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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海波: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实质的三重蕴涵及其现实意义

  “历史科学”是马克思、恩格斯从《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到《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以下简称《终结》)等经典文本中多次使用的一个概念。由于这一概念在《形态》等文本中直接与历史唯物主义等原理的阐发相关联,自然也就引发了学界的关注和研究。但目前学界对这一概念的理解和阐释却是见仁见智,存在着很大的分歧。有学者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以下简称《手稿》)《形态》等文献关于“一门科学”的论述为依据,将“历史科学”看作自然科学与人的科学相统一的“一门科学”。多数学者以《形态》的历史唯物主义原理的阐释为依据,对其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而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中,又存在着“历史哲学”与“实证科学”的争论。有的学者在反对把历史唯物主义看成历史哲学的观点的基础上,提出了“真正的实证科学,即历史科学”的观点;持反对意见者则认为,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是伟大的哲学理论,而不是什么“真正的实证科学”。从上述学界的理解分歧可以确认,“历史科学”在当前依然是一个需要深入探究的重要概念,对其全面准确地把握既具有重要的学理意义,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01 马克思、恩格斯文本总体视域下的“历史科学”实质

  上述学界对于“历史科学”概念的不同维度的阐释,无疑推进和深化了对“历史科学”概念的研究。但通过对这些论点所涉及的文本进行梳理,不难发现,这些不同的理解和阐释往往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即更多地关注了马克思及其文本关于“历史科学”的阐释,从而导致了对恩格斯文本相关阐释的忽略。事实上,恩格斯不仅与马克思在《形态》中共同提出了“历史科学”的概念,而且在此后的《反杜林论》《终结》等许多重要文本中都对这一概念进行了阐发。与之相反,马克思在此后却没有对其进行过多的阐释。这样,恩格斯在《形态》之后的文本阐释就为我们全面把握“历史科学”概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维度和基本依据。

  恩格斯在许多独著的文献中都对“历史科学”范畴进行了阐发。在《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分册〉》中,他指出:“下面这个原理,不仅对于经济学,而且对于一切历史科学(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都是一个具有革命意义的发现”。“这个原理”是指他和马克思反复强调的“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原理。从中可以看出:恩格斯在这里不仅对“历史科学”概念有了一个明确的界定,即“凡不是自然科学的科学都是历史科学”,这就将历史科学与自然科学区分开来,并作为与之相对的概念来使用,而且也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与历史科学区别开来,强调这个原理对于历史科学的革命意义。在《反杜林论》中,恩格斯将“历史科学”作为与非生物界的科学、“研究活的有机体的科学”相区别的“第三类科学”,并对“第三类科学”进行了界定,即“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从此处的解释中可以看出,恩格斯不仅将历史科学作为与自然科学相区别的概念,而且进一步将其指称为由哲学、宗教、艺术等具体科学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总体。此外,他还在《自然辩证法》《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等文献中对“历史科学”的阐释,与上述观点基本保持一致。这说明,恩格斯关于“历史科学”的观点是一以贯之的。

  显然,如果将恩格斯后期文本的相关阐释也囊括进来,即要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的总体来考察,就会发现,上述“一门科学”的整体理解或“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都与恩格斯后来的阐发相抵牾。就“历史科学”而言,由于生平经历、写作风格以及分工不同等因素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必然会在研究视域、表述形式等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但两者在思想内容方面却是根本一致的。首先,就《形态》及其中的“历史科学”的阐释而言,恩格斯曾有过这样的记述:“当我1844年夏天在巴黎拜访马克思时,我们在一切理论领域中都显出意见完全一致,从此就开始了我们共同的工作。”从中可以合理地得出这样的推论:《形态》是他们“共同工作”的研究成果,包括对“历史科学”理解在内的一切意见都是“完全一致”的。其次,在共同创立了新的世界观之后,两人就开始分工从事不同领域的研究,但他们的工作依然是共同的,其思想也是根本一致的。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就曾指出:“本书所阐述的世界观,绝大部分是由马克思确立和阐发的,而只有极小的部分是属于我的,所以,我的这种阐述不可能在他不了解的情况下进行,这在我们相互之间是不言而喻的。在付印之前,我曾把全部原稿念给他听,而且经济学那一编的第十章(《〈批判史〉论述》)就是马克思写的……在各种专业上互相帮助,这早就成了我们的习惯。”从恩格斯的论述中可以看出,两位经典作家的“共同工作”已经成为习惯,从一定意义上说,《反杜林论》也是这种共同工作的结晶。马克思对《反杜林论》中的全部内容是知晓的,对其中的包括“历史科学”的阐释等全部内容也是赞同的。既然两者的观点在根本上是一致的,那么就不能仅以《形态》等文本为依据对“历史科学”仅作历史唯物主义或“一门科学”的理解,而是应当从他们的文本总体及其历史发展中来加以重新把握和理解。

