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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广茂:科学探究与人文阐释:精神分析的二元性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在问: 精神分析是什么? 这虽然难免有本质主义的嫌疑,却也是认识精神分析的必由之径。

首先,我们必须把精神分析与心理学区分开来,因为在一般人的眼中,精神分析是心理学的一个分支。其实两者即使不能说“风马牛不相及”,也大异其趣。两者的不同之处在于: 精神分析特别关切主体的主观经验, 特别是无意识经验; 而心理学作为一门科学, 更多地关注人类的意识经验,专门研究人类的心理和行为,主要涉及知觉、认知、情绪、人格、行为、人际关系、社会关系等许多领域,也与日常生活的许多领域———家庭、教育、健康、社会等———发生关联。诚然,作为一个知识体系,精神分析事关主体的心理活动,但这种知识体系是通过研究一系列的特殊现象 ( 如梦、失误和笑话) ,并以冥想而非实验的方式获得的。此外,精神分析注重动态的心灵观而非静态的心灵观,把运动、能量和冲突视为精神生活的固有之物。精神分析的核心理念是,在人类的心灵中,无意识( 包括无意识的思想、情感和愿望) 是根本和基础,意识性的经验则是心灵这座冰山的一角。人类无法直接探知自己的无意识,只能根据它发挥的作用或产生的后果推测其存在及运作机制。因此,有人把无意识比作万有引力: 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处不在,力量强大。精神分析总是以发展的眼光观察人类的心理活动,提出了有关人类成长或发展的理论。尽管这些理论颇多重合之处,也颇多冲突,但它们有一点是共同的: 全都强调人类早期与各色人等( 包括父母和老师等) 结成的关系的重要性,并认为这种关系对人类的成长发挥着构成性( formative) 作用: 你是怎样的人,你做怎样的事,全都取决于这种构成性作用。 一句话,它使你成了你,它“构成”了你。

其次,我们还应该注意,精神分析的身份是双重的。但表述这种双重性的角度是不同的。流行的看法是,精神分析的双重性表现在: 一方面,它是一套治疗各类心理疾病和心理障碍的治疗手段; 另一方面,它是一套用来解释人的动机、行为的综合性理论。

不错,精神分析是一种治疗手段。众所周知,精神分析最初以治疗各种心理疾病 ( 特别是癔症) 为鹄的,精神分析的历史是从一个名为贝尔塔·帕彭海姆( Bertha Pappenheim) 的患者那里开始的。那时的精神分析与神经科学的关系至为紧密。精神分析治疗认为,人的情绪和行为受某些因素的影响,但人对这些因素一无所知。这些因素属于无意识之域。精神分析治疗的目的在于找到这些因素,研究它们是如何影响人的思想、情绪和行为的。精神分析会追溯这些因素的起源, 并看它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变化的,进而消除其消极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患者会意识到自己心理疾病或心理障碍的潜在根源。这种“意识到”不仅表现在“知”上,而且表现在 “情”上。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患者要在精神分析师的帮助下,重新体验导致心理疾病和心理障碍的潜在根源。所以,患者要与精神分析师建立起相互信任的关系。只有这样,患者才能重新体验内心深处那些令人痛苦、深感羞辱和内疚的情绪。

但精神分析之为精神分析,精神分析之所以能够超越神经科学和心理学,能像进化论那样对社会和其他科学产生辐射性作用, 是因为它具有强烈的怀疑精神,要对个人、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展开分析,对各种文化现象和社会现象进行批判。它要破除种种迷障,解除各种自欺, 令我们质疑自己深信不疑的东西。毫不夸张地说,它是我们用来了解人性的复杂性和人生的多样性的工具,是我们用来解决各种人生难题的利器。

精神分析还是一套有关心灵的理论。这套理论不同于一般的心灵理论,因为它有相当的深度。它是一套独特的心理解释工具, 可以用它解释无意识、移情等心理现象,帮助人们理解人、人的动机和人的行为。它涉及的领域之广几乎到了无所不包的地步: 商务、 政治、体育、艺术、教育、广告、法律、文学、家庭关系、大众文化。精神分析对普通的人类心理经验的认识相当深刻。比如,我们知道, 普通人通常有一种强大的无意识需要。普通人常常把领袖之类的权威人物理想化,一旦被理想化的人物令其失望,他就会恼羞成怒并心生报复之意。这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某些政治现象。权力、野心、不安、理想、依附、孤独、渴望等不仅是精神分析关注的话题,也常常是文学的主题。精神分析借助于文学作品阐释自己的见解,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则借助于精神分析洞察人心的秘密,两者相得益彰,缺一不可。

