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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江生: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发展重要论述研究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席卷全球,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化技术加速发展,发展数字经济成为把握当前变革机遇的重要战略选择。数据要素的海量集聚带来的生产生活方式的革新,已渗透到群众生活的方方面面。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的严峻形势下,数字经济为防疫和疫情之下人民生活的正常运转提供了数字化的解决方案,同时数字经济以自身优势助力复工复产,逐渐成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关键支柱。习近平对于数字经济发展早有远见,党的十八大以来,数字经济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党的二十大报告也强调要“加快发展数字经济,促进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产业集群”。全面梳理剖析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发展重要论述的形成逻辑、价值意蕴、思想内核和实践路径,对于理清新时代数字经济发展脉络具有重要实践指导意义。
一、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发展重要论述的形成逻辑
  发展数字经济,不仅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必然要求,也是顺应世界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孕育于“数字福建”和“数字浙江”的先行探索,贯穿于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是中国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重要思想指引。
  1.数字经济发展构想孕育于“数字福建”和“数字浙江”的先行探索
  早在信息化尚未广泛普及、数字化尚未全面萌芽的2000年,习近平就洞悉了信息化对于发展的引领作用,运用“数字福建”战略创设福建发展新优势。他指出,“信息化是当今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它是我国和我省产业优化升级和实现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四个现代化,哪一个也离不开信息化”。这足见习近平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前瞻性和预见性。当时,习近平对《“数字福建”项目建议书》作出重要批示,提出将“数字福建”建设与科教兴省战略联系起来,注重发展的人才和经济基础,抢占数字经济这个科技制高点。确立信息化建设的发展目标之后,习近平统筹安排,整体谋划,编制《“十五”数字福建专项规划》,结合各区域信息化工作的现有实际,秉持长线发展思路,规范推进信息化建设。习近平关于“数字福建”建设的规划思想体现了对信息化基础设施、信息产品应用以及核心信息技术的重视,其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思路在“数字福建”的推进过程中不断由萌芽走向成熟。
  习近平在浙江工作时,将数字经济的发展思路一脉相承地运用于浙江的发展规划。在发展过程中,习近平尤其强调要准确把握“数字浙江”的内涵,以信息化推动工业化。“数字浙江”作为浙江省“四省三浙江”中“三浙江”之一,是浙江发展的重要战略目标。之后,“数字浙江”更是被列入浙江省“八八战略”,战略地位继续提高,数字经济的发展蓝图也在浙江逐渐展开。习近平在任浙江省委书记时,主张结合浙江发展实际推进数字浙江建设。在具体的实践过程中,习近平强调数字浙江发展依靠科技创新的重要性,提出应不断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产业,积极引导企业采用数字化技术提高生产过程、管理环节的信息化水平,鼓励企业开发生产信息技术产品,提升产品竞争力。“数字浙江”战略对于浙江省传统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意义重大,是促使其从低端加工产业链转向高端加工产业链的关键推动力。同时,习近平还强调在工业企业的转型发展过程中,应秉持可持续的发展理念,实现工业化与资源、环境、生态的协调发展。习近平尤其重视人才在数字浙江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作用,提出要把握浙江的人力资源优势,提高人才素质。“数字浙江”中将数字经济与传统产业相结合、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和注重人才的思想对当前全国的数字经济发展仍具有指导意义,充分显现了习近平数字经济发展构想的前瞻性和科学性。
  2.数字经济发展构想贯穿于经济发展新常态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伟大实践
