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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民卿:邓小平“南方谈话”的重要价值和当代思考

 

内容提要:南方谈话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10多年的经验教训,回答了实践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巨大空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座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成功回答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系统论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化系统化,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理论生长点和理论创新空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站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当代发展的角度重温邓小平南方谈话,我们认为有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值得进一步深入思考。

 

1992年初,在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发生重大曲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面临关键选择的重要时刻,邓小平发表了振聋发聩的南方谈话[1],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座丰碑,它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在南方谈话发表20周年之际,本文拟从实践史和思史的角度,对其重要价值作一些分析。

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南方谈话,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科学回答了实践发展中面临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拓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史上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是一座具有标志性意义的里程碑。

1.系统总结了改革开放以来的经验教训

第一,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邓小平指出,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他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指出,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六四风波后仍然能够保持稳定发展,就是因为搞了改革开放,促进了经济发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他还说,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个路线、方针、政策不变。随着实践的发展,我们的一些具体政策会有些调整、修补和完善,但是,党的基本路线决不能动摇,党的基本政策一定要保持长期稳定,只要做到了这一点,中国就大有希望。

第二,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机遇至关重要,无论如何不能丧失了发展的机遇。必须紧紧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毫不放松。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保持一定的发展速度,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因此,能发展就不要阻挡,有条件的地方要尽可能搞快点。当然,讲究发展速度也不是单纯地追求高速度,而是要讲效益,讲质量。

第三,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发展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世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高科技领域的一个突破都能够带动一批产业的发展,带动经济的迅速发展。20世纪80年代,中国在经济上之所以快速发展,就是因为有了科学技术的支持。为了推动中国的高新技术发展,他提出了要制定优惠政策,大量吸收国外留学生回国创业,回来后妥善安排。

第四,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改革开放是一把双刃剑,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同时也必然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诸如社会风气下降、社会秩序不稳、丑恶现象死灰复燃、腐败现象严重、经济犯罪增多等等。因此,必须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廉政建设等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第五,社会主义要在对外开放中吸收和借鉴一切有利因素。社会主义的发展不能离开人类文明发展的大道,它的优越性来自于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的继承和创新。在邓小平看来,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第六,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在党的基本路线中,改革开放是一个基本点,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基本点,这两个基本点,哪一个都不能放松。邓小平特别强调,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如果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那么后果极其严重。

第七,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正确的政治路线要靠正确的组织路线来保证。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如果干部选拔不好,尤其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选拔不好,就会出大问题。为此,邓小平在谈话中明确提出,必须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确保党的基本路线长期坚持,确保社会主义事业长期发展,确保国家的长治久安。

第八,必须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本本主义。邓小平在谈话中提出,在党内存在着比较严重的形式主义,会议多,文章太长,讲话也太长,而且内容重复,新的语言并不很多。这种形式主义也是官僚主义,因为有了这种形式主义,就不能腾出时间来多办实事。他还结合改革开放以来的实践,提出必须要反对本本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打不倒,并不是因为本本多。

2.科学回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重大问题

第一,在改革与革命的关系问题上,对改革的革命性意义作出明确回答。认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二者在解放生产力这个问题上具有同样的意义。通过革命,中国人民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使中国的社会生产力获得极大的解放。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确立以后,还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不仅发展生产力,同样也解放生产力,改革就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

第二,在关于发展的重要性问题上,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重要论断。南方谈话强调了改革的重要地位,把改革作为发展的根本动力;突出了发展问题的极端重要性,明确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并对发展的方法、要求等提出了一系列重要论断;对于稳定问题也给予高度重视,提出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必须要注意稳定、协调地发展;必须用人民民主专政的手段来巩固人民政权,维护社会稳定,对于这个问题,决不能掉以轻心。

第三,在判断各方面工作是非得失的标准问题上,提出“三个有利于”标准。改革开放过程中,姓“资”姓“社”的问题一直困扰着人们,导致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究其根本,就是对一些重大政策和措施“姓资还是姓社”缺乏明确的判断标准。邓小平很早就提出了一些判断工作成败的标准,但是这些标准或者没有集中起来讲,或者没有同“姓资姓社”的问题一起提出,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为此,南方谈话结合“姓资姓社”的问题明确提出,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标准一提出,就使人们有了根本的判断标准,从长期的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

