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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克勤:中国共产党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概括

  从1945年4月党的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一个“历史决议”),到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再到2021年11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百年间,中国共产党共作出了三个“历史决议”。三个“历史决议”所要解决的历史问题的重点有所不同,前两个“历史决议”旨在分清重大历史是非、总结党的历史教训,第三个“历史决议”主要是总结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因而,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评价不可能不存在着一定差异。本文力求站在中国共产党建党百年,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启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的历史起点上,系统回顾和总结党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的历史经验,深刻认识三个“历史决议”对确立、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的重要贡献,这不仅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而且具有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01第一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概括

  第一个“历史决议”,是在全党整风,特别是党的领导干部学习党史、统一思想认识的基础上,对党成立以来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特别是对党的六届四中全会至遵义会议间的历史所作出的决议。虽然,这一决议的文本中尚未使用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也没有专门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体系作出分析、概括和阐述,但却在肯定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路线、分析和批判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同时,在正确与错误路线的比对中,从政治、军事、组织、思想四个方面对毛泽东已经提出的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作出了较为清晰的分析和阐述,从而在实际上形成了党对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基本框架的重要概括。

  第一,第一个“历史决议”在政治上肯定了毛泽东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它概括了毛泽东在中国社会、中国革命以及党的政治路线方面所提出的一系列正确的理论观点,并强调指出:“现阶段的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九一八’以后部分地变为殖民地);这个国家的革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国际无产阶级已在苏联胜利,中国无产阶级已有政治觉悟时代的民族民主革命。这就规定了中国现阶段革命的性质,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人农民为主体而有其他广大社会阶层参加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即是既区别于旧民主主义又区别于社会主义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由于现阶段的中国是在强大而又内部互相矛盾的几个帝国主义国家和中国封建势力统治之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具有极大的不平衡性和不统一性,这就规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之极大的不平衡性,使革命在全国的胜利不能不经历长期的曲折的斗争;同时又使这一斗争能广泛地利用敌人的矛盾,在敌人的统治比较薄弱的广大地区首先建立和保持武装的革命根据地。为中国革命实践所证明的中国革命的上述基本特点和基本规律,既为一切右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也为各次尤其是第三次‘左’倾路线所不了解和违抗”。[1](P88-89)这一概括,既指明了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中国社会的历史特点,中国革命的性质、特点及发展规律,又指明了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总路线和基本政策,集中反映了毛泽东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同时,批评了各次“左”倾路线在革命任务和阶级关系的问题上、在革命战争和革命根据地的问题上、在进攻和防御的策略指导上的一系列错误。

  第二,第一个“历史决议”在军事上肯定了毛泽东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它指出,“在中国革命的现阶段,军事斗争是政治斗争的主要形式。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这一问题成为党的路线中的最迫切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不但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中国革命的正确的政治路线,而且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以来,也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规定了服从于这一政治路线的正确的军事路线。”[1](P97)第一个“历史决议”还从两个方面概括了毛泽东军事路线的基本观点:一是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军队,而必须是服从于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服务于人民斗争和根据地建设的工具。由此产生了人民军队建设的一系列思想,诸如:人民军队必须全心全意地为着党的路线、纲领和政策、为着全国人民的各方面利益而奋斗,反对一切与此相反的军阀主义倾向、军事不服从于政治或以军事来指挥政治的单纯军事观点和流寇思想;必须同时负起打仗、做群众工作和筹款(现在是生产)的三位一体的任务,所谓做群众工作,就是要成为党和人民政权的宣传者和组织者,就是要帮助地方人民群众分配土地(现在是减租减息),建立武装,建立政权以至建立党的组织;必须要求严格地尊重人民的政权机关和群众团体,巩固它们的威信,严格地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必须建立正确的官兵关系,必须要有一定的民主生活和有威权的以自觉为基础的军事纪律;在对敌军的工作上,必须具有瓦解敌军和争取俘虏的正确政策。二是人民军队必须承认游击战和带游击性的运动战是主要的战争形式,承认只有主力兵团和地方兵团相结合,正规军和游击队、民兵相结合,武装群众和非武装群众相结合的人民战争,才能够战胜比自己强大许多倍的敌人。由此产生了人民战争的一系列战略战术思想,如:我们的战争不是也不能是其他样式的战争,它必须在承认敌强我弱、敌大我小的条件下,充分地利用敌之劣点与我之优点,充分地依靠人民群众的力量,以求得生存、胜利和发展;必须实行“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诱敌深入”;“集中优势兵力,选择敌人的弱点,在运动战中有把握地消灭敌人的一部或大部,以各个击破敌人”等战略战术原则。[1](P98-99)批评了各次“左”倾路线违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错误。

