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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益飞 :论经济风险治理与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改革开放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鲜明的旗帜,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不仅为各项事业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有利条件,而且为世界经济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当前,我国经济发展总体上保持稳中求进的良好态势,但前进途中的风险暗礁不容忽视。20191月,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讲话指出,要“增强忧患意识,未雨绸缪,精准研判、妥善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重大风险”。坚持党对经济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大制度优势,防范化解经济风险必须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

一、 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经济风险的突出表现与危害

经济风险治理是党中央“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近年来,中国经济运行中风险隐患不断增多。从全球范围来看,疫情冲击、债务风险以及大国博弈等多重因素相互交织,中国经济的外部环境复杂严峻;从国内看,我国经济正处于发展方式的转变期、经济结构的优化期、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实现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压力增大,经济改革面临的风险类型复杂。总的来说,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主要存在经济改革的方向性风险、结构性风险和国际性风险。

  (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风险关乎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

  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至关重要,关乎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如果把握不好,有可能犯颠覆性错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主要表现在如何对待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围绕经济体制改革方向性的争论主要有两种错误倾向。

  一是唱衰公有制经济。在国有企业命运前途问题上,一些敌对势力以及别有用心的人不断制造言论,恶意攻击国有企业,采取各种方式抹黑国有企业,通过制造社会舆论鼓吹“私有化”“去国有化”,宣传所谓“国企不破、中国不立”的言论,试图通过这种方式主张“肢解”国有企业。这反映到地方国有企业党的建设上主要表现为“四化”现象,即弱化、淡化、虚化和边缘化。一旦在政治上方向不正确,会影响国有企业的生产、经营和管理,造成国有资产闲置或流失,国有企业竞争力下降。我国自1956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初步建立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以来,国有企业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重要的物质基础,公有制主体地位的巩固情况直接关系到工人阶级的领导地位、共同富裕实现的历史进程,也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20189月,习近平在考察中国石油辽阳石化公司时指出,任何怀疑和唱衰国有企业的思想与言论都是错误的,要继续做强做优做大国有企业。对此,要“坚持党对国有企业的领导是重大政治原则,必须一以贯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是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也必须一以贯之”。

  二是否定非公有制经济。当前还有一些人在强调坚持公有制经济地位的同时否定非公有制经济的地位作用。他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民营经济蓬勃发展,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奇迹作出了重要贡献,如今民营经济已完成了历史使命,应该退出历史舞台。因此,一些人呼吁不能继续扩大民营经济规模,片面认为民营经济没有纪律性,不能深谋远虑,无法应对日益严峻的国际竞争。这种观点动摇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割裂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以公有制经济完全取代非公有制经济,反对支持、引导和鼓励非公有制经济的改革方向。歪曲解读我们党加强私营企业的党建和工会工作,认为这是加强对民营企业的管控,弱化民营经济的地位与作用,这些不实言论背后的真实用意就是要求“民营经济离场”。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一个伟大创造,必然蕴含各种形态的资本,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风险归根结底是如何正确对待资本问题,无论在资本短缺还是丰盈年代,经济发展都离不开资本,但资本从来不是万能的。防范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性风险,既“要发挥资本作为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也要“有效控制其消极作用。要为资本设置‘红绿灯’,依法加强对资本的有效监管,防止资本野蛮生长”。事实上,否定公有制经济可能会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发展轨道。历史证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先天性缺陷,资本高度集中和不合理流动造成产能过剩,资本主义在当代仍没有摆脱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的阴影,这条道路不可能使中国走向复兴。而在一定历史阶段,否定非公有制经济也不符合社会进步潮流,必然导致生产力水平急剧下降。因此,“任何想把公有制经济否定掉或者想把非公有制经济否定掉的观点,都是不符合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的,都是不符合我国改革发展要求的,因此也都是错误的”,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改革方向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偏废。

  (二)经济结构性失衡风险导致经济发展“脱实向虚”

