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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洋:“我”之生成的时间动因与系统性误认
解析拉康的《逻辑时间与预期确定性的判定:一种新的诡辩》

 

          

1953年的文章《精神分析中言语和语言的功能和范围》 (The Function and Field of Speech and Language in Psychoanalysis) , 拉康表示, 精神分析理论的基本面向包括三个方面:象征的历史理论, 主体间的逻辑以及主体的时间性 (Écrits 239) 。前两个方面在批评家的视野中经常出现, 但有关主体的时间性的批评文章却并不多见。当然, 这与拉康本人的著作倾向有关:纵观拉康的全部著作, 专述主体时间性的文章只有三处 (Johnston 24) 。但是, 熟知拉康著作的读者不难发现, 对时间问题的讨论散见于拉康的许多重要篇章中。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 时间问题, 虽不成体系, 但贯穿于拉康理论的始终。那么, 主体的时间性到底包含哪些内容?对时间性的探讨具有何种理论意义?它和现实世界又有着怎样的关联?基于对这些问题的思考, 本文尝试分析拉康的论文《逻辑时间与预期确定性的判定:一种新的诡辩》 (以下简称《逻辑时间》) 。这篇文章是拉康早期探讨时间问题的集大成之作, 后来拉康有关时间问题的论述都可以追溯到这里。本文第一部分将对文本进行详尽解读, 说明逻辑时间与群体中的主体生成之间的关系。此外, 这篇文章代表着拉康文献的一个典型倾向:它尖锐地指向当时的社会, 却含而不露地加以掩饰。如果说, 拉康探讨时间问题的初衷在于完善精神分析学说, 即说明群体逻辑中的“我”的原初形式;那么, 对当时社会的反思和批判则构成了这一理论的现实之维。这一维度不仅让拉康认识到精神分析理论可以有效地介入特殊的群体关系, 更使得拉康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明确了主体误认的系统性特征。这后一方面在绝大多数相关的批评中都未得到重视甚至提及, 因此将构成本文第二部分的核心内容。

一、囚徒困境与群体逻辑中的主体生成

《逻辑时间》的开篇是由一个故事情境引入的:监狱长召来三个囚徒, 告诉他们:因为某个不能告知的理由, 我将要通过考试来释放你们中的一个。有五个圆盘, 三个白色, 两个黑色, 我将在你们每个人的头上放一个圆盘, 然后, 你们可以观察同伴但不能彼此交流, 那个最先推断出自己的颜色的人就可以获释。不过, 他的推断必须建立在逻辑推理的基础之上, 而不仅仅是猜测。说完后, 就在这三个人头上放了三个白色的圆盘而没有使用黑色的圆盘。那么, 这几个人会怎样解决这个问题呢?

一个理想的结果就是, 三个人互相看了一会后, 一起走出来, 并作出一个相似的回答, 说出来是这样:

我是白的, 我是这样知道的:既然我的同伴是白的, 我就想, 如果我是黑的, 他们中的每一个都会这样的推理:‘如果我也是个黑的, 另一个会立刻看出来他是白的, 所以会立刻出去, 所以我不是黑的。’所以他们会一起出去, 因为相信自己是白的;如果他们没有动, 那是因为我是白的, 像他们两个一样。根据这一点, 我出来陈述我的结论。 (Lacan, Écrits 161-62)

熟知博弈论的读者会一眼辨认出, 这是一个典型的囚徒困境。事实上, 这个囚徒困境理解起来并不难, 其可检视的三种情况清晰可辨。第一种情况:两个黑盘一个白盘。在这种情况之下, 三人中只有一个真正的主体, 这个主体可以瞬间做出判断, 相较而言, 其他两人的主体性被剥夺, 因为他们只是充当了他人判断的条件, 即客体。在唯一主体走出之后, 他们无论做出何种判断已然无意义可言了。在这个过程中, 判定的时间只是一瞬, 而且全部只有一瞬。第二种情况:一个黑盘, 两个白盘。在这种情况下, 面对一黑一白的两人成为主体, 在第一瞬间, 他们看到彼此没有出去, 在第二瞬间, 他们随即做出判断, 一同出去, 而面对两白的第三人已然丧失判断时机。在这一个过程中, 判定时间包含两个前后相继的瞬间。第三种情况, 也就是故事中的情况:三个白盘没有黑盘。三人成为同级主体。他们首先在一瞥的时刻排除了第一种可能, 随后在看的第二时刻发现, 没人立刻出去, 于是在第三瞬间, 他们同时做出判断, 一起出去。在这个过程中, 判定时间包含着三个前后相继的时刻。很显然, 这个囚徒困境属于一种理想型群体:它的存在需要一个必要的、潜在的前提:即故事中的三人必须思维正常并且逻辑水平一致。如果他们的逻辑水平高下不一, 或者思维不正常, 那么将导致混乱, 结果无从判定。

