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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五堂 刘学梅:比较视野:吴易风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独特贡献

2022421日是著名经济学家吴易风教授九十华诞,在此我们向这位一生坚持守正创新的经济学前辈致以崇高的敬意!衷心祝愿老人家生日快乐,福寿绵长!

吴易风教授1959年从中国人民大学经济系毕业后,留校从事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工作,直到2019年从一级教授岗位上荣退。中间虽然经历了中国人民大学解散,“文革”期间下放劳动,但他的研究工作从未中断。在长达60年的教学和研究生涯中,吴易风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等众多学科领域取得了十分丰富的研究成果,做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的理论贡献。有关吴易风教授经济思想的总体研究和评价,目前已经有不少研究成果发表。这里我们只从比较研究的视野对吴易风教授的经济思想进行评述,显然这不可能囊括吴易风经济思想的全部内容,但我们认为比较研究最能反映吴易风教授的研究特色和主要理论贡献。

尽管吴易风教授的研究范围十分广泛,涉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等多个领域,以至于被称为“三通”经济学家,但他的立足点始终没有离开马克思主义。他研究经济思想史和西方经济学,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自觉地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比较。通过研究经济思想史,他梳理清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来源,从而更加深刻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革命性伟大变革;通过研究西方经济学,他澄清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和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这二重性质,在分析批判西方经济学的同时,吸收和借鉴其有用成分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看到,吴易风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不仅仅是出于信仰,更重要的是出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科学性和人民性的深刻理解。他对各种错误思潮的批判,重点是通过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比较,揭露其理论本身的错谬,因而更加深刻,更加透彻,更加令人信服。

吴易风教授这种从“外围”入手研究马克思主义的方式是他的鲜明特色,这也展示了他宏大的研究视野和深厚的理论积淀。支撑这一切的,是他一生的勤奋和严谨。

一、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源”和“流”的比较,澄清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

吴易风教授的学术生涯是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源头之一——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开始的,接着又梳理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另一个源头——英国古典经济学。在研究过程中,吴易风教授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分析了它们各自的成就和缺陷,澄清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它们的继承和变革。吴易风教授的研究理清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源”和“流”,有助于我们深化对马克思主义科学性的认识,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理论贡献。

1.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吴易风教授大学学的是政治经济学专业,毕业留校讲授经济思想史。他的理论研究是从空想社会主义开始的。在研究空想社会主义学说的过程中,他自觉地把空想社会主义经济学说与马克思经济学进行比较。我们在知网上查找得知,吴易风教授的第一篇文章发表于1962年,是讨论空想社会主义阶级倾向的。在文章中,吴易风教授把空想社会主义的政治主张与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思想的比较,得出三大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理论代表了尚未从“自在阶级”转变为“自为阶级”的无产阶级的要求和利益的结论,并指出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是批判地继承和科学地改造的关系,从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性和科学性。在1964年发表的讨论按劳分配思想源头的文章中,吴易风教授同样通过对比分析指出,空想社会主义者对未来社会的分配制度作了不少猜测,有的主张按照需要分配消费品,有的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于主张按劳动分配消费品,但是,他们都不了解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的历史必然性,更不懂得共产主义社会有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之分,按劳分配和按需分配是分别适应于两个不同阶段的分配原则。通过与空想社会主义的比较,吴易风教授清楚地揭示出马克思按劳分配思想的现实合理性和科学性。

“文革”下放劳动期间,吴易风教授利用空余时间完成了35万字的《空想社会主义》一书的初稿,经过修订于1980年出版,获得了社会广泛好评。在书中,吴易风教授创新性地把空想社会主义划分为四个阶段,研究了这四个阶段的16位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哲学、政治、经济、社会等方面的学说。他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把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与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比较,指出前者的贡献和不足,从而澄清马克思主义对空想社会主义的继承和发展。例如,关于空想社会主义者的经济思想,吴易风教授一方面指出他们的历史贡献:“空想社会主义者从来没有像资产阶级经济学家那样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唯一可能的生产方式,他们批判了这种生产方式,探讨了资本主义以前的社会经济制度,猜测和设想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经济问题。他们所做的这些尝试,对于剖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创立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各个阶段的物质生产和分配规律的广义政治经济学,都是有积极意义的。”另一方面也指出了他们的不足:受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范畴的限制,没有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做出科学分析,也没有对它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生产方式取代的历史必然性做出科学论证,在一些问题上他们对资本主义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等等。显然,吴易风教授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立场上,通过把空想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比较而对它做出评价的。

