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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民卿:邓小平改革观的鲜明特色和重要启示

 

 

内容提要:在开创和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邓小平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独立自主的改革,全面深刻的改革,渐进飞跃的改革,开放包容的改革,形成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改革观,引领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航向。邓小平的改革观思想具有重要的当代价值,在当前全面深化改革的过程中,我们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改革之路,坚持用发展的方法认真解决好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有机结合起来。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第二次革命的开创者,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他始终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独立自主的改革,全面深刻的改革,渐进飞跃的改革,开放包容的改革,形成了内涵丰富、特色鲜明的改革观,引领中国改革开放的发展方向,对当前的全面深化改革具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一、社会主义方向的改革

这是从改革的方向、性质和目标来看的。在邓小平看来,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必须矢志不渝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改革是当代中国发生的一次带有全局性变动的重大社会转型,朝着什么方向改革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不仅决定着改革本身的兴衰成败,而且关系着党、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以及全体人民的幸福。对此,邓小平特别强调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1]这就明确告诉人们,中国改革必须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进行,始终坚持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2],在改革中必须始终坚持这两个根本原则,防止和反对两极分化,决不允许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否则,“改革就算失败了”[3],人们就会再次起来进行革命。改革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动力,我国的现代化是有制度内涵的现代化,邓小平对此讲的很明白:“我们搞四个现代化建设,人们常常忘记是什么样的四个现代化,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4]社会主义这四个字是决不能丢掉的。这就从现代化的角度再次阐明了改革的基本方向问题。

改革的方向与改革的性质和目标密切相关,沿着社会主义方向进行改革,其根本目标就是要使社会主义的道路更加通畅、理论更加系统、制度更加成型。邓小平多次强调:“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5],这个论断清楚地界定了改革的根本性质和目标,任何背离社会主义制度的改革举措都是不允许的。目标决定了任务,改革的根本任务就是要充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在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这个问题上,决不能有任何动摇,全党全国人民必须始终牢记,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任何打着“左”的或右的旗号来阻挡发展的做法,都是必须加以反对的,有“左”反“左”,有右反右。

当然,在改革的过程中,我们不是没有遭遇障碍。对于改革方向和性质的理解,始终存在着分歧和争论,最典型的就是两种改革观的对立。邓小平提出,改革有两种,一种是中国共产党所进行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改革,另一种则是那些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所倡导的“资本主义化”的改革:“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6]邓小平的话道出了两种改革观对立的实质。事实正是这样,每一次中国的重大改革举措出台之前,少数人总是不失时机地发声,诱导、干扰甚至左右中国改革的方向,甚至要“代替”中国共产党来规划中国改革的对策,力图把改革引向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方向。在此有必要指出,过去总有一些人拿着邓小平的“不争论”来回避或否定改革性质上的“姓社姓资”问题,其实邓小平所说的“不争论”是在改革的具体政策和做法上的不争论,并不是“姓社姓资”这个重大问题上的不争论。正是因为存在着激烈的争论甚至尖锐的冲突,邓小平反复强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发展的根本保证,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中,都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以确保我们的改革不误入歧途,不走向邪路。19939月,他在同邓垦谈话时还再次强调:“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就提出‘四个坚持’。没有这‘四个坚持’,特别是党的领导,什么事情也搞不好,会出问题。出问题就不是小问题。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在哪里?就在四个坚持。”[7]

    二、独立自主的改革

这是从改革的主体、立足点和根本依据上来看的。在邓小平看来,当代中国的改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的自主性改革,决不能照搬别国模式,走依附改革的路子,更不可能屈从于任何外来势力,成为别国的附庸,必须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走自己的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作为一项宏大的社会转型工程,改革发展必然要有独立的行为主体,这个主体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体中国人民,而决不可能是外来的什么力量。中国的改革是为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而不是不是做给其他国家、做给某些外国势力看的。“中国的事情要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要依靠中国人自己的力量来办。独立自主,自力更生,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的立足点。中国人民珍惜同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友谊和合作,更加珍惜自己经过长期奋斗而得来的独立自主权利。任何外国不要指望中国做他们的附庸,不要指望中国会吞下损害我国利益的苦果。”[8]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必须由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做主,决不可能成为附庸他人的手段,决不能走依附他人的改革路子,任何人要借改革的名义来操控中国是不可能成功的。

改革的自主性决定了,中国人民必须的独立自主地根据自己国家的历史传统、实践历程和国情特点来确定改革发展的战略决策。邓小平讲道:“我们要根据社会主义国家自己的实践、自己的情况来决定改革的内容和步骤。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又都是不同的,历史不同,经验不同,现在所处的情况不同,各国的改革不可能一样。”[9]我们一定要切合中国的实际,根据自己的特点选择和建构制度体系和管理方式。中国最大的实际就是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必须立足于这个最大的国情来制定路线方针政策,独立探索适合中国特点的道路,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这也就是人们耳熟能详的那段话:“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0]

