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我的位置 > 首页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胡为雄:俄国—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传入中国的历史回顾

 

  本文所说的传入中国的俄国—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其意义稍为宽泛,且有所偏重。它包括苏联学界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列宁、斯大林的著作,也包括俄国—苏联学界和政界宣传、解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有关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文献以及相关学术著作。其意义有所偏重是指,本文主要介绍源自俄国—苏联的具有列宁主义内容的马克思主义著作,而较少介绍通过俄国—苏联及其他国家传入中国的包括马克思、恩格斯著作在内的马克思主义著作。俄国—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传播方式,既包括翻译成中(汉)文出版发行,也包括通过办大学进行课堂讲授、编写教材并翻译出版。这类著作传入中国的时间跨度相当长,历时70余年。对此,国内已有不少论著进行过研究,但研究者视角不同、目的不同,研究成果各有侧重。在已发表的论著中,具有代表性的主要有《列宁著作在中国的传播》《列宁著作在中国90年》《列宁著作在中国的百年传播》《斯大林著作在中国出版概貌》《留学与革命:20世纪20年代留学苏联热潮研究》《莫斯科中山大学和中国革命》《维经斯基》《杨明斋》等,这涉及列宁、斯大林著作的传播,留俄学生在传播中的作用,维经斯基等人物的传播作用,等等。本文则是一种综合研究,对俄国—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传入中国的情况做一总体回顾,内容包括以前学界未曾涉及或充分注意的领域。这种回顾主要包括四方面:从1920年起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论著直接传入中国之门开启;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创办的大学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发挥了巨大作用;苏联编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被译成中文在中国大量出版发行;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论著亦大量传入中国——这种情形延续至1990年代初才结束。

  从总体上看,中国人接受并用来指导革命与建设的马克思主义,除最初从日本辗转传入外,主要是通过俄国—苏联传入的。十月革命胜利后,中国人从俄国—苏联学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也从俄国—苏联直接引入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本文在做这种历史回顾时,在行文中提及的俄国—苏联的马克思主义,一般不是指原生态的马克思主义,而是指俄国—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它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义往往有相通之处。

  俄国—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大规模传入中国,与俄国十月革命这一世界历史性事件分不开。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对中国影响巨大,不仅促进中国产生了一大批向往十月革命、共产主义的早期共产主义者,也推动中国共产党诞生并逐渐形成了一大批矢志在中国践行共产主义的革命者。而俄国能成为社会主义革命的发源地,成为列宁主义的故乡,又与它接受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影响分不开。自1883年普列汉诺夫等人在俄国成立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团体——劳动解放社——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之后,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经过30余年的宣传、发展和演化,特别是列宁将马克思主义灵活地与俄国革命实践结合起来,取得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并在1922年成立了包括俄国在内的社会主义苏联,令举世瞩目,这吸引了致力于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大批先进中国人。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开始尝试走俄国人的路,接受、传播俄国—苏联的先进思想文化。因此,曾指导十月革命成功的俄国—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受到这些知识分子青睐,他们尽力将之引入中国,俄国—苏联也就成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主要来源国。也正因为列宁在帝国主义时代创造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以俄为师的中国共产党人后来习惯将从俄国学来的革命学说称之为马克思列宁主义。不过,俄国—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较为曲折,最初它被禁止宣传,但传入中国后却产生了极其巨大的作用和影响,使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产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1920年以前,中俄文化交往较少,中国精通俄语的人不多。中国人对俄国文化和俄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了解很少,甚至对当时俄国发生的政治巨变——十月革命的了解也是间接的。例如,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的第三天,上海的《民国日报》(19171110日)才据伦敦108日电——路透社驻俄记者采用107日俄国公报发出的报道,刊登了《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的“要闻”,首次报道了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消息,其中提到列宁的三项主张。俄国十月革命发生后,中国军阀政府害怕俄式革命在中国发生,极力阻遏“过激”主义在中国传播,因此俄国的马克思主义论著很少传入中国。当然,当时仍有少量著作被译成中文并见诸报端,不过文献来源不是俄文而是他种文字。例如,191991日北京《解放与改造》第一卷2号刊载过列宁写于1917年的《俄国的政党和无产阶级的任务》一文,这是中国报刊最早发表的列宁著作汉译文,它是由译者金侣琴(金国宝)据英文转译的,原译题目为《鲍尔雪维克之所要求与排斥》,作者为李宁。又如,北京大学的“亢慕义斋”,到19222月,“有马克思主义的英文书籍四十余种,中文书籍二十余种。英文书中计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哲学的贫困》《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共产主义原理》《雇佣劳动与资本》《德国的革命与反革命》《路易·波拿巴十八》《法兰西内战》等;有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和《无产阶级革命》”。此外,还有“八本印有‘亢慕义斋图书’篆章的德文书”,“这八本德文书就是‘五四’时期‘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从国外输入的”。包括列宁的《伟大的创举》和《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蔡特金和瓦勒齐的《反对改良主义》,布兰特和瓦勒齐的《共产主义在波兰》,是季诺维也夫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共产党的作用》《在德国十二天》和《旧目标,新道路》,托洛茨基的《法国工人运动问题和共产国际》。俄国—苏联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入中国的过程相当长,从1920年代初延续至1990年代初。对此,本文尝试做总体性回顾,厘清其历史脉络。

一、1920年:俄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论著直接传入中国之门开启

  俄国马克思列宁主义论著直接传入中国之门的开启,与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部代表维经斯基来华直接相关。或者说,从俄国传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通道是维经斯基来华后才真正打开的。“19204月,经共产国际领导的同意,俄共(布)远东局符拉迪沃斯托克处的领导人之一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派遣苏共党员维经斯基、其妻库兹涅佐娃和翻译杨明斋等一行人赴中国。他们的任务是了解中国国内的情况,与中国的进步力量建立联系,同时考察是否有可能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东亚书记处。”维经斯基、库兹涅佐娃、杨明斋、马迈也夫、马马耶娃五人,以俄国《生活报》记者的名义来到北京。维经斯基的中(汉)文名字为吴廷康,他通过在北京大学任教的俄籍教授柏烈伟结识了李大钊,经过多次交谈,取得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共识。在李大钊的主持下,维经斯基和杨明斋还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同一些进步青年进行了座谈,“并向他们介绍和捐赠了许多宣传十月革命的书刊,如《国际》、《红旗》、《国际通讯》、《震撼世界的十天》等”。

  由李大钊介绍,是年4月底5月初,维经斯基和杨明斋等到达上海,会见主编《新青年》的陈独秀,由陈独秀介绍,又会见《星期评论》杂志的主编戴季陶、李汉俊、沈玄庐和《时事新报》的负责人张东荪等人,并同他们进行了多次会谈,决定发起建立中国共产党。维经斯基等到达不久,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在上海成立,其任务是联络中国、日本、朝鲜等亚洲国家的革命者建立革命组织。同时,维经斯基组成了由他本人和陈独秀等在内的五人革命局。革命局下设出版部、宣传报道部和组织部,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

