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科网首页|客户端|官方微博|报刊投稿|邮箱 中国社会科学网
我的位置 > 首页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何玉长:试论中国模式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振兴

 

一国经济社会发展道路的选择、实现社会发展目标的方法比之于传统社会和其他国家,具有明显优势和长期效应,对国际社会具有重大影响和对人类社会具有重大贡献,则可谓之社会发展模式。中国模式是中国社会发展的道路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经济、政治、文化的理论体系和实践经验的概括。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成功塑造了中国模式。中国模式对国际范围内科学社会主义的振兴提供了强大动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标志着中国模式正走向世界。

一、改革新时代重提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一度是个敏感话题。2008年前后,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和在全球金融危机治理取得初步成效的背景下,我国学界许多学者在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研究了中国模式的概念,有关中国模式的热议也使其迅速走向经济学和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前沿。许多学者主张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就是中国道路。陈曙光认为:“中国模式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高建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程恩富认为:“中国模式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徐崇温进一步提出:“所谓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道路和中国模式,本来是在不同语境中所指其前提和内核相同的事情”。笔者基本赞同上述观点,并强调:“邓小平是中国模式的首倡者。”邓小平早就说过:“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徐崇温分析了邓小平对“中国模式”有两次重要表述:“一次是指中国特色的革命模式,一次则是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模式”。这种“革命模式”和“建设模式”的概括也是非常有道理的。

然而,中国模式的提法也遭到部分学者的反对,反对者主要有两种观点。

一种观点比较强烈地认为“不存在中国模式”。吴敬琏认为:“将中国依靠短期内国家行政手段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所取得显著成就,……并使强有力的政府控制整个社会经济体系的‘中国模式’成为世界仿效的榜样,这是一种误解。”邱耕田认为:“我国以高代价换发展的模式不具有示范和推广价值。”许小年认为中国模式其实是不存在的:“改革开放把计划体制打破,资源在市场价格信号的指导下进行配置,效率大幅度提高。这是亚当·斯密模式,不是中国模式。”陈志武更是直截了当地说:“没有中国模式这回事。”笔者以为,上述论者否定中国模式的主要说辞是“牺牲效益”“政府控制”以及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实属求全责备。试问,世间有哪种发展模式完美无缺?以所谓存在“强有力的政府控制”来否定中国模式,更是怪论,殊不知发挥国家宏观调控作用这正是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制度优势。有人武断批评“中国社会发展以牺牲效益为代价”,这种批评与其说是否定中国模式,还不如说是否认中国改革开放和中国社会发展进步。如果中国发展没有效益,今天的物质创造和社会进步又来自何方?显然,否定中国模式论者完全是对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现状的漠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确实有环境损失,有粗放式增长,也有贫富差距拉大等“副产品”。但这毕竟不是主流,也决不能简单判断中国发展是“牺牲效益”。其实,中国经济持续增长、居民生活质量提升、综合国力增强和社会全面进步就是最大的效益。

另一种观点比较温和地否定中国模式,认为中国模式不成熟,应“慎提中国模式”。张曙光认为,中国经济存在许多问题,不能轻言中国模式。李君如认为:“讲‘模式’,有定型之嫌。但是中国体制尚未定型之前,这既不符合事实,也很危险。”笔者以为,所谓“中国模式不成熟”的理由并不能成立,如果成熟了还谈什么深化改革;中国模式不成熟才是正常的,中国发展永远在路上。中国经济的环境问题、结构问题、收入分配问题等都在改善,中国已经经受了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中国也稳定进入中等收入偏上国家行列。所谓“慎提中国模式”,正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理论和道路的不自信。

否定中国模式论者把中国经济增长方式和经济发展途径当作社会发展模式,这陷入缩小中国模式外延的误区;进而以经济领域存在的问题来否定整个中国模式,这又陷入以偏概全的误区。殊不知中国模式远不止经济领域,它表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前提下,实现经济增长、政治文明、文化进步和社会全面发展。

在中国改革开放40年后的今天,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再出发,重提“中国模式”水到渠成。201710月,习近平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意味着近代以来久经磨难的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飞跃,迎来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意味着科学社会主义在二十一世纪的中国焕发出强大的生机活力,在世界上高举起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旗帜;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成果正推动中国走向世界强国之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经验,使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20世纪90年代苏东剧变的挫折和政治失望中重新振作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拓展了发展中国家现代化途径,为国际社会提供了全新选择和中国方案。党的十九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及其国际影响作如此高度概括,足以定位中国模式。中国走过40年的改革开放之路,经济和社会发展之快、持续之久乃中外历史罕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毋庸置疑的崭新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中国模式客观存在。肯定中国模式的存在,将有助于我们认清我国基本国情和厘清未来发展思路,促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

