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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直:毛泽东对中共话语体系的构建及其当代启示
——基于概念史的视角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话语体系建设,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增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建设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和现实解释力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是摆在全党面前的一项突出任务。我们应该汲取毛泽东建构中共话语体系特别是建构其核心概念的营养,结合当代的时代特点与全党的中心任务,逐步推进这一任务的完成。

一、从概念史的视角考察实事求是

(一)毛泽东怎样建构中共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实事求是

  中国共产党话语体系是自建党起,在长期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中逐步形成并与时俱进地适应新的需要而发展变化的。中共话语体系始终坚持蕴含其中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深深植根于中华大地,坚持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在革命战争时期,中共话语体系以阶级概念为基础,划分出敌我,并把它作为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共以中国社会各阶级的经济地位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为逻辑推演基础,围绕自己的政治主张和革命实践建构出一系列概念和政治术语。中共话语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为其表达和传播自己的思想体系的核心。在这里,从概念史的视角首先阐述毛泽东怎样建构中共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实事求是。作为一种哲学方法论的概念史,它注重考察在历史语境下重要概念的形成、演变、运用及其社会文化影响,同时它也关注概念使用者的立场、意图及其所处的环境,以动态整体地研究概念。作为实事求是这一哲学概念的源头,在哲学史上,马克思首先提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人的思维是否具有客观的真理性,这不是一个理论的问题,而是一个实践的问题。……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这样,马克思就揭示了世界在本质上就是人的实践活动,通过实践,人的主体价值就得到不断的实现,人类解放也得以可能。毛泽东在1930年就提出“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这已经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精髓。1937年,在《实践论》中毛泽东提出:“只有人们的社会实践,才是人们对于外界认识的真理性的标准。”毛泽东此时已经透彻地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而且已经能够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于从孔夫子到孙中山的各种理论主张给以批判的总结。但是,对于把“实事求是”上升为中共话语体系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毛泽东仍有一个思考过程。1938年,毛泽东首次使用实事求是概念时说:“共产党员应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是具有远见卓识的模范。”在这句话中,实事求是和远见卓识是并列关系,也就是说,实事求是偏重于当下务实的态度。与此同时,毛泽东首次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当时的说法是:“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毛泽东有着我国传统的经世致用精神和湖湘文化的熏陶。在这样文化语境的背景下,1941年,毛泽东进一步对实事求是的科学含义作了马克思主义的界定:“‘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这样,实事求是就上升为一个哲学概念,它既是科学的世界观,又是科学的方法论,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历史观的辩证统一。实事求是就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中共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1943年,毛泽东为延安中共中央党校题词“实事求是”。“实事求是”这样一个概念,最初出自《汉书·河间献王刘德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注:‘务得事实,每求真是也。’”这就有了考据学上的求真的含义。到岳麓书院的匾额“实事求是”,在治学精神上就已有明清实学经世致用的含义了。经世致用精神所关注的问题,是民族存亡、国家兴衰。但是,用什么工具来解决中国现实存在的问题,在近代很长时间都未找到有效的办法。“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而教条式地学用马列主义被证明也是不成功的,只有把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才行。“实事求是”,经过从考据学,到实学,再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其概念内涵的特征有一致性的方面,更有创造性重构的方面。从一致性来讲:实事求是的考据之学,虽然也属于经学的一个派别,但是它重实证,有明显的求实精神。而实学思潮的基本特点,就是“崇实黜虚”。上升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概念的实事求是,是以实践的观点为其“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而且特别反对“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这种极坏的作风。这就是一种更高水准的求实精神。从创造性重构来讲: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概念,是他通过自己的深入实际的调查研究、艰苦的理论与实践探索,善于用我党的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听得懂的话语来展现中共话语体系的核心。毛泽东的实事求是概念,凝聚着真理尺度和价值尺度的内在统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精髓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表达方式的统一,在斗争中敢于批驳错误观点和善于传播正确主张的统一。党的七大党章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一切工作的指针。”但是,还没有把“实事求是”概括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提法。

(二)邓小平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把实事求是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精髓,明确提出实事求是是党的思想路线。早在1979年7月,邓小平就指出,通过真理标准的讨论“重新恢复和发展了毛泽东同志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德国概念史学者说“通过查考概念的变迁来解析旧世界的解体和新世界的诞生”。同样,传统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解体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诞生,是以纠正“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的“文革”的错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路线开始的。尔后,这样一条思想路线进一步显示了它的系统性、创新性、辩证性、开放性、预见性。邓小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实事求是运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规律的探索上,使社会主义回到唯物史观的基石上,开拓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广阔前景。

(三)按照毛泽东建构实事求是概念的思路,创造适应时代需要的中共话语体系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毛泽东创造的实事求是新概念,成了直接影响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主导的精神因素。在新时代,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引导下,中国共产党在不断开辟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境界,同时创造着适应时代需要的中共话语体系。