通过对空想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比较研究,吴易风教授一方面澄清了马克思主义的源流,深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另一方面阐明了马克思主义超越空想社会主义的革命性变革,彰显了它的科学性。

2.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比较研究

1978年开始,吴易风教授对作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共同源头的英国古典经济理论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研究,历时7年,完成了50万字的《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初稿,并经修订于198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独辟蹊径,打破了以学者个人为专题的传统研究思路,把英国古典经济理论按具体研究内容划分为18个专题,包括方法论、价值理论、货币理论、剩余价值理论、工资理论、利润理论、地租理论等主题,对每个理论主题的形成和演变发展过程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梳理。这种纵向的历史研究通过同一主题不同学者思想的比较,清晰地呈现思想演变的具体历程,非常有利于我们理解和掌握英国古典经济学产生、发展和衰亡的具体脉络,但研究工作做起来耗时耗力,而且要求学者对理论整体有通透的认识和把握。吴易风教授不仅高质量地完成了这一任务,而且提出一系列不同于传统经济学说史的学术创见。该书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获得“全国高等学校首届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

英国古典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直接理论来源。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首篇重要文献,其内容主要是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麦克库洛赫和马尔萨斯等人的观点的分析和批判。马克思1844年在巴黎首次对古典经济学进行系统研究,他重点研究了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詹姆斯·穆勒、麦克库洛赫等人的著作,并做了大量摘录和读书笔记。他们二人都批判了古典经济学(他们称为国民经济学)把资本主义私有制作为自己的基础而不予论证的谬误,并通过对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分析和批判,揭穿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在矛盾,论证了共产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历史必然性,从而开启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创立之路。在《资本论》的众多手稿、特别是在《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对英国古典经济学理论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分析批判,几乎涉及所有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在吸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优秀成果、批判扬弃其理论谬误的基础上,马克思创立了自己的经济理论。由此可见,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发展脉络对于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吴易风教授始终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立场上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他不仅梳理挖掘英国古典经济学的思想演变,而且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对照,对它的理论贡献和缺陷进行了全面的分析,从而深入揭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批判继承关系。由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吴易风教授在他亲自选编的《吴易风文集》中,把《空想社会主义》和《英国古典经济理论》列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这一研究主题,并把这两本著作定位为马克思经济学来源的研究。

据郭冠清研究员考证,在写作《英国古典经济理论》的过程中,吴易风教授对书中15位代表人物的著作进行了全面阅读,此外,除了对《剩余价值学说史》中有关英国古典理论进行系统梳理外,还对《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版)中相关内容进行了深入挖掘。事实上,几乎书中讨论的每一位代表人物,吴易风教授都引证了马克思对他们思想观点的分析评论。吴易风教授还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英国古典经济学的关系进行了具体分析。他指出,一方面,马克思对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主要著作的几乎全部论点,做了全面、详尽的分析和批判,在此基础上汲取并改造了它们当中一切有价值的科学成果,创立了科学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他说:“没有对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批判的继承,就很难创立起无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直接继续和必然发展。”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绝不是对古典政治经济学的简单继承,而是通过对其进行革命性批判改造,用无产阶级世界观建立的崭新的科学理论体系。吴易风教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古典经济学的直接比较,深入揭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

第一,古典经济学家往往只从物与物之间的关系去研究经济范畴,马克思则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社会生产关系,也就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古典经济学家只是从现象层面研究经济关系,他们把重心放在商品交换领域;马克思则深入到生产过程的内部,抓住了社会经济活动的本质。

第二,古典经济学家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看待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他们总是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唯一可能的社会生产方式,是永恒的社会生产方式。马克思则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使用唯物主义的辩证方法,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做历史的、暂时的,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就像封建生产方式被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取代一样,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必将被更高级的生产方式取代。

第三,虽然古典经济学家在建立劳动价值论方面做出重要的理论贡献,从配第到斯密再到李嘉图,他们越来越明确地认识到商品具有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两个因素,越来越明确地认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因素,又是创造使用价值的唯一积极因素,但他们总是把体现为价值的劳动和体现为使用价值的劳动混为一谈,他们忽略了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马克思则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提出劳动二重性学说,解决了古典劳动价值论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难题。此外,古典经济学家混同了价值和生产价格的差别,马克思则第一次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科学地说明了价值到生产价格的转化。