  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和总量虽然保持了较好发展态势,但因结构性失衡风险而埋下了经济发展的隐患。从经济学角度看,合理的经济结构比经济总量的单纯扩大更为重要,如果一个国家的经济结构长期失衡,那么这个国家就难以实现现代化。当前中国经济主要存在以下三种结构性失衡风险。

  一是实体经济的结构性供需失衡风险。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供给体系的巨大产能全世界有目共睹,但大多数是满足中低端、低质量以及低价格的需求,很长时间内中国实体经济结构适应了中国改革国情,这种经济结构基本可以匹配由投资、出口主导的需求结构。但随着人民对美好生活的新期待日益增强,人民的需求结构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原有供给体系的产能很大程度上已不能适应时代需要。这些年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以及中高端消费需求迅速扩大,原来低端低质产品的产能很多成为无效供给。与此同时,在蓬勃发展的数字经济时代洪流下,虽然我国数字经济应用性强、生活服务业兴盛,但与全球数字经济大国相比,我国制造与生产服务业弱的结构性问题凸显。因此,我国经济运行中一面是产能“过剩”,一面是需求仍未能满足。一些经济学者指出,这种结构性失衡潜在地威胁中国经济发展安全,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风险是当前经济领域存在着的重大结构性矛盾。

  二是金融和实体经济的失衡风险。实体经济的结构性供需失衡会引发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需求侧出现的新变革对实体经济造成新冲击,旧的实体经济结构面临艰难困境,当实体经济盈利能力下降时,人们往往简单理解为总需求不足,很容易通过增发货币的方法扩大需求,实际上增发的货币资金并未进入实体经济领域而是在金融系统中自我循环,大量游资的暴富心理以及金融体系监管不力,容易引发金融风险。金融和实体经济失衡会造成以下危害:一方面,金融体系货币总量大于实体经济资金,广义货币增速会持续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速,导致一些实体企业尤其是三农、小微企业出现融资难问题;另一方面,因金融过度发展,金融业利润总量以及收益率会维持在较高水平,而与此同时实体经济发展乏力,往往会导致以工业企业为代表的非金融上市公司较大幅度亏损。金融是为实体经济服务的,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20218月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指出:“金融是现代经济的核心,关系发展和安全,要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原则,统筹做好重大金融风险防范化解工作。”

  三是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风险。房地产本属于实体经济范畴,但房地产的高收益使房地产领域投机需求过于旺盛,地方经济增长、财政收入以及银行利润对房地产的依赖也越来越强,从而诱发了流向房地产领域的资金逐步走向虚拟化。作为高度发展的市场经济的产物,虚拟经济从具有信用关系的虚拟资本中衍生而来,而虚拟资本作为商品买卖可以用于资本增值,但是其自身却不具有价值,高度流动性、不稳定性、高风险性和高投资性是其主要特点,发展虚拟经济存在很大隐患。房地产和实体经济的失衡直接导致房地产暴利,并由此带来对资本的虹吸效应,大量资本从实体产业撤离,助推房地产业出现泡沫,房地产不断金融化,这种失衡风险使“房价上涨→政府限购→房价继续上涨→政府加码限购”的怪圈频频出现。习近平指出:“过去,经济高速发展掩盖了一些矛盾和风险。现在,伴随着经济增速下调,各类隐性风险逐步显性化……房地产等领域风险正在显露。”回顾中国经济发展历程,不难看出,我们依靠实体经济起家,也必然要依靠发展实体经济开辟未来。

  以上是当前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结构性三大失衡风险,三者之间具有因果关系,实体经济的结构性供需失衡是导致后两种失衡的原因,长期忽视结构性失衡风险会导致经济运行不畅,最终使我国经济“脱实向虚”。

  (三)国际经济风险对中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国际经济环境风云变幻,我们要充分认识和分析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际风险,才能在新时代经济改革中做出正确抉择。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国际风险可以分为以下两类。

