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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小平:十九大精神三题

一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和方面来理解19大报告提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样一个科学判断。

第一,国际关系和国际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新的变化。进入21世纪以来,经过举世瞩目的快速增长,中国的国际地位发生了质的变化:从一个地区性大国逐渐变成一个新兴世界大国,从世界舞台的边缘走向中心,中国的国际角色已从主流国际体系的外部走向内部。中国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接近世界舞台的中心,也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成为举世瞩目的重要力量。中国的快速崛起令世界震憾,也令欧美不安。西方视中国为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把中国的崛起视为对其霸主地位的挑战。中国作为经济发展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之一,在全球经济、政治、军事及科技等方面实力的增长,使得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扮演着愈益重要的角色,并且在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发挥着更加重要的作用。国际关系和国际力量发生的重大变化,意味着一直以来以欧美主导的国际秩序有了新的改变。中国正在致力于推动多极多元的国际新秩序,建立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通过全球治理实现国际秩序的再平衡。

第二,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在全球化不断深入发展的历史背景下,各国利益相互交织、深度融合,即便国家间在政治制度、历史传统、社会文化等方面仍存在很大差异,合作共赢却是国际社会的最大公约数。中国离不开世界,世界离不开中国。中国与世界已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正是基于中国与世界关系的新变化,习近平主席指出:“一个国家要谋求自身发展,必须也让别人发展;要谋求自身安全,必须也让别人安全;要谋求自身过得好,必须也让别人过得好。”(习近平在出席“世界和平论坛”开幕式上的讲话。)他号召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合作共赢”体现了全球化时代各国同舟共济、相互依存的新理念,打破了近代史上大国争霸、国强必霸的旧传统思维,也与冷战时期两大阵营博弈争斗的旧思维存在本质不同。正因为如此,总书记提出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

第三,中国进入了一个为人类做贡献的时代。

近代以来,积贫积弱的中国为了走上现代化道路,在科学技术包括文化上主要是向西方学习,中西文化交流的话题以西学东渐为主。但是,我们不能忘记:在近代以前近一千年的历史中,特别是唐朝至明清时期,中国的各种技艺包括文化艺术影响欧洲甚至整个世界,这段极重要的东学西渐的历史,说明通过古丝绸之路中国文化对西方文明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早在1956年,毛泽东同志就曾提出“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十九大报告明确指出“把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作为自己的使命”。现在,有人总结出中国“新四大发明”,即中国高铁、支付宝、共享单车和网购。我认为,这只是从物质技术层面的一些反映。中国的智慧、中国的方案、中国的经验,无论是对人类社会制度的探索,还是对人类文明的进步,以及世界秩序的重建,都举足轻重,都将影响世界的变化。

以上主要是从国际大格局变动中来谈中国进入了一个新时代,下面再从国内的深刻变化来理解新时代的特征:

从国内来看,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进入了决胜阶段。就共产党执政规律而言,中国共产党探索出的协商民主制度愈臻完善。就人类社会发展规律而言,现代化不等于西化,可能有多种现代化道路,中国探索出一条自主发展的现代化道路——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发展中国家和不发达国家提供了一个中国现代化的版本。

与此同时,还要注意的是,新时代不仅是凯歌高奏,也面临着一些艰难的挑战和需要解决的时代课题。新时代的特征,也包括这些新矛盾、新问题,需要中国共产党付出艰辛的努力,解决新问题,应对新挑战。比如,生态保护、绿色发展问题。怎样解决既能绿色又能发展?有的地方有绿色没有发展,有的地方有发展没有绿色,怎样处理绿水青山和金山银山之间的关系问题,如何实现转化,探索出一条既有绿色又有经济发展的绿色发展方式。

再比如,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经济与文化发展之间、城乡发展之间、区域发展之间、行业发展之间、绿色与发展之间都存在不平衡。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还有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求,既是要求物质生活质量的提高,包括更好的医疗、更好的教育、更好的生活环境;也是要求精神生活质量的提高,包括提升人民的幸福感、获得感、尊严感,满足“人民群众对公平正义的要求”等等。

今天,随着中国国际地位的变化以及经济科技硬实力的提升,国家软实力也随之增强,中国的话语权、文化的影响力等等都将走出国门影响世界。那么,中国的崛起究竟对世界意味着什么?对世界贡献了哪些中国智慧? 

