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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超杰:世界哲学舞台上的百岁哲人

 

 

2020年的教师节,张世英先生走完了他不平凡的百年人生路。这一百年,是人类历史发生巨变的一百年,也是中华民族发生巨变的一百年。黑格尔说:“哲学与它的时代是不可分的。所以哲学并不站在它的时代以外,它就是对它的时代的实质的知识。同样,个人作为时代的产儿,更不是站在他的时代以外,他只在他自己的特殊形式下表现这时代的实质——这也就是他自己的本质。没有人能够真正地超出他的时代,正如没有人能够超出他的皮肤。”1毫无疑问,张世英先生及其哲学也是时代的产儿,在他不同时期的著述和学术活动中,我们不仅可以看到他个人思想的发展轨迹,而且可以看到民族精神的发展轨迹。先生逝世以来,已经有很多文字追忆先生的过往。这里,我想聚焦张先生与国际哲学界的互动,从另一个侧面展现张先生的学术人 生。

 

一、走出国门的黑格尔研究

中国人介绍和研究黑格尔哲学已有百余年的历史。尽管黑格尔对中国哲学评价不高,但他的哲学在近代中国却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由于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亲缘关系,黑格尔哲学更是成为了显学。这一时期,对黑格尔哲学的“官方定位”是:他的哲学体系是唯心的、保守的和反动的;他的辩证法有一定的“合理内核”,猜测到了事物本身的辩证法;他的辩证法的“合理内核”作为被“改造”的对象、他的唯心主义体系作为被“批判”的对象,从正反两方面构成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来源之一。改革开放之前,中国哲学界对黑格尔哲学的研究基本上都是以这种“官方定位”为“指导思想”的。

20世纪50年代到80年代中期,是张先生学术生涯的第一个时期,研究重点是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作为当代中国最负盛名的黑格尔专家,张先生的黑格尔研究也是在上述“官方定位”的框架下开始的,他的第一本黑格尔哲学研究著作是1956年出版的《黑格尔的哲学》。张先生自己多次说过:这本书受当时“左”的教条主义影响,有不少过“左”的评论,甚至“思想观点大多过时”。但从学术史的角度看,这本全面介绍黑格尔哲学的“小书”仍然有下述几点历史意义。第一,在上述“官方定位”的框架下,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和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进行了初步的梳理,对黑格尔思辨辩证法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分析和讨论。第二,对黑格尔哲学的若干重要原则和思想进行了初步的提炼和概括,比如,关于思维与存在同一的原则,关于本体论、逻辑学和认识论一致性的原则,关于认识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的思想等。第三,对黑格尔哲学各个部分即逻辑学、自然哲学和精神哲学的基本内容作了提纲挈领式的介绍。第四,在学术界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该书中文版先后印行了20余万册,在当时是不多见的黑格尔哲学的入门书,甚至成了很多人的哲学“启蒙读 物”。

出人意料的是,这本介绍黑格尔哲学的“小书”引起了一位法兰西青年的关注,这个人就是白乐桑(Jöel Bellassen1950)。这段鲜为人知的往事被国人所知,源于一种特殊的缘分。20103月至20128月,张先生的弟子、笔者的师弟、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胡自信教授出任英国兰开夏中央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在该院主持召开的全英汉语教学研讨会上,胡自信与白乐桑相识。交谈中得知,他们两个人都是北大哲学系的系友,而且都和张先生有 缘。

白乐桑出生于一个“黑脚”家庭,也就是一个生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据他自己说,这种“法国的边缘人”的地位,促使他20年以后开始学习一种莫名其妙的、最遥远的语言文字,这就是汉语。1969年,在高中时代就对哲学感兴趣的白乐桑如愿进入法国第八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第二年,学校要求所有学生必须主修第二专业,他偶然被中文系办公室门上“中文系”三个方块字所吸引,开始踏上了汉语之路。1973年,他作为法国第一批公派赴华留学生,前往当时的北京语言学院(现在的北京语言大学)进修汉语,第二年9月转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学习哲学。当时的中国,“文化大革命”还没有结束。在北大哲学系,他听过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讲座,也听过张世英先生的西方哲学课。当然,听得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课,读过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等著 作。