  马克思、恩格斯在《形态》中写道:“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这是两位经典作家首次提出“历史科学”的概念。他们紧接着又作出了如下的阐释:“历史可以从两方面来考察,可以把它划分为自然史和人类史。但这两方面是不可分割的;只要有人存在,自然史和人类史就彼此相互制约。自然史,即所谓自然科学,我们在这里不谈;我们需要深入研究的是人类史,因为几乎整个意识形态不是曲解人类史,就是完全撇开人类史。”此处“历史科学”概念的阐释无疑是《手稿》中“一门科学”思想的发展。从这段阐释的前两句来看,他们将“历史”看作是由自然史和人类史两个方面构成的,并且两者之间存在着彼此制约、不可分割的关系。这与《手稿》中的“自然科学却通过工业日益在实践上进入人的生活”“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以及自然科学与“关于人的科学”“将是一门科学”等阐释有着明显的衔接承继关系。依据这些阐释,对“历史科学”的内涵作“一门科学”的理解,是具有合理性的。但从后两句来看,他们宣布将“自然史”先悬搁起来而专注于“人类史”研究,从而也使“历史科学”有了需要深入研究的特定问题域,即“人类史”。《形态》对这种转向的原因直接作出了说明,即意识形态曲解或完全撇开人类史。同时,在他们看来,自然界也只有被纳入人类历史进程,才具有对人的现实意义。人类通过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不断地把自然界变成人的直接的生活资料和生命活动的对象,从而使其成为人类社会及其历史的重要构成。“在人类历史中即在人类社会的形成过程中生成的自然界,是人的现实的自然界。”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两位经典作家将“历史”归结为“人类史”就成为他们思想发展的必然。

  两位经典作家在《形态》中提出专注于“人类史”研究并非偶然,其实在《神圣家族》中他们就表达了这种思想:“历史不过是追求着自己目的的人的活动而已。”此处的“不过是”不仅仅是强调,更是对历史本质的阐明。显然,马克思、恩格斯所关注的“历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指与自然界相对的“人的活动”的历史,“历史科学”概念也就由此有了特定的内涵,即关于“人的活动”的科学。在新的世界观未正式确立之前,他们的表述或许尚不明晰;但在新世界观形成之后,这种表述就日益明确起来。他们将“现实的个人”作为历史的现实前提,将人们的实践活动作为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因素和基础。“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由此,历史就被唯物主义地解释为“现实的人”及其实践活动所创造的历史,“历史科学”也就因此成为“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7](P526)这既是对“历史科学”内涵的实质的理论阐发,也是对其区别于曲解或完全撇开人类史的“意识形态”的实质界定。这种实质的界定是他们在新的世界观形成之后所始终秉持的观点。这是因为,将历史看作是人们通过生产实践活动创造他们的现实生活的过程,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恩格斯在晚年还特别强调,现实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是历史过程中的决定性因素,是他和马克思强调得最多的东西。总的说来,“历史科学”是关于“历史”的科学,他们关于历史的基本观点就内在地决定了他们关于“历史科学”的本质界定及其基本观点也是一贯的,即《形态》中的“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或恩格斯在《终结》中的“关于现实的人及其历史发展的科学”。

 