第四,在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提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不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本质区别。长期以来,人们总是把社会主义同计划经济联系在一起,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联系在一起,把计划和市场看作是判断社会主义还是资本主义的标准。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个论断,破除了长期以来禁锢人们思想的障碍,有力推动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形成和发展。

第五,在先富和共富的关系问题上,提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先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邓小平把共同富裕纳入社会主义本质当中,强调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总结性地阐述了共同富裕的构想,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就是说,先富是手段,共富是目的,两极分化不符合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社会主义不仅应该而且能够消除“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的两极分化现象。

第六,在“左”和右的问题上,阐明二者的含义,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明确指出,把改革开放说成是引进和发展资本主义,认为和平演变的主要危险来自经济领域,这些就是“左”,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需要指出的是,在这个问题上,过去人们主要是强调邓小平反“左”的一方面,而对他强调的警惕右特别是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面,却重视不够。

第七,在社会主义发展阶段问题上,强调我们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需要长期不懈奋斗。认为我们搞社会主义才几十年,还处在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决不能掉以轻心。

3.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和拓展的空间

第一,在经济体制改革目标方面,提出要建立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邓小平指出,要从根本上改变束缚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建立起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促进生产力的发展。那么这个体制究竟怎样设计和建设,究竟包含那些内容,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实践中去开拓和发展。正是在南方谈话的指导下,199269日,江泽民首次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概念,党的十四大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制定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决定》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结合在一起的。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2]20年来,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得到不断发展和完善。

第二,在制度建设方面,提出要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和定型的制度。邓小平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指出,恐怕再有30年的时间,我们才会在各方面形成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下的方针、政策,也将更加定型化。那么才能形成这样一整套制度,这样一整套更加成熟、更加定型的制度究竟包括哪些内容,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去探索。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大会上,胡锦涛初步论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制度保障,集中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点和优势。我们推进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个领域形成一整套相互衔接、相互联系的制度体系。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这一根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以及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等构成的基本政治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系的发展和完善,展现了2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在制度探索方面的重大成果。

第三,在社会主义建设内容方面,提出两个文明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邓小平提出,我们不仅要在物质文明方面超过亚洲四小龙,而且要在精神文明方面超过他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那么如何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尤其是如何在文化建设方面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发展道路,就成为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认真探索的问题。20年来,中国共产党人坚持全面发展、科学发展,不断推进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建设,形成了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三位一体的总体格局,不断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涵。特别是在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中,比较详细地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的内涵,标志着我们党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内涵方面的认识越来越完善,越来越丰富。

第四,在未来发展道路方面,提出要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前进。他说,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那么,这条道路究竟是怎么样的,需要在实践中进一步深入探索。20年来,我们党带领人民群众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奋勇前进,不断深化对这条道路的认识,十七大报告明确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科学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3]这条道路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在当代中国,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真正坚持社会主义。这个论述充分展现我们党在道路探索方面的重大成果。

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

南方谈话,成功回答了社会主义本质问题,形成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发展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系统论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的体系化、系统化;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问题,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历史性飞跃提供了理论生长点和理论创新空间,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史上的重要篇章。

1.明确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科学论断,成功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实现了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史上的一次重大飞跃

在社会主义本质的问题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和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历史规律,提出了共产主义的总体设计和远景规划,论述了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发展的阶段和步骤,分析了社会主义实现的基本条件,但是没有提出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及其本质的详细论述。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使社会主义从理论走向实践。革命之后,列宁对如何建设社会主义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探索,提出了“共产主义=公有制+电气化”的公式,初步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对社会主义本质作出理论思考。但由于历史原因,特别是因为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才刚刚开始,而列宁又过早辞世,这个理论思考没有展开。新中国成立之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建设问题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形成了社会主义基本矛盾理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理论,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理论,社会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理论等等,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道路探索,积累了前期成果。但是,由于历史的原因和极左思想的影响,毛泽东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也出现了很大的曲折和失误,使社会主义本质问题的探索没有最终取得突破。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本质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思考和探索。

第一,在反思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提出重新认识社会主义的问题,力图把“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问题弄清楚。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留下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么搞社会主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还没有完全弄清楚。邓小平多次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4]“我们总结了几十年搞社会主义的经验。社会主义是什么,马克思主义是什么,过去我们并没有完全搞清楚。”[5]正因为没有弄清楚这个最基本的问题,我们出现了许多错误,走了很多弯路。为此,我们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一定要“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6]