  习近平在2013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正式提出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淡化了对增长速度的要求,更加注重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追求集约性增长,并开始寻求新的经济发展动力。
  数字经济以其创新性和集约性成为引领经济新常态的新支柱。结合中国的发展实际,习近平强调,要“加快推进网络信息技术自主创新,加快数字经济对经济发展的推动”。2016年G20杭州峰会上通过的《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对“数字经济”的概念、意义、发展原则、关键领域、前进方向进行了明确,成为新时代发展数字经济的行动指南。数字经济一方面不断孕育出新模式新业态,推动个性化、智能化制造业新趋势的出现,开发推动经济增长的新动力,另一方面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程度的不断加深,促使信息流推动技术、资金等要素的流动,优化资源配置和经济结构。在“互联网+”行动、网络强国战略和国家大数据战略支撑下,数字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并以其创新性和包容性,逐渐成为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经济发展的关键动力。
  在党的十九大上,习近平宣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时代,这是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并首次提出高质量发展的新表述,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高质量发展意味着不仅要重视经济发展量的积累,更关注质的提升。
  在新发展阶段,我国虽具有制度、治理、人力资源、市场空间等多方面的优势和条件,但仍面临发展不平衡不充分、创新能力不足等问题。要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下的转型发展,探寻传统要素之外新的发展动力是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
  数字经济以其具有的技术密集型特征,成为创新经济增长方式、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依托。加快我国数字经济发展是高质量发展阶段应对产业链供应链依赖度高、自主性差问题的有效途径,也是我国提升自主创新能力、增强竞争优势的重要着力点。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把发展经济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提高经济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在全球疫情的冲击下,发展数字经济更是促进经济复苏、稳定经济增长的关键动能。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构想贯穿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历程,也在时代的演进过程中不断充实完善。
  3.发展数字经济是顺应世界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世界经济处于深度调整期。经济增长缓慢的同时,地缘性政治冲突的频发也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更多不确定性,逆全球化的声音不断涌现。面对当前世界形势,习近平多次在国际重大会议发表讲话,分析世界经济发展背后的原因。习近平指出,“究其根本,世界经济发展到今天,上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所提供的动能已经接近尾声,传统经济体制和发展模式的潜能趋于消退”。“科技进步、人口增长、经济全球化等过去数十年推动世界经济增长的主要引擎都先后进入换挡期,对世界经济的拉动作用明显减弱。上一轮科技进步带来的增长动能逐渐衰减,新一轮科技和产业革命尚未形成势头”。习近平透过现象看本质,指出经济增长动力不足是世界经济难以持续稳定发展的痛点所在,世界经济正处于新旧动能转换的换档期。
  随着全球信息通信技术的快速发展,数字经济逐渐成为全球经济复苏和增长的重要动力。在大数据时代,信息技术已经深刻改变了人类生活和社会治理。不论是个人生活方式还是企业生产模式,数字技术的渗透已在全球范围内产生了颠覆性改变。数字技术创新对一国经济的长期稳定增长和国际竞争力的重塑都具有关键作用。“世界各国都把推进经济数字化作为实现创新发展的重要动能”。“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
  2020年以来,受世界疫情影响,全球经济深度衰退,主要国家经济均出现负增长,而2020年全球数字经济同比名义增长3%,显著高于同期GDP增速5.8个百分点,成为提振全球经济的关键力量。数字经济是未来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向,我国布局数字经济发展战略是顺应世界发展趋势的必然选择。
二、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发展重要论述的价值意蕴
  数字经济的发展不仅通过技术升级极大地便利了人民生活,更是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论述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断丰富完善,具有深厚的理论价值意蕴和实践价值意蕴。
