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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伟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是中国问题的科学回答,是中国经验的理性提升,是中国道路和中国发展的哲学表达,是时代精神的精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呼唤新理论、新思想的诞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迎来了创新发展的大好时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创新发展,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脉相承、始终如一,深耕于时代的伟大实践,根植于时代的发展变化,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中升华中国道路和中国发展的哲学概括,建构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中国话语体系,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境界。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处于近代以来最好的发展时期,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两者同步交织、相互激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我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的时代交汇点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下简称中国道路)的重要转折点,必须科学解答中国道路“身处何地”“走向何方”的历史关键问题。作为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是一切中国问题的哲学回答,是一切改革发展的思想先导,是一切现实经验的理性提升。创新发展,理论先行。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大战略背景之下,必须以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作为切入点,深刻把握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时代问题、出场范式、创新发展和历史定位。只有准确把握时代发展的问题关键、真正解答中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以下简称中国发展)问题,才能创新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不是实践本体论的“实践哲学”

  马克思认为:“任何真正的哲学都是自己时代的精神上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牢牢抓住时代命脉,准确应答时代问题,是发现、展示和发展时代精神的精华,是经过反复实践并经实践验证的真理。21世纪是中国道路大实践的时代,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大发展的时代。21世纪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就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正确反映并回答当代中国的时代问题、现实矛盾和社会需求的时代精神的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世界哲学史上开创了一个新纪元,马克思称自己的哲学作为区别一切旧哲学的新哲学是“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之所以把自己的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含义有四。

  一是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新哲学具有“改变世界”的功能和目的。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之前,历史上的旧哲学片面强调哲学的思辨性和理论性,将哲学的历史任务始终放在“解释世界”这个问题上,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开创性地展示了“改变世界”的功能。马克思在表达自己的新的哲学观点,即新世界观的成熟著述《费尔巴哈提纲》(以下简称《提纲》),也就是恩格斯称其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中,对一切旧哲学提出了尖锐、透彻的批评,“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创新性地提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世界的目的,在于能够指导人们“改变世界”的观点,彻底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一切旧哲学的根本区别,明确无误地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本质特点。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认识世界,更重要的是通过认识世界,实现改造世界的目的。“实践的唯物主义”首先强调的是革命的行动即实践,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目的是从事革命的实践活动,重在行动、重在实践,重在改造世界的革命活动,是以“革命的实践”“改变世界”为目的的新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提出改造世界的革命目的,更重要的是发现了社会历史发展的秘密,发现了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必然趋势,提出了改造旧世界的任务、手段和方法,找到了付诸改造世界的实践的物质力量——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的实践”的“改变世界”的世界观。“一切重要历史事件的终极原因和伟大动力是社会的经济发展,是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改变,是由此产生的社会之划分为不同的阶级,是这些阶级彼此之间的斗争。”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时代,其基本矛盾是社会化大生产与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社会中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决定了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根本对立,也决定了无产阶级必须拥有自己的思想理论武器。从主体角度看,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诞生以来就是无产阶级的哲学世界观,代表着倍受剥削的工人阶级的利益,具有其阶级属性和特定功能,是正确指导无产阶级革命实践行动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从历史任务角度看,“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确指明了无产阶级在资本主义时代下的前进方向,揭示了无产阶级必将战胜资产阶级的历史必然性和“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终极目标,是无产阶级取得革命胜利的思想精髓和制胜法宝。

