝贵财富,我们必须把它保护好。”[3]

  作为世界上四大古老文明之一,中国与其他古老文明一样,都曾经为世界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世界几大文化模式大致同时确立起来,人类文明取得重大突破。古希腊、以色列、印度和中国几乎同时出现了伟大的思想家和精神导师,他们都对人类关切的问题提出了独到的看法。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中国有老子、孔子,印度有释迦牟尼,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传统。这是一个创造了“元典”的时代,几大文明的中心价值大体是在这一阶段定型的。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对以后各个重要历史时期具有恒久作用,每当人类社会面临危机或新的飞跃的时候,我们总是回过头去,看看轴心时代的先哲们是怎么说的。“人类一直靠轴心期所产生、思考和创造的一切而生存,每一次新的飞跃都回顾这一时期,并被它重燃火焰。”[4](P14)

  具有5000多年文明的中华民族,其民族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从来没有被外来文化所征服、同化,而是一直在吸收和同化着外来文化,使外来的文化成为自己的一部分,而不是相反。正如梁漱溟先生所说:“四千年前,中国已有文化;与其并时而开放过文化之花的民族,无不零落消亡;只有他一条老命生活到今日,文化未曾中断,民族未曾灭亡……历史上只见他一次再次同化了外族,而没有谁从文化上能征服他的事。”[5](P72-73)

  习近平对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抱有深深的敬意,他曾无比自豪地说:“埃及、两河、印度三个地方的古代文明后来都中断了,唯有中华文明五千年来一脉相承、从未中断,一直延续到今天。”[6]“中国连绵几千年发展至今的历史从未中断,形成了独具特色、博大精深的价值观念和文明体系,这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7]每个中国人都为此感到自豪和骄傲,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据此得到提升。

  放眼全球,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当中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伟大文明绵延五千年而不断绝,累积下来博大精深的文明成果和浩如烟海的宝贵文化遗产。自秦朝以来不断发展强大的大一统的、有充分自信的中华文明和中华文化,使中华民族由此具有了无与伦比的文化自信。今天,我们之所以坚信中华民族必将复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文化自信其实已经深深镌刻在我们的民族记忆里,即便是在国家最为危难的时刻,文化自信也始终是支撑优秀的中华儿女挽狂澜于既倒,舍身奋起而抗争的强大精神动力。这就是文化中国的意义所在!

  中国2000多年的古代史,王朝易姓,改朝换代,都没有中断中华文明的连续性。中国封建社会是在一治一乱、王朝易姓中走向发展和成熟的,也必然地逐步走向衰落。唯有不断累积发展的中华文化成为中华民族的根和魂,成为中华民族文化自信之源和中华文明发展复兴的强大动力。

二、文明蒙尘激发起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力量

  众所周知,西方近现代史开端于15、16世纪,此时资本主义兴起并取代了封建主义。中国直到19世纪鸦片战争方才进入近代历史,而此前的两千多年皆为封建专制社会。人们通常说中国自鸦片战争开始陷入落后挨打的局面,而实际上中西方的差距早在西方资本主义兴起之后就开始产生了。700多年前,马可·波罗在其《马可·波罗游记》中讲述了一个令西方世界震惊的美丽神话,从这本书里西方人了解到中国的繁盛昌明、发达的工商业、繁华热闹的市集、华美廉价的丝绸锦缎、宏伟壮观的都城、完善方便的驿道交通等。而到了18世纪末,当时还处在所谓的“康乾盛世”的末期,作为第一个来到中国并对“遍地黄金”的中国期待已久的英国使团的使节们却不禁发出了另外一种味道的感慨:“所见一切,远不能同雷德里夫或是瓦平(二者均为当时泰晤士河畔名不见经传的小城)相比。事实上,触目所及无非是贫困落后的景象。”[8](P1)他们感受到的并不是繁华,而是随处可见的蓬门荜户。更让他们感到可怕的是当时人们的精神状态,每个人脸上都写满了麻木,带着空洞的目光如行尸一般走来走去。

  而在同一时期,英国爆发了第一次工业革命,开创了社会化机器大生产代替手工劳动的时代。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它“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9](P404-405)而当时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反应迟钝和视野狭隘,并没有真正认识到世界正在发生的巨大变化,特别是晚清封建统治者夜郎自大、因循守旧,畏惧变革、抱残守缺,跟不上世界发展潮流,反而采取了闭关锁国的政策,致使中国在世界大变局中丧失了宝贵的发展机会。马克思敏锐地看到了中华帝国的命运:“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竭力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角斗中被打垮。”[10](P70)经济上,中国一直是自然经济,尽管到19世纪初,中国仍然是贸易大国,但由于“依靠小农业与家庭工业相结合而存在的中国社会经济结构”[10](P111)的落后性,最终必然被先进的工业经济所击垮。马克思认为,这种自然经济与新的社会化机器大生产相抵触,而且“始终是东方专制制度的牢固基础,它们使人的头脑局限在极小的范围内,成为迷信的驯服工具,成为传统规则的奴隶,表现不出任何伟大的作为和历史首创精神”。[11](P682-683)政治上,中国长期实行封建专制,“皇帝通常被尊为全中国的君父”,而“皇帝的官吏也都被认为对他们各自的管区维持着这种父权关系”;而维系“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的各部分间的唯一的精神联系”就是“家长制权威”。[10](P6)“它很虚弱,很衰败,甚至没有力量经受一场人民革命的危机……它很腐败,无论是控制自己的人民,还是抵抗外国的侵略,一概无能为力。”[10](P88)“这个世界最古老国家的腐朽的半文明制度”,[10](P60)在英国大炮的轰击下,“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10](P6)

