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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根雄 :论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的解放逻辑

  人类解放是马克思一生思想探求的理论旨归,也是马克思主义的最高理想。自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中国人民始终在其领导下探寻着实现人类解放的途径。无论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社会主义革命建设与改革,都时刻践行着这一主旨。如今,在中国土地上实现的全面脱贫,又一次见证了中国共产党与中国人民为人类解放事业孜孜不倦的艰难探索。在摆脱贫困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所开拓出的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深刻地蕴含着一条解放逻辑。中国人民正是遵循这条解放逻辑才实现了第一个百年目标。毋庸置疑,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是逻辑与历史的统一。厘清这一解放逻辑是对我国反贫困经验的实践总结和理论梳理,也为中国人民进一步解决相对贫困问题提供科学依据。

一、人民政权的解放: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的逻辑起点

  政权问题不仅是一个政治问题,从根本上来讲,它更是一个反贫困问题。自马克思主义创生之日起,马克思恩格斯就立足于贫苦大众的现实物质生活,力求世界范围的无产阶级革命来寻找出路,而无产阶级革命的直接目的就是无产阶级专政。马克思认为无产阶级专政是人类走向未来理想社会的关键前提。这是因为,社会权利归属无产阶级意味着从制度上保障了人民的根本利益,这使得整个社会的生产生活遵循人民的意愿运行成为一种强制的力量。人民主权的理想社会从根源上区别于以少部分人统治多数人的阶级社会。在马克思的社会形态理论中,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都是以阶级的剥削、分化和对抗为其发展条件的。社会的基本矛盾表现为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的物质利益的斗争。由此可见,贫困是阶级矛盾的经济后果,而且这一后果是历史的必然,甚至这种矛盾越激烈,统治阶级的统治力量就会越强大,贫富的分化就越恶劣。正如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表达的,人们越劳动,他们越贫穷,“就会像逃避瘟疫那样逃避劳动”。人与劳动的本质关系归根结底在于社会的所有制关系,在于社会的权利关系,在于国家的政权归属。

  因此,若要摆脱上述人与劳动的异化困境,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产生这种异化关系的上层建筑,而上层建筑的核心是国家政权。谁掌握了国家政权,谁就在本质上支配了整个社会的物质生产。从人类社会的发展来说,在资本主义与前资本主义时期,物质生产的直接参与者,即劳动人民都处于被支配的地位,他们始终与国家政权处于一种对立的状态。因受权力的统治,在这一漫长的历史阶段中,人民的意志受到压制,人民的利益被无情剥夺。所以,国家只是少数人的政权,人民被排除在政权之外。权力的对抗与劳动的异化在资本主义社会达到顶峰,贫困问题也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日益尖锐。解决这一危机的唯一出路则是改变以往的以私有制为主导的所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首先完成的是人民政权的解放,“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使得人民意志与国家权力统一起来,实现人民当家做主。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换言之,社会的物质生产受人民的权力所支配和掌握,生产什么和怎样生产体现了劳动人民的意志,为满足和保障人民的需求和利益服务,这使得原本受制度所束缚的生产力打破了权力的“枷锁”,为其自由全面发展创造了条件。特别是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实践地证明了,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还权于民,才能实现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民主专政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展现出的人民政权的解放的生动体现。

  在理论上,我们有必要区分马克思在早期所提出的“政治解放”与这里所说的“人民政权的解放”之差别。政治解放指的是资产阶级革命。在马克思看来,资产阶级革命是一种政治解放,它在形式上达到了民主即资本主义政治自由,它相对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是先进的,“政治解放当然是一大进步,尽管它不是普遍的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但在迄今为止的世界制度内,它是人的解放的最后形式”。政治解放只是“人的解放”的一个阶段,并不是“人的解放”的完成。所以,马克思认为,“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而人民政权的解放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结果,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换言之,人民政权所蕴含的人民民主专政是实质的民主,真正的民主,而资本主义所谓的政治自由则是形式的民主。另外,更重要的是,政治解放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社会的贫困问题,相反,它会使贫困被虚假的“自由”“民主”所掩盖。因此,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上,我们才能从根本上正视贫困问题,才能实际展开一条反贫困的道路。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正是以人民政权的解放为其逻辑起点的,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为了摆脱贫困,改善生活,为了抵御灾荒,只有联合起来,向社会主义大道前进,才能达到目的”。当处于社会底层的贫苦的劳动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的时候,便意味着生产的主体与权力的主体之统一,意味着人民与国家的统一,意味着摆脱贫困与人的解放之统一。