  二是赋予实践以“改变世界”的“革命的实践”的科学内涵。所谓“实践的 唯物主义”,是把实践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创立并实现代替一切旧哲学的伟大革命的关键范畴。在《提纲》中,马克思把以往的唯物主义哲学称之为旧唯物主义,第一次从根本上批判了费尔巴哈和一切旧唯物主义的局限性,第一次把社会实践当作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范畴提了出来,标志着马克思不仅同唯心主义,而且同旧唯物主义,同一切旧哲学划清了界限。马克思在《提纲》中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作感性的人的活动,当作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唯心主义哲学是从唯心的角度认识世界、认识社会,其错误不必再叙。马克思主义之前的旧唯物主义哲学,包括费尔巴哈人本唯物主义哲学,其根本缺陷就是看不到社会实践在社会生活和人的认识中的作用,既不理解社会生活的实践本质,也不理解人的认识的实践本性,忽视了社会实践的作用。这是一切旧唯物主义陷入形而上学和唯心主义历史观的根本原因。马克思主义哲学正因为认识到社会实践的作用,认识到人的劳动实践创造了人类和人类社会,从人的生产劳动实践出发,发现了社会物质生产活动的决定性作用,发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矛盾运动,第一次从物质生产方式的社会存在出发,说明了人类历史的发展最一般的规律。也正因为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到实践在人的认识中的作用,说明了实践是人的认识的基础、源泉、动力和检验标准,发现了人类思维的最一般的客观规律。马克思把自己的新哲学称之为“新唯物主义”,认为新唯物主义新就新在是“实践的唯物主义”。马克思把实践理解为“改变世界”的人的能动的、感性的物质活动,把改造世界的活动理解为“革命的实践”,赋予实践以科学的内涵和定义,确立了实践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观中的基始作用和认识论中第一的地位,在新哲学中植入了实践范畴,把实践放到新世界观首要的位置,实现了哲学与实践之间的联系融通,建立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开启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类哲学史的一场伟大革命,建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哲学。

  三是阐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以实践为基础、为特征的哲学。马克思强调:“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区别于其他旧哲学的特有品格,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从理论到实际转化的重要切入点,也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保持蓬勃生命力和创造力的基础本源和内在原因。实践首先是时代的实践,哲学具有时代特征,要解答时代之问。马克思主义哲学源自实践、是时代的产物。恩格斯认为:“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11]可见,一定时期的哲学思想最终是由所处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所决定的,随着时代实践的发展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诞生于19世纪40年代,当时西欧资本主义的繁荣发展使社会分工越来越细,工人生存处境倍受挤压,无产阶级逐步登上历史的舞台,客观上提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经济条件、阶级基础和实践前提。在此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站在“时代巨人”的肩膀上,亲身参加了当时无产阶级的革命实践,从实践中吸取理论养分,批判继承了黑格尔哲学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哲学的唯物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处于一定历史时代条件下的时代精神的精华,马克思主义哲学反映的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经济生产和政治结构,回答的是资本主义时代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是资本主义社会实践的抽象概括和理性提升,是真正把握时代发展潮流的哲学理论,具有超越性、前瞻性和指导性。伟大时代的伟大实践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的源泉和基础。实践在前进,理论在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封闭、僵死、一成不变的哲学体系,而是不断随着实践发现新问题、回答新问题,不断创新发展的哲学。从恩格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到列宁、毛泽东、邓小平等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再到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都一再证明“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无限生命力。实践性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最明显的特征,是哲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特质,使马克思主义哲学历时一个多世纪以来仍然焕发着勃勃生机。

  四是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观是以承认物质本体论为根本原则的实践观。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实践的重要意义,把实践看作为历史观的基础范畴,看作为认识论首要的、基本的观点,是以承认自然界的先在性和优先性为首要前提,以承认物质是第一性的,是世界的本源、本体,物质决定意识,世界统一于物质的唯物论为第一原则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把自己的新哲学称之为“实践的唯物主义”,这就彻底划清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同马克思主义哲学创始人逝世之后的各种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哲学思潮的根本界限。马克思主义哲学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同一切唯心主义和旧唯物主义哲学的斗争中形成的。马克思辞世后,恩格斯同形形色色的企图篡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机会主义和资产阶级哲学思潮展开坚决的斗争,坚持、捍卫并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纯洁性和战斗性。在进入垄断资本主义的新的历史条件下,列宁同修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各种错误思潮进行不懈的斗争,始终如一地坚持“实践的唯物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哲学推向了列宁主义哲学阶段,坚持和发展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包括列宁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

