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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志丹:论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多维创新

  编者按:新时代面临的“两个大局”是百年来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历史性大局和世纪性巨变,“两个大局”对党的工作全局以及意识形态工作带来了诸多新机遇、新挑战和新问题。习近平深入思考了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形成了一系列的原创性思想贡献,这些原创性思想贡献体现出多维的思想创新。以历史唯物主义揆之,这一思想创新是守正创新式创新、参照比较式创新、话语重构式创新和系统集成式创新“四位一体”、有机统一。唯有立足“两个大局”“两个结合”“三大规律”三个维度来深入领会把握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想,其多维创新及其重大价值意义才能充分彰显出来。

  意识形态是基于认识解释以改变世界为目的的思想信仰价值体系,它既具有移山填海的“时代覆灭”的社会改变功能,同时又如“社会的水泥”(葛兰西语)般具有强大的社会整合功能。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组织、社团、家庭,无一不处于意识形态的“空气”之中。进言之,意识形态工作是一种“广谱性”的渗透性工作,涉及党和国家工作的全局,是管全局、管总体、管长远的工作,影响甚大。可见,作为“国之大者”,意识形态工作极端重要,不可小觑。而国家安全的维护是在变动不居的环境中进行的,需要意识形态创新。因此,意识形态作为一定的经济基础的“副现象”(汤普森语),其功能发挥和提升需要自身的与时俱进、不断创新。从根本上说,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创新,是为了加强思想统治、维护政治合法性的需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在分析世情、国情、党情的基础上,对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进行了新定位新阐发新论述,强调要从政治、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认识意识形态工作的重大意义。如何完整准确解读该思想的原创性(“原创性”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原创性”有三:一是新思想新理念新观点的提出(原始性创新),二是系统整合集成他人思想,三是思想的重提及其当代运用和新发展。狭义的原创性仅指第一种。),规避“高级黑”“低级红”的误区,防范割断历史、断章取义的“非法解读”,是当前深化该思想学术研究的突出课题。

一、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多维创新

  新时代以来,习近平对意识形态工作新问题新挑战进行了系统阐发,提出了原创性观点,逐渐形成了内容丰富、逻辑清晰、体系完整、多位一体的思想体系,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原创性、现实针对性和实用性。通过梳理2013年习近平“8·19”讲话等相关“显性文本”,并结合“隐性文本”进行深度解读,我们可以凝练概括出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十一论”,即地位论、根本任务论、内容论、原则论、方针论、新领域论、方法论、创新论、对象论、制度论和管理论。新时代党的具有原创性的意识形态工作思想,集中揭示了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规律,其多维创新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其一,守正创新式创新。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思想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这一创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两个结合”,同时也吸收了世界文明的积极成果,因而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式的毁灭性创新或者创造性破坏,而是守正出新式的创新。

  这里试从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特别是在理论方面的“地位论”来加以阐发。在“8·19”讲话中,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那么强调意识形态工作重要性符合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精神吗?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的根源在尘世,在犹太人“卑污的实践活动”中,而不在宗教的天国,不在哲学幻想的天空,因而它不是黑格尔意义上的具有客观性的“绝对精神”,更不是施蒂纳意义上的“唯一者”。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意识形态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它不是本体,而是“副现象”;不是根据、主词,而是“被决定”、宾词。西方马克思主义鼻祖卢卡奇说道:“谁要是把各种意识形态看作形成它们的基础的经济过程的机械和消极的产物,那么他就丝毫没有懂得它们的本质和发展。”换言之,意识形态作为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会受到物质利益等各种社会条件的限制,它并不具备绝对的独立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完全受动的、僵化的,它也可以成为积极能动的因素,这就是马克思关于意识形态的反作用和在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的思想。恩格斯指出:“经济状况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显然,上层建筑当中包含作为文化灵魂和核心的具有重要实践功能的意识形态。恩格斯还说:“政治、法、哲学、宗教、文学、艺术等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作用。”不难发现,恩格斯并不因为在归根结底的本体论或者终极性意义上经济基础是一种决定性因素,而断然否定社会结构中一切元素之间具有的“相互作用”,以及它们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