在这里,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是,中国毕竟是一个后发国家,在启动改革开放、开始搞现代化建设之际,世界上已经存在着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已经存在着西方模式的现代化模式。如何正确借鉴这些现存的模式和路径,既有效吸收其优长之处,又有效避免模式崇拜和路径依赖,对于当代中国共产党人无疑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对此,邓小平有着自己明确的答案。一方面,社会主义的建设和发展没有也不可能有固定不变的普世性模式,各国的情况不同、条件不同,决不能按照一个模式去套,一定要尊重各国党和人民,由他们自己去探索道路,解决问题。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是苏联共产党根据苏联国情确定的,有成功经验,也存在严重不足。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不可能照搬照抄苏联模式,或套用其他国家的模式,中国不套其他国家的,其他国家也不能套中国的。另一方面,中国搞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也不能照搬西方的模式,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绝对不能照搬。一些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总是企图要中国按照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进行资本主义化的改革,走依附西方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对此,邓小平提出:中国的历史、文化、国情、制度同西方国家不一样,不可能照搬西方模式,在谈到政治体制改革时他明确指出:“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11]在同美国前总统卡特曾毫不客气地指出:一些人谈到民主制度时总是把它同美国的政治制度联系起来,认为美国的制度是最理想、最完善的民主制度,但中国决不能照搬美国的制度,如果照搬就肯定会出现动乱局面。

模式照搬是不能成功的,路径依赖是要失败的,中国必须要探索适合中国自己的模式。“世界上的问题不可能都用一个模式解决。中国有中国自己的模式,莫桑比克也应该有莫桑比克自己的模式。”[1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我们自己探索出来的一个新模式,一个新事物,这个新事物不是美国、日本、欧洲或其他国家提出来的,而是中国自己提出来的。正是按照这种自主改革的思路,我们既没有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没有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而是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和制度。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发展,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内容的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然,中国模式的影响日隆,也引起了一些国家的惊慌和不满,他们总希望中国走依附于他们的改革之路,成为他们的附庸,为此不断给中国的自主改革制造麻烦。对此,邓小平明确表态,我们不怕别人打压,决不会屈从于别人,要坚决顶住压力,坚定不移地推进独立自主的改革大业,毫不动摇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面对西方某些国家的制裁,邓小平指出:“中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为什么说我们是独立自主的?就是因为我们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否则,只能是看着美国人的脸色行事,看着发达国家的脸色行事,或者看着苏联人的脸色行事,那还有什么独立性啊!现在国际舆论压我们,我们泰然处之,不受他们挑动。”[13]“世界上希望我们好起来的人很多,想整我们的人也有的是。我们自己要保持警惕,放松不得。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不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并不因为你软了人家就对你好一些,反倒是你软了人家看不起你。……谁敢来打我们,他们进得来出不去。”我们就是要高举马克思主义的旗帜,坚持走社会主义的道路,“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变不了的。中国肯定要沿着自己选择的社会主义道路走到底。谁也压不垮我们。”[14]邓小平的话果敢有力,掷地有声,那些企图改变中国改革方向、颠覆中国发展道路的势力,只能在中国共产党人果敢的自主改革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辉煌发展面前低头让步。

    三、全面深刻的改革

这是从改革的程度、深度和影响力上来看的。在邓小平看来,改革是一场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全方位改革,是中国近代以来又一次深刻的革命性的社会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革命,不仅在实践上而且在理论上实现了巨大的历史性飞跃。

当代中国的改革是全面性的社会变革运动。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初就指出,中国的改革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是一场“根本改变我国经济和技术落后面貌,进一步巩固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面前落后的生产力,就必然要大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法,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15]20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我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全面展开,在经济领域,围绕着调整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这个核心问题,不断推进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在政治领域,围绕着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这个核心问题,逐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在文化领域,围绕着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个核心问题,全面探索创新文化体制;在科技领域,围绕着有利于技术进步这个核心问题,逐步建立创新性的科技体制。1992年初,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总结性地说道:“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立的章程并不少,而且是全方位的。经济、政治、科技、文化、军事、外交等方面都有明确的方针和政策,而且有准确的表述语言。”[16]这就是说,新时期中国的改革不是零星的、局部的,而是从农村到城市、从东部到西部、从沿海到内陆、从经济到政治、从文化教育到科技军事,实现了全方位的社会变革。