  第一类是“人为”国际经济风险。主要指一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大国为维护经济霸权,保护其国内产业免与中国商品竞争,在单边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思维下,刻意针对我国制造各种壁垒,导致我国经济处于巨大风险之中。当前,中国前所未有地接近世界舞台中心,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反华势力从多方面进行围攻,在经济领域从未放松对中国“西化”“分化”图谋,系列遏制措施给中国造成了多重经济风险。从进口风险角度看,中国核心高科技产品的刚性进口需求受到外国关税政策、国际经济安全等非贸易壁垒重大风险影响。例如,近年来中兴、华为的海外市场不断遇挫就是突出例子。从出口风险角度看,中国的生产能力开始超出进口国市场和相关企业短期吸纳能力,但产品质量很难满足国际市场需求,不仅损害中国经济形象,还容易导致相关国家和地区实施所谓反倾销政策,中国出口风险持续增大。从国外技术依赖风险角度看,境外在华直接投资日益增加,投资项目中的核心技术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依赖度很高,一旦外部政策环境不稳定,极易造成重大经济风险。从金融领域看,中国不少大型金融机构与美国投资公司之间存在战略投资关系,这种关系在美国金融资本所主导的全球化体系中无疑增加了中国的金融风险。从某种意义上讲,我国的金融安全存在被美国所左右的巨大风险。中国所面临“人为”经济风险的始作俑者固然是西方大国,但中国经济内在结构性问题不容忽视,“科技含量高、质量高、附加值高的产品并不多”,科技对于中国改革的贡献率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导致中国经济发展动能不足,使得“我们在全球经济竞争中就会处于下风”。科技成为中国经济的“阿喀琉斯之踵”,这是新时代全球经济发展进程中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新风险。

第二类是传导性经济风险。该风险主要由某国或某地区制度性因素缺陷、政策性失误、战争、自然灾害等原因引发,随着世界市场在全球范围内传导逐步影响至我国,我国经济遭受巨大冲击。此类经济风险外在通常表现为“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黑天鹅”事件往往出人意料并在较大范围内产生重大影响,近百年来影响比较深远的,例如20世纪30年代世界经济危机、1997年亚洲经危机、2008年金融次贷危机、2020年暴发的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灰犀牛”事件则是人们习以为常、大概率发生的巨大潜在危机,比如房地产市场的高房价、金融市场的高杠杆率等所导致的经济风险。此外,还有突如其来的战争更容易导致巨大经济风险,像20222月下旬爆发的俄乌冲突不可避免地正在给全球经济带来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如果我国对国外“黑天鹅”事件、“灰犀牛”事件不加以防范,国外的经济风险必然以“多米诺骨牌效应”传递到我国,对我国经济造成负面影响,使经济发展偏离预定轨道。习近平指出,当前全球动荡源和风险点增多,中国经济外部环境非常严峻。我们必须始终保持高度警惕,“要高度警惕‘黑天鹅’事件,也要防范‘灰犀牛’事件;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既要打好防范和抵御风险的有准备之战,也要打好化险为夷、转危为机的战略主动战”。

二、 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风险治理的基本原则

治理经济风险的能力是一个政党执政能力的重要体现,中国共产党秉持的治理原则赋予自身优秀的治理能力,这就是需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以治理经济风险的逻辑前提。中国共产党善于在纷繁复杂的环境中把握规律,坚持战略思维、历史思维、辩证思维、创新思维、法治思维以及底线思维,始终在经济风险治理中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坚持人民中心的主导价值,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

  (一)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

  改革方向至关重要,中国经济改革的方向只能是社会主义,这是中国共产党防范化解经济风险的基本原则。习近平指出:“我们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大前提下发展市场经济,什么时候都不能忘了‘社会主义’这个定语。”基本经济制度规定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基本经济制度体现的发展正义是确保经济稳定、安全的基础。中国共产党在治理经济风险过程中始终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依靠经济制度优势防范化解风险;始终坚持发展金融的社会主义基本方向,确保金融安全主动权牢牢掌握在中国人自己手中。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内涵,指出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包含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等内容。

