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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国刚、赵 杨:我国发展低碳经济面临的挑战

 

 

近年来,由于二氧化碳排放过量引起的全球气候变暖成为了炙手可热的自然科学问题与社会问题,其因给世界各国的经济政治环境带来深刻影响而被全球所重点关注,成为了全球性的经济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世界环境组织发布报告称:人类活动是二氧化碳的主要来源,温室气体排放主要源自于重工业,其原因是由于重工业生产伴随大量石化能源的使用;如不有效对温室气体排放进行管理与控制,全球气温将不断上升,尤其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将使得气温上升更为明显。

随着气候变化已经成为既定的科学事实,国际社会对于气候变化的影响日益关注,国际气候制度的谈判不断向前推进,世界各国对于建设低碳经济以应对全球变暖的共识以及承担碳减排任务也不断得到加强。

2003年的英国能源白皮书《我们的能源未来:创建低碳经济》最早提出了低碳经济的概念。2006年,英国经济学家斯特恩在《斯特恩报告》中呼吁全世界都应该向低碳经济转型。20077月,美国参议院提出了《低碳经济法案》,20096月美国众议院通过了《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此法案主要是规划了美国低碳经济的发展途径和具体措施。迄今,已有多个国家相继制定了各自的低碳经济发展规划。

低碳经济的发展,一方面是要完成政府节能降耗指标的要求;另一方面更要积极调整经济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益,发展新兴工业。这是改变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粗放后集约的发展模式的现实途径,是实现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保护双赢的必然选择。

在全球气候变暖的背景下,欧美发达国家大力发展低碳技术,并对产业、能源、技术、贸易等政策进行重大调整,以抢占先机和产业制高点。发达国家已经越过了使用高碳能源为动力的阶段,可以依赖清洁能源保持其现有发展水平。因此,发达国家提出的低碳经济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构成巨大的挑战。

截至目前,中国经济增长方式仍然粗放,资源能源利用效率还较低,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着一系列资源与环境的瓶颈问题。由于数十年来忽视环境问题,以及中国对煤炭资源的严重依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气候变化已成为了21世纪以来压在中国头上的三座大山。作为碳排放大国的中国也因此在2009年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前夕向世界承诺:到202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然而,一个无法否认的现实是,自2009年至今中国雾霾肆虐程度有增无减,目前中国的碳排放总量占全球总量的28%,已超过欧美总和;20149月,中国人均碳排放量首次超过了欧盟的人均值,2015年全国受雾霾天气影响的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四分之一以上,波及人群达6亿人;另一个毋庸置疑的事实是,中国GDP增速始终保持在中高速增长区间。可以这样说,保持一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与控制二氧化碳过量排放带来的污染无疑是一个相互制衡的博弈问题,导致中国政府受到的国际压力日益增加,资源环境约束成了中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制约。

中国实现碳减排面临着诸多的难题。一方面,中国处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快速发展阶段,而低碳技术又面临瓶颈使得能源利用率较低,对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带来了很大的困难;另一方面,中国幅员辽阔,各省、市、自治区的资源初始禀赋存在很大差异,区域经济发展尚不均衡,导致我国碳排放不仅表现为总量上的增长,更呈现出区域性的排放差异;政府在致力于降低碳排放的同时,要解决区域经济增长差异、利益分配与共享等许多经济与社会问题。由此产生的一个思索就是对于经济增长速度的控制,如何在保证一定的经济增长速率下控制碳排放量、协调各方矛盾达到均衡最优状态,是亟待解决的问题。

从全球经济领域看,低碳技术与低碳经济是未来20年内国际竞争的制高点,低碳经济将成为推动世界经济新一轮增长的增长点。对我国来说,实现工业化、城市化与低碳化的协调发展,既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抉择。“十三五”期间是去污染化的过程,推进绿色低碳发展模式对新常态下我国经济转型与增长具有根本意义。中国经济“新常态”的提出就是在经济结构对称态的基础上寻求可持续发展的增长点,从资源约束视角而言是在当前资源环境承载力已达上限的基础上寻求绿色低碳发展的新方式。换句话说,中国当前要在经济增长与碳减排目标的制衡博弈中试图找到一种“平衡”。因此,差异化的减排机制对于区域乃至全国碳减排都是重要且必要的,探求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碳排放区域差异的深层原因就成为了解决上述问题的关键。

 

来源:《马克思主义文摘》2017年第4

网络编辑:岚河水

发布时间:2017-08-05 09: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