在北大留学期间,白乐桑在书店里买了两本张世英关于黑格尔哲学的著作,其中便有这本《黑格尔的哲学》。我猜想,这位20出头的法兰西青年之所以关注张先生这本“小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同时痴迷汉语和哲学的白乐桑在这本书中找到了哲学和现代汉语的最佳结合点。黑格尔哲学一向以晦涩著称,一般说来,即使是想通过阅读哲学著作学习汉语,也不会选择介绍黑格尔哲学的书。对白乐桑来说,幸运的是:由于受过分析哲学和逻辑学大师金岳霖先生的亲传,张先生对黑格尔的介绍条理清楚,语言流畅,能够让黑格尔“说中国话”。另一个可能的原因是:白乐桑是经历过巴黎“五月风暴”的一代,和当时的很多法国青年一样,具有一定的“马克思主义情结”,在北大哲学系又受到了中国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洗礼,而张先生《黑格尔的哲学》正是在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研究黑格尔的代表作之 一。

1975年,白乐桑返回法国。他把这本书推荐给了“毛主义者”、法国哲学家巴迪欧(Alain Badiou1937)。巴迪欧早年师从阿尔都塞,受阿尔都塞的影响,对毛泽东的《矛盾论》推崇备至,认为该书是对唯物辩证法的新创造。当他拿到这本由中国哲学家撰写的介绍黑格尔辩证法的小册子时,异常兴奋。于是,几个人决定合作完成一本书,由白乐桑和巴迪欧早年的学生路易斯·莫索(Louis Mossot)把《黑格尔的哲学》的一章“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译为法文,巴迪欧和白乐桑各写了一个导论,由巴迪欧撰写评注。这就是1978年在法国巴黎出版、2011年重印的《论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根据张世英的一本书》。2016年,在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孙向晨教授的组织下,这篇珍贵文献的中文版由上海三联书店出版,书名为《巴迪乌论张世英(外二篇)》。从白乐桑所写的题为“黑格尔在中国”的导论中可以看到,他对黑格尔在中国的传播和研究情况是颇为熟悉的,甚至对当时中国哲学界的争论情况也有所了解。据他的观察,1949年以前,以贺麟为代表的一些中国哲学家对于黑格尔辩证法的革命本质表现为普遍的恐惧。1949年以后,以张世英等人为代表的哲学家则试图将黑格尔哲学中保守的方面即唯心主义体系,与其哲学中革命的一面即辩证法的“合理内核”区分开来。在题为“黑格尔在法国”的导论中,巴迪欧对当时法国哲学界围绕“黑格尔和马克思”展开的论战情况作了介 绍。

巴迪欧等人从张先生这本书中选译并评注第五章“黑格尔哲学的‘合理内核’”显然不是偶然的。正是在这个部分中,张先生对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进行了集中的梳理,认为辩证法是黑格尔哲学中“极有价值的东西”,“黑格尔哲学中这些辩证法的思想是他哲学中进步的、革命的方面。”2对黑格尔哲学的这种定位和评价,显然不同于当时法国乃至欧洲哲学家对黑格尔的理解。张先生这本书使巴迪欧加深了对毛泽东《矛盾论》的理解,特别是对《矛盾论》中关于“一分为二”思想的理解。据白乐桑说,今天在法国还有人议论这本书。若干年之后,巴迪欧已经成为享誉世界的哲学家,曾担任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哲学系主任。如果说,他哲学思想的发展过程曾经受到张世英先生的影响,也许并不为过。白乐桑也已经成为世界著名汉学家,曾担任法国国民教育部汉语总督学和世界汉语教学学会副会长。201292日,经胡自信教授的联络,白乐桑与张先生终于在北京会面,畅谈中西文化的异同和互补。先生逝世后,白乐桑教授发来唁文:获悉噩耗,深表哀悼!无法送别张先生,深感遗憾。斯人已去,风范长存!得知北京大学哲学系和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正在编纂《百岁哲人:张世英先生纪念文集》,白乐桑发来了题为“缘分”的纪念文章,文中写道:“与张世英先生的会面,无疑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一个在情感和思想上都充满强度的时刻。与这位中国当代的哲学大师的一场跨文化对话就此展开。与张先生的交流,提醒了我哲学是一种看待事物的方式,一种视角的选择,是不同视阈的辩证交织。这些不同的视阈可能植根于不同的文化、语言或学科。而要超越诸多差异以寻求综合或互补,这恰恰就是哲学的核心。”3