第四,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试图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说明剩余价值的源泉,但他们受既有的经济范畴的束缚,都把剩余价值的具体形式看做一般形式,如配第把租金看做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斯密把利润和地租看做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李嘉图把利润看做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只有马克思,第一次真正研究了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并明确区分了剩余价值的一般形式和具体形式,创立了剩余价值理论。

第五,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虽然也分析过再生产问题,但斯密教条堵塞了他们的正确思路。马克思纠正了斯密教条的错误,在政治经济学史上第一次建立了社会资本再生产和流通的科学理论体系,并第一次创立了科学的经济危机理论。

第六,英国古典经济学家虽然对资本积累做过一些有意义的探讨,但他们大都把资本看做积累的储备,马克思第一次对资本的积累过程进行了科学的系统分析,创立了科学的资本积累理论。

通过以上比较,吴易风教授充分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的全面超越和革命性变革,他深刻阐明,英国古典经济学一方面力图通过探讨资本主义经济学关系的内部联系,得出一系列科学见解和结论,另一方面它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分析又经常停留在竞争中颠倒地表现出来的外部联系上,其结论是肤浅的,庸俗的。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扬弃,建立了完整的科学理论体系。

吴易风教授研究英国古典经济学的主要理论贡献在于:第一,他澄清了对“古典学派”范畴的混乱认识,创造性地把英国古典经济学分为产生、发展和完成三个历史时期,并阐述了各个时期的古典经济学家及其思想的特点,及其被马克思经济学取代的必然性。第二,他充分证明亚当·斯密以相对优势概念的形式首次阐述了比较优势原理,纠正了理论界长期认为李嘉图是比较优势原理的发明者的错误。第三,他深入阐明古典经济学与马克思经济学的关系,阐明马克思超越古典经济学家的地方,在于他运用辩证法这一科学思维方法,把资本至生产方式看做具体的历史的过程,通过对古典经济学的一系列范畴进行辩证扬弃,实现了具体和抽象、个别和一般的辩证统一,从而实现了对古典经济学的革命性变革。吴易风教授的上述思想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理论的发展和完善,是具有一般意义的基础性理论创新。

二、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

吴易风教授是改革开放新时期我国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拓荒者之一,他为推动国内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做出的杰出贡献无需我们多说。在理论经济学界,大多数人都知道吴易风教授是讲授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名家,但他又与时下许多研究西方经济学的学者不完全相同,他旗帜鲜明地站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立场上研究和评价西方经济学。

1.阐明西方经济学的二重性,强调不能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作为我国最早倡导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重要学术团体——中华外国经济学说研究会的发起人之一和第三任会长,他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研究西方经济学和外国经济思想史。他强调必须以正确的态度对待西方经济学,他指出:“西方经济学具有二重性:一是阶级性,一是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主要表现为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维护资本主义制度,维护有利于西方发达国家的国际经济秩序和宣传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西方经济学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主要表现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病症进行病理分析,作出诊断,并开出处方。”他强调西方经济学研究中应反对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只看到西方经济学的阶级性而看不到它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因而主张全面否定西方经济学;另一种片面性是只看到西方经济学在特定条件下的实用性而看不到它的阶级性,因而主张全盘吸收西方经济学。他主张对西方经济学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在科学、全面分析的基础上,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在揭露和批判其反映资产阶级利益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主张的同时,也要对其中的一些先进的研究方法和手段加以借鉴吸收。他特别强调,西方经济学中某些可资借鉴的成分往往与庸俗的辩护性的东西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在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时候必须首先要加以研究,分清是非,把可资借鉴的成分与辩护性的东西分离开来,加以改造,才能为我所用。

吴易风教授不仅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主编的西方经济学教材都会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和观点对西方经济学进行分析评价,强调指出西方经济学阶级性和实用性的双重性质,既要揭露批判它的辩护性,也要合理借鉴它的实用性,即使是技术性较强的中高级教材也是如此。他和高鸿业教授共同主编的《研究生用西方经济学(微观部分)》指出:“研究生教材虽然很少直接涉及意识形态问题,但是,它研究的范围,它提出的问题、它不提的问题等等,确实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利益,意识形态和价值判断。”他要求自己西方经济学专业的博士生系统学习《资本论》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求他们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方法和观点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站稳人民立场。

