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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光伟:《资本论》史书工作意蕴再解析
中国语境与中国运用

 

 

谨以此文献给《资本论》首版150周年

 

中国《资本论》研究的目的是寻求“中国辩证法”:一言以蔽之,就是道和德统一之经济学。此乃中国“事的科学”方法论,与中华历史、思维和语言接通,创造性转化了西学语境的“批判规定”和“本质范畴”。重温《资本论》的史书工作意蕴,无论对于理论逻辑把握,还是对于当代中国经济学,意义十分重大。然则,探索的内容包括:“史的发生”规定,即锁定发生学为辩证法的内置结构;从“百科中的一科”的学科路径探究总体历史规定,强调知事即史的专业史记述,以此把握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内在连通性;以专业史提升自身为“总史”的过程烘托中华道德一体、不离不弃的“通变”学说,等等。总之,方法论的“一元论”研究宗旨最终实现了对事物特性的深刻性把握。

 

一、总论:《资本论》为什么能够作为“史书”(辩证法的中国工作语境

 

《资本论》作为“史书结构”的研究由《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提供。该著2017年修订版创造性地提出:所谓研究内容的贯通,乃是在于“历史经济形态的贯通”,在于“实践逻辑形态的贯通”,在于“理论形态或理论工作形态的贯通”,在于“批判形态的贯通”。由此可以说,《资本论》“铺设的理论架构是‘大象无形’的”,而从另外的角度说,“方法论线索则至为明确——转化史I、转化史II、资本生产史、运动史I、运动史II、资本流通史、范畴史I、范畴史II、资本认识史一十二部白描之历史路径鲜明而层叠渐进,传神刻画了商品经济形态的各个历史发展侧面(这同时是对‘经济形态个性特征’之工作逻辑的艺术总写)。”〔参阅《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写在前面:历史之经济学总说,第15-18页〕根据《保卫<资本论>》的研究,《资本论》由三部巨史交织而成,它们分别是:对象史、研究对象史、资本史,所以,《资本论》不是从逻辑出发,乃是从历史出发,从批判出发,——理解这一点对把握《资本论》标题结构的意蕴是非常关键的!进一步而言,《资本论》为什么是三大史的结构合成呢?乃是因为对象→研究对象的结构,在于生产道和德的规定(商品之道之德、资本之道之德);相比之下,《资本论》的成型结构——作为“资本史”,在于研究和辩证讲述“道”和“德”(即商品生产的本质),而对象史和研究对象史则是无所不包的“道”“德”研究。这从中国的《道德经》文本结构中可以得到启发。《道德经》主旨是“生民养民”,从中提炼出“道”和“德”范畴,是民工作本位;作为其继承的文本体系——《资本论》——则把工作主旨定格于“生劳养劳”,从中提炼出“本质”规定,是劳动工作本位。显然,它们都是本质主义、批判主义的学说建构路径。

这种比较研究突出一点:中国经典和马克思《资本论》都并非“形式逻辑”知识体系,而毋宁说属于批判的辩证法的知识构造。例如说,著名的六册计划可归纳为两大命题:“以世界市场看资本”,即资本批判命题,以及“以资本看商品”,即商品批判命题;马克思没有按照形式逻辑的原则组合二者,而相反地,将它们看成内在的历史发展结构,从而得到的结论是:商品并非资本的解释学基础,而是“批判基础”,并且,商品本身也是“自我批判的”;这样的一个完整的发展命题即“商品批判到资本批判”。这样的学科方法和工作逻辑,从根本上说就是批判。如此说来,只有把马克思的研究对象理解为从历史的结构中出来的规定,即遵循六册计划的把握路径,并且用于逻辑批判的工作结构和程式,才能根本说明“副标题”的产生。“马克思据此以政治经济学批判为‘学科方法’,以批判的发生学为工作逻辑,将二者的统一具象为‘实践地批判’、‘总体地批判’、‘内在地(理论)批判’、‘全面地(认识)批判’,并以实践态的研究方法将‘政治经济学批判、发生学、劳动二重性三者的工作统一’(规定)赋予了辩证法;对象有了,研究对象有了,结构和思维也就有了,历史支架和认识支架最终得以统一(此所谓‘马克思的思维之成’)。”〔参阅《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写在前面:历史之经济学总说,第18-19页〕由此,“《资本论》副题暗示:《资本论》是从事批判科学之‘百科全书’规定。这是把批判作为发展之‘历史定义域’规定,从史书工作灵魂上把握批判和历史、批判和发展的规定性结合,坚持理论批判与实践批判之统一性。”〔同上,第679页〕

其中的一个把握重点是“研究对象史(规定)”。概要如下:历史I:历史本身,即对象;历史II:是对象的发展,形成社会历史系统;历史III:现象,把握现象的方法和程式;历史IV:认识,即之于研究对象组成结构的历史认识。〔详尽的观点和逻辑分析参阅拙文《马克思劳动二重性理论思想史再发掘——兼析<资本论>结构发生的秘密》,载于《东南学术》2017年第2期〕这是决定对象提升为研究对象以把握“事的历史”的科学规定性,从而凸显了辩证法的“事的科学”工作逻辑。以此对接“中华科学”,可以从中发掘中华历史科学的特殊工作语境。

概言之,什么是中国辩证法?简单说,就是道德一体的系统化的本质学说。它在语言问题上,强调行动在先;在逻辑问题上,强调历史在先;在规律问题上,乃是强调“自然”(自然而然,即发生学)在先。例如,“一般认为‘道’与‘德’的关系为:道是体,德是用,但按照‘道体德用’的标准来划归‘道’与‘德’的外延,就会发现这两部分中,‘道’与‘德’不仅在字符上而且在义理上都有相当多的交叉,特别是‘道’这个概念涵盖较广、义涵较杂”,这说明了什么呢?“总之,《道德经》中的‘道’与‘德’是十分抽象的概念,只有牢牢把握‘道’与‘德’的‘一体两面’、‘体用结合’的总特征,并在不同层次上显现其具体内涵及关系,才能对这两个抽象概念有较为清晰的认识。”〔参阅俞天鹏:《论<道德经>中“道”与“德”的关系》,《社科纵横》2013年第11期〕道、德一体深化了人们对于事物的整体性理解。一言以蔽之,中华的辩证用语在于强调:以“道”尺度规律范畴,以“德”尺度社会行动范畴,又通过强调道和德彼此之间的依存相通性,把“周易”(运动规定)建立为历史“通变”的实践化的学说体系。