  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精神的基础上,毛泽东对此做了适当的拓展和深化,认为文化反映政治和经济并具有反作用。毛泽东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并从多个层面阐述该问题,特别是从思想政治工作(包含意识形态工作)对经济工作的“统帅”和“灵魂”作用来认识意识形态的反作用问题。毛泽东还指出:“不注意思想和政治,成天忙于事务,那会成为迷失方向的经济家和技术家,很危险。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思想和政治又是统帅,是灵魂。只要我们的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稍为一放松,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就一定会走到邪路上去。”因此,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与坚持经济建设的中心工作地位是相辅相成的,是发挥意识形态对经济、政治的反作用。“因为我们承认总的历史发展中是物质的东西决定精神的东西,是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同时又承认而且必须承认精神的东西的反作用,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的反作用,上层建筑对于经济基础的反作用。这不是违反唯物论,正是避免了机械唯物论,坚持了辩证唯物论。”这彰显了唯物论与辩证法之间的内在契合、有机统一,深度契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

  总之,意识形态在归根结底的普遍性意义上的“被决定”,并不意味着在任何时候它都是矛盾的次要方面,都是支流和被支配的因素,若然,那就不是唯物辩证法,而是机械辩证论。下面,我们来看两段经典论述:“当着如同列宁所说‘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时候,革命理论的创立和提倡就起了主要的决定的作用。当着某一件事情(任何事情都是一样)要做,但是还没有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的时候,确定方针、方法、计划或政策,也就是主要的决定的东西。当着政治文化等等上层建筑阻碍着经济基础的发展的时候,对于政治上和文化上的革新就成为主要的决定的东西了。”“从根本上说,经济发展决定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但政治发展和文化发展也会反过来对经济发展产生作用,在一定条件下还可以产生决定性作用。”不难看出,基于历史唯物主义的意识能动性观点,基于意识形态的反作用以及一定条件下的决定作用理论,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就是理论逻辑之必然。试想,如果无论在任何条件下,意识形态只是消极、被动之物,强调其极端重要性似乎就难以理解。由此可见,坚持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定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精神,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赓续和倡扬。

  其二,参照比较式创新。世界是一个有机体,也是一个矛盾统一体和过程集合体。意识形态工作亦复如此。对外来说,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工作大系统中的一个小系统,与“兄弟姐妹”系统之间存在着相映成趣的比较关系;对内来说,意识形态工作内部诸方面也存在各种更小的系统,其中也有“全面中的重点”和“重点中的全面”。比如,对象论中认为意识形态工作的对象是人民群众,特别是在互联网意识形态工作中主要对象是青少年。这种创新是参照比较式的。

  此外,特别具有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的是“地位论”。实际上,“8·19”讲话习近平是把意识形态工作与经济工作放在一起加以比较来阐述分析的。这是在改革开放已经长期把经济工作当作党的中心工作的前提下,提出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问题。自党成立以来,如何处理主要矛盾和中心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之间的关系,一直是党的重要关切。在结构主义的框架中,毛泽东是把意识形态放在社会结构之中来把握和理解的,认为意识形态是社会结构的内部要素,由该社会的政治或经济所决定、表现为后者并为前者服务。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毛泽东一直强调这一重要思想。在抗日战争时期,为了配合全民族的抗战,毛泽东指出:“文化革命是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且为它们服务的。”随着战争的结束,国家的主要矛盾发生变化,党的中心工作发生转移,经济建设由外围工作走向中心工作。基于此,毛泽东认为:“思想工作和政治工作,是完成经济工作和技术工作的保证,它们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革命的思想斗争和艺术斗争,必须服从于政治的斗争,因为只有经过政治,阶级和群众的需要才能集中地表现出来。”毛泽东及时提出了意识形态工作要与经济工作相统一、相结合,“一道去做”的思想。毛泽东在深刻理解马克思恩格斯灌输理论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发挥了“思想教育”理论,认为“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在改革开放的语境下,邓小平指出:“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改进宣传工作,已经作为保证这次调整的顺利实现、巩固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摆在全党同志面前。”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时期,党强调要同时抓好经济建设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不放松。就文本分析来看,这些相关的阐述准确定位意识形态工作和经济工作并把两者放在一起加以阐述,客观上为科学把握两者关系做了必要的理论准备。