将这个基本的分析框架摆在这里, 会极大地帮助我们理解拉康的分析思路。通过对比, 读过《逻辑时间》的读者会明显感到, 拉康对这个囚徒困境的解读要复杂得多。相较而言, 其复杂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1) 拉康引入了“逻辑时间”的概念, 并在分析过程中揭示了逻辑时间的内涵和特点; (2) 在对逻辑时间的解读中说明群体中的主体诞生。本文接下来将就此予以说明。

从以上对囚徒困境本身的分析, 我们可以看出, 在主体探寻真相的过程中, 判定时间在其中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三个主体的行动上, 判定时间首先体现为“没有出去”, 即拉康所言的“暂停举动”。赋予这些“暂停举动”以意义的恰恰是停顿时间。因为暂停举动发生的基础是主体假想的没有出现的情况, 因此无论如何短暂, 都需要验证的时间。正如拉康所言:“暂停举动所揭示的不是主体们所看到的, 而是他们在他们没看到的东西中所肯定找到的东西:这就是见到黑盘。使这些暂停举动有意义的并不在于它们的方向而是在于它们的停顿时间” (166) 。在全部的验证活动中, 我们可以发现两次暂停举动, 第一次发生在排除两个黑盘时的瞬间, 第二次发生在排除一黑一白时的瞬间。其次, 判定时间在主体的行动上体现为结论时刻的到来, 也即是说, 在经过两次暂停举动之后, 主体终于迈向了确定性的结论:我是白盘, 所以走出去。这三个前后相继的时刻共同构成了拉康所言的“逻辑时间”。这里, 我们首先看到了逻辑时间的两个特点:一、逻辑时间内在于主体的验证活动中。换言之, 没有逻辑时间, 就没有主体的验证, 主体行为包含时间性;反之, 没有主体的验证, 就没有逻辑时间的生成, 逻辑时间即是时间的主体化。二、结论时刻的到来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 即它是验证活动发展的必然结果, 因此, 这一时刻的产生又使得主体的行动在最大程度上祛主体化了。这里, 我们看到了两种情况:首先, 在两次暂停举动中, 不存在单一的主体行为, 换言之, 主体必须置身于群体之中。其次, 在最后的结论时刻, 置身于群体中的主体必须分别得出结论, 完成对自我的判定。因此, 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从逻辑时间的角度来看, 单一主体不存在时间问题。只有存在群体, 才有主体的时间性。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拉康进一步向我们揭示出了囚徒困境中所包含的群体逻辑。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 拉康将逻辑时间展开为“三个可能的时刻”, 它们分别是:瞥见的一刹那, 理解的时刻和结论时刻。这三个时刻对应着三种不同的主体:非人称主体, 交互性主体和焦虑型主体。其分析思路如下:

(1) 面对两个黑盘, 主体知道自己是白盘。

这种情况本是囚徒困境的前提“两个黑盘三个白盘”下可能出现的情况, 但在一瞥的瞬间, 主体们即知晓它不存在。这一逻辑排除随即成为已知条件包含在前提中。它之所以重要, 就在于“已知”即意味着“我们都知道……”这里出现的是非人称的泛指主体。这个泛指主体不仅具有语法上的意义, 更重要的是, 它界定了“我们”, 因而构成了群体逻辑的原初设定。没有这个原初设定, 没有这个最初的一刹那, 就没有后来囚徒困境中的主体关系。只有首先产生这个泛指主体, 才有之后主体面对真正未知的逻辑判定。换言之, 如果这种情况存在, 那么逻辑进程未开始已然结束, 因为结果太过一目了然。那么, 主体显然已经丧失面对自我真正谜题的机会。因此, 这最初的一刹那, 既包含着逻辑时间本身的主体化, 同时, 它也是非人称的主体得以形成的基础。只有这个“我们”在先, 才有下一步他们各自为探寻自我的真相而进行的判定。