  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及革命局把很大的注意力放在革命理论的宣传工作上,在海参崴、哈尔滨、北京和上海都成立了出版机构。海参崴是俄文书报的出版地,出版各类报纸杂志,还翻印了50种莫斯科出版的书籍,印数在25000册到40000册不等。书籍包括中文、朝文和日文版《俄国共产党纲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劳动法令》以及许多其他小册子。上海革命局出版部的印刷所印刷了各种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如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单行本,陈独秀等主编的《共产党》《新青年》,也有无政府主义者景梅九主编的《自由》等。19213月,张太雷到伊尔库茨克向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报告工作时,曾报告上海革命局出版部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情况:出版部曾为一些水平较高的同志发行过一套独特的宣传书籍《袖珍本社会主义者丛书》,该套丛书第一批出版的有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等;还出版了中文杂志《共产党》作为中共中央的机关刊物;并打算加快已经开始的将马克思的《资本论》译成中文的工作。

  上海作为出版重地,东亚书记处在这里拥有许多报刊,比如《上海生活》《周报》《社会日报》《新中国》等。并且,革命局出版部在1920822日还出版了中文周报《工人的话》创刊号,印刷2000份,一分钱一份。同时,第三国际东亚书记处在北京成立的革命局也加强了理论宣传。北京的理论宣传和出版活动主要依靠学生组织,当时除了出版一些重要著作外,还出版了《北京大学学生周刊》和《新潮》两种刊物。《北京大学学生周刊》51日发行的一期是有关国际工人运动问题的专刊。

  革命局的宣传报道部在上海成立华俄通讯社时,也在北京设立了分社。华俄通讯社开始称中俄通讯社,是一个公开活动机构,杨明斋任社长,社址在渔阳里6号。华俄通讯社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宣传十月革命的胜利和经验,翻译和报道来自俄国和共产国际的新闻,稿源大部分来自赤塔、海参崴和莫斯科等地,也有少量消息转译自英、美、法等国的报纸杂志,其内容包括政治、经济、文教、战事、工运、妇运等以及俄国组织机构介绍、革命领袖评介等。具体说来,华俄通讯社主要是从俄国远东报纸以及《苏俄通讯》《曼彻斯特卫报》《每日先驱报》《新共和》周刊、《民族》周刊、《纽约呼声报》以及维经斯基等人所提供的文章中选择和翻译一批文章,提供给中国的报纸发表。到19208月,它已为中国31家报纸提供消息,甚至连苏俄日历上的文章,如《十月革命带来了什么?》也被全文刊用了。

  成立后的华俄通讯社成了中国较为及时了解十月革命后俄国真实情况的媒体,结束了以前中国媒介的新闻主要转传中美通讯社、巴黎通讯社、日本通讯社、英国路透社等消息的情况。19211月,华俄通讯社在《民国日报》发表了《新俄国组织汇记》,后来又连续发表了《布尔什维克沿革史》《列宁小史》《列宁关于劳动底演辞》《列宁答英记者质问》等文,这些文章澄清了对俄国革命的误解和诬蔑,向人民客观地介绍了俄国革命。华俄通讯社据采访、整理写成的《劳动家的社会主义谈》长文也在《民国日报》分10多次连载。总之,华俄通讯社在中国报刊发表大量文章,不仅传播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而且为中国共产党成立做了舆论准备。这个通讯社,“据不完全统计,从19207月至19217月的1年间,仅在上海报刊上发表的文章就有140余篇”。

  革命局组织部的工作重点是在学生中做组织、宣传工作。1920822日,上海各种革命学生团体组织起来成立了社会主义青年团,即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该团计划派代表参加上海、北京和天津的革命局,以便对学生运动积极施加影响,引导学生到工人和士兵中做革命工作,让革命的学生去“依靠劳动群众”。除了派学生到工人和士兵中宣传俄国情况、世界革命及马克思主义外,组织部还在一些大城市建立工人夜校、工人俱乐部和社会主义青年团。

  促进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相结合是组织部非常重视的。维经斯基等来华前,马克思主义主要是在知识界传播,基本上没有传到工人阶级中去。上海革命局及北京、天津、广州等地革命局建起来后,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向工人阶级传播,从而开始社会主义运动同工人运动的结合。这时,革命局出版部为工人、士兵出版了一系列周刊、报纸、多种小册子和传单,具有很强的针对性。“例如,有些标题为:《工会是怎么一回事以及如何组织工会》《两位工人关于朋友和敌人的对话》《共产党人是什么人》《一个士兵讲他为什么要打仗》、《共产主义者的纲领》《现时的苏俄》等等。”

  不仅如此,由于曾经在美国生活,维经斯基为中国社会主义者购买了大量美国社会主义政党的进步书籍,“如美国的《苏维埃俄国》(Soviet Russia)、《共产党人》(The Communist)、《阶级斗争》(The Class Struggle)和《解放者》(The Liberator)等,这些来自美国的英文文献,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过程中以及中国共产党党纲及其形式的确立上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也表明,美国成为一条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通道、美国等国家的社会主义文献成为中国社会主义运动的理论来源,维经斯基作出了重要贡献。

  有维经斯基等人的帮助,中国的共产主义者对组建党组织、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更加活跃了。上海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后迅即展开工作。“8月,杨明斋和陈独秀、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陈望道、俞秀松、施存统等人成立上海共产党小组。杨明斋这时也由俄共()党员转为上海党小组的成员。”上海共产党小组又将《新青年》改为机关刊物,加强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知识宣传的功能,并从19209月第8卷第1号开始设立“俄罗斯研究”专栏,刊登有关俄国作品的译文,也刊登列宁著作的译文。例如,《新青年》第8卷第4号刊登震瀛(袁振英)节译的列宁的《过渡时代的经济》(即《无产阶级专政时代的经济和政治》,19216月第9卷第2号刊登李达转译的《列宁底妇人解放论》,成舍我节译的列宁的《无产阶级政治》。192011月,上海共产党小组创办了《共产党》月刊,这为在全国建党的理论宣传和思想准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上海共产党小组成立后,杨明斋不仅参加《新青年》的出版和《共产党》月刊的创办发行工作,并在担任华俄通讯社社长时,亲自翻译或撰写稿件介绍俄国情况,例如在《新青年》第8卷第2号“俄罗斯研究”专栏发表译著《苏维埃的公民教育》,介绍俄国的教育情况;在第8卷第3号发表译著《俄国职工联合会发达史》,介绍俄国职工联合会自1905年至1917年十月革命胜利后的全面发展情况;在第8卷第4号发表了他译自莫斯科《真理报》所载的《劳农政府召集经过情形》,介绍俄国组织劳农议会和俄国政府(苏维埃政府)的经过及省、县,乡议会执行部之组织状况。“这些文章,从多方面介绍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和实际情况,宣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杨明斋不仅在《新青年》《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和译文,介绍十月革命的成功经验,宣传马克思主义,还负责创办培训进步青年赴俄深造的外国语学社,亲自讲授俄语。1920年冬至1921年春,上海党小组从该社学员中选派了刘少奇、任弼时、萧劲光、罗亦农、汪寿华、柯庆施等一批团员分批赴俄学习,他们后来都成了中国革命的重要领导人。

