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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义修:当代德国语境中的马克思哲学与批判理论
访拉尔·耶吉教授

 

 

拉尔·耶吉(Rahel Jaeggi)是柏林洪堡大学哲学系的实践哲学与社会哲学教席教授,此前长期在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工作,对马克思哲学和批判理论有比较深入的研究。她的专著《异化:社会哲学问题的当代性》(Entfremdung Zur Aktualität eines sozialphilosophischen Problems, Frankfurt am Main: Campus, 2005)、《生活形式批判》(Kritik von Lebensformen, Berlin: Suhrkamp, 2013)已译成英文、意大利文出版。20155月,笔者在柏林拜访了耶吉教授,就当代德国的马克思哲学与批判理论研究的相关话题对其进行了专访。

 主题化,而非作者化:马克思哲学的重建式在场

张:耶吉教授,我注意到,在您的研究和教学中,卡尔·马克思的名字以及他的概念与方法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您的早期著作聚焦于“异化”概念,而近年来您又主编了两部文集《卡尔·马克思:社会批判的视角》(Karl Marx Perspektiven der Gesellschaftskritik, Berlin: Akademie, 2013)和《马克思之后:哲学、批判与实践》(Nach Marx - Philosophie, Kritik, Praxis, Berlin: Suhrkamp, 2013)。是什么原因促使您始终重视马克思的哲学?应当如何理解马克思在您的哲学研究中的位置?

耶吉:严格来说,我并没有针对马克思进行过许多研究,或者说,我没有对马克思做过文献学式的研究。不过,在我进行资本主义批判的过程中,马克思的批判方法作为重要理论背景,的确始终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我对剥削问题的阐释就包含着我对马克思相关理论的理解。另外,2011年我在洪堡大学主办了“重思马克思:哲学、批判、实践——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国际研讨会,两本关于马克思的文集也正是这次研讨会的成果。

我的研究历程受到许多哲学家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线索应该是从黑格尔、马克思经由卢卡奇等直到批判理论家,另外也包括海德格尔。其中,马克思并不算对我影响最深的一位,相比而言,黑格尔的影响还要更大一些。不过,我的研究主题确实常常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与马克思发生关联。比如,《异化:社会哲学问题的当代性》一书所讨论的核心概念“异化”,正是因马克思的阐释才如此地闻名于世。但我并不直接依照马克思或者其他讨论过这一概念的思想家的方式来讨论这一概念,而是希望围绕异化这一主题实现系统性的重建,从而解决这一概念所标示出的现代性问题。也就是说,这种研究与马克思有主题上的关联,但不是关于马克思哲学的研究。实际上,除了早年对阿伦特的研究之外,我的研究基本上是围绕某个主题课题,而非围绕某位作者展开的。由于我没有对思想家进行解释学式的、文献学式的研究,因此很难准确地界定马克思在我的研究中的位置。

张:这种主题化而非作者化的研究方式,对于重新梳理一些已经得到许多思想家讨论的主题,并加以当代性的创新阐释,的确很有意义。您对法兰克福学派和批判理论的研究也采取了这样的思路。是否可以说,对您而言,哲学主题比哲学文本的作者更加重要?

耶吉:正是如此。不过,近年来,我在《生活形式批判》等书中重点研究现代社会转型的动力学机制,这倒使我确实更加直接地触及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相关论述,并从中受益许多。但从研究目标上来说,黑格尔、马克思等人的思想仍然只是作为一种方法论的工具和范例,我试图从实践理论的角度对相关理论加以重建。

张:可否这样理解,您认为马克思所揭示的一些问题、他的批判主题,在今天依然是值得认真对待和思考的?

耶吉:是的。我认为必须基于当代,重新思考、挑战马克思的社会哲学。正如哈贝马斯在1976年出版的《历史唯物主义的重建》中所说的那样,要看马克思的哲学还有没有重建的潜能。我很认同这一观点。当我们放弃了过去的那种观念而不必追求一个整体性的马克思的含义时,或者说,不是必须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时,我们就可以更加开放、更具创造性地去思考马克思哲学中在今天仍然重要的部分。举例来说,在今天的德国,关于马克思的自由观等课题,就出现了许多新的具有启发性的阐释。

 从文献学到当代性:德国马克思研究的多元复兴

张:在社会哲学、实践哲学或者政治哲学的线索中重新梳理和阐释马克思的哲学主题,似乎已经成为德国学院派的哲学学者们面对马克思的主要方式,不过这并不是唯一的方式。据我所知,2011年您主办的关于马克思的研讨会影响很大,与会学者包括法兰克福学派的霍耐特(Axel Honneth)、福斯特(Rainer Forst),国际马恩基金会秘书长胡普曼(Gerald Hubmann),德国“新马克思阅读(Neue Marx-Lektüre)”代表人物海因里希(Michael Heinrich),还有芝加哥大学的马克思研究专家普殊同(Moishe Postone),英国的马克思学专家卡弗(Terrell Carver)等。虽然都是研究马克思思想,但这些学者的研究路径显然有很大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恰恰也体现了当代德国乃至西方学界马克思研究多元化发展的状态。那么,您如何评价马克思在当代德国哲学研究中的地位?如何看待马克思研究方式多元化的现状?