  20世纪20年代,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形形色色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西方哲学思潮纷纷出笼,向马克思主义哲学展开进攻。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跻身于西方哲学思潮,以“左”的面貌,以注重文本研究重新发现马克思的学术姿态,打着修正和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旗号出现,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企图重新理解并纠偏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潮有其合理可取的成分,但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离开了人,是人的“空白”和“缺位”,忽视人的主体性,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强调离开人的实践活动的自然界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认为唯物史观把人的生产劳动实践作为社会历史的基础忽视了实践本体的地位和作用,否定自然界的先在性,否定物质的世界本体地位,夸大抽象的人性、人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意识,鼓吹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转向”“范式改变”,形成了主张实践本体论的“实践哲学”。“实践哲学”是企图修正、反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错误思潮。所谓坚持实践本体论的“实践哲学”,说穿了就是把实践作为世界本体、本源,取代把物质看作本体、本源,用所谓的“实践哲学”取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唯物主义”,从根本上否定了唯物主义的根本原则,抽去了唯物主义的根基,彻底颠覆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讲的“实践的唯物主义”同“实践哲学”所鼓吹的“实践唯物主义”不是一码事。当然,关于“实践唯物主义”也有两种说法,一是在承认物质本体论前提下,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唯物主义”,这与马克思称呼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意思大体是一致的。然而“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是不严格的,很容易被实践本体论的“实践哲学”所利用;再一是宣扬实践本体论的“实践哲学”所说的“实践唯物主义”,这种“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与马克思主义的“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提法大相径庭。“实践哲学”的鼓吹者为了混淆视听,故意把“实践的唯物主义”称之为“实践唯物主义”,自称“实践派”。他们所说的“实践唯物主义”不是马克思所说的“实践的唯物主义”,不是强调物质本体论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哲学界有一股受到“实践本体论”的“实践哲学”严重影响的跟风思潮,错误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实践哲学”,接受“实践哲学”关于“实践唯物主义”的提法,试图用“实践哲学”的实践本体论取代辩证唯物主义的物质本体论,片面地把“实践的唯物主义”说成“实践哲学”,这是不可取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是不同于一切旧唯物主义的“新唯物主义”“实践的唯物主义”,其实践观是建立在坚持物质本体论基础上的辨证唯物主义的实践观,与把实践作为世界本源、本体的“实践本体论”的所谓“实践哲学”截然不同。马克思主义作为“实践的唯物主义”,它首先承认人的思想活动、人的主动性、人的实践之外的自然界的先在、优先、本源的地位,认为物质才是第一性的,是世界的本质、本源,强调的是实践在社会生活和人的认识的社会作用,强调的是同一切旧哲学包括旧唯物主义的根本区别,强调实践是现实的、历史的、感性的、主体的改造世界的物质活动,并不否定物质是世界的本源、本体,是第一性的,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论的第一原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哲学体系。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唯物主义”的本性,尤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改造世界的功能,强调学习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的目的全在于应用,突出地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必须用以指导中国实践。在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进程中,突出强调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实践性,强调理论联系实际,形成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是中国共产党人及其所从事的事业生生不息的不竭思想源泉。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传入中国以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针对不同发展阶段的中国社会矛盾,聚焦不同的中国时代命题,理性剖析社会发展的内在逻辑,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应中国的时代要求,解决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进步发展问题,在中国伟大斗争实践的进程中,确立了以实事求是思想路线为精髓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形成一整套逻辑严密、体系完善、创新发展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形态,使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进步发展的具体实践升华为抽象的中国化的哲学表达,向世界展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受到了俄国十月革命的极大鼓舞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深刻启示,深受“实践的唯物主义”教育,主张学习并实际地走“俄国道路”。然而“实践的唯物主义”的精髓是学习“俄国道路”,但不能照搬照抄俄国道路,而是要学习俄国通过无产阶级政党领导的革命斗争取得胜利的内在精神和理念思路,学习俄国党怎样把马克思主义结合于俄国实践,创造了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主义,用于指导俄国革命,取得俄国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功。俄国革命取得成功,最根本的思想原因就是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即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下,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俄国实际相结合,创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创造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有机组成部分——列宁主义哲学。毛泽东总结俄国革命道路成功的经验和中国革命失败的教训,深刻地认识到解决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进步发展问题,决不能搞本本主义,照抄照搬马克思的现成结论,套中国革命的实际,而是要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也就是学会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实际地解决中国革命道路和社会发展进步问题。毛泽东认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然而再好的思想武器,不用来针对并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也是没有用的。必须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中国革命之“的”,要将理论运用于实际,有的放矢,付诸于革命的行动。中国共产党人在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进程中,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用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指导中国实践。毛泽东针砭时弊,率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任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题中应有之义包括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历史课题。针对中国革命现状,毛泽东在清算经验主义、教条主义错误的基础上全面总结革命经验、剖析社会规律,创造性地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优秀传统哲学的精髓,完成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毛泽东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集中地体现在《反对本本主义》《实践论》《论持久战》和《矛盾论》这几部代表性著作之中,特别体现在《实践论》《矛盾论》这两部杰出著述中。在《实践论》中,他坚持实践第一的观点,阐述实践与认识的辩证关系原理,强调了实践在认识论中第一的作用,创立了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思想路线;在《矛盾论》中,他论述了矛盾是宇宙间根本规律的观点,阐发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统一关系,独创性地提出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学说,灵活地运用矛盾学说于中国革命实际,正确认识和处理了中国社会的矛盾,把中国革命引导到胜利。毛泽东的“两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把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实践的指导作用发挥到淋漓尽致的水平。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毛泽东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践第二次结合的时代任务,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题中应有之义包含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建设实际相结合的时代任务。在第二次结合的历史进程中,毛泽东对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和发展路径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探索,又进一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丰富了毛泽东哲学思想。毛泽东根据新的实践,撰写了《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等新的哲学著作,大大提升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水平,大大提高了共产党的领导能力和执政水平。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指导下,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成功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胜利。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成为一代又一代共产党人展开伟大斗争的思想利器。