彻查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中国化在于深刻说明“马克思主义是怎样以及为什么会变成存在于中国语境中的这种形式”。〔参阅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萧延中译,2008年,第15页〕简洁起见,我们从反向格义说起。“这种自觉地以西方哲学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框架来研究中国哲学的方法称为‘反向格义’”对应地,可以“将自觉地用现成的西方哲学概念来对应、定义中国哲学观念、术语的方法称为狭义的反向格义。”刘笑敢进一步认为,“自胡(适)、冯(友兰)之后,西方哲学就成为研究中国哲学不可一日或缺的学术背景、理论指南和照亮方向的灯塔。不懂西方哲学似乎就完全没有资格谈论中国哲学。很多西方哲学的流派都已经成为或有可能成为研究中国哲学的理论方法和思维框架。”〔参阅刘笑敢:《反向格义与中国哲学方法论反思》,《哲学研究》2006年第4期〕

    哲学的研究由于历史和批判规定的缺失,必然遭致“邯郸学步,失其故步”的恶果。与之不同的是“辩证法”的中国梳理。即总体认识到:第一,“唯物辩证法在20世纪初叶传入中国,迅即在中国扎根、发展;并在中国人民为振兴自己的民族、建设自己的国家的伟大实践中,发挥了巨大的理论指导作用。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接受唯物辩证法,并使之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得到发展……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中华民族具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和富有辩证思维的智慧和传统;中国这块土地上具备着唯物辩证法扎根、发展的厚实的思想文化土壤。”〔参阅田文军等:《中国辩证法史》,河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前言,第3页〕第二,“‘辩证法’在中国环境中已是一种宇宙观和互系认识的方法。它提高人们对偶对矛盾体的敏感性,对彼此的既具个体性又具相互依赖性、既相互渗透又相互转化的敏感性。在传统中,这种性质象征于‘阴阳’之中;用毛泽东的说法,则是‘矛盾的对立统一’。”〔同上,前言,第14页〕

    于是,一方面是西方语境的辩证法在中国的传播,一方面是“中国辩证法”于历史深处的工作发掘,中华《资本论》研究就可能越出文本解释学的束缚。要之,是充分认识到:《资本论》的成书理想是整全历史理解域内的“建构”,从而,乃是把“批判=发展”(规定)作为理论建构原则的。这要求把建构内容提升为“史书元素”,追求逻辑内容和逻辑方法的双重唯物主义化。以实际历史为依据,注意对“历史时间”的范畴的把握——把逻辑括号于历史,从而,既避免了唯物史观和一般意义的历史分析方法的等同化,又能够有效揭示历史过程,耙梳历史认识进到唯物史观认识论之全体规定。这样,《资本论》研究的着力点应放置于:(1)以丰富的专业经济史知识,牢牢把握住“历史对象”的特点,实现“知事即史”;(2)以统一的学科路径,看待它的科学研究现象,发掘“历史科学”工作内涵;(3)努力实现和中国传统的结合,产生新话语,以最大限度地引导当下之学术研究。

    总之,《资本论》可以说是一部伟大的史书,同时又是一部书写生产关系的“特殊历史书”。盖言特殊和别具一格,在于其在对自然史之必然性逻辑的揭示中定格化了社会历史过程,作为研究对象的“逻辑”,形成了总体历史发生学制约下的四卷体的阐述结构,据此提升专业史为“总史”,实现百科体式记述和有关于对总史的逻辑梳理的统一。往深层次看,这实际上是求“辩证法的中国语境”!!这需要一个彻底的“超越文本”的研究,把工作主旨建立为书写“历史本质”;即从“知事即史”到书写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境界,从“百科全书”到建立对“现实的历史”的批判,重新祭起“历史主义”的时代旗帜,深层次打破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私有制“普遍理性”神话,还原历史运动真相。

    这就使历史鲜活了,乃至重新“复活”了!概言之,以中国人资格研究《资本论》是要求做到如下四点:一是强调《资本论》是“史书”;二是强调辩证法和中国历史人文方法的工作贯通;三是强调“政治经济学批判”应作为学科方法论来理解,学科背景应定位于“百科全书”之上;四是强调打造史书工作的新境界,——这就是“断代史”、“通史”并举以及“专业史”和“总史”的熔于一炉,实现以中国工作本位为支撑的“历史方法”到马恩“唯物史观”方法的转化,全面透彻地掌握其中的逻辑衔接问题。这样,以下的阐述将形成体例完备之“史学阐释”,其完结辩证法之“中国工作语境”,暗示了《资本论》逻辑的某种程度上的普适性。

 

二、专业经济史:知事即史

 

  从某种意义上说,《资本论》的惟一目的是使“史书”规定大写化。这种工作特色,一言以蔽之,即在于以“逻辑”写历史!!从而,马克思完成了对黑格尔的“漂亮的转身”。翻开恩格斯关于《资本论》的书评以及为《资本论》所写的序和增补,可以发现马克思的贡献被强调的最多的地方,就是有效地书写了历史!恩格斯结论性的两句话是:“毫无疑问,在这样的时刻,应当倾听这样一个人的声音,这个人的全部理论是他毕生研究英国的经济史和经济状况的结果,他从这种研究中得出这样的结论:至少在欧洲,英国是惟一可以完全通过和平的和合法的手段来实现不可避免的社会革命的国家。当然,他从来没有忘记附上一句话:他并不指望英国的统治阶级会不经过‘维护奴隶制的叛乱’而屈服于这种和平的和合法的革命。”〔参阅《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35页〕

如果重温马克思为消除人们对《资本论》的误解而亲自作的“第二版跋文”,那么,事情的真相就会变得更为清楚。二版跋是对马克思的“解决使我苦恼的疑问”以及“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性分析”的回顾,这里,他进一步借助考夫曼的不自觉的正确评价,表明《资本论》辩证法和黑格尔辩证法的本质区别。正是在此处,马克思申明了“我的辩证方法”,将其归结为自己在社会历史领域内坚持唯物主义的工作结果。显然,马克思称自己为“唯物主义者”,在这种场合,其指示的是对于经济史的把握有着工作的优先性。所谓:“研究必须充分地占有材料,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只有这项工作完成以后,现实的运动才能适当地叙述出来。”〔同上,第21-22页〕对于《资本论》而言,马克思提供的专业经济史很多,但都是围绕着优先地把“资本”作为专业史从而挖掘其事的特质这一点来选材的,例如货币史、银行史、信用史等等,相关于工艺史的内容则包括分工和机器等,组织机构方面主要就是工厂史。这种取材超出了历史编纂学的要求,为历史科学备好了第一流的实证材料。具体而言,它在内涵上包括下面三点:

1.以发生学逻辑尺度材料的选取和组装。如果以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研究为例,应当能够说明商品价值形式的专业史基础主要是货币史的研究。从而在这里,马克思坚持溯源追根,首次运用了“生生”推理法。一般认为,发生学作为历史研究方法,乃是采用“起源分析+发展过程逆向追索”的体式。其实,它的更深刻的内涵乃是寻求研究方法和叙述方法之工作统一,实现“彻底研究”和“辩证叙述”。所谓彻底研究,指的就是通过全历史域的考察,把握事物的全体发展阶段,实现“分析它的各种发展形式,探寻这些形式的内在联系”。所谓辩证叙述,指的又是“生生”的统合:此处的第一个“生”,指事物的发生,是事之初;第二个“生”,则是指生长和发展,是事之成。〔参阅拙文《<道德经><资本论>关系简说——论中国经济学的思维和语言》,《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因为叙述整体服从研究,这种辩证叙述体式就合乎了事物的自然生长的秩序,这是方法论上的内容和形式的结合。概括地说,“彻底研究”要求把“简单的、个别的或偶然的价值形式”作为发展开端,而“辩证叙述”则进一步要求建立交换等式的历史逻辑。所以马克思一开头,就是这样写的:“价值表现的两极:相对价值形式和等价形式”,“一切价值形式的秘密都隐藏在这个简单的价值形式中。因此,分析这个形式确实困难。”〔《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62页〕这明显是个对立统一的例子。因为,发展的事物要求以“对立统一”为存在方式。但是,对立统一是有时间内涵的,矛盾双方在形成的阶段地位并不平等。“在价值形式发展的最初阶段,抽象劳动,即价值的质的规定,获得简单的社会形式,然而这是偶然的,马克思称之为‘等价形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即价值的量的规定,获得直接的自然形式,马克思相应称之为‘相对价值形式’。”〔参阅拙文《<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15年第8辑〕这种极不对称的关系能够成为现实取决这一点:“即一切劳动由于而且只是由于都是一般人类劳动而具有的等同性和同等意义,只有在人类平等概念已经成为国民的牢固的成见的时候,才能揭示出来。”〔参阅《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5页〕这初看起来,觉得不可思议,但对货币经济史而言,则是极其自然的。因为,货币最初就是偶然的商品,其从劳动产品系列中游离出来,盖因交换之需要,而又因为生产力发展水准历史地提高使然。货币最初的萌芽不过就是某一产品的交易能力的空前提高,而集聚了一定的生产能力的结果。“一看就知道,简单价值形式是不充分的,是一种胚胎形式,它只有通过一系列的形态变化,才成熟为价格形式。”〔同上,第77页〕所以说,等价形式酝酿了“货币之成”。事之初和事之成结合叙述显然是组织材料顺序的必备的技术手段,也是显露事物发展轨迹的内在要求。从而,《资本论》首章“第三节内容说明‘价值形式’,这其实是全部形式规定的理解基础。”〔参阅拙文《<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15年第8辑〕

2.坚持把专业史作为过程来写,写出事的行动内涵!例如针对货币究竟是“特殊商品”,还是“一般商品”问题,既有的争论突出了这一点:“货币是一般商品与特殊商品的统一,是完全可以的。但货币的社会属性只能是作为一般等价物的一般商品。不能把作为其自然属性的特殊商品也作为货币的本质即社会属性。”〔《我与<资本论简说>——对三个理论问题不同解读的辨析》,《东南学术》2016年第1期〕卫兴华教授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但对“特殊商品论”之排斥,还是不会令人信服。其实,这一问题如从货币的专业经济史处理,就很容易。第一,货币是脱离一般等价物后的独立名称,但这并不表明它不是“特殊一般等价物”了,相反,它在实质关系上仍然隶属于这个层面。第二,货币是和一切特殊商品对立、并存的“一般商品”,指示此发展意义:货币是商品,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之特殊商品,货币是固定充当一般等价物(特殊商品)之一般化了的社会商品。因而,货币只是和总商品相对应。第三,货币成为社会物之后,它和物质内容的关系并非说是完全脱离了,而在于对其加以“驾驭”,这样就让使用价值沦落为价值运行之“被动的载体”。从而,由货币特性的事的形成轨迹看,总是从一定的自然属性向社会属性过渡的;特殊商品是物质运动载体,它的普遍发展又一定导致一个“一般化的规定”。这个结局最能充分说明资本主义生产目的对于以前历史生产方式目的之彻底扭转性。结合三点分析,货币的本质是“特殊商品→一般商品”,是该种社会历史意蕴的运动。一句话,货币的本质在于它是商品经济社会形式的形态上的一个不断的生成性。

3.坚持工艺学和范畴的“相互对照”,藉以描摹工艺史轨迹。货币的争论当然不是纯粹思想认识上的争鸣。它涉及到如何给经济范畴“下定义”的问题。如果按照物的科学,形式逻辑的定义法(三段论法)通常是优选目标。这样,货币在定义路线上势必要套上“商品二因素”这驾马车!但是,史书的“定义法”是采取历史的叙述方式。即在这里,“马克思尤其强调了范畴来源上的客观性标准”,“《资本论》开篇以一个总体逻辑扼要地介绍‘行动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工作内容——所谓的‘价值规律的内容与形式’的阐述,是比照人类历史发展的总进程进行安排的。”具体而言,“根据这个阐述,商品必须辩证地从产品体系中引申出来,价值形式必须辩证地从价值(发展)中引申出来,乃至货币必须是辩证地从商品本身——从它的形式规定中,被引申出来。”〔参阅拙文《行动与理论:哈贝马斯批判——<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特殊论的错误是局限在物的科学,用形式逻辑下定义。但二因素的框框仍然需要。这迫使范畴和工艺学的发展相对照,范畴的规定性从中得到了统一:先是“一般等价物”,再是“货币”。“至于‘货币形式’对于‘一般价值形式’进一步的历史改写,那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了,所谓‘金银天然不是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生产力的历史发展,使商品生产选择了有金属冶炼和铸造工艺作为基础的物质技术体系,用来支撑自身的广阔地发展。”“这种发展最终使得抽象劳动具有了货币的社会抽象表现,即货币的社会形式;货币成为了一切商品的抽象代表,即一般商品。在最后这个阶段上,抽象劳动和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可谓是‘完全对接’了,以至于,可说是二位一体的规定性。这其实是抽象劳动的历史发展,是质和量两方面规定的历史发展,是这个‘存在者(规定)’形成和不断社会外化的发展过程,从而,也是‘质’不断化为‘量’的过程。这一过程实现了‘价值之道’和‘价值之德’的历史同一,然后在表述上,多少是采用‘逻辑’的方式,从而需要实际的历史——第二章和第三章——予以补充。”〔参阅拙文《<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15年第8辑〕这事实上是对范畴生产的客观性标准的说明,又由此准确说明了工艺学的发展,展示了广阔的生产力推动生产关系发展,从而它的外表形式——交换关系不断变化发展的一幅历史图画,其中,历史进阶的轨迹就是工艺史到社会史。这种结合物的事,以及货币所依托的工艺学发展(例如金属的冶炼、制造),全面展示了客观批判的内部联系。实质上,这体现的正是事的科学之意蕴和逻辑。