  第一,中国共产党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经济社会发展规律看,公有制经济始终是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支柱。1956年以来,公有制经济已多次证明了其作为经济建设“压舱石”和“稳定剂”的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的领导下,国有经济的活力、控制力及影响力不断增强,抵御经济风险的能力显著提升。这一底线原则有效遏制了资本垄断与无序扩张造成冲击社会主义制度、损害国家和人民根本利益的风险。此外,中国共产党也是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统一论者,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始终鼓励、支持、引导发展非公有制经济,探索公有、非公有资本相互交叉持股、融合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改革之路,通过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有效避免市场主体活力不足、经济发展质量不高的风险,同时有助于放大国有资本,实现其增值保值提升竞争力。

  第二,中国共产党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分配正义是世界各国在经济发展中孜孜以求的目标,中国共产党“如果不能给老百姓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如果不能创造更加公平的社会环境,甚至导致更多不公平,改革就会失去意义,也不可能持续”。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一目标,并且在浙江省率先尝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一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把增进人民福祉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共产党通过加强在分配领域的集中统一领导,防范因违反公平正义原则而引发的经济风险。

  第三,中国共产党坚持“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方向。党的十四大提出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五大提出“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六大强调要“在更大程度上”发挥作用;党的十七大着重从“制度上更好发挥”;党的十八大则进一步明确要在“更大程度更广范围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对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作出重大表述,即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修改为“决定性作用”。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最新界定坚持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有利于在全党全社会树立关于政府和市场关系的正确观念,有利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利于转变政府职能,有利于抑制消极腐败现象”。这“四个有利于”是基本经济制度对于防范化解经济风险的意义所在,充分显示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风险治理的制度优势。

  经济风险治理的效果和所坚持的方向密切相关,如果方向正确,我们就能有效防范化解经济风险。中国共产党先进的阶级属性是方向正确的政治前提和保障,要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经济风险治理遵循社会主义方向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的方向,这一点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

  (二)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

  风险治理主体的价值取向直接影响防范化解风险的行动选择,中国共产党把握历史唯物主义群众史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导向,把人民群众的利益作为防范化解重大经济风险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经济风险治理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经济风险治理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美好生活的需要。进入新时代,我们党根据国情的新情况新变化及面临的风险挑战,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当前我国正处于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阶段,如果处理不好,会导致贫富悬殊、环境恶化,引发社会动荡和经济衰退等,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会化为泡影。习近平指出:“对中国而言,‘中等收入陷阱’过是肯定要过去的,关键是什么时候迈过去、迈过去以后如何更好向前发展。我们有信心在改革发展稳定之间,以及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促改革之间找到平衡点,使中国经济行稳致远。”

  第二,高度重视民生领域的经济风险。中国共产党坚持维护好人民群众的基本生存权利,始终把教育、就业、社会保险、医疗、住房等与群众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领域作为风险治理的重中之重,平衡好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通过防范化解与民生领域息息相关的经济风险,使经济发展更加充实和可持续,增强人民的获得感,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保证人民的安全感。例如,针对近年来线上线下非法集资等危害人民群众利益的乱象,我们应着重做好金融风险防范、维护金融安全,守好老百姓的钱袋子。针对房地产市场风险,习近平多次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这些都充分展现了中国共产党治理经济风险的人民情怀。

  第三,坚持依靠人民治理经济风险。新中国成立70多年来,在遇到经济风险时总能化危为机,关键在于我们党领导经济工作过程中能够做到团结人民群众,重视并善于引导人民群众积极参与经济风险治理。在党中央领导下,各级政府与人民群众同甘苦、共奋斗,与行业团体、市场主体等人民群众团体形成联动防范风险的协同机制,在风险面前万众一心,破解经济发展中来自各方面的风险与难题,因为“人民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只要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就没有完成不了的任务”。这是我们党在长期治理经济风险过程中形成的重要历史经验。