  1.数字经济发展以人民需要为出发点和落脚点
  纵观习近平对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构想,以人民为中心始终是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习近平早在“数字福建”建设时期,就对以人民的需要为发展目的的思想有了深刻体察,强调“要让‘数字福建’贴近社会、贴近群众、贴近生活,为人民群众提供高水平、高质量的信息服务,让人民群众分享‘数字福建’建设成果”。习近平尤其重视政务信息化建设,强调要积极推动以政府公共网络信息平台为载体的电子政务发展,从企业和家庭领域全面推进信息化进程。在以人民为中心的数字经济发展构想指引下,数字福建和数字浙江建设不断探索信息化服务民生的新途径,打破政府与群众之间的信息壁垒,两省的电子政务建设领跑全国。福建不仅率先建成了政务综合信息服务体系,还在基层推广信息化运作模式,涌现“数字武夷”“数字鼓楼”等成功范例。浙江则借助互联网平台,逐步建设政府门户网站,构建服务型政府。作为国家电子政务综合试点省,浙江的“最多跑一次”改革真切反映了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发展重要论述中的人民情怀,做到政策真正方便人民、服务人民。
  习近平对信息化建设的思路始终秉持人民至上,“要适应人民期待和需求,加快信息化服务普及,降低应用成本,为老百姓提供用得上、用得起、用得好的信息服务,让亿万人民在共享互联网发展成果上有更多获得感”。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凸显信息化发展布局的普惠性,推动农村等信息技术落后地区的信息化基础设施建设,有效弥合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的数字鸿沟,逐步实现网络在境内的全覆盖。
  在大数据时代,习近平深刻洞察数据要素对于改善民生的重要作用,提出“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推进‘互联网+教育’、‘互联网+医疗’、‘互联网+文化’等,让百姓少跑腿、数据多跑路,不断提升公共服务均等化、普惠化、便捷化水平”。数字化时代,信息互联互通的便捷度不断提高,数字化服务凭借数据要素在打破时空阻隔方面的独特优势,使得个人或企业个性化的需求能够得到响应和满足。尤其是在抗击疫情的关键时期,“通信大数据行程码”“健康码”等数字技术应用在不干扰群众正常生活的前提下,实现更为精准的疫情防控。这些现实实践真正体现了习近平对数字经济便民利民惠民发展目的的坚持,是习近平人民情怀的深切体现。
  2.数字经济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形成强大国内市场,构建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构建新发展格局的关键在于打通阻碍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各环节的障碍,促进生产要素的公平自由流动,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畅通经济循环。
  根据社会总资本循环理论,双循环着重在流通环节,即分配、交换、消费环节,而数字经济的发展都是着力在生产环节起作用,不论是数字产业本身还是数字技术应用于实体经济。生产与分配、交换、消费环节是紧密联系、相互作用的关系。新发展格局的目标是实现生产要素在社会总资本各个环节的顺畅流动,数字经济与双循环本身是不可分离的有机整体,发展数字经济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支撑。
  数字经济借助数据要素带动传统产业的转型升级,其特有的数字化、信息化特征促使产业链逐渐形成去中心化趋势。对国内市场来说,一方面,数字经济赋能传统产业使得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互联互通更为便利,各市场参与主体所拥有的要素和信息能够实现共享,提高企业的供给能力。尤其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部分行业领军企业打造信息化的共享平台,开放产业资源和技术资源的共享对接,助力中小企业突破自身发展限制。另一方面,中国本身具有庞大的国内需求市场,随着互联网普及率的不断提高,中国网民群体规模也不断扩大,这就为数字产品和服务提供了庞大的需求市场。数字经济所具有的信息优势也能够最大限度挖掘内需潜力,破除产业、资金等的流通障碍,降低供需对接的成本,促进供需平衡。
  对国内国际联通来说,数字经济以其自身优势,不仅有助于弥合疫情之下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断裂,还将延伸经济运行的边界。一方面,数字技术促使全球供应链向智能化方向升级,推动要素和资源在全球范围内更为顺畅地流动,促进各国之间的协作共赢。同时,数字技术的升级也促使世界各国创新成果的流动共享,推动我国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和传统产业模式的加速转型,走高质量发展之路。另一方面,数字贸易作为一种新型贸易形态逐渐发展起来,诸如疫情期间兴起的在线办公、远程教育等服务,已跨越国界,成为各国之间商贸沟通的新业态。作为全球经济发展的共同趋势,数字经济促进了全球价值链中各市场主体的供需协调,是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动力支撑。