  第三,第一个“历史决议”在组织上肯定了毛泽东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它肯定了毛泽东关于正确的政治路线应该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1](P100)的基本立场和观点,强调“为使这个路线真正从群众中来,特别是真正能到群众中去,就不但需要党和党外群众(阶级和人民)有密切的联系,而且首先需要党的领导机关和党内群众(干部和党员)有密切的联系,也就是说,需要正确的组织路线。”[1](P100)第一个“历史决议”肯定了1929年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即古田会议决议),在党的建设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和作用,指出,“这个决议,一方面把党的建设提到了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的高度,坚持无产阶级思想的领导,正确地进行了反对单纯军事观点、主观主义、个人主义、平均主义、流寇思想、盲动主义等倾向的斗争,指出了这些倾向的根源、危害和纠正的办法;另一方面又坚持严格的民主集中制,既反对不正当地限制民主,也反对不正当地限制集中。”[1](P100)肯定了毛泽东从全党团结的利益出发,坚持局部服从全体,所规定的新干部和老干部、外来干部和本地干部、军队干部和地方干部、以及不同部门、不同地区的干部间的正确关系等重要原则。批评了“左”倾领导者在组织上所推行的各种错误方针和政策。

  第四,第一个“历史决议”在思想上肯定了毛泽东一系列思想理论观点。它充分肯定了思想路线对于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的极端重要性,强调指出,“一切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之正确或错误,其思想根源都在于它们是否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出发,是否从中国革命的客观实际和中国人民的客观需要出发。”[1](P102)第一个“历史决议”肯定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着重指出,“毛泽东同志从他进入中国革命事业的第一天起,就着重于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以从事于对中国社会实际情况的调查研究,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再三再四地强调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的真理,再三再四地反对了教条主义和主观主义的危害。毛泽东同志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所规定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和组织路线,正是他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根据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具体地分析了当时国内外党内外的现实情况及其特点,并具体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历史经验,特别是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七年革命的历史经验的光辉的成果。”[1](P102)同时指出,一切“左”倾错误发生的思想根源乃是坚持主观主义,特别是教条主义的结果。

  毫无疑问,第一个“历史决议”是为彻底消除“左”倾错误影响、统一全党思想而制定的重要历史文献,并不是为阐述毛泽东思想所撰写的理论著作,因而它对毛泽东思想内容的概括还不可能具有明显的体系性和完整性,难免具有某些历史局限性。但是第一个“历史决议”通过后不久召开的党的七大上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却完成了对毛泽东思想进行系统认识和概括的任务。其中在关于党的指导思想部分,集中了全党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方向的正确认识,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问题,特别是毛泽东思想所进行的深入和系统的阐述,以及在此基础上对作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奠基性理论成果的毛泽东思想的科学概念、基本内涵、主要内容和历史地位等均给出了一个在当时所能作出的最为完整的体系性概括,为全党学习、宣传、理解和掌握毛泽东思想提供了基本遵循。

02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深刻认识和概括

  第二个“历史决议”是在改革开放之初党和国家面临何去何从的重大历史关头作出的。当时,党面临的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如何正确认识和评价新中国成立以来党内发生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是非功过问题,尤其是如何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统一全党思想,继续探索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由邓小平主持起草的第二个“历史决议”,从一开始就提出要把“确立毛泽东同志的历史地位,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2](P444)作为这个决议“最核心的一条”[2](P444),反复强调要贯彻这一“中心的意思”[2](P444)。第二个“历史决议”主要是总结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历史错误及其教训,由于既要分清重大历史是非,又要正确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因此才有了对毛泽东思想科学概念及其主要内容的系统阐述和概括。

