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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须宽: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哲学辨析

世界始终处于矛盾之中,矛盾是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人类正是在不断地解决新的矛盾中前进的。在多元矛盾中精准把握社会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的基本功,唯有把握好社会主要矛盾发展变化的辩证轨迹,以哲学式洞见从复杂矛盾中高屋建瓴地概括出社会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才能为未来中国发展方向、发展目标找准定位。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是全党基于时代、国情、社情、世情,本着审慎、慎思的原则,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依据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哲学而做出的科学判断。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这个主要矛盾贯穿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和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i]。而党的十九大报告则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ii]这两个重要判断之间的关系如何理解?必须从“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角度正确把握,否则,就会导致得出随着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化,社会主义发展已经超越了初级阶段的错误判断。

第一,生产力的极大解放是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的根本原因。因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iii]。“当前,世界格局正在经历深刻演变,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极大解放和发展了社会生产力。”[iv]20年来,1997年的十五大到2017年的十九大,中国在短短的四个“五年计划”周期中,中国的物质供给能力、经济的发展大幅提升,技术的突破、整体面貌的改观、国际地位的提升都无可辩驳地证明一点:生产力的发展造就了中国的强大。1997年,中国的生产总值是7.97万亿元,而2017年是82.71万亿元。前者是“由贫困人口占很大比重、人民生活水平比较低”走向“富起来”,后者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总体上显著提高”,即将实现“全面小康”,并走在“强起来”的路上。虽然物质文化需要美好生活需要都是“需要”,但“需要”的内容广度和深度不同,不同时代的人民需要与那个时代的生产力发展和技术变革能力必须是相匹配的。新时代新之所以能容纳“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环境”等美好需要的丰富要素,归根地底是生产方式变革的结果。虽然落后的社会生产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依然强调的是生产力发展的问题,但二者聚焦范围不同,对焦的焦距和精准度也不同。就一种社会形态内部来说,也有发展的初级、高级阶段的划分。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在这一历史片段中,也会出现发展速度的差别、发展质量的变化、需求重点的调整,但根本上还是遵行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规律。

第二,生产方式的变革,常常引发生产率的几何级数增长,社会主要矛盾转化也是技术变革、生产方式变革和交往方式发展的必然结果。1997年,62万中国人刚刚“触网”,而权威数据显示,截至2017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7.72亿,互联网普及率为55.8%。科技带来的是一日千里的巨变。正如中国的“新四大发明”那样,“千里江陵一日还”的高铁正在改变人的存在方式、生活空间和交往半径;网络支付重塑人类的生活形态、支付习惯、交往范式;共享单车和分享经济也正在创建生存者的更多自由和“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的利他经济形态;网购的便捷性也在重新构建人类的工作形态、消费样式与生活方式,并不断走向新的无限可能。而这些都是生产力发展和变革,生产方式革命性进步的结果,也是生产关系自我优化、不断调整、配合生产力发展的结果。

第三,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无疑是当前与今后一段时期必须攻克又最难啃的硬骨头。当前,在物质的供给有一定保障以后,人民日益增长的“全面”、“美好”、“优质”的需要就会显现出来。人民的需要向优质化发展决定党和国家的政策也应朝着更平衡、充分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方向发力,以满足这些优质化需求。而当前发展的不平衡问题依然突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与大而不强并存;总需求不足和产能相对过剩的供需不平衡;社会生产能力在很多方面进入世界前列与牲畜耕地和依靠人力使用锄耙劳动并在;供给结构产能错配问题严重与创新驱动不足同在;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域在中国同时并存;脱贫攻坚任务艰巨与富有奢华享乐不对等;发展质量和效益与单位能耗还不成比例;城乡区域发展和收入分配差距依然较大;稳定解决了十几亿人的温饱问题与“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短板并存;生产驱动增长与消费和服务驱动的贡献力还不平衡;经济结构中对于房地产等低端产业依赖较高与高科技的贡献率有较大差距。不充分表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粗放发展方式比重较大;科技总体创新能力不强;劳动力需求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社会保障、医疗服务、房价与居住、生态环境、食药安全、安全生产、社会治安等民生短板成为最容易激化社会矛盾的隐患。导致不平衡不充分发展的根源还在于生产力,生产力发展中的矛盾只能用生产力发展来解决。主要矛盾的转化是中国社会向现代化更高阶段、更充分发展、更平衡发展过渡的迫切需要和必然选择。平衡发展和充分发展,是促进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五位一体”协调推进的重要依据,是救治生态破坏、发展失衡、贫富不均、社会不公的重要支撑。

第四,社会发展总体向好,为什么越是发展,矛盾却越是增多,这恰恰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多样化造成的。依据矛盾定律,并非“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老百姓生活好起来了,社会矛盾和问题就会减少。”[v]正如获取知识的半径越是扩大,未知的领域就越是增多,在贫穷时代,脏乱差能容忍或者不得不忍,在富起来以后,大多人则不能容忍。生产力越是发展,其内在丰富性就越是被激发出来,人民日益增长的需要也会随着生产力的提高,表现出多元化、多样化和个性化,也自然带来需要的复杂化,民主、法治、公平、正义、美好环境等新需要,在事关生死的温饱面前,谁轻谁重,从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差异就能看出来。“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发展起来有发展起来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vi]但是发展是依然是解决中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虽然发展了之后,面临的问题并不比发展之前少,但问题的关键是,发展起来后遭遇的问题,也已经是螺旋式上升之后的问题。“我们已经看到,在社会主义的前提下,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从而某种新的生产方式和某种新的生产对象具有什么样的意义。人的本质力量得到新的证明,人的本质得到新的充实。而在私有制范围内,这一切却具有相反的意义”。[vii]人的需要的丰富性和以人民为中心满足人民需要的发展理念,最终必然要释放出人趋向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更多的丰富性。五大发展理念的丰富性本质上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丰富性的体现。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和共享发展,既是对生产力的解放,也是对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的平衡和充分供给过程。

(刘须宽,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博士)



[i]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二十一世纪》,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8页。

[ii]习近平:《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11页。

[iii]《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年,《<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第2页。

[iv]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456页。

[v]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82页。

[vi]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北京:外文出版社,2017年,第82页。

[vii]《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23页。

发布时间:2018-02-13 09: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