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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民、齐承水:马克思交往理论视阈下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人类社会文明的发展史,本质上就是一部交往史。随着全球现代性的不断发展,人类社会在总体进步的状况下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例如人口问题、环境问题、宗教问题、全球治理问题等都制约着人类文明的发展。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就是为解决全球问题所呈现的中国方案,是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当代中国的飞跃。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立足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哲学根基,为推动人类文明进步提供理论与现实指南。因此,要在总体把握全球现代性的基础上,深刻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丰富内涵和现实意蕴,创新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当代的发展,进而为21世纪人类新文明的开创奉献中国智慧。

 

  一、马克思交往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根基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提出,并不是抽象思维活动的结果,而是具有深厚的哲学理论根基。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来看,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植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是中国共产党推动世界文明发展的新探索,是人类社会基于交往基础上的新文明。马克思交往理论致力于人类文明的不断发展,是推动整个世界不断进步的重要动力,而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继承和创新交往理论的最新成果,充分体现了中国在解决全球现代性问题中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无疑,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普遍性世界交往基础上的人类新文明,这二者之间具有内在理论基础的耦合性。从交往理论来深刻透视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本上就在于要弄清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哲学根基,从而不断彰显马克思交往理论的时代意蕴。

  马克思的交往理论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始终关注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状态,最终目的是为了实现每一个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马克思深刻考察了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在整个人类文明不断进步中充分彰显了交往的重要力量。“人类的历史是创造文明的历史,是文明形态变迁的历史;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人类迈进21世纪所面对的根本性的时代课题。哲学是思想中的时代,是对自己时代的人类性问题的理论自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21世纪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的表现,是解决时代课题的重要理论创新,同样是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理论自觉。因此,关注人类社会总体发展状况,需要从整个人类文明形态的变迁出发,需要从哲学的高度审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创新形态。

  首先,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是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现实基础。在马克思的交往思想中,由于普遍交往的不断发展,原有落后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已经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封建的所有制关系,就不再适应已经发展的生产力了。这种关系已经在阻碍生产而不是促进生产了。它变成了束缚生产的桎梏。它必须被炸毁,它已经被炸毁了”。资本主义发展形态战胜封建主义社会形态,主要是在世界交往中落后的生产生活方式被变革,从而新的人类社会文明形态出现,继而开创了人类文明发展的崭新一页。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这表明,生产方式的转变不仅促进了交往方式的转变,而且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同样,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社会的新形态,也需要奠基在生产生活方式转变的基础上。20171,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的演讲中,习近平明确指出:“人类正处在大发展大变革大调整时期。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和平力量的上升远远超过战争因素的增长,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更加强劲。”全球交往已经处在一个更深层次的范围内,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需要在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不断发展的基础上探索人类社会新的交往方式,努力找到解决强权政治、霸权主义、恐怖主义、难民危机、生态环境危机等重大全球性问题的方法。不难理解,人类命运共同体首先是一个利益共同体,是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世界民族共同体这二者利益的有机统一,需要以物质交往为前提。“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关系就是交往形式与个人的行动或活动的关系。(这种活动的基本形式当然是物质活动,一切其他的活动,如精神活动、政治活动、宗教活动等都取决于它。)”很显然,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交往活动的支撑,最根本的需要用物质交往活动来进行推动。

  人类社会发展的冲突本质上源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内在矛盾,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解决此类矛盾的创新理念。马克思、恩格斯曾指出:“按照我们的观点,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人类命运共同体本身就是马克思交往理论创新的表现,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问题需要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大力发展与创新社会生产力,从而构建和谐交往基础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当代中国理论创新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就是要发展和变革人类社会发展的旧形态,解决全球交往性难题,需要回归和走进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为积极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提供深厚的哲学根基。深入思考发现,哲学思维方式的创新与变革、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方式的转变、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与演进始终处在一个有机统一的系统中,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这三者综合作用的理论创新。因此,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入阐释,需要上升到人的生存方式的高度,在和谐交往和发达的生产力中解决悬在人类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其次,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植于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世界多元化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历史和全球化的形成,这是人类社会面貌发展变化的基本标志。黑格尔认为,世界历史事关人类的安身立命,“世界历史的目标就是,精神应该获得关于自己真实性质的知识,并且将这种知识客观化,将它转化为一个真实的世界,也就是说,要给自己一个客观存在”。黑格尔的世界历史对人类命运的关注和人类理想的实现具有重要启示意义,但囿于精神范畴中的世界历史,这对推进人类文明的发展仅仅是纸上谈兵。相反,马克思立足历史唯物主义,在全球普遍交往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中考察人类历史文明的面貌。正是基于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不断拓展,狭隘的民族交往逐渐过渡到普遍性的世界交往中,人类社会的整个精神风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民族的原始封闭状态由于日益完善的生产方式、交往以及因交往而自然形成的不同民族之间的分工消灭得越是彻底,历史也就越是成为世界历史”。交往在世界历史的形成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人类社会逐步由分散走向集中,由狭隘交往走向普遍交往,由民族历史转向世界历史。