张先生研读过黑格尔的几乎所有重要著作,但用他自己的话说:他着力最多、最深的是黑格尔的逻辑学,包括《大逻辑》和《小逻辑》,成果是《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和《黑格尔〈小逻辑〉绎注》。《论黑格尔的逻辑学》初版于1959年,1964年出第二版,1981年出第三版,三版总计印数10万册。这本书被日本学者译成日文在日本出版。《论黑格尔的逻辑学》的一个重要内容是强调“辩证的否定”的意义:肯定和否定是对立的统一,是可以相互转化的。“辩证的否定”不是“单纯的否定”,不是简单地抛弃和消灭旧事物,而是包含肯定于自身之中即“否定之否定”。在该书首版近50年以后,一位北美汉学家彼得·巴腾(Peter Button)教授“发现”了这个对黑格尔“否定的辩证法”的中国式解读。2007年,任教于加拿大麦吉尔大学的巴腾教授在《东西方哲学》杂志撰文,题目是“否定性与辩证唯物主义——张世英对黑格尔辩证逻辑的解读”。作者与张先生未曾谋面,张先生把这段往事称为“意外的‘神 交’”。

巴腾试图通过对张先生这本书的介绍,扭转当时国际汉学界对辩证唯物主义的误解。这种误解是:辩证唯物主义缺乏哲学内容,“采用黑格尔的术语只是为了装点门面、冒充哲学,以掩盖一种既无理论意义又独断专横的意识形态。”4巴腾认为,人们之所以未能理解中国的辩证唯物主义,一个主要原因是:他们没有理解辩证唯物主义中的黑格尔因素,特别是其“否定的辩证法”。“张世英主要分析了否定之否定规律,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思维辩证法提供了合法的理论根据。按照这种分析,否定是辩证法的具体表现,人们在讨论否定之否定规律时,经常提到这一特征。张世英清楚地知道,不能充分说明否定在黑格尔辩证法中所起的作用,辩证法的创造力与革命性就可能被削弱。”5在巴腾看来,由于对中国缺乏了解,中国哲学家对西方哲学研究的贡献是被严重低估了的。“以张世英为例,中国人对辩证逻辑的探讨清楚地表明,就方法而言,我们起码必须认真学习张世英对黑格尔的解读,让他带领我们领会(他所理解的)黑格尔,做出这些努力之前,我们几乎没有权利评判中国人对(西方)哲学的研究所达到的水平。”6

应当指出的是,20世纪80年代以后,由于摆脱了对黑格尔的“官方定位”,张先生对黑格尔哲学的理解和研究已经大大深化了。更为重要的是,他开始在现当代西方哲学的广阔背景下重新审视黑格尔,推出了一系列重要研究成果。遗憾的是,由于汉语学术对外推广工作的不力,张先生的很多重要思想还不能为更为广泛的西方学者所了解,只有少数能够直接阅读中文的汉学家能够领略其中的风采。令人欣慰的是,胡自信教授近年来已经开始致力于向国际学术界推介张先生的思想,并已经取得初步的成效。

 

二、开启中西方哲学的对话

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30年间,中国和西方国家在哲学领域的交流基本上处于停顿状态。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很多解放前留学海外的哲学家,回国后都不能继续他们的学术研究,只能做一些翻译方面的工作,而且还是“仅供批判之用”,当然没有机会参与国际学术交流了。张先生他们这一辈“土生土长”的哲学家就更不用说了。改革开放之后,不但迎来了他们自己学术上的春天,而且使他们有可能走出国门,登上世界哲学舞 台。

19816月,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在北京成立。同年99日至12日,由中华全国外国哲学史学会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纪念康德《纯粹理性批判》出版200周年和黑格尔逝世150周年学术讨论会”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正如贺麟先生在开幕式上的讲话所言:这是我国外国哲学史界一次具有重要意义的学术会议。一些国际知名的康德、黑格尔专家应邀出席并作了学术报告,包括当时的国际康德学会主席冯克(G.Funke)教授、国际黑格尔协会主席柏耶尔(R.Beyer)教授和国际黑格尔联合会主席亨利希(D.Henrich)教授等。四名国内专家做了大会发言,他们是:张世英先生、齐良骥先生、姜丕之先生和李泽厚先生。这次大会释放出了两个重要信号。一个信号是:可以客观地研究康德哲学了。在此之前,国内学者一般重黑格尔而轻康德,对康德哲学往往采取批判态度,因为黑格尔有较丰富的辩证法,而康德是一个二元论者和不可知论者。这一次,中外学者在人民大会堂高调同时纪念这两位德国哲学家,这是前所未有的。另一个信号是:中外哲学交流的大门真的打开了。