耶吉:马克思无疑是最重要的社会哲学家,马克思在这一领域有奠基性的意义。甚至可以说,没有他所给出的诸多主题,就不可能有后来社会哲学和批判理论的推进。关于你提到的马克思研究的情况,也确实可以从这次研讨会中得到体现。我们的研讨会不是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而正是关于马克思研究的。一方面,我们希望人们能够重新思考与马克思哲学相关的主题,或者说,重新激活马克思的哲学,而未必要详细地引证并忠实于马克思曾经的论述。因此,大部分学者的研究,都不能算是或者只能部分地算是狭义的马克思研究。另一方面,就狭义的马克思研究而言,也有一些学者对马克思的文本进行了新的阐释,比如法兰克福大学的克里斯多夫·门克(Christoph Menke)教授对马克思法哲学批判的研究。还有一些学术性的研究团队,如“新马克思阅读”基于新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的编辑进展,推出了许多很好的文献学研究成果。所以,对马克思研究来说,各种可能性都是存在的。为了避免误解,我还想说明一点:狭义的马克思研究当然是非常重要的,对于任何思想家的研究,都是哲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只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文献学式的研究不是我的目标。

张:新世纪以来,德国的马克思研究发生了许多变化,出现了许多新人新作。一般认为,2008年爆发的金融危机是让马克思在西方重新流行起来的一个直接原因。您怎么看待马克思研究在德国的复兴?

耶吉:在德国哲学界,过去有很长一段时间,几乎没有人对马克思感兴趣。在我个人的求学时期,尽管新马克思主义思潮始终有人关注,马克思研究相对少人问津。马克思重新回到哲学研究的核心地带是近年来的事情,也是我们举办研讨会的初衷。我们2011年办研讨会的时候,三天的会期,有三千人次听会,这让我们感到非常震惊。因为这是一个学术性的研讨会,而非关于马克思的政治性的会议。这么多人对此感兴趣,确实是一个有趣的现象。这当然不仅由于马克思在哲学概念、理论层面的潜力,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成长起来的年轻一代遭遇了资本主义的危机现象,他们不满其动荡不安,试图寻找新的可能。简单来说,对马克思的新的热情,基本上是针对资本主义批判的。曾经有一个阶段,在批判理论的讨论中,“资本主义”概念已经不常被人提及,从经济角度来理解社会甚至成为一件惹人厌烦的事情。而今天的哲学界对马克思的兴趣则是围绕反思资本主义展开的,并且已经发生了转向,即从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研究转向资本主义文化或者象征的社会化过程的研究,转向对一种规范性的政治哲学的研究。马克思研究复兴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在德国的哲学讨论中,人们对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也已经感到有些厌倦了,所以,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在黑格尔、马克思的线索中探索左翼的自由图景和可能选项。

 马克思与资本主义批判的三个向度

张:在《资本主义(如果有错)错在何处?——资本主义批判的三条道路》一文中,您将既有的资本主义批判理论区分为三个向度或者说三种论证策略:功能性(funktional)批判、道德性(moralisch)批判、伦理性(ethisch)批判。如果我的理解没错的话,所谓功能性批判的核心是认为资本主义终将无法运行,陷入危机和衰落;道德性批判则是批判资本主义的不公正与剥削;而伦理性批判与道德性批判的区别在于,它不是聚焦于公平正义的一般道德原则,而是关注人的生活的终极意义,批判资本主义生活不是一种有意义的、真正自由的生活。您进行这种区分的用意何在?

耶吉:这三种批判策略其实各有优势与不足。首先,功能性批判通过揭示体系内部的矛盾来证明资本主义的危机,从经济的角度说明危机之必然性,是一个很好的论证策略,但它缺乏一个明确的批判的标准(Norm)。我的意思是,如果要说资本主义是“错的”,那自然要有一个评判对错的标准。否则即便我们承认资本主义运行不下去了,也不代表它是错的。

张:请允许我打断一下,因为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观点。对您来说,批判就必须要说明,为什么它是错的,那么,一个外在于批判对象的评价标准也就成为必需的了。我发现,在您的研讨课上,很多学生也对标准或者说规范的设定很感兴趣。这或许与西方的宗教传统有关:一个超越现实的理想性状态往往是不可或缺的。即使一个系统在运行中出现了矛盾冲突,也不意味着它是“错的”。然而在中国的传统思维方式中,如果一个系统内在紊乱,无法运转,也就意味着它是“错的”。相比之下,用外在的原则、规范来批判现实,反而是比较理想化的甚至是主观化的思路,因而是不够深刻的。