  总之,维经斯基、杨明斋等在中国大约8个月(19204月—192012月)的活动以及提供的经费,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进入了有组织、有计划的新时期,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打下了基础、创造了条件。

二、19201940年代: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创办的大学发挥巨大作用

  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在莫斯科创办大学招收和培养中国的共产主义革命者,极大加速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即具有列宁主义色彩的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的传播,并使之在1920年代中期以后开始在中国占主流,在社会实践运动中产生巨大影响。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领导的共产党(布尔什维克)非常重视亚洲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革命,并积极予以支持。19193月,列宁领导创建的共产国际成立后,便着手创办大学为各国培养革命干部以推动世界革命运动的开展,主要有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即莫斯科中山大学、列宁学院等。

  1921421日,俄国政府在莫斯科成立了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以下简称东方大学)。东方大学的外国班主要招收东方各国的学员,设有中国班、日本班、朝鲜班、伊朗班、土耳其班等。东方大学19211021日正式开学,该年教学计划包括12门课:自然科学、人类社会史和历史进程的本质、俄罗斯史、西方阶级斗争史、政治经济学、东方学、俄国与俄共革命斗争史、经济地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苏维埃建设、俄语、数学。而19221923年的教学大纲则有4个系列30门课,第一系列包括9门课:自然地理与经济地理、社会形态发展史(文化史)等。第二系列包括10门课:政治经济学、俄罗斯史(包括俄共(布)历史)等。第三系列包括10门课: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方法论)、生物学(高级神经活动)、哲学史、社会学说史、马克思主义政权与国家理论、西方史、工人运动史、外语等。第四系列课程:苏俄经济政策(包括土地关系)。

  东方大学招收的第一届中国班学员,是从上海外国语学社选拔的罗亦农、刘少奇、王一飞、任弼时等34人,他们1920年至1921年分三批派赴莫斯科。由于中国共产党成立不久,国内革命斗争急需人才,1923年陈独秀向共产国际建议,将在法国留学的党的活动分子派往苏联学习,以培养中国革命的干部。因之,从19233月至19249月,在共产国际和苏联政府协助下,在巴黎的中共旅欧支部123名成员先后分三批赴东方大学学习,其中有朱德、邓小平、傅钟、李慰农等人。至1924年,莫斯科东方大学有60多个民族的1000多名学员,外国部的中国学员约占三分之一,主要是一些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为适应中国共产党急需革命斗争人才的形势,“第一届中国班学员在俄学习时间一般为一两年(有的甚至不到一年),但他们所要学习的内容很多,主要集中在政治学科,特别是马列主义理论的学习上”。

  中国班的学员也十分珍惜这种学习生活。许多学员学习非常用功,例如李慰农在法国就自修俄语,“来东方大学后很短时间内,他就能在课堂上直接听懂俄国教师讲课,并且能够娴熟地使用俄文做笔记。列宁的《青年团的任务》、布哈林的《共产主义ABC》和波格丹诺夫的《政治经济学》等必修课,他都取得了优秀的学习成绩。课余,他还多次精读了《资本论》《共产党宣言》《国家与革命》等马克思、列宁的经典著作”。

  由于东方大学教学主要用俄语进行,有些中国学员还兼当翻译,例如瞿秋白就担任过翻译兼助教并主讲过社会学课程。经过东方大学的培训,瞿秋白较多地掌握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知识,这为他后来回到中国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作出较大贡献打下了良好基础,也为他成为中国革命的早期领导人创造了条件。俄语基础好、在教学时当翻译的还有李仲武(笔名仲武)、王一飞、任弼时、抱朴,以及罗觉(罗亦农)、蒋光慈(笔名蒋光赤)等。

  许多成绩优秀的学员在学习之余还翻译马列著作,撰写文章,向国内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知识。例如,蒋光慈翻译了列宁、斯大林的一些重要文章,编写了《列宁年谱》,陆续刊登在《新青年》上。他还撰写了宣传唯物论、革命文学的论文并寄回国内,先后在《新青年》《向导》上发表。由于在东方大学学习的学员不断提供稿件,《新青年》等刊物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内容大大加强。例如,19241210日的《新青年》季刊第4期“国民革命号”刊载的翻译文章有: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蒋光赤译)、《中国战争》(弼时译)、《革命后的中国》(仲武译)、《亚洲的醒悟》(仲武译)、《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仲武译)、斯大林的《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即《列宁主义基础》)(蒋光赤译)等。这些译文有的还同时刊登在《政治生活》等刊上。东方大学学员也撰写了不少文章寄往国内发表,例如赵世炎撰写的《苏俄与美国》一文,曾发表在19241月的《向导》周刊上。同年3月,他的《世界与列宁及列宁主义》和《列宁》两篇文章发表于《民国日报》的副刊《觉悟》。这属于较早在中国报刊上介绍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文章。学员中还有从事著作翻译的,例如罗亦农等翻译了《共产主义ABC》和其他理论著作。

  不仅如此,东方大学毕业的中国学生更是以学到的理论知识运用于中国革命的实践活动。例如,1922年初在东方大学入党的任弼时,通过“刻苦学习,精通了俄语,坚实地打下了马列主义的理论基础”。1924年秋,他回到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的领导工作。19251月社会主义青年团在上海举行第三次代表大会,任弼时根据大会决议精神撰写了《怎样布尔什维克化》,发表于《中学校刊》1925年三、四月份合刊。任弼时积极从事青年团的宣传工作,“在《中国青年》发表许多文章,向青年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如《马克思主义概略》《列宁主义要义》;介绍青年工作的情况和经验,如《社会主义青年团是什么?》《怎样青年群众化》《列宁与青年》,等等”。

  继莫斯科东方大学之后,苏联共产党(布尔什维克)中央政治局为纪念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于1925319日做出决定,在苏联建立一所专门为中国国民党培训干部的学校,定名为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不过中国学员习惯称它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国共两党后来许多要人、名人都曾在此学习过。短短5年间,中山大学总共接收了859名中国留学生。其中共产党学员有邓小平、陈伯达、乌兰夫、叶剑英、董必武、林伯渠、徐特立、何叔衡、陈绍禹(王明)、秦邦宪(博古)、张闻天(洛甫)、王稼祥、杨尚昆等;国民党学员有蒋经国、谷正纲、谷正鼎、邓文仪、郑介民、康泽等。

