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薛 睿:《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法国出版传播的历史演进轨迹

 

 

 

自鲁瓦版《资本论》第一卷(18721875)出版至今,《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法国的出版传播已接近150;在漫长的出版传播过程中,取得了丰硕成果。基于历时研究与共时研究可以发现,《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法国的出版传播与法国社会主义运动紧密相连;它不仅是经济学、哲学著作,更是革命著作,体现了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系统批判。虽然《资本论》及其手稿分析的是19世纪中后期的资本主义现实,但是其揭露的诸多社会问题直到今天依旧存在;所以,它对分析当今资本主义危机及其变化仍具解释力,是描述资本主义机制与结构缺陷的重要文本依据。然而,受文化背景、翻译水平、政治实践等因素影响,《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法国的出版传播较为曲折。本文将《资本论》及其手稿从1870年代至今在法国的出版传播分为三个阶段(18701910年代、19201990年代、21世纪以来)进行回顾。

 

一、18701910年代:法国工人运动的早期引入

《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法国经历了漫长而曲折的出版传播过程。早在19世纪40年代,马克思便以巴黎为临时据点,辗转于布鲁塞尔等欧洲多地。在此期间,他逐渐将研究重心转移到政治经济学,形成了被称为“巴黎手稿”的9个笔记本的笔记和摘录,为写作《资本论》及其手稿奠定了基础。此后,马克思曾以多种方式试图参与指导法国的工人运动,但由于法国的工人运动深受蒲鲁东主义和布朗基主义的影响,所以马克思的影响力并不大;甚至在“‘巴黎公社’时期也只有莱奥·弗兰克尔(Léo Frankel)一名公社领导人自称马克思主义者”。可以说,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早期传播非常缓慢,“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对手—布朗基的激进共和主义和蒲鲁东的工联主义,支配着法国工人运动进入20世纪”。作为最早译介到法国的马克思著作,《资本论》的出版是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得以传播与接受的“指示器”。

第一,莫里斯·拉沙特出版社(Maurice Lachâtre)对《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出版传播。1871年“巴黎公社”的失败暴露了蒲鲁东、布朗基等小资产阶级学说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局限性,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奠定了基础;尤其是随后法国经济危机的爆发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萧条、工人失业等问题,为《资本论》传入法国奠定了现实基础。在卢格的介绍下,马克思找到了因翻译费尔巴哈著作而闻名的约瑟夫·鲁瓦(Joseph Roy)担任《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翻译。在18721873年间,鲁瓦以《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为母版完成了初译稿,其译文虽忠于原著却晦涩难懂。为了让法国读者更易读懂,马克思对译本进行了大段改写甚至重译,比如:删减了大量不为法国人熟知的黑格尔哲学概念,提高了对法国重农学派的评价,对“资本原始积累”“商品拜物教”“商品货币”等概念作了修订和补充,添加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中没有的内容。此外,马克思还调整了译文结构,将《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二版的725章改写为833章。可以说,鲁瓦版《资本论》不仅仅是对德文版的直接翻译,而且是马克思根据法国社会文化现实对文本的修订和发展。也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序言中指出,该版本“在原本之外有独立的科学价值,甚至对懂德语的读者也有参考价值”。此外,马克思认为以分册形式出版“更容易到达工人阶级的手里”,因此该译本以分册形式(44个分册,装订成9)由莫里斯·拉沙特出版社发售,直至18755月才陆续出版完毕。此后,再版的《资本论》也往往以此版本作为修订参照。