  第一,毛泽东思想的科学内涵。第二个“历史决议”在深刻揭示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产物的毛泽东思想基本特征的同时,对其科学内涵作出了严谨的概括。决议强调指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3](P826)

  一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这就正确回答了毛泽东思想与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它从属于而不是并列于或外在于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继承和发展,所以“不要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克思列宁主义割裂开来,好像它是另外一个东西”。[4](P140)“当然,也可以单独提毛泽东思想,但是一定不要忘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要丢掉这个最根本的东西。”[4](P141)

  二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这就正确回答了毛泽东思想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关系。毛泽东思想并非抽象思辨的产物。如果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理论前提,那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就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实践基础。没有中国特殊的社会和历史状况,没有中国人民英勇的革命斗争,就不可能产生毛泽东思想。同样,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革命和建设实践经验的科学总结,并用来指导实践,中国革命和建设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毛泽东思想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的关系生动地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再到实践的认识论路线。

  三是强调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这就正确回答了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毛泽东个人的贡献与党的领导集体的贡献之间的关系。毛泽东思想是党和人民智慧的结晶,毛泽东是毛泽东思想最杰出、最卓越的代表,但同时,党的其他领导人,比如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也都作出过贡献。割裂毛泽东个人贡献与党的领导集体之间的联系,不利于对毛泽东思想完整准确的理解。

  此外,第二个“历史决议”还提出要区分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界限。毛泽东晚年错误特指“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实践。这一理论既违背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又脱离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具体国情。它与已经被实践证明了是正确的毛泽东思想具有本质区别,属于不同的概念范畴。不能因为毛泽东晚年有严重的“左”倾错误就怀疑、否定和抵制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而毛泽东思想科学涵义的提出,则从根本上把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晚年错误区别了开来。

  第二,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第二个“历史决议”强调指出,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里进行革命,必然遇到许多特殊的复杂问题。靠背诵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原理和照搬外国经验,不可能解决这些问题。从毛泽东思想的主要内容来看,它是在同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决议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错误倾向作斗争并深刻总结这方面的历史经验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在土地革命战争后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得到系统总结和多方面展开而达到成熟,在解放战争时期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继续得到发展。”[3](P826)毛泽东思想是一个具有丰富内容、结构完整的科学体系。

  一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毛泽东从中国的历史和现实状况出发,深刻研究中国革命的特点和规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的思想,创立了无产阶级领导的,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大众的,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是一个内容丰富、结构严谨的科学理论体系。它包含了关于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的历史特点,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路线和基本纲领,关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经验等内容。

  二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毛泽东领导中国共产党,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所创造的向社会主义过渡的经济和政治条件,采取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实行逐步改造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具体政策,从理论和实践上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占世界人口近1/4的、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中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艰难任务。其主要内容包括:关于人民民主专政的理论,关于积极探索中国自己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思想,特别是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学说、以及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方针等。这些正确的思想、方针和主张,对后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三是革命军队建设和军事战略理论。毛泽东系统地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革命军队建设成为一支无产阶级性质的、具有严格纪律的、同人民群众保持亲密联系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解决了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如何开展人民革命战争、应当实行什么样的战略战术、如何巩固国防等一系列重大方针问题,规定了人民军队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党指挥枪而不是枪指挥党的原则、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政治建军的原则,提出了进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

  四是政策和策略理论。毛泽东精辟地论证了革命斗争中政策和策略问题的极端重要性,在总结实践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政策和策略思想。其中包括:弱小的革命力量在变化着的主客观条件下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反动力量;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掌握斗争的主要方向,不要四面出击;对敌人要区别对待、分化瓦解,实行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在反动统治地区,把合法斗争和非法斗争结合起来,以及无产阶级及其政党要实现自己对同盟者的领导,必须具备率领被领导者向着共同的敌人作坚决斗争并取得胜利、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利益,同时给以政治教育的两个条件。

  五是思想政治工作和文化工作理论。其中包括:关于思想政治工作是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要实行政治和经济的统一、政治和技术的统一、又红又专的方针;关于发展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和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推陈出新的方针;关于知识分子在革命和建设中具有重要作用,知识分子要同工农相结合,通过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学习社会和工作实践树立无产阶级世界观等。