吴易风教授在积极推进西方经济学教学和研究的同时,自觉地把西方经济学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进行比较。在他看来,这是认清西方经济学真实面目的好办法。西方经济学标榜客观、科学,不承认其阶级性,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则公开承认经济学的阶级性,并自觉地站在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研究经济问题。事实上,任何经济学家在研究经济问题时,总是自觉或不自觉地站在特定的阶级立场,代表和维护特定的阶级利益,所以经济学不可能没有阶级性。西方经济学故意掩饰自己的阶级性,恰恰反映其为资产阶级利益服务的欺骗性和辩护性。吴易风教授通过具体的比较分析,深刻揭露了西方经济学理论上的错误和实践中的危害,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0世纪90年代,国内一些经济学家试图用西方经济学的生产要素价值论取代劳动价值论,以生产要素分配论取代按劳分配原则。他们认为土地、劳动、资本、企业家才能共同创造价值,所以土地取得地租、劳动取得工资、资本取得利息、企业家才能取得利润是它们应得的,属于按要素贡献分配。针对这种错误观点,吴易风教授连续发表文章予以批驳。他指出,上述观点实际上是马克思早已驳倒的萨伊“三位一体”公式的翻版,在理论上它混淆了价值创造和使用价值创造、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价值形成和价值增殖的本质区别,在实践中它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从而混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他同时强调,在“知识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我们必须在坚持劳动价值论的同时发展劳动价值论,回答时代提出的新问题,但我们必须遵照劳动价值论的基本逻辑来发展它,“如果被否定的是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原理,那么被肯定和被发展的就不可能是劳动价值论,而很可能是另一种价值理论,是同劳动价值论完全相悖的价值理论。”

针对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错误主张,吴易风教授旗帜鲜明地反对。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阶级性、意识形态、价值判断、历史观、研究对象等方面都根本不同,从本质上说,它们是两种对立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可以有鉴别地吸收西方经济学中有科学价值和有用的东西,但能够为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提供正确理论指导的,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而不是西方经济学。因此,决不能用西方经济学取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通过具体理论的比较,揭露西方经济学的谬误,阐明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

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进行直接的、全面的比较研究,是吴易风教授的一大心愿,也是他晚年理论研究的主要方向。他回顾说:“我早就想做这项专题研究,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分成几十个专题进行系统比较,通过比较,更好地、更全面地认识问题。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正确,正确在什么地方?相比之下,西方经济学到底问题出在哪儿?西方经济学有没有什么相对的强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还应该加强哪些内容和方法?”《吴易风文集》第10卷专门收录了他本人以及他与弟子们合作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分专题进行比较的成果。

判别两种理论孰是孰非孰优孰劣,最简单直接的办法是把它们进行比较。但这项工作做好很不容易,它要求研究者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都要有全面、透彻的掌握。吴易风教授不仅精通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而且精通经济思想史,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产生和发展历史都十分清楚,有充足的理论支持来从事比较研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他围绕研究对象、产权理论、经济增长理论等重要主题,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进行比较研究,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成果,深化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

(1)研究对象的比较

随着西方经济学在我国的流行,学术界出现了一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也就是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是生产关系,不研究资源配置;西方经济学研究对象是资源配置,所以只能用西方经济学指导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这种观点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被边缘化提供了依据。

针对这种观点,吴易风教授提出了疑问。他梳理了马克思从早年到晚年的相关论述,发现了政治经济学理论长期存在的一个问题:由于对生产方式范畴的理解背离了马克思的原意,从而忽视了马克思把生产力——生产关系原理修改为生产力——生产方式——生产关系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事实,进而把《资本论》中“生产方式以及和它相适应的生产关系和交换关系”的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对象的阐述简化为生产关系。吴易风教授指出,马克思所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指生产的资本主义的社会形式,即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和生产资料相结合以生产人们所需要的物质资料的特殊方式。由此可见,生产方式是一个有自己独特含义的独立范畴,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既不存在替代关系,也不存在包含关系。因此,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不能简化为生产关系,而应该是“人类社会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上的生产方式以及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这样看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并不排除对资源配置的研究,资源配置方式从属于生产方式,它不能取代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而成为全部经济学的核心。吴易风教授的这一创见大大拓宽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范围,有力地反驳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无用论”的错误观点。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各自研究对象的深入分析比较,吴易风教授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在研究对象上的根本分歧,并不在于要不要研究资源配置,而在于西方经济学研究的是生产一般的资源配置,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逐出经济学的研究范围,属于西方学者所说的“逃避考察人与人之间的社会经济关系”的理论。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研究资源配置一般,而更重要的是要研究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历史的、具体的资源配置及其特征。通过吴易风教授的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资源配置绝不是一个单纯的技术问题,它与利益分配直接相关,因而与制度取向密切相关。西方经济学脱离具体的社会制度环境研究资源配置,不可能真正做到资源最优配置。只有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指导,联系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具体社会环境和发展要求,把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有机结合起来,才能真正做到效率和公平的统一,彰显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2)产权理论的比较