很显然,这一层次的史书规定体现的是“事件本体论”,而不是“本质本体论”。①归根结底,“这是史书的工作特点——生生推理:发生的东西,同时是正在成长和衰弱的东西。显然,这种历史知识是史的认识形式,是结果,而不是前提。所以无论如何,它们不会是‘带有支点的演绎’工作要求的出发点规定,不会是任何的逻辑演绎意义的起点或终点,即‘公理假设’知识。这样,就理解了马克思为何坚持主观批判(即‘理论史’)和客观批判(即‘实在史’)工作接通关系,这是对所谓马克思善于把社会历史形态的思考、论证和阐发与关乎这一问题的学说史梳理和评析紧密结合起来问题的一个判断。”〔参阅拙文《<道德经><资本论>关系简说——论中国经济学的思维和语言》,《湖北经济学院学报》2016年第5期〕如此看来,中华发生学工作逻辑可被认定为这么一句话的规定:发生学乃是辩证法的内置结构。其思维与语言可实现对马克思学说现象的“中华转译”。对中国人的理解与运用《资本论》而言,这就是彻底的方法论上的唯物主义。

 

三、经济形态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书写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境界

 

本体(肯定)——本体批判(否定)——事件相通(否定之否定),这就是“事件之成”的过程,或者说事物发展的“过程事件”。这促成马克思的工作出发点是人类历史的“所有制”。②马克思集中刻画“私有制的历史”,由此,所确立的自然史观形态研究的工作地基是商品经济形态。

“这样一种思维,把‘道’看作是‘变化之道’,或说是任何事物的‘变’‘通’之道。”〔参阅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萧延中译,2008年,第13页〕于是在马克思的考察中,商品生产劳动乃是从一般构造转向特殊构造之经济规定,即特殊之经济形态的社会劳动规定。抽象劳动的概念则表明:人的生理耗费被裹进社会史的进程当中,成为一种抽象的互系运动。从目的论设定的要求看,其不是关乎人的自身活动和生产活动的存在特性,而是关乎人作为存在者(类存在的概念)的特性。例如,具体劳动指代“人的主动劳动”,而抽象劳动指示了人的劳动的被动方面。即具体劳动说明了工艺学的能动性,而抽象劳动则深层次地说明了商品社会的被迫的经济合类性。显然,这是一种“经济必然性”规定。亦即,“历史主体与社会客体的关系给社会史规定的这一特性俨然类似于主体与自然客体的关系给自然史规定的特性。这一特性使社会史在总体结果上表现为不依赖于主体的自觉参与活动,即外在于个体参与实践的自在性过程。”一言以蔽之,“社会则成了卢卡奇和施密特所谓的‘第二自然’。”〔参阅刘森林:《超越“自然历史过程”——也论重新理解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哲学研究》1989年第10期〕所以只是由于《资本论》对资本主义的历史性解读,由于马克思的努力,使“历史发生学”被总体建立起来。显然,这是把历史看作“逻辑”的基础,而毫不夸张地说,只是由于《资本论》,人们才第一次发现蕴藏在历史中的规律性逻辑,据此打通了“专业史”和“总史”。总史的形成乃是诸“事件本体论”的规定总和。③

因此,首先是“货币发生学”,其次才是“资本发生学”。准确地说,货币发生学对应于市民社会I,而资本发生学对应于市民社会II。“伟大的航程从《导言》开始”,“《〈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的写作成功意味着《资本论》结构的‘最初成型’,因而,它是《资本论》逻辑诞生的秘密地。”〔参阅拙文《<导言>的革命:事的科学和研究对象的确立——兼析‘科学抽象法’的反思问题》,《江汉论坛》2015年第9期〕同样以马克思对“价值形式”的研究为例,可以说,“马克思价值形态理论的形成,前后经历了萌芽期:《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写作;发展期:《政治经济学批判》写作;深化期:《剩余价值理论》写作;接近完全期:《资本论》研究和完成期四个阶段。”并且,“正因为这种不断完善和深化,最终促使马克思价值形态理论乃至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体系的生成。”〔参阅陈建华等:《马克思价值形态理论的形成研究》,《当代经济研究》2016年第6期〕“究其原因,《资本论》结构的艺术高度是‘社会客观批判’,这个结构在思维上的形成本身是一个自然过程。”〔参阅拙文《<导言>的革命:事的科学和研究对象的确立——兼析‘科学抽象法’的反思问题》,《江汉论坛》2015年第9期〕那么,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探讨价值关系或价值形式的研究目的至此已经昭然了:揭示历史上自然发生的并发展着的母子工作关系。进一步而言,即寻求“母子发生”之批判方法。“市民社会I,如同市民本身,是一个和单纯商品生产工作形态彼此依存的社会人文形态。它同样是广义的特指资产阶级社会之前的历史经济关系发生运动。”相反,“市民社会II应列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范畴。即是说在发生前提上,以货币为主导的生产固然是依靠了单纯商品生产的空间存在性,但实为商品生产关系类型的转换:一种换成另一种……这个过程表现为货币性质的发生质变的发展时刻。”〔参阅《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31页〕这是经济形态的自然历史过程,它构成“经济形态社会”之规定。显然,经济形态社会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规定。这促使“系统发生学”逻辑(《资本的流通过程》)必须服从于“总的历史发生学”。“商品的发展起点和批判起点锁定了资本批判的唯物主义基础。商品——资本——商品,这个客观的历史进程说明资本主义客观过程固有的特点:第一个环节是‘生产启动再生产’(其中剩余价值生产本身是由‘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结合规定性’所启动的),延续下来的环节则是‘再生产启动资本的流通’。实质内容就是强调‘资本生产’和‘资本流通’的有机统一。”〔参阅拙文《<资本论>的艺术高度:社会客观批判——关于“商品批判”和“资本批判”的历史辩证法》,《上海对外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现象发生学”逻辑(《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本质上由流通过程启动。其隶属于“总的历史发生学”的地方在于:“资产阶级社会有一部特殊历史:资本主义‘道’和‘德’的发展。它扎根在生产史中,显露在流通史中,最后和生活史合而为一。‘道’和‘德’的形成中已经包含了它的发展规定。这部特殊历史是具有独立发展形态的分配史。分配运动在反方向上拱卫资本主义的生产流通过程。由于这个特点,价值和价格的运动可谓是表里如一、相互加强的。这使得资本从来不会表现出行动迟缓的特征,始终以积极的并且是分配形态的面目问世。为了这个理由,资本宁愿作为一架永不知疲倦的社会积累机器,同样要把生活领域变成自己的主战场。”〔参阅《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432-433页〕