  在改革开放新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迎来新的时代主题。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展开对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重新厘清“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命题,在更广阔的领域、更深的层次上肃清教条主义对人们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自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启了探索中国道路、中国发展的新征程,全力推进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激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创新发展的深层动力,继续了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进程。关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思想解放运动使中国共产党重新审视自身,端正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态度,明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并不断运用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际中,创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新的形态——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体系的思想基础,即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形态。全面改革、对外开放,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从“中国视野”扩大到“国际视野”,不仅要以民族性的眼光聚焦中国问题,科学指导中国道路的发展,还要以开放性的眼光着眼于世界,实现中国与世界的良性双向互动,在发展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主义实践的双向创新。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新的实践内容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注入了全新的实践要素,形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哲学意蕴和境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精准把握时代发展的方向,敏锐捕捉社会主要矛盾已经由“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步入新时代”的科学研判。在国内实践基础上,用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语言正确总结历史经验、准确反映时代发展,完成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伟大实践探索,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在全球实践基础上,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解放全人类”的观点并将其中国化、时代化,付诸从“解放全人类”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再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当代实践,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贡献了中国哲学智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当代中国共产党人高度重视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发展,多层次、宽范围、大规模地组织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传播研究,积极推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容创新、范式研究和体系建设,进一步挖掘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新时代内涵,使之批判吸收中国传统哲学和西方哲学的有益内容,让中国道路、中国发展的哲学表达更加系统科学,全力推动21世纪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进一步发展,由内向外传递中国声音、彰显中国力量。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创新发展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当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人类历史正经历着伟大而独特的社会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面临的复杂多变的时代背景和改革创新的时代主题呼唤新理论、新思想的诞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又一次迎来了创新发展的大好时机。

  我国正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和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关节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改革发展稳定的演变方向、战略布局离不开这两个大局,离不开对这两个大局的科学把握。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伟大的、全局性的战略目标和战略任务,把这一战略任务付诸实践,首先就要把这一战略目标放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汇总来认识。从字面意义上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的“世界”二字代表这一战略判断的空间意义,当前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无论是处在何种社会形态,处于何种发展阶段,都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浪潮之中,体现出经济发展全球化、政治形态多极化、文化取向多元化、制度竞争白热化等特点,国际上一切社会成员在此历史时代条件中不论何种国情都无一置身于时代浪潮之外,无一幸免于时代浪潮的冲击,在大变之中无一能独善其身;“百年”二字并不是严格专指“整整100年”的时间概念,而是与世界历史相关的兼顾自然意义和社会意义的时间视角,指站在世界历史时代演变的高度上,以世纪为尺度观察当今中国在世界格局中的发展变化;“未有之”字眼强调当前世界大变局的规模之宏大、调整之深刻、影响之深远、意义之重大,在较长历史时期内前所未有;“大变局”字眼体现当前世界形势的总体特点和总的战略格局,标示世界变化的历史长度、覆盖广度、变革深度不断蔓延,从历史趋势上体现为不同社会制度较量、全球经济结构秩序调整、世界治理体系变革、科技革命影响突出、意识形态斗争加剧等时代特征。必须从两个大局出发,深入理解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的唯物主义”的实质要义,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中国道路、中国发展相结合并进行哲学层面上的理性提升,汲取其内在精华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基本底色,正确认清中国道路的实质,把握当下中国发展的规律,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注入新的时代内涵。