(2) 如果我是黑盘, 我所看到的两个白盘会很快认识到自己是白盘。

在逻辑排除的前提下, 单一主体在面对两个白盘的时候, 必然首先考虑自己是黑盘的情况。虽然这事实上不存在, 但因为主体看不到自己头上的盘子, 因此, 他只有通过假想, 才能将验证活动进行下去。而此时, 他对自身的判定只能建立在对其他主体的活动的观察之上:他人没有立即出去, 他由此判断自己不是黑盘。拉康将这第二步过程视作主体经由直觉将他没看到的情况先行客观化, 并在客观化的同时确定“它的含义和局限” (168) 。这个将主观假想客观化的进程就是“理解的时刻”。在理解的时刻中, 每一个主体都将自己判定的钥匙交到了另外主体的迟疑上。因此, 与这一时刻对应的是纯粹相互性的主体。但是, 我们看到, 这个交互过程不会无限地循环下去, 因为虽然主体的判定完全建立在他者的行为之上, 但一旦主体理解了他者迟疑的意义, 他会立刻得出结论并走出去, 这就到了验证过程的最后一步。

(3) 我赶紧去申明我是白盘, 这样那两个我看着的白盘不会先于我去认识到他们是什么。

此处我们看到的是主体的自我判定, 他通过加速得出结论而结束了整个逻辑进程。在这里, 拉康特别强调了结论时刻的迫切性。结束理解的时刻必须以一种仓促的形式到来, 也就是说, 它必须超过理解结论时刻本身而到达结论时刻。从对理解时刻的分析中, 我们可以看出, 无论主体是否发现或理解对方的暂停行为, 作为一个理性人, 他都必然出去。这里存在两种情况:一种是他理解并很快得出结论自己是白盘, 那么逻辑验证到此为止, 他出去。第二种是他没有理解, 那么, 如果对方出去, 他也必然随之出去, 因为从逻辑验证的角度来看, 他若此时不走, 就永远丧失了判定的机会。因此, 无论如何, 他都会出去。因此, 拉康认为, 结论时刻的到来与戏剧化的偶然性, 赌注的严肃性以及游戏本身的竞争性都没关系 (169) , 是逻辑进程本身生成的紧急性促使主体加速进行判断并采取行动。但是, 我们必须同时注意到, 这种逻辑紧迫性也只能通过主体个人的仓促行动方能得以体现。换言之, 不同于一瞥时刻出现的纯粹理性主体, 理解时刻下的纯粹相互性主体, 结论时刻的逻辑主体只能以认识主体的个人形式存在, 即体现为一个很怕延误时机而无从判断的主体。那个“为的是没有……”“就怕……”的主体, 只能用“我”来表达 (169-70)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 拉康认为, 结论时刻向我们揭示出了精神分析中焦虑的本体论形式赖以存在的一种原初关系。结论时刻到来之际, 亦是心理“我”的生成之时。

综合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拉康以逻辑时间的概念说明的是群体中主体“我”的诞生过程。“我”首先诞生于“我们”——某一特定群体之中。而“我们”的范畴是逻辑排除那最初的一刹那设定的。在“我们”形成之后, 才产生有效的主体关系, 即主体间的相互参照和指涉。在这一时刻, 主体互相理解对方, 并在此基础上认出自己。在认出自身之后, 确认自我的结论时刻自动到来, 但这一客观化的时刻在主体身上却体现为主观概念的形成并且只能以主观判断的形式存在, 而这恰恰就是“我”的内涵。这就是主体“我”的生成悖论, 他是群体中主体之间时间化指涉运动的客观结果, 但是, 这一结果若要显现自身, 只能以主观化的“我”存在。因此, 拉康将群体中“我”之生成看作是一种新形式的诡辩:这种诡辩无法如经典诡辩术那样一眼辨认出, 相反, 正如前文所揭示的那样, 它必须经过一系列的主体间的验证活动, 直到结论时刻才体现为单个主体的“认知”, 并且只能以单个主体的“认知”显现出来。因此, 囚徒困境向我们揭示的, 是深陷于群体逻辑中的认识主体的误认, 这种误认是逻辑时间运动的必然结果, 是根植于主体诞生之初的一种误认。那么, 群体逻辑与主体的误认到底存在着怎样的联系?它们的现实意义又在哪里?本文第二部分将结合史料予以解答。