  “中山大学师资力量雄厚,到1928年,中大共有160名教师,其中有不少是苏联的中国问题专家、汉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哲学家。”中山大学开设的课程与东方大学相似,主要有语言、历史、哲学、政治经济学、列宁主义、军事学等,学制为两年。语言课要求深入学习俄语;历史课包括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运动史等;哲学主要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学习《资本论》,还有经济地理等。大学的教授除俄国人外,还有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由于语言不通,需要翻译从中进行沟通,许多讲义也需要从各种外文译成中文。校方为解决这两个难题,除加紧培养翻译人才,还从上海购买了中文印刷器材并雇用数名中国印刷工人,以印刷中文教材。

  1927年国共分裂后,19289月苏联共产党政治局将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改名为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只招收共产党员。“南昌起义和广州暴动失败后赴苏联的共产党员,多数进入这个学校学习。”1930年,中山大学完全停办,部分学员转入其他学院学习。例如,董必武等人进入列宁学院学习;王稼祥、张闻天、沈泽民、郭绍棠、陈绍禹等人转入红色教授学院学习。他们后来回国并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其中不少人对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发挥了较大作用。

  莫斯科中山大学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传播有特殊贡献。当时的学生盛岳在回忆录中写道:“在把马克思主义思想介绍到中国来这一点上,中山大学也发挥了巨大作用。中大承担了卷帙浩繁的翻译任务,译成了许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人的中文经典著作。这一工作的成果是,很多马克思主义的著作首次被译为中文,并尽量做到了马克思主义名词中文译名的统一。而且,不少中山大学学生回到中国后,继续从事这一重要的翻译工作。他们的事业对于许许多多中国人,特别对党的干部的思想作出了巨大贡献。”盛岳忆及,中山大学设有翻译局,俄译中一直是中山大学的重要工作。起初翻译工作主要是为了适应课堂的需要,每一门课的讲义都做翻译。有些讲义,如经济地理、西方革命史和社会发展史,被一些中国学生寄回国以自己的名字出版。翻译局同时也翻译经典著作,如“卜涛明翻译了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恩格斯的《家庭、私有财产和国家的起源》以及卡尔·考茨基的《马克思经济学说》”。盛岳自己除翻译了专题讲义、参考书外,“还译了恩格斯的两本著作:《从猿到人》和《自然辩证法》”。1930年春,盛岳又与杨尚昆“突击翻译斯大林的巨著《论反对派》”。《论反对派》曾由《新华日报》发行,在重庆出售。

  盛岳认为,苏联国家出版局跟中山大学合作,中俄两国人员联手使马列著作达到真正准确的翻译,当时,“马恩列斯的主要翻译工作由于时间和力量不足而没有着手。为了补救这种情况,苏联国家出版局跟中山大学合作,翻译和出版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国家出版局出钱,中山大学出翻译人才,这样才着手进行列宁全集头几卷的翻译工作。中山大学停办之后,这些翻译人员留在莫斯科,在苏联国家出版局继续他们的工作”。“虽然这些翻译人员并没有搞完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工作,最后,由共产党中国的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接着完成,但翻译局已译出的著作被中国共产党作为标准本使用了很多年。”翻译工作“对提高中国共产党人思想理论的普遍水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以至于现在徒弟已经超过了师傅”,正是俄国人“在中山大学发起了对共产主义大师们的著作进行真正准确的翻译”。盛岳还说:“某些马列著作当然还有其它中译本,大都系从日译本转译,但这些译本均译得不好。”作为亲历者,盛岳的回忆较真实地反映了中山大学在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列宁学院于1925年底在莫斯科成立,目的是对来自各国的革命者进行系统、正规的教育,帮助学员深入学习并领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探讨实现本国革命的途径。列宁学院直接划归共产国际领导,创建之初由当时颇负盛名的老布尔什维克、理论家、共产国际重要领导人布哈林担任院长。列宁学院的学制为两年,但可随时根据各国革命斗争的具体实际情况开设各种长期班。列宁学院开设的基本课程包括:列宁主义教程(选编列宁的著作为教材)、联共(布)党史(以联共监察委员会主席雅罗斯拉夫斯基所编的讲义作为教材)、西欧工人运动史(选编卢森堡等著名欧洲工人革命活动家的著作为教材)、政治经济学、哲学、历史、地理、军事课等。列宁学院的教学采用讲授与启发相结合的方式,学员们通过教师讲授和自己认真读书学习,深入研究探讨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重大理论问题和中国革命的实际问题,讨论切磋的风气十分浓厚热烈。在列宁学院学习的中国学员有董必武、刘仁静、陈郁、李维汉、李立三等,他们大多成为后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直到1943年共产国际解散、列宁学院停办,一些在那里学习的中国学员才回国。

  红色教授学院也为中国培养了一些理论人才。该学院是根据列宁签署的教育人民委员会法令《关于筹建红色教授学院机构》,于1921103日正式创建的,第一任院长是著名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18681932年)。在红色教授学院的中国学员较少,只有张闻天、王稼祥、沈泽民、郭绍棠、陈绍禹等人。

  伏龙芝军事学院则为中国共产党培养了一些优秀军事人才。该学院19252月开始设立中国学员班,专门向中国学员传授苏联红军军事理论和实战技术。不过,中国班学员的数量不是很多,最初只有刘云、刘伯承、左权、屈武、陈其科等6人。193040年代,杨至成、刘亚楼、李天佑、钟赤兵等也曾在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过。刘伯承是1927年底奉党派遣赴苏联学习军事,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后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他1930年学成回国,先后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参谋长等要职,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并负责讲授暴动方略、游击战、运动战等课程。1932年,刘伯承到中央苏区后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在反“围剿”作战期间,他曾撰写《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等,并翻译《合同战术》等多篇苏军教材及理论文章,促进了红军干部军事素质的提高。左权于1930年与刘伯承等一道回国,曾与刘伯承共同校译《合同战术》。

三、1920年代起: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被译成中文大量出版发行

  维经斯基、杨明斋等人的中国之行,打开了俄国—苏联与中国的政治和文化通道,俄国—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开始源源不断地传入中国。然而,由于受到中国懂俄文的人才限制,俄文论著并未立即取代其他语种如英文、日文、德文等,包括列宁著作在内的英文、日文等转译本仍是中译本的重要资料来源,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也源于德文、英文。这种状况直到1920年代苏联共产党创办了几所大学培养的中国学生陆续回国后,于1920年代中后期至1930年代才开始渐渐改变。加之苏联官方机构如苏联国家出版局等工作和中国共产党人重视翻译工作,最后发展到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在内的俄文版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全部引入中国,俄国的其他许多文化作品也都大量引入中国。