  3.数字经济发展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思想指引
  数字经济是高质量发展过程中占关键地位的经济形态。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发展的构想以五大发展理念为指引,坚持科学发展,长远谋划。习近平强调,“中国高度重视发展数字经济,在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指引下,中国正积极推进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引导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数字经济本身是创新要素集聚的经济形态,创新又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第一动力。数字经济是以数字技术为驱动,以数据要素为核心,以现代信息平台为载体的新型经济形态,本身就具有强大的创新基因。“数字经济具有的高创新性、强渗透性、广覆盖性,不仅是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且是改造提升产业变革的先机”。同时,技术创新和要素创新又是推动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牵住数字关键技术创新这个“牛鼻子”,数字经济才能走上发展快车道。
  数字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也与协调、绿色、开放、共享四大理念相呼应。数字经济发展的一项重要议题是将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相结合,即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的协调发展。数字产业化打造发展新业态,推动大数据、云计算等新兴产业发展;产业数字化则将数字技术运用于传统产业,提高产业增加值,二者协调并进将共同促进数字经济稳步发展。另外,数据要素传播能有效打破信息沟通壁垒,是促进区域、行业协调发展的动能。
  数字经济本身具有的低碳属性与绿色发展理念相呼应,同时数字技术赋能高耗能产业也是绿色发展的路径之一。数据要素具有的循环周转特性避免了传统要素在使用过程中的折损,是绿色低碳生产方式的体现。同时,数字经济与传统能源行业的结合,也是促使其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的有效路径。数字技术能够促使能源行业在生产、运输等各环节都实现智能化升级和转型,助力智慧能源建设,实现能源行业低碳发展。
  数字经济本身依托互联网信息技术成长发展,开放性和共享性是数字经济的固有属性。十四五时期更加强调数字经济的普惠共享特性,利用数字技术提高有限资源的普惠化水平,依靠信息共享平台解决企业和个人的实际需求,打破数字壁垒。当前我国繁荣发展的移动支付、共享经济便是共享理念在数字经济领域的生动体现。而开放是当今世界发展面临的共同趋势,习近平明确“中国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推动世界各国共同搭乘互联网和数字经济发展的快车。中国对外开放的大门不会关闭,只会越开越大”。我们要“推动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保障数据安全,加快建设数字中国,更好服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改善”。
三、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发展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
  2021年12月国务院印发的《“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给出了数字经济的定义。“数字经济是继农业经济、工业经济之后的主要经济形态,是以数据资源为关键要素,以现代信息网络为主要载体,以信息通信技术融合应用、全要素数字化转型为重要推动力,促进公平与效率更加统一的新经济形态”。在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升级推动下,不仅数字经济自身产业化持续推进发展,数字技术也与实体经济加速融合。习近平关于数字经济的发展思路包括三部分,分别是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以及治理体系的数字化。习近平数字经济发展构想是提炼于具体实践并随着实践发展不断完善的行动指南。
  1.数字产业化
  数字产业化是数字技术同经济社会发展深度融合的重要方面之一,主要包括电子信息制造业、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互联网行业等。习近平指出,“技术要发展,必须要使用”,“科研和经济不能搞成‘两张皮’,要着力推进核心技术成果转化和产业化”。数字经济以其创新性、智能化特征,突破传统产业的诸多限制,能更好满足人们生产、生活需要,是符合未来发展趋势的新兴产业。继续围绕新一代高端装备、新能源汽车、新材料等尖端产业布局,加大智能技术应用和数据开发力度,发展壮大数字经济是十四五时期一项的发展重点。