二、群体逻辑与系统性误认

针对《逻辑时间》一文, 刘禾 (Lydia H.Liu) 曾对其产生的知识语境做了有价值的史料梳理 (170-72) , 除此之外, 绝大多数批评文章都是文本解读 (Johnston 23-57, Forrester 168-220, Fink 356-86, Hoens and Pluth 182-90, Williams 180-201) 。这本无可厚非, 拉康的文章素以艰涩难懂著称, 精彩的文本分析可以帮助读者更好地理解拉康的观点。但是, 《逻辑时间》一文同时也代表着一类拉康文本, 它们总是会在不经意间露出其与现实的关联, 这些关联携带着大量有价值的信息。在前一部分专门的文本讨论中, 笔者有意留出了这些内容以待此处考证。这样做的理由是, 这些信息虽然如同蜗牛一般, 慢慢吞吞, 充满惰性, 但是其触角却是始终向外的。本文接下来的部分将严密地追随这些向外探知的触角, 通过结合相关史料, 尝试着将其触及的领地一一呈现。因此, 从写作手法上, 可以将这一部分看做文本解读的延续, 但其写作目的不在于分析文本本身, 而在于通过探查文本内外的信息关联, 建立合理的联系, 从而对《逻辑时间》中提到的两个核心概念:群体逻辑和主体的误认加以历史性的阐释。

如前文所示, 拉康的讨论是围绕着一个囚徒困境的故事展开的。据拉康的权威传记作者伊丽莎白·卢迪内斯库称, 拉康最早知道这个故事是在1935年。他在他的前妻兄、外科医生西尔万·布隆丹家中见到了数学家安德烈·外斯, 而外斯是从诗人兼数学家雷蒙·格诺那里得知了这个囚徒困境, 而雷诺是拉康当年参加科耶夫举办的黑格尔研讨班的同学 (Dunker 71) 。在那一晚见面中, 外斯将这一谜题告诉拉康, 但没有给出答案。拉康当晚苦思冥想, 凌晨三时, 他终于忍不住给外斯打了个电话。熟睡中被叫醒的外斯十分恼怒, 但还是将答案告诉了拉康 (Roudinesco 176) 。这一段轶事, 拉康在《逻辑时间》中以一句话含蓄地提及:“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一直保留着这些陷阱, 就像一位机智的晚间来客告诉我们时的样子” (Écrits 163) 。从这两个来源, 我们至少可以确认两个信息, 其一, 《逻辑时间》中提到的“完美的答案”乃拜数学家所赐, 并非拉康个人心得。其二, 从时间点上我们可以判断, 拉康对囚徒困境的思考于文章写作前十年就已开始了。而且在得知答案之后, 拉康还曾在社会科学学院的朋友圈里做过几次相关的实验, 虽然实验的结果不得而知, 但是, 在《逻辑时间》中有一段话, 应该说与这些实验不无关系:“倘若在无害的虚构条件下来进行, 我们可以保证这个实验不会让那些喜欢吃惊的人失望。如果说我们对恰当选出的一些有资格的知识分子所组成的不同小组进行试验后, 其结果显示出的东西是可信的, 那么这个实验对心理学家来说则具有某种科学价值:它表现了这些受试人对他者现实的一种特殊的误认” (163) 。从这段话中, 我们可以推断出, 如果说, 逻辑时间是拉康长期思考囚徒困境的结果, 那么, 拉康从这个囚徒困境中得到的启发则在于它表现了一种特殊的误认。在前文中, 我们集中探讨了主体误认的产生机理。而“特殊的”这个修饰语也向我们透露出, 在写作《逻辑时间》文章的时候, 虽然拉康非常清楚地知晓这个误认的生成过程, 但并没有给它冠以明确的标签或概念。文章中, 在提到误认之后, 拉康没有再做解释, 而是转而说, 这个囚徒困境“很像一个古典意义上的诡辩的出色例子”, 因为和那些古典的诡辩一样, “它也是出现在一个需要对问题进行哲学检视的历史时刻, 在这个时刻, 解决一个逻辑功能的形式是有意义的。……当然, 故事中的邪恶形象是次要的;但是, 只要我们的这个诡辩并不显得是与我们的时代的现实毫无干系, 那么, 让这些形象来带上这个时代的标记就不是多余的了” (163) 。虽然本段开头, 拉康佯称“我们只想关注答案中的逻辑价值”, 但是这段表述再清楚不过, 有关逻辑价值的讨论实在不只是学术旨趣使然。那么, 拉康在文中提及的“特殊的误认”以及需要检视的历史时刻到底意指何时何种现象?本文接下来尝试着对此加以解答。