  把握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就要深刻剖析这一历史时代中“变”与“不变”的辩证关系。世界未有之大变局为大变中有“不变”,首先是时代本质特征的基本属性没有改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当前我们正处于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形态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代根本判断没有过时。《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我们的时代,资产阶级时代”。从世界范围来看,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时代仍然置身于资产阶级时代,即资本主义的“经济社会形态”仍然占主导地位的历史时代,在该时代始终存在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剩余价值的盘剥,始终贯穿着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种道路、两种命运、两种社会力量的较量;其次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定不渝地走社会主义道路并逐步跻身世界最大经济体前列,但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的基本国情没有改变也不会改变。

  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不变之中有“大变”,“大变”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如今世界历史已经前进到并正处于经过社会主义过渡而取代资本主义社会,最终将进入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时代,在该时代资本主义经过自由竞争、私人垄断、国家垄断三个阶段,已经进入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第四个阶段,资本主义不可遏制地进入了下降期,社会主义进入了上升期。当今世界将长期存在“一球两制”,两制之争越演越烈的状态。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已逐步上升,到达百年未有之高水平;资本主义国家内部不可调和的社会矛盾越发激化,其衰退趋势已成定局。“社”升“资”降的趋势迫使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必然向其他国家特别是社会主义国家转嫁矛盾和风险。“一球两制”的根本对立和竞争导致我国将长期面临经济围堵、政治封锁、军事包围、意识形态攻击的巨大外部压力,这种外部压力将伴随着我国向世界舞台中心的靠近而愈加剧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生大国的发展必然要经历一定的阵痛和压力,承担一定的代价。必须看清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历史变局影响下的世界两种制度、两种力量博弈的时代主线,必须看清我国外部环境和国际力量格局已然发生深刻变化。

  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创新发展提供了广阔深厚的现实基础。恩格斯指出:“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一切思想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受到一定历史时代和现实基础的制约,呈现出具体性、历史性的特征。当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是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社会大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产生的,也同样具有具体性、历史性的特征。这里的“具体性”,是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创新发展之路必然具备一定的现实基础,必须回答一定的时代问题;“历史性”指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一方面是历史时代塑造的,具有历史性的时代要求,另一方面汲取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精华,既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传统哲学的精华,本身具有时代理论和历史积淀的特征。

  从时代背景上看,时代是思想之母。世界正面临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出现经济全球化越发展,制度、道路、意识形态之争越激烈;世界经济水平越提高,我国受到的围追堵截形势越严峻;世界分工越细化、交往越紧密,逆全球化、保守主义越突出等,中国如何认识和应对国际大变局、如何认识和处理国际国内各类矛盾、如何认识和处理与世界各国之间的关系,亟待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从理论高度上提供思想引领,进而科学解答世界格局变化的时代之问。

  从实践基础上看,理论是实践之导,实践是理论之源。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国发展战略机遇期相互作用,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面临着当代最为宏大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中国现实问题的不断凸显需要马克思主义哲学进行根本性破解,中国道路的实践创新需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从前瞻性和统领性的视角作出哲学表达,从理论上解决中国道路的现实之问。

  从理论基础上看,理论创新既要讲究一脉相承、推陈出新,又要强调古为今用、西为中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创新发展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包括百年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积累,两百年来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启迪,五千年来中国传统哲学的滋养,国外浩繁丰硕的哲学学术成果的鉴借等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创新发展提供了不竭的智力支持和思想源泉,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解答新时代的理论之问提供了前提依据。

  当今世界格局和中国道路、中国发展面临着新的转折点,历史时代的变局和社会实践的发展,呼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创新发展。在新形势下,充分依存和把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创新发展的现实基础,使之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充分酝酿,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过程中不断滋养,在硕果累累的中外哲学思想比较中反复浸润,进而达到理性解答时代之问、现实之问、理论之问的新境界。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指引下,中国有智慧有力量为全球治理体系的不断完善提供具有哲学高度的中国方案和中国智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哲学创新发展具有伟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世界历史意义。马克思认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创新发展,实质上是以无产阶级的伟大阶级视角向世界递交了社会主义“身处何地”“路在何方”的中国答卷,在解答时代之问、引领前进方向、彰显中国智慧的三大意义之中,凸显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武器的时代价值。