  这充分表明,人类社会作为一个整体存在离不开交往力量的推动,倘若在分散的交往格局中,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发展命运就无从谈起。“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不是‘自我意识’、宇宙精神或者某个形而上学幽灵的某种纯粹的抽象行动,而是完全物质的、可以通过经验证明的行动,每一个过着实际生活的,需要吃、喝、穿的个人都可以证明这种行动”。这也就是说,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中的世界历史不同于黑格尔精神领域中的世界历史,它是在交往方式、生产方式、分工的变化中逐渐形成的。从人类社会的总体发展来看,世界历史是人类走向更高人类文明形态必经的阶段,在此基础上,人类的生存境遇、发展方式、精神面貌等都实现了飞跃式的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离不开世界历史和全球交往的发展,换句话说,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历史的一个发展阶段。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启示,主要体现在这几个方面:其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世界历史思想的理论自觉,马克思已经揭示出了全球化和世界历史的发展趋势,历史和实践证明这些理论预测是科学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实质上是马克思世界交往思想在当代中国和世界的实践运用;其二,马克思的世界历史思想和历史唯物主义相互促进,共同为人类社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这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宝贵的精神资源,换言之,世界历史思想在价值理念、实践导向、理论指导等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三,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世界历史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夯实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是人类对美好未来社会的理想追求。因此,深刻把握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历史的内在逻辑,需要做到哲学理论与时代发展紧密结合,为人类生存状态和文明发展形态提供理论基础。

  最后,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农业文明转向工业文明之后新的人类文明形态。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和平外交政策的体现,是超越意识形态、普世价值观基础上的人类文明新秩序,是建立人类真正科学的价值观的人类文明新形态。在世界多元化的发展态势下,需要在尊重各国差异的基础上,找到解决全球问题的价值理念,扬弃全球现代性进程中的异化的发展,这就需要开创人类新的文明发展形态。亨廷顿认为,诸如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现代化中的大多数国家,“它们委实苦于缺乏食品、文化、教育、财富、收入、健康水准和生产效率。不过,这些问题已经被认识,也已被着手去解决。然而,在这些短缺的深层和背后,还存在着一种更为严重的短缺,即缺乏政治上的共同体和有效的、有权威的、合法的政府”。中国政府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基于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为解决国家内部和国际间的现实问题提供了科学的价值引导。正如习近平所说:“当今世界,人类生活在不同文化、种族、肤色、宗教和不同社会制度所组成的世界里,各国人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彰显了中国参与世界发展的内在魅力。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文明的新形态,这是解决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充分体现了中国为全球正义发声,开创了世界交往基础上的新格局和新文明。在马克思看来,人类文明是从“人的依赖关系占统治地位的阶段”到“物的依赖关系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阶段”,再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的阶段”来演进的。马克思所处的时代,恰逢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的转变,机器大生产代替了手工劳作,“那个时期,工业主义魔术般地变出了燃煤与蒸汽动力,伴之以巨大而沉重的机器在污秽不堪的作坊和工厂里叮当作响的景象”。相较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促使人的主观能动性进一步发挥,整个社会的发展历经“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和“资本拜物教”三种形式,从而使得农村与城市、东方与西方、民族历史与世界历史都有机结合起来了。这启示我们,马克思肯定了人类文明的整体发展状态,也科学地预测了人类社会朝着更高文明形态的发展演进,揭示了人类社会的科学发展规律。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人类文明形态发展的新探索,是马克思人类文明发展学说在当代中国的具体实践。克服和解决全球化的危机,需要共享人类发展的文明,在反思与批判西方现代性的基础上,真正使得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的人类文明形态能够为世界文明共同体的进步贡献智慧。总体来讲,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现代性的价值体系,是多元现代性价值体系的中国主张,是真正能够体现人类文明发展的新理念。“当代中国社会从总体上追求并认同现代性的价值体系,并不意味着重走欧美各国现代化的老路,而是要走一条被修正的现代化道路,与这条道路相适应的则是被修正的现代性价值体系”。恰恰相反,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在反思与批判西方现代性价值体系基础上提出来的,更加突出彰显了符合中华民族共同体和世界民族共同体的根本利益和未来发展的科学的价值理念。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当代飞跃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的理论创新成果,是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当代中国的飞跃。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强调:“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毫无疑问,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回应时代的呼唤、解决社会发展中的重大难题的理论创新,是坚持和继承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重要实践。具体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当代创新的表现,就体现在逻辑关联、内涵意蕴、价值理念、实践路径等方面保持内在一致性。