  六是党的建设理论。主要包括:首先从思想上建党,经常注意以无产阶级思想改造和克服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作风,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显著标志;强调在党内斗争中要达到既弄清思想又团结同志的目的;创造了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教育的整风形式;鉴于共产党成为领导全国政权的党,还多次提出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要求全党警惕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反对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等重要思想。

  第二个“历史决议”还把贯穿毛泽东思想全部内容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概括为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并明确指出,它们有三个基本方面,即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

  第三,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早在第二个“历史决议”起草之前,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今天的中国共产党,这也丝毫不是什么夸张。”[2](P28)决议起草过程中他又尖锐地指出“不提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同志的功过评价不恰当,老工人通不过,土改时候的贫下中农通不过,同他们相联系的一大批干部也通不过。毛泽东思想这个旗帜丢不得。丢掉了这个旗帜,实际上就否定了我们党的光辉历史。”[2](P452)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所作出的科学结论,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新时期党坚定不移地走自己的路、开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指明了正确的方向,奠定了重要的思想理论基础。

  一是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基性的理论成果,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宝库增添了许多新的内容。马克思说过,每个时代总有属于它自己的问题,准确地把握和解决这些问题,就能够把人类社会不断推向前进。[5](P462)毛泽东在创造性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问题的过程中,率先垂范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实践创新,在反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过程中,通过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提出了大量关于中国革命的正确理论观点,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系统工程逐步引向完善并加以体系化。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了走西方的路和走俄国人的路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明确地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科学命题,并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进行了一系列理论创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定了深厚的基础。正如第二个“历史决议”所强调的那样:“我们必须珍视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中国革命和建设过程中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原理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一切积极成果,在新的实践中运用和发展这些成果,以符合实际的新原理和新结论丰富和发展我们党的理论,保证我们的事业沿着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科学轨道继续前进。”[3](P837)

  二是毛泽东思想是中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旗帜,为中国人民实现民族解放、社会解放、社会变革和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思想引领,将长期指导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前,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所进行的所有努力和斗争之所以屡遭失败,究其根本是没有先进思想理论的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正是由于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创立了毛泽东思想,才有在这一思想引领下取得中国革命和建设的一系列伟大胜利。第二个“历史决议”要求“我们必须继续坚持毛泽东思想,认真学习和运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解决新问题。”[3](P836)它强调“因为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就企图否认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价值,否认毛泽东思想对我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作用,这种态度是完全错误的。对毛泽东同志的言论采取教条主义态度,以为凡是毛泽东同志说过的话都是不可移易的真理,只能照抄照搬,甚至不愿实事求是地承认毛泽东同志晚年犯了错误,并且还企图在新的实践中坚持这些错误,这种态度也是完全错误的。”[4](P836-837)决议还指出“由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培育的党的领导者和大批干部,过去是我们的事业取得巨大胜利的基本骨干,现在和今后仍然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宝贵中坚。”[3](P836)

  三是毛泽东思想是中华民族精神重塑的重要标识,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和复兴提供了牢固的思想政治基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毛泽东思想产生的一个直接动因,也是其发展过程中一直关注的重大问题。中国共产党人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实践,其根本目的就是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使中华民族彻底摆脱贫穷落后的面貌,重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毛泽东思想所具有的内在品质和魅力,使得它在中国已经不是一般的政治思想,而成为整个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毛泽东思想哺育了几代中国人,它的精髓已经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精神之中。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下,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为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为实现民族富强而努力奋斗。如果没有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也是不可能的。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永远是鼓舞中国人民不断前进的强大精神动力。

  第二次“历史决议”的通过,为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顺利完成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作出了极为重要的历史性贡献。同时,也为学界从学术上开始研究毛泽东思想创造了有利条件。

03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概括

  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及其历史地位作出系统概括后,党的主要领导人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在纪念毛泽东诞辰100周年、110周年、120周年的讲话中都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贡献有过一些新的概括。第三个“历史决议”的重点是“要按照总结历史、把握规律、坚定信心、走向未来的要求,把党走过的光辉历程总结好,把党团结带领人民取得的辉煌成就总结好,把党推进革命、建设、改革的宝贵经验总结好,把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事业砥砺奋进的理论和实践总结好。”[6](P78)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新认识和新概括集中体现在“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6](P13)这三个重要论断上。

