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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培林:我国社会结构转型进入新阶段

 

 

世界经济自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似乎进入了一个漫长的低增长周期。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概念来说,这是“新平庸”(new mediocre)时期的到来,而这个时期究竟会持续多少年,短期内并无定论。就国内经济来说,原以为在长达30GDP年均约10%的增长时期结束之后,我国还会经历一个持续约20GDP7%8%的增长时期,但没有想到7%以下的GDP增长时代到来得这么快。

实际上,这样一种经济增长速度的变化,除了受国际形势的影响,背后更深刻的原因还是我国产业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从十几年前就开始了,但变化的压力从来没有像今天感受到的这么强烈。产业结构升级是大势,与此相适应,我国的社会结构转型也进入一个新阶段。

中国社会学界大概是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才开始讨论社会结构转型问题。当时,学者们就讨论过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和社会结构转型的关系,并且认识到相较于经济体制改革,社会结构转型是一个更加漫长、坎坷和艰难的过程。所谓社会结构转型,实际上就是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的过程,它暗含的假设是这些巨大的结构性变动具有一种连带的相关性。根据这种相关性,漫长的现代化过程可以分成几个大的阶段,比如工业化初期,对应人口大规模地向城市集中;工业化中期,对应城市的郊区化扩展;工业化后期,对应所谓“逆城市化”等。目前,虽然经济增长的下行压力加大,但社会结构转型的大船并没有因此而减速或停滞,仍在破浪前行。只不过,这种转型不再是以脚手架铺天盖地、厂房密布、高楼林立等为符号特征,它更像是一场静悄悄的革命。换言之,大量的来自社会经验层面的资料和数据显示,我国的社会结构并没有像一些学者认为的那样已经固化,相反,我认为它仍具有非常大的变动弹性。国际上一些国家的发展经验也表明,即便是在经济增长较慢的时期,社会结构仍然会发生深刻变化。

我国现阶段的社会结构转型主要体现在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城乡之间的社会流动仍在快速进行,以各种形式表现出的非农化、城镇化走势依然强劲,无论是在经济产出、就业、居住等方面,还是在生活方式、价值观念、行为取向等层面,都是如此。二是职业之间的社会流动也在快速进行,现代服务业呈现出最为强劲的增长,第三产业的从业人员不仅超过了工业,也超过了工业和农业之和。这是一个具有标志性的转折,一个新的、庞大的所谓“白领”阶层正在形成。三是以创新为驱动力的阶层之间的社会流动正在兴起。如果说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波社会大流动是资本驱动的,第二波社会大流动是城镇化驱动的,那么现在的第三波社会大流动就是创新驱动的,这三种社会流动是当前中国仍然充满活力的重要基础。社会流动的走势是提高社会产出、提高社会效率、增强社会成员的能力。如果非要用什么指标来阐释的话,这个大变化可能一直要持续到我国城镇化水平达到75%、第三产业人员比重达到65%、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60%以上才会逐步稳定下来。

当然,要准确把握社会结构转型这样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需要不断研究新的阶段性特征,要把这样一个宏大的课题进行层层递进的具体化。我们所面对的现实问题和未来挑战,与改革开放的前30年相比,已经发生了极其深刻的变化。在城乡一体化进程、劳动力供给关系、职业结构变动、收入分配格局、老龄化社会等方面,都出现了一些具有标志性的“转折点”。换句话说,改革开放以后前30年的发展,与我们正在进行的后30年的发展,似乎是两个具有不同特征的大阶段。我曾经用“经济起飞阶段”和“新成长阶段”来概括,但还不能说非常准确,需要更加深入地研究。

 

来源:《马克思主义文摘》2017年第4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7-08-25 16:5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