耶吉:的确,相较于功能性批判,道德性批判具有明确的标准,但同时又是一种外在的批判,这也恰恰是其问题所在:道德性批判缺乏对象的针对性,即无法针对作为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加以批判。功能性批判分析的正是资本主义区别于其他社会机制的特征,而道德性批判却是外在于任何一种社会秩序的,因而无法紧扣资本主义。所以两者是各有利弊的。伦理性批判也有其问题。从伦理性批判的视角来看,经济过程不仅仅具有经济的含义。资本主义改变了人与世界及其自身的关系,而这种关系是异化的、物化的,因而不是一种好的、自由的生活。然而一方面,它无法清晰说明,究竟是现代性还是资本主义催生了这些伦理性问题;另一方面,这种批判的标准缺乏稳定性。道德性批判有明确的规范,但伦理性批判往往是怀旧式的,虽然这种批判可以很精彩,但对于超越资本主义后要达到的状态及其出路,却无法给出回答。

张:在这种区分之下,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批判又具有怎样的性质呢?

耶吉:我曾在文章中提到,马克思不仅批判作为资本主义的资本主义,也就是说,他不仅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特定的形态加以批判,而且他的批判还贯通了我所区分的三个向度。他的资本主义危机理论、对剥削关系的分析和批判、对资本主义异化的批判,恰恰是功能性批判、道德性批判和伦理性批判的实例。不过,他也并不总是能够明确地将三个向度联系起来。我的《生活形式批判》一书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生活形式来加以批判。这种批判不仅是伦理性批判或者文化批判,而是希望通过生活形式的概念,将资本主义经济、政治、文化等实践综合起来,同时又使这一概念具有规范性内涵,让生活形式具有功能性的条件的内容,从而试图将这三个批判向度重新结合起来。

 内生性批判与“批判理论”的方法论特质

张:说到您的《生活形式批判》,我注意到您在书中还对批判方法论做了另外一种划分:一是设定一种超越现实的原则,据此对现实进行外部的(extern)批判;二是根据现实机制的内在规范,对不符合该规范的情况进行内部的(intern)批判;三是通过揭示批判对象的内在矛盾的辩证性质,实现一种内生性(immanent)批判。能否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内生性批判的独特方式呢?

耶吉:其实,黑格尔对市民社会内在矛盾的分析,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中的一些主题,以及精神分析的一些对话过程,都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内生性的批判。比如,马克思阐述了内在于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的自由和平等的一般原则。自由的市场、自由的雇佣劳动均是建立在这一原则基础上的。然而,对工人来说,这既是一种形式上的自由和平等,同时又包含着实质上的不平等,而这种不平等,是由其内在的系统性联系而产生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不是从社会阶级冲突的外在现象的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而是强调这样一种社会形态存在着固有的矛盾特性。

张:可否认为,内生性的批判模式综合了您所划分的功能性、道德性和伦理性批判?

耶吉:这是一个很难的问题,实际上这是另外一种角度的划分了,不过确实有人也曾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将功能性、道德性和伦理性批判称为资本主义批判的三条道路,它并不是三种截然区分开的批判的形式,如同外部、内部与内生性批判那样。前者可能更多地涉及批判对象的区分,而不尽然是关于“如何”批判的方式的区分。如果非要进行归类的话,那么可以说,道德性批判的对象是资本主义有违道德原则的现象,在形式上更多地属于外部的批判;伦理性批判,当它涉及生活形式本身的批判时,很大程度上是内部的批判,但它也常常以一种人类学的方式出现,即超出社会实践来设定人的需要并评估社会生活,这就成为了一种外部的批判;功能性批判,如前所言,其实单独而言并不足以称为“批判”,如果认为它是对危机的分析与批判的话,那么可以算是内生性批判。“生活形式批判”确实希望不仅能够综合功能性、道德性、伦理性三个向度,而且也实现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的内生性批判,从而不同于另外两种批判模式。例如,当我们在伦理性维度谈论生活形式的时候,必须挖掘生活形式所固有的矛盾性质,这样才不会沦为一种外在的怀旧式的批判。

