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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炼成:也谈劳动价值论一元论
——简评苏、谷之争及其他

  著名经济学家、中国发展经济学奠基人之一何炼成教授因病于2022年6月18日3时在西安仙逝,享年95岁。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青年智库特发何炼成教授生前具有代表性的九篇文章,以表对何教授的追思与悼念。

 

  本文针对苏星同志《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与谷书堂、柳欣两同志《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之间的争论,认为各有偏颇之处。苏文否认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参与价值决定、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才创造价值的观点是不符合实际的;谷、柳文提出的“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以及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的观点是不能成立的。文章最后还对有人主张“改造劳动价值论”的错误观点,进行了评析和批驳。

  1993年初,我读了苏星同志《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一文,今年初又读了谷书堂、柳欣两同志《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一文。前文强调要坚持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一元论,批评了我国理论界近几年来出现的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决定价值的多元论观点;后文则认为传统的劳动价值一元论已不能解释现实生活中的价值决定,需要在其基础上扩大劳动的外延,加入资本、土地等非劳动生产要素以及技术变动下的利益关系,从而提出了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两文都强调要坚持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但问题在于如何坚持?怎样才算坚持?我认为两文都有偏颇之处,下面谈谈我的看法。

一、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参与价值决定

  这是一个争论了几十年的老问题,至今意见仍很分歧,并无定论,当然可以继续争论下去。现在的问题是:苏星同志的文章把这个问题与是否坚持劳动价值论一元论联系起来了,认为主张两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理论上很容易走到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境地。事实真的是如此吗?我看不见得。

  因为我是主张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我就没有走到否定劳动价值论的境地,而是更全面地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我认为,马克思所说的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参与价值决定,完全符合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观点。为什么这样说呢?

  首先,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内容来说,可以从质和量两个方面来考察;从质的方面看,是指适合于社会对各种生产物在数量上确定了的需要,按比例地分配于不同的各生产部门的劳动,它反映了不同部门的生产者之间如何分割社会劳动的关系;从量的方面看,它取决于社会对某一种生产物在数量上确定了的需要,只要一个部门在生产某种产品时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与社会按需要成比例地分配于该部门的劳动总量相符,那么它所耗费的劳动时间,便是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这样的劳动时间参与价值决定,怎么会否定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呢?

  其次,从苏星同志文章中所引《资本论》第三卷中的那一大段话来说,我认为得不出“马克思所说的另一种意义上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只是与价值的实现有关而与价值决定无关”的结论,而是恰好说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既与价值的实现有关,也与价值的决定有关。因为马克思这里所说的“需要”,不是指“个别商品或物品”,而是指“各个特殊的因分工而互相独立的社会生产领域的总产品”;以此类推,也不是指个别时间或地点对某种商品的需要,而是指一个较长时间和全社会范围内的需要。这样,就将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参与价值决定的观点,同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供求决定价值论区分开来了,从而坚持了劳动价值论一元论。

如果说,苏星同志认为马克思的那段话还不足以证明我的理解的话。我可以再引马克思的两段话。

  一段是在苏星同志文章中引文后面不远,马克思对价值决定作了一个全面的说明:“价值不是由某个生产者个人生产一定量商品或某个商品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而是由社会必要的劳动时间,由当时社会平均生产条件下生产市场上这种商品的社会必需总量所必要的劳动时间决定。”

  另一段是在《剩余价值理论》第一册上,马克思说:“如果某个部门花费的社会劳动时间量过大,那末,就只能按照应该花费的社会劳动时间量来支付等价。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总产品——即总产品的价值——就不等于它本身所包含的劳动时间,而等于这个领域的总产品同其他领域的产品保持应有的比例时按比例应当花费的劳动时间。”

  我认为,马克思这两段话说得再明确不过了,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参与总产品价值的决定,而绝不能作出对其否定的结论。

  下面,我试举例加以说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共同决定价值的问题。

  假定某种商品的供给量是6000件。其中在优等条件下生产的1000件,共花费8000小时;在中等条件下生产的4000件,共花费40000小时;在劣等条件下生产的1000件.共花费12000小时,如果从第一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对价值决定的关系来考察,则单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8000+40000+12000)+6000=10。也就是说,在这种商品的供给量和社会正常需要量一致的情况下,该种商品的单位价值量就等于10。但是,如果社会正常需要量只是5500件,也就是说,该种商品的供给量超过社会上正常需要量500件,那么用在这500件上的劳动就不会为社会所承认,因而不能形成为社会价值;在这种情况下,当然是在劣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中有500件不能参与社会价值的决定,于是该种商品的单位价值量就不再是等于10,而是=(8000+40000+500×12)4-5500=9.818。反之,在社会正常需要量超过供给量的情况下,商品的社会价值就会由劣等条件下生产的商品所花费的劳动时间来决定;这样,全部该类商品社会价值的总和就要大于个别价值的总和,从而在该部门内构成一部分“虚假的社会价值”。