经济形态社会的自然历史写就社会客观批判过程:生产行动→再生产行动(《资本论》第一卷),再生产行动→流通行动(《资本论》第二卷),流通行动→社会生活行动(《资本论》第三卷)。这样一来,《资本论》第四卷(《剩余价值理论》)的“逻辑”亦只能写就为隶属客观批判的“社会主观批判过程”,即社会客观批判过程的自我认识(所谓资本的“认识发生学”),工作形式是:社会生活行动→经济认识行动。“归纳起来说,这种认识生产包含的批判意义即在于根本弄清楚历史唯物主义发生学领域内的各种‘母子’工作对应关系,以确保找到‘事物的发生’、‘事物的发展’、‘事物的生长运动’之间的固定在认识上的种种内在联系。”通过事的统一安排,从个别上升到一般的过程规定得到了全面彰显,“‘剩余价值’(资本的认识范畴),就能够同时作为认识规律的规定性来予以工作对待,实际上,它是资本主义客观批判和主观批判的总的‘认识形式’。”〔参阅拙文《<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15年第8辑〕

当此阶段,“一切事件的内部或事件之间错综复杂、千变万化的关系都是内在的,可以看为一个基本形式,那就是‘阴-阳’及其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依赖。”〔参阅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萧延中译,2008年,第13页〕于是可创设《资本论》的新的理解架构:阴阳(《资本论》第一卷)——五行(《资本论》第二卷)——八卦(《资本论》第三卷),这是所谓的“《资本论》之于中华经典文本的思想性衔接”,可见,“立足方法和逻辑,‘历史-思维-语言’的实践态的工作体式得以整体凸显。”〔参阅拙文《国学感召与<资本论>在今天——纪念<资本论>第一卷出版150周年》,《黑龙江社会科学》2017年第3期〕

然则,什么是弘扬历史唯物主义发展境界?扼要说,就是继承发展、相生相克、代代相继之母子工作体式。纯粹的历史过程(尤其实证主义)偏重于专业逻辑,使经济史局限于“专业史”。统一史规定则升华了专业史,消弭了专业史的编纂性质,撤除横亘在专业史之间的“逻辑隔板”(如资本总公式的矛盾),就达成创造性理解的境域。④可见,发生学工作逻辑的连通意义上的“四卷结构”较好布局了主批判和客观批判,实现了它们的统一。这是把握总史的条件,也是“总体历史(规定性)”最终实现的条件。由此工作起步,资产阶级经济学的“解释学逆转”被终止,学科工作逻辑由“解释的方法”转向“发生的方法”。反过来看,只有遵循专业史→总体历史的行动逻辑轨迹,我们才能够深入体会“自然历史过程”的深义。它决不是说把社会设想为同自然界一样有规律,或者说对“客观规律”之存在性的一种全面贯彻和推广,而在于强调“历史研究指向的是‘客观批判’。”从而,“在马克思那里,‘道的规定’和‘历史’更多地被统一起来。”〔参阅拙文《<资本论>在何种意蕴上是“史书”——兼析<21世纪资本论>的历史书性质》,《江汉论坛》2016年第5期〕

 

四、总体历史规定:书写“百科中的一科”

 

  深受马克思影响的卢卡奇,这样归结总体性理论:“只有在这种把社会生活中的孤立事实作为历史发展的环节并把它们归结为一个总体的情况下,对事实的认识才能成为对现实的认识。”并且,他指出:“具体的总体是真正的现实的范畴。”〔参阅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关于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商务印书馆,杜章智等译,2012年,第58-59页〕

  但在马克思看来,总体历史是历史存在与发展的总方式。并且在他看来,总体性的辩证法是彻底认识社会历史之惟一现实可能的方法。这毫无疑问地提升了事件相通性,达到“通变”的层级。后来者如卢卡奇则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正是拯救了黑格尔的这一方法,马克思的历史道路鲜明地体现为具体和总体的双重原则:一方面是对历史趋势、历史动力、历史发展进程的大致描绘,这一描绘不是为了颁布铁的规律,而是要破除决定了历史发展进程的绝对者,历史发展的方向与趋势就包含在历史自身之中,而不需要向历史之外去寻找;另一方面,马克思坚持历史道路的具体性原则,历史发展的特殊性成为晚年马克思社会历史研究的主题,尤其是对东方社会特殊性的洞察构成了马克思丰富发展历史唯物主义的素材。”〔参阅何莹:《历史性、总体性与现代性——赫勒现代性批判视域下的历史哲学研究》,《学术交流》2016年第3期〕

    一言以蔽之,历史总体(规定)是辩证法在历史领域里的总体性表现。由此看来,所谓“总史”(总体历史),是“多学科统一”(百科全书规定)研究意蕴的总体历史科学建构观。这样,我们在讨论货币发生学时,需要把“商品发生”作为它的建构元素,需要考虑完整意蕴的商品发生学。同样的道理,当讨论资本发生学时,顺推下来的结果是,亦必须考虑完整意蕴的货币发生学。这些过程的联动迫使历史只能作为“整体逻辑”来书写。然则,历史必须作为“整史”进入考虑之中,由此,“劳动二重性”表达的是一既具现实性根据、又在内涵逻辑上不断变化之历史动态理论规定性。而这基本上就是劳动二重性学说原理出笼的凭据。劳动二重性工作连通的是商品批判“政治经济学”之对象规定和研究对象规定。这种逻辑书写历史的方式旨在克服类似以下的研究缺陷与工作不足:“由于坚持把历史仍然当成‘历史逻辑’研究……但行动的内涵的表述较为模糊。这导致可能无法讲清楚资本的生产行动、流通行动、生活交往行动的质的区别基础上的内在联系……‘商品和货币发生学’、‘货币转化资本发生学’、‘剩余价值发生学’、‘资本积累发生学’……等等,某种意义上,工作努力仍然是一种‘逻辑构图’:在诸文本间寻找联系链条,寻找各类‘逻辑历史’之间的文本的结构联系。”〔参阅拙文《我为什么与如何写<保卫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报》2015年第4卷〕