二、中国模式的本质与全球意义

坚持中国模式,走中国发展之路,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自信。改革开放以来,历届党中央领导集体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辩证法,正确认识当代国际国内形势、国内外各种矛盾和时代发展趋势,并把握了20世纪80年代以后东西方“冷战”结束、国际间无重大战争、和平与发展为时代主流的时机,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改革开放不动摇,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改革实践,既排除国内“左”和右的干扰,又克服苏东剧变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挫折的消极影响,坚守韬光养晦,坚持以改革促发展,成就了今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业。中国模式的理论基础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完整体系。具体包括: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建设理论、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理论、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与和谐社会发展理论、社会主义对外关系与对外开放理论。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指导着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国改革实践的成功也证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性。坚持中国模式,保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自信,克服了理论上的摇摆和思想上的模糊,促进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新发展,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神实质和丰富内涵包括: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指导,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新发展理念,坚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坚持党对人民军队的绝对领导,坚持“一国两制”和推进祖国统一,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全面从严治党。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新体系,包含了经济、政治、生态、国际关系等领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新高度,突出了党的领导、国家安全和人类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具有人民性,坚持了人民中心、人民当家作主和改善民生。这正是科学社会主义的新内容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新发展。

中国模式本质上就是中国社会发展道路,正如习近平所说,“我们始终认为,各国的发展道路应有各国人民选择。所谓的‘中国模式’是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中国模式”的科学表述。坚持中国模式,走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无数仁人志士前赴后继探索的结果,是中国人民最大利益的选择。中国的发展之路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社会发展之路。中国发展道路的理论支撑是马克思主义,中国经济体制的选择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选择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落后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之路;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实际结合,引导我国走上改革开放道路;以习近平为核心的党中央自党的十八大以来继续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积极开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面貌。当今世界,如果从国家数量来看,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确实屈指可数,但从人口数来看,却有2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社会主义的旗帜下。坚持道路自信就必需坚定信心,中国社会主义处在顺境不松懈,遇到挫折不退缩。中国模式初心不改,方得始终。

首先,中国模式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发展方向。一是坚持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实现社会主义公有制与市场经济的有效兼容;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前提下发展混合经济,发挥非公有经济的积极作用;坚持社会主义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鼓励财产性收入。同时,也注意克服改革进程中的错误倾向,避免片面市场化与泛市场化,警惕对国有经济的削弱和对国有经济效率的无理否定。二是坚持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加强和健全党的领导,完善国家治理机制,完善人民民主专政的实现机制。三是坚持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形态的指导。坚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坚守社会主义理想信念和道德,把握社会主义方向不偏航。

其次,中国模式在于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之路。中国经过40年的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市场对资源配置的作用机制已经形成,政府对市场调控也越来越规范和有效;现代企业制度改革使国有企业成为独立的市场主体,与多种所有制经济公平竞争;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理顺了国有产权关系,激发了国有经济的活力。中国市场经济历经20世纪90年代末亚洲金融风暴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考验,成功的反危机效果显示了政府调控的优势。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而是既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同时又发挥政府调控作用的市场经济。中国模式充分体现了市场经济的中国化。

再次,中国模式在于坚持共同富裕目标不动摇。改革解放了生产力,带来了经济持续增长和社会全面进步。我国改革开放之初,推行了“拉开收入差距”、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但我们的最终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当前我国分配制度正在从效率优先走向注重公平,这要求逐步缩小社会群体的收入差距,缩小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缩小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东中西部区域发展差距。改革开放带来经济增长、人民生活质量提高、国力增强和社会全面进步,这是不争的事实。“十三五”末我国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贫困地区将整体脱贫,城乡居民将“一个不落”地进入小康社会,并进一步向共同富裕迈进。然而,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依然存在,要实现我国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实现全面小康社会,进而走向共同富裕,首当其冲要解决发展不平衡和不充分的问题。

最后,中国模式在于坚持社会主义民主和建设法治社会。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建设属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民主法治建设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攻坚战,也是经济体制改革成功的保证。中国40年来的改革开放,经济体制改革曾大刀阔斧,但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党的十九大提出改革蓝图和具体目标,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将同步推进,我国将隆重推出国家治理机制和民主法治建设。中国模式必然包含政治领域的中国特色,为此我国将完善社会主义的民主和法治,坚持和改善党的领导,全面依法治国,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完善权利监督机制,促进政治生态和谐,维护社会长治久安,保持社会主义生机和活力。