二、社会生产的解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激发社会活力

  社会主义制度作为人类反贫困的政治保障,自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以来就奠定了总的原则,但要使这种新的制度发挥积极作用,还要依靠社会的物质生产及社会生产的实际水平。因此,社会生产的解放是人民政权解放的必然承接。社会生产的解放指整个社会物质生产突破落后的思想观念和生产关系的束缚,飞跃到发展的新模式。具体而言,首先思想观念的革新从社会意识层面解决了社会主义制度下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关系问题。其核心就是社会主义要不要发展生产力,以及如何发展生产力的问题。对于前者,马克思早已做出了回应。“生产力的这种发展之所以是绝对必需的实际前提,还因为如果没有这种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生产力的向前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是客观的规律。人类所要做的就是如何顺应这种发展规律,由此而言,社会主义理所应当把解放生产力当做发展的目标。

  马克思认为,对于人类社会的演进与社会的生产水平来说,怎样生产比生产什么更为重要。对于社会主义而言,怎样生产更关系到其本身的历史命运。一个社会的经济体制决定这个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广度和深度,这种广度和深度是与社会活力结合的。经济体制从国家层面规定怎样生产,指明社会生产的总原则。生产者作为生产力的主体方面受到经济体制的规范和引导。因此,如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一样,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必然可以解放生产力。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来说更为如此。“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在中国近现代特殊语境中,“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是束缚生产力还是解放生产力主要取决于是否能够激发社会生产的主体活力。在此基础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便应运而生。众所周知,市场经济的高度发展是资本主义的产物。“看不见的手”像魔法师一样呼唤出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给人类社会带来了大量的物质财富。价值规律通过这只“看不见的手”来平衡和调节社会的物质生产。这是市场经济的理论依据。而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辩证统一,一方面有力地避免了无节制的生产而陷入的经济危机;另一方面,又激活了劳动人民作为社会主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扬弃,又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的巧妙结合。这也印证了列宁的论言:“社会主义不是按上面的命令创立的……生气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由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仅是经济发展的新模式,而且是人类发展的新境界。一是社会生产力有了质的转变。无论是劳动者本身的生产能力,还是劳动工具的现代化程度,在市场的刺激下都焕发勃勃生机。二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产力的突飞猛进,无疑促使原本落后的社会生产体制、分配体制等旧生产关系进行深刻变革,进而带动政治、经济、文化、生态等其他领域改革。就此而言,社会生产的解放在推动社会主义发展中,起到决定性作用。更重要的是,在反贫困的道路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开辟一条符合中国实情实际改变中国面貌的正道。市场经济在社会主义中国的落地生根等同于把世界现代化进程覆盖到中国的土地上,使中国人民赶上了现代文明的步伐。当然,社会生产的解放是一个漫长过程。而这里要突出的重点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的征程来说是一个质的跨越。中国人民从此时开始,找到了解放生产力的科学道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给中国带来的直接结果是社会总体财富的迅速增长,经济总量的大幅攀升。这也是社会生产的解放所带来的最初效果。在更深层次的意义上,社会生产的解放也是在社会主义背景下的一场思想解放。它开启了一个思想解放的新阶段。在之后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思想的突破和创新被提升到了关键地位。中国发展的每一次进步,都离不开改变思维模式的先导,这是从社会生产的解放开始的。

三、主体动能的解放:“内源扶贫”增强贫困地区的“造血”功能

  如果说社会生产的解放是为了激发劳动人民作为群体主体的活力,那么主体动能的解放指的则是生产者个体对自身劳动能力的改造和挖掘,并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前文已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了社会物质财富总量的快速增长,有效解决了社会的整体贫困问题。但就中国特殊的国情和民情来说,只依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来完成全面脱贫是不够的,还应有在此基础上更具体、更精准的体制机制。其原因在于中国长期发展的不平衡性。其中地域发展的不平衡问题在反贫困道路上尤为突出。地理环境、人口分布、民族文化等先天劣势是解决地域性贫困必然面对的难题,特别是“老、少、边、穷”地区的发展问题,直接影响到反贫困的最终结果。在最初的脱贫历程中,因现实条件的制约,我们只能采取“给予式”“输血式”的扶贫政策。用分配、重组社会财富的方法来保证特殊贫困地区跟得上整体发展的脚步。但随着科学技术的向前推进与人的思想意识的逐步转变,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迎来了历史的契机。“内源扶贫”的理念开始深入人心。