归根结底,总体性是根本方法。总体联系不再是孤立的“生产一般”、“分配一般”、“交换一般”、“消费一般”,而在于把消费当生产来写,把交换当生产来写,把流通当生产来写,乃至把分配当生产来写,将它们作为总的学科建构元素来予以对待。这样,“总生产”的概念得以确立,国史、天下史、世界史的规定性得到统一,“物本体论”的理论规定被拒斥,“事本体”规定得到确立,而产生事科学语境下“本体论批判”之工作效果。例如以《资本论》首章工作体例为例:(1)以商品的存在批判来书写“商品历史的存在”,工艺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区别和联系就得到极大地彰显。一言以蔽之,就是“商品体”这个特殊存在。如对使用价值而言,“物的有用性使物成为使用价值。但这种有用性不是悬在空中的。它决定于商品体的属性,离开了商品体就不存在。”〔参阅《资本论》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8页〕另外一方面,“假如商品能说话,它们会说:我们的使用价值也许使人们感到兴趣。作为物,我们没有使用价值。作为物,我们具有的是我们的价值。我们自己作为商品物进行的交易就证明了这一点。我们彼此只是作为交换价值发生关系。”〔同上,第101页〕(2)以本质批判书写“商品历史(生产)的本质”,这使我们清楚地看到“体现在商品中的劳动的二重性”。一方面,具体劳动是自我历史批判,这促成了劳动分工的发展;另一方面,人类劳动本身亦是批判的发展的,这样就产生了“简单平均劳动”的概念。这种社会标准的形成“是在生产者背后由社会过程决定的,因而在他们看来,似乎是由习惯确定的。”〔同上,第58页〕(3)首章说明的是“商品的概念”,即“价值(形式)”,同样是从批判角度进行的。这样的概念批判的目的是说明:价值决非是在交换中被设定为“假设前提”的纯粹认识形式,它体现的是抽象劳动的历史生成与发展,而后者又是生产劳动本身伴随交换关系的发展。这种概念史是对价值规律历史的批判性表达。(4)最后一点是关于“商品拜物教”的精神现象学和历史现象学的批判。“《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是对价值之道、价值之德实施的历史视角的认识批判,或者说,也就是摹写‘价值的认识形式’。如果我们把它和《<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进行对照,可以发现:马克思这里运用的是‘白描手法’,即努力撇开文化史,专注‘历史的叙述’。这种以‘立’代‘破’的运笔方式旨在高度彰显‘商品的精神现象批判’的历史性,并进一步把它归结为‘历史现象学批判’。”〔参阅拙文《<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15年第8辑〕

透过“总生产”,我们看到,《资本论》书写资本运动和结构的基本图型是“生产关系-交往关系”。其最高宗旨是确立工艺史、经济史、思想史、文化史之统一。这就要求综合考量生产方式,突出它的“客观批判史”和“主观批判史”的统一。这种工作一旦做到,我们就能够认定:经济的社会形态的发展乃是一种自然史的过程。⑤而能够做出结论:“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参阅《马恩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五、建立批判:破除“现实的历史”存在论

 

《资本论》建立总体历史观,其目的绝非为了屈从“现实的历史”,真实工作意图委实是指向了“历史批判”——尤其对“现实的历史”的批判。“自然史”进程是合规律的,然而是合“必然性规律”。可见,“超越社会发展的‘自然史过程’是马克思哲学的最高期望的表达。”〔参阅刘森林:《超越“自然历史过程”——也论重新理解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哲学研究》1989年第10期〕因此,《“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一文(以下称“孙文”)错误之处在于:把《资本论》非法为“存在论”,这样就把客观批判主观认识化了,特别是混淆了“批判(=发展)的规定”和理论逻辑建构的工作关系。孙文的核心观点在于:“《资本论》是关于‘现实的历史’的存在论”,认为这是“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存在论’”。这样的路径是使总体历史重新退回到专业史的理解水准,而无助于把握“经济形态社会的自然历史过程”。我们且看一看“存在论建构”的理论旨趣是什么!按照孙文的讲法,不外乎是这么两项:(1)“为‘缩短和减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阵痛’和实现人类解放指明了现实道路,也为反思现代性提供了深层的存在论解释”;(2)表明“马克思是真正的人道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并不是抽象的人道主义”。〔参阅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

但是,人类之自由是通过克服“自然必然性”达到的。客观批判归根结底是“史”的进程。于是,“将历史发展过程说明为由这些‘史’的内容和形式的统一规定所构筑,乃是升华了《资本论》的工作逻辑。这是绝对的历史主义和行动主义。”〔参阅拙文《<资本论>的逻辑究竟怎样练成——兼谈如何写<保卫资本论>》,《经济理论与政策研究》2015年第8辑〕对此,我们必须说《资本论》的艺术高度是社会客观批判。按照孙文的讲法,资本实现“现实的历史”的线路为:资本的逻辑——运动本质——现实的历史。这当然是纯理论建构的路数:建构-批判-建构;内含的逻辑期望不过是:“自觉地实现了以逻辑的运动去展现‘现实的历史’。”〔参阅孙正聿:《“现实的历史”:〈资本论〉的存在论》,《中国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于是,“我们对此提出真实反批评(即确立正确批评方式)的线路(批判-建构-批判)是:资本的存在批判(资本的历史)——运动本质(资本的逻辑)——现实的历史批判(资本的自我扬弃运动);以此直击所谓:‘资本运动的逻辑既构成人类存在的现实的历史,又构成资本主义的自我否定。’”〔参阅《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9页〕

这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是“本体论批判”,而这一批判显然和本体批判相呼应,从而对事物发展的思考是从否定的环节被引入的。⑥这样做的工作效果:如前所述,第一,判定“生产一般的规定是为工作批判准备的靶子”,而肯定:“从生产的发展(客观批判)到生产关系的发展(社会客观批判),是理解‘一般的抽象的规定’置前的机要之处。”〔参阅《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17页〕第二,言明:“《资本的生产过程》从历史批判角度摹写‘历史的资本’: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总之,这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总体制约着的资本自我否定发展的历史批判结构。”〔同上,第20页〕第三,由《资本的流通过程》整体摹写“现实的资本”乃是“资本积累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的矛盾运动”,相应,“《资本主义生产的总过程》从现实角度揭露和批判资本主义经济现象的发展:摹写‘历史现实’。”〔同上,第20-21页〕第四,据此可以判断:“《〈资本论〉的存在论》以历史为解释原则的理论建构主义命题与《资本论》的艺术结构在工作实质上毫无关联性。其停留在‘存在的秘密’层次,并不能获得关于‘认识的秘密’的真正知识,形成不了真正性理解。”引出深层次批评:“其立足于人的现实的历史,研究手法是等同存在的秘密和认识的秘密,意味着对社会客观批判规定的回避。”〔同上,第23页〕