精神分析不仅影响了我们对文学作品的解读,还影响了我们对包括电影在内的艺术的理解。精神分析的电影理论的形成及发展与精神分析的批判精神是须臾不离的。精神分析的电影理论是20世纪70年代和20世纪80年代在西方发展起来的学院派电影批评的产物,当然也与当时蓬勃发展的批判理论密切相关。它透过精神分析的视角,运用雅克·拉康( Jacques Lacan) 的理论,剖析各种电影文本和各类电影现象。拉康的精神分析既不同于拉康之前的传统精神分析,也与英美精神分析大异其趣。他把自己理解的精神分析( 打着“回到弗洛伊德”旗号的精神分析) 与符号学和黑格尔哲学融合起来,为精神分析开辟了新疆域。他创造了“镜像阶段”( mirror stage) 、“实在界”( Real) 、“想象界”( Imaginary) 、“符号界”( Symbolic) 之类的创造性概念,提出了“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结构起来的”“女人并不存在”之类的革命性命题,影响深远。基于拉康理论的精神分析电影理论认为,电影观众作为“凝视”的主体,是由电影“建构”起来的,银幕上放映的一切则是主体欲望的客体。这种见解无疑是极为深刻、启人深思的。

当然,我们也可从另一个角度来审视精神分析的二重性。即,一方面,它具有自然科学的属性; 另一方面,如同很多学者强调的那样,精神分析还是一套阐释理论。

最早强调这一点的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一方面强调精神分析的科学探究属性,一方面又特别强调精神分析的阐发性。

一方面,弗洛伊德多次表明,精神分析属于自然科学,因为它不仅提出了一套以无意识为核心的自洽理论,而且能以自然科学的方法验证这套理论。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 “和任何非人的事物完全一样,心智和心灵是科学研究的对象”。弗洛伊德曾经为精神分析的命运担忧: “精神分析有两个信条最足以触怒全人类: 其一是它和他们的理性的成见相反; 其二则是和他们的道德的或美育的成见相冲突。”其实,还有一个“信条” 也容易“触怒全人类”,那便是把本属于“人的事物”的心智和心灵视为“非人的事物” ( non-human things)

另一方面,弗洛伊德又指出,精神分析与历史和人文学科关系密切。他在一篇论文中指出: “在所有的医学学科中,只有精神分析能与心智科学产生极其广泛的联系,只有精神分析能在宗教史和文化史的研究中,在神话科学和文学科学中,发挥它在精神病治疗中发挥的同样重要的作用。如果不能清楚地表明这一点,对精神分析的任何评估都是欠完善的。”

精神分析究竟与科学的关系如何? 这个问题事关精神分析师的培训和资格的认识。 弗洛伊德在《业余精神分析问题》( The Question of Lay Analysis) 中强调,对于患者而言, “精神分析师是不是医生,这个问题无关紧要”,“至关重要的是,精神分析师应该具有某些使他值得依赖的品质”。但是,如果要建一所理想的“精神分析学院”,如果要为这座理想的“精神分析学院”设置课程,那就必须做双重考虑: 一方面,有些课程由医学院的教师来讲授,包括生物学和精神病症候学 ( symptomatology of psychiatry) ; 另一方面,学生还要学习“与医学相去甚远、医生在从医时不会涉足的知识分支,包括文明史、神话、 宗教心理学和文学科学”。

文学批评家弗兰克·克莫德( Frank Kermode) 注意到,“弗洛伊德认为,新的阐释时代的最重要的先驱是在旧政体下诞生的,是这样的时候诞生的: 为多数事物提供历史解释,同时质疑那些并不诉诸客观历史真相的解释,似乎是正确无误的”。弗兰克·克莫德以地理学、植物学为例,说明历史解释在20世纪的重要性: 地理学和植物学“极大地延展了这颗行星及其居住者的历史”。对 《圣经》展开的历史评判也是如此。当时的主要思想家不再把《圣经》视为永恒真理的宝库,而是把它看作“五花八门的文献的大杂烩,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每种文献都有其变化、改编和合并的史前史”。尽管在精神分析诞生之时,人们多从历史的角度审视人类和自然,并把历史研究置于科学客观性的范式( paradigm of scientific objectivity) 之下, 克莫德依然提醒我们,即使在弗洛伊德生活的时代,这种实证主义也还是受到了质疑。

