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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剑:“事件”的前生后世
评齐泽克的《事件》

 

齐泽克2014年出版的《事件》 (Event) 延续其挑灯市井、耍弄噱头的一贯作风, 将深奥哲学、流行文艺、宗教神学、严肃历史等熔铸一炉, 舞出万花筒般的缤纷镜像。

齐泽克的“事件”接承自海德格尔、德勒兹、巴丢的概念。其共同点是“事件”不再是实证性、当下发生、合乎历史主义 (historicism) 的事情。它总是位于前存在论 (pre-ontological) 领域, 并和存在秩序相对抗, 不断生成新事物的幽灵式存在。“事件无法化约为实证现实中的存在秩序 (order ofbeing) , 归属于其物质前提的背景 (set) 。”  “……事件的基本特征, :它是出人意料诞生的新事物, 摧毁每一个稳定架构。”  因此, 只有诸如“宇宙大爆炸”、“法国大革命”等开启生命新征途的转捩点才是齐泽克解说“事件”的典范。

作为采撷百家花蜜的“大蜂”, 齐泽克自然将“事件”推至柏拉图、笛卡尔、黑格尔等。然而, 若追溯“事件”的哲学源头, 其标准版本应出自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中有关悲剧的定义:“悲剧摹仿的……是能引起怜悯和恐惧的事件。”在此, 亚氏不仅率先提出仿若生命死结 (deadlock) , 只能激发怜悯、恐惧的悲剧性事件 (这类“事件”内涵后被尼采发展为不可符号化、外观化的酒神精神) , 而且耐人寻味地使用了“普遍性”、“ (诗的) 真实”、“可然/必然”、“意外”、“惊人”、“反转”、“发现”等术语表述非一般事件。其中, 我们不难目睹齐泽克“事件”的诸多身影。它原是一个自古吟咏、穿越时空的古老概念, 本文欲从洞穿幻象、爱情和宗教、改变历史三个角度来追寻“事件”的前生后世。

一、“洞穿幻象”的事件

悲剧描述事件, 这在文学史上首屈一指的是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一位杀父娶母的国王如同蒙娜丽莎散发着谜般的微笑, 激起后来人一代代的爱慕和追思, 并最终让弗洛伊德挖掘出人类最大的无意识——俄狄浦斯情结。简单地说, 由于最早母子共生关系被破坏, 每个男孩都对父辈怀有斗争夺权之心, 对母辈怀有占有和发泄快感之意;每个女孩都对母辈抱有妒恨之心, 并渴望效仿母辈, 令父辈怜爱的目光燃烧自身, 同时希望用一个孩子来填满父辈的欲望。这样的无意识属于人类生长的史前史, 是心灵的来源, 因此难以进入意识, 但它决定了现实的生活方式, 形成一个男性互斗逞强、女性臣服归属的世界。

拉康对这类无意识的另一个指称是“幻象” (fantasy) 。所有人都在幻象中“杀父娶母”, 但只有俄狄浦斯一个人在现实中杀父娶母。拉康认为, 这在心理意义上, 恰恰意味着他是第一个反抗俄狄浦斯情结之人, 他犯下的是逃避杀父娶母的罪之罪, 表象的犯罪反证俄狄浦斯的清白。  他为自由意志和求知欲驱动, 在逃避神谕、揭露真相的过程一步步落入命运的圈套, 乃至直面幻象并与之同一, 以致再也回不到常人的轨迹, 流落他乡, 形同渣滓, 顽固地诅咒世人的“罪”。

俄狄浦斯悲剧因此是一个洞穿幻象、对自身的无意识负责任的事件。它同时是瓦解常规生活、震荡人世的悲剧。区别于海德格尔将事件看作抵制思考的“思想地平线”, 包纳一切实体 (entities) 的意义视域, 齐泽克认为事件不仅位于谢林所谓的“逻各斯前史” (prehistory of logos) , 而且是这一黑暗领域的勾勒和命名 (反思和解说) 。“只有这样, 逻各斯的开放性和人间历史 (temporality) 才会发生。”事件才会“从存在秩序的间隙 (gap) 中破土而出”  , 从而实现海德格尔所谓的“存在自身划时代的彰显”。