新时期的中国改革不仅是全面的,而且是极其深刻的革命性变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二次伟大革命。邓小平认为,过去我们进行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改造和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大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的改革,在性质和程度上同以前的革命一样,“也是为了解除发展社会生产力的障碍,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说,改革也可以叫革命性的变革。”[17]对于不同领域的改革,他都从革命性的深度来理解和看待。例如,他谈到农村改革时说道:农村的改革是一种带有革命意义的改革;谈到精简机构时说道:精简机构是一场革命。基于改革的复杂性、深刻性和风险性,以及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的极端重要性,邓小平把改革看作是决定中国命运的关键一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第二次伟大的革命:“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尽管是有风险的事。”[18]只有深化改革,而且是综合性的改革,才能够保证我国在20世纪内达到小康水平,并为21世纪更好前进打下坚实的基础。

改革的全面深刻性不仅体现在实践上,而且体现在全党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上,体现在党的理论创新上。在改革的实践中,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大胆解放思想,深入实践探索,开展理论创新,不断把群众实践创造的新经验进行理论提升,紧紧围绕着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核心,系统回答了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创立了邓小平理论,成功实现并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

    四、渐进飞跃的改革

这是从改革的方法和路径上来看的。在邓小平看来,改革虽然是具有革命性意义的重大社会变革,但必须采取逐步推进的方法,走“渐进式改革”之路,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既要通过改革实现发展又必须保持社会稳定,不能引起剧烈的社会动荡。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典范。早在20世纪50年代,他就提出了“照辩证法办事”的论断,毛泽东曾经说过:“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19]改革进程中,他坚持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提出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经济发展要实现“波浪式前进”、“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等著名论断,把唯物辩证法科学运用于改革方法和路径的探索,科学把握量变与质变、平衡与不平衡的辩证统一关系,形成渐变飞跃的改革方法。

中国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没有既定的路径可循,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仿,必须摸着石头过河,一边试验一边改正,一边探索一边积累,一边争论一边推进。改革是触及深层利益结构变动的社会变革,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各种怀疑和争论,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采取稳步推进的方法进行,耐着性子一步一个脚印地展开。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的方针是,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走一步,看一步。”[20]在谈到经济特区时,他指出这是一个试验,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积累经验,“深圳经济特区是个试验,路子走得是否对,还要看一看。它是社会主义的新生事物。搞成功是我们的愿望,不成功是一个经验嘛。”[21]在南方谈话中,他再次谈到,改革从一开始有不同意见,这是正常的;中央的政策就是允许看,允许等,不搞强迫运动,不搞一刀切,让改革的政策在实践中逐渐被人们所接受,而后在全国推开来。

中国改革的实践体现了邓小平这种渐次推进、渐变飞跃的思想。在改革步骤上,采取先行试点、再渐次推开的方法,由点到线再由线到面有序推进。在改革内容上,从经济领域开始,之后逐步推及到科技、教育、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在改革进程上,从农村开始启动,取得了成功之后再启动城市改革和整个经济体制改革。在经济体制的选择上,先突破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体制,建立“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体制,十二届三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提出了“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概念,十三大探索形成了“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到1992年在党的十四大上最终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邓小平特别强调要谨慎设计,必须要有领导有秩序地逐步推进,决不能匆忙行事。他说:“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22]先富带动共富的政策、对外开放政策、农业发展中的“两个飞跃”构想、沿海与内地发展上的“两个大局”战略等重大改革政策设计,也都体现了渐变飞跃的思路。

渐变飞跃的思想尤其体现在对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科学把握上。他反复强调:一方面,发展才是硬道理,我们必须要追随日新月异的世界形势,抓住机遇,发展自己。另一方面,稳定是改革发展的根本条件和重要保证,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也不成,就根本无法进行改革开放,已经取得的改革发展成果也会丧失,“中国一定要坚持改革开放,这是解决中国问题的希望。但是要改革,就一定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离开国家的稳定就谈不上改革和开放。”[23]对于破坏中国社会稳定、制造社会动荡的人,必须加以制裁和限制,在这个方面决不能手软,“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凡是妨碍稳定的就要对付,不能让步、不能迁就。”[24]邓小平的这些话,是针对特定事件和人物讲的,但具有长远的指导意义。

    五、开放包容的改革

这是从改革的国际环境和对外开放的条件来看的。在邓小平看来,当今世界的总体格局和时代特征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问题,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必须要打破闭关自守的做法,实施对外开放政策,大胆吸收一切优秀文明,借鉴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和各国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教训。