  以上就是我对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也参与价值决定的理解,我认为这和理解是符合马克思的原意的,因而是符合劳动价值论一元论的。苏星同志文章中所批评的谷书堂、张卓元等主张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共同决定价值的观点,我认为是不足以服人的。因为他们的论证虽然可能有不尽合理之处,但是认为他们否定了劳动价值论一元论则是言过其实了。至于苏星文章中所说:“有的学者已经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岀发,得岀了否定劳动价值论的结论。”这是指《价格理论与实践》1989年第3期所载李琪的《价值理论和没有价值的价格理论》一文中的观点。其实,该文并不是从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岀发,而是从否定劳动创造价值的观点出发,来论证所谓“没有价值的价格理论”,从而得出“各种生产要素共同创造了财富”,资本家的“资产收益是对资产在财富创造过程中所做贡献的如实度量”,根本不是剥削。对此,我在《简评所谓“没有价值的价格理论”》一文中谈了我的观点,这里就不须赘述了。

二、简评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

  谷书堂、柳欣两同志在与苏星同志商榷的文章中,提出了所谓“新的”劳动价值论一元论。“新”在何处呢?就是扩展劳动这一概念的外延,把使用价值的生产或劳动生产率加进来,把劳动定义为由其生产的一定量的使用价值所体现的或支出的劳动量=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从而推论出“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否定“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的结论。

  关于商品的价值量与劳动生产率的关系问题,我认为马克思已经科学的说明了,过去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界也未发生过什么争论。当然现在提岀问题来也是可以的,但是不能“推论”出与基本原理完全相反的结论。

  如所周知,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与生产这些商品所耗费的劳动时间成正比,而与所耗费的劳动的生产力成反比。”这是商品价值决定“一般的规律”。因为其中的劳动生产力(率)是指具体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能力,这种能力主要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与技能,以及劳动的自然条件与劳动的社会力量。但是从抽象劳动来考察,则商品的价值量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而单位商品中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例变化的。马克思举例说:如果一个纺纱工人运用现代生产资料在一个工作日内能比他从前运用手纺车在同一时间内把多几千倍的棉花纺成纱,那么,每一磅棉花所吸收的纺纱工人的劳动,就显然只有以前的几千分之一,因而在纺纱过程中所加于每一磅棉花上的价值也显然只有从前的几千分之一,于是棉纱的价值也要相应地减少。以上道理,对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来说都是很熟悉的,也是不会否定的。

  现在的问题是如何理解谷书堂、柳欣文章中提岀的“劳动=劳动时间×劳动生产率”这一公式。按照马克思的商品价值理论,如果这个“劳动”是指劳动产品,即使用价值的数量,那么它与劳动生产率的高低成正比例是显然的,这点我想不会有任何争议;如果是指劳动产品的价值,那么问题就比较复杂了,它可以作如下两种理解:一种是指劳动产品的个别价值,一种是指劳动产品的社会价值。根据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按照谷书堂、柳欣的文中所举例子,在技术不变的情况下,在一年中甲生产2单位粮食,乙生产4单位粮食。则甲生产1单位粮食的个别价值为半年,乙生产1单位粮食的个别价值为一季,这说明劳动产品的个别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反比例;再就劳动产品的社会价值来说,农产品的社会价值一般是由个别价值最大的单位决定的,即由甲生产者生产的单位粮食个别价值决定的,于是劳动生产率较高的乙生产的单位粮食的个别价值就低于社会价值,在市场上按社会价值出卖就可以获得一部分超额利润,形成“虚假的社会价值”,这说明劳动生产率与社会价值也是成反比例。至于谷书堂、柳欣文中所说的由于技术进步、使剩余的积累能够用于制造劳动生产率更高的机器,从而促使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生,这当然是历史事实,但也不能由此得出“价值与劳动生产率成正比”的结论,其理由与上面的分析基本相同,这里就不重复了。

三、非劳动生产要素创造价值吗?

  这是我国经济学界近几年来争论的热点问题。苏星文章以价值学说史的发展为例,坚决否认了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萨伊的资本、土地、劳动共同创造价值论,强调只有活劳动才能创造价值,物化劳动只是转移价值,土地等自然资源并不参与价值的创造,也不存在价值的转移(因其中并未凝结一般人类劳动)。我认为,苏星这一观点是完全正确的,而认为非劳动生产要素也创造价值的观点是错误的。

  但是,苏星的文章在批评这种观点时,其理论根据之一是:“只有物质生产部门的.劳动,才是生产劳动,才创造价值。”显然是一种传统的观点,不符合社会生产发展的客观实际。早在60年代初期,我就提出有两种含义的生产劳动,一种是指能生产某种物质产品的劳动,即物质生产劳动;一种是指能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要的劳动。后者除物质生产劳动外,还应包括生产劳务(或服务)与精神产品的劳动。但是,当时我对生产劳务(或服务)与精神产品的劳动是否创造价值尚持否定意见;到80年代以来通过经济学界的再次讨论,特别是第三产业理论的引进及其实践的发展,使我逐步改变了以上的观点,肯定了生产劳务和精神产品的劳动也同样创造价值,而且由于这种劳动多为复杂劳动与脑力劳动,因此在同样时间创造的价值要大于物质生产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但是,对生产劳务(或服务)与精神产品的劳动如何创造价值的问题,学术界存在着不同的解释。谷书堂同志认为:“物质生产领域和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都创造社会财富,都形成价值。”但是非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如何创造价值呢?它同物质生产领域的劳动创造价值有何区别呢?谷书堂对此语焉不详,谷书堂、柳欣两同志在《新劳动价值论一元论》一文中,则用“目前我国商业、金融和服务业等第三产业部门在国民经济中的作用变得越来越重要”来解释。但重要性并不一定就创造价值。例如党政部门的劳动虽然非常重要但并不能创造价值就是明证。