  近年来,我国数字经济领域的创新实践诸如网络购物、移动支付、共享经济等正逐渐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推动全社会的数字化转型。尤其在世界疫情的严峻形势下,数字经济借助互联网等媒介,突破传统经济模式,给人们的工作、学习、消费、娱乐等需求提供线上解决方案。在线办公软件和在线直播课堂等降低了疫情期间的接触风险,是突破疫情期间复工复产难题的关键技术支持。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特别提到,“电商网购、在线服务等新业态在抗疫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要继续出台支持政策,全面推进‘互联网+’,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我国数字产业化规模呈持续扩大趋势。2020年,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7.8%。但也应该看到,目前我国数字产业化仍存在核心科技成果转化难、市场供需不匹配等问题。一方面,我国的企业、科研院所、高等学校处于各司其职、分别管理的状态,缺乏统一的规划,自然会出现科研成果与企业需求不匹配的问题,导致科研成果成熟度低,转化难度大;另一方面,现有的数字产业发展尚处于不成熟的阶段,产业发展与市场需求之间仍存在断层,数字产业的发展缺乏前瞻性的统一筹划,一部分行业主体片面追求创新,忽视行业规范,滋生行业乱象。数字产业要实现可持续发展还需要政府加大监管力度,加强政策指引。
  “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纲要中提出数字产业发展目标为数字经济核心产业增加值占GDP比重达到10%,目前我国数字产业化发展仍有一定差距。未来应加强统筹协调,引导数字产业规范可持续发展。
  2.产业数字化
  产业数字化是指数字技术赋能传统产业,包括工业互联网、智能制造、车联网等融合型新产业模式。习近平指出,要“推动互联网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快传统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做大做强数字经济,拓展经济发展新空间”。
  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在数字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逐渐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主要引擎。2020年,我国产业数字化规模达31.7万亿元,占数字经济比重达80.9%,占GDP比重为31.2%,农业、工业、服务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8.9%、21%、40.7%。十三五时期,我国产业数字化转型成效明显,三大产业均显著推进。“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提出要全面深化重点产业数字化转型,对三大产业数字化发展均作出了部署。
  作为经济社会的发展基础,农业基本盘的稳定关系国家重大战略需要。农业现代化发展须依靠农业科技进步才能跟上时代。目前我国农业数字化占行业增加值比重显著低于第二和第三产业,说明我国农业数字化发展仍有较大空间。应充分运用数字技术,提升农产品的生产、加工、销售等各环节数字化水平,同时将农业数字化与“数字农村”建设有机结合起来,让农业、农村、农民都享受到数字经济时代的发展红利。正如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所指出的,“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推进智慧农业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与农机农艺融合应用。加强农民数字素养与技能培训。着眼解决实际问题,拓展农业农村大数据应用场景”。
  工业化是现代化的核心,其数字化转型是把握创新脉搏,实现突破的关键一招。习近平指出,“继续做好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合这篇大文章,推动制造业加速向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应把握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完备的工业体系这一优势,打造连接上下游企业的数字化赋能平台,促进产业链技术和资源的共享,解决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难题,推动协同创新。同时打造数字化示范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在生产领域的运用,发挥智能化技术改造升级原有生产流程的优势,试点建设智能生产线、智能车间等。国家应加快智能制造标准的确立,把握最新形势,打造综合标准体系,促进工业企业走规范化的数字转型发展之路。
  对比三大行业数字经济占行业增加值比重,服务业引领行业数字化融合。相比第一、第二产业,服务业与数字经济的融合度最好,发展速度也最快。2020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倒逼服务业的数字化转型进程。在消费购物领域,淘宝等电子商务平台采用直播带货形式推广商品,掀起“直播带货热潮”,满足人们足不出户就能购买商品的需要;在物流配送领域,京东、美团等平台均开发出无接触配送服务,快递、蔬菜、生鲜等都可以通过智能储物柜等方式实现无接触配送;在线下展厅销售领域,汽车、家居等行业纷纷利用电子信息平台开发出线上云展厅等新形式,突破原先线下体验的局限。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的融合为抗击疫情、恢复生产生活起到重要作用,也是今后一段时间数字经济一以贯之的发展趋势。十四五时期,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应关注商贸、金融、物流等领域,从需求端出发,关注到服务对象的多元化需求,优化服务模式,提高服务质量。市场化服务和公共服务两大领域应注重协同发展,围绕人民需求打造多方面支撑的数字化服务生态,充分体现数字经济发展的人民中心属性。