二如何理解中国智慧、中国经验、中国方案?

首先,中华民族“以和为贵”的传统价值观在国际关系中具有永恒魅力

中华民族是爱好和平的民族。中国的文化基因是“贵和”,有着五千多年历史的中华文明,始终崇尚和平、和睦、和谐的价值观追求,中国不会走西方“国强必霸”的老路。从文化深层次上有力阐明中国为什么能够打破西方“国强必霸”的逻辑,才能在国际上有力回击反华势力炮制的“中国威胁论”,深刻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绝不走国强必霸的道路,促进各国人民对中国特色发展道路的理解和认同。

习近平同志多次在国际关系中阐述“以和为贵”是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精神世界的价值观。他说:“中国自古就提出了‘国虽大,好战必亡’的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化干戈为玉帛’、‘国泰民安’、‘睦邻友邦’、‘天下太平’、‘天下大同’等理念世代相传。中国历史上曾经长期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但没有留下殖民和侵略他国的记录。我们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对几千年来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的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习近平:《在德国科尔伯基金会的演讲》(2014328日),《人民日报》2014330日。) 强调中华民族的血液中没有侵略他人,称霸世界的基因,中国人民不接受“国强必霸”的逻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和睦相处、和谐发展,共谋和平、共护和平、共享和平。

这一溶化在中国人民血脉之中的和平思想,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民族和人民是一致的,也是与世界上几大文明共同分享的价值观追求。中华文明“以和为贵”的价值观,通过文明对话互补互鉴,共同推动世界享有永久的和平发展。

其次,践行以义为先、弘义融利、义利合一的价值观:中国传统义利观的新境界

习近平主席强调在国际关系中践行正确的义利观。中国在处理自身所面临的种种国际问题时,既要注重利,更要注重义,讲信义、重情义、扬正义、树道义,绝对不能见利忘义。中国在处理同周边国家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国家利益时,既要把握是非原则,又要找到利益的共同点和交汇点,践行以义为先、弘义融利、义利兼顾的价值观,更多考虑对方利益,重情谊,注意多予少取,绝不要损人利己、以邻为壑,反对为一己之私损害他人利益,多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追求的是世界大义与世界大利的合谐统一。这既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义利之辩”思想精华的继承,也是对共产党人的国际主义精神的坚持和弘扬。强调在国际关系中崇尚道德、秉持道义、主张公道、伸张正义,义在利先、利在义后的价值观念,体现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与马克思主义原则的有机融合。

再次,不仅要“求同存异”也要“聚同化异”:“和而不同”中国古老智慧的新拓展

中国在处理同美国、英国、俄罗斯这些大国之间的国家利益时,既要求同存异,也要在国家利益问题上聚同化异,还要管控分歧,在经济上坚持共赢多赢、共同发展。面对世界上诸多国家之间的利益纷争或人类面临的共同难点问题,中国日益承担起负责任大国的作用,以中国智慧来处理“同”、“异”与“和”之间的复杂关系。既要找准事物之间的同,以“容”的胸襟最大限度地减少或化解异(分歧或矛盾),从而使双方实现和谐发展。

习近平主席指出:“要坚持不干涉别国内政原则,坚持尊重各国人民自主选择的发展道路和社会制度,坚持通过对话协商以和平方式解决国家间的分歧和争端,反对动辄诉诸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中国作为崛起大国与守成大国及其主导的现有秩序能否求同存异?