  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中国遭遇了“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

  纵观世界历史,数百年来,面对西方文化带来的现代性压力,各大古老文明都面临痛苦的现代化转型的任务,面对来自政治和经济上的竞争压力,以及伦理和价值层面的冲突和挑战。一些国家出现了视西方文化为“普世文明”而力图割断自身传统的激进主义与视西方文化为欲望膨胀之祸而力图返回自身传统的“原教旨主义”。中国文化自古就具有开放包容的文化心态,但是,面对来自西方文化对中华文化的全方位冲击,在中国文化知识界一些人形成了轻视、鄙薄自身文化文明而重视、崇尚西方文化文明的思想倾向,有的甚至主张走全盘西化的道路。“我们必须承认我们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12](P459)部分中国人的文化自信、文明自信消失殆尽。甚至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全盘西化”论也曾盛极一时。其典型代表是1988年的电视政论片《河殇》,它的核心理念是:以黄色为象征的中国传统的“大陆文明”已经死亡,中国的出路在于投入以蓝色为象征的西方资本主义的“海洋文明”,反映了自由主义西化派的文化心态。

  当然,在日益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对中国文化保持自信的先进知识分子也大有人在,如鲁迅在《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动情地说:“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13]尤其是作为近代中国第一次取得完全胜利的反侵略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极大地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受命撰写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文的冯友兰先生有感于百年国耻得以洗刷,古老中国又获得了新生,其在碑文中感慨系之:“我国家以世界之古国,居东亚之天府,本应绍汉唐之遗烈,作并世之先进,将来建国完成,必于世界历史居独特之地位。盖并世列强,虽新而不古;希腊罗马,有古而无今。惟我国家,亘古亘今,亦新亦旧,斯所谓‘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者也!”[14](P174-175)冯友兰先生要向世人说明的是中华民族有强大的生命力,尽管历经磨难,但总能“挺得住”,渡过难关,浴火重生。

  而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共产党人,由于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形成了辩证综合的文化观,对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有了科学的认识和把握。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知,在文化范围内争论中国文化出路和自信问题,是无法解决中国文化问题的。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不解决,中国不获得解放,不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是不可能实现中华民族文化伟大复兴、重新树立民族文化自信的。毛泽东在其《新民主主义论》第一章开头提出的就是“中国向何处去”的问题,紧接着第二节的标题是“我们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毛泽东指出“在这个新社会和新国家中,不但有新政治、新经济,而且有新文化”。[15](P663)并且明确提出了中国文化的领导权和指导思想:这种文化“只能由无产阶级的文化思想即共产主义思想去领导,任何别的阶级的文化思想都是不能领导的”。毛泽东强调:“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15](P534)自此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待中国传统文化的正确立场。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始终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都注意汲取其中积极的养分。”[16](P13)这一论述,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的呼应,也是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中西文化观的继承和发展。重视历史,重视历史思维能力的培养和运用,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一个非常鲜明的特色。

三、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

  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合规律性的产物,是不同于以往文明形态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从当时世界历史发展大势和中国社会发展实际出发,确立了在中国要学习俄国,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创造“新文明”而奋斗的目标。

  早在新文化运动中,李大钊即指出:“东西文明,互有长短,不宜妄为轩轾于其间”。[17](P204)他预言人类必将“创造一兼东西文明特质、欧亚民族天才之世界的新文明”。[17](P218)恽代英也提出“居于今日之世界,宜沟通中西文明之优点,以造成吾国之新精神”。[18](P344)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迎来了伟大觉醒的时代。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更加关注俄国的情况,透过层层迷雾,多方了解俄国革命的情况,终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李大钊为俄国革命的胜利欢呼,明确提出即将兴起的俄罗斯文明就是他所向往的“第三新文明”。他把生机勃勃的俄国十月革命称为“世界的新文明之曙光”,“为影响于未来世界文明之绝大变动”。五四运动以后,中国思想界关于文化发展道路的选择出现了新的趋势,即一批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主张走俄国的路,建立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新文明。瞿秋白提出了“技术文明”的主张,社会主义社会不仅要创造比资本主义社会更加丰富的物质文明,而且还应使广大人民从审美的角度把握客观世界,使人本身得到全面的发展。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百折不挠,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使科学社会主义从理想变成了现实,也使文明发展跨入了一个新的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力更生、发愤图强,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人民,解放思想、锐意进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确立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战胜来自各方面的风险挑战,开创、坚持、捍卫、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从封闭半封闭到全方位开放的历史性转变,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自信自强、守正创新,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统筹推进“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持依规治党、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战胜一系列重大风险挑战,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明确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安排,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中国共产党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明新形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当代中国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是对5000多年中华文明传统的传承与发展,代表着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在新时代达到了新境界、呈现出新气象。它本质上是社会主义文明形态,是全面均衡发展的、彰显人民至上的鲜明立场和价值追求的文明形态,是体现了开放包容、命运与共的天下情怀的文明形态。

  中国立足自身国情和实践,从中华文明中汲取智慧,博采东西方各家之长,坚守但不僵化,借鉴但不照搬,在不断探索中形成了自己的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指出的,当代中国的伟大社会变革,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宣示,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创造的百年伟业的人类文明史意义,极大地提振了中国人民的骨气、志气和底气。正是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不断成功,冷战结束后世界社会主义陷入低谷的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的被动局面得到很大程度的扭转,社会主义优越性得到很大程度的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充分表明了社会主义在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成功创造了不同于西方的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不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史上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而且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和人类社会发展史上也具有重大意义,标志着世界社会主义正在开拓新的历史征程。

  (作者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首席专家)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思想理论教育导刊

发布时间:2021-10-13 10:0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