  (三)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

  应对改革的经济风险,掌握科学的方法至关重要。有些国家采用“休克疗法”应对经济风险,不仅没有化解风险,反而引发政治动荡或社会动乱,教训非常深刻。中国共产党坚持把“稳中求进”作为防范化解经济风险的工作基调,这是我们党“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这个方法论是我们党在40多年改革开放实践中不断与经济风险做斗争而总结出来的,从摸着石头过河、试点先行再到全面展开,这既是中国共产党富有中国智慧的改革方法,也是防范化解经济风险的工作方针。“这种渐进式改革,避免了因情况不明、举措不当而引起的社会动荡,为稳步推进改革、顺利实现目标提供了保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使中国共产党在经济风险治理中能够保持战略定力。

  中国共产党治理经济风险坚持把握好“稳”和“进”的辩证关系,把“稳”作为经济风险治理的主基调,确保经济发展在风险面前不会大起大落,但是求稳“不是强力维稳、机械求稳,而是要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有所作为,恰到好处,把握好平衡,把握好时机,把握好度”,努力实现总供给与总需求、投资与消费、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等方面的平衡,做到稳住经济基本盘、兜住民生底线。20187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就应对经济领域可能出现的风险,提出了稳就业、稳金融、稳外贸、稳外资、稳投资和稳预期的“六稳”政策,其中前五个“稳”针对的是经济风险中五个现实问题与脆弱点而提出的重点治理工作,“稳预期”则是贯彻于这五个部分的工作主线。然而,我们党并不是把“稳”作为经济风险治理的终极目的,而是要实现经济向高质量发展迈进,这是稳中求进工作基调中“进”的内涵。

  关于“进”,不是采取冲动蛮干急于求成的做法,而是在党中央对改革的领导和统一部署下,各地区各部门在精确研判后准确应对经济领域存在的各种风险,平衡稳增长和防风险之间的关系,在经济“稳”的基础上实现“进”,核心就是坚定不移贯彻新发展。新发展理念是我们党在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之后,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综合分析国内外各种经济风险基础上提出的战略性理念,是防范化解经济风险的治本之策,是中国现代化建设重要指导原则。新发展理念蕴含正确处理“稳”和“近”、“立”和“破”、“虚”和“实”、“标”和“本”、“近”和“远”等诸多辩证关系,为防范化解经济风险提供了治理方法。当前中国经济运行过程中在股票市场、互联网金融、安全生产等方面发生的一些风险,用以前的老办法来治理已经不太管用,对经济风险出现了认识不足和本领恐慌的情况,这为我们敲响了警钟。在时代变革的潮流中,我们要善于贯彻新发展理念来应对经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风险,真正成为经济风险治理的行家里手。

  中国共产党风险治理坚持稳中求进的工作基调符合对客观规律的认识过程,充分掌握和运用从量变到质变的辩证法,能够在防范化解风险的过程中坚持实事求是的态度,冷静客观应对,把握节奏和力度,使全国上下团结一致防范化解经济风险。

三、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经济风险治理的政治保障

经济风险治理的基本原则使中国共产党区别并能够超越其他政党,在防范化解经济风险过程中切实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能够使我国经济风险治理保持方向不偏、力度不减,确保取得治理实效。