  回顾历史,改革开放之前我们对于经济工作的认识,缺乏对于其定位为党的中心工作的连贯认识,诚然,这一偏颇与国际背景有关,更与我们党对内外形势的误判不无关系。改革开放以来,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经济工作被确立为党的中心工作。步入新时代之后,中国经济持续稳居世界第二,中国是否还要继续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一些人存在疑虑甚至产生动摇。对此,习近平在不同场合重申了坚持党的基本路线,特别是在“8·19”讲话中,在重申经济建设中心工作地位的同时,把经济工作与意识形态工作相比较加以阐述,阐明了两者各自的不同定位以及两者之间的辩证关系。“在集中精力进行经济建设的同时,一刻也不能放松和削弱意识形态工作”,“只有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搞好,国家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都增强”,我国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继续行走于康庄大道。不难看出,这是一种在新时代的语境下,与经济工作作为参照系加以阐述的关于意识形态工作思想参照比较式创新。

  其三,话语重构式创新。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创新不少是话语创新,话语创新说到底根源于思想创新,“地位论”就是其中的典型表现。中国共产党人历来非常重视意识形态工作,把它当作优先性和引领性的工作来抓。毛泽东指出:“首先制造舆论,夺取政权,然后解决所有制问题,再大大发展生产力,这是一般规律。”“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革命的阶级是这样,反革命的阶级也是这样。”从革命年代靠“笔杆子”和“枪杆子”闹革命夺取政权,到改革开放时期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再到新时代“不仅要在物质上强大起来,而且要在精神上强大起来”,都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始终高度重视和善于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早在大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认为:“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明确提出了“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的重要论断。之后,江泽民也强调:“党的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

  习近平在多个场合强调管住“刀把子”“枪杆子”“印把子”“笔杆子”“钱袋子”的极端重要性,其中“笔杆子”主要就是指意识形态工作。习近平指出意识形态工作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这里的定位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地位思想的精神实质完全一致。“极端重要性”与“生命线”“非常重要”“十分重要”等措辞精神实质相一致,都是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地位。说是话语表述式的或者措辞上的创新,是因为以往确实没有“极端重要性”这样的提法。实际上,如前所述,强调意识形态工作的极端重要性,从精神实质讲与前人一脉相承,但不能忽视这种创新的话语使用的原创性,或者说是原创性话语,话语的原创性。从话语创新来说,关于意识形态价值意义的新定位即“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三个“事关”分别从党、国家和民族的层面来阐发意识形态的价值意义,与以往只是从党和国家的角度来阐述意识形态重要性相比,这既是思想的创新,也是时代性的话语创新。

  此外,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想中多有话语创新,比如,在“风险论”中,习近平指出了七个领域的重大风险,其中列在前位的除了政治风险就是意识形态风险,提醒我们警惕“灰犀牛”、防范“黑天鹅”两类风险。在“阵地论”中,习近平强调互联网是我们面临的“最大变量”,搞不好会成为我们的“心头之患”。“谁掌握了互联网,谁就把握住了时代主动权;谁轻视互联网,谁就会被时代所抛弃。”“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诸如此类的创新,“上接天线、下接地气”,“习语”近人,是典型的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话语创新,在党的相关思想以往表述中是少有的,彰显了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话语的时代性和人民性。

  其四,系统集成式创新。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想从单维式的创新走向复合式的创新,表征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的问题,不仅是重大的,而且是全方位的。面对重大而全方位的问题,没有系统思维、整体思维和辩证思维,是无以应对的。总体上看,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涵盖十个方面,构成一个集成式而非单维式的创新,其中几乎每一个方面也是集成式样的。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十一论”关涉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方面面,比如,“管理论”当中,对于意识形态工作管理主体(宣传思想部门)、要求、内容、对象、格局和机制等都有全面系统的阐述。习近平指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宣传思想部门承担着十分重要的使命,必须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宣传思想部门工作要强起来,首先是领导干部要强起来,班子要强起来。”与此同时,强调要履行好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强化各级党委主体责任,切实负起政治责任和领导责任,加强阵地建设和管理。要压实压紧各级党委(党组)责任,在任务落实、阵地管理、责任追究等环节要整体要求、连贯推进,同时要绵绵用力,久久为功。再如,“创新论”中,对“创新”也是集成式创新,其中全面而重点地强调了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和基层工作创新。习近平指出:“重点要抓好理念创新、手段创新、基层工作创新。”“努力以思想认识新飞跃打开工作新局面,积极探索有利于破解工作难题的新举措新办法,把创新的重心放在基层一线。要继续推进文化体制改革,推动文化事业全面繁荣和文化产业快速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