《逻辑时间》一文发表在1945年。适时二战临近尾声, 为了庆祝“自由反抗压迫取得胜利”, 创刊于1926年的《艺术札记》决定复刊, 其主编克里斯汀·泽沃斯为筹备复刊号的文章而向拉康约稿。拉康提交的就是这篇《逻辑时间》。此一时的拉康可谓是内忧外困, 不堪其扰。他的家庭因为自己的外遇而名存实亡, 曾有一时, 妻子和情妇同时怀孕, 拉康不得不奔波于巴黎和另外一个城市之间。在事业方面, 因为战争的爆发, 拉康不得不到战时医院中服役, 这段经历对于拉康而言可谓是终有难言之隐。因为一方面拉康痛恨军队的种种管制, 诟病其选拔军人的机制不合理, 另一方面, 他自己有时又甘愿服从军令, 甚至为服从上级而感到欣喜。在精神分析的研究方面, 拉康从三十年代末开始关注群体心理学, 但在1945年以前, 拉康对群体现象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超出弗洛伊德的研究成果《群体心理学和自我的分析》。在那部著作中, 弗洛伊德对军队和宗教组织这两个人为机构进行了精神分析式的分析。在弗洛伊德看来, 这两个组织之所以能够将个体动员起来组成服务于特殊目的群体, 就在于其中同时存在着两种认同机制, 一是纵向认同, 即群体中的个人臣服于共同的领袖。二是水平认同, 即组织中成员之间的彼此认同。在书中, 弗洛伊德反复强调, 在重要性上, 纵向认同远远高于水平认同 (弗洛伊德122-30) 。拉康基本上认同弗洛伊德的观点。但是, 随着精神分析师越来越多地参与军队内部的管理, 拉康由此开始重新审视群体现象。为此, 他开始研读英国精神分析家的著作并且关注英国精神医师在军队中的表现。通过英国精神病学家里斯 (John Rawlings Rees) 的著作《战争对精神病学的塑造》 (The Shaping of Psychiatry by the War) , 拉康了解到英国随军精神医师的工作状况。就在发表《逻辑时间》同年, 拉康还前往英国并在那里逗留了五个星期。逗留期间, 拉康进行了一次题为“英国精神病学与战争”的演讲。这篇演讲对我们理解《逻辑时间》的核心内容至关重要。这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 在演讲中, 拉康提到了英国精神医师让军队中不善参战的士兵自发组成各种功能小组。这些没有固定领导的小组在组建之后不仅提高了工作效率, 而且对稳定军心大有裨益。拉康对此赞叹不已:“这些英国的随军精神医师之所以取得成功不在于他们的数量很大, 而在于他们很好地普及了精神分析的概念和操作方法。……传递了精神分析的群体心理学概念” (British Psychiatry and The War14) 。这里拉康将英国精神医师的作为和精神分析对群体现象的研究联系了起来。很显然, 受到这些随军精神医师的实践的启发, 拉康意识到, 在现代战争中, 主体之间的水平认同越发重要, 这显然是对弗洛伊德研究的突破。而在《逻辑时间》一文中, 拉康分析到最后, 也终于亮出了底牌, 说明自我与他者之间的时间化指涉乃是群体逻辑的根本形式。

另一方面, 拉康在《英国精神病学与战争》的开篇即提到, 他之所以访问英国, 是因为他深切地感受到, 法国全国从始至终沉浸在一种“非现实模式”中, 这种模式说到底即是“系统性误认” (9) 。可以断定, 《英国精神病学与战争》所言的“系统性误认”与同年写作的《逻辑时间》中的“特殊的误认”乃是同一个概念。在《逻辑时间》中, 虽然拉康并未指出这一特殊的误认就是系统性误认, 但其对逻辑时间的分析过程足以向我们展示这一“特殊的误认”的系统化特征:这是一种基于某一结构或系统 (如囚徒困境) 之上的误认。这个结构或系统具有时间上的动态性。在时间的逻辑运动中, 处于系统之中的个体, 在相互指涉的活动中达成对自我的认知和判断。作为验证活动的自然结果, 其判断具有逻辑上的必然性和确定性, 但却总是在结束的一刹那体现为对主体本人的预期的确认。可以说, 这是一种存在于秩序层面的误认, 它超越个体的认知, 它的到来无可避免。在《英国精神病学与战争》中, 已然厘清“系统化”误认概念的拉康, 通过对现代战争的反思强化了对这一误认的确认和理解。在他看来, 现代战争中的胜败已经不再取决于个体的领袖气质或人文精神。他说, “通过诺曼底登陆和强渡莱茵河的胜利我们可以看出, 在装备均等和传统的军事理念在一方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的情况下……所有传统意义上的强力在战略和战术的超级概念以及工程师和商人的精密计算面前都已一文不值” (11-12) 。这里, 我们不得不佩服拉康对现代战争的判断相当深刻。1959年美国军事研究家在回顾二战历史时出版了《军事问题》一书。书中称:

军事行动已变得如此复杂, 以至于将帅们受到的训练和一般的经验已不足以解决问题……因此, 寻求同科学和科学家的合作通常是由军事人员本身的需要引起的……“这里有一个大问题, 你能帮助我们吗?”这种态度不限于制造新的原子弹、更好的燃料、新的制导系统等等, 也经常包括手头的和只是计划中的战略和战术的应用。 (庞德斯通100)

现代战争已日益显现出专家化的特点, 在大型战役中, 系统化协同作用往往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这在如今已成共识, 但在二战结束初期, 沉浸在胜利喜悦中的人们, 包括许多知识精英, 往往不愿正视现代战争的非人为倾向。在《逻辑时间》中, 拉康在给出囚徒困境的故事之后即提到, “我不属于最近那些哲学家, 他们认为, 四堵墙的封闭囚禁, 仅是帮助我们获得了终极的人类自由” (Écrits 162) 。拉康此处所言的哲学家, 根据卢迪内斯库的考察, 指的是以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哲学家 (Roudinesco 176) 。在战争朝向胜利之时, 人们对胜利的到来抱有这样的幻想, 认为是人的终极信仰和主观努力将战争引向最终的胜利。但事实上, 这场战争的最终结局既非取决于某个领袖的英明决断, 也非战争中的某个战役的影响。现代战争已经迈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工业化的发展, 军事战略的全局规划, 计算性科学数据的统计, 所有这一切的统合构筑了现代战争的新的群体逻辑, 它推动着战争走向它必然走向的结果。

毫无疑问, 《逻辑时间》并非以讨论现代战争为主旨, 但其对弗洛伊德群体逻辑的发展与突破, 以及对主体的根本性“误认”的分析, 都因为有了现代战争这个参照点而更显现实意义。在《英国精神病学与战争》中, 拉康在开宗明义地提出了“系统性误认”的概念之后, 进一步言明了其无可逃避的危害性。他说:

我要说的是每一个个体对这个世界的误认, 也就是, 那些想像的避难者, 作为一个心理分析师, 我很容易就能从群体中将他们辨认出来。他们曾经是因恐慌而丧失道德身份的受害者, 这和神经症患者使用自相似的抵抗机制对抗焦虑如出一辙。毫不含糊地, 他成功了, 但其效用却充满悖论, 并将以同样的方式将这样的命运传递给后代。 (9)

仔细读来, 这里的每一句话都与《逻辑时间》一文结尾遥相呼应。在那里, 拉康说:无疑, 作为预期主体性判定的形式结论, 这个判定更接近它真正的价值, 这包括三个方面:1.一个人知道什么不是人。2.人们互相认出彼此是人。3.我断言自己是人, 因为怕别人确信我不是人 (Écrits 174) 。文中, 拉康将“怕别人确信我不是人”的主体看作是心理分析中焦虑“我”的原初形式。在《英国精神病学与战争》的说明中, 这个焦虑的“我”无法逃离自相似结构的怪圈, 他对抗着, 却永远找不到对抗的靶心, 因为这个误认就深深刻在他自身之上。这里我们看到的不仅是拉康在逻辑推演上所达成的结论, 更重要地, 他代表着一个理论家深深的忧思:群体逻辑必然带来系统性的误认, 它是每一个个体在一个象征秩序中的主体化宿命。因此, 拉康这样结束《逻辑时间》的全篇:“这个运动给出了所有的‘人’的同化的逻辑形式……然而它又保留了‘我’的根本规定” (174) 。在这里, 拉康再一次强调, 虽然逻辑时间研究的不是现实中的群体和具体的个人, 但是, 通过阐释群体逻辑和主体生成的原初设定, 逻辑时间向我们清晰地展示了群体中的个人与个人之上的群体之间的复杂的、必然的关联。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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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单位:北京师范大学外文学院)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外国文学 2017年第3

 

 

 

 

 

 

 

    

发布时间:2017-11-06 08:2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