  (一)有助于统一思想凝聚共识,提升防范化解经济风险自觉性

  自古以来,中国历史上有影响力的改革焦点都在于如何凝聚改革共识。从战国时期商鞅变法到宋代王安石变法,再到明代张居正变法,都遇到了改革共识问题。这些变法在当时虽取得一定成效,但遇到的阻力异常强大,有的主张变法者甚至因改革而身败名裂。全面深化改革进程中,社会结构深层次变动,利益格局以及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各种与经济改革相关主体竞相发声,改革敏感程度前所未有。改革越是到深水区,达成改革共识越是艰难。因此,有观点认为,深化改革不可能形成共识,经济风险的发生在所难免。事实上,中国共产党在经济改革的每一历史关头,都重视并能够凝聚共识。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改革即将逼近市场经济门槛之际,争论导致的经济风险加剧,关键时刻邓小平的南方谈话消解了党内乃至全社会的分歧,共识基本达成,经济引擎再次启动,中国再次发起改革与发展的新一轮热潮。如果说当年南方谈话对凝聚经济改革共识起到了关键作用,那么新时代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则是达成共识的政治保障。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推动达成共识,并不是说党中央强加意志,而是通过做工作,区分哪些方面在经济改革中可以做到“存异”,哪些方面可以通过做工作转化为“共识”。我们在长期的经济改革过程中,针对改革的不同观点和声音,形成了试点先行、“摸着石头过河”方式,在实践上解决好思想认识上的差异问题。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就能够找出最大公约数,“最大限度集中群众智慧,把党内外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广泛团结起来,把国内外一切可以调动的积极因素充分调动起来,汇合成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大力量”。

  从党的十八大以来实践历程看,党中央进一步巩固并加强了对经济建设的集中统一领导,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中央政治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委员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委员会)就经济问题召开了上百次会议,对我国经济发展形势进行研判,不断探索新时代经济建设规律,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在经济发展重大问题和方向上促进了思想统一、认识深化,这得益于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体制为统一经济发展理念提供了可能。每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召开之后,在党中央领导和部署下,各级党委和宣传部门都会精心组织学习相关会议精神。

  在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政治优势下,全国上下对我国经济发展新常态统一了认识,即这个阶段是从粗放走向集约、从简单分工走向复杂分工,如果经济建设过程中违背这个客观要求,经济风险必然会激增。这是因为,以往集约型经济发展方式是不可持续的,如不转变,经济发展会走进死胡同。在此基础上,各地区各部门强调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不再简单以生产总值增长来论英雄的政绩观,在新发展理念统一指引下,强调各级政府不能被短期经济指标的波动所左右。在我国经济形势怎么看、经济工作怎么干等系列重大经济问题上达成共识,“有力引导了全党全社会对经济形势的判断,统一了思想,稳定了市场预期”。因此,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助于“彻底抛弃用旧的思维逻辑和方式方法再现高增长的想法,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重大判断和决策部署上来”,切实提高全党、全社会防范化解经济风险的自觉性。

  (二)有助于确保经济政策连续性,形成风险治理的长效机制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进程需要这个国家在政策上能够始终保持较好的连续性,如果在发展过程中动辄“翻烧饼”、经济内耗严重,工业化进程就会减缓甚至倒退。当前我国所面临的传导性经济风险中,有一部分就是源于一些国家缺乏经济政策连续性,引发重大经济风险进而传导到我国。经济政策的连续性是经济稳步发展的前提,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是确保中国经济政策连续性的政治保障,能够形成长效机制以避免经济发展内耗、中断或重启的风险。

  一方面,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有助于经济政策的方向连续性,避免政策剧烈变动而引发经济发展方向性风险。苏联与东欧部分国家,在1989年下半年,以政治体制变革为先导,经济政策发生剧烈变动,开始走上向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渡道路,结果导致1990年前后多国出现经济大幅度滑坡。与苏联、东欧部分国家相比,中国的优势就在于中国共产党形成了强有力的党中央权威,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以加快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为主线,确保经济宏观规划始终坚持社会主义基本方向。中国的宏观规划可以追溯到周恩来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两步走”战略,这次会议还提出了“四个现代化”的具体目标。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又提出“三步走”战略,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远景目标。江泽民则在邓小平“三步走”战略基础上勾画了实现第三步战略目标的蓝图。当前,我们党在把握历史新方位、顺应时代新特点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设计了新时代改革及未来建设蓝图,提出了“两步走”战略目标,这是对先前发展战略的一脉相承和与时俱进。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我们党为人民服务的事业能够一代接着一代干,体现了党的领导对于“社会主义”制度以及国家治理体系强大而稳定的接续性。