二、从三个视角领悟把握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多维创新

  需要追问的是,为何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思想能够登上理论创新之巅?究其原因,除了主观可能和创造外,恐怕就是时代的客观条件编织的巨大可能性空间。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所谓“问题”,“就是公开的、无畏的、左右一切个人的时代声音。问题就是时代的口号,是它表现自己精神状态的最实际的呼声”。进言之,立足“两个大局”中“意识形态工作之问”的科学回答,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思想能够登上创新之巅的根本点。唯有从“两个大局”“两个结合”“三大规律”三个维度来深入领会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想,其多维创新及其重大的价值意义才能充分彰显出来。

  (一)从“两个大局”视角来领悟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多维创新

  新时代我们面临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那如何认识“两个大局”,如何把握两者的内在互动?这就要求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系统创新、因时因势而变。从意识形态工作角度来说,意识形态工作的地位论、根本任务论、内容论、原则论、方针论、新领域论、方法论、创新论、对象论、制度论和管理论等,均毫无二致地折射了“两个大局”及其相关意识形态领域的问题。这就意味着意识形态工作的定位必须准确,对其价值理解要更加全面。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理论性与实践性结合,战略性与策略性结合,批判性与建构性结合,党性与人民性结合,民族性与世界性结合,是与“两个大局”分不开的,这种创新离不开“两个大局”,而“两个大局”的应对也离不开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指引,两者辩证统一。

  如果说党的意识形态工作不只具有国内维度,还具有国际维度,那么,提出对“世界之问”的中国答案,并积极作为,发出独到的“中国之声”,谋求中国意识形态话语权,塑造中国积极的国际形象,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紧迫性。为此,中国提出积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中国始终顺应历史发展的主流方向,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合作来抵制对抗,以和平来反对交锋,以维护全人类共同利益来摒弃狭隘的国家利益观。通过在国际社会大力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为人类社会发展谋求更大的合作空间,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中国理念、中国方案、中国精神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中国声音更是逐渐成了国际社会的主流。当然,我们也要清楚地看到,中国声音的国际化传播并没有完全改变国际舆论格局总体上西强我弱的现实状况,我们仍然面临着“有理说不清、说了传不开”的被动境况。同时,由于软实力和硬实力的不对等状况,中国的国际形象普遍来自他塑而非自塑,存在斜视而非正视的问题,其中不乏丑化、抹黑、污名化等现象存在。习近平指出:“落后就要挨打,贫穷就要挨饿,失语就要挨骂。……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这充分表明一个国家没有“硬实力”将要面临“挨打”问题,而没有“软实力”则要面临“挨骂”问题。“古往今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发展进程,既是经济总量、军事力量等硬实力提高的过程,也是价值观念、思想文化等软实力提高的过程。”在国际交往、交流、交锋越发频繁与深刻的全球化、信息化时代,当务之急是要将“硬实力”转化为“软实力”,以国际话语权的提升为关键来解决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失语”与“挨骂”问题。实际上,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不仅是国家形象与内在尊严的问题,更是在国际交往中维护现实利益的发展问题。

  为此,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提出了既要做好对内的思想凝聚工作,也要做好对外的话语交锋工作。提升国家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关键在于主流意识形态能否建构起具有创造力、感召力和公信力的对外话语体系。“意识形态问题实质上就是党和国家的‘形象’问题,是其能否得到国内民众和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问题。”当前,为塑造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不能忽视对外话语体系的建构。为应对西方意识形态的抹黑与偏见,意识形态对外话语体系要能承担起积极的回应与正名之效用。在国际舆论格局中要重塑我国的话语形象,提升话语力度与扩大话语认同,促使国际社会正确认识我国的国际形象,为我国的现代化建设与国际交往打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上这些都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绝不能小觑的重大战略安排。这些创新性安排有着极强的时代性和现实针对性。