第二,立足于批判性反思和否定性论证,对过去的某些不正确的社会主义观念进行解构,阐明了什么不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此方面,他提出了四个著名论断。第一个论断,不发展生产力不是社会主义。“不发展生产力,不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能说是符合社会主义要求的。”[7]不发展社会生产力,就无法解决人民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的矛盾,就无法不断地提高和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从而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地停留在低水平之上,这就不能叫做是社会主义。第二个论断,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8]贫穷是旧制度的特征,是社会主义所要消灭的东西而不是社会主义的内在的要素,社会主义如果老是穷的,它就站不住。第三个论断,发展太慢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9],为此,他把经济发展的程度视为判断工作好坏的一个根本的标准。第四个论断,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没有民主就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10],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和加强社会主义法制。通过这四个重要的论断,邓小平对错误的所谓社会主义观念的整体架构进行了全面拆解,从而为重新认识和建构社会主义的新理论提供了观念基础。

第三,立足于具体性分析和肯定性论证,结合我国具体国情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对社会主义进行了具体性界定。在此方面,他也提出了四个重要论断。第一个论断,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11],社会主义的第一任务是要发展社会生产力,只有发展了社会生产力,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才能够顺利的发展,社会主义的优越性才能够充分的发挥出来。第二个论断,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富裕而不是贫穷。作为人类社会最先进的社会制度,“社会主义的特点不是穷,而是富,但这种富是人民共同富裕”,[12]富裕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基本要求、基本标志,当然,社会主义的富裕是人民的共同富裕,而不是少数人的富裕和两极分化。第三个论断,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是公有制为主体和共同富裕。“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我们就是要坚决执行和实现这些社会主义的原则。”[13]第四个论断,社会主义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步好起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于资本主义制度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表现在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上,“社会主义国家应该使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民生活逐渐好起来”[14]。这是压倒一切的标准,是社会主义的内在要求和基本标志。

第四,继承发展前人成果,系统提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发展到一个新的阶段。在对历史的批判性反思和对现实的具体性分析的基础上,南方谈话对社会主义的总体性的内涵进行概括和总结: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这个概括把社会主义的本质、任务、目标以及实现目标的途径作了简明阐述,既包含了生产力的要求也包含了生产关系的要求,既有暴力革命的内涵也有和平过渡的内涵,既有动态实践的内涵也有静态制度的内涵,既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实现了理论的突破和创新,把社会主义本质理论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2.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邓小平理论体系化、系统化的重要标志

邓小平理论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在这个理论体系形成发展的过程中,南方谈话具有里程碑的意义,标志着邓小平理论体系化、系统化的完成。

中国建设社会主义走什么样的道路,这个问题在建国之初就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思考的问题。改革开放过程中,邓小平反复强调要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的具体国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南方谈话中,他再次明确指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我们要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上继续前进。这就告诉我们,在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问题上,一定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不把书本当教条,不照搬外国模式,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问题长期困扰着中国人。我们曾经梦想过跨越阶段,在经济文化落后的条件下通过“大跃进”的形式直接走向共产主义,不仅没有成功而且带来了灾难性后果。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对这个问题作出科学论断,明确提出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制定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以这个基本国情为依据,不能脱离实际,超越阶段。南方谈话中,他再次强调: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还需要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需要我们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坚持不懈地努力奋斗。

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明确指出,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必须把发展生产力摆在首要位置,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推动社会全面进步。南方谈话中,他把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提高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层次,提出了判断各方面工作的是非得失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并再次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经济建设必须依靠科技进步和劳动者素质的提高。

如何看待社会主义的发展动力,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中国人曾经长期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没有看到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改革开放后,邓小平反复强调,改革也是一场革命,也是解放生产力,是中国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南方谈话中,他对改革开放再次强调,认为它既是发展生产力,也是解放生产力,在改革开放的问题上,决不能有动摇,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而且这个改革是“全方位的”,包括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

从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政治保证,一条都不能动摇,他还同资产阶级自由化进行了坚决斗争。南方谈话中,他再次指出,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要长期进行。他还特别强调,必须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手软不得。

总之,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结合新的时代特征,对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等一系列基本问题,都作了进一步的深刻的分析和回答,这些回答在深化了以前认识的基础上,更加系统,更加完整,具有总结性的意义,标志着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系统完成。