  当然,这一切都与中国的先进知识分子、中国共产党人的努力分不开。即使受限于语言,但有关俄国的文献明显受到重视,得以广泛传播。就在维经斯基、杨明斋等人在华期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除了支持翻译出版《共产党宣言》(陈望道从日文版转译,19208月出版)外,还出版了其他宣传马克思主义的译著,这些著作中有关列宁主义学说的内容开始增多。“据统计,从俄国十月革命胜利至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前,我国报刊发表列宁著作中译文文献13篇,其中包括《国家与革命》等主要著作的部分中译文。”

  为纪念十月革命胜利三周年,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出版的《共产党》月刊的创刊号(1920117日)发表了列宁著作《俄罗斯的新问题》,即《俄共(布)第九次代表大会文献·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译文,还发表了译自美国刊物《苏维埃俄国》的《列宁的著作一览表》,列举了列宁重要著作19种。《共产党》第1卷第3号(1921年)又刊载了译自美国《民族》杂志的《加入第三国际大会的条件》,即《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第14号继之发表了P生(即沈雁冰)翻译的列宁《国家与革命》第一章第一、二节(亦由英译本转译)。此后,列宁的著作开始在中国流行。例如,《广东群报》1921634日刊登根据同年521日华俄电,莫斯科《红邦报》创刊号刊登的《列宁之新经济论文》;《时事新报》1921625日刊登《共产党与小资本家结合——列在共产党大会之演说》等。

  19219月人民出版社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人即计划翻译出版“马克思全书”15种,“列宁全书”14种,“康民尼斯特丛书”11种,其他9种。由于各种原因,这些书未出齐。“马克思全书”出了4种:除《共产党宣言》外,还有《革命与反革命》(19205月出版)、《马格斯资本论入门》(19209月出版)、《工钱劳动与资本》(即《雇佣劳动与资本》,192112月出版)。“列宁全书”出了5种:《列宁传》、《劳农会之建设》(即《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李立译);《讨论进行计划书》(包括《对于革命中无产阶级问题的建议》即《论无产阶级在这次革命中的任务》和《讨论进行计划书》即《论策略书》两本);《共产主义礼拜六》(即《伟大的创举》,节译);《劳农政府之成功与困难》即《苏维埃政权的成就和困难》(节译)。“康民尼斯特”丛书出了4种:《共产党的计划》(192112月出版),《俄国共产党党纲》(19221月初版)、《国际劳动运动中之重要时事问题》(19221月出版)、《第三国际议案及宣言》(19224月出版)。其他9种(《马克思学说理论的体系》《空想的与学科的社会主义》《伦理与唯物史观》《简易经济学》《多数党底理论论》《俄国革命纪实》《多数党与世界和平》《马克思经济学》《家庭之起源》)丛书中,只出了《俄国革命纪实》(19221月出版),另还将《李卜克内西纪念》《两个工人谈话》《太平洋会议及我们应取的态度》一起编入出版。为避免遭受北洋军阀的迫害,这套在上海出版的书在版权页上标明“广州人民出版社印行”。

  19231月,新青年社与人民出版社的广州发行所合并后,出版了布哈林等著的《共产主义ABC》《中国革命问题集》等书约20种。同年,上海创立新文化书社出版了李春蕃(柯柏年)译的列宁的《帝国主义浅说》(即《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讨论集》等。

  1924年,为悼念列宁,北京地区编印了《列宁纪念册》特刊,其上载有李春蕃译的《农税的意义》《共产主义社会底进化》两文。19241220日,《新青年》季刊第4期“国民革命号”刊载了列宁的《民族与殖民地问题》(蒋光赤译)、《中国战争》(弼时译)、《革命后的中国》(仲武译)、《亚洲的醒悟》(仲武译)、《落后的欧洲与先进的亚洲》(仲武译)、斯大林的《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的原理》(即《列宁主义基础》)(蒋光赤译)等。《新青年》季刊第4期上刊载的这些译文,主要来自在莫斯科学习的中国留学生。此后,直接源自俄国的译文也开始增多。

  1925122日,党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对于宣传工作之决议案》,对办好《向导》《新青年》《中国工人》等报刊以及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等做出明确规定。同年28日,为悼念列宁逝世一周年,《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发行“列宁号特刊”,刊载了郑超麟译的列宁的《托尔斯泰与当代工人运动》一文。同年2月,上海新文化社出版柯柏年翻译的《帝国主义浅说》(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先行发表过该书部分译文)。另外,柯柏年还翻译了列宁的《共产主义社会底进化》《农税的意义》《唯物史观与马克思》《国家与革命》(第一个全译本由汕头《岭东日报》副刊《革命》从192716日起连载)等。

  值得提出的是广东地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1926年,共产党员李春蕃与“非党布尔什维克”李春涛等在汕头市创办了震东社会科学院,翻译、宣讲马克思列宁主义。李春蕃先后翻译出版著作8本:马克思的《18486月巴黎无产阶级之失败》、列宁的《唯物史观与马克斯》《帝国主义浅说》(新文化书社版)《国家与革命》《论妥协》《革命之一根本问题》《俄国革命之四周年》、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这8本书有的是仍保留版权的新作,有的是当时刚出版或将出版的。1927121日是列宁逝世三周年纪念日,《岭东民国日报》的《革命》副刊刊登“研究列宁主义书目”,“开列了34本书,其中介绍列宁生平的4本,介绍列宁主义的4本,介绍俄国革命与建设经验的5本,列宁的著作19本”,还有斯大林、布哈林以及瞿秋白等人的著作。总体来看,中国共产党成立后短短6年内,列宁主义在中国迅速传播。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列宁的著作仍然不断出版,包括《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彭伟秋、杜畏之译)。此外,《国家与革命》《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都有中译本,有的书还有几种版本。例如,19297月,中外研究分会也出版了《国家与革命》。1930年,中国共产党创办的华兴书局出版了陈文达译的《二月革命至十月革命》,陈瑞宣译的《三个国际》等;上海浦江书店出版了江一之译的《国家论》,吴凉译的《左派幼稚病》;上海神州学术出版社出版了《一九一七年革命文选》;193310月,上海中华书店出版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基本任务》即《青年团的任务》(伪装的封面书名是《银行会计概要》)。

  在上海,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在1930年代也“翻译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目前至少发现有113种,包括列宁有关著作”。特别值得指出的是,从1920年代土地革命战争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根据地在艰苦的岁月中极为重视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出版,除《共产党宣言》等外,列宁的著作有《国家与革命》(中央出版局1932年)、《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1932年)、《社会民主派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策略》(中央出版局1932年,同时以《两个策略》为书名出版)、《“左”派幼稚病》(中央出版局1932年)等。此外,一些刊物如《斗争》19347月第68期刊登了马克思的《中国革命与欧洲革命》、恩格斯的《波斯和中国》等著作。

