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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交流、坦诚务实,让世界了解中国
2015年中国道路欧洲论坛纪实

 

 

李瑞琴

       2015925日至103日,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主办的第二届中国道路欧洲论坛,在德国柏林、法国巴黎、意大利罗马召开。

一、论坛的基本情况

中国代表团以中国社科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邓纯东院长为团长,人民日报、中国社会科学院、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等14家单位的30多位中方学者参会。外方代表来自德中协会、德国左翼党、德国卢森堡基金会、法国共产党、法国加布里埃尔·佩里基金会、法国社会运动及思想研究会、法国国际信息与前景预测研究中心、巴黎政治科学院、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协会、意大利葛兰西基金会、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意大利欧洲研究中心等20多个高校、机构和组织的数百位德、法、意学者参会。

论坛由三次大会、三次座谈会组成。围绕“中国道路:成就、原因、问题、对策”这一主题,各国学者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和交流。外方学者主要在中国道路,中国道路的前景与挑战,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及一带一路、亚投行建设,中国对外政策,中国的民主、多党制问题,中国与全球化、世界新秩序,中国崛起对西方陈旧思维的冲击等七个问题提出意见并与中国代表进行了交流。

中方学者对上述问题及外方观点进行了全方位的介绍、解释和回应;深切感受到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的伟大及其对世界的意义和影响;使外方学者进一步了解、支持、赞赏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尤其是支持中国从自身文化、历史、地理传统上寻找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收集到了一些值得重视的情况。

中外学者一致认为,本次论坛开的很成功,取得了令双方都满意的成果,希望论坛继续开下去,并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和影响。

二、外国学者主要关注的问题和观点

1.关于中国道路的理解与思考

与会外国学者认真关注中国道路的进程,对一些问题有深入的思考和研究,值得重视。

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教授、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协会主席多米尼克·洛苏尔多(Domenicd  Losurdo)高度肯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产生、存在的合理性,他说:并不存在唯一且具有绝对意义的社会主义的模式,中国共产党在夺取全国政权之前,就以公有经济、公私合营和私有经济并存的模式治理着中国很多地区。邓小平非常了不起,他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开创了新的社会主义模式,使几亿人民脱离贫困,缩小了与西方的巨大差距。多米尼克·洛苏尔多认为,现在中国所面临的主要挑战有两点:首先是应对“民主化”运动。“民主化”运动事实上就是终结对中国资产阶级的“政治剥夺”,允许他们获得政治权力。其次对消除国有经济的要求予以应对。因为,这一要求的目的是消除对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夺”,从而为资产阶级获取政治权力铺就坦途。

21世纪马克思主义》联合主编安德瑞·卡托纳(Andrea  Catone)认为,一个新社会不会从白纸上产生,从孔子到孙中山的中国传统文化,都奠定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丰富发展基础。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要借助中国伟大的传统文化和哲学,在全球化进程中形成自己的政体形式。

还有意大利学者谈道:习近平强调民族文化的重要性和积极性,毫无疑问,这能够促进中国的发展。中国道路产生于当代中国现实,能够解决经济危机时的社会问题,展现了实际效果,虽然很艰辛,但这是通向成功的道路。

    2.关于中国道路的前景与挑战

德国左翼党成员沃尔佛拉姆·阿道夫(Wolfram Adolphi)以“1975-2015年马克思主义的德国人对中国看法的叙事”为题作了发言。他说,中国道路对于世界社会主义,对于德国都非常重要。沃尔佛拉姆.阿道夫认为,在20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理念、力量在欧洲没有取得成就。寻找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不是某个人的愿望,而是大家共同的事业,是共同面对的挑战。假如现在让柏林接受1百万移民,无法想像,但是中国却有1亿5千万的移民(指中国的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这个人类的大问题,只有中国一个国家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他介绍,正是由于中国这些年取得的巨大成绩,从1994年开始、已经出版了第八辑的德国马克思主义历史考据词典图书项目,不仅收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还收录了毛泽东思想、刘少奇、邓小平的思想,收录了中国工农红军的长征。

    法国国际信息与前景预测研究中心委员米歇尔·阿利耶塔(Michel Aglietta)对中国经济问题有多年研究。他说,2012年中国服务业达到了GDP增长48%的份额,制造业为42.6%,这说明中国经济已经走出了制造业为主的发展阶段,进入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阶段。在西方,不可能在短期内取得如此成效。中国一直在实行着五年计划,完善增长方式。