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张先生的研究重点有所变化,从此前的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转向了现当代西方哲学和中国古代哲学以及中西方哲学的比较。与此同时,他开始频繁出现在国际哲学舞台,开启中西方哲学的对话。张先生与西方哲学家的对话主要通过两个渠道:一个是学术会议,一个是学术刊物。据笔者所知,张先生第一次走出国门是1986年的瑞士之行。此前一年,经中央党校蒋永福教授引荐,张先生结识了海德堡大学哲学系和瑞士卢塞恩神学院哲学研究所的格洛伊(Karen Gloy1941)教授,并邀请她参加了在武汉举行的《德国哲学》杂志第一次编委会。198610月,应格罗伊教授的邀请,张先生出席了在瑞士卢策恩举行的题为“唯心主义中和现代哲学中的统一性概念”的国际哲学讨论会,并被安排在第一天晚间的“公开讲演”中作报告。格洛伊告诉张先生:“公开讲演”是讨论会的特殊节目,诸多报告人中只选一人在此节目中发言,我们选的是您,这是一种荣誉。报告会由格罗伊教授主持,他称张先生是“中国著名的黑格尔专家”。张先生的演讲题目是“黑格尔关于反思与对立统一性的学说”,德文演讲稿被收入大会论文集《唯心主义中和现代哲学中的统一性概念》。当地报纸在报道中突出了这位中国黑格尔专家的到会和公开讲演。这不但是张先生首次登上国际哲学的舞台,还是首次用德语在国际论坛上宣读论文。张先生和格洛伊教授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两人用德语通信达十余年之 久。

19879月,他应邀出席了在联邦德国吉森举行的第十四届德国哲学大会,在专题小组会上作了题为“西方哲学史上的主体性原则与中国哲学史上关于人的理论”的学术报告,并接受了德国电台记者的专访。报告的英文稿收入《维也纳哲学年鉴》第20(1988)19899月,张先生出席了在芝加哥举行的纪念海德格尔一百周年诞辰的国际哲学讨论会,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海德格尔与道家”的讲演。讲演的英文稿收入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出版的《阅读海德格尔》 (1993)19907月,在日本京都大学作了题为“中国哲学界对黑格尔的研究与解释”的报告。19926月,在奥地利维也纳大学和德国美因兹大学作了题为“超越自我”的公开讲演。

19885月,张先生应邀出席在巴黎召开的国际辩证法哲学讨论会。法国哲学会主席雅克·董特(Jacques DHondt)教授不但亲自主持了当天的讨论会,而且邀请张先生去他家做客,这是很高规格的礼仪。给张先生留下最深印象的是:董特家的房子和张先生在北大中关园的房子面积一样大,都是72平方米,而且房子的格局也差不多!这次会面后的二十余年间,他们每年岁末都用德文写明信片,互相问候。董特教授是利科的弟子,1982年至1995年连续多年担任法国哲学会主席和国际黑格尔联合会常务理事。据曾长期旅居法国的高宣扬教授说,董特教授对张先生的研究成果给予很高的评价,家中珍藏了张先生的多部著作。

199531日至5日,张先生应邀出席在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城举办的“第八届国际康德哲学大会”。大会的主题是“康德与和平问题”,来自世界各地的250余人作了发言。在题为“康德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发言中,张先生回顾了康德哲学在中国传播和研究的历史。针对国内外学者往往把康德与孔子相比的状况,张先生强调:康德哲学以主客关系和主体性为主导,而孔子哲学缺乏这种思想;康德哲学重认识论,而孔子哲学几乎不谈认识论。“康德哲学与孔子哲学的差别既是西方哲学与中国哲学的差别,也是古代哲学与近代哲学的差别。”7张先生认为,就区分道德领域与知识领域、道德高于知识而言,康德哲学和张载哲学更为接近。报告的英文稿收入马凯特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第八届国际康德哲学大会会议录》 (1995)