  第一,在逻辑关联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交往理论都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的结果。在德国古典哲学时期,社会交往是建立在精神层面的基础上,交往没有现实的根基,仅仅是人类精神思维活动的结果。马克思在批判与继承德国古典交往思想的基础上,以历史唯物主义推动交往活动展开,在这个过程中彰显交往的内在价值。科尔施曾指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观点来说,这就提出了一个真正具有重大价值的问题。”换言之,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一种新的世界观,而且提出了体现重大价值的现实问题,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交往理论同样具有重要的内在价值。无疑,交往理论是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产生的,是对以往旧哲学思想中交往观点的创新,为推进人类历史的发展演进提供了重要的动力源泉。

  人类命运共同体秉承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特质,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积极践行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理论创新的结果,具体来说是交往理论在当代中国的创新,尤其是它发展了马克思世界历史、世界市场、全球化的思想,用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内在价值来指导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面对全球经济发展的形势,习近平深刻指出:“世界经济的大海,你要还是不要,都在那儿,是回避不了的。想人为切断各国经济的资金流、技术流、产品流、产业流、人员流,让世界经济的大海退回到一个一个孤立的小湖泊、小河流,是不可能的,也是不符合历史潮流的。”这表明,在世界经济发展的大潮中,唯有交往才能实现共荣共生,一旦逃避全球化的交往,就会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越来越远。在此基础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交往的理论特质,深入剖析当代中国和世界的社会发展现实,以历史唯物主义为价值指引。

  第二,在内涵意蕴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交往理论内涵的丰富与发展。在马克思看来,交往理论是历史的、现实的,建立在深厚的物质基础上的。马克思指出:“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继承下来的条件下创造。”交往思想的创立同样具有历史的前提性,遵循着人类社会的规律,是在现实生活中不断总结出来的。马克思接着指出:“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物质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是人们从几千年前直到今天单是为了维持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从事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基本条件。”这启示我们,物质生产生活的交往是人类历史活动的基础之一,其他交往形式都是建立在物质交往的基础之上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论的创立,不仅仅表现为交往理性的表达,而且是根植于全球化经济交流、文化交流、政治交流等基础上的,具有坚实的现实根基和理论根基。

  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涵看,它涉及到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包括世界的发展问题、全球的治理问题、新兴国际关系问题等众多议题。面对这些世界难题,通过一个国家的力量是根本解决不了的,因此加强国家间的交往与合作,树立共同的利益观、发展观、生命观迫在眉睫。马克思科学预测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人类社会发展问题的解决需要交往理性的指导,人类命运共同体则是在当代对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实际运用,在全球性问题的实践中丰富了交往理论的内涵。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人类社会的美好发展愿景。习近平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指出,应该顺应时代的发展潮流,各国的发展道路、核心利益、安全理念、开放型世界经济、文明交融、生态环保等方面应该加强合作与交流,树立人类利益、责任、命运共同体意识,进而拓展人类文明的发展道路。这些都是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举措,真正践行了交往思想的内在价值,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当代中国和世界中的发展形态。