中国模式并不限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还包括社会主义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全面进步。纵观历史,全球范围内曾出现过实现经济社会快速起飞的“东亚模式”,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的“美国模式”,也出现过全民福利国家的“北欧模式”。就对人类影响而言,这些模式都不足以与中国模式相比,这就反衬出中国模式的提法毫无不妥。占世界人口20%的新中国近70年,走社会主义道路超过一个甲子,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也已40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正走向“强起来”,中国模式为世人瞩目。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正走向世界,中国模式具有全球意义。一是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发展道路提供了选择。中国和苏联、东欧国家都经历过计划经济和封闭僵化体制,但能“破茧重生”的唯有中国。中国模式的根本特点是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有效兼容,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市场经济效率激发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勃勃生机。中国模式有新中国前30年奠定的制度和经济基础,才有后40年的全面改革创新发展。中国模式既体现市场经济的效率,又体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当今世界发展中国家要走上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之路,不必受经济制度的局限,中国模式提供了可选择的模板。二是中国模式为民族独立发展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新鲜经验。20世纪60年代以后,各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走向民族独立,但这些国家在现代化道路选择上却迷茫彷徨,甚至长期难以摆脱对原有宗主国的依附,时而陷于分裂和战乱之中。作为全球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坚持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由传统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并逐步走向现代化,中国模式最具有代表性,为全球独立发展国家走向现代化提供了经验、教训与发展方案。各国可从本国实际出发,参考中国模式,避免走弯路,加速现代化进程。

三是中国模式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成功转型提供了范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体制转型成为全球重大经济现象。一方面,长期奉行“苏联模式”的苏东国家走上“私有化+市场化”道路,这些国家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以经济制度、政治制度的根本突变为前提。历史证明,这种转型并未获得成功。另一方面,部分长期奉行政府管控经济的私有制国家,走上自由市场经济之路。如印度、南非、巴西等国,市场经济发展取得一定成功,尽管还存在诸多问题,但“转型红利”比较明显。唯有中国既保留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又采用市场经济体制,并取得经济社会发展巨大成功。经济体制转型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成为21世纪全球经济增长的高地,而中国在转型国家中最为成功,成为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领头羊”。

三、中国模式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振兴

人类开创新纪元的社会主义实践一百多年。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成功,建立起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再到20世纪中叶二战结束以后,社会主义在亚洲和欧洲高歌猛进,社会主义阵营很快形成。但是,战后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基本上是复制“苏联模式”,其弊端也为各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埋下了隐患。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苏东国家纷纷抛弃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与此同时,西欧、北欧等国一些在野的共产党也纷纷改名民主党或社会党,以与马克思主义、共产党、社会主义划清界限。从欧洲到亚洲,一度弥漫着国际共产主义者极大的政治失望情绪。此刻,唯有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的中国模式抱有高度自信,“乱云飞渡仍从容”。一方面坚持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另一方面以改革促发展,大力发展市场经济。中国改革抛弃的是“苏联模式”,得到的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如果说二战以后国际上形成了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那么随着冷战结束,社会主义阵营就自然解体了。然而,社会主义的中国却闯出一片天地,中国模式以崭新的面貌展现在世人面前。苏东剧变已经过去近30年,改旗易帜的东欧各国和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发展、人民生活、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与坚持社会主义的中国无法相比。中国模式提供了中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成功经验,为人类发展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提供了新鲜经验。中国模式表明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生命力,中国模式摆脱了苏东剧变导致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挫折的困扰,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振兴提供了强大动力。

中国模式体现了中国经济转型优于俄罗斯的“休克疗法”。俄罗斯通过“休克疗法”走上“私有制+市场经济”之路,但其转型的代价却是整个国家的衰落。中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型获得成功,苏联模式已是明日黄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蒸蒸日上。今日俄罗斯再也不能与昔日两霸之一的苏联相比。俄罗斯的经济总量2017年为1.577万亿美元,只有中国12.238万亿美元的12.89%,略高于中国广东省的经济总量。作为资源大国的俄罗斯,人均GDP2010年达到10675美元,但其经济结构并不成熟,典型的单一资源型国家,经济周期波幅很大。近年经济增长率为负数,2016年人均GDP落到8748美元,2017年回升到10743美元,其波动状况表明还没跨越“中等收入陷阱”。而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比较完备,也先于俄罗斯加入WTO,中国的经济总量则持续稳定上升,即使近年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也达到7%左右;中国人均GDP1990年的318美元提高到2017年的8827美元。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对国际经济社会的影响力已经大大超过俄罗斯。

中国模式体现了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优于独联体国家。从苏联分离出来的诸多独联体国家均为中小国家,与这些国家比经济总量显然没意义,可以用其他数据进行比较分析。一是从经济增长率来看,除了亚美尼亚、罗马尼亚2017年经济增长率在7%8%之间(但从中期看其波幅很大),其他国家都低速增长或负增长,且波幅较大。而中国经济增长40年持续稳定,年均经济增长率在9%以上(见表2),对全球经济增长率的贡献超过30%。二是从人均GDP及其增长率来看,独联体国家除了“傍上”欧盟富豪的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人均GDP2017年超过15000美元,其他独联体国家都处于欧洲底层或亚洲中下层的水平(见表1)。这些国家人均GDP增长率也波动较大。这些情况表明,这些国家经济结构和市场发育均不完善。相较而言,中国稳步进入中等偏上收入国家,市场经济体系也逐步完善。三是从综合国力来看,独联体国家普遍综合国力弱,国际地位不高,在大国博弈夹缝中生存,有的国家甚至主权不保,而中国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都远超这些国家。