  应该看到,目前我国的产业数字化转型仍面临一些现实阻碍。一是企业数字化转型成本较高,这对于中小企业来说更为突出。部分企业并不是没有转型意愿,只是数字化工具和技术目前仍处于门槛较高、投入较大的阶段。由于市场上缺乏成熟且高便利性的数字化工具,广大的中小企业要实现转型,就需要前期在底层技术开发上投入资金,这对于转型是极大的阻碍。二是企业在转型时存在过分关注技术升级的误区。数字化与传统行业的结合是为了节约成本并提升效率,这也与我国目前的高质量发展阶段的要求相呼应。但技术始终是手段而不是目的。部分传统企业在转型之时并没有关注技术与自身业务之间的联系,忽视了整个价值链的协同,这就导致单一的技术布局不仅没有创造更大价值反而增加了企业成本。
  产业数字化是十四五时期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关键一环,应从企业发展的具体实际出发,注重技术对产业链的实际赋能,同时提高数字技术水平和成熟度,更好服务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
  3.数字化治理
  习近平对于信息化、数字化技术赋能政府治理的作用早有洞见。2016年,习近平指出,“信息是国家治理的重要依据,要发挥其在这个进程中的重要作用。要以信息化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对于信息化时代社会治理模式的变革,习近平见解深刻,指出“社会治理模式正在从单向管理转向双向互动,从线下转向线上线下融合,从单纯的政府监管向更加注重社会协同治理转变”。数字化治理是指将数字技术运用到社会治理领域,以及向公众提供数字化的公共服务。当前,我国数字化治理正面临新形势新任务。一方面是治理对象的数字化转型。随着信息化技术的不断升级,个人和企业逐渐在社会生活中形成电子足迹。在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形势下,信息技术对个人生活的渗透更为深入。健康宝、电子证件的出现也切实便利了个人生活,形成发展的良性循环。治理对象的数字化转型由此便倒逼政府和社会治理的数字化转型,寻求各社会主体间的良性互动。另一方面是治理场景的数字化特征。随着互联网的普及,治理场景相比以往的单一线下模式已有极大改变。在万物互联的大数据时代,线上线下呈现深度融合态势,治理场景的复杂性对治理能力现代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自媒体时代的发展使得个人之间不再是点对点的连接,而是形成了连接网络,在带来沟通便利的同时也给监管带来了新的考验。
  目前,我国数字化治理相较数字经济与实体产业的结合而言,仍处于相对滞后的阶段。具体表现为,一是数字化治理推进存在不平衡问题。数字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运用存在不同省份、不同部门之间的推广差距。由于统一的全国一体化电子政务体系尚未形成,目前我国数字化治理处于各部门和地区分别探索和完善的阶段,部分基层管理部门仍存在数字化治理盲区。二是社会治理各主体尚未建立有效的沟通机制。在数字化应用过程中,企业往往先于政府,这就为政府管理企业造成了数字壁垒。同时,政府内部各层级之间也存在数字化治理的推广差距,缺乏数字时代的有效协调机制。政府应急管理协调方面的短板在疫情防控的初期就有所暴露。三是数据协同共享机制尚未形成。治理体系的革新要求打破数据孤岛,降低数字流动成本。目前我国全行业各领域数据共享仍存在体制机制阻碍,全国一体化的数据中心尚未形成。
  国家治理体系的数字化转型是新时代跨越“数字鸿沟”的重要抓手,是技术实现为人民服务目标最直接的窗口。十四五时期,应秉持习近平关于数字化治理的思想,加强技术创新在治理领域的应用,适应数字社会发展新趋势,提高政府的治理能力和水平。
四、数字经济发展的实践路径
  在新的发展阶段,习近平提出,“要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应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从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和数字基础设施优化升级两个方面提高我国数字经济发展实力,同时关注数字经济领域的安全问题,保障数字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1.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
  习近平认为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高度重视核心技术的攻关突破。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竞争,实质上也是核心技术的竞争。要真正掌握发展主动权,就要在核心技术领域取得先机。而深刻改变全球格局的网络信息技术,也是各国经济发展、技术创新的重点。数字技术自身的突破创新以及其与诸多应用场景的融合创新,是数字经济发展的必然趋势。