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后期的中国改革,是在一个开放的世界中进行的。如何看待当今世界的总体格局和时代特征,是制订政策的一个重要立足点。邓小平对此做了深入研究和科学论述。在他看来,虽然当今世界仍然处于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前途命运博弈的时代,这个根本的时代本质和发展趋势没有变化,但是时代主题和重大问题已经发生了重大的阶段性变化,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当今时代的两大问题,新的世界大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打不起来,中国一定要抓住这个历史性的战略机遇,集中力量搞好自己的经济建设。这是我们进行改革开放的时代依据。

世界格局和时代特征的变化,使得中国的发展世界各国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中国在开放条件下进行改革,必须在政策走向上实现根本性改变。长期以来,中国吃了闭关自守的大亏,当世界技术革命蓬勃发展的时候,我们却脱离了世界,信息不灵,长期停滞。为此,我们一定要汲取历史教训,扫除改革和发展的障碍,摈弃闭关自守的政策,一定要融入世界文明进步的大潮之中,采取对外开放的正确政策,加大同世界各国的交流合作,在开放中改革和发展,“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有一个正确的开放的对外政策。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主要依靠自己的努力,自己的资源,自己的基础,但是,离开了国际的合作是不可能的。”[25]

对外开放是在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发展社会主义的重要条件和必然选择。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26]我们就是要通过对外开放,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从世界各国吸收借鉴先进的技术、经验和管理方式。邓小平多次强调,先进技术、先进科学、先进经验、先进的管理体制等等,本身没有阶级性和制度性,不论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拿来为自己服务。例如,市场经济作为资源配置的有效方式,不存在姓社姓资的问题,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画等号,把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画等号,都是错误的理论观点和做法,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都可以运用。在邓小平的大力推动下,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创新的勇气和智慧,把市场经济体制同社会主义制度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创造性地探索和创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有效破解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难题,推动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在当代的丰富和发展。

改革的开放包容性,不仅体现在我们学习什么方面,同时也体现在向哪些国家学习方面,这就是对外开放的全方位性和多层次性。其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也力图实施对外开放,但由于历史条件限制,我们当时主要是向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开放;随着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的矛盾加大,中国对外开放的阻力和难度不断增加。改革开放后,中国追随时代发展的步伐,制订了全新的对外开放战略和方针政策,不断扩大思想的包容性和开放的全面性,在继续扩大对社会主义国家、发展中国家开放的同时,不断加大对资本主义国家的开放力度。当然,我们决不学习和引进资本主义国家中不适合中国的东西,特别是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

总的来说,在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面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过程中,邓小平对改革的方向、性质、目标、主体、依据、立足点、程度、影响、方法、路径等方面,做了深入思考和全面论述,高度强调了改革的社会正义性、独立自主性、全面深刻性、渐进飞跃性和开放包容性,形成了具有丰富内容和鲜明特色的改革观思想,构成了邓小平理论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改革开放事业提供了根本的理论指导。

    六、邓小平改革观的当代启示

自从邓小平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启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了辉煌成就。另一方面,随着世情、国情、党情继续发生深刻变化,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重大挑战,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邓小平改革观的丰富内容和鲜明特色对于全面深化改革具有极其重要的启发意义,我们应该结合新的时代特点和任务,深入学习把握和运用。

第一,必须坚定不移地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改革的方向是一个根本性的大问题,方向不同,结果也迥然不同,这一点通过中国和前苏东国家的对比就可以清楚地看出来,坚持正确方向,改革就在正确的道路上健康顺利发展,否则就会走向邪路而陷入困境、最终失败,乃至于亡党亡国。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就有一些国内外的势力,对中国下一步的改革做出各种断言,企图使当下中国的改革偏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走改旗易帜的“颠覆性”变革的路子。对此,习近平同志反复指出:中国共产党一定要领导人民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但是决不会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这种错误就无法挽回和弥补。在对《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所作的说明中,他特别强调:“我们在改革开放上决不能有丝毫动摇,改革开放的旗帜必须继续高高举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正确方向必须牢牢坚持。”[27]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一些人又开始频频发声,借助我们党“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改革目标,试图在中国推行带有鲜明阶级性的“宪政”和“公民社会”等。对此,习近平强调:中国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就是要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发展道路,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和定型,因此必须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这是决不能动摇的。这就再次告诉人们: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的全面深化改革,是有坚定方向的,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方向。当前,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正带领全党全国人民,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开拓前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不懈努力,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思想共识,是全体中国人民的集体意志,是当代中国发展进步的根本方向,任何人都动摇不了、改变不了。