02 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实质的三重蕴涵及其展开逻辑

  对于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的实质界定,学界多数学者是持肯定态度的,但分歧是对其究竟是作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还是作“真正的实证科学”的理解的问题。从《形态》等文献来看,两位经典作家是将“历史科学”作为与“意识形态”相对的概念提出的,而当时特别是德国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已经不仅限于社会历史观或哲学方面,而且扩展到国家的观念、法的观念、道德、各种社会主义思想等方面,甚至影响到正在生成的德国无产阶级运动。因而,两位经典作家在批判“意识形态”的过程中使“历史科学”概念具有了更为丰富的蕴涵,大体可以概括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方法、将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活各领域及其重要问题的研究而得出的“真正的知识”与人的解放价值旨归等三个方面。三者及其相关命题的阐发相互制约、相互作用,依次展开,形成了理论与逻辑上的完备性与严整性。

  在当时欧洲特别是德国的思想领域,普遍盛行着“观念的历史叙述”。马克思对此批判道:“德国人习惯于用‘历史’和‘历史的’这些字眼随心所欲地想象,但就是不涉及现实。”尽管当时德国的“意识形态”有如《形态》所提到的历史编纂学、哲学、国家和法的观念以及“真正的社会主义”等多种表现形式,但它们却有着共同的、哲学“统一性”的基础,即颠倒意识与存在、思想与现实的关系的历史观。因而,要对“意识形态”进行整体性的批判,他们首要的任务就是要做“清理地基”的工作,即对其哲学历史观基础进行批判。一般而言,社会历史的统一性问题是历史观上的根本问题,也是历史观意义上的真理性认识的前提。在两位经典作家之前或同时代的思想家们,无论是唯心主义还是旧唯物主义,都没能真正地解决这种社会历史“统一性”问题。黑格尔以“绝对观念”自我运动的辩证逻辑完成的“世界历史统一性”,只能在与人们现实生活相脱离的纯粹思维领域展开。费尔巴哈虽然对黑格尔以及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进行了批判,并将唯物主义直截了当地推向哲学的王座,但他的唯物主义却将感性客体从人们的实践活动中抽离出来,使之成为游离于历史之外的抽象物,当然也无法真正解决社会历史的统一性问题。

  马克思、恩格斯则从历史的现实出发,为人类历史的科学阐发确立了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认的前提——“现实的个人”。“现实的个人”之所以现实,就在于“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这不仅将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的感性存在转换为感性活动,而且为唯物主义地解释人类历史确立了基本原则,即“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以这样的历史前提和基本原则进行“人类史”研究,就不再是从观念出发来解释实践的意识形态,而是从物质实践出发来解释各种观念形态的“历史科学”。这个基本原则的确立不仅彻底地颠覆了唯心主义历史观及其意识形态,而且真正地解决了社会历史的统一性问题,为“历史”成为“科学”奠定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基础和基本立场。恩格斯对此曾指出:“这个原理的最初结论就给一切唯心主义,甚至给最隐蔽的唯心主义当头一棒。关于一切历史的东西的全部传统的和习惯的观点都被这个原理否定了。”

  两位经典作家还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将人们的现实社会生活过程划分为生产力、交往形式、市民社会、上层建筑及意识形态四个相互作用的层次,并以它们之间的矛盾运动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这一规律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被经典地表述为:“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这段经典论述表明,人类社会的发展不仅具有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性,而且具有与自然发展相似的规律性,是一个“自然的历史过程”。这一原理为“历史”成为“科学”提供了可靠的客观根据。列宁对此曾指出:“只有把社会关系归结于生产关系,把生产关系归结于生产力的水平,才能有可靠的根据把社会形态的发展看做自然历史过程。不言而喻,没有这种观点,也就不会有社会科学。”

  通过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的阐发,马克思、恩格斯为“历史科学”奠定了真理性认识的前提和基础,使“历史”成为“科学”得以可能。但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正如两位经典作家在《形态》中所阐发的那样,“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这些抽象本身离开了现实的历史就没有任何价值”。因而,还必须要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对“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进行研究,才能形成“描述人们实践活动和实际发展过程的真正的实证科学”。从这个意义上讲,马克思、恩格斯所要构建的“历史科学”也是一种实证科学,但作为“真正的实证科学”超越一般实证科学之处就在于它是以历史唯物主义来研究人们的现实生活过程或历史,为“历史”成为“科学”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保障。