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以科斯定理为核心的美国新制度经济学产权理论传入我国并迅速流行起来,不仅经济学理论界几乎到了“言必称科斯定理”的地步,而且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面对这种状况,吴易风教授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责任感出发,冒着被非议、被责难甚至被攻击的危险,连续发表文章,分析了科斯产权理论的错谬及其政策主张的危害,并深入研究马克思产权理论,提出用马克思产权理论指导我国国企改革的具体主张。为了深入辨明马克思产权理论和科斯产权理论的是非,吴易风教授对二者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比较研究。他指出,马克思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研究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深入阐明产权是反映经济关系的意志关系,它的内容是由经济关系本身决定的。与马克思相反,科斯脱离具体的社会历史环境,抽象地研究法律形式的财产权利,并把它看做单纯的意志关系,他根本不研究财产关系与生产关系或经济关系之间的关系,这就决定了根本不可能揭示财产关系和产权制度的本质。马克思阐明产权具有历史性,它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具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他深入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劳动者产权规律向资产阶级产权规律转变的具体过程,揭示了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的剥削实质。科斯由于不理解产权的本质,始终把资本主义产权形式当作唯一的产权形式,当作永恒的产权形式,他不敢也不愿研究劳动者产权规律和资产阶级产权规律问题。马克思阐明产权是与财产有关的一系列法定权利的总和,它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分属不同的主体,马克思深入揭示各项权利的本质;科斯尽管也论及产权中的若干权利,但他仅仅停留在表面现象和法律条文之上,回避了权利的本质。马克思阐明,从大的方面看,产权分为公共产权和私有产权,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虽然在历史上曾起过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积极作用,但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它终将最终成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以公共产权为基本特征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必将取代资本主义私有产权制度。科斯定理试图证明,只要私有产权清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总是有效率的,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全部历史证明,这一论断根本无法成立。从政策含义上看,马克思产权理论主张产权关系必须与生产力状况相适应,因此现阶段我国必须坚持以公有产权为主体,多种产权制度并存,而按照科斯的产权理论,我国必须实现全盘私有化。通过深入比较,这两种产权理论的是非高下一目了然。吴易风教授指出:“一个多世纪以来,马克思产权理论经受住了逻辑检验、历史检验和实践检验,已经被证明并将继续被证明是社会科学史上的第一个系统的产权理论,而且是迄今为止社会科学史上真正科学的产权理论。”