  第一,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第三个“历史决议”中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概括同第二个“历史决议”有所不同的是加入了“创造性”三个字,从而凸显了毛泽东思想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般性运用和发展,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贡献。

  第三个“历史决议”指出,党在大革命失败以后,从残酷的现实中认识到,在中国没有革命的武装就无法战胜武装的反革命,中国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党迫切需要找到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强调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是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毛泽东领导军民在井冈山建立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通过古田会议确立思想建党、政治建军原则;中央政治局在长征途中召开的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开启了党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阶段;九一八事变后,党率先高举武装抗日旗帜,广泛开展抗日救亡运动,促成西安事变和平解决,随后实行正确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坚持全面抗战路线,提出和实施持久战的战略总方针和一整套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开辟广大敌后战场和抗日根据地;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在抗战胜利后悍然发动的全面内战,党领导广大军民逐步由积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打赢全国人民解放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在革命斗争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对经过艰苦探索、付出巨大牺牲积累的一系列独创性经验作了理论概括,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创立了毛泽东思想,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指明了正确方向;党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这些都充分展示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创造性运用和发展所作出的重大贡献。

  第三个“历史决议”还对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的重大贡献作出了简要概括。决议指出,党领导人民战胜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一系列严峻挑战,荡涤旧社会留下的污泥浊水,社会面貌焕然一新;赢得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捍卫了新中国安全,彰显了新中国大国地位;党领导建立和巩固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为国家迅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党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上实现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党领导确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为人民当家作主提供了制度保证,我国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党提出努力把我国逐步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领导人民开展全面的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党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倡导和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赢得国际社会特别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尊重和赞誉;这一时期毛泽东提出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形成了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在内的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一系列重要思想。所有这些独创性理论成果至今仍有重要指导意义,都从历史与理论的贯通中展示了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贡献。

  第二,毛泽东思想是被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证明了的一系列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第三个“历史决议”关于“十条经验”的概括,不仅极其深刻地反映了党一贯重视总结经验的优良传统,而且其主要内容不少即为毛泽东在历史上所首创并被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和贯彻,充分展示了毛泽东思想中许多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所证明了的完全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是党在新时代以史为鉴,开创未来的根本理论之基。

  第一条“坚持党的领导”和第十条“坚持自我革命”是围绕着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领导力量”所作出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中国共产党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6](P65)来源于毛泽东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开幕词中所提出的“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7](P350)这一原则既是对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历史经验的总结,也是党在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始终坚持的一条基本原则,是党在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始终坚持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重要理论依据。“坚持自我革命”的原则及相关思想虽然是在新时代提出来的,但其基本精神仍然可以追溯到毛泽东关于“有无认真的自我批评”[8](P1096),“是我们和其他政党互相区别的显著的标志之一”[8](P1096)的重要论断,以及中国共产党人为什么要坚持真理和修正错误的相关论述。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党历经百年沧桑更加充满活力,其奥秘就在于始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坚持自我革命既是党对百年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又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必须努力贯彻的一条重要原则。

  第二条“坚持人民至上”是围绕着革命、建设、改革和发展的“根本力量”所作出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其中关于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持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的群众观点,“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8](P1096)等重要观点,都是毛泽东思想中极为重要的内容,也是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坚定不移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道路的根本依据,是党始终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所在。

  第三条“坚持理论创新”和第七条“坚持开拓创新”都是围绕党的指导思想而作出的相关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其中对马克思主义是党的根本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指南、必须随着实践发展而发展,以及敢为天下先、走出前人没有走出的路等观点的概括,也与毛泽东关于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要敢于超过马克思等重要思想直接相关。百年来,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党的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也正是由于党始终坚持奋力开拓、锐意进取,不断推进理论创新、实践创新、制度创新、文化创新以及其他各方面创新,才使马克思主义这一普遍真理在中国大地上展现出了更加强大、更有说服力的真理力量。