米歇尔·阿利耶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他认为,由于地缘政治的因素,中国可能开放的太快了,包括货币、债务、股票、结构性投资等。中国和法国一样,依赖于银行,没有长期的资本市场,因此需要改善金融市场后,再打开国门。中国国内利率市场化须有货币支柱,必须有相应的国际大企业在世界上市,像美国一样,让企业走向世界。

法国巴黎第八大学政治科学教授托尼·安德雷阿尼(Tony Andreani)对中国经济发展的计划性持积极态度。他建议,第一,中国经济上的创新发展要引入计划性,需要多种计划考虑经济发展,集中开发民营企业、集体经济。第二,资本项目完全开放会带来不可预期的结果,必须加强市场监管。第三,企业融资不一定都靠股市,可由合作银行提供。必须运用国有资源,避免短期投机性事务,用计划的方式改进贷款系统。

    3.关于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及“一带一路”、亚投行建设的讨论

论坛讨论最广泛、最深入的是中国经济发展,其中对于“一带一路”、亚投行建设的发展前景、项目预期、实践结果,外国学者都表示了高度关注。

意大利经济学家、《21世纪马克思主义》撰稿人之一帕斯夸莱·奇卡莱赛(Pasquale Cicalese)对中国应对2008年世界金融危机的举措及实践进行了研究。认为中国采取紧缩性货币政策以对抗美联储的巨额量化宽松带来的通胀,加快城镇化划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保证了中国实体经济的稳定性。通过促进国内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发展,开展“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建设和“海上丝绸之路”建设等海外投资,来继续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帕斯夸莱·奇卡莱赛由衷地赞赏中国应对世界金融危机的举措,认为意大利将会从中受益,并对本国领导层至今仍未对新的世界形势做好准备而表示遗憾。

还有意大利经济学家发言说,亚洲投资银行以发展中国家的基础建设为目标,帮助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这一新战略所设定的基础设施目标如果能够实现,那么东方和西方就会越来越近。当然,地上和海上丝绸之路、亚投行还有可能被看成是东西方之间的障碍。但即使如此,也不应是产生帝国主义的原因。世界的发展只有两种方式,一是多方斥资倾力帮助发展中国家的社会主义方式,一是“今天赚钱,明天战争”的资本主义方式。

意大利经济学家、欧洲研究中心主席弗拉迪米洛·贾凯(Vladimiro Giacche)指出,中国对现行全球货币体系的超越,正在以两种方式进行:首先通过双边协议强化人民币在国际结算中的地位,其次以金砖国家而非欧洲、美国、日本三角为核心组建多边发展银行。这些银行的战略目标是双重的:一方面,缩小新兴国家在基础设施方面的差距,释放世界增长的潜能,另一方面,构建向更为平衡的国际金融秩序过渡的金融基础结构。

法国欧洲议会荣誉议员弗朗西斯·乌尔兹(Francis Wurtz)就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发言说:希望通过联合国机构的民主化推动避免七国寡头政治。共产主义者要通过自己的方式,实现人类的利益。他肯定了中国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尊重所有宗教信仰的理念,称这是一个巨大的合作项目,把各个国家都联系在一起,是与大西洋公约组织完全不同的做法。

    4.关于中国的对外政策等问题

与“中国道路”、中国经济的发展受到大多数外国学者的赞扬不同,对中国的外交政策,外国学者的疑问、误解较多。

德国科学与政治基金会研究员迈克尔.鲍尔(Michael paui)以“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崛起,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区域事态发展的能力”为题作主题发言。他认为在华盛顿方面逐渐减少军事开支的时候,中国的国防资金正在以2位数增长。苏联解体后,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军事国家。现在中国作为一个新型的地区性大国,正在引人注目。这些都促使世界了解中国的变化,关注南海问题,关注南亚区域性危机的变化和表现。

迈克尔.鲍尔认为,中国在近代史上一直是一个陆军的形象,目前中国海上武力的增加,凸显了一个崛起的大国形象。20147月,中国领导人关于南海岛屿的声明,更是引起了周边国家的恐慌。鲍尔最后提出疑问:中国和平发展的政策是否会继续?