然而,作为《资本论》在法国的“普及版”, 鲁瓦版《资本论》“尽管包含着德文第二版的基本内容,但却存在着‘稀释’特有概念困难的倾向”。马克思遗憾地指出:“翻译修改工作的艰难程度前所未有。如果我从一开始就把所有的工作做好,可能就不会那么麻烦了。尽管如此,这种杂乱无章的修复总是会留下一个被破坏的结果。”在他看来,这种“破坏性结果”源于:删除了大量难以令法国民众理解的具有黑格尔色彩的文段,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理论严谨性。当然,这种翻译处理方式亦有一定合理性,19世纪末,黑格尔著作还没有被翻译到法国,法国民众缺少对黑格尔哲学词汇的认知和理解。与此同时,《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中则充斥着大量具有黑格尔色彩的内容。在找不到更好修订方法之外,马克思不得不通过消除相关内容来解决问题。”基于此,马克思在1878年致《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版译者丹尼尔森(Danielson)的信中也指出:计划出版的《资本论》第一卷俄文第二版(该版本最终没能实现)的前两章应仅从德文版中翻译而来,而不应从鲁瓦的法文版翻译而来;此外,马克思认为,“应该在某些地方适当‘打压’《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的权威性,尤其是其前几章的内容……其中部分内容因过多强调形式的力量以及资本和劳动的简单、纯粹对抗而忽略了文本表达的严谨性。”虽然鲁瓦版《资本论》并不完美;但是,作为马克思亲自参与修订的版本,它依然具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并成为接下来一个世纪里法国最具权威性的版本。

需要注意的是,《资本论》在法国一开始是在马克思主义圈子之外讨论的,对马克思充满敌意的法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是《资本论》讨论的先行者。18727,法国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k)最早在自由主义杂志《经济学杂志》(Le Journal des conomistes)上对《资本论》进行了介绍和批判。他认为:“马克思通过《资本论》跻身于最杰出的分析人士之列。只有一个遗憾:他走错了方向。”在理论上,他将马克思对工人免费工作时间的分析视为“毫无根据的断言”,并指出:“所以这就是马克思先生制度的基础:猜测![7]3218769,埃米尔·德·拉维尔耶(Emile de Laveleye)在《两个世界》(La Revue des deux Mondes)上发表了第二篇关于《资本论》的主要法语文章,题为《德国当代社会党中的第一理论家》。其中,作者否定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并将马克思的计划描述为“以政治经济学原则为基础,推翻当前社会的基础”。尽管《资本论》最先在自由主义经济学领域被讨论;但是在1870年代至1880年代,马克思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的贡献被肯定的仍然很少;他的知名度仍然不高,其形象也很模糊。

第二,拉法格、盖德等法国工人运动领导者为推动《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出版传播做出了贡献。首先,鉴于《资本论》在法国影响力较小,一些革命报刊、杂志开始刊登相关内容。一方面,由盖德创办的《平等报》(18771882)和“社会主义者论坛”(1885)开辟专栏刊登《资本论》的相关章节;另一方面,在早期工人运动领导者推动下,一些大学出版社编译出版了一些与《资本论》相关的著作。据统计,贾尔和布里埃出版社(Giard et Brière)1899年出版了《工资、价格和利润》的完整法文版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1900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二卷法文版,又分别于1901年和1902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三卷法文版(上下册)1899,施莱歇兄弟出版社(Frères Schleicher)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法文版,等等。其次,鉴于《资本论》内容晦涩,不利于工人阶级阅读,一些法国马克思主义者试图编写《资本论》普及本以便推动宣传,比如:法国工人运动领导人布里埃尔·德维尔(Gabriel Deville)写作了《资本论浅释》(1883),该著作于1897年再版并成为之后几十年间法国社会主义者的主要参考。虽然该著作推动了《资本论》在法国的普及,但却因对《资本论》理解不透彻而存在诸多理论问题;对此,恩格斯虽然“放任该著作在法国的传播,却坚决反对它以任何形式被翻译成英文或德文,以防马克思的思想在其他国家被歪曲,造成不良影响”。可以说,1880年代末开始,《资本论》迎来了一段出版小高潮,这主要得益于法国工业革命的不断发展和社会的转变;在此期间,法国人真正意义上理解了工业革命的内涵。在早期法国工人运动领导者坚定推动下,《资本论》第一至三卷法文版在该时期得以出齐,1890年代末《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已印刷6次。