  第四条“坚持独立自主”、第五条“坚持中国道路”和第六条“坚持胸怀天下”,都是围绕中国道路的开创而作出的相关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毛泽东始终认为“被压迫人民争取彻底的解放,首先是依靠自己的斗争,其次才是国际的援助。”[9](P2119)党历来坚持独立自主开拓前进道路,坚持把国家和民族发展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坚持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党始终坚持从我国国情和具体实际出发,探索并形成符合中国实际的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因而使党和人民具有无比广阔的舞台、无比深厚的历史底蕴、无比强大的前进定力。同时,党始终以世界眼光关注人类前途命运,从人类发展大潮流、世界变化大格局、中国发展大历史正确认识和处理党和国家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站在人类进步的一边,不断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智慧和力量,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推动历史车轮向着光明的前途前进。

  第八条“坚持敢于斗争”,是对中国人民革命精神力量所作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不是别人恩赐的,而是党领导中国人民通过不断斗争所取得的。党在内忧外患中诞生、在历经磨难中成长、在攻坚克难中壮大,为了人民、国家、民族,为了理想信念,无论敌人如何强大、道路如何艰险、挑战如何严峻,党总是绝不畏惧、绝不退缩,不怕牺牲、百折不挠。第九条“坚持统一战线”,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建立、坚持和发展最广泛的统一战线,是毛泽东对如何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所作出的理论概括和经验总结,是党克敌制胜的重要法宝,也是党执政兴国的重要法宝。

  总之,第三个“历史决议”对党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新概括,特别是对第二个“历史决议”提出的关于毛泽东思想的活的灵魂是贯穿于各个组成部分的立场、观点、方法,体现为对实事求是、群众路线、独立自主三个基本方面的重申,为我们在新时代认识和理解毛泽东思想提供了一个新框架,更是彰显了党在新时代对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方法论引领的高度重视。

  第三,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第三个“历史决议”紧密结合党在百年奋斗中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对中国国情和实际以及在对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怎么样才能中国化等基本理论问题的持续探索中所积累的宝贵经验,进行了系统总结,明确作出了毛泽东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科学概括。这一概括,既是对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所具有的奠基性地位的充分肯定,也为党持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的飞跃作出了重要理论铺垫。

  从第一个“历史决议”,特别是党的七大对毛泽东思想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所作出系统的阐述,到新中国成立以后的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一直持续到第二个“历史决议”通过以前,因为苏共中央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持有不同的意见,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文献及领导人的讲话中往往不再提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概念或命题,而代之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第二个“历史决议”虽然对毛泽东思想作出了前所未有的更为完整准确的概括,肯定了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此后,学界也逐渐展开了对毛泽东思想的学术研究,但仍然未能将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紧密联系起来进行深入的思考,作出更高的理论概括。

  伴随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持续推进,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术研究亦逐渐展开,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启动,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的设立和发展,以及学界对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的不断深化,人们开始更多地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内在逻辑关系对党的创新理论开展系统性研究,这就使得第三个“历史决议”着力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视角对毛泽东思想科学内涵及历史地位作出更为精准的定位成为可能。习近平认为,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深入研究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年历程,深化对新时代党的创新理论的理解和掌握。”[6](P78-79)这就为学界立足新时代,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作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历史定位,是对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首创者、主导者地位的充分肯定,也是对毛泽东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奠基性理论成果的充分肯定,更是对毛泽东思想在新时代、新阶段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重要价值和意义的充分肯定。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概括有其重要特点,主要表现在:一是在从历史与理论的贯通中阐述毛泽东思想的创立过程时,更加注重毛泽东思想对马克思主义运用和发展的创造性的特征;二是在对毛泽东思想主要内容进行提炼概括时,更加突出毛泽东思想基于实践基础上的系统性特征;三是在对毛泽东思想历史地位的概括上,更加突出毛泽东思想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上的整体性价值及对其意义的理解和掌握。总的来说,第三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概括,更加简洁而精准。

  76年间,党先后制定并通过了三个“历史决议”。虽然这三个“历史决议”产生的具体历史条件、时代背景、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都有所不同,但却都是在重大历史关头作出的,都对党的指导思想作出了相应的分析和概括,进而对统一全党思想、意志和行动,推进党和国家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如果说第一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思想的认识和概括,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开创做了必要的奠基;第二个“历史决议”对毛泽东及毛泽东思想的系统阐述,是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重启做了必要的准备;那么,第三个“历史决议”则为21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走向世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

  (作者系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12期

发布时间:2022-01-11 09:1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