  (二)从“两个结合”视角来领悟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多维创新

  为了革命和建设,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为了更好地解决实践中的问题,中国需要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民族化和具体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思想亦复如此。邓小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问题上首要的一条,就是“老祖宗不丢”,敢于“说新话”。邓小平写道:“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与本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这句话本身就是普遍真理。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方面叫普遍真理,另一方面叫结合本国实际。我们历来认为丢开任何一面都不行。”正是在此意义上,习近平在《在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12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及时总结党领导人民创造的新鲜经验,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境界,让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放射出更加灿烂的真理光芒。”显而易见,从根本上说,“结合论”的提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精神,是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内在要求,体现了唯物论与辩证法、承继与创变、理论与实践的有机统一。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理论大的创新,原创性的创新都是“结合式”的创新,就是“固本培元”的“守正创新”。一方面从内容上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中的“结合”源于现实实践问题的创造性结合,矛盾统一的结合,比如,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革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结合,一国和两制结合,意识形态工作与其他工作结合,等等。“结合”是优势互补的“耦合”,是质变和飞跃,不是不问是非的“调和”,机械拼盘的“混合”。因而,“结合”必然意味着理论创新的巨大飞跃。另一方面从形式上看,“结合”也是理论整合和融合,即“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吸收世界文明优秀成果。习近平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是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站在前人肩膀登高望远而形成的中国特色的时代化的理论体系。“意识形态决定文化前进方向和发展道路”,但意识形态及其工作思想离不开文化滋养和丰富发展。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工作基本理论、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意识形态工作文化(诸如以人为本、重视道统、崇德尚义、重礼仪、重道德教化、重灌输和熏陶,重典型示范和榜样教育等)、借鉴世界文明中的意识形态工作经验等文化基因的前提下,结合新时代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新鲜实践经验进行综合创新的结果,从而进一步发展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思想。诚然,“两个结合”生动地体现了理论要源于实践而又高于实践,认识和指导实践,与时俱进,永葆“谦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品格。习近平指出:“实践没有止境,理论创新也没有止境,世界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中国也每时每刻都在发生变化,我们必须在理论上跟上时代。”

  (三)从“三大规律”视角来领悟把握意识形态工作思想的多维创新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强调:“全党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这里的“三大规律”对于意识形态来说,彰显的角度是指党的思想建设规律、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实际上,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想体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与发展,守正与创新,同时与“三大规律”坚持与发展密不可分,因此可以从“三大规律”彰显的角度来理解这一思想独到的原创性贡献。

  首先,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想体现了共产党的思想建设规律。为了避免与上述意识形态建设重复,这里的执政规律暂且撇开党对国家的思想统治,而是聚焦于党自身的思想建设即党的思想建设。“打铁还需自身硬”。要完成新时代党的历史使命,必须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九大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方略之一。其中,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是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显著特点和实践要求。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历经艰难困苦而不断发展壮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党始终重视思想建党、理论强党,使全党始终保持统一的思想、坚定的意志、协调的行动、强大的战斗力。”坚持思想建党、理论强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的显著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执政经验,也是马克思主义政党保持先进性一以贯之的要求。党的十八大结束后不久,党中央立即号召“全党来一个大学习”,通过开展主题学习教育活动,使广大党员在理论学习、理论教育中不断筑牢理想信念、夯实思想根基,锻造先进本色。意识形态不仅具有理论形态,也具有制度形态,所以它在发挥对党员干部的理论教育功能时,同时也发挥着严格的制度约束功能,确保党员干部始终遵照党规党纪来开展工作和生活,不逾越意识形态的红线与底线。事实证明,这些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有效地强化了思想领域的制度安排,也为从严管党治党铸魂,助推党的自我革命的实践。在全面从严治党视域下,意识形态工作对党的思想建设功能越发突显,在思想建党、理论强党、制度治党、文化兴党等各个方面都整体推进了全面从严治党。随着全面从严治党的深入推进,意识形态工作的党建功能将会进一步强化,并与全面从严治党形成高度契合的紧密关系,为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四个自信”,树牢“四个意识”,做到“两个维护”筑牢根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更是进一步深化了对意识形态工作规律的认识,在实际工作中通过全面掌握“意识形态权力”,即领导权、话语权和管理权,将意识形态工作摆在治国理政全过程的极端重要性高度,充分压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形成上下一体、全面联动的意识形态工作大格局。也正因如此,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才能从根本上解决许多长期难以解决的思想认识问题,才能使意识形态工作从被动走向主动,并形成了更加全面、广泛和深厚的人民群众认同基础,实现了意识形态工作的全局性、根本性的转变。