该时期《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法国的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基本文本缺乏。虽然《资本论》第一至三卷已被译介到法国,但另有大量笔记、手稿有待译介。此外,已有著作的译介质量有待提高;甚至马克思亲自修订的《资本论》第一卷法文版也存在诸多问题,马克思对此并不满意。第二,出版传播的目标具有局限性。虽然《资本论》最先被法国自由派经济学讨论,但随着马克思主义在法国影响力的增强,《资本论》逐渐深入到指导法国工人运动中;其中,盖德、拉法格等法国早期工人运动领导者虽然将《资本论》视为工人运动的“革命宣言书”,但他们并不关心著作的理论和经济方面,而是聚焦于政治宣传以及革命动员。这也导致当时的法国工人运动领导者们往往从单一革命视角对其进行普及性解读;然而,这种解读方式虽有助于阐述《资本论》的基本概念,但并无独特理论贡献(常常被解读为“经济决定论”)。第三,出版传播水平不高。此时,对《资本论》出版传播的推动者大多为法国工人运动的领导者,他们并不具备较高理论水平。因此,在相当大程度上,对《资本论》出版传播并未达到马克思思想的清晰性和深刻性,甚至造成了理论歪曲。面对种种误读,马克思指出“我只知道我自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以此表达他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同行同情且无奈的复杂心理。正如法国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家利希特海姆所言,这一时期的出版传播“顶多就是一种近似,最坏的可能就是一幅讽刺漫画。法国人的理论水平明显低于他们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同行”。

 

二、19201990年代:左派出版社的持续推进

十月革命的胜利对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产生了重要推动作用;尤其是1920年法共的成立为马克思主义在法国的传播提供了组织基础。虽然法共有意于传播马克思主义,但由于党内斗争成果寥寥无几,“至1920年代末,法共牵头再版的马恩著作只有《共产党宣言》和《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随着法国工人运动的不断发展,一些左派出版社不断建立和发展,为出版《资本论》及其手稿做出了贡献。

第一,艾尔弗雷德·科斯特出版社(Alfred Costes)的出版传播。

一战后,面对法共对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传播的不足(且更多将马克思的著作视为共产主义宣传手册),左派人士雅克·莫里托(Jacques Molitor)开始主持对“马恩著作集”的翻译、出版工作。据统计:“在19241928年期间,大约有一半马恩著作卷次(30多卷)被翻译成法文,并由科斯特出版社出版,出版的卷次主要是经济和政治著作”。与《资本论》相关的著作包括:《资本论》(第一至三卷,共十四册)、《资本论》(第一卷,共四册)、《剩余价值学说史》(第一至三卷,共八册)以及《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的部分内容。然而,“这套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体例与俄文版或德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不同,不是按统一编号安排全部著作,而是既有单行本,又有文集,看似一套著作之间彼此无关联、仅外在形式一致的丛书”。虽然这套著作集并没有收录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作品,在考证、注释、索引以及翻译等方面也很难令人满意;但是,作为法国编辑“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的首次尝试,其出版的著作为当时的法国哲学家和经济学家广泛引用,为法国马克思主义编辑出版事业打下了基础。

第二,法国社会出版社(Les Editions Sociales)的出版传播。

二战后,马克思主义在法国迎来了新发展阶段,大批法国知识分子成为了法共的同路人,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然而,法国马克思主义理论遗产在抗战期间惨遭破坏,导致战后法国缺少最基本文献传播马克思主义。面对法国马克思主义基本文献的匮乏窘境,法共领导的社会出版社开始大规模出版传播马克思主义著作。有学者统计,1950年代至1993年出版社破产,该出版社出版“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共4552,其中马克思著作有1522册”,此外“1958年至1969年这10年间出版的100多种马克思恩格斯著作中,社会出版社的出版物大约占据三分之二”。在所有出版物中《资本论》及其手稿占据了重要位置,包括:《资本论》第一至三卷(19481960年出版)、《〈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1957年出版)、《剩余价值学说史》(19741978年出版)、《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1980年出版)、《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1980年出版)。此外,为纪念马克思逝世100周年,社会出版社还于1983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第9,该卷通信集收集了18671868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就《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一版出版情况讨论的往来信件。为追求译著的科学性,社会出版社不断修改重译已出版版本,比如:1983年出版了由让-皮埃尔·列斐弗尔(Jean-Pierre Lefebvre)牵头翻译的《资本论》第一卷,该版本根据《资本论》第一卷德文第四版翻译而来9,1993年法国大学出版社对其进行了再版;之后列斐弗尔牵头对其进行了重译,并于2015年由社会出版社出版。除社会出版社外,弗朗西斯·马斯佩罗等左派出版社在出版、传播马克思恩格斯著作方面亦做了重要贡献。