198841日至6日,张先生在武汉主持召开了一次以“德国哲学中人的问题”为主题的国际哲学研讨会。这是“文化大革命”以后在中国召开的首次大规模国际哲学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外嘉宾阵容强大、代表性强。在国外的参会嘉宾中,有德国哲学大会主席、汉堡大学哲学系主任(后来曾任洪堡大学哲学系主任)施奈德巴赫(H.Schnaedelbach)教授,著名康德哲学专家、瑞士卢塞恩神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格罗伊教授,波恩大学哲学系主任、著名黑格尔专家施密特(G.Schmidt)教授,图宾根大学哈特曼(K.Hartmann)教授,法国哲学协会主席、普瓦蒂埃大学哲学系主任雅克·董特教授,美国著名现象学家、罗耀拉大学萨利斯(John Sallis)教授,著名费希特专家、日本广岛大学哲学系隈元忠敬(Chukei kumamoto)教授等。此外,还有几位临时因故未能参会的学者,包括国际康德学会主席、美因兹大学的冯克教授等。国内参会嘉宾有熊伟教授、陈修斋教授、杨祖陶教授、梁志学教授、齐良骥教授、江天骥教授、钟宇人教授等。张世英先生以《德国哲学》主编和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所长的名义向大会致开幕词。他说: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德国哲学早已找到了最适于它生长的土壤。“无论中德两国在历史上所形成的哲学形态和思维习惯有着多么大的差异,也无论我们在语言上有着多么大的障碍,我们都会发现正是差异和障碍才使我们彼此渴望交流。我相信,当我们大家面对面地在一起交谈时,一定能寻找到许许多多超出语言之外的有价值的东西。”8正如张先生所期望的那样,在几天的时间里,中外学者围绕着“人的问题”展开了深入的交流和讨论。毫不夸张地说,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中外哲学家的高端论坛。

这次会议引起了国内多家媒体的关注,也给与会的外国学者留下了深刻印象。格洛伊教授在德国权威杂志《哲学研究杂志》撰文,介绍了此次大会的盛况。她说:“此次中国国际哲学讨论会,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尚属首次,从而对中国的文化政治具有显著的意义。不仅中国的学术界,而且国外学术界都对此给予了关注。”9她对中国学者对西方哲学的了解程度表示惊讶,对张世英先生作出了高度评价:张世英教授在西方广为人知,“在中国,他是享有盛名的哲学家。他的贡献首先在于将一种独立自足的思想体系、一种纯粹文本诠释的对康德和黑格尔的解释引介到中国。他的贡献还在于1985年创办了《德国哲学》杂志(北京/武汉)。”10隈元忠敬教授也在广岛大学《大家谈》杂志撰文,介绍了大会的盛况和中国之行的观感。他感慨道:“中国哲学界的这些中心人物,为中国的学术发展作贡献的这种热情,实在令人感动。而且同样令人感动的是,中国年轻的哲学工作者的能量也是十分惊人的。”11

笔者作为张先生的研究生参加了这次盛会,同时参会的还有甘绍平师兄等。张慎师姐当时正留学德国,也专程回国参加了会议,并担任了大会的德语翻译。在与会的外国嘉宾中,笔者要特别提及下面两位。一位是施奈德巴赫教授。2003年,笔者准备公派到德国做访问学者,需要一位德国教授发邀请函。在张先生的引荐下,笔者写信给施奈德巴赫教授。他很快回信,称他已经退休,把笔者介绍给了洪堡大学的施威默尔(Oswald Schwemmer)教授,使笔者的德国访学顺利成行。另一位是萨利斯教授。在张先生创立自己哲学体系的过程中,萨利斯的思想对他影响很大。张先生关于“横向超越”与“纵向超越”的提法,直接来自萨利斯。萨利斯对“想象”的研究也对张先生有所启发。20世纪90年代初,张先生邀请萨利斯教授来北京大学外国哲学研究所讲学,讲座的内容主要是海德格尔哲学,由笔者担任讲座的翻译。后来,笔者把他的一篇讲稿《论想象的真理》翻译成中文发表。