  我们以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为例。话语体系的建构不能脱离特定的历史条件。毛泽东所处的时代,使他更多地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冲突理论;而当下我们所处的时代,应该更多地关注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发展理论。传统理解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有时间先后的;现实长期存在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空间并存的。而且,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也都是多向度的和动态的。我们正处在一个全球化发展的时代,在全球交往的实践中,不断建构适合人类命运共同体发展要求的、体现新时代中华文化价值观念和价值标准的话语体系,是我们的突出的任务。

  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我们要不断拓展研究和在国际交往中不断推出的概念。按照毛泽东建构新概念的思路,一是要基于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进行具有前瞻性、突破性的创造。马克思关于共同体的论述,是基于人类解放学说的。所以,他就有了从前资本主义的“自然共同体”,到资本主义的“虚幻的共同体”,再到共产主义的“真正的共同体”,也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的论述。用“联合起来的个人”取代资本主义条件下的“抽象的个人”,既是生产力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人的自主活动的必然要求。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资本的力量在扩张,西方少数发达国家掌控国际规则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主导权;另一方面,只考虑资本的利益和发达国家利益,正受到更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抵制;再一方面,人类面临着共同的挑战与风险,比如恐怖主义、环境恶化等等,它使得不同政治制度、不同文化背景下的国家和人民有了共同的利益。在这种情况下,确实应该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这当中,就包含高扬群体本位意识,抑制个体本位意识。在新冠肺炎疫情肆虐的新形势下,宣扬和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更有利于揭露资本主义自由民主制度的虚伪性。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是在当代代表着世界上绝大多数人的利益,应对“虚幻的共同体”的可行方案的集中表述,代表着人类走向未来的方向。按照毛泽东建构新概念的思路,二是要吮吸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乳汁。中华文化的天人合一、和而不同的思想,对于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有很强的启迪作用。我国传统文化强调天人关系的和谐,这就应有人类生态环境共同体的概念。我国传统文化强调人际关系的和谐,这就应有各地区各国对话结伴、开放包容、普惠共赢,多种文明共存的概念。传播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不是不要斗争,而是在西方话语体系仍占优势的情况下,普惠世界人民、争取世界人心的一种办法。2017年,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的决议首次载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要理念,就是一个明证。当前,我国正“推动建设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引领人类进步潮流。”

二、从概念史的视角考察群众路线

(一)群众路线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毛泽东的独创

  群众路线这个词组,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中国共产党而且主要是毛泽东的独创。俄语масслиния(群众路线)这个词组是从汉语翻译过去的,它本来没有。在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周恩来最先讲到群众路线。1929年9月28日,他给红四军前委的指示信中讲到筹款工作的时候写道:“要经过群众路线,不要由红军单独去干。”周恩来谈具体工作时讲到的“群众路线”是指的工作途径,还未上升到哲学上去理解,还不能作为进入中共话语体系的概念。实际上,群众路线概念内涵中重视自下而上的力量,早在红军时期就有了。党指挥枪,支部建在连上,建立士兵委员会,是红军成功的经验。1928年,毛泽东说过:“同样一个兵,昨天在敌军不勇敢,今天在红军很勇敢,就是民主主义的影响。”军队内部实行民主,又不是极端民主化,这当中已包含群众路线的萌芽思想。思想与实践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产生群众路线的概念。经过延安整风,毛泽东上升到哲学高度对党的群众路线进行系统论述。1943年,毛泽东说:“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做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1945年,刘少奇在党的七大《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说:“党的群众路线,是我们党的根本的政治路线,也是我们党的根本的组织路线。”刘少奇概括的群众观点的基本内容为:“一切为了人民群众的观点,一切向人民群众负责的观点,相信群众自己解放自己的观点,向人民群众学习的观点”。至此,群众路线这个概念已经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大创造,也是中共话语体系的核心概念。群众路线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主体价值观、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认识路线。群众路线作为党的根本工作路线,包括领导与群众相结合、一般与个别相结合、民主与集中相结合。

  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继续探索群众路线的贯彻执行。毛泽东说过:“列宁这句话,‘社会主义是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是人民群众本身的创造’,讲得好。我们的群众路线,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合乎列宁主义呢?教科书在引用这句话以后,讲要吸收广大劳动群众‘直接地和积极地参加生产管理,参加国家机关的工作,参加国家社会生活的一切部门的领导’,也讲得好。但是,讲是讲,做是做,做起来并不容易。”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探索了新的企业管理方式,比如鞍钢的“两参一改三结合”(即干部参加劳动,工人参加管理,改革不合理的规章制度,工人群众、领导干部和技术员三结合)的制度。