  第三,在价值理念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交往理论具有内在一致性。马克思交往理论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就在于为了实现人类的最终解放,促进每一个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存在,社会的异化、人的异化、人性的异化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因此扬弃资本逻辑的存在,把人作为自身发展的目的而非手段就显得至关重要。全球化的交往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人类自身的发展必须要经过这一阶段,而对私有制和异化劳动进行批判是实现人类自身解放的前提。尤其是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存在,阻碍了人类社会的发展,在马克思看来,只有真实的社会共同体才会为人的自由发展和全面发展提供条件。“正是由于特殊利益和共同利益之间的这种矛盾,共同利益才采取国家这种与实际的单个利益和全体利益相脱离的独立形式,同时采取虚幻的共同体形式”。这即是说,批判虚幻共同体、走向真实的共同体,这是实现自由人联合体和每一个人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保障。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马克思的交往理论在价值理念上保持了一致。习近平在多个国际场合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性,旨在促进人类文明的共享,世界各族人民能够在全方位的交往中构建和谐的人类生存与发展空间,为推进人类的可持续发展奠定基础。从根本意义上说,可持续发展本质上是人自身的发展,是增进人类福祉的重要途径,而人类命运共同体则为推动实现人类的永久和平提供了重要的契机。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交往理论都旨在促进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实现个体主体和人类主体的永续健康发展。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强调要走国际交往的新路,“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增强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实现人类文明之共享,从而促进人类文明的不断提升。

  第四,在实践路径方面,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交往理论具有一致性。在马克思看来,促进全球普遍的交往、深化人类交往的深度、拓展人类交往的广度、实现人类社会的发展,需要通过共产主义实践才能完成。马克思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马克思的交往理论不仅致力于解释世界,而且通过实践来改变世界,在生产生活实践中建立自由人的联合体。马克思认为,全部社会生活最终都应该归之于实践,共产主义实践就在于推翻资本主义虚假的共同体,使得私有制基础上的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能够得到真正的扬弃,进而在真实的共同体中实现人类文明的永续发展。总的来说,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发展需要实践来推动,需要在变革不合理的社会关系中为人的最终解放提供条件,进而实现人类自身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目标。

对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言,同样需要秉承马克思的实践观点。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国际关系新发展理念的体现,是中国为解决全球性问题提供的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然而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回归到实践的层面上来。换句话说,国际间新的交往关系的形成需要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价值指引,构建和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根本上需要通过实践的力量。马克思指出:“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作为人的活动的形式,是为了实现人类自身发展目的的一种活动,归根结底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因此,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能仅仅停留在理论的宣传上,而是要立足当代世界的现实,在普遍交往中付诸于实际行动。

 

三、马克思交往理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现实指南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当代中国的飞跃,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既需要以交往理论为哲学根基,也需要交往理论来提供对实践的引导。马克思交往理论是对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交往的扬弃,重视在物质交往基础上人类的真正解放,在交往理性的指引下,通过共产主义实践,用真正的社会共同体代替虚假的社会共同体,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条件。无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交往理性的指引,顺应世界历史的发展潮流,加强全球范围内的合作与交流,正视人类社会发展中所存在的问题,反思全球现代性过程中的发展困境,真正用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为世界的永续发展奉献力量。

  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野中,马克思主张的交往是一种和平的交往,反对建立在资本逻辑基础上的侵略式的交往。在西方现代性的进程中,资本逻辑是维系资本主义对外交往的重要载体,非和平的交往只会给落后民族地区带来苦难与杀戮。在《鸦片贸易史》中,马克思指出:“第一次鸦片战争还刺激了鸦片贸易的增长而损害了合法贸易;只要整个文明世界的压力还没有迫使英国放弃在印度强制种植鸦片和以武力在中国推销鸦片的做法,那么这第二次鸦片战争就会产生同样的后果。”无疑,英国对华输出鸦片,损害中国人民的利益,本身就是建立在非平等交往基础上的,在这背后是资本逻辑的推动,是人类追求文明世界的阴暗面。列强为了缓解工业发展的危机,通过霸权政治和强盗逻辑欺压落后民族地区,这是对人类文明的公开挑战,强盗式的掠夺破坏了国际交往的规则。从深层次看,资本逻辑是国际间不平等交往的根源,资产阶级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只是充当着资本的帮凶,因此扬弃以资本逻辑为核心的交往是维系人类文明的重要举措。