张先生和国外同行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是由他亲手创办的《德国哲学》杂志。1985年,应时任湖北大学校长徐章煌教授之约,张先生创建了湖北大学哲学研究所,同时创办了《德国哲学》杂志并任主编,贺麟先生、洪谦先生和熊伟先生任顾问。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以德国哲学为主题的专业辑刊。为了体现杂志的国际性,张先生聘请了若干国际著名的德国哲学研究专家担任编委,包括国际康德学会主席冯克教授、巴伐利亚科学院《费希特全集》主编劳特(R.Lauth)教授、德国哲学协会主席施奈德巴赫教授等。杂志除发表国内专家学者的文章外,还刊登国外学者用德语和英语发表的论文。该刊的另一个特点是:设有“当代哲学家小辞典”栏目,向国内同行介绍当代著名哲学家的生平和著作。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这是中外德国哲学同行交流的一个重要平台。笔者和这份刊物有着特殊的感情,我早期的几篇学术论文都是在《德国哲学》发表的。此外,我曾担任该刊的副主编,协助张先生负责组稿和编辑工作。笔者曾经提议,《德国哲学》出一期专刊,题为“张世英先生与德国哲学”,被淡泊名利的先生否决 了。

为了推动中西哲学与文化的研究,促进中西思想文化交流,张先生萌发了成立一个民间研究机构的想法,这个想法得到了当代著名哲学家伽达默尔的热情响应和积极支持。在给张世英先生的信中,伽达默尔教授表示:“在德国以至整个欧洲对各种形式的精神合作都有极浓厚的兴趣。”这样,“中西哲学与文化研究会”于198941日在北京宣告成立。研究会由伽达默尔教授任名誉会长,张世英和汤一介两位先生任会长。研究会创办的学术丛刊《中西哲学与文化》同时启动。这也是一本高规格的学术丛刊,如果说《德国哲学》旨在搭建中国哲学和德国哲学之间的桥梁,那么,《中西哲学与文化》要搭建的则是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的桥梁。丛刊编委会的阵容比《德国哲学》更为庞大,伽达默尔教授任名誉主编,张世英先生和汤一介先生任主编。外方编委包括法国哲学学会主席董特教授、美国哲学家萨利斯教授、瑞士哲学家格洛伊教授、日本哲学家隈元忠敬教授、意大利哲学家罗塞蒂(Livio Rossetti)教授和美国哲学家成中英教授等。中方编委包括汪子嵩教授、苗力田教授、梁志学教授、钟宇人教授、陈启伟教授、杨寿堪教授、李泽厚教授、孙长江教授、王树人教授、方立天教授、乐黛云教授、牟钟鉴教授、庞朴教授、严绍璗教授、冯天瑜教授 等。

丛刊的内容分为三大块:中西哲学与文化总论或比较研究、中国哲学与文化、西方哲学与文化。该丛刊既发表中国学者用中文或外文撰写的文章,也发表外国学者用英文或德文发表的文章;在每篇文章的开头,都用对方的文字作简明的提要,以便更好地促进中西读者之间思想上的交流和感情上的沟通。笔者有幸参与了丛刊的编辑和组稿工作。丛刊的第一辑于19925月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笔者的大学同学王亚民先生当时任河北人民出版社社长,对该书的出版提供了很多方便。第二辑改由警官教育出版社(1999年后并入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出版。

 

三、世界美学大会和世界哲学大会上的中国声音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张先生的学术生涯进入了第三个时期,在会通中西方哲学的基础上,创立了“万有相通”的哲学体系。这个体系把中国古代“万物一体”的思想传统与近代西方的“主体性哲学”融为一体,既跨越了“古今”,又打通了“中西”,是当代中国最具原创性的哲学体系之一。“万有相通”的哲学既是“存在论”,又是人生“境界论”,是继冯友兰先生整合儒道万物一体观的努力之后,进一步弘扬和发展中国古代万物一体思想的有益尝试。作为中国哲学界、美学界的一面旗帜,张先生分别以90岁和98岁高龄,在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和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上作了主旨发言,其“万有相通”的哲学观和美学观在与会国内外学者中间引起了强烈反响和共鸣。