(二)新时代必须高扬毛泽东建构的群众路线

  进入新时代,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必须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把党的群众路线贯彻到治国理政全部活动之中,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依靠人民创造历史伟业。”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把完善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确定为全面深化改革的总目标。治理这个概念源于西方。20世纪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赋予治理(governance)概念与统治(government)概念相去甚远的涵义,这里,治理概念更强调社会组织的重要性。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专门通过了一个关于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决定。至此,“治理”已经深入成为中共话语体系的一个关键词。这样,中国的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呼应了全球治理的趋势,也同西方的话语体系相沟通,将进一步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展示中国力量。现在,应该深入研究这个概念,创造性地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决定,以解决国家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多少年来,不断揭露出来的一些塌方式腐败,令人触目惊心。从治理角度反思,我们还应该进一步完善我国的治理体系。俞可平说过:“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也就是说,要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结合起来进行治理,才会有善治。在这方面,1945年,毛泽东在著名的“窑洞对”中说过:“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在2016年4月的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习近平说过:“各级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要学会通过网络走群众路线,经常上网看看,了解群众所思所愿,收集好想法好建议,积极回应网民关切、解疑释惑。”只要我们在法治化的轨道上创造性地贯彻党的群众路线,特别是通过网络化的机制,不遗余力地践行线上与线下相结合,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地发展治理民主,进一步完善治理结构,我国的治理体系就能在全球治理比较中显现出更大的优越性,广大人民群众能够更好地当家做主。

三、从概念史的角度考察独立自主

(一)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思想

  1930年,在《反对本本主义》中,毛泽东强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就是独立自主的思想。1936年,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指出:“无论处于怎样复杂、严重、惨苦的环境,军事指导者首先需要的是独立自主地组织和使用自己的力量。被敌逼迫到被动地位的事是常有的,重要的是要迅速地恢复主动地位。”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概念的内涵,源于他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刻把握。马克思主义认为,自主性是人的主体地位的确证,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具有主动性和合目的性。正像《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讲的:“毛泽东同志着重阐明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是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特别强调充分发扬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自觉的能动性。”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概念的内涵,也源于他对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基本精神的继承。晚清以降,中华民族精神曾陷入了谷底。“抗日战争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精神的转捩点”。抗日战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既反对阶级投降主义,又反对民族投降主义,反对“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口号,其“方针是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既统一,又独立”。中共的这样一种独立自主精神,既可追溯到同共产国际的关系的处理上,又可体现在抗日战争时期对国内各阶级关系的对待上,还延伸到同各国关系的相处上。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中国共产党人的认识和实践活动,具有自己的主动性和合目的性,对外部世界具有自己的选择性和创造性,自觉地从实际出发改造落后挨打的旧中国的面貌。这既是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理论的体现,也是中华民族自强不息基本精神在现代的延续,是毛泽东的“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使得中国共产党成了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华民族的基本精神得到现代更新。新中国建立以后,毛泽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建国方针。毛泽东的独立自主概念的外延,涉及国际共运、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外交等各方面。

(二)新时代必须坚持毛泽东确立的独立自主思想

  在新时代的国际交往中,必须通过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重塑全球治理体系。在这一过程中,重要的是,要“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近几年来,美国统治集团想把我国“逼迫到被动地位”,这已是新常态。我们有自毛泽东时代起就不断建立、逐步健全的工业体系,不断开拓创新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和全球唯一的全产业链规模最大的统一市场做依托,同世界各经济体有紧密而割不断的交往,我们就不畏强权、不怕打压。汲取毛泽东的独立自主精神营养,我们就能“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

  关于全球治理体系,鉴于中西价值尺度是基于不同的价值观,其路径与目标会存在各种分歧。有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我国推动了全球治理体系的重塑。当代,人类社会在不断深化由民族历史向世界历史的演化过程,全球治理体系主体多元化、客体国际化、方式多样化在不断推进,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成为全人类的共同价值。但是,在这一过程中,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为了其资本扩张的利益,不断鼓吹西方政治制度的“优越性”,不断强化西方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主导地位。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全球治理体系弊端丛生,美国等西方发达国家也力不从心。当各方利益冲突加剧之时,我国呼吁“各国人民同心协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大旗下,提倡平等对话,多边协商,合作共赢,推动全球经济整体平衡发展。我国发起和主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就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造福沿线国家和人民的重要平台。在这样一个探索、推进的过程中,毛泽东建构中共话语体系的独立自主等重要概念,对我们今天仍有极大的启迪作用。

  毛泽东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整体性的核心概念,是坚持人民主体地位的根本立场,根据和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的实践观点,是历史的、辩证的方法的集中展现。在当代,它是既能指导各个领域、各个方面的工作,又能启示我们建构具有强大思想引领力和现实解释力的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话语体系。

 

 

  (作者简介:周直,教授、研究员,南京市社科院原党组书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中心主任)

  网络编辑:同系

  来源:《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发布时间:2022-05-10 11:1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