(3)经济增长理论的比较

经济增长理论史上,是马克思第一个系统地提出了科学的经济增长理论,是苏联时期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菲尔德曼(也译为费里德曼)第一个建立了分析经济增长的数学模型,然而在相当长时间里这一点被人们忽视。吴易风教授不仅指出这一事实,而且对马克思增长理论进行了研究和拓展,并把它与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进行比较。他指出,马克思增长理论与西方增长理论在许多方面都存在着显著的差别,马克思增长理论的理论基础是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学说,资本家阶级追逐剩余价值的动机是经济增长的驱动力;西方增长理论虽然有多种,但它们都以凯恩斯的需求决定论和新古典的均衡价值论为依据,它们都把经济增长看做由总供求关系决定的动态均衡过程。从经济均衡增长的稳定性来看,马克思增长理论深刻揭示了资本家阶级盲目而无序的逐利行为必然造成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性;西方经济学增长理论中,除了哈罗德-多马模型认为经济均衡增长难以持续外,以新古典增长理论和新增长理论为代表的主流观点均得出宏观经济可以实现持续、稳定的均衡增长的结论。马克思增长理论微观分析与宏观分析是高度统一的;西方增长理论大都缺乏对宏观经济总量的微观基础的论证与描述。马克思增长理论是总量和结构相统一的;哈罗德—多马模型、索洛模型等西方传统增长模型都缺乏结构分析,随着增长理论的发展,西方经济学家实际上回归了马克思用两部门分类说明经济增长的分析框架,但他们绕开剩余价值这一要素,将经济总产出区分为消费和投资两个部分,并围绕投资与储蓄二者关系展开论证。马克思增长理论内含着技术和制度的作用,在技术和制度二者中,技术是对经济发展起决定作用的因素,经济制度通过促进或阻碍技术进步而影响经济增长和发展;西方经济学主流增长理论则把经济制度、生产技术等因素看做外生变量,不予讨论。通过以上比较我们可以看出,马克思增长理论比西方增长理论更准确地刻画了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动态特征。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具体比较研究,可以更加清晰、更加深入地看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仅比西方经济学更具有整体上的逻辑一致性,而且比西方经济学的现实解释力更强大,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关系问题上,吴易风教授强调要坚持陈岱孙教授的主张:“弘扬马列 锐意求新 借鉴西学 体察国情”,即学习和研究西方经济学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对西方经济学要认识其本质,但也不能简单地全盘否定,而是要加以分析,对其中在特定条件下有实用性的成分要借鉴。

2.吸收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有用成分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吴易风教授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对待西方经济学的态度,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维。他批判西方经济学,但并不全盘否定,而是积极主张吸收西方经济学的有效研究方法和手段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大力提倡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数理研究方法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科中的数学建设。他指出,数学方法能使我们比较精确地研究问题,同时又能使问题简单明了。马克思本人就很重视经济学中的数学应用,在这方面他走在了时代的前列。现在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能用数学方法表达,甚至使用数学方法来责难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无知。“建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数学模型,有利于回答西方经济学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挑战,有利于有力地反驳西方经济学对马克思经济学的责难。”同时,他也强调,运用数学方法是为了解决问题,不能将数学作为一种包装。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吴易风教授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数学模型化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探索。

(1)构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生产函数

1994年,吴易风教授和他的学生王健教授合作,借鉴西方经济学中的生产函数理论,探索构建以劳动价值论为基础的生产函数。他们认为,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以简洁的数学方式描述的物质生产过程中投入和产出的技术关系具有普遍性,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来说是有用的分析工具,但是它建立在萨伊的生产三要素论的基础上,掩盖了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价值增殖的剥削性质;它混同了产品和商品、使用价值生产和价值生产的区别;它还被用来为替资本主义分配作辩护的边际生产力分配论做佐证;它的数学抽象方法只能说明渐变的有连续性的生产过程,不能反映生产过程中的突变现象。他们批判地汲取西方经济学的生产函数中有价值的因素,把它的生产要素价值论抽调,把资本同生产资料区别开来,把“劳动”这不正确的用语改为“劳动力”,成功地构建了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不同层次的生产函数。这一成功探索在借鉴西方经济学改进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步伐。

国内对基于劳动价值论的生产函数的研究在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开展,但已有的研究是从具体劳动或物质生产的单一视角来解释生产函数,而没涉及价值创造过程。吴易风教授等人的研究突破了这一局限性,从使用价值创造过程和价值创造过程两个角度研究和构造生产函数。显然,吴易风教授等人的研究更符合劳动价值论的本意。王朝科教授认为,吴易风教授等人的这一研究为国内学界基于劳动价值论的价值函数研究开创了先河。