在“存在论”看来,主观批判是自立的。这同史书工作意蕴是根本违背的,从而不可能在方法论上真正谋求对于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最大反动”,实际上恰恰相反,其对“结构主义”、“科学主义”、“形式主义”进行了适当的妥协。深层次看,这是研究方法上的唯心主义。它忽略了:《资本论》中的科学性和阶级性规定是严谨统一的,盖因它们艺术地结成统一体,才通过批判性,进一步结成了完整的工作逻辑,从而,又借助历史自身的发展有效指导所服务的现实,并指引未来。“一言以蔽之,其首先是‘行动理论’,而不是‘知识理论’”,而对历史工作规定的深掘则在于揭明“《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进一步强调:“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富有的积极内涵是统一了历史、阶级、实践和行动。”〔参阅拙文《行动与理论:哈贝马斯批判——<资本论>中的历史唯物主义问题》,《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

至此,我们得到体例完备意义的“史学阐释”。它从逻辑上对应了《资本论》四卷结构的生成。即《资本论》写作发轫于《剩余价值理论》写作,而马克思又把《剩余价值理论》视作《资本论》的历史部分,排列在理论部分之后。这不过又在说:在理论部分的对象的阶段,主体正处在反思中,当其成熟发展之时,就是历史反思成功之日。于是从后思索,形成批判工作逻辑,在叙述上则要求顺着历史生长本来进程来展示事物构造!所以必须坚持把认识反思和批判本身归结为历史成长的产物,从而,《资本论》历史部分根本是理论部分在对象上的发展的产物。这些工作最终展现了主客观批判的艺术性统一。

 

六、附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学科属性之意蕴

 

以上的说明在于揭示“史书”的工作意蕴:以事的科学的构建把握“本质范畴”(道和德),其指向了“生生推理”,又以事件的本体论批判具体揭示和系统把握“本体论的本身”(本质的本体论批判)。换言之,通过创造性地理解“历史之事”,它促成政治经济学批判成为“学科方法”。如上所论,全部落脚点就在于坚持把“批判”建立为工作逻辑,说到底,批判是方法,批判是逻辑,批判是道路,批判是历史真实。因此,《资本论》史书工作意蕴有力地表明:政治经济学批判方法论所依靠的学科规定始终是历史领衔的“百科全书”。

最终得以解密这一问题: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学科属性具有何种意蕴?突出辩证法,而且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它彻底解决学科工作逻辑究竟是采用“解释的方法”,还是“发生的方法”的问题,赋予发生学批判工作内涵之“解释”以突出的地位。从而,它真正要表明的是:研究方法的唯物主义取向在于把主观批判原则归结于客观批判;相应,必须坚持把主观批判的自觉性,即研究者的“研究启动”(一般而言,主观批判是客观批判的先导行动)一方面归结为“历史的反思行为”,肯定为社会本身的认识行动上的自觉性,另一方面需要认定:其必然是从客观批判的内在行动诉求中引出的,乃至是真正意义的人类史对于自己的自然史的“一种历史召唤”。⑦

然而一般的认识是:讨论辩证法问题必须是从资产阶级古典哲学开始,尤其从对德国古典哲学的讨论开始。该教条是忽略了政治经济学语境中的“辩证法原像”问题,并且完全没有把政治经济学批判认识为“经济哲学”之方法论的规定,——后者是马克思站在“史的高度”提出的逻辑方法的总设想。于是人们谈论辩证法,总是陷于抽象,忽略了抽象和具体关系上的物质内容——社会历史生活。可如上所论,“中国辩证法”的工作效果自然不会是孙文的主张:认为现实是不能“跳过”的,而一味谋求主观批判上的认识自觉性。因此,上述教条也对中国语境之政治经济学批判工作规定采取了同等程度忽略的态度。致使其不能认识到,“或许,马克思主义是西方思想中提供与中国哲学传统相应部分与之对话机会的最为重要的要素。”并且,“在这一对话过程中,发展出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的中国版本,这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体系在毛泽东的思想中达到了成熟。”以致,我们甚至可以说,“现在中国流行的哲学术语‘辩证唯物主义’,不仅贯穿于哲学层次的对话之中,而且也已成为普通人生活和思维习惯中的日常用语了。”〔参阅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萧延中译,2008年,第1页〕这些自然是属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广阔的学科背景的规定。中国人以伟大的超越性文本和独立的马克思主义和《资本论》研究品格,在科学运动风起云涌的19世纪和20世纪,已然创造了伟大的中国辩证法的历史与现实的工作语境。而在新世纪,又迎来和整体进入“保卫《资本论》”的研究时代。这就是中国人的工作特点:“坚持,继承,批判,发展,创新,提高”,“这是所谓‘当代经济学建设’之工作内涵。”〔参阅拙文《<资本论>在何种意蕴上是“史书”——兼析<21世纪资本论>的历史书性质》,《江汉论坛》2016年第5期〕一言以蔽之,从历史中批判,于文化、思维、语言中蕴存,其解放了辩证法的神秘性质,消除了公式主义的法则,将唯物辩证法认定为“循求相通”。并且,“正是在这样一种‘东方式逻辑’的框架中,毛泽东倾向于‘马克思主义’必须变成与‘中国具体特点’相通的东西;马列主义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它与不同国家具体革命实践的‘相通’性。”〔参阅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萧延中译,2008年,第143页〕

总之,“《资本论》绝不是资本的客观逻辑知识,指示历史现实(即历史的发展),决非单纯的现实历史(即现实本身)。”归根结底,《资本论》“摹写‘现实’,为了更好地指示‘历史’”;而在最终目的性上:“其指示资本的这种发展特性:资本一边发展自己,一边消灭自己。”〔参阅《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21页〕可见,这是力量之崛起,它超越了科学主义的一切弊端。

 

七、结束语

 

《资本论》和《道德经》毕竟不同,洋洋洒洒,亦历史亦逻辑;同时,《道德经》亦只能看作是逻辑版的“道史”和“德史”。这锁定了“资本”的巨型条目体的体例构造:史书工作背景的“资本之道”、“资本之德”的批判性记述,说详细点,亦就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逻辑与史书工作体例之统一。由此可彰显《资本论》“史的结构”意蕴:(1)对象史:广义的历史学科探索;(2)研究对象史:在上述基础上加入了“范畴史”研究;(3)资本史:在上述基础上复加入“批判史”研究。这样的行程其实是《资本论》四卷结构体式诞生的秘密,亦是“系统的历史记述”和“批判的学科方法”之结合标题结构的产生由来和工作涵义。历史-逻辑统一据此工作还原为“历史-思维-语言”的体式,创造性转化为“中华语境”的科学逻辑。总体看,这是中西方学术共演结构的一个有效联结之点、理解之点,它启蒙了“事的工作本位”,具体化了人的发展和物的发展,使它们分别定格为彼此依存的实践态的社会行动逻辑,例如“生民养民”和“生劳养劳”,使得立足于总体经济形态的理论科学建构有了可能。