张先生是中国当代著名美学家,在中西美学史和美学基本理论方面有极深的造诣。“美在自由”和“美感的神圣性”早已成为他的标志性口号,在中国美学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多年以来,他一直担任北京大学美学与美育研究中心学术委员会主任。鉴于他在中国美学、哲学研究和教育领域取得的卓越成就,由中国泛海公益基金会捐资,北京大学于20169月设立了“张世英美学哲学学术奖励基金”。这是中国哲学、美学领域首次设立的专项学术奖励基金,截至他去世为止,已经举行了两届颁奖仪式。

2010年,由国际美学协会举办的第18届世界美学大会首次在中国召开,主题是“美的多样性”。这是全球最高级别和最大规模的美学学术会议,400多位国外美学家和600余位国内学者参加了这次盛会。89日上午,大会在北京大学一百周年纪念讲堂隆重开幕。国际美学协会主席穆尔(Jos de Mul)教授和国际美学协会候任主席卡特(Curtis Carter)教授出席大会开幕式并致辞。开幕式之后,国际美学协会前主席马戈里斯(Joseph Margolis)教授、著名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吴良镛教授、著名哲学家和美学家张世英教授作了大会主题发言。

张先生的发言题目是“哲学与审美——从西方后现代艺术谈起”。在张先生看来,与现代艺术相比,西方后现代艺术呈现出一些新的特征:从注重“形式美”到注重“思想美和心灵美”;从“精英艺术”转向“生活艺术”;从追求科学与理性,到追求精神自由。很显然,后现代艺术的旨趣与中国传统哲学和美学的旨趣有相通之处。在他看来,哲学从后现代艺术中得到的启示应该是:讲出生活中的哲学理论。就是说,把艺术化的生活境界,以说理的方式表达出来,使之上升为美的哲学。

张先生强调,要让哲学具有艺术美的特性,必须“终结”西方传统形而上学的哲学,进入“后哲学”时代,而“后哲学”的特点之一就是哲学与诗的融合。哲学要美,首先就要与人的生活紧密结合。哲学是讲人生境界之学,以提高人生境界为最高任务。不同阶层的人有不同的人生境界,因而有不同阶层的哲学。不同民族的人有不同民族的生活境界,因而有不同民族的哲学。不同时代的人有不同时代的生活境界,因而也有不同时代的哲学。这些哲学之间都是“不同而相通”。境界有高低之分,审美境界是最高境界。审美境界也有高低之分,审美境界的极致是万物一体、天人合一、彼此融通无碍的高远境界。在哲学和美学领域,不但古今“不同而相通”,而且中西也是“不同而相通”,这就是“万有相通”。

由国际哲学团体联合会(FISP)主办的“世界哲学大会”,无疑是全世界哲学家和哲学爱好者的盛大节日。以“学以成人”为主题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于2018813日至20日在北京举行,这是第一次在中国举行的世界哲学大会,张先生被聘为大会学术委员会荣誉委员。2017813日至14日,“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启动仪式暨‘学以成人’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大学举行,来自海内外知名大学哲学系及哲学学术机构的著名学者参加了会议。作为中国哲学界的标志性人物,张先生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世界哲学在走向中西哲学互通互融的道路上大步前进”的主题报告。为了切合大会主题,张先生重点讲了“人生在世”的两种不同方式。一种是“主客二分”式,一种是“天人合一”式。这两种“在世”方式为中国哲学和西方哲学所共有。中国哲学长期以“天人合一”为主导,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的先进思想家们开始学习和接受西方的“主客二分”思想,但这个过程是极为曲折而缓慢的。西方哲学特别是近代西方哲学以“主客二分”为主导,现当代西方哲学家则对“主客二分”式多有批评,表现出向“天人合一”式靠拢的倾向。张先生强调,中国哲学未来的前景应该是在继承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基础上,吸收、容纳西方的“主客二分”思想,进入一种“后天人合一”的境界。张先生最后说:未来世界的哲学前景,是西方“后主客”式的天人合一,与中国“后主客”式的天人合一,两者对话交融的新天地。张先生的报告在与会者中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大家都期望:在即将召开的世界哲学大会上,这位年近百岁的中国哲人能够把自己新的哲思和人生体验带给世界。