  另一方面,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还有助于经济政策的落实连续性,避免经济政策执行不力带来的风险。宏观经济发展规划是由诸多短期、中期规划构建起来的,我们国家主要通过党的领导,落实五年规划一步步构建起来。从新时代党的集中统一领导保障政策落实机制来看,党对经济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在党中央的领导下,“研究提出处理重大财经问题、重大生产力布局、重大建设项目的原则和措施”。通过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的衔接,地方各级党委结合本地区经济工作实际,把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落实到实践层面。这样的设计能够保障全国上下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保持有序性,确保提高发展质量、注重经济效益,防止出现单纯抓引资、抓投资、抓项目以及抓生产的无序性,有效避免经济政策落实中的风险。

  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经济政策连续性,形成风险治理的长效体制主要有两方面重大意义:一是确保长期以来中国经济改革发展的大战略坚持“社会主义”的改革方向,有效避免西方一些国家因资本主义制度内在固有矛盾而引发的经济风险,二是“用中长期规划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一种重要方式”。以编制并保障落实中长期发展规划的方式指导经济社会发展,成为中国共产党的特色和优势,能够有效防范和化解经济发展的过程性风险。

  (三)有助于增强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提升经济体系抵御风险能力

  唯物辩证法认为,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各要素相互影响和制约,认识问题、处理问题应从客观事物的内在联系去把握。中国改革历程昭示了“现代化建设的任务是多方面的,各个方面需要综合平衡,不能单打一”。新时代各项改革之间的关联性、互动性更是前所未有地增强了,经济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有配套领域的改革,需要各方面相互聚合推进,一旦牵扯甚至抵触,有可能引发经济风险。当前经济结构存在的“三大失衡”导致经济“脱实向虚”,是由于经济的大转轨和社会的大转型之间出现了不匹配、不和谐、不协同的情况,经济发展缺乏系统、整体与协调的理念,加上市场自身存在的自发性、盲目性、投机性、短期性等,从而导致经济风险的产生。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把“坚持系统观念”作为我国“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必须遵循的原则之一。如果没有强有力的党中央权威以及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与协调性就无法实现。

维护好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使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调性有了保障。首先,能够统筹经济领域与其他领域的发展。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强化顶层设计,提出改革的路线图与时间表,对涉及改革的15个领域、330多项改革举措进行系统规划,使经济领域的改革和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以及党的建设等方面相配套,注重改革措施的整体效果,通过顶层设计使改革的各方面、各层次以及各要素协同进行,而不是各自为政、孤立推进,有效防止经济改革因单兵突进、顾此失彼而引发经济风险。其次,能够统筹各地区经济发展。实现区域协调发展,是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实质性进展的重要一环。邓小平曾表示,中国经济发展到一定时期,发达地区要带动欠发达地区发展,通过先富帮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而统筹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必须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建立健全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联动帮扶机制,跳出本地区本部门利益狭隘视野,真正实现先富带动后富,避免经济发展过程中贫富差距所带来的发展风险。再次,能够统筹经济各行业部门之间的发展。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有助于回应人民群众的重大关切,优先发展民生经济中的最薄弱环节,科学安排在什么地区和部门发力、发多少力,保障经济布局在关键领域、在国家重大战略布局的核心环节做到重点投入。例如“一带一路”建设、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等作为新时代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若没有强有力的中央统筹协调,极易带来巨大风险,轻则项目难以推进,重则影响中国经济发展全局。为确保经济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和协调性,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层面建立了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后调整为委员会),负责对改革进行总体设计,把系统观念贯彻于改革全过程,注重整体性、协调性,有助于在把握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基础上,以全局视野谋篇布局,防范化解经济风险,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中国目前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在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下,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任务艰巨,我们不能低估当前与今后一段时期内所面临的经济风险,发展充满很多“不确定性”,要把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作为防范化解经济风险的政治保障,这是中国有信心防范化解经济风险最大的“确定性”,是实现有效治理的中国密码。

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2年第4

网络编辑:静穆

发布时间:2022-09-28 15:4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