借用齐泽克的一个例子:卡通片中的一只猫洋洋自得走在上空中, 高高离地而不自觉, 可它一旦向下俯视就瞬间下坠。幻象亦如此:当它构成现实生活体验的内在架构时, 我们往往对其视而不见;一旦我们敞露并言说幻象, 就会立刻感到其不可忍受, 发现其不一致和矛盾性。以此来看, 弗洛伊德正是真实的俄狄浦斯。他生活在19世纪晚期那个爆发“授权危机” (crisis of investiture) 的时代, 试图挣脱父亲光辉之表象, 思索并揭示父权机制的真相。

当弗洛伊德坦陈“宗教、道德、社会和艺术之起源都系于俄狄浦斯情结上” , 这远非下流、变态的自身写照, 而是挑战人类的万年麻木无知, 由此开启性别结构和家庭关系的变革之路。这正是“奇迹”似的事件:“事件不是世界内发生的某事, 而是我们构想和参与这个世界的特定构架的变化。”

 齐泽克继承先贤探索无意识的勇气, 摒弃佛家回避现实、摒弃杂念、进入涅槃的禁欲思想, 坚称事件意味我们和幻象的完全认同。只有沉浸幻象中, 更深地被它蛊惑和操控才能直面其对抗性, 才能揭露、解释乃至洞穿幻象。  他说:“洞穿幻象并不是简单地从幻象中走出来, 而是要破坏它的根基, 接受它的不一致性……”“洞穿幻象意味着一个人与其幻象完全认同, 把它暴露出来……在拉康意义上, 洞穿幻象使我们比以往更深地被幻象使唤 (claimed) , 在这一过程中, 我们与幻象超越想象的实在界内核发生了无比紧密的联系。” 

齐泽克认为, 幻象是一个悖论性的事物, 其“危险蕴含着救赎的可能”。幻象告诉我们如何去欲望, 但精神分析并非单靠掐灭欲望来摆脱幻象。幻象不仅是个人的欲望框架, 它更是整个社会文化、理性体制运转的基底。只有深入幻象之中才能重构幻象。这不仅将酝酿“我们看待现实世界的方式的转变”, 而且将造就“现实自身的剧烈变化”。当面对20世纪的文明灾难和异化时, 海德格尔要用“技术的本质” (gestell) 来克服科技盘剥地球、操纵人类的建构模式, 阿多诺要以“未竟之业的启蒙”来消除启蒙事业带来的极权主义等野蛮后果, 这正是他们卓越的“沉浸并洞穿幻象”的方法:技术和理性酝酿了资本主义“被管制世界”的大一统幻象, 但我们同样只有依靠它们才能改变现实——而不可能返归古代。

二、“爱情和宗教”的事件

幻象不只是将生活建构成一个平滑封闭的理性或技术整体, 它同时酝酿了自身的紧张动荡和解救之道;同样, 人类最蛊惑的幻象——爱情也不仅是某种教唆欲望的理想化生活图式, 相反, 它更是脱离日常秩序、遭遇神圣的机缘 (tyche)

这一观念可上溯至柏拉图的《斐德若》。他在书中借苏格拉底之口述说灵魂的轮回和爱情:每一个投胎为人的灵魂都曾跟随自己钟爱的神明在诸天的辉煌光景周游、徜徉, 凝神观照天外边的永恒真实体。而当他堕落人间, 如果“见到一个面孔有神明相, 或是美本身的一个成功的仿影”, 就会为神附体, 落入爱的癫狂 (mania) 。“有这种迷狂的人见到尘世的美, 就回忆起上界真正的美, 因而恢复羽翼, 而且新生羽翼……把下界的一切置之度外。” 在此, 柏拉图的理念不再是诸如桌子、床之类的实证性共相, 而是上界事物, 是“过去在诸天境界所见到的真实体”和“观照真实体的神明”, 它凭借爱情激发了凡人超越尘俗的回忆和疯癫, 让灵魂变回钟情人, 并在几千年的轮回后返归上界。