 

注释:

 

①我们看田辰山的相关论述:“沉淀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的,也是‘事件本体论’,而不是‘本质本体论’。就中国马克思主义而言,对某一人物的特性化处理,也是事件性表述;这种表述是在人物既是主体也是行为的互系性模式中进行的。在中国马克思主义中不存在超越意识,蕴涵的不是二元论或两分法的思维,它秉承的是互系性的自然宇宙观。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二分法理论基础,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讲的仍然是同一事物内部之间那种偶对体的关系,双方均成为构成彼此目前状态的必需条件。”〔参阅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萧延中译,2008年,第11-12页〕

②如前所论,其破除的是“私有制的普遍理性”,即“人类商品生产具有两种工作形态:单纯商品生产以及资本主义生产。后者是前者的一个特殊化发展的规定,内容上固然涵括并延续了前者,工作形态是对它的直接否定。”具体而言:“单纯商品生产以商品导引货币,资本主义生产刚好颠倒过来,是以货币导引商品;前者发展直接的商品-货币关系,后者则致力于发展货币-商品关系。即在基于商品的生产中,货币的规定为商品的规定所统辖,而在基于货币的生产中,商品的规定为货币的规定所统辖;前者在生产目的上可说是作为使用价值的商品生产(生产商品),后者在生产目的上可说是作为价值的货币生产(生产货币)。”“这样可以说,单纯商品生产没有脱离开普通的人类学意义,资本主义生产具有特殊社会学含义。商品生出货币彰显了产品社会的发展,货币进一步转化为资本则显示出商品社会本身的发展。发展中介刚好就是‘货币(生产)本身’。”〔参阅《保卫<资本论>——经济形态社会理论大纲》修订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第326页〕

③名,可名,非恒名。可名,即名之成,是通常说的“下定义”。形式逻辑的定义法走的是解释学路径,为专业经济史的系统研究所摈弃,因为所涉及的不是纯粹的逻辑过程,乃是历史过程,是对内部联系加以详尽说明的逻辑研究。由此立论,专业史研究始终是基础和出发点。立足多学科的史的路径,“总体发生学”历史图景就容易建立。所以,必须坚持把生产形态看作是“历史的”,同时调用多学科手段解剖“生产形态的历史”。如王亚南的这个说法:“在有关经济的诸科学的成立顺序上,经济史学一般是要落在经济学之后的。”但是,“经济史的研究,其最困难之点,与其说是在史料过于繁杂的现代,却毋宁是在史料过于简单贫乏的古代以至现代以前的社会,而现在以前诸社会的认识,又会妨碍其对于当前社会的理解。”也因此,“必须由这狭义的经济学的研究,理解了资本主义经济运动法则,理解了资本主义经济的来踪和去迹,然后始能引导我们去探究前资本主义社会的(乃至后于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发展法则。”〔参阅王亚南:《中国经济史研究的现阶段》,载于国立中山大学出版《经济科学》1943年第5期〕

④本文将“统一史”界定为天下史和世界史的统一。由来是关于中国单调不变的论见被视为理所当然,从而,母子相贯、“道+德”内置和生生不息之中华统一体制被相对忽略。因为在近代,“中国发展失败的例子不但使资本主义可以显示其文明之特殊属性,也呈现出其作为一种有效的政治经济型式之优越性。”于是,“中国经济取得发展的惟一希望则是告别过去,并从西方学习。这一见解在浪漫主义、黑格尔派哲学、实证主义等之学术传统中愈来愈根深蒂固,迄于20世纪的最初数十年。”〔参阅《中国与历史资本主义——汉学知识的系谱学》,新星出版社,古伟瀛等译,2005年,第5页〕但是,“在各历史阶段发展转变过程中体现着的法则,当然是作用在一定社会经济基础之上的。但任何一个民族或国家,经历无论哪一个历史阶段,很少有一个单纯的或同一社会性质的经济结构或经济形态,让它那种法则‘很爽快的’或不受阻碍的表现出来,反之,法则的严存性与贯彻性,却正好是由通过种种阻力,或克服那些阻力,而被认识着、理解着。在一种新社会经济形态取得存在的过程中,我们会看到,阻碍它的是旧的传统的经济制度,但当它已取得了社会支配形态的地位,它本身又必然要孕育出一种代替它的更新的社会经济形态的因素,而使它自身变为被克服的阻力,这正是历史法则的表现。”〔参阅王亚南:《中国社会经济史纲·绪论》,载于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1945年第1卷第4期〕

⑤例如鲁品越教授认为:“人类历史的确是人类有意识的实践活动创造的。而这种实践活动,不论是政治的、军事的还是文化的活动,最后归根到底必须诉诸物质生产活动才能真正得到实现。因此人们有意识进行的这些实践活动最终通过物质生产活动而被物质化了,形成了独立于人的物化劳动的世界……这个过程的不断的历史积累,形成了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所说的社会发展的‘自然史过程’。”〔参阅鲁品越:《鲜活的资本论——从深层本质到表层现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264页〕

⑥在这里,“‘辩证法’被纳进了‘通变’的视野。”而反映通变的一个语言现象是:“‘社会’和‘存在’在古汉语中没有一起配合构成过一个词……在‘通变’的哲学环境中,它们呼唤互系关系的宇宙观念,历史性、境域化的具体情势,事物的特性和一种动态的变化过程。它们从来不表达概念性二元论。”〔参阅田辰山:《中国辩证法:从<易经>到马克思主义》,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萧延中译,2008年,第118-119页〕

⑦按刘森林的讲法:“这样,我们就获得了‘自然历史过程’的本质内涵:它既不是指社会规律与自然规律客观性的类同,也不是指社会发展遵循绝对必然性;不是指自然史与社会史在自组织的多样化这一内涵上的类同,而是指社会史总体结果上的非主体性,人类主体对社会客体运行的非调控性,即社会史的自在性、盲目性和无计划性。”〔参阅《超越“自然历史过程”——也论重新理解社会发展的“自然历史过程”》,《哲学研究》1989年第10期〕

 

 

来源:《河北经贸大学学报》2017年第5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7-08-05 09:1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