第三,伽里玛出版社(Garimade)的出版传播。

冷战期间,在马克西米利安·吕贝尔(Maximilien Rubel)领导下,伽里玛出版社编辑出版了一套四卷本《马克思主义文集》(简称《文集》)并收录于“昴星团藏书”系列;该文集按照经济学、哲学和政治学三大领域编撰,其中第一卷(1963年出版)和第二卷(1968年出版)为经济学部分。囿于吕贝尓个人成见,《文集》收录的《资本论》及其手稿删减严重,其中“《资本论》第一卷的内容被选编在了《文集》第一卷的末尾,《资本论》第二、三卷则被选编在了《文集》第二卷中,并被《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所分隔”,此外“为了表示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三卷编辑的任意,他还将《资本论》第二卷的21章删减为13,将《资本论》第三卷的52章删减为28章”,这种编撰方式在理论界引发了争议。吕贝尔反对将《资本论》第一至三卷视为有机统一的整体。他认为,《资本论》是马克思未完成手稿的一部分,只有将《资本论》综合起来考察才是科学的,而恩格斯编撰的《资本论》“仅仅是一些笔记和摘要的堆积”,是一种“没有前途的努力”,由此诋毁了恩格斯对《资本论》编撰的科学性及学术价值。在翻译选择上,他总是偏向于可读性而不是忠实于马克思的德语文本,这显然给马克思文本带来了理解问题。正如法国学者纪尧姆·冯杜(Guillaume Fondu)指出:“吕贝尔的著作完全没有遵守学术限制,尽管令人印象深刻且不乏出色品质,但却几乎重写了马克思。”由于《文集》被收录于在法国具有权威的“昴星团藏书”中,因此成为法国出版市场上最畅销的版本,对日后法国学界的《资本论》阅读产生了重要影响。

该时期《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法国的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出版传播的系统性和科学性得以提升。得益于科斯特出版社、法国社会出版社等左派出版社的努力,《资本论》的众多手稿被译介出版,为法国《资本论》研究提供了崭新素材。第二,出版传播的意识形态性降低。尤其是苏共二十大后,法国出版传播机构逐渐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它们不再仅仅将《资本论》视为纯粹的革命宣传著作,而是将其视为重要的学术研究文本。基于这种认知转向,法国学界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解读逐渐多样化,比如: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解读、后现代马克思主义的微观政治学解读以及调节学派的经济学解读都是这种认知转向的外化表现。与此同时,《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解读者也由以往的工人运动领导者转变为在高校和科研机构工作的思想家或学者,后者往往以哲学文化批判的方式介入社会生活。第三,《资本论》在法国的出版传播空间依旧狭窄。这主要体现为《资本论》出版发行机构的单一性,主要局限于少数左派出版社,体现了法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意识形态斗争。其实,不难理解马克思主义著作在法国的存在张力,在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主导的法国,马克思主义很难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范式。

 