爱情是不可预见、癫狂性的事件。一旦剥离它的伦理维度和肉欲目的, 人们就无法在日常生活的轨道上定义它。你从来不曾想过有那么一个人, 可突然之间他 () 出现了, 粉碎你稳健有序的生活, 撕开了你从不敢暴露的内心, 一句话一个眼神就焚毁了你的伊甸园, 终结了你的现在和未来, 消灭了你好不容易积累的信心和安宁。因此, 我们无法用原因或结果来说尽爱情, 它是“多于原因的结果”或“多于结果的原因”。柏拉图天才地视其为和美本身遭遇的奇迹 。而拉康对美本身或真实体的称呼是“实在界元物” (the Thing of the Real) , 即在符号界一早就丢失、永远无法获取或补偿之物。元物总是以缺场的方式在场, 激发爱欲 (eroticism) 的崇高化 (sublimation) 效应, 凝结人类“文明的不满”。它是创伤性、不可接近的他者, 却如黑洞般无限吸附人类的爱欲能量, 正是它的颠覆性使现实失常、崩裂乃至重生。

在伦理学讲座中, 拉康将中世纪骑士和贵妇人之间的典雅爱情 (courtly love) 视为文艺史上开天辟地的事件, 一个对未来时代产生决定性影响的诗性创造活动  :贵妇人并非承载美貌和德行的具体对象, 而是诗人创造的恐怖的、非人性的、为阻碍围绕而不可接近的实在界客体。她的出现没有任何历史线索上的因果性或合理性解释。她在诗歌中惊鸿一瞥地飘过, 闪动元物的魅力, 创造了许多不存在于当时的理想化主题和规则, 而这些理想 (如女性的高贵) 在随后的时代乃至今天变成了现实。

齐泽克继承了柏拉图和拉康的爱情观, 视其为和元物骤然相遇的创伤性事件。  这一事件迥异于当代的婚介安排或古代的包办婚姻, 而是情绪激烈、充满风险、自我“堕落”的着魔: () 像闪电一样赐予我们超感官的打击, 瓦解我们的整个生活”。“坠入爱河就像大马士革的路上击中梭罗/保罗的那道闪电”。“拉康说:诸神位于实在界, 他意指的正是神圣者的这个破坏性面向, 亦即这种交杂着神驰的狂喜和激烈情绪的粗野爆破的混合物。在这个意义上, 与神圣元物的创伤性遭遇, 构成了作为实在的事件”

除去癫狂之爱, 和元物的遭遇的另一形式是宗教。齐泽克在2000年后激发了对神学的浓厚兴趣, 在一系列作品中不断阐发上帝的创伤性他者形象, 将亚当堕落、摩西出埃及、基督死亡及原始教会的建立等包含神旨的行动均视为伟大事件。其密友巴丢曾在《圣保罗》一书中, 将“基督复活”视为基督教的真理—事件, 事件召唤主体, 主体在对事件的忠诚宣说中得以生成。 齐泽克反其道而行之, 将“亚当堕落”和“基督死亡”视为同一事件的重复, 两者都意味打破原初平衡、和世俗秩序相脱离、超越律法的救赎姿态。

那么, 为何堕落即救赎呢?齐泽克引用了奥古斯丁《论信望爱》的名言:“神更喜欢因恶生善, 而非无恶无善。”可以说, 如同佛学中被杀或互啖的畜生道或弗洛伊德笔下“多形变态” (polymorphous perversity) 的儿童, 无恶无善其实是最大的恶, 是不以意志为转移的无意识之恶。要注意的是, 亚当的堕落不仅是他吃了夏娃递过来的禁果, 而且是心明眼亮羞耻于自己原本的裸体。齐泽克指出:“‘伊甸园’的天真只是动物式生活的另一种说法, 而《圣经》所说的‘堕落’, 则是从动物式生活向真正的人的存在的转化”, “终极的事件正是堕落本身, 亦即丧失那从未存在的原始和谐与统一——那只是个回溯性幻觉”, “堕落实际上是先一步创造救赎条件的起点。”“为了使基督降临人间、撒播救恩, 亚当必须堕落。 