  “内源扶贫”的核心要义在于“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给整个社会带来活力的基础上,“内源扶贫”则为激发个人的主观能动性打了一针“强心剂”。发展过程本身就是主客体相互作用的运动过程,马克思在批判旧唯物主义时就强调,应该从“革命的”“实践批判的”活动中去理解人的主体性的意义。对客观世界的改造是主体能动地创造之结果,主体自身得到了升华。这种升华不仅是认知领域的,而且是实践领域的;不仅是观念层面的,更是能力层面的。因此,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脱贫攻坚,群众动力是基础。必须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充分调动贫困群众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坚持扶贫和扶志、扶智相结合。正确处理外部帮扶和贫困群众自身努力关系,……用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支撑脱贫攻坚”。特别是在那些有先天劣势的贫困地区,激发人民群众的内生动力是其摆脱贫困的关键要素。这包括两条路线的结合。一条是国家的扶持政策,从“输血”模式转变为“造血”模式。从过去直接给予生产生活资料转变为引入先进技术、引进惠民工程、引导特色产业,从而增强贫困地区自身“造血”能力。另一条是贫困群体从“等、靠、要”接受模式转变为自主自立成长模式。这就要求扶贫与扶志、扶智紧密结合起来。只有当劳动者主动性、创造力提高了,才能使生产力源源不断转化为社会物质财富。当然这是一个系统工程,是一个教育、财政、科学、文化共同推进协作工程。

  “在减贫道路上不落下一人”是“内源扶贫”的实质意涵。全民脱贫、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这也印证了马克思对自由人联合体的理想描述,“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同理,在实现全面小康的进程中,每一个人的脱贫是共同富裕的条件。主体动能的解放是实现这一条件的重要途径。主体动能的解放也是人的解放逻辑中最为关键的一个环节。因为,从本质上讲,人的解放就是主体的自我解放。在辩证法的意义上,这是一个自我否定和自我革命的过程。主体的活动依赖于意识的不断创新和实践的不断创造。就在这一基础上,人类历史才能超越过去、面向未来。另外,在中国特色的反贫困道路上,主体动能的解放化解了个体主体与群体主体的矛盾,破除了部分过分依赖整体而造成的发展瓶颈,促使局部的发展科学地融入到整体的发展进程中,进而使得个体与群体、部分与整体、区域与全局相辅相成、互进互助。特殊地区的贫困问题是反贫困道路上的“硬骨头”,也是造成区域发展不平衡的主要原因,而“内源扶贫”有效推动了这些特殊贫困地区健康脱贫、科学脱贫,这也从另一视角说明了,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是与人类解放的道路有机统一的。“内源扶贫”是与主体动能的解放有机统一的。

四、发展方式的解放:科学发展是摆脱贫困的必由之路

  贫困问题既是一个生存问题,也是一个发展问题。反贫困意义不仅在于使人脱离物质匮乏的生存困境,更在于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创造有利条件。在当今世界,不发展就会面临返贫危机。因此,反贫困理念与发展观息息相通:有什么样的发展观,就会有什么样的反贫困理念。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民的发展观也经历了较大变迁。在改革开放初期,因特定历史条件,我们把增加社会物质财富定为发展第一目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各种方式调动人民群众的劳动积极性,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而当面对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时,人们又意识到物质文明建设与精神文明建设紧密关系,从而提出了“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的方略,这是发展观的进一步科学化、合理化、系统化。到如今,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已扎根民心,科学发展理念在劳动人民的实践中走向成熟。可见,发展方式,即怎样发展是发展观的中心议题。

  发展方式的转变与发展的充分性以及可持续性相关。首先,充分发展必然和平衡发展、全面发展有一定的关联。片面发展会导致发展的停滞,使发展止于较低的程度,这与社会的复杂性与整体性有关。马克思在描述劳动的过程中就强调,“许多人在同一生产过程中,或在不同的但互相联系的生产过程中,有计划地一起协同劳动,这种劳动形式叫做协作。”生产劳动是一种合力推动下的社会实践活动,而人的活动又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动力,因此,发展的实质是社会各领域、各方面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结果。充分发展意在使这种影响和作用最大限度地释放出积极的效果。其次,可持续发展是检验一种发展方式是否适应当下生产力水平的重要标准。无论是平衡发展还是充分发展,其最终目的都是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这种可持续性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力发展的可持续性。生产力体现人与自然的关系,它是人对自然的认知和改造能力。所以,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维持生产力永续发展的核心要义。否则,即使社会发展到了一定程度,也会停滞不前。二是生产关系发展的可持续性。这关系到一个国家体制机制的完善程度和与时俱进程度。根据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有反作用。而在一定历史时段内,这种反作用会引起较大社会效应。所以,改革旧的体制机制,其实是扬弃以往的生产关系,给生产力以足够发挥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改革与发展关系时就强调,要“全面推进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深化改革开放,推动科学发展”。可见,科学发展本身就蕴含了通过平衡发展、全面发展和充分发展达至可持续发展之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科学发展立为发展之本,也把科学发展理念深刻融入到反贫困各项工作中。发展并不是简单地增加社会物质财富,也不是盲目地满足人的各种需要,而是在遵循自然规律和历史规律前提下,循序渐进地提高人们生产生活水平。违背这一原则,就会出现两极分化和返贫的现象。资本主义的发展方式就是一个典型的反例。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因工业化生产中的非理性需要,自然资源、人口结构遭到破坏,加上资本的扩张带来的暴乱和战争,整个社会不可避免地陷入贫富分化和经济危机的厄运中。当然,这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本质缺陷有关,这种本质缺陷直接影响到资本主义发展理念的科学性。相反,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是科学发展理念生长的土壤,并且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通过科学发展消除贫困。当然,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会出现贫困现象,这一点不可否认。但资本主义把压迫、剥削劳动人民作为手段;而社会主义把消除贫困、解放劳动人民作为目的。这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两者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方式上的根本差异。