三、21世纪以来:法文版《马恩大典》(GEME)的系统化编译出版

受苏东剧变冲击,法国思想界在此后若干年内整体上对马克思主义持抵抗态度。正如法国学者昂德莱尼所言,“马克思主义被驱逐了。要通过论文或者在大学里当老师,就绝不能引用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或者从马克思主义那里寻求研究课题——至少要走迂回的道路”,有论者会常常基于否定立场引用马克思的某些论断以达到歪曲的目的。这一状况行至21世纪有所改变,面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诸多危机,一些资产阶级学者开始转向马克思主义来寻求解决方案。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资本论》在法国受到追捧,一些马克思传记也大多将马克思塑造为“独特的经济学家”。与此同时,法国教育界也开始接纳《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比如:《资本论》第一卷曾被纳入法国“2008-2009年度哲学教师招聘会考”的考试大纲;2014年《资本论》等马克思的经典著作被正式纳入“大学教师资格会考哲学汇总课程项目”(Programme de lagrégation de philosophie),进一步扩大了在法国的影响力。这一时期,法文版《马恩大典》编纂工程(简称GEME)推动了《资本论》及其手稿群在法国的出版传播。

GEME由社会出版社()2003年发起,旨在立足于所继承的旧社会出版社的版权以及MEGA2的资料出版一套法文版《马克思恩格斯全集》。GEME由哲学、历史学、语言学等不同领域的专家发起,并通过召开研讨会的方式围绕一些有争议的翻译问题进行讨论,最终确立翻译标准和原则,以推动工程的进展。不同于MEGA2,GEME搁置了一些手稿、笔记以及通信,并采用了纸质版和电子版并进的双重编辑方式,保持了编辑的灵活性与普及便利性,并缓解了资金不足问题。此外,大部分译著还附有统一附录部分,这些附录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文本的解读性文献,二是词汇列表及翻译声明。具体而言,GEME将有力推动21世纪《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法国的出版传播。

第一,GEME收录的《资本论》及其手稿。

GEME由三部分组成:著作、文章和草稿;《资本论》;通信。其中,第二部分收录了《资本论》及其手稿。除法文文本外,其余文本立足于《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简称MEGA2)的第二部分(《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翻译而来。在这一时期,MEGA2推动了法国学界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研究。利用MEGA2第二部分的宝贵材料,众多法国学者(主要是具备德文文献阅读能力的学者)对《资本论》及其手稿展开了多维审视,“其重点在MEGA2第二部分中披露的1857-1894年的《资本论》及其手稿……重新审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的理论内涵,深入探讨马克思与亚里士多德、黑格尔、斯宾诺莎等的思想关系问题,更新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的关键概念、内在理论逻辑及其转承”,等等。这些多样化解读所引发的对《资本论》的研究热潮反过来推动了法国学界对《资本论》及MEGA2新发现手稿的出版传播;GEME的发起无疑顺应了这一潮流,并将成为21世纪推动《资本论》及其手稿出版传播的先锋。

具体而言,GEME将收录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到《资本论》第三卷的所有文本,但并未收录所有版本,比如:《资本论》第一卷就只收录了德文第四版以及鲁瓦翻译的法文版,各版本间的显著差异则以附录形式体现。在GEME框架下,新社会出版社再版了部分《资本论》的著作,“目前已经再版的有2011年发行的1980年版列斐弗尔译《18571858年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2010年出版塞夫等人新译的《第六章:资本论第1卷的18631867年手稿》”等等。此外,GEME团队经常召开跨学科学术研讨会,讨论项目的发现及发展。比如,2016年在就皮埃尔·列斐弗尔最新版《资本论》(2015年出版)研讨会上,就《资本论》的编辑策略展开讨论。GEME团队认为,向人们展示《资本论》三卷本的理论连续性非常重要,这有利于从新的视角向人们展示“价值”向“生产价格”的转化路径,从而展示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危机(利润率下降)分析的深刻性。