3.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次飞跃的深入展开留下了巨大的理论创新空间

第一,提出了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明确了党的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但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的问题,虽有所论述却没有完全展开,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形成提供了理论生长点。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结合当时西方敌对势力对我加紧和平演变,国际社会主义运动出现重大曲折,国内曾经出现资产阶级自由化严重泛滥和政治风波的情况,明确提出,说到底,关键是我们共产党内部要搞好,不出事,就可以放心睡大觉。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经济能不能快一点发展起来,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从一定意义上说,关键在人。这些重要论断明确了党的建设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极端重要性。但是,提出问题并不等于回答问题,究竟应该如何全面看待党的建设的历史条件,如何分析党的建设的任务、途径,如何分析党的地位、作用、性质等等,都需要做进一步的理论展开。

在南方谈话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科学判断和正确把握党的历史方位,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切实解决好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提高拒腐防变和抵御风险能力这两大历史性课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过程,围绕着“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么建设党”这个关键问题,展开一系列深入的理论探索,形成了一系列创造性的观点。例如,关于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的思想,关于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关于坚持把加强党的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的思想,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思想,关于坚持民主集中制、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的思想,关于大力培养忠诚于马克思主义、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会治党治国的政治家的思想,关于领导干部一定要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的思想,关于始终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不断增强党的阶级基础和扩大党的群众基础的思想,关于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的思想,关于反对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的思想,等等。这些重大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党建理论的重大发展,作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内容,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第二,提出了“发展才是硬道理”,高度强调发展问题的极端重要性,但对于“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问题,没有完全展开,没有形成系统完整的发展观理论,为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提供了理论生长点。

在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强调了发展的极端重要性和发展的重点。同时,对发展过程中所必须注意的速度、效益、质量、稳定、协调等关系问题。但是,邓小平并没有完全展开,没有形成系统的发展观。

在南方谈话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发展问题高度重视,在发展问题上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思想观点,如关于把发展作为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的思想,关于推进西部大开发、促进区域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推动社会主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思想,关于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关于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思想,等等,为科学发展观重大战略思想的提出,提供了直接理论来源。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紧紧围绕着“实现什么样的发展和怎样发展”这个核心问题,立足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总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实践和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借鉴国外发展经验,适应新的发展要求,对发展的极端重要性、根本目的、基本要求和根本方法作出了系统阐述,提出了科学发展观的重大战略思想。这是对党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关于发展的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集中体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发展理论的重大飞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

第三,提出了“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但如何把社会主义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起来,并没有展开,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提供了理论生长点。

在南方谈话中,针对当时国内思想界关于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关系的重大争论,邓小平明确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明确回答了一个核心问题,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社会主义可以同市场经济有机结合。但是,这里的回答,只是一个开端。究竟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搞市场经济,如何把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体制有机结合起来,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究竟应该怎么设计,怎么发展,都需要在理论上做进一步的展开。

在南方谈话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行了深入的实践探索和理论研究。十四大召开前夕,江泽民就对我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出郑重申明:“我们要搞的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不去掉”,“我们要搞的市场经济是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紧密联系并结合在一起的,因而具有自身的本质特征,所以我们把它叫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15]之后,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决定》反复强调这一基本判断。1994年,江泽民在天津考察时,再一次指出:“我们搞的市场经济,是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如果离开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会走向资本主义。”针对某些人关于为什么要在市场经济前面加上“社会主义”的疑问,他特地强调:“我们搞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这几个字是不能没有的,这并非多余,并非画蛇添足,而恰恰相反,这是画龙点睛。所谓‘点睛’,就是点明我们的市场经济的性质。西方市场经济符合社会化生产、符合市场一般规律的东西,毫无疑义,我们要积极学习和借鉴,这是共同点;但西方市场经济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搞的,我们的市场经济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搞的,这是不同点,而我们的创造性和特色也就体现在这里。”[16]这一论断,强调了我国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性质,阐明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一般市场经济、

特别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本质区别,纠正了一些人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错误认识。与此同时,我们党在十四大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十四届三中全会和十七届三中全会制定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和《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形成了系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理论。

三、南方谈话引发的当代理论思考

南方谈话发表20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取得了重大的新进展,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正在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当代发展,重温南方谈话,一些重大的理论和实践问题值得我们深入思考。