  中央苏区翻译出版的斯大林的著作种类也比较多,主要有《为列宁主义化而斗争》(中央印刷局1932年)、《斯大林同志论反对派》(中央局1932年)、《列宁主义问题》(中央局1934年)、《论布尔什维克中的几个问题》(1934年铅印本)以及《斯大林论列宁》(蔡乾译,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1933年)、《列宁主义概论》(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1934年)。

  同时,中央苏区还出版了不少介绍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著作,如《三个国际》(中央出版局1932年)《第一国际到第三国际》(中央出版局1932年)《国际纲领》(中央出版局1932年)《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国工农红军学校翻译,1933年)《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中央局1933年)《少共国际小史》(中央出版局1932年),等等。

  抗日战争时期,延安是中共中央领导抗日战争的根据地,也是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中心。19386月中央马列学院成立后,即设立了编译部这个党的历史上首个专门编译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的机构,还设立了中共中央出版发行部——解放社。解放社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丛书”“抗日战争参考丛书”及《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其中,《列宁选集》出版了第118卷,《斯大林选集》出版了第15卷。这些著作都来源于俄文,其中《列宁选集》是根据莫斯科马恩列学院出版的俄文版《列宁选集》6卷本译出的。同时,解放社还重印了一些译文质量较好的列宁著作,主要选自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列宁著作,如《列宁选集》中文本第3789101213卷以及其他单行本。1942年,解放社还出版了经毛泽东亲自修改审定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

  抗日战争期间,在国民党统治区和日本侵略者占领区,中国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也大量传播列宁的著作。例如,1937年,上海生活书店出版了《列宁家书集》(徐懋庸译),新知书店出版了《帝国主义论》(吴清友译);1938年生活书店据莫斯科版中文本排印了《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左派”幼稚病》,1939年生活书店重印了莫斯科外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40年读书出版社出版了《社会主义与战争》(徐冰译)、《克劳塞维兹“战争论”笔记》(冰生译)、《列宁论战争》(焦敏之译),1943年读书出版社出版了《列宁论文化与艺术》(萧三译)等著作。

  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创办的报刊也积极传播列宁著作。例如,延安《解放周刊》发表列宁著作汉译文9种,其中有李春蕃译的《纪念恩格斯》、艾思奇译的《关于列宁辩证法的笔记》、吴黎平和王石巍译的《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命运》、杨松和袁维译的《社会主义与战争》。重庆的《新华日报》刊载有列宁著作6种,其中有徐冰译的《社会主义原则与一九一四年的战争》、戈宝权译的《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等。重庆的《群众》亦刊载有列宁著作6种,其中有徐冰译的《革命的教训》、戈宝权译的《列宁论高尔基》等。“据不完全统计,抗日战争期间,发表的列宁著作达50种之多。”

  解放战争期间,延安解放社除继续出版《列宁选集》之外,还出版了多种列宁著作单行本。例如,1948年出版了《土地问题理论》(曹葆华译);1949年出版了《论民族土地问题》(张仲实译)、《卡尔·马克思》(博古译)、《论国家》(何锡麟译)、《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曹葆华译)等著作。

  同时,其他地区党领导的出版机构也出版了多种列宁著作,如《青年团的任务》(大连中苏友好协会1946年)、《卡尔·马克思》(博古译,晋察冀新华书店1946年)、《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东北书店1947年)、《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曹葆华译、博古校,晋察冀新华书店1947年)、《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焦敏之译,棠棣出版社1948年)等。“据粗略统计,在这一时期,上海、北京、天津、大连、汉口、广州等地的报刊发表的列宁著作中译文有20多种。”

  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出版的列宁著作中文本数量大大增加,达到了19种,而中国出版的也有16种。从抗日战争时期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的10多年中,苏联出版的列宁著作汉中文本有几十种,包括了列宁的主要著作。苏联出版的著作,“无论是多卷本的‘选集’,还是单行本,我们的出版机构全部重印过,其中有的单行本重印多次。苏联提供的中文本,译文水平比较高,印刷质量比较好。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列宁的重要著作基本上都有了中文单行本,而且有些著作已有好几种版本”。“据统计,仅在194910月至195011月的一年中,重印的列宁著作就有20多种”,其中包括《国家与革命》(194910月)、《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个策略》(194912月)、《无产阶级革命与叛徒考茨基》(19501月)、《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19502月)、《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19503月)、《唯物论与经验批判论》(19507月)等重要著作。

  在列宁著作传入中国后不久,斯大林的著作也开始传入中国。1924年,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部分内容由蒋光赤(蒋光慈)、瞿秋白先后译成中文。蒋光赤翻译了该著作的第6章《民族问题》,题目为《列宁主义之民族问题原理》,载于1924122日广州出版的《新青年》季刊第4期。瞿秋白所译内容题为《列宁主义概论》,首载于1925422日广州出版的《新青年》第1期。192610月,汤澄波翻译的《论列宁主义基础》全译本,由广州国民大学出版。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包括《论列宁主义基础》在内的斯大林著作通过一些进步刊物和党内刊物在许多地方广为传播。中央苏区翻译出版的斯大林著作种类是比较多的,主要有《为列宁主义化而斗争》(中央印刷局1932年)、《斯大林同志论反对派》(中共苏区中央局1932年)、《列宁主义问题》(中共苏区中央局1934年)、《论布尔什维克中的几个问题》(1934年铅印本)以及《斯大林论列宁》(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1933年)、《列宁主义概论》(青年实话编辑委员会1934年)。1930年代,斯大林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著作也有了中译本。如1933年上海扬子江书店、1934年中共苏区中央局、1939年延安解放社先后翻译出版了《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

  抗日战争时期,斯大林的著作包括《论列宁主义基础》《论列宁主义的几个问题》《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等都有较完善的中译本。19385月,上海播种社还出版了斯大林的文集《论反对派》。19391月,延安解放社出版了5卷本的《斯大林选集》,全书收入了斯大林的重要理论著作59篇。这个选集后来在全国范围内发行。并且,“1942年,中国共产党开展整风运动期间,斯大林的许多著作如《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斯大林论自我批评》等均被列为整风学习的文献”。此外,斯大林的哲学著作《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也被译成中文。《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系《苏联共产党(布)历史简明教程》中的第四章第二节,由斯大林亲撰。它未署斯大林的名发表于1938912日苏联《真理报》。博古根据《真理报》原文将它译成中文,译本于193812月出版。出版后博古即赠送毛泽东一本,毛泽东进行了认真研读。《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对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界影响很大,一直延续至新中国成立以后。