还有德国学者在讨论时说,不是为了谁辩护。有很多分析人士分析,北京奥运会、2008年的世界金融危机之后,北京展示了自己的力量。目前复杂的、困难的问题,是要解决区域性的冲突。对中国南海问题,希望日本、菲律宾、中国等各方保持和平接触的交流方式,少一些在南海的军事行动,少一些互相指责。

邓纯东研究员对上述讨论作了简要回复。他说,关于南海的认识,德国学者或许受到了资料的限制,受到了西方媒体报道的影响。比如,对于南海地域的称呼,就是运用了日本的资料。这显然是不能得到公正认识的。中国在南海岛屿必要的建设落后于周边国家之后很多年。而且这也是中国主权内的事务,与其他国家毫不相干。希望迈克尔先生搞清楚。包括军事演习,中国都是正常训练,不会影响周边国家的安全。

在外国学者中,也有不少关于中国对外政策的另一种声音。在意大利论坛上,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国际部主任、重建统一共产党委员会协调人法乌斯托.索里尼向论坛提交了书面发言。他强调中国自诞生之日起,其对外政策就遵循着一些固定不变的方针:统一国家,强化中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身份和独立性,推动国家经济增长和现代化。

    5.关于中国的民主、多党制等问题的评价及讨论

    德国特里尔大学卜松山(Karl-Heinz Pohl)教授对中国传统文化很有研究,他作了“在儒学、马克思主义和民主之间的中国”的主题发言。卜松山说,中国的儒学甚至比基督教时间还长。中国传统文化中就强调大道之行,天下为公,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建立共产主义,也是天下为公。因此,儒学与马克思主义是相融合的,体现于坚持民本主义、建设小康社会、践行天下为公的理想过程。中国当前面临着的传统和现实的问题,天下为公还是天下为家,是共有还是官有,这都是中国自己的事,应该由中国人寻找自己合适的方式。儒学和民主原则上也是可以相容的,中国从自己的地理、文化、儒学的历史中可以找到自己的民主之路。

另有德国学者在讨论环节说,中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对西方很多的元素进行本土化而走出了自己的道路。他们也希望中国在民主政体的研究上开出自己的民主之花来。

外国学者对中国的民主与政党问题的认识也存在一些问题。

德中协会副主席马丁·吴莫汀(Martin Woesler)认为中国共产党是一党执政。他说,当前中国的政治制度,党的权利高于法律之上,放弃三权分立,坚持一党制。中国如果实行多党制,透明度更强些,竞争力也可能更强些,

法国历史学家、东方文明语言学院荣休教授阿兰.胡克斯(Alain Roux)认为:中国的社保制度、退休制度逐渐完善。习近平取得了很大的成功,他把周永康、一些军队的高级领导拿下,受到了人民的拥戴。阿兰.胡克斯希望中国在基层要加强政权建设,应对新产生的问题。在中国乡村,村镇选举、村干部出让土地未补偿民众、危机健康的环境问题正在发生。在中国城市也有一些罢工,要求增长工资。

阿兰.胡克斯认为,中国没有必要像西方那样实行多党轮流执政,但应该具备共产党与民间对话的机制。毛泽东时代曾经有这样的开始,目前民间的结构性对话也已经开始并产生了效果。令人感到担忧的是,现在中国一些律师被关,刘小波也被关。另外,反腐败斗争实行的是政府与党的机构双轨,似乎中纪委建立在法律之上。

   邓纯东研究员在讨论环节针对一些问题作了回答。他说,中国目前的对话渠道是畅通的,中国人民的合理诉求的实现,有很多途径,中国的制度并没有堵塞。刘晓波的问题不仅是言论,而是他的行动。他的行动威胁到了中国安全,触犯了中国的刑法,中国必须依据法律,对其进行制裁。

意大利历史学家、《21世纪马克思主义》科学委员会委员亚历山大·赫博(Alexander Hobel)说,中国在反法西斯的历史上取得了巨大成就,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是历史上的伟大变机。中国共产党是否实行多党制,如何使共产党走向新的发展,要考虑不同国家的不同因素。对于意大利也是一样。

法国社会学家、国际研究中心研究员让-路易·洛卡(Jean-Louis Rocca)认为,应该严肃的看待中国,没有真正的理解,就不会有正确的评价。中国所经历的是西方18世纪至20世纪所经历的一切,是一个大变化、大转型。一方面,中国有自己的历史和特点。中国社会有剥削,有收入差别过大的问题。但是和印度、巴西相比,中国的情况要好很多,做中国人比做印度人、巴西人都要好。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和其他国家并不是毫无共同之处。中国是一个现化化的国家,不必把民主和非民主对立,把中国和西方对立。