第二,GEME正在编译出版的《资本论专题文集》。

面对法国出版市场上不同版本《资本论》及其手稿质量的鱼龙混杂,GEME基于MEGA2第二部分,立足于恩格斯出版的《资本论》第一至三卷的内容和逻辑框架,正在编辑出版一套《资本论专题文集》。GEME编委阿里克斯·博法德(Alix Bouffard)指出,《资本论专题文集》的编纂将“极大提高人们对《资本论》及其手稿起源和地位的认识,:《资本论》既是不同时期具有异质性文本的合集,也是一项连贯而结构化的综合理论事业”。GEME编委会认为,以往《资本论》及其手稿出版版本有两个重要缺点:一是没有充分考虑文本的异质性;二是没有充分关注逻辑的一致性。其中后一个问题更为复杂,比如:旧社会出版社版《资本论》及其手稿没有关照文本内容的逻辑连贯性,一些法语翻译试图消解一些概念范畴的黑格尔之源,并倾向于淡化《资本论》第二、三卷内容的哲学色彩。与此同时,旧社会出版社同时出版发行鲁瓦版和列菲弗尓版《资本论》第一卷;其中,两个文本中相同概念翻译的差异性也无助于从整体上把握和理解《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理论范畴的系统性。而正在编辑出版的《资本论专题文集》则直接对这些问题做出了回应:首先,借助“校勘考证”以文本学和历史学的方式呈现文本的时代性和出处的多样性,从而打破《资本论》文本与逻辑的虚构的表象统一性;其次,着力呈现文本中概念的再制定,聚焦黑格尔术语的呈现及在马克思笔下重要性及其内涵的演变。不难发现,《资本论专题文集》并不仅仅是对德语文本的简单翻译,其翻译出版过程与研究过程密切相连,共同推动文本的编辑出版;从而为法国学界提供更加接近于德文版本的《资本论》著作,以此呈现《资本论》内部的理论连续性和翻译的整体性,反驳法国学界出于某种目的宣告《资本论》科学性的终结。

该时期《资本论》在法国的出版传播具有以下特点:一是,MEGA2GEME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系统、科学的编辑出版进一步为法国学界提供了知识考古学依据。藉此,诸多学者围绕《资本论》的理论逻辑、文本结构等展开了讨论。二是,出版传播的意识形态性逐渐降低,所出版著作更多被应用于学术研究领域。基于此,《资本论》的基础概念得到细化研究,“资本”“价值”“拜物教”等概念成为当今法国学界的讨论热点。学界对《资本论》的评价也渐趋客观,有学者认为:“不能将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视为一种宗教学说,而要将其视为一种不断发展、进化的科学,更要在与不同学科互动交流中创新其中的理论”。三是,出版传播的空间进一步扩大。该时期,不仅左派出版社出版《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其他出版社也将其视为一种学术研究著作出版传播。在整个“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大环境下,《资本论》的研究者也不仅仅限于法国马克思主义者,大批左派学者甚至资产阶级学者也将其视为一种社会批判理论并对其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讨。此时,人们更倾向于将“马克思本人思想”同“马克思主义”区别开来,这种倾向使社会文化研究成为法国《资本论》研究的主流范式。

 

四、《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法国出版传播的重要特征

《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法国的出版传播经历了漫长的历史时期。综合来看,这种出版传播在法国社会文化传统以及社会主义传统影响下,形成了独树一帜的法兰西特征。综合来看,《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法国的出版传播有三个重要特征。

第一,伴随法国社会主义运动曲折发展。

纵观《资本论》及其手稿在法国的漫长出版传播史不难发现:文本的出版传播随法国社会主义的命运跌宕起伏。当法国社会主义运动蓬勃发展时,《资本论》及其手稿的出版传播也随之推进;反之亦然。虽然《资本论》在法国最早由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发现并展开讨论,但无疑是法国早期工人运动领导者将其推向历史舞台,使其成为法国工人运动的“革命宣言书”。1920,法共的建立进一步推动了文本的出版传播;虽然,其解读方式深受苏联意识形态影响,但却同法国社会党共同推动了《资本论》及其手稿在20世纪法国社会的曲折传播(尤其体现在冷战期间法国左派出版社的贡献)。尽管21世纪以来法国社会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然而,面对法国社会的诸多问题,法国思想界并没有忽视《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现实性,并于2003年发起了GEME,试图编纂一部法文版的“马恩全集”。与此同时,基于文本出版传播同社会主义运动发展的密切相关性可以发现:苏共二十大后,随着法国社会主义运动进入低潮,《资本论》及其手稿出版传播的意识形态性逐渐降低,更加客观化、学术化的编辑出版项目不断出现。21世纪以来,法国学者更倾向于从社会文化批判的角度借鉴《资本论》的相关论述,从而为法国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提供理论借鉴。