中国模式体现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总体优于东欧国家。原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体制基本复制“苏联模式”。除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以外,在冷战时期,东欧诸国基本是苏联的“卫星”国。随着苏联解体,这些国家在摆脱苏联控制和走向上国家独立的同时,也走上了私有化的资本主义之路,奉行私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体制。除东德因与西德合并被带入发达经济体,以及部分国家搭上欧盟的经济列车,进入发达经济体或高收入国家行列,多数东欧国家综合经济实力较弱,在欧洲处于垫底的地位,经济增长处于低速状态。有的国家长期处于战乱和国家分裂状态,尤其是前南斯拉夫分裂后的巴尔干国家以及阿尔巴尼亚,经济增长缓慢,人均GDP很低,社会发展也较落后。20世纪90年代经济转型以来,中国的经济增长都快于东欧国家。尽管中国人均GDP低于部分东欧国家,但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却大大快于这些国家,社会发展和国际地位也优于这些国家。

中国模式带动21世纪中国崛起,并为科学社会主义竖起了旗帜。一方面,中国模式对人类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新中国70年,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亿万中国人民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把一个积贫积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建设成为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的经济大国;中国的发展不仅使全球最大国家从解决温饱问题、进入全面小康社会,作为全球首屈一指的制造业大国和国际贸易大国,也为世界市场提供了更多供给,作出了更大贡献。另一方面,中国模式包含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全球格局。中国为解决全球经济社会问题,积极担当起经济大国的责任;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中国在全球治理金融危机、促进全球经济复苏和经济增长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中国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达到了30%以上;当前我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建设为沿线各国提供了合作共赢的发展机会。随着我国即将建成全面小康社会,中国人民迈向富裕安康社会更将促进全球福祉的增进。诚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使中国模式走向世界,但中国绝不“输出革命”,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础在于国家间的相互尊重、共享共赢,中国模式和中国发展只会对国际社会带来正的“外部效应”。

中国模式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伟大实践,中国模式的实践经验不仅体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历史进步性,也体现了对非社会主义国家和非社会主义因素的现实的包容性。中国模式一定程度上为科学社会主义提供了有力证明,也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振兴提供了强大动力。

一是中国模式向世人证明,社会主义通过改革途径,可以与市场经济兼容,并创造出巨大效率。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经济制度与市场经济作为经济运行机制可以有效兼容,二者兼容的结果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国模式已经为此提供了实践证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的成功,既是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的创新,也是科学社会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这与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是发展的”思想趋于吻合。中国模式也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如越南、古巴等国提供了改革的经验。如越南在20世纪90年代就开始“革新开放”,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引进外资,发展非公经济,发展国际市场,从而促进了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成为发展较快的新兴市场经济国家。

二是中国模式充分说明,社会主义是开放的体系,社会主义可以与资本主义共存。社会主义并不必等到资本主义全部灭亡,社会主义也并非与资本主义“不共戴天”,在一定历史时期和全球范围内,社会主义可以与资本主义和平共处,社会主义可凭借自身优势占据人类发展的制高点,并把握经济发展的趋势。经济全球化条件下,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可以求同存异,求市场经济的“同”,存社会制度的“异”;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有合作、有竞争,社会主义也可吸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在市场运行管理、法制建设等方面的经验。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也不必要求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一定时期内允许非公有制经济存在,多种所有制和混合经济也有存在的理由。

三是中国模式也意味着,社会主义需要政治民主和建设法治社会。政治民主和社会法治是社会文明进步的标志,它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要长治久安,必须实现政治民主和建设法治社会。社会主义的国体和政体,也最能体现人民大众的政治民主,社会主义政治民主本质上就是以人民为中心和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法治则是政治民主和经济市场化的制度保障,以健全的法治消除特权和腐败的土壤。社会主义可以建立优于资本主义的政治民主和现代法治社会。

四是中国模式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具有制度优势和高效的国家治理机制。中国模式的实践证明,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在于代表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国家在公有制为主体的基础上,具有对宏观经济调控的优势;社会主义保持强大的政府功能,有利于解决突发的社会经济问题,有应对危机的先进经验;社会主义的制度优势和强大的物质基础,使之能有效调节社会收入分配,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势还在于有利处理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问题。中国模式的成功说明,科学社会主义具有强大的生命力,社会主义代表着人类的美好未来,中国模式也为21世纪科学社会主义的振兴提供了强大动力。

 

(作者: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潘超,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

网络编辑:彩虹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9年第2

 

发布时间:2019-06-02 22:08: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