首先,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关系上,南方谈话所要解除的思想禁锢是把市场经济同资本主义画等号、把社会主义同计划经济画等号,重点解决的问题是要把市场经济引入社会主义制度当中、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过去了,我们不仅成功建立起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而且推动了我国的经济基础,特别是我们的所有制结构、分配结构、利益结构,以及由此而延伸到社会各个领域都发生了巨大变化。那么,在经济基础变动的情况下,我们的上层建筑领域特别是社会制度方面,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动?我们的市场经济毕竟是从资本主义引进来的,在引进市场经济体制时,有没有同时把资本主义的某些制度性因素也引进来?当前,我国市场经济运行过程中,哪些因素是非社会主义性质的,是与社会主义制度冲突的?例如,剥削、两极分化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资本主义的特征,是社会主义要消灭和消除的东西,而它们却现实地存在于我国的市场经济当中。这就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真正把市场经济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消除而不是扩大非社会主义的因素。再则,在市场经济日益发展和完善的情况下,我们必须认真研究,市场经济的规则究竟应该在什么范围内推广?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是否存在着过度市场化的问题?

其次,如何理解先富与共富的辩证关系,切实把共同富裕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南方谈话说得很清楚,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先富政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和捷径,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20年过去了我国的贫富差距问题不仅没有很好解决,相反正是从20 世纪末即邓小平预想解决的那个时间开始越拉越大,分配不公日益严重,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思考。先富政策是共同富裕总体构想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提出的一项具有鲜明的针对性和目的性的经济政策,是针对平均主义的分配政策和“贫穷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而提出的;它是社会主义按劳分配制度的具体化,必须在按劳分配的制度框架内运行,不应该也不允许离开和违背这个基本制度;先富的条件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通过合法的手段多劳动、多贡献,如果离开了这个条件获取不合法的、不符合政策的暴利收入,那就不仅不应该鼓励反倒应该限制和取缔;先富起来是达到共同富裕目标的捷径而其本身并不是最终目的。不能孤立地看待和执行先富政策,必须着眼于实现共同富裕的根本目标来看待它,如果离开了共同富裕这个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要求和根本原则,离开了诚实劳动和合法经营的前提条件,就有可能使先富政策偏离了它的制度属性和目标指向。30 多年来,党中央对于先富政策的地位作用、适用范围等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十一届三中全会首次提出先富政策并把它作为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大政策,十三大作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分配政策并界定了它的前提条件和根本目标,十四大纳入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当中,十五大提升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纲领并丰富了它的途径和条件,十六大在限定其适用范围的同时高度关注民生问题,十七大不再提先富政策而特别强调社会公平。这个过程为我们从理论上深度反思先富政策提供了方向指导。

再次,如何看待民生问题的重要地位?改革开放一开始,邓小平就始终强调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把改善民生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在三个有利于标准中,他又把民生作为一个根本标准和目标提出来。20年过去了,在这三个标准中,我们的生产力水平有了很大提高,综合国力得到了极大增强。在这种情况下,民生问题应该很突出地提出来。在继“发展是硬道理”、“稳定是硬任务”之后,也许应该明确地提出“民生是硬目标”的论断。民生问题至少应该从三个高度上来看待:一是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高度,二是从改革开放的根本目标的高度,三是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的高度。当前,民生建设的主要问题一个是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应严重不足,二是有限的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分配严重不均衡。这两个问题的解决都不是靠民众个人所能够完成的,解决这些问题的主体不是民众而是政府。因此,政府一定要归位,要有所为有所不为,真正成为民生建设的主体,而市场则只是参与者并要服从政府的安排。

 

参考文献:

[1]《江泽民文选》第 1 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

[2]《十六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

[3] 邢贲思:《坚持马克思主义不动摇——划清马克思主义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人民日报》1996 6 6 日。

[4] 侯惠勤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创新30年》,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

[5] 赵智奎主编:《改革开放30年思想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

[6] 马立诚、凌志军:《交锋:当代中国三次思想解放实录》,北京: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

 

注释:



[1]“南方谈话”即邓小平:《在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的谈话要点》,《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0-383页,篇幅所限,本文凡引“南方谈话”内容,均不加注。

[2]《十四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520-521页。

[3]胡锦涛:《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1

[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63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7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69页。

[7]《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6页。

[8]《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25页。

[9]《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55页。

[10]《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68页。

[11]《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7页。

[1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5页。

[1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

[14]《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311

[15]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02-203页。

[16]江泽民:《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6年,第202-203页。

 

(作者: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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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年第2

 

 

发布时间:2017-02-28 22:57: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