意大利共产党人党国际部副主任弗朗西斯·马林乔(Francesco Maringio)针对中共十八大之后,依法治国、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加强党纪与反腐败斗争等问题发表了意见。他说,中国正在进行的反腐败斗争,西方媒体对此最流行的解读就是,把反腐视作清除政敌的工具。但他不同意这个看法。他认为,实际上反腐败斗争要深入的多;同时由于反资本外逃,反利益集团,反腐败还有阶级斗争的意义。此外,清理中国共产党的党内腐败,有利于强化党的形象,推动经济改革与依法治国进程的深化。西方总是指控中国是一党主导的专制国家,自认为自己是自由民主的典范,指责中国共产党事实上阻碍改革和发展。西方要做的是对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发展进行具体且实在的观察,而不是继续拿西方的政治标准套用在中国的情况上。

6.关于中国于全球化、推进世界新秩序的讨论

许多学者对中国如何面对和融入全球化、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位置、优弱势等进行了分析,并提出宝贵建议。

法国学者、欧洲议会荣誉议员弗朗西斯·乌尔兹(Francis Wurtz)认为,中国是欧盟不可绕过的国家。中国朋友喜欢借鉴历史,以形成对未来的计划。欧盟也应该从这个方面去借鉴。中国在维护世界和平,建立国家间友好关系等做出的贡献是不可否认的。1955年的万隆会议,在现代日历上依然非常重要。原殖民地国家走上历史舞台,很多历史人物在万隆见面。欧盟与中国的合作有阻力,必须做全面的改观,包括世界新秩序的建立。

巴黎政治科学院教授拜尔特.巴蒂(Bertrand Badie)强调,第一,中国需要全球化。中国不可能自给自足,比如日本的微型技术,对于中国非常需要。第二,西方的全球化首先是政治化,中国则不是这样。中国外交方略上对世界冲突及政治目标并不很关注,表现出较突出的自我特点。第三,中国能够对于经济的互相依赖性有着自身的理解,中国并不希望日本美国经济危机,欧洲则常用竞争思维来理解他国。第四,中国在促进地区建设方面取得了长足进步。亚洲的10+3对话机制、上合组织等,包括一系列新的对话机制,ABC环太平洋的机制,尤其是亚投行,在中国占据了最多的份量。中国在努力按照自己理解的全球化提出新的倡议。第五,金砖组织的地域性,这些对于中国道路的成功,也有不确定性。

拜尔特.巴蒂认为值得注意的是:(1)在国际上,中国通常被认为是非洲的兄弟。因此,需要扩大交流的范围。(2)中国国内人口老龄化问题很突出,这对于未来的全球化进程不利。(3)中国是地区性强国,与周边国家会出现冲突的可能性。这是一个地区性强国的陷阱.如何避免陷入此境地,需要寻找有效合理的方法。(4)新型国家就是一个转型国家,高速发展一定会让中国出现很大变化。对这种变化需要有预判,需要中国政府的重视和引导,以避免出现不可控状况。(5)中国在安理会发言很少,对某些重大国家争端,过去较少持鲜明立场,这会给排斥中国的国家以口实,或产生一些消极作用。

7.中国崛起对西方陈旧思维的冲击

德中友好协会主席格雷尔·鲍尔(Gregor Paul)以“怎么批判中国”为题,阐述了如何形成一种合理的批判机制及其重要意义。他说,他的动机不是批判中国,在于如何形成一种成功的批判机制。对于人类来说,任何批评都不很舒服,何况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习近平曾说过,中国传统的精华,首先从儒家的理念中得来。那么中国儒家代表之一荀子的批判方法,对当下中国也有效。荀子说,对待任何批评都应该宽容而不骄傲,即使是对严重错误的批评。批判的方法并不是西方或中国的,已经超越了各自传统的应用而形成共同准则。美国如果批评中国在监狱里实行酷刑,同样,美国也要用同样的视角审视自己这方面的问题。

格雷尔·鲍尔认为,中国在世界上取得的成绩,没有得到足够的评价。但中国也有自己的问题。中国的一些律师被捕,一些西方的教科书在中国的大学受限。西方对这些现象的不理解是存在的,也许中国有韩非子所说的难言之隐。