正如本书第二章标题, 堕落是“幸运的过错” (Felix Cupla) 。那是主体要为无意识负责任的姿态, 是知羞耻和分善恶的萌蘖。真正的善从来不是天然之物, 而只出现在我们和自己本性及自然循环、世俗秩序的持续抗争中。

齐泽克进一步认为, “基督复活”同样是对“基督死亡”的“否定之否定”, 是革命信众继承其遗志、在圣爱 (agape) 中自我组织和坚持奋斗的产物, 那是原始教会的诞生和蓬勃发展。齐泽克以此激励当代左翼, 尊其为激进政治活动和无产阶级建党的榜样, 这实则借基督之名实现从宗教到革命的大跳跃。自此, 齐泽克的“事件”笼罩着基督升天和共产主义革命的弥赛亚光辉。堕落亚当、十字架上的基督、革命者亦构成其事件的主体三角。

三、“改变历史”的事件

在齐泽克笔下, 事件并非日常生活中的事情, 而是意外、奇迹乃至神性的东西, 比如现实的转型、癫狂的情感体验、彻底的政治决裂、宗教的转轨、新艺术形式的崛起等, 其中的关键是, 事件具有改变历史的救赎性。

事件的救赎或许必须借助本雅明的思考。他在《历史哲学论纲》中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和犹太弥赛亚思想, 以历史唯物主义的救赎观反对资本主义的救赎观:后者建立在统治者的胜利果实和资本家剥削劳动力与大自然的经济繁荣中, 体现为雷同而空泛的时间中线性或螺旋状的进步趋势, 并建构了固若金汤的历史连续统一体;前者则是对统治者每一场胜利的质疑、保持和历史格格不入的关系、放弃对国家机器的崇拜, 以致悬置历史、令时间静止、沉浸于“当下”, “像一次虎跃扎入过去”并拯救过去。

本雅明借用了保罗·克利 (Paul Klee) 的名画《新天使》描述资本主义所谓的时代进步:在一片尸骸废墟前, 历史天使试图唤醒死者, 修复破碎的世界, 可一阵来自天堂的风暴猛烈吹击着天使的翅膀, 把他无可抗拒地刮向背对着的未来。而他面前的残垣断壁也越堆越高直逼天际。这场风暴就是我们称作的进步。本雅明的天使困在历史主义的进步风暴不能自主, 但他逆势而行, 企图拯救过去——而这只能是历史唯物主义者的姿态。本雅明说:“他的脸朝向过去。在我们认为是一连串事件的地方, 他看到的是一场单一的灾难。” 

在唯物主义天使的眼中, 进步的成果还原为主流历史胜利中的死者和废墟, 还原为被奴役的祖先而非被解放的子孙, 还原为被意识形态排斥掉、丧失话语权的无产者。他仿若古希腊悲剧的英雄, 落在历史早早设计好的被称为命运的陷阱里, 他努力对抗命运, 却无法平复伤痛往事。然而, 本雅明仍如被缚的普罗米修斯一样充满预见的信心。他将希望赋予一代代唯物主义天使, 他们有一天能够推翻古老历史的统治权, 使自己的时代和过去的时代相连, 使现在的时光充满某个亟待救赎的过去, “使过去的每一瞬间成为‘今天法庭上的证词’”。本雅明说:“过去随身带着一份时间的清单, 它通过这份时间的清单而被托付给救赎。过去的人与活着的人之间有一个秘密的协议。我们的到来在尘世的希望之中。同前辈一样, 我们也被赋予了一点微弱的救世主的力量。” 

因此, 救赎意味着活人对死者的拯救, 意味着跳出延续同质的历史统一体, 在“当下”射杀“从前”、拯救过去, 并迈向弥赛亚的未来。“历史唯物主义者任由他人在历史主义的窑子里被一个名叫‘从前有一天’的娼妓吸干, 自己却保持足够的精力去摧毁历史的连续统一体。”