对实证主义最强劲有力的挑战之一来自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索绪尔在研究语言时并不采用历时的方法,而是采用共时的方法。 也就是说,他并不从历史变化的角度考察语言的变迁,而是强调语言的共时性规律,把语言看作共时性的符号系统。这倒不是说索绪尔的结构语言学与历史没有关系。只是它关注语言史某个时刻呈现出来的共时结构,而不关心历史变化和语言变化本身。克莫德注意到,共时与历时的区分来自索绪尔去世后出版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但只是到了拉康那里,这种区分才进入精神分析。弗洛伊德相信,的确发生过什么事情,他也能够借助于精神分析发现,究竟发生了些什么。对于拉康而言,无意识是像语言那样结构起来的,无意识不是由已经发生的事件结构起来的。

另一个对实证主义发起强劲挑战的是狄尔泰的阐释学理论。狄尔泰认为,对于过去的理解与理解过去的人摆脱不了干系。理解者的个人特性总在一定程度上扭曲对过去的理解,因此永远无法逃脱主体性的制约。保罗·利科尔( Paul Ricoeur) 认为精神分析就是一门阐释学,在这一点上它与文学批评无异。自此之后,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精神分析应该放弃它自称的科学身份,认可自己的阐释学身份。它就是一个人文阐释的学科, 在显而易见的因果领域之外分配意义,创造生命的叙事。查尔斯·里克罗夫特( Charles Rycroft) 、尤尔根 · 哈贝马斯 ( Jürgen Habermas) 均持这种看法。倘若如利科尔所言,一旦精神分析成为一个人文阐释的学科,精神分析的目标便会发生变化: 先前是通过重建, 洞察人心的秘密; 现在则是充分理解个人的叙事。

默顿·吉尔( Merton M. Gill) 进一步深化了这种理解。他把阐释学界定为“对人类意义的阐释”。默顿·吉尔所谓的“人类意义”( human meanings) 既指与物质现实相对的心理现实,又包括个人的私人意义。默顿·吉尔认为阐释学属于广义的建构主义 ( constructionism) ,而建构主义与“透视主义” ( perspectivism) 和“相对主义”( relativism) 紧密相连。根据建构主义,“人类的全部感知和思想都是建构( 即个人感知) ,不是对外部现实的直接反映”。

默顿·吉尔在这个领域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罗伊 · 沙费尔 ( Roy Schafer) 1983年出版的《精神分析的态度》( The Analytic Attitude) 一书。罗伊·沙费尔对精神分析的理解,可以一言以蔽之: 精神分析就是一种阐释学方法。他说: “这里介绍的就是阐释学版本的精神分析,因为精神分析就是一个人文阐释的学科,不是一门自然科学。它经营的是语言和语言的等价物。阐释就是沿着用来满足精神分析旨趣的路线,对行动所做的重新描述或重新讲述。事实就是精神分析师们让它们成为事实的事物,它们是特定的、用来引导这种叙事规划的精神分析问题所发挥的功能。”罗伊·沙费尔的意思是, 精神分析是一个人文阐释的学科,它处理的对象是语言,或类似于语言的东西。这里所谓阐释,就是对行动进行重新阐释或重新讲述,但对行动进行重新阐释或重新讲述的目的在于满足精神分析的旨趣。这是一种建构。在这种建构中,事实并非客观的,而是精神分析师们在重新阐释或重新讲述中建构起来的,是用来回答精神分析师们提出的问题的,也正是这些问题引导着重新阐释或重新解释前行。可见这些问题最重要: 虽然对行动的重新阐释或重新讲述旨在满足精神分析的旨趣,但它是在精神分析师们提出的问题的引导下前行的。

默顿·吉尔据此认为精神分析是一门阐释科学( hermeneutic science) 。无论是物质性的,还是经验性的,“事实浸泡在理论中”。尽管如此,事实依然受到了现实的有限性的影响,虽然我们无法界定现实。只有把事实置于一定的语境,它们才有意义可言。 语境分两种,一种是物质性语境 ( material contexts) ,一种是“精神现实的语境”( a context of psychic reality) 。在精神分析中,事实的意义也取决于物质性语境,用默顿·吉尔的话说就是: “事实之所以为事实,是因为精神分析师和接受精神分析的人一致认为, 它们是事实。”虽然所有的科学都是建构,但自然科学中的建构与人文科学中的寻找截然不同。在精神分析中,建构主义可以帮助精神分析师消除事实的确定性,阐释学则提供了透彻的明晰性和综合性。