艾米利亚-罗马涅大区意大利重建共产党负责人马可·彭德赖利(Marco Pondrelli)说,中国在意大利报纸和书刊中出现的频率,近年来呈爆发性增长的。杂志、报纸、书籍、电视、博客和网站都在系统地描述这个亚洲的巨人。此类出版物的大量涌现,是近年来中国迅猛发展的结果。可是这些产品的质量与其庞大的数量是不匹配的。西方对这种发展并没有做好准备,没有找到能够解读它的理论标准。欧洲中心主义还有相当的市场。

意大利学者多米尼克·洛苏尔多(Domenico Losurdo),意大利乌尔比诺大学教授、意大利21世纪马克思主义政治文化协会主席也就这个话题阐述说:欧洲的媒体不仅说中国是资本主义,还有的说中国是专制主义。西方最重要的知识分子的作品已经翻译成中文,但在西方没有一个翻译邓小平作品的出版社,连左派出版社也没有翻译。那么多人批评邓小平,但他们并没有读过他的书。西方知识分子对中国的看法有偏见,他们对中国没有兴趣,也不了解中国,但却有很多人认为中国专制。如果坚持自己的话语体系就是专制,那么西方就是最专制国家之一。

多米尼克·洛苏尔多以真挚、崇高的倡议结束了他的发言、结束了意大利论坛的讨论。他说,中欧论坛的召开,可以让全世界了解中国。西方媒体对中国不准确、不客观的报道,会导致一个非和平的情况。中国是最想发展国际关系民主化的国家,最想保卫世界和平的国家,这就是中国对世界和平的最大的贡献。没有什么像今天的论坛这样,能够真正体现世界走向和平的意愿。    

三、中国学者在论坛上所做的工作和取得的成果

第一,中国学者在三国分会场全面介绍了“中国道路:成就、原因、问题、对策”的研究成果,受到与会学者的倾心重视与关注,并展开了热烈的讨论。

   中国学者介绍,中国道路最大意义和价值,就是解决了当代中国发展问题。中国道路突破了苏联模式,有中国的特色,符合中国国情。中国道路的成功,给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启示,就是要走出自己的道路。中国道路也证明了文明的发展需要多样性。中国道路带给西方的启示是:西方的道路并不是唯一的现代化的道路,中国道路为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中国道路将使中国社会主义实践发展的整体性和自洽度大为提高,将努力超越同时代的资本主义,将更多地担负起人类新文明的创造使命。

中国和其他国家一样,对于民主问题有着自己的经历和经验。民主在中国能否起不断进步的作用,必须和中国民族解放,近代中国的主题结合起来才有意义。在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但又比较落后的东方大国,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保障下,建立全民族的民主,人民才有完整的人民权利。中国的发展道路是中国人民历史的选择。在东方文明背景下盲目照搬西方制度,不可能使人民进步、民族富强。

中国学者对中国道路的介绍以及对外方观点的解释和回应,使外方学者一定程度上消除了由于西方媒体对中国不客观、有偏见报道而受到的负面影响。尤其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问题、中国的和平发展的外交政策的实质和核心问题、中国特色的民主与国家治理等问题,中国学者本着高度负责、认真严谨的态度,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全方面的解答,有力地宣传和阐释了中国道路,阐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对中国、对世界的意义。

中国学者还就中国道路的成功因素、中国经济发展状况及“一带一路“、亚投行建设、统一战线、思想政治教育、党风廉政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全面小康与开启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中国道路与世界社会主义等方面作了交流发言。

第二,外方学者对中国道路由衷的赞赏与肯定,殷切地期望与祝愿,使中方与会学者深受鼓舞,深受教育。中欧论坛受到与会国学者、媒体界主流社会的的高度关注和重视。法国会场的学者来自全法国四面八方,还有来自于海地、洪都拉斯、突尼斯等等遥远国家和地区的学者、社会界人士;意大利会场座无虚席,不少学者全天站立参会,自始至终表现出高度的热情和兴趣,有的学者专程从米兰赶到罗马参会,风尘仆仆,精神昂扬,投入地参加讨论;德国会场的代表有些也从其他国家专程赶来参会,精心准备发言文章。这些情况都充分说明,中国道路的成就已经被世界承认和肯定,中国的崛起已经成为西方不可回避的事实。中国道路越来越受到世界的关注和重视。中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源自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的伟大实践,来自中国道路与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一脉相承的大道之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稳步、有力推进,中国的“三个自信”必将在世界上得到更多理解和赞同,产生更大影响,从而更具有世界意义。