(2)借鉴西方经济学拓展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

在经济增长理论史上,马克思第一次将静态分析动态化、短期分析长期化,建立了经济学历史上第一个经济增长理论模型。吴易风教授在马克思两部类增长模型的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研究和拓展,他用数学模型研究了资本有机构成不变前提下,生产资料生产部类和消费资料生产部类这两大部类的增长关系,得出的结论是:“资本主义经济要达到均衡状态,两个部类的资本家的积累—投资率必须保持相应比例。”吴易风教授用数理模型验证了马克思的观点:由于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它不存在什么机制能够保证两大部类按比例增长,也就是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不可能经常满足经济顺利增长的实现条件或平衡条件,因而资本主义必然会周期性地爆发结构失调的经济危机。吴易风教授提出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增长理论需要进一步研究和拓展的任务:“第一,如何用简洁的数学模型正确地、准确地、精确地表达马克思用图式表达的经济增长理论;第二,如何用数学模型表达马克思关于经济增长的平衡条件在生产的自发形式中经常遭到破坏,因而不可避免地发生周期性生产过剩经济危机的理论;第三,如何用数学模型表达马克思关于科学技术在经济增长中的重要作用以及有机构成不断提高条件下的经济增长理论;第四,如何将经济增长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有效地结合起来。”他指出,以往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关于马克思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成果,以及西方经济学家关于以西方经济理论为基础的各种经济增长模型的研究成果,在不同程度上对我们都有借鉴意义。

(3)马克思经济学的数学模型研究

2012年,吴易风教授和白暴力教授主编的《马克思经济学数学模型研究》一书出版。该书初步建立了比较系统而全面的马克思经济学的数学体系,是借鉴西方经济学有用方法完善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次重要探索。该书按照《资本论》的传统结构和逻辑体系,对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理论进行了系统的数学描述,搭建起马克思经济学数学体系的基本框架。该项成果充分证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不但可以使用数学,而且可以建立数学化的完整体系。这不仅对于我们更加深入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理论的基本逻辑、更加准确地把握它的基本观点具有积极作用,而且对于我们遵循马克思的逻辑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构建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具有重大帮助。

吴易风教授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和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吴易风教授不仅深入阐明二者的本质区别,揭示出西方经济学的局限性,而且找到了借鉴西方经济学改进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些正确途径。国外一些研究马克思经济学的学者也试图用西方经济学改造马克思的经济学,但他们往往不加分辨地采用西方经济学的基本观点和研究方法,而把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作为单纯的改造对象,其结果不是发展而是歪曲马克思主义。吴易风教授强调必须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的前提下吸收和借鉴西方经济学的某些分析工具或技术手段,强调这样做是为了更加清晰、明确地论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观点。他的一些具体研究具有普遍意义,这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我们正确借鉴西方经济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具有重要的示范和指导作用。

三、 通过对马克思主义改革观与新自由主义改革观的比较,强调我国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我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过程中,始终存在两种不同性质的改革观。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主张改革必须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必须坚持国家对市场的宏观调控。总之,马克思主义的改革观强调改革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与此相反,新自由主义的改革观主张国有企业应当进行“非国有化”改革;主张个人收入分配只能“按贡献分配”,即按生产要素分配;反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宏观调控。吴易风教授旗帜鲜明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改革观,对新自由主义改革观及其危害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揭露。尽管为此受到无端攻击,甚至被扣上“反对改革”的帽子,他始终没有退缩,没有停步,充分展示了一位马克思主义学者坚持真理的勇气和担当!

1.揭露科斯产权理论的谬误和危害,提出用马克思产权理论指导国有企业改革

20世纪90年代,随着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入,以科斯等人为代表的美国新制度经济学等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思潮传入我国并迅速流行起来,不仅经济学理论界几乎到了“言必称科斯定理”的地步,而且我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它的影响。面对这种状况,吴易风教授从一个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的责任感出发,发表了多篇文章,对以“科斯定理”为核心的新制度学派产权理论进行了深入分析和批判,对它的政策主张的实质和危害进行了深刻揭露,并提出用马克思产权理论指导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具体主张。

“科斯定理”的基本内涵是:在没有交易费用的条件下,只要产权明晰,市场就可以自发地实现资源最优配置。概括地说,就是市场机制可以矫正市场失灵,所以它的核心主张是产权明晰。吴易风教授一针见血地揭穿了这一主张的本质:“简单地说,产权完全明晰化就是彻底私有。”他分析指出,科斯定理无法得到证明,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未经证明的假说,甚至连假说都不够格。但其政策含义十分清楚:它不仅可以被用来作为反对政府干预的理论依据,而且可以被用来作为推行私有化的理论依据;它不仅可以被用来攻击社会主义,而且可以被西方发达国家用来作为掠夺人类公有资源的理论依据。如果用它来指导中国的国有企业改革,那就只有私有化一条出路,其结果必然导致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被瓦解,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社会迅速形成两极分化。