  解放战争时期,莫斯科外文局翻译出版、同时由中国翻印的斯大林著作,有《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1948年解放社重印)、《十月革命与俄国共产党的策略》、《论列宁》等。在国内也继续出版了斯大林的一些著作,如《答复国际重要问题》(即答复英国《星期泰晤士报》驻莫斯科记者亚历山大·威斯1946917日给斯大林的短简中提出的31个问题,上海苏商时代书报社1947年)、《论工业生产中的几个问题》(东北书店1948年)、《论中国革命问题》(香港新民主出版社1949年)、《新的环境和新的经济建设任务》(天津新华书店1949年)等。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斯大林的著作更加及时被翻译成中文出版,例如他的重要理论著作《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19506月)和《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195210月)在苏联发行后很快被译成中文出版。

  随着出版条件改善,党中央非常重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的系统出版。195012月成立的人民出版社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1953年,中共中央编译局开始有计划地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著作,主要成绩在于出版了“三大全集”,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列宁全集》《斯大林全集》,这些全集的文献来源于苏联。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翻译的。而俄文版是根据苏共中央决定,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际政治书籍出版局于1955年开始出版的。中译本在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原著的文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共50卷,从1956年至1985年出齐。《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第二版也是中央编译局在中文第一版基础上,依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及德文版(历史考证版)由中共中央编译局重新编辑的,共70卷,从1995年起至2015年已出版了24卷。不过,第二版收入了第一版未收的一些著作,删除了第一版误收的、不是出自马克思和恩格斯手笔的材料。全部著作除个别语种外,均按原文译校。同时,中央编辑局还编译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及《列宁专题文集》(5卷本),由人民出版社2009年出版。

  《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完全以《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为根据翻译,共有39卷,由人民出版社从1955年至1963年出齐。1982年,党中央决定自行编辑、出版《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同样是在苏联编辑的《列宁全集》第五版基础上,增收了《列宁文集》俄文版的部分文献编译而成。这个60卷本的《列宁全集》重新校订了译文,编写了注释、人名索引等各种资料,从1984年至1990年出齐。这是我国自行编辑、收录文献最全的一套《列宁全集》,所有文献都来自俄文。此外,《列宁文稿》中文版第一—十七卷全部文献都来自俄文。《列宁文稿》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从1977年至1990年出齐。它是《列宁全集》中文第一版第一—三十九卷的补卷,收入了《列宁全集》俄文第四版没有收入,而在《列宁全集》俄文第五版(55)和《列宁文集》俄文版中收入的文章和著作。同样,《斯大林全集》中文版总共13卷由中央编译局根据俄文版《斯大林全集》译出,由人民出版社于1953年至1958年出齐,并全国累计发行660万册。19628月,中共中央编译局编译的《斯大林文选》(19341952年)内部发行版,收入的103篇文章全都来自俄文。

  中央编译局选编、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的文献来源也来自俄文。《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选编的,19725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第一版。选集收入了马克思、恩格斯的重要著作110篇、书信96封。这个选集先后出了6种版本。不过,在1972年版的基础上,中央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第二版同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版和德文版新版对照译校,调整并增加了一些篇目,例如《资本论》篇章的节选。这个新选集由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继之,中央编译局又编译了新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4卷本)于2012年发行,是谓第三版。

  《列宁选集》(4卷本)虽然是根据《列宁全集》中文版选编的,但最终文献来源仍是俄文。该选集收入列宁的主要著作205篇,1960年由人民出版社出了第一版后,又出了3种版本。在此基础上,中央编译局编译了新版《列宁选集》(4卷本)第三版,其译文参照《列宁全集》中文第二版并在原版基础上译校而成,由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并且,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列宁文集》是据解放社版重新编印的,共分7册,于1953年至1954年出齐。该社还出版了一套《列宁文选》(2卷集)并曾多次重印。

  中央编译局还编译了《斯大林选集》(上、下卷),收入斯大林19011952年主要著作58篇,由人民出版社197912月出版,共收入的58篇文章的文献来源都是俄文。

  此外,人民出版社还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人大批重要著作的单行本,或一些专题文集和专题言论汇编本。并且,一些出版社如民族出版社和盲文出版社,还把列宁的一些重要著作译成多种民族文字和盲文。这些中文版的最终文献来源都是俄文。

四、1920年代起: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论著大量传入中国

  在苏联学界系统译编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大量转传入中国,系统编辑的列宁、斯大林等人的著作大量传入中国的同时,苏联学者撰写的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哲学论著也大量译成中文,在中国广为传播。

  早在1920年代,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论著在中国的传播就已开始,至1930年代达到一个高峰,至1950年代又达到一个更高水平,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未断绝。1978年中国进入改革开放时期后,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论著的翻译出版又得到恢复,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91年苏联解体之时。

  在1920年代,瞿秋白是将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引入中国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一个重要贡献是开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教材编写之先河,并亲自讲授。1924年,瞿秋白主编的一套“社会科学讲义”,包括《现代社会学》《现代经济学》《社会哲学概论》《社会思想史》《社会运动史》《社会问题》等。这套讲义由上海书店出版,其中《现代社会学》《社会哲学概论》由他本人撰写。瞿秋白还撰写《社会科学讲义》,并在此基础上撰写了《社会科学概论》,该讲义由上海书店出版后,至19496月印行了11版。1923年至1927年间,瞿秋白还写作发表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实验主义与革命哲学》等文章,并翻译了苏联的哲学教授郭列夫的《无产阶级哲学——唯物论(新青年社1927年)、斯大林的著作《列宁主义概论》(新青年社1927年),使中国人对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有了较多了解。可以说,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史上,瞿秋白是开拓苏联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这一新的传播通道的重要人物。

  当瞿秋白开启传播之先河后,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苏联的一些知名学者的著作大量译成中文出版。例如,从1925年起,上海书店组织出版的一套“中国青年社丛书”,即是译自苏联的《唯物史观》《马克思主义浅说》《关税问题与特别会议》《青年工人问题》《将来之妇女》等著作。

  在中译的苏联哲学著作中,布哈林的作品影响颇大。布哈林写成于1921年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曾被译成30多种文字在世界范围内传播,在中国即有7种以上的译本,如《唯物史观》(上海书店1925年)、《唯物史观》(陶伯译,泰东图书局1930年)、《历史的唯物论》(梅根、依凡译,普益出版社1930年;刘伯英译,现代书局1930年)等。从该书内容看,布哈林对历史唯物主义哲学的通俗解说确实起了重要的传播作用。另外,布哈林的《社会主义大纲》(高希圣、郭真译,上海平凡书局1930年)也是较早在中国出版的著作之一。

  相较而言,德波林的哲学译著数量比布哈林的要多,如《唯物辩证法与自然科学》(光华书局1929年)、《伊里奇的辩证法》(任白戈译,辛垦书店1930年。又译为《辩证的唯物论者:鸟里雅诺夫》,韦慎译,秋阳书店1930年)、《唯物辩证法入门》(朱明译,文艺书店1930年)、《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张斯伟译,乐群书店1930年)、《近代物质论史》(林一新译,辛垦书店1936年)等。德波林的这些著作当时在中国学界影响很大,但随着苏联对德波林的政治批判,至1930年代后期他的著作在中国不再受到重视。