  契合时代发展、回应世界关切。任何民族、任何国家的发展之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总要经历各种风雨和挫折,中国百年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光辉历史同样是在长期复杂曲折探索之中形成的。中国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道路、社会主义革命道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也可以统称为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伟大实践看似是由一系列偶然性、个体性、表面性的事件结合而成,然而实则不是,历史是有规律的,偶然性、个体性、表面性事件的内在实质是历史演变和时代发展的规律,具有必然性、整体性、本质性的特征。马克思主义哲学伟大之处就在于能够以科学的抽象屏蔽历史表层的偶然的、不确定的干扰因素,从纵深层面和横断截面反思历史、揭示规律,进而紧紧把握时代关键,完成时代问答。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是深植中华大地、研究中国问题、把握中国社会发展规律的学说。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必须及时总结中国道路经验,掌握新时代中国发展规律,从本质上回答时代之问,回应世界关切。

  保持理性自觉,引领前进方向。中国百年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历程告诉我们,只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指导下,中国道路才能成功。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交汇点,从深层次呼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创新发展,呼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以高度的理论自觉指导中国道路的实践。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创新发展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内在逻辑中认识规律、利用规律,把握中国道路的发展方向和世界格局的演变趋势,发挥哲学前瞻性和指导性作用,尽可能地减少发展过程中的错路、弯路,将哲学力量转化为物质力量,极大地有助于将新时代中国道路、中国发展的实践经验通过理性自觉提升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表达,与时俱进地指明中国道路前进方向,实现世界观引领、价值观引领和方法论引领,进而有效破解中国难题,推进中国发展。

  贯通古今中外,彰显中国智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本身是扎根于中华大地、体现马克思主义价值观的当代中国哲学,是道路选择和历史进程的内在表达。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创新发展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转向,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在新时代新现实新实践的理论延伸和理性提升,具有高度的原创性和本土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创新发展有助于建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提升中国精神的内在张力,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思想自信和理论自信,彰显社会主义超越资本主义的观念创新,冲击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长期以来塑造的话语霸权地位,推动世界文化战略格局的调整,为世界贡献中国智慧。

四、加快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体系, 努力创新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

  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座谈会上强调:“一个没有发达的自然科学的国家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一个没有繁荣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国家也不可能走在世界前列。”为了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开辟出中国道路、中国发展的广阔空间,必须加快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体系,激发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源源不断的内在动力和创新精神。

  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必须根植于时代发展变化。恩格斯指出:“任何哲学只不过是在思想上反映出来的时代内容。”哲学作为一定社会形态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是顺应历史时代而生的产物。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深耕于中国实际、代表中国人民、解答中国问题的哲学,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创新发展,势必要深深扎根于当今时代的实践变化。毛泽东强调:“马克思主义一定要向前发展,要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不能停滞不前。停止了,老是那么一套,它就没有生命了。”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必须紧紧顺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深深根植于新时代新实践。

  第一,应当把握新时代变化,明确历史新方位。“世界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一历史判断,是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人在深刻分析当前国际战略格局和世界发展趋势后作出的科学研判,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是我们理解新时代中国道路发展的环境条件。我们正处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历史方位,国内外两个大局交互影响构成全新的时代课题,呼唤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创新发展。必须深入研究当代国际形势的新变化,尽快适应新时代格局调整的新节奏,为创新发展中国道路的哲学表达提供现实基础。

  第二,应当立足中国立场,树立全球视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解答的是全球视野下的中国问题,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创新发展必须根植于中国道路、中国发展的实践基础,着眼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发展,使中国道路、中国发展的当代哲学表达,具有世界眼光和时代价值。

  第三,应当抓住时代命脉,升华哲学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强调:“马克思主义不是书斋里的学问,而是为了改变人民历史命运而创立的,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形成的,也是在人民求解放的实践中丰富和发展的,为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强大精神力量。”历史每前进一步,理论便向前迈进一步,时代发展总是向当代哲学提出与时俱进的新要求。应当以哲学目光看待时代变迁,认识和发现时代发展中隐藏的深层规律,通过理性自觉从时代变化中挖掘当代哲学创新发展的生长点,用高度凝练的哲学语言表达出来,继而形成具有广泛而深刻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