在吴易风教授看来,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绝非离开西方产权理论就失去理论指引,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中就蕴含着丰富的产权思想,它可以而且应该用来指导我国国有企业产权改革。他指出:“马克思的产权理论不仅为我们的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指明了方向,而且为我们指明了改革的具体道路。这个具体道路就是按照权利分离的原则解决国有企业的产权问题。”[19]为了解决国有企业国家所有权和企业经营权的矛盾,他提出一个原则:保障国家对企业的所有权,落实企业的经营权。“而为了贯彻这一原则,就必须实行政企职责分开,必须实行政府的社会经济管理职能和国有资产管理职能分开。”基于这一思路,吴易风教授在1994年就公开建议成立国务院国有资产管理委员会,以取代当时的国有资产管理局。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的管理和经营与吴易风教授的思路是基本一致的。

2.总结俄罗斯及拉美国家新自由主义改革失败的经验教训,强调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19959月,吴易风教授应邀到俄罗斯进行了为期一个月的学术访问,期间他与许多俄罗斯著名经济学家就进行了深入交流,这些经济学家大都是俄罗斯经济学界的权威人士,有的还曾担任政府高官,他们对苏联解体前后的具体演变历程十分清楚,有的还是当事人。这些经济学家指出,俄罗斯不考虑自己的特点,采用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萨克斯的“休克疗法”,实行快速私有化,结果给俄国带来一场空前的大灾难。他们一致认为俄罗斯的改革已经失败,并希望中国的改革能够吸取俄罗斯的教训,决不能搞私有化。吴易风教授回国后把访俄记录整理出来,以《俄罗斯经济学家谈俄罗斯经济和中国经济问题》(以下简称“访俄报告”)为题发表于《高校理论战线》1995年第11-12期。访俄报告从头到尾都是介绍俄罗斯经济学家的观点,然而,一些人却因此对吴易风教授大加指责,认为他给中国的改革泼冷水、对改革开倒车。形势的发展出乎吴易风教授的预料,他虽然难以理解,但并没有动摇,更没有退缩。他继续发表文章指出,主张私有化与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反对私有化的分歧是两种改革观的分歧,它“实质上关系到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根本问题。”他毫不动摇地亮明自己的观点:“只有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才能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相反,动摇公有制的主体地位,放弃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就必然背离社会主义方向。”他始终强调,中国的改革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决不能把私有化作为中国改革的方向。

围绕访俄报告的争论孰是孰非今天已经不需要讨论了。俄罗斯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失败给俄罗斯带来的灾难甚至超出了访俄报告的描述。在仅仅30年的时间里,俄罗斯从一个继承了苏联大部分遗产的超级大国在经济上已经沦为二流国家。2021年,俄罗斯GDP总量全球排名已经下降到第11位,落后于韩国。对比中国和俄国这30多年的发展,不能不让我们想起吴易风教授的访俄报告!

进入新世纪以来,吴易风教授继续发表文章,揭露以“华盛顿共识”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经济主张在全球范围造成的灾难性后果:它使俄罗斯和东欧国家等原社会主义国家全面资本主义化,经济长期停滞,社会迅速出现贫富分化;它是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罪魁祸首;它是20世纪初拉美多国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元凶。鉴于新自由主义给世界带来的灾难,吴易风教授反复提醒人们高度重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对中国的影响。他一再强调,“我国经济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离开了这一目标讲改革,就必然偏离正确的方向。”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不仅给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发源地美国和欧洲国家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而且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的灾难。这次危机的根源,依然是新自由主义。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教授指出:“几年前,一种强大的意识形态——对无拘无束的市场的信仰——几乎将世界经济推入万劫不复的深渊。”全球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爆发,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彻底破产,这也再次证明吴易风教授的观点是正确的、富有远见的。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虽然本质上是反社会主义的,但它打着“自由、公平、效率”的旗号兜售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因而它误导了很多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是世界社会主义运动被逆转的罪恶理论推手。吴易风教授对新自由主义的深刻分析、揭露和批判不仅对我国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具有不可忽视的警醒作用,而且对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是对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重要理论贡献。

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取得了世所罕见的巨大成就,这完全得益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和建设过程中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排除新自由主义等各种错误思潮的干扰,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中,我们仍然要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来分析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这也意味着,中国的发展需要一代又一代吴易风教授这样的经济学家!(注释略)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吉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2022年第7

发布时间:2022-10-13 15:1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