  鉴于德国哲学意识形态在社会历史领域渗透的广泛性,为了彻底清算“意识形态”的影响,两位经典作家也必须以新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对整个社会生活进行多方面的研究。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社会矛盾层次划分,他们的研究主要聚焦于两个方面:“一种是生产的经济条件方面所发生的物质的、可以用自然科学的精确性指明的变革,一种是人们借以意识到这个冲突并力求把它克服的那些法律的、政治的、宗教的、艺术的或哲学的,简言之,意识形态的形式。”由于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在社会历史发展中居于基础地位,因而马克思在新世界观确立之后就集中精力对资本主义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资本论》就是这种研究工作的理论结晶。这部著作通过商品、货币、资本、剩余价值、工资、利润等范畴的逻辑演进,以自然科学的精确性客观地展现了资本主义生活世界的真相和秘密。

  关于“意识形态的形式”的“科学”建构,针对当时以唯心史观为理论基础的“意识形态”的盛行,恩格斯特别强调:“必须重新研究全部历史,必须详细研究各种社会形态的存在条件,然后设法从这些条件中找出相应的政治、私法、美学、哲学、宗教等等的观点。”他们以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为理论基础,在对蒲鲁东、杜林、拉萨尔等人的思想观点进行了彻底的批判的同时,不仅阐发了“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而且还对东方社会、史前社会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阐明了建立于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基础之上的政治、私法、人类学等观点,形成了与当时“意识形态”相对立的“真正知识”。这些“真正知识”虽然可以分属于不同学科,但都属于恩格斯所讲的“按历史顺序和现今结果来研究人的生活条件、社会关系、法的形式和国家形式及其由哲学、宗教、艺术等等组成的观念上层建筑的历史科学”。这些“真正的知识”在反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指导无产阶级运动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正因如此,在恩格斯后来的文本阐释中,“历史科学”不再限于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也将他们运用唯物主义原则和方法取得的理论成果归结为“历史科学”。

  人类解放无疑是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主题。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科学”的理论阐发同样也是服务于这一主题的,或者说是以其为价值旨归的。他们提出“历史科学”概念的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德国哲学的意识形态所代表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给正在生成的德国无产阶级运动带来了消极的影响。为了戳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幻象,也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提供“科学”支撑,他们决定对德意志意识形态展开批判。无论是“清理地基”的哲学批判,还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对社会历史领域问题的研究,都是以指导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以及共产主义为价值目标的。从这个意义上说,科学社会主义就是无产阶级实现自身解放的“历史科学”。两位经典作家后来对成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的“一切细节和联系作进一步的探讨”都是“历史科学”无产阶级解放的理论叙事的展开和深化发展。也正是这个缘故,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强调,马克思的去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显然,“历史科学”也包含着无产阶级解放的价值蕴涵,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综上所述,“历史科学”的三重蕴涵在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维度依次展开,共同实现着两位经典作家在人类社会历史领域的历史唯物主义叙事。历史唯物主义基本理论在整个逻辑关联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为其他两个方面提供着原理性的支撑。社会历史各领域的“真正的知识”既是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原则和方法“对现实生活的描述”的理论成果,也是无产阶级改变世界的、更为直接具体的思想武器;无产阶级解放事业是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真正的知识”的实践展开和价值实现,无产阶级解放的实践又反过来不断检验和确证着历史唯物主义原理和“真正的知识”。三者紧密相连、相辅相成,共同构成了一个严整的逻辑整体。

03 全面把握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实质及其蕴涵的现实启示

  自2022年4月25日习近平在中国人民大学考察调研并发表重要讲话以来,“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日益成为学界高度关注的话题。然而,如何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如何在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中发掘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学理基础,从而在根基处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原理性的支撑,依然是当前亟待深入探究的重要问题。从思想史的维度来看,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及其知识体系的建构可以追溯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科学”的阐发,是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科学”建构原理在新时代中国的逻辑发展。因而,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历史科学”实质及其蕴涵的阐释,不仅可以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提供重要的原理支撑,也对其构建有着重要的启发意义。