  但是当前核心技术领域创新力不足,产业链供应链依赖性强仍是制约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关键掣肘。尤其值得关注的是近年来我国面临的芯片安全问题。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基石,芯片技术无疑深刻影响着电子信息行业发展。而随着中美竞争的加剧,美国违背公平竞争原则,加大对中国进口芯片的限制,企图控制全球芯片供应链,严重危害中国企业的正常发展。美国对我国芯片行业的遏制,充分暴露出我国面临的技术“卡脖子”问题。因此,习近平强调“要牵住数字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创新这个‘牛鼻子’”,“把发展数字经济自主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加强数字关键核心技术创新,一是要加强数字技术基础研究。作为技术密集型产业,数字经济发展对通信技术升级将提出更高的要求,应保持中央财政对数字技术领域基础研究的稳定支持,开展高频器件、光电传感器等重点方面的定向基础研究,加强基础研究领域的成果共享;注重教育,布局长线发展,充分发挥高校这一原始创新主阵地的作用,提高基础理论教学研究的比重,培育具备创新能力的人才后备队伍;推动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融通,顺应互联网时代不断涌现数字经济新业态的形势,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从需求端促进基础研究成果转化并激励研究人才就业。
  二是要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企业是整个科研环节的最终端,应强调其在创新过程中的导向地位,突出数字经济发展的市场导向性。对此,可从加大企业研发费用的纳税加计扣除、对高新技术领域企业施行税收优惠政策等实质性的普惠政策出发,激发企业创新活力;促进数字经济领域各主体协同,建立高等院校、科研院所和行业上下游企业共同的创新中心,推动科研成果市场转化机制走向稳定成熟;逐步打造共享型的技术平台,以大企业为引领,为中小企业提供共性的基础性技术成果,促进全产业链的融通创新。
  2.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
  习近平在布局建设数字中国战略时,多次提到要“加快完善数字基础设施,推进数据资源整合和开放共享”。2022年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提到要“建设数字信息基础设施,逐步构建全国一体化大数据中心体系,推进5G规模化应用”。在数字化转型时期,优化升级数字基础设施是首要的关键性环节。
  对此,一是要以前瞻性思路建设信息网络基础设施。综合性的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对于数字经济是极为重要的发展前提,应协同推进千兆光纤网络和5G网络基础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5G商用范围,布局新兴的卫星通信网络建设,提前谋划6G技术发展所要求的元器件研发,为数字经济产业持续发展提供硬件基础支持。同时推动各类传统产业的基础设施和生产装备智能化改造,促进制造资源实现弹性供给。加快构建工业互联网基础设施配置,围绕产学研多方需求,搭建数字转型联盟和创新网络。
  二是推动各项基础设施互联互通。2018年年底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就提出要“加强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型基础设施建设”。区域通信、卫星导航等各类信息基础设施应进一步实现互联互通,逐步以低成本扩大高速互联网连接方式,促进关键领域的信息共享和合作。同时扩大国际范围内数字经济领域的互联互通,“一带一路”国家共建空间信息走廊的先行实践就是成功范例。应依托区域合作协定,聚焦各国数字经济发展需求,通过互联互通,实现基础设施领域的多赢。
  三是协同推进数字基础设施建设可持续发展。数字经济时代基础设施的建设是涉及政府部门、企业、社会个人等多方主体的建设工程。应把握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创新性和前沿性,做好数字基础设施建设的顶层设计和全国布局。政府应加强部门间协调,避免重复、低水平建设,同时制定维护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成果的政策法规,加强设施保护,保障数字经济平稳推进。基础设施的建设目的是为数字企业发展提供支持,因此政府部门应以企业需求为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遵循,加强与企业的对接,了解其真实需求,有效提供基础设施的支持价值。另外,引入市场主体建设数字基础设施,降低门槛,吸引社会资本和企业进入数字新基建之中,鼓励新基建信贷支持计划和REITs试点发展,促进多元主体参与。
  3.规范数字经济发展
  随着信息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数字经济的应用场景不断扩展。数字经济发展面临的安全问题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网络安全,还随着技术扩展将面临更为复杂的大数据安全、云计算安全等。同时,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的同时也意味着风险的传递。强化数字经济安全体系建设是防止风险在宏观经济体系中蔓延,提升经济体系稳定性的重要一环。习近平强调,“要规范数字经济发展,坚持促进发展和监管规范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在发展中规范、在规范中发展”。对此,“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中也提出了具体实践路径。