  科学发展的理念及其实践意味着社会发展方式从固有的形态中解放出来。观念层面,在不断地总结历史经验中,体悟到发展是合目的性与合规律性的统一;实践层面,全面深化改革使劳动人民切身感受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双重福利。特别是对贫困地区的劳动人民而言,发展方式的转变全面释放了其潜在的生产力。产业扶贫、生态扶贫、科技扶贫等多管齐下,根据各地区的生产生活条件、民族文化特点开拓出有地方特色的脱贫之路。这是科学发展所带来的生产方式的解放在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上的具体呈现。

五、现实生活的解放:“自由个性”与“社会生产能力”的统一

  马克思把科学的理论与崇高的理想建立在“现实的个人”这一基本前提之上。而“现实的个人”在本质上就是从事生产劳动的人民,这一生产劳动的过程,马克思称其为现实生活。他指出,“人们的存在就是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可见,马克思把现实生活放在了存在论的核心地位。因此,在存在论意义上,人的解放就是现实生活的解放。现实生活是人的全部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的场所。人类的物质生产、精神生产都在现实生活中得到体现。整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水平集中表现在每一个人的现实生活中。不言而喻,现实生活的解放不仅要求生产力的解放,而且要求这种解放能够达到一定的质的高度,并从根本上提升人们生活的幸福感和获得感。这种幸福感和获得感不仅代表着物质需求的高质量满足,而且意味着精神上的高度认同,意味着观念、意识和文化层面创造出人类文明的新形态。由此而言,现实生活的解放,并不是生产力的“单向度”发展,而是建立在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之根基上的人类文明的新开拓。

  要实现现实生活解放,开拓人类的新文明类型,其必要条件是“自由个性”与“社会生产能力”的统一。马克思在阐述社会形态理论时指出,人类的解放形态是“建立在个人的全面发展指的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要言之,个人全面发展是人的自由个性的全面发挥。“自由个性”有别于“个性自由”。个性自由是资本主导,以追求个人欲望满足的价值观。而“自由个性”重在人的创造力和劳动能力,并根据历史条件和主体特点而得到充分发展。“自由个性”是对“个性自由”的超越和扬弃,更是人的发展的高级形态。另外,这种高级形态以“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为前提。在资本主义社会和前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能力具有私人性质。且由于这种私人性,个人的生产和社会的生产是对立的,从而造成个人财富与社会财富的分离,贫富分化严重。这不仅是劳动的异化,而且是社会关系的异化。因此,“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意在“把人的世界和人的关系还给人自己”。换言之,只有把人的关系建立在个人的生产能力与社会的生产相统一的基础之上,才能把个人的现实生活统一于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诚如马克思所言,“只有当人认识到自己的‘原有力量’并把这种力量组织成为社会力量因而不再把社会力量当做政治力量跟自己分开的时候,只有到了那个时候,人类解放才能完成。”总而言之,“自由个性”与“社会生产能力”的统一蕴含了个人与社会之统一,个性与能力之统一,自由与发展之统一。

  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构建美好生活便成了劳动人民的理想目标。美好生活是现实生活的解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的具体展开。根据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新变化,构建美好生活的主要途径就是解决当今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而这一问题,就是中国特色反贫困道路上所要集中解决的问题。美好生活追求的是高质量的生活。所谓高质量,一方面体现为现代化水平,即人的物质创造满足自身需要的程度;另一方面体现为社会关系的和谐化水平,即人的精神创造满足社会需要的程度。美好生活是对人的异化的超越,对个人而言,人的发展就是摆脱物的依赖,走出拜物教,并把人的生产能力主体化为属于个人的“自由个性”而非他人的物质手段。美好生活也是对社会关系异化的超越。对人与人的交往而言,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之上的,但真正和谐的交往关系必须高于物质关系而达到“命运相依”的共同体关系。这种“命运共同体”不仅是人类学意义上的生命共生的关系,而且是世界历史意义上的文明共进的关系。和谐社会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创生的载体。与美好生活的建构一样,现实生活的解放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摆脱贫困是这一过程的起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现实生活解放的起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到了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这个阶段就是解放人的现实生活的阶段,也是逐步实现“自由个性”与“社会生产能力”之统一的阶段。根据马克思的论断,在这个阶段上人的能力的发展要达到“一定程度和全面性”。

 

  (作者简介:余根雄,浙江金华人,浙江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哲学博士)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2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2-05-05 10:3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