张:作为一种独特的批判方法,内生性批判可能不仅是黑格尔、马克思的批判方式,从您对“批判理论”的一些研究来看,它也恰恰构成“批判理论”区别于其他社会理论的关键。

耶吉:是的。在谈到“批判理论”的特征或者与其他当代社会批判理论的区别的时候,我想要强调的是,这种特定的内生性批判是相当特别的。当然,这种批判不仅仅是关于矛盾分析的方法。也许有人会问,诸如哈贝马斯的交往理论是否属于内生性批判?这可能没有办法很清楚地说明。不过,如果我们要将批判理论作为一种特定的批判类型加以界划,那么,内生性批判在今天仍然是基础性的、超越一切范畴的根据,是我们由以展开批判理论的前提。相较于其他社会批判的理论类型,批判理论必须紧扣生活领域中那些功能性的、必然性的内容展开批判,在社会形态自身之中寻找社会转型的可能性。我作出这种界划,只是为了强调批判理论是一种独特的传统,不同于其他的社会分析和批判类型。例如,左派的罗尔斯主义就与批判理论相当不同,这并不是说它不是批判的,也不是说它无法激进地批判社会关系,而只是说它属于另一种批判类型。在德国年轻一代的学者中,有些人在作康德式的新的政治哲学阐释,还有许多人是“福柯派”,但他们所使用的批判工具都不同于从霍克海默到霍耐特的内生性批判。

 批判理论的历史逻辑与当代走向

张:有些学者认为,在批判理论的发展过程中,阿多诺是一个重要的节点。以他的《否定的辩证法》为标志,法兰克福学派或者说批判理论的理论逻辑发生了转变,从依循总体性的资本主义批判逻辑转向批判总体性。您怎么看这个观点?

耶吉:阿多诺在批判理论的线索中确实是比较特殊的。从方法上说,他的某些理论已经超出了我所谓的内生性批判的模型。不过我觉得,以《否定的辩证法》为标志来进行时间阶段的划分,可能不够准确。如果看阿多诺的文集的话,可以发现,《否定的辩证法》的核心思想在阿多诺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了。比如,在1931年阿多诺的讲座稿《哲学的当代性》中,令人惊奇甚至难以置信的是,《否定的辩证法》中的许多观点已经出现了,包括对总体性哲学的否定、对哲学与具体科学的看法、关于星丛的哲学构想,等等。我认为阿多诺的思想有比较大的连续性,并没有在《否定的辩证法》中发生大的转变。

1937年的《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之后,马克思主义的内涵应该说得到了丰富。这当然深受韦伯的影响,并且经由卢卡奇的中介。不过到了《启蒙辩证法》,其实就已经很不一样了,这其中既有阿多诺的因素,也受到本雅明的影响。霍克海默和阿多诺是两位相当不同的思想家,对于他们合作的《启蒙辩证法》,很难说哪些是霍克海默的思想,哪些是阿多诺的思想,这对于思想分期工作也增加了难度。我个人的研究关注点在于,对于批判理论来说,哪些主题、问题和概念是独创性的、对批判理论最重要的。所以对我来说,很难非常清晰地说,从哪里到哪里是一个思想阶段,这往往取决于人们所聚焦的不同主题。从批判理论的传统来看,内生性批判的逻辑是不变的,另外不变的还有对解放议题的热情,而且始终在对社会联系的反思中探寻解放的道路。

张:不过,从哈贝马斯到霍耐特,法兰克福学派似乎与马克思渐行渐远了。哈贝马斯说,“霍耐特把历史的脚步从马克思退回到黑格尔,以便重新设置‘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研究计划。”您怎样评价霍耐特的这一计划?他是否真的打算从黑格尔再回到马克思呢?

耶吉:所谓“从黑格尔到马克思”,我的理解是,霍耐特试图打造一个新版本的黑格尔主义——一个不同于社会民主主义的左翼的黑格尔主义。而他的这条理解黑格尔的道路,也是马克思当年走过的道路。也可以这样说,相对于今天人们对黑格尔的左翼的或右翼的理解,霍耐特想回到黑格尔,从而在两者之间寻找出第三条道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计划。

张:不仅是霍耐特,从今天德国社会哲学的研究趋势来看,“回到黑格尔”似乎已经蔚然成风。您如何看待这一趋势?

耶吉:在我看来,这是批判理论在今天应该做的事情。对于社会哲学研究来说,当然也有通向康德,或者通向福柯等其他的道路,人们可以各取所需。但我个人仍然倾向于依循从黑格尔到马克思的线索,去探索重建批判理性的道路。“回到福柯”在今天当然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社会哲学研究路径,但相比于批判理论,可以说,它是一种缺失了规范维度的研究。基于黑格尔所开启的内生性批判的思路,我们可以在分析社会的运行规范的过程中,揭示其内在的危机环节,同时也彰显其蕴藏的转型潜力。这是一种很有特色的方法,它是描述性与规范性的结合,既是分析的方法也是批判的方法。在今天,我们需要对社会机制做出更加有力度的、批判性的反思,而这就必须要回顾黑格尔和马克思的道路。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哲学动态》2017年第2

发布时间:2017-04-17 17:4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