  普列汉诺夫这位著名理论家的著作在中国也有很大影响。他的《艺术与社会生活》(雪峰译,水沫书店1929年)、《史的一元论》(即《论一元论历史观之发展》,吴念慈译,神州国光社1930年)、《战斗的唯物论》(杜畏之译,神州国光社1930年)、《从唯心论到唯物论》(王凡西译,上海沪滨书局1930年)、《近代唯物论史》(王若水译,上海泰东书局1930年)、《马克思底根本问题》(或《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问题》,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等著作,都被中国学界译成中文陆续出版。普列汉诺夫的这些哲学著作无论在当时还是在新中国成立后都受到重视。不过,普列汉诺夫因属前辈人物且已去世,相较而言不像布哈林和德波林等人在苏联现实的理论活动中发挥作用,但他的思想影响更为深远。

  至1930年代,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界的少壮派的著作开始被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有三个中文本对中国哲学界的影响特别大、特别深远。它们是西洛可夫和爱森堡等人著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李达、雷仲坚译,笔耕堂书店1932)、米丁主编的《新哲学大纲》(艾思奇、郑易里译自《苏联大百科全书》的词条“辩证唯物论”,国际文化社1936)、米丁主编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上、下册)(沈志远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1938年)。译者们在做介绍时,都认为这三本书是苏联哲学界的最新成果,中国哲学界也把这三本书视为最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它们在当时十分畅销,本身就说明了其受欢迎的程度。这三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的共同特点是,从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著作中吸取一些重要理论观点作为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根据,以教科书的形式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容系统化、条理化,使读者比较容易掌握。这些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都较为适应和满足当时人们学习、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需要,具有积极作用。但由于苏联哲学工作者过多地从政治斗争的需要出发来阐发马克思主义哲学,亦缺乏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系统深入研究,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许多重要理论观点并没有得到挖掘和重视。然而,这类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由于其条理化的特点又较为通俗易懂,故在中国得到较大范围的传播,并在传播过程中被视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集中阐述。这样,它们所阐发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本原理、规律、范畴等被固定化,阐发的理论框架被程式化,并与马克思主义原著疏离开来。久而久之,在中国学界只要谈及马克思主义哲学,头脑中的印象就是苏联式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

  苏联的这类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译成中文出版的还有很多,例如,伏尔佛逊的《辩证法的唯物论》(林超真译,沪滨书局1930年版;春秋书店,1932年版;亚东图书馆1936年版、1947年版)、佛理采的《艺术社会学》(上海神州国光社1933年)、毕谪列夫斯基的《历史唯物论入门》(严灵峰译,新生命书局1936年)、瓦因斯坦的《辩证法全程》(汪耀三、金奎光合译,光明书局1938年)、《社会主义与道德》(潘朗编译,中华书局1949年),等等。

  随着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大量传入,中国学界还关注并介绍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情况。这主要是从苏联留学回国的学者从事这些工作。例如,张如心撰写了《苏俄哲学潮流概论》(光华书局1930年)。该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19171929年俄国—苏联哲学思潮发展的几个主要阶段,哲学界斗争的经过、内容与结局等。沈志远则在1930年代撰写过一篇长文《苏俄哲学潮流之检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创刊号,19348月),较全面介绍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俄国传播发展的历史过程,苏联哲学界不同派别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情况。这些介绍对中国学界了解俄国—苏联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和演化情况很有帮助。

  不过,虽然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传播在中国占主流,但并不排斥其他一些国家如德国、法国等国学者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也在同时段相继传入。例如,德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被翻译介绍到中国的有:工人出身的学者狄慈根的《新唯物论的认识论》(杨东莼译,昆仑书店1929年第2版)、《辩证法的唯物观》(上海昆仑书店1929年)、《辩证法的逻辑》(柯柏年译,南强书局1935年;生活书店194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摩陵(梅林)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屈章译,创造出版部1929年)、柯诺的《马克斯的唯物历史理论》(朱应祺、朱应会译,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等。法国学者的译著有拉法格的《经济决定论》(刘初鸣译,辛垦书店1930年)、《宗教及正义·善的观念之起源》(熊得山、张定夫译,昆仑书店1930年)《弱海时、拉法格合著的《在历史观中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青锐译,辛垦书店1930年)、《社会与哲学的研究》(张达译,新生命书局1931年)、《财产之起源与进化》(杨伯恺译,辛垦书店1932年)、伊科维兹的《唯物史观的文学论》(樊仲云译,上海新生命书局1930年;戴望舒译,水沫书店1930年;江思译,作家书屋1949年)等。尽管如此,这些著作的引入并不影响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传播在中国占主流。

  新中国成立后,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仍源源不断地被引进中国。从1950年代开始,中国的高级党校和一些高校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专业基本上是按苏联出版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教材授课,苏联哲学家的学术论文也被翻译成中文,汇集成册出版,例如《苏联哲学资料选辑》(第125辑,《哲学研究》编辑部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1965年)就是较重要的资料汇集。1958年,康斯坦丁诺夫院士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这本在苏联最具权威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科书,于1959年由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译本(译名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国学界由艾思奇主编、1961年出版的颇具代表性的《辩证唯物主义 历史唯物主义》教科书,实际上是对康斯坦丁诺夫院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的仿制。

  从1960年代起中苏关系恶化后,苏联学界撰写的相关马克思主义书籍基本上不再被正面引进。例如,康士坦丁诺夫主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自1971年出版以来,至1982年已出了第六版。其1972年版修订版由袁任达、伊尔哲翻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6年出版,中译版特地注明它是作为内部资料,供批判用。

  中苏关系恢复正常后,1985年,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李光谟等翻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原理》的1982年的修改增补版,以供我国理论工作者、高等院校哲学专业师生研究参考之用。1990年,求实出版社又出版了斯比尔金等著、1988年出版的《哲学原理》,该书手稿曾获全苏高等院校大学生教科书竞赛奖。它的特点是打破了以前教科书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体系与内容都有所创新。这表明,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一段时间内,中国哲学界仍然关注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作品。并且,中国的国家社科基金亦资助关于苏联哲学研究的课题,全国苏联东欧哲学研究会于1987年成立。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其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与教学式微,对中国学界的影响不再。中国学界再也没有引进苏联解体后的俄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书籍。

  此外,苏联的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等教科书对中国的影响也很大。例如,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第三版),毛泽东在195912月至19602月与读书小组成员曾认真研读过,并联系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际边读边议。限于篇幅,这些方面的内容在此不再阐述、回顾。

(作者: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

发布时间:2021-02-01 21:2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