  一是增强网络和数据安全防护能力。要提高网络风险防范技术水平,持续提高网络和数据安全系数。要健全完善网络安全应急预警通报机制,规范数据安全生命周期管理,建立数据安全防火墙等。从硬件设施方面阻断威胁国家网络和数据安全的风险。要加强数据安全标准体系建设,提高准入门槛,防止风险因素入侵。
  二是加强数字经济领域的监管力度。作为新兴的发展领域,数字经济行业创新度高的同时也会带来监管滞后的风险。为此,首先要加强法律法规层面的追踪更新,明确行业各主体的责任和义务,防止无序扩张。其次,强化全方位多层次监管体系的建立,构建动态平衡的监管治理框架,加强包括行业和平台范围的监管制度顶层设计。最后要提高行业竞争的公平性,严格打击垄断和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维护公民隐私,对于打破监管红线的行为要严肃惩处,引导经济主体合法合规经营。
  三是提高群众安全意识。信息化、数字化时代面临的数据量之庞大,覆盖面之广泛都是之前时代所无法想象的。自媒体时代带来数据无限增量的同时,也大大提升了个人传播信息的自由度。同时,数字经济领域是新技术和新业态不断涌现的领域,社会资本的逐利属性会使投资出现盲目跟风、同质化竞争等现象。为此,应发挥政府作用,加强社会层面的规范和引导,在保障人民言论自由的前提下规范网络行为,净化网络空间。
  4.充分发挥数据要素作用
  数据要素是数字经济时代的关键生产要素。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将数据要素与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等传统要素并列,突出数据要素在新时代的重要作用。数字经济的持续发展离不开数据要素的高质量供给和市场化流通。
  对此,一是要提高数据要素的供给质量。目前我国对于数据采集加工尚未形成统一的标准和规范,数据处理的专业化能力尚有欠缺。应面向企业、政府等数据需求方的具体要求,提高数据清洗、分析能力,提升数据管理能力,避免数据要素的良莠不齐造成生产和社会治理的混乱。
  二是培育形成数据要素市场。数据要素要发挥作用需依赖成熟的数据流通环境。目前,我国尚未形成统一的数据要素市场,又由于数据要素的特殊属性,使得数据难以根据单一的标准定价,规模化的交易行为也较难开展。未来应鼓励各市场参与主体探索数据资产定价模式,逐渐规范数据交易,培育配套的数据要素流通市场运营体系。同时健全数据要素价值和贡献相匹配的收入分配机制,调动市场主体积极性。
  三是加强数据要素开发水平。应充分发挥各市场主体挖掘开发数据资源的作用,挖掘沉睡数据。促进数据与多种应用场景的结合,开发数据商业价值,推动其价值产品化和服务化,满足市场参与者个性化需求。在开发过程中,注重用户数据隐私的保护,保证数据要素利用的可持续发展。
  5.加强数字经济领域国际合作
  当前,面对数字化发展机遇,世界各国都在谋划布局数字经济发展。数据要素本身具有的流动性和共享性意味着合作才是未来发展的正确道路。各国需要秉持开放态度,加强技术资源方面的合作共享,共同应对数字化时代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我国应结合新发展格局的战略要求,推动国内国际的联动,积极参与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
  对此,一是完善互联互通网络。中国依托“一带一路”倡议和RCEP,带动周边国家和地区的互联互通。2017年5月,习近平首次提出“数字丝绸之路”的概念,号召世界各国“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连接成21世纪的数字丝绸之路”。在倡议指引下,“数字丝路”沿线国家合作成果丰硕,构筑起互联互通的信息网络,促进包容联动发展。未来应进一步依托区域间合作协议,积极开展数字经济领域基础设施和核心技术的国际合作,提高共享度。
  二是以数字化贸易发展带动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数字贸易是数字信息技术赋能国际贸易领域的产物,也是当前破解疫情之下贸易困境的数字化解决方案。应进一步完善数字贸易领域相关支持政策,提高制度和法律保障,营造贸易数字化良好环境;依托自由贸易区、自由贸易港等实验基地,打造便利跨境支付、物流等的贸易环境,引进国际数字创新资源,培育数字经济领域跨境产业链;鼓励出口企业向数字贸易领域进军,充分利用数据流动共享创造的便利,推动研发、生产、管理、销售各环节的数字化转型,探索数字贸易新形式。
  三是维护和完善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形成世界各国普遍认同的数字经济治理标准和规则对于构建和谐有序的网络空间、促进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中国应主动作为,积极参与国际数字经济领域谈判,共同制定科学合理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就多边数字经济治理机制完善发出中国声音;加强政府间数字经济发展的政策对话和企业间的技术沟通协作,维护信息网络空间秩序,为数字经济发展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
  (作者简介:陈江生,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研究生院副院长、教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10期
发布时间:2023-01-12 10: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