  其次,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想体现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规律。党的领导是中国最大的国情,党是领导一切的。因此,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本质上也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然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究竟如何搞好?没有现成经验可以照搬,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套用。在新时代我们党结合历史经验,总结实践经验,提出了较为系统的适应时代潮流的意识形态工作思想体系。这些思想是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性和对建设规律的把握,绝非一般性的工作总结。比如,“根本任务论”揭示了对于工作规律的洞见卓识。无论是历史地看还是现实地看,理论地看还是实践地看,坚守“两个巩固”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同时又是意识形态工作的现实需要。实现“两个巩固”,关键是解决好“信仰问题”,即在多样化价值观的裹挟下树立马克思主义信仰和共产主义信仰。作为真理性认识,马克思主义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提供了一条正确的发展道路。因而,当前我们应当“把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统一起来”。坚定的信念与科学的信仰并不会自发形成,必须要加强理论学习。正如习近平所言:“坚定的理想信念,必须建立在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理解之上,建立在对历史规律的深刻把握之上。”当然,“信仰”解决的是“精神缺钙”问题,但是要在多样文化环境中仅仅依靠自觉意识来实现“信仰”的跃升并非易事。从必要性来讲,需要通过“信仰”和“价值”制度化的方式,由自发意识的产生,再逐渐推至自觉意识。为此,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思想中也提出了制度建设和定型问题,如发挥“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作用至关重要,这不仅是对“信仰”问题的明确,更是为实现“两个巩固”奠定了坚实的制度根基。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立足制度建设的基本逻辑与文化建设的根本方向,史无前例地提出了“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并提出一系列具体制度和操作机制。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和国家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的重大制度创新,破解了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的世界历史难题,是推进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的重大步骤,大大提升了“两个巩固”要求实现的可能空间。

  最后,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想体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一方面,新时代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揭示了意识形态工作规律,意识形态工作规律是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一部分,它也是基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出来的具体规律。另一方面,这一思想中的“内容论”(把理想信念作为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不仅包含着意识形态工作规律,而且彰显着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具体来说,马克思主义揭示了人类历史发展规律是由简单到复杂,由低级到高级,由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运动推动历史发展的基本规律,揭示了从资本主义经过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因而确立共产主义理想的科学理论逻辑。换言之,坚定理想信念,首先要有马克思主义理论上的清醒。认识到没有硬实力一打即跨,没有软实力不打即跨;认识到意识形态工作决定着举旗帜、选道路等方向性问题。习近平强调指出,开展意识形态工作必须要“高举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中国梦,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最伟大的梦想,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历史使命,是全世界中华儿女的共同期盼。这一梦想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最广泛的利益表达,是新时代以来最为突出的意识形态工作指向。2014年习近平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中指出:“中华民族的先人们早就向往人们的物质生活充实无忧、道德境界充分升华的大同世界。中华文明历来把人的精神生活纳入人生和社会理想之中。所以,实现中国梦,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比翼双飞的发展过程。”此外,中国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想回答了“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重大课题,是解决全世界面临的“时代之问”的中国方案。由此可见,大力推进意识形态工作,推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有利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反映了世界潮流和历史规律,是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当代运用与发展。

余论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成为时代的引领者,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和正确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守正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习近平强调:“面对快速变化的世界和中国,如果墨守成规、思想僵化,没有理论创新的勇气,不能科学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不仅党和国家事业无法继续前进,马克思主义也会失去生命力、说服力。”党的十八大以来,在胸怀“两个大局”的前提下,习近平围绕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作出了深刻全面系统的阐发,提出了一系列原创性理论,以此把党和国家对意识形态工作的认识以及实践工作擢升到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指导意识形态工作取得了全局性、根本性的历史成就。这些思想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思想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彰显了对意识形态工作思考的原创性贡献,是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必须长期遵循的基本指导思想。新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思想,在历史与现实的维度体现了理论的张力,在继承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与我国党的领导人关于意识形态工作的理论思考基础上,根据新的时代背景与时代课题推进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工作思想时代化中国化,形成了具有强大指导性的理论成果。这是党和人民在意识形态工作实践中的经验和智慧的时代升华。这一思想具有鲜明的问题导向性和强烈的目标导向性,独特的民族性与突出的世界性,它将随着新的实践探索而继续丰富和发展。毋庸置疑,这一思想具有十分重大的民族意义,同时具有重大的世界意义,尤其是对于那些想搞好自己的意识形态工作又想保持独立性的广大发展中国家具有重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的总体逻辑研究”(编号: 20ZDA016))

  (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5卷第4期;作者:张志丹,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中国历史唯物主义学会常务理事,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文化安全与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江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55卷第4期

发布时间:2022-09-26 10:14: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