中国传统文化的中的“和而不同”意指多样性的统一,其核心在于“和”,中华文明本质上是一种“和”的文明,包含和平、包容、开明、开放等多重内容。求同存异一直是中国在处理与其他国家关系时的立场和主张。比如在中美关系上,习近平多次强调指出,宽广的太平洋足以容得下中美两个大国。他指出,中美共同利益远大于分歧,加强对话、增加互信、发展合作、管控分歧,要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设,把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原则落到实处,使中美新型大国关系更好的惠及两国人民。      

第四,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话语体系的新表达

中国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处理国际关系和国际争端,在处理与美英大国关系时,不仅要求同存异,而且要求同化异。在处理周边国家关系时,要“融利弘义”,树立正确的义利观,如果遇到利益冲突时,要把义放在前面。在面对同和异、利和义的关系时,“人类命运共同体”能够有效地回击西方“普世价值论”的文化渗透,为处理国际关系贡献出中国智慧。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把中国与世界、把不同文化背景与不同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联系起来,尽量减少或化解制约和阻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各种问题和因素。面对国际风云不断变幻,习近平在多次重要演讲中阐述“命运共同体”理念,先后提出建设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非命运共同体、中巴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等,反映了习近平对国际秩序构建的全新视角,体现了中国外交的文化内涵与创新理念,是中国话语体系的新表达。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将中国自身发展同各国共同发展有机结合,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人类社会共同进步紧密连接,成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一面重要旗帜。因为在当今国际形势下,人类共同生活在一个地球村,各国之间已然形成了“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连带效应,“合则强,孤则弱”。在国际关系问题上,应该牢固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理念。 

三如何推动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繁荣?

繁荣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关键是把握好文化发展的原则、方向和方法。必须要处理好三种文化之间的关系,利用好三种文化资源。

一是对待马克思主义文化,要真正做到中国化、大众化、时代化,与时俱进。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实践品格,不断地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际相结合,避免教条化和僵化,要继续发展新时代的马克思主义。从中国特色伟大实践中抽象出原创性的理论成果,以遏制西方理论对中国实践的误导和切割。不是仅仅满足于对“中国特色”进行局部的描述或者解释,而是通过系统深入地研究真问题、解决真问题。

二是对待中华传统文化,要真正做到有批判地继承、有扬弃地吸收,取其精华,弃其糟泊,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要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决不意味着要“全面儒化”,决不能做文化上的复古主义者,文化民族主义的路走不通。大陆新儒家以反对西方文化、复兴民族文化的代表姿态出现,既反对全盘西化,也反对马克思主义,宣称要以儒学挽救世道人心,“为万世开太平”。这对普通民众具有很大的迷惑性,好像马克思主义不灵了,只能从儒学、儒教中去找“立国之本”和重建民族精神的支柱。这与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激活、萃取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包括儒学精华),让它在建设当代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发挥积极作用,完全是南辕而北辙的。

三是对待西方文明成果,要真正做到借鉴和吸收。我们要坚持中国文化的主体地位,提升中国的话语权,但并不意味着要拒斥西方一切文明成果,走文化上的民族主义道路,做文化上的民族自大狂。特别要注重吸收近年来西方学者对中国道路、中国经验的最新研究成果。如,加拿大籍学者贝淡宁在其著作《贤能政治:为什么尚贤制比选举民主制更适合中国》中,集中讨论了选举民主制未必可以作为判断中国政治进步的标准,以及中国的尚贤制能够给西方社会带来哪些启示等问题。美籍学者罗思文在2015年第七届世界儒学大会的发言中,就指出西方自由主义中“孤立个体”理论假设的局限,并提倡从儒家角度再思道德、政治、家庭与宗教的基础。加拿大籍华人马耀邦先生在其著作《美国衰落:新自由主义的穷途末路》中,从西方人的视角出发,以旁征博引的严谨文风和批判的态度,指出推行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是美国为谋求全球霸权暗中策划的“软战争”,帮助我们认识美国的全球战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最新理论成果为我们更好地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坚持马克思主义文化的指导地位,主要体现在用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来处理古今中外一切文化资源。任何一种文化资源、文明形态,都应该将其置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中,运用历史主义原则去分析和认识,不能拿现实的标准或者现实的需要去拔高或者贬损,应该运用辩证法的扬弃原则弘扬精华、摒弃糟粕。既要传承中华民族几千年绵延不断的优秀文化血脉,又要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吸收世界上一切有价值的文明成果,为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服务。(张小平: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研究员)

来源:作者供稿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7-12-08 14:3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