2004年出版的《误解弗洛伊德》( Misunderstanding Freud) 一书中,阿诺德 · 戈德堡( Arnold Goldberg) 以类似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他把现象学与阐释学区分开来。现象学关注的是,呈现给经验的究竟是什么; 阐释学关注的是,如何阐释呈现给经验的事物。 与此同时,他又强调,可以从不同的视角观察同一种现象。也就是说,审视同一种现象的角度是多元的,不能赋予任何一个视角以君临天下的特权。此外,我们观察一种现象,同时也在阐释那种现象,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观察就是阐释。因为观察就是阐释,科学方法和阐释学科并非水火不相容。和默顿· 吉尔一样,他注意到,对人类经验的阐释和对意识经验( conscious experience) 之外的经验的阐释大相径庭。在阿诺德·戈德堡看来, 精神分析的终极目的就是理解人的心理活动。当然,在理解人的心理时,精神分析也会陷入“理解的循环”( circle of understanding) , 也会依照下列顺序进行: 理解、误解、阐释,最终在移情和反移情的背景上,实现真正的理解。

结构语言学和阐释学对精神分析产生过深刻的影响,这是不容置疑的。这种影响是积极的,但也使得我们对精神分析的人文阐释和科学探究的认识复杂化了。在这个问题上,不同的理论家采取了不同的认识论立场 ( epistemological positions) ,不同的认识论立场在同一张光谱表中占据着不同的位置。在光谱表的一端,是拥护以阐释学取代科学的一方,M·H·斯坦( M. H. Stein) 、罗伊· 沙费尔、保罗·利科尔为代表。在光谱表的中间地带,是拥护阐释科学( hermeneutic science) 的一方,他们主张把建构主义与阐释学区分开来,以罗伯特 · 霍伊特 ( Robert R. Holt) 、默顿 · 吉尔和阿诺德 · 戈德堡为代表。同样在光谱表的中间地带还有一方,他们主张以宽泛、相对的方式界定科学,以查尔斯·布伦南( Charles Brenner) M·伊格尔 ( M. Eagle) 等人为代表。在光谱表的另一端,是拥护严格的经验主义形式的一方,以彼得·福纳吉( Peter Fonagy) 、马克·索尔姆斯 ( Mark Solms) 和迈克尔·塞林( Michael Saling) 等人为代表。无论哪一方,都向克莫德所谓的“客观历史真相”发起挑战,都要回答下列问题: 在我们这个所谓的“后现代”,保护弗洛伊德的古典认识论,是否还有可能? 语言学范式和阐释学范式是否已经真的大功告成?

无论精神分析是否属于阐释科学,它的阐释功能都是无法否认的。在文艺批评领域,它能帮助我们对文本的“征兆”做出阐释,而且这种阐释只有精神分析才能做。且以电视剧《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例。若干年前,电视连续剧《激情燃烧的岁月》风靡一时,观者如云,好评如潮。该剧以军旅生涯为题材,以石光荣( 孙海英饰) 和褚琴( 吕丽萍饰) 这对夫妻几十年的生活经历为主线,展示军人家庭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欢迎部队进城的仪式上,充满青春活力的褚琴引起身经百战的石光荣的注意。他凭借军人的天性立即发起进攻,在褚琴父母和组织上的支持下, 与褚琴举行了别具一格的军人婚礼。对褚琴一往情深的谢枫丧失了理智,想打死石光荣。 石光荣以一个军人的方式面对谢枫,使谢枫感到自愧不如。不久谢枫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牺牲,这赢得了石光荣的尊敬。但是褚琴却认为是自己和石光荣害死了谢枫,这加深了褚琴和石光荣的矛盾。在部队中,石光荣呼风唤雨,如鱼得水; 在家庭生活中,他孤苦伶仃,力不从心。孩子们与石光荣之间的代沟尤为明显。石光荣在家中陷入了四面楚歌的境地。长期的共同生活让石光荣和褚琴学会了忍让和理解,他们在冲突和摩擦中不断地贴近对方,并最终认可了自己的婚姻,肯定了自己经历的生活的正面价值。