齐泽克的事件脱胎于本雅明反历史主义的历史观, 指出“革命行动乃是对过去失败行动的回溯性救赎” 。但他认为, 革命主要不指实证意义上的推翻或重建政权, 而是言语层面上的突变性事件, 一个重构符号界的神圣入口。“当某个言语行动的发生重构了整个场域, 它就成了一个符号性事件”, “真正的新事物通过叙事而诞生, 那是对那已发生之事的明显、全然地再创造式的重述” 

齐泽克以工人运动为例, 只有当工人将自己参与罢工作为一次阶级斗争行动加以重述之时, 他才成为一个革命主体;否则, 在主流历史眼中, 那只是劳动力不满利益分配的正常骚乱。因此, 新事物只能在全新的叙事中浮现, 只有当新的主人能指 (如民主、阶级斗争、共产主义) 诞生并开始建立一套语言系统, 过去和未来才能重获新生。人们不仅运用这种纯粹的、具有现实化潜力的语言来预见和指导未来, 同时也用它阐说过去, 为所有曾经的屈辱或“天使折翼”正名, 让它们发出一直被压制而不曾发出的声音, 形成新的历史叙事。

只有伟大的言语事件才能改变过去和未来, 拯救历史于历史的尘封中。而它一旦发生就“总—已发生”。符号秩序总是位于那里, 仿佛我们从未离开过它, 我们不能外于它去思考事物。就像阶级斗争一旦成为革命手段, 它就贯穿了人类从茹毛饮血到共产主义的全部历史。因此, 事件永远不会发生在“当下”, 而是处于“尚未发生”和“总—已发生”的悖论中。同时, 事件不属于本雅明深深担忧和质疑的“胜利者的战利品”、“不可掌控的国家机器”、“解放的子孙意象”。它不等同于新的胜利历史叙事, 而是由“总—已发生”的历史叙事回溯性制造的, 是由历史剧烈变动暗示出来的一个矛盾或空洞, 它是“历史传统整体性抹除的可能性”。  换言之, (言语、革命) 事件是历史进程中的裂口、隔阂, 永远不能被历史或符号化程序消解或填满。它只是“历史化进程中的非历史内核”, “符号网络是围绕它编织起来的”, “一旦残忍的前符号性现实被符号化/历史化, 它就会‘隐匿’、隔离元物的、空洞的、‘难以消化’的场所。”  齐泽克认为, 这正是拉康的“实在界创伤”、黑格尔“具体普遍性”的含义。如果将符号界 (历史) 比喻成人类自发研制的计算机系统, 那这一系统的进步只能建立在对缺陷、障碍、病毒以及一切不便利的不断解决之上。人类的语言如同一个人造编程, 那不可言说的宇宙真理只能显灵在它的裂口和隔阂中, 后者不断激发新的普遍性言说来改造前者, 又深藏在新的言说中令其再度崩塌。

关于裂口和隔阂的思索, 又将我们带回到亚里士多德的悲剧论:悲剧的“普遍性”、“真实”究竟为何?为什么“诗比历史更有哲学性也更真实”?为什么悲剧描述普遍性事件而历史描述个别事实?为什么“一千个读者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

此刻, 笔者想这样答疑并结尾:因为悲剧所描绘的事件, 并不只是凄惨绝伦的人间故事, 或者乱伦者的家族丑闻, 而是日常言说和统治阶级历史中一道不肯弥合的伤口, 永不停歇地涌出基督耶稣般的圣血, 吐露弥赛亚的许诺;抑或一阵从天而降的惊蛰雷, 年年岁岁带来大地回春、万物变化的希冀。那不是历史的循环, 而是灵魂坠崖遁天的一次次试险, 是英雄反抗不可反抗的命运, 如同蝴蝶扑入壮烈的火中, 搏出令人惊骇的窸窣。

   

 

(作者单位:广东海洋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天府新论  2017年第3

发布时间:2017-11-06 08:2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