  首先,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基本前提和基础。马克思、恩格斯在阐发“历史科学”的过程中,首先就对作为当时德国意识形态的哲学基础进行了批判,并阐发了“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从物质实践出发解释各种观念形态”以及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为“真正的知识”的建构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以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历史科学”构建的逻辑关联中居于基础性的地位,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提供着原理支撑。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是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本和核心要件,本质上是“历史”的科学,是以客观规律为基础的知识体系;只有以历史唯物主义所提供的基本原则和方法为指导,才能使其与其他的哲学社会科学及其知识体系区别开来,确立于历史的现实基础与客观规律的基础之上,成为“对现实的描述”的“真正的知识”。中国共产党在百年的奋斗历程中,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具体历史地分析中国社会运动及其发展规律,不仅在理论上回答了中国社会发展进程中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而且在实践上也取得了重大的成就。正因如此,习近平指出:“历史和现实都表明,只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我们才能不断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律的认识提高到新的水平,不断开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中国共产党人在不同历史时期所取得的理论成就,可以说是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的典型代表。新时代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也只有自觉地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方法论基础,才能够为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构作出真正的理论贡献。

  其次,切实回答和解决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核心内容和主攻方向。两位经典作家在阐发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时就曾强调其“不过是从对人类历史发展的考察中抽象出来的最一般的结果的概括”,还必须要深入到“每个时代的个人的现实生活过程和活动”中,才能成为“真正的实证科学”。因此,他们非常注重以历史唯物主义基本原理来研究和回答时代问题,并强调他们的理论是随着实践和时代的变化而发展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就是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在新时代中国的逻辑发展。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内含着“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四个关键词:“中国”意味着它是“历史科学”建构原理在空间向度上的发展,标志着它具有不同于其他民族或国家标识的民族性、本土性;“自主”意味着它不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更不是照抄照搬,而是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时代问题的理论创造,能够彰显知识体系的中国原创性和主体性;“知识体系”表明它不是某一领域或某一学科的理论知识,而是一个涵盖各领域、囊括各学科的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知识系统;“建构”内含着创造的意蕴,但这种创造不是另起炉灶,而是强调要在原有知识体系及其成就的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出能够切实回答和真正解决中国实际问题、满足时代发展需要的新的理论观点和知识体系。时代涌现出来的重大问题,往往要涉及人们现实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通常都不是一个学科能够解决的,而是需要统筹各门学科共同攻关,才能够作出理论回答和解决。因而,切实回答和解决党和国家发展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所生成的绝不会是某一学科的学问,而必然是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知识体系。以“历史科学”建构原理来观照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构,就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聚焦中国经济社会面临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的进程中,创造出能够彰显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特色和优势,并具有继承性、民族性、原创性、时代性、系统性、专业性的知识体系。

  最后,坚持人民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根本价值旨归。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类解放不仅是崇高的价值理想,而且是合乎规律的历史必然趋势。因而,马克思主义不仅是一种科学的理论,也是一种具有鲜明的价值立场和意识形态性的学说,是科学性与价值性的有机统一。马克思、恩格斯“历史科学”原理建构的过程也是与人民群众创造历史、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交融在一起的。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历史科学”一脉相承,即它“是以马克思主义进入我国为起点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因而,无论是当代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还是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建构,都要以人类解放为价值旨归。坚持这种价值旨归的知识体系的构建在当代中国就集中表现为,在“为什么人”的问题上能够坚持人民立场和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习近平曾指出:“为什么人的问题是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根本性、原则性问题”,“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要有所作为,就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脱离了人民,哲学社会科学就不会有吸引力、感染力、影响力、生命力”。[14](P12-13)因而,坚持人民立场是建构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和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根本立场。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回答和解决新时代坚持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提出的重大问题,从根本上来说,都是为了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因而,坚守人民立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研究导向,推出服务于人民的理论成果,是新时代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必须秉持的基本立场和价值旨归。

  (作者简介:胡海波,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教授、博士生导师)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2年第8期

发布时间:2022-09-02 10:46: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