第二,存在诸多悬而未决的术语翻译论争。

当前,法国学界在编译出版《资本论》及其手稿的过程中主要面临着两方面问题:复合词的翻译和黑格尔哲学术语的翻译。首先,对“Wertform”“ Geldform”“Mehrwert”等德语复合词的翻译,给不擅长通过词与词并列创造新词的法语提出了挑战;其中,1970年代围绕“Mehrwert(剩余价值)展开的讨论最为著名。在鲁瓦版《资本论》中“Mehrwert”被翻译为“Plus-value,这种翻译因有着马克思的“背书”颇具合法性;因此,从鲁瓦到巴迪亚版本的翻译都遵从这种翻译。从语言学角度看,“德文词缀‘Mehr-’具有‘增长’的意思,而‘-Wert’则有‘价值’的意思。而将“Mehrwert”翻译为‘Plus-value’则无法完全呈现德语语境的内涵。正是考虑到这种局限性,列斐弗尔创造了‘Survaleur’这一新词作为翻译标准。”此后,将“Mehrwert”翻译为“Survaleur”的做法也为GEME所采用。此外,当前法国学界就“Wertform(价值形式)、“Warenform’”(扬弃)等词的翻译讨论仍在继续。其次,对“Entfremdung(异化)、“Aufhebung(扬弃)等黑格尔哲学术语的翻译构成了《资本论》文本翻译的另一个问题。这些词汇在德国古典哲学中被丰富和发展,马克思在发挥这些词汇特殊功能的同时也赋予了其新内涵,比如:在“Entfremdung”的翻译上,翻译过程中既要把握其在黑格尔那里的内涵,又要关照马克思赋予该词汇的独特性,从而把握该词汇内涵的发展和转变过程。

第三,深受吕贝尔范式的影响。

由于吕贝尔版“马恩著作集”被权威的“昴星团藏书”所收录,因此成为法国最为畅销的“马恩著作集”;因此,他对《资本论》及其手稿的编辑出版范式深刻影响着法国学界。在吕贝尔范式影响下,法国学界围绕《资本论》三卷本的理论完整性及恩格斯对《资本论》第二、三卷编辑的合理性进行了讨论。比如,法国学者比尔·阿兰(Bihr Alain)在《当前如何()读〈资本论〉》(2014)中对《资本论》理论的完整性进行了探讨,他指出,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写作计划发生了变化,:他最初计划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模式进行批判,而在《18611863经济学手稿》编辑过程中却仅仅将“资本”范畴考虑在内。进一步讲,阿兰认为马克思既没有完成对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批判,也没有完成对几种资本类别的批判。因为《资本论》的手稿也是一个开放且待完成的系统,是一部未完成著作。此外,伯纳德·瓦瑟尔(Bernard Vasseur)在《回归马克思:今天的马克思主义是什么?》一文中指出,恩格斯编辑的三卷本《资本论》并不是一个具有高度统一的理论整体,马克思在写作《资本论》的过程中思想是不断变化的,而恩格斯为了追求系统的统一性用马克思不同时期的《资本论》手稿来编撰《资本论》的第二、三卷。他认为,与其将马克思留下的手稿视为已完成的著作,不如说是一份研究计划。可见,部分法国马克思主义文本学研究深受吕贝尔范式影响(持一种“马恩对立论”的观点),否定了恩格斯对《资本论》编辑的重要贡献,认为恩格斯为追求文本统一性对《资本论》理论进行了任意拼接或割裂,这无疑有失偏颇。(注释、参考文献略)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当代经济研究》 2020年第6

发布时间:2021-02-01 21: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