这只是对文本内容的简单描述,并非对文本的“征兆性解读”。我们不妨对它作“征兆性解读”: 石光荣虽然有许多优秀的品质和美好的品德,但就其文化身份而论,他无异于新时代的焦大,褚琴则无异于新时代的林黛玉。从这个意义上说,它颠覆了鲁迅若干年前的断言。鲁迅在《“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中说过: “贾府的焦大,是不会爱上林妹妹的。”现在看来,焦大是爱林妹妹的,只是因为存在着阶级的鸿沟,只是因为没有使其结合的机遇,他不敢爱林妹妹而已。一旦阶级的鸿沟消失,一旦出现了两人结合的机遇,根本不必考虑林妹妹的心意,就可以把林妹妹娶进家门。

它不仅颠覆鲁迅的论断,而且颠覆我们的传统智慧( conventional wisdom) : 强扭的瓜不甜,捆绑不成夫妻。因为石光荣和褚琴的婚姻生活告诉我们,强扭的瓜捂几年,照样甜蜜可口; 捆绑久了,不成夫妻也是夫妻。褚琴最终学会了忍让和理解,实际上是认可了这个道理。这就是这部电视剧一不留神显现出来的征兆意义。这样的征兆意义也是它极力回避的。

再以张爱玲的《色|戒》为例。《色|戒》 的不同寻常之处在于,它是张爱玲作品中为数不多的探讨女性心理及情欲的佳作。李安把它改编成同名电影后,电影和小说都引起了广泛的关注和热烈的讨论。它讲述的故事是,1930年末,一个名叫王佳芝的女学生欲施美人计刺杀特务头子易先生。在她成功地勾引了易先生并准备下手时,发现自己已对他动了真情。她让易先生逃过一劫,却被易先生送上刑场,命丧黄泉。不少人认为,电影 《色|戒》旨在阐明张爱玲原著中的一句惊世骇俗的话: 通往女人心灵的路是阴道。作为一个身负特殊使命的女人,王佳芝愿为革命事业献身( 献出的不仅是一般意义的血肉之躯, 而且是处子之身) 。但是,一旦与易先生那样的调情高手缠绵之后,那个男人即便是汉奸、 魔鬼也能走进她的心灵。这种阐释显然只是展示了臭名昭著的男子沙文主义的狂妄幻想。

有人则对王佳芝的命运作了“人本主义”的阐释,即“文学即人学”式的阐释。根据这种见解,王佳芝之所以陷入如此僵局,与她的生活道路密切相关。她走上除奸的道路,是因为她缺乏家庭的温暖。她的母亲已经去世,父亲也离她而去,任其自生自灭。她多次说过,“我的爸爸重男轻女,妈妈去世的时候,爸爸答应要带我去英国念书的”,结果却没有。上海的唯一的亲人姨妈也要卖掉佳芝父亲留给她的房产,才能供她继续读书。 这令她感到委屈、无助、怨恨和愤怒。她需要关爱、温暖和某种归属感,于是与一帮血气方刚的男孩子( 其中也有一个女孩子) 走到了一起。那就是她所渴望的大家庭,她找到了所渴望的一切,实现了她的价值。当然,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她必须为此付出代价: 她爱邝裕民,却在“执行决议”的名义下献身于一位因为嫖过娼而有性经验的“革命同志”。 她始终面临着“革命”和“爱情”的冲突: 因为 “革命”,她先是献身于自己不爱的“革命同志”,后又投怀于她的谋杀对象易先生,最终还断送了自己的性命。倘若王佳芝有一个完整的家庭,倘若她能像正常的女孩子那样享受家庭的温暖,或许她的人生道路就不会是这样。王佳芝的命运如此,其实萧红的命运又何尝不是如此? 不过一个被杀,一个病殁, 殊途同归,令人感慨唏嘘。

《色|戒》的征兆意义最为重要。只有借助于精神分析,才能明了其征兆意义,对其作生活性解读。论其征兆意义,我们可以一言以蔽之: 它证明、强化了我们固有的性别差异无意识。我们总是在无意识深处认定男女有别,这种“别”不仅表现在解剖学上,而且表现在心理与性情上。首先,它强化了“女孩贵养,男孩贱养”的传统智慧。男孩可以贱养,因为男孩有顽强的生命力; 女孩则需要贵养,这“贵养”不仅表现在“生活待遇”上,而且表现在“精神抚育”上。父母不仅娇宠自己的女儿,还要尽力让其识吃穿,懂品味,见惯用熟,得心应手,不会因为些许的虚宠便大惊小怪,甚至任人摆弄。其次,《色|戒》告诉我们,王佳芝不过是一个弱小的女子,“女子无才便是德”,她偏偏要投身于政治斗争,结果粉身碎骨。她即便能够博得读者的同情, 也有几分“活该”的意味。政治是肮脏的, “女人是水做的”( 《红楼梦》) ,无法从事那样肮脏的事情。女人从政,必须面对“色”与 “戒”的两难处境: 女人是感性的,不仅本身是“色”,而且是男人劫“色”的目标。