第二,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基本路线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和灵魂,决不能有丝毫的动摇。邓小平早就说过,党的基本路线“不能改变,谁改变谁垮台”[28],就会被打倒。党的基本路线是由“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构成的完整整体,不可割裂。当前,在经济建设为中心和改革开放问题上基本没有什么异议,但是在四项基本原则问题上,总有这样那样的杂音噪音,有的人甚至把四项基本原则看作是阻碍当代中国发展的“绊脚石”,想尽一切办法来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不久前,围绕着人民民主专政问题,思想界争论得非常热烈,有的人把坚持人民民主专政看作是“对党的基本路线的背离”、“重提阶级斗争为纲”、“要回到文革时代”。这种观点如果不是对历史和理论的无知,就是抱着特定的政治目的而刻意在混淆是非。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从来就没有放松人民民主专政问题,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运用人民民主专政的力量,巩固人民的政权,这是正义的事情,没有什么输理的地方。”[29]进入21世纪后,江泽民也特别强调:虽然剥削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我国已不存在,但一定范围内的特殊形式的阶级斗争还将长期存在,特定情况下甚至还很尖锐,在人民民主专政这个问题上要理直气壮,“我们社会主义政权的专政力量不但不能削弱,还要加强。在这个问题上,切不可书生气十足。”[30]其实,某些人的这些争论只是表面现象,核心是要放弃四项基本原则,是要把中国的改革引向改旗易帜的邪路,对此中国人应该有清醒的认识,不能在为表面的假象所迷惑而随声附和。

第三,必须坚持独立自主地走自己的改革之路。中国的改革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自主性行为,是为了推动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实现国家振兴、民族复兴、人民幸福,而不是做给其他国家、某些势力看的,也不是为某些利益集团服务的,改什么和不改什么,怎样改和改到什么程度,这是由中国改革的独立主体即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自己来决定的,任何外来势力、某些特殊利益集团的指手画脚都是不能成功的。但是,我们不能不看到,总有一些人想尽一切办法要把改革引向其他邪路上去。十八届四中全会召开之前,就有一些人为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出谋划策”,试图要党和国家按照西方的政治制度模式来规划改革方案。当然,这种一厢情愿的“设计”注定是不会成为现实的。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明确指出,我国的国家治理体系怎么发展、怎么完善,我们自己有主张、有定力,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模式,绝不会接受任何外国颐指气使的说教。这就再次宣示:我们所进行的改革是独立自主的改革,决不会走依附改革的路子。

第四,必须坚持用发展的方法认真解决好发展中出现的新问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在不发展的时候会有因为落后而出现的问题,但是,发展起来以后又会出现新的问题和困难,这些问题和困难并不比不发展的时候少,解决这些发展后的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要复杂,还要困难,对此我们要有清醒的认识。在改革开放的启动时期,改革的对象主要是不符合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生产关系、体制机制和思想观念等。经过几十年发展之后,当前改革的对象主要是改革开放以来所形成的新的问题和矛盾:产业结构失衡问题、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公平正义缺失问题、理想信念动摇问题、少数领导干部腐化变质问题,等等。为此,我们必须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通过全面深化改革的实践探索解决问题的方法,在推进实践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形成新的政策决策和思想理论。

第五,必须把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有机结合起来。从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从实践经验上升到科学理论,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和内在要求。经验往往是片段的、分散的、不系统的,只有经过深度的理论总结和逻辑提升,才能成为系统的、完整的、理性的科学理论。实践活动如果总是停留在重复前人实践、遵循既往经验的层面,就会陷入缓慢的长期爬行状态,而只有在科学理论指导下才能更加符合规律,更加具有主动性和自觉性。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多年的历史,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认识日益深化、日益成熟,形成并不断发展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大理论创新成果。新的历史起点上全面深化改革,一方面必须要继续大胆试验、大胆探索,重视积累和总结实践经验;另一方面,一定要要破除经验主义和实用主义思维,高度重视科学理论指导和宏观政策制订,搞好顶层设计,增强改革的自觉性、战略性和规范性。

 

 



[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8页。

[2]《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1页。

[3]《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139页。

[4]《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3页。

[5]《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42页。

[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97页。

[7] 《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北京,中央文献出版,2004年,第1363页。

[8]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9]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1页。

[10]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页。

[1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8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61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1页。

[14]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19320页。

[15]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135136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1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5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3页。

[19] 《毛泽东文集》第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200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13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30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76177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4页。

[24]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86页。

[25] 《邓小平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33234页。

[26]《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3页。

[27]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北京,外文出版社,2014年,第87页。

[28]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24页。

[29] 《邓小平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379页。

[30] 《江泽民文选》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22223页。

 

(作者: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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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求实》2016年第1

 

发布时间:2017-02-28 22:5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