  历史和实践证明,暴力交往只会阻碍人类文明的发展,而和平交往才会促进人类文明的整体提升。人类命运共同体克服了国际间旧的交往理念,是一种符合人类整体利益的新型交往理念,是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当代的科学实践。习近平指出:“回首最近100多年的历史,人类经历了血腥的热战、冰冷的冷战,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巨大的进步。20世纪上半叶以前,人类遭受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劫难,那一代人最迫切的愿望,就是免于战争、缔造和平。20世纪五六十年代,殖民地人民普遍觉醒,他们最强劲的呼声,就是摆脱枷锁、争取独立。冷战结束后,各方最殷切的诉求,就是扩大合作、共同发展。”历史再一次启示我们,唯有和平与发展才是开创美好新世界的重要途径,战争与暴力违背了人民的意愿,走向了世界文明发展的反面,人类命运共同体才是开启人类文明形态的创新之路。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物质交往的推动,这是解决人类生存与发展问题的关键所在。在马克思的交往视阈中,物质交往是其他交往的前提,是促进人自身发展的根基所在,尤其是要大力发展生产力,夯实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的思想理念,充分体现了在物质利益面前的价值引领作用,符合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大力发展生产力,增强全球之间的物质交往、精神交往,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的价值目标。马克思指出:“‘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另一方面,不难理解,任何在历史上能够实现的群众性的‘利益’在最初出现于世界舞台时,在‘思想’或‘观念’中都会远远超出自己的现实界限,而同一般的人的利益混淆起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既来源于现实,又高于现实,体现了世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因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最根本的是要在物质交往的基础上增强世界人民的幸福感。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明确强调,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应该顺应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增强各个国家之间的交流与合作,促进和谐世界的建立。“经济全球化是历史大势,促成了贸易大繁荣、投资大便利、人员大流动、技术大发展。21世纪初以来,在联合国主导下,借助经济全球化,国际社会制定和实施了千年发展目标和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推动11亿人口脱贫,19亿人口获得安全饮用水,35亿人口用上互联网等,还将在2030年实现零贫困。这充分说明,经济全球化的大方向是正确的”。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关键,是对马克思物质交往思想的正确运用,做到了继承与夯实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基础。这启示我们,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有世界的责任担当,在世界历史的进程中维护和发展世界人民的利益,用行动践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深入思考可知,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根本上是一个人类文明的共同体。在这个文明共同体内部,世界各种文明共同存在并相互交织,各种文明能够共享,进而丰富了人类文明共同体的意蕴。最重要的是,各类文明在相互交往的基础上,为促进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奠定基础。现如今,全球现代性的发展存在许多问题,尤其是资本逻辑和工具理性在短时间内还得不到变革,个体主体的自由全面发展和人类主体的最终解放还需要很长的路要走,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文明将会举步不前。在交往理论视阈中,马克思认为交往的最终目的是要建立真实的社会共同体,从而人类的真正解放才会实现,人类新的文明形态才会出现。在马克思看来,虚假的社会共同体只不过是人类社会的史前史,而共产主义社会才是人类文明历史的真正开端。资本主义社会是史前史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只有人类进入真正的历史发展阶段中,人类的解放才会实现。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需要马克思关于人类交往思想的价值指引,尤其是马克思关于共同体论断的启示。当前的国际关系虽然出现了多极化的发展,但资本主义霸权政治和强权逻辑依旧存在,世界在整体和平的基础上依然有动荡与不安,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出场就是为了建立符合世界人民利益的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虚假共同体的表现,而是对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的超越,是以世界人民的根本利益和人类的命运前途为立足点的。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过程中,要始终围绕人的生存与发展问题,为人类的解放积蓄力量,构建超越资本主义虚假共同体基础上的新型世界交往格局。“文明形态的转换,必然构成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工业文明以来的全球化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是全球市场化的过程,并从而构成了全球化市场中的人的存在方式”。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新的人类文明发展形态,就是要从全球市场化中的人转向作为自身发展目的中的人,从而使得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形态转变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阶段”的社会形态。

总之,人类命运共同体是马克思交往理论在当代中国的理论飞跃,是走出全球现代性困境、开创人类社会发展的新文明形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华民族主体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类主体发展的需要,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和世界历史中践行马克思交往思想的理论自觉。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对西方文明优越论的超越,是走向自由人联合体和真正社会共同体的必经阶段,彰显了马克思交往理论在解决当代人类问题中的思想魅力,也充分体现出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胸怀与担当。

 

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9年第2

网络编辑:保罗

发布时间:2020-06-03 23: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