再看著名精神分析学者、哲学家齐泽克 ( Slavoj Zizek) 对电影《泰坦尼克号》所做的征兆性解读。在一般人眼中,《泰坦尼克号》 是一部虽然俗不可耐却又要一睹为快的“爱情故事片”。在电影中,富家小姐对上流社会的空虚生活和上流人物的冷漠感到厌倦, 渴望过上另类的生活,体验另类的人生。她结识了一位略有才华的穷小子,这个穷小子带她走进了新天地,唤醒了她对生活的热爱。可惜好景不长,泰坦克尼号撞上了冰山。生死关头,穷小子把生存的机会留给了心爱的姑娘,鼓励她继续活下去。它通过穷小子与富家小姐的不羁之恋,提醒人们重新思考爱情的价值和意义: 爱情是无价之宝,它可以战胜一切,包括身份、财富和生死。

但事情并非如此简单,里面包含作者有所不知的征兆意义,或作者虽然明明知道却又极力回避的征兆意义。电影《泰坦尼克号》中真正的悲剧是什么? 是船撞冰山,数千人丧生大海? 还是别的什么? 要回答这个问题,要注意轮船是什么时候撞上冰山的。 一对热情似火、欲火焚身的恋人刚刚享受了鱼水之欢,回到了甲板上。这时,灾难降临了。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因为如果这是问题的全部,我们就会对灾难做出另类解读: 灾难之所以降临,是因为天神要惩罚他们的两大罪过: 其一是跨越了阶级界限,其二是发生了非法的性行为。

在甲板上,富家小姐激情澎湃地告诉情人,第二天凌晨船到纽约,她会随他而去。她宁愿跟着自己的心上人过穷日子,也不愿意跻身于富人之间,过虚伪和堕落的生活。船撞冰山,恰恰发生在这个时候。之所以发生在这个时候,是为了阻止一场真正的灾难: 我们可以大胆推论,一位富家小姐跟一个穷小子在纽约的生活,会彻底毁灭他们的爱情,因为他们的爱情只是一个神话,一触现实,即告崩溃。船撞冰山,目的就在于保护他们的爱情神话———使它永远处于神话状态,维持那个神话: 如果他们乘坐的轮船没有撞上冰山, 他们就会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白头偕老, 海枯石烂心不变。而这,正是影片极力否认和回避的。这就是这部影片的征兆意义。

通过上面的解读,不难发现: 征兆性解读的过程不仅不是一味顺从作者和文本的过程,而且是“审讯”、“拷问”作者和文本的过程,是处处与作者和文本“对抗”的过程。作者的意图,文本中任何一望便知的意义,它都表示深切的怀疑。和在精神分析过程中一样,已经表达出来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那些极力压抑、排斥之物,是那些“吞吞吐吐”、 “欲诉还休”之言。它要透过蛛丝马迹,关注那些被省略或被排除在外的东西,即作者和文本的“无意识”。要达到这目的,就不仅要关注作者说了些什么,文本表达了什么,还要注意下列问题: 读者应该从哪些角度看待文本? 不应该从哪个角度看待文本? 读者应该如何看待自己在阅读文本时的所见、所感和所思? 在这些方面,作者和文本是否提出过建议? 读者又该如何看待这些建议? 这些建议是否也有某种玄机,也是文本这个征兆的一部分,也需要进一步的破解? 所有这些都得益于精神分析的阐释功能。

总之,一方面是科学探究,一方面又是人文阐释,这既是由精神分析的性质 历史决定的,也是人类审视问题的多元性决定的 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 在基本的意义上, 当代精神分析已经成为一种寻求基本原理的方法,有的人认为更新之后的实证主义仍能提供这一原理; 有的人则转向诠释学以寻求不同类型的框架 。”也正因如此,或许介于两者之间,不仅不会削弱其科学探究和人文阐释的能力,反而会强化其科学探究和阐释的能力 看起来似乎是阻碍精神分析发展的不利因素,实际上却是推进其发展的有利因素 或许精神分析的辩证性,也正表现在这里 。(注释略)

 

 

(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第2

 

 

 

发布时间:2018-01-10 10:1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