    第三,本届论坛的召开,使外方学者进一步了解、支持、赞赏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尤其是支持中国从自身文化、历史、地理传统上寻找符合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对中国的“一带一路“、亚投行建设,绝大部分外方学者给予赞赏。还有不少外方经济学家对中国的经济发展提出了非常宝贵的建议和对策;一些社会学家、中国学专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了解和把握非常到位,对中国友好的感情和态度令人欣慰。

第四、欧洲国家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持反感态度,希望摆脱美国的影响,在全球化进程中保持自己的利益和独立。这种态度主要来自一些欧洲共产党及左翼政党代表。这种情况说明世界共产党、左翼阵线依然存在希望突破资本主义阵线、形成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潮流的共同意愿。

第五,收集到一些值得重视的情况。(1)欧洲对中国的关注度依次为经济、外交、政治。对中国社会主义性质、中国经济发展存在的问题、中国高速发展几十年来能否实现持续增长、是否符合社会健康发展的指数等问题质疑较多。对中国的外交政策的关注,源于中国经济发展成绩,源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实力地位,源于崛起的地区性大国通常可能会对周边国家产生威胁的理解,延伸的意义则是对于美国霸权的挑战,对西方优越感的挑战。对中国民主政治制度的偏见,主要来自传统意义上冷战思维的惯性,如中国的政党制度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被西方诟病。此外,中国的人权、自由,尤其是言论自由,常遭妄议。(2)中国与欧洲、与西方国家由于种种原因,交流受限,理解偏差、自说自话的情况仍然存在。个别政治家、学者对中国缺乏起码的了解而无法超越西方长期以来对中国的立场和观点。

四、第二届中欧论坛的几点思考和建议

第一,我们一定要坚持在中国道路问题上的话语权、主动权和主导权,尤其是在与西方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发生激烈交锋时,更是要沉着、冷静,不为其左右,坚持自己的发展目标和方向。西方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对中国和平、进步、发展的质疑,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对此,只有集中精力,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坚定信念,不被不利的国际形势所影响,做好自己的事情是长久之策、根本之务。

第二,中国国情决定了中国道路必须实行有效的、发展的、符合人民长远、根本利益的政策。无度的民主,结果只能大乱,中国社会不能鼓励这样的民主。近期以来,中国出现了过度的民粹主义思潮,这对于中国道路是不利的。通过中欧论坛国外学者的发言交流,能深刻体会到这一点。

第三,从参加论坛时感受外方发言内容来看,世界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认识和了解还远不够,对中国道路的了解还不全面。特别是欧洲主流社会,受到西方媒体带有严重偏见报道的影响。一些媒体报道和学者发言,还存在着对中国的误解和偏见,对中国的认知和理解还需要加深。对中国的一些不实之词多是由于交流不畅、缺乏了解认知所至。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的巨变,要使世界充分了解当代中国,了解中国道路,需要时间,需要过程,更需要交流互往。需要打破西方媒体长期形成的舆论优势对欧洲主流社会的影响。

第四,意大利、法国等欧盟重要国家对中国友好有历史渊源,也有反感美国霸权主义的现实因素,建议从可以合作、具有共识的经济、文化包括一些政治领域,有序建立和推进国家间直至与欧盟间的友好关系。中国未来的发展需要以“韬光养晦“的方式,开阔金砖国家的范围,走出亚洲,延伸能够掌控的外交空间和领域。

第五,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对于中国和平发展的抵触、不屑、恐慌、质疑等负面意识依然有着不可小视的市场。如何破解这些偏见与误解,除了意识形态的对立无法调和、必须坚持自己的立场观点以外,还可以有针对性的加大力度、拓展范围,进行各方面的交流与合作,包括搭建类似于中国道路欧洲论坛这样的学术外宣平台、文化传播平台等,使世界左翼政党、左翼人士及人民群众有了解中国的机会和载体。将扩大开放与科学监管有效结合,将倡导人类文明多姿多彩与加强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化领导有机结合。

第六,加强中国海外留学生及中国公民出境出国游的组织和管理工作。中国留学生赴西方留学已经形成很大规模,不能忽视。此外,中国走出国门、赴国外旅游的人数也逐年上升,这些群体走向欧洲及世界各地后,带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当地的欢迎,但是一些不良现象也影响了中国道路、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世界形象。需要加强这方面的教育和管理。

 

 

网络编辑:张剑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内部文稿》2016年第3期。

发布时间:2016-12-25 21:09: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