  加快构建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体系,创新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必须坚持一脉相承、始终如一。中国道路越发展,越要明晰出发点和落脚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越发展,越要厘清其定位和目标,明确应当坚持什么、发展什么。“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同样如此,必须始终坚持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一脉相承、始终如一。在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时代背景下创新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应当充分运用中国与世界已有文化、历史经验、现实实践的滋养,激发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深层丰富的创造力和强大的生命力。换言之,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创新发展并不是离开世界大变局和社会大变革的独立独行的发展,也不是用传统文化、西方文明生硬剪裁中国实践的发展,而是必须坚持继往开来、一脉相承,既要坚持创新发展,也要坚持始终如一,不断推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既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深度交汇交融交流。

  坚持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脉相承、始终如一,就要深入挖掘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与中国实际相适应的内容,将已经被证明行之有效的原理、逻辑运用到哲学创新中。正如毛泽东所说的:“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坚持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与既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脉相承、始终如一,就要正确看待建党百年来在不断探索总结中形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成果,避免走入全盘接受或全盘否定的思想误区,恰当把握长久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过程中形成的“价值观惯性”,保证当代哲学的创新发展既不失时代价值,又不乏中国特色、中国气派。坚持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的一脉相承、始终如一,就要从中国优秀传统哲学中汲取合理内容和民族力量,使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与生俱来地具有中华文化的历史脉络和中国精神的本质特征,凝练成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哲学表述,有助于在当今国际形势下建构和推广中国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话语体系。

  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答问题的过程中不断创新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问题是创新的起点,也是创新的动力源。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不断聆听时代要求、回应时代之问中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实现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创新发展,就必须坚持问题导向、树立问题意识。

  “哲学中的问题只有来自问题中的哲学,才是有生命力有现实性的哲学问题”。在创新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中,注重从社会实践问题中发现有生命力的哲学问题,把握好社会实践问题与哲学问题之间的互动转化关系,在哲学问题与实践问题的双向互动中创新发展新时代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创新发展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第一步是以“发现问题”为切入点。这里分为两个层次。第一层次要善于发现社会实践中的问题。社会实践中的问题具有三大特点:一是客观性,问题是从客观世界中产生的,本身蕴含着矛盾对立统一的关系,一旦产生便独立于个人意识而客观存在着;二是普遍性。问题普遍地、必然地存在于所有客观事件中,问题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三是必然性。问题出现的原因、形态、结果、影响等往往是叠加复合而成的,具有一定的重复性,乃至必然性。第二层次要提炼社会实践问题背后的哲学问题。社会实践中的问题会以直接、突出的方式表现出来,哲学家要做的就是透过社会问题的表面现象提炼出其背后本质的、必然的问题,将其升华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表达,从哲学的高度对问题作出准确判断和理性提升。

  第二步是以“分析问题”为重要过程。在凝练出具有时代意义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问题之后,应当立足于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国道路的基本判断,运用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既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哲学之间的对话成果,对问题展开系统性研究,寻找问题背后的一般本质和普遍规律。

  第三步是以“解决问题”为落脚点。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通过理性自觉将中国社会实践问题转化为哲学表达,充分挖掘社会问题背后的哲学意蕴,为破解社会实践问题提供了最根本的帮助,给中国道路的实践提供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指导。坚持用哲学目光审视中国道路发展进程,用哲学方式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能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辨清前进的方向,在以解决“问题”为中心的逻辑循环中不断激发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发展的生命力,不断创造出利于时代、利于国家、利于人民的时代精神的精华。

  面对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习近平总书记认为:“我们前所未有地靠近世界舞台中心,前所未有地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前所未有地具有实现这个目标的能力和信心。”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为中国道路的发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也呼唤对中国道路、中国发展的当代中国的哲学表达进行前所未有的创新和发展。中国有能力在这场时代大考中把握历史机遇和世界挑战,以中国立场为立足点,以中国问题为切入点,以世界合作共赢为目标,从纵深层面把握中国道路的本质和规律,升华为新时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哲学,建构具有时代特色和民族特色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创新体系,在世界浪潮中顺势而为、积极作为,以坚定的信心和坚强能力乘风破浪、扬帆起航。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南开大学终身教授)

  网络编辑:欣然

  来源:《马克思主义哲学》2021年第1期

发布时间:2021-05-13 09:0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