一年以后,大家期盼已久的“第24届世界哲学大会”在北京如期举行。笔者有幸参加了大会,并担任了“哲学史分会”的中方主席,负责部分中文稿件的审核,主持了两场“哲学史”分会的小组会议。很多人和笔者一样,更加期待的是819日的第七场专题会议,会议主题是“心灵、大脑、身体、意识、情感”,因为98岁高龄的张世英先生将在这场会议上作主题报告。不料,18日笔者接到北大哲学系相关负责人的电话,说张先生身体不适,无法参加第二天的会议了,希望笔者代张先生在大会上宣读论文,同时发来了张先生准备的中英文两份发言稿。同一天,笔者接到了先生的邮件,内容如下:“超杰,我因近日常发头晕,已请假不参加世界哲学大会,但校方要我找人按明天既定的日程代我宣读我的发言稿,承你同意明天代我宣读,非常高兴。但我还未给校方说明是按英文稿还是中文稿宣读,我现在想请你按英文稿宣读。”笔者当时的心情颇为复杂,一方面为张先生不能亲自到会感到惋惜,因为我知道,很多人都想在那一天见到张先生;另一方面我又感到非常自豪,因为在这样一个庄严的场合代张先生宣读论文,这不是一般人能够得到的机会。

819日上午9时,第七场专题会议在国家会议中心4层大会堂举行。笔者提前来到了会场,据目测,陆续进场的听众有数百人之多。大会由墨西哥泛美大学埃文德罗·阿加齐(Evandro Agazzi)教授主持,共安排了三位发言人,张先生的发言放在最后。当主持人宣布由北京大学张世英教授发言时,我走上了讲台。我注意到:大家的目光中流露出一些疑惑,他们显然不知道张先生今天不能到场了。我先用中文说:“今天张先生身体有些不适,无法参加今天的大会了,现在由我代表张先生宣读论文。先生向大会提交了中英文两份演讲稿,他嘱咐我宣读英文。”然后,我开始宣读这份题为“做一个诗意的自由人”的英文稿。先生先从什么是自由开始谈起。斯宾诺莎说:自由是对必然性的认识。这个说法未免片面,完全否定了自由意志。康德否定了自由不过是对必然性的认识的论调,明确提出了自由在于超出必然性的学说。但康德把自由放在超验的领域,令人有脱离现实之感。张先生指出:宇宙是一个“万有相通”的网络整体,这个整体既是现实的、在时空之中的,又是在时间和空间上无限的。人们既可以“以物观物”,因而受制于必然性,又可以“以整体观物”,从而获得自由。要真正达此自由境界,仅靠道德意识是不够的,必须通过审美。在审美活动中,人们既面对“在场的东西”,又通过“想象”进入其背后的“母源整体”,从而产生一种自由自在的满足 感。

论文宣读完毕,会场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多家媒体围上来要对笔者进行采访,笔者告诉他们:要了解张先生的哲学思想,就去读他的著作吧;要采访的话,找时间采访先生本人吧。记得一位韩国哲学爱好者激动地和笔者谈了听张先生报告的感受。一位参会嘉宾给笔者发来微信:“我感觉这次世界哲学大会最有分量的是张老师的演讲,以及杜维明的阳明心学讲座,对我们非常有启发,非常感谢张老师。”笔者把这些情况向先生作了反馈,他非常高兴。过了一段时间和先生见面时,他给了笔者如下鼓励:“据我所了解的情况,你宣读论文时英文说得很清楚。”我回答说:“其实我比宣读自己的论文还要紧张,唯恐不能把您的思想传达清楚。”

张先生离开我们已经几个月了,他的音容笑貌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和先生说:我们编纂的《张世英哲学思想研究文集》您还满意吗?我们正在编纂《百岁哲人:张世英先生纪念文集》,大家的很多思念都会记录在那本文集中。希望今年的教师节,您能够收到我们的这份礼物!

 

注释

1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5557页。

2张世英:《论黑格尔的哲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22页。

3尚未出版。

4彼得·巴腾:《否定性与辩证唯物主义——张世英对黑格尔辩证逻辑的解读》,载《张世英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年版,第575页。

5同上书,第580页。

6同上书,第594页。

7张世英:《张世英文集》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4页。

8张世英:《张世英文集》第10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437页。

9同上书,第387页。

10同上。

11隈元忠敬:《中国的哲学界——参加中国湖北大学国际哲学学术讨论会和访问中国社会科学院后记》,载《湖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2期。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哲学系暨外国哲学研究所)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哲学分析》 2021年第2

 

 

发布时间:2021-08-11 11:5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