  对这一问题的理论说明,我认为中青年学者李江帆同志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他在《中国社会科学》1984年第3期发表的《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与价值》一文中,根据马克思将使用价值分为实物的与非实物的两种形式的原理,分析了作为服务消费品的使用价值的特点,指出它的非实物性、不能贮存性以及生产、交换与消费的同时性,等等。这也就决定了服务消费品价值的形成与物质产品价值的形成具有不同的特点:一是它并不物化在一个物质产品中;二是它的生产、交换与消费是同时进行的过程;三是它具有流动性与凝结性相结合的特点;四是它有时可分为前期和后期两个阶段,前期阶段随着最终产品的复杂程度而延长,因而这一阶段创造的价值也就增大,例如科教文卫等部门的劳动及其创造的价值过程就是如此。过去由于人们对以上特点不了解,因而误认为生产劳务(或服务)以及精神产品的劳动不创造价值,在这些部门中工作的劳动者是靠国民收入的再分配来养活的,即靠物质生产部门来养活的,从而得出在科教文卫部门工作的知识分子是靠工人农民来养活的悖论,这是我们过去把知识分子看成是非劳动者阶级的理论依据。现在应当正本清源,坚决纠正这一悖论。

四、按贡献分配与按劳分配 

  苏星的文章最后批评了谷书堂在其主编的《社会主义经济学通论》中把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工资、利息和利润,说成是根据劳动、资本、土地等生产要素在价值形成中所作的贡献而给予的相应报酬,并把它确立为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观点,认为这是不符合实际的,是混淆了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与非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本质区别。谷书堂、柳欣的文章则反驳说,这是把垄断竞争动态非均衡分析作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方法的具体体现并解释我国的分配问题。提出“按贡献分配”的目的是试图找出既区别于传统的对“按劳分配”的解释,又不同于“边际生产力论”的第三种解释。

  我认为,苏星同志的批评是正确的,谷书堂、柳欣两同志的反驳则是言不及义,“王顾左右而言它”。其实,按贡献分配还是按劳分配之争,实质上仍然是劳动价值一元论与多元论之争。这一争论,已经进行了一百多年,我国近十年来只不过是在新的条件下再现这一争论而已;所不同的只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的争论焦点是资本与土地所得是否剥削的问题,而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的争论焦点则是资本与土地所得是否合理合法的问题。因此,把我国学术界有人用“共创论”来说明“并分论”的观点,说成是否认剥削并为之辩护,这是不符合实际的;当然,把按贡献分配说成是按劳分配也是错误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当年提岀按劳分配的原则,是以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为前提(即生产力有较高程度的发展但还达不到按需分配的水平),以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为基础(即全社会共同占有生产资料,消灭了生产资料占有的不平等),其目的是为了消灭剥削与发展生产力。至于如何具体贯彻按劳分配原则,是按什么“劳”进行分配,马克思当时没有也不可能提岀一个现成的模式.只能靠我们在实践中去摸索、去发展。因此,按劳动者的能力分配,按劳动的时间分配,按劳动的效果分配,都应当属于按劳分配的形式。谷书堂、柳欣的文章所提的“按贡献分配”也可以归入按劳动的效果分配之列;但是由于“贡献”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可以有多种解释,如按劳动的贡献分配当然是属于按劳分配,按资本或土地的贡献分配就很难说是按劳分配了,如果硬要把它们说成是按劳分配,就必然要得出资本或土地本身也创造新价值的结论。这也正是苏、谷之争的根本分歧所在。谷书堂、柳欣两同志的文章把它说成是要“把分配问题的重心转移到技术进步和总产出的增长上来”,这是有意回避这一根本分歧。

五、评所谓“改造劳动价值论” 

  如果说,苏、谷之争还是属于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者内部之争的话,那么有人声言要“改造劳动价值论”则另当别论了。最近发表在《当代经济科学》1994年第1期的一篇长文,副标题就是《试论中国经济学必须改造劳动价值论》。为什么要改造以及如何改造呢?现将该文的几条“理由”评析如后:

  一曰:“在经典马克思主义中,商品的使用价值基本不是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当然也不是劳动价值论研究的对象。”这是“问题的全部关键”。

  不错,作为自然属性的使用价值,不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同时也不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对象,这是政治经济学这门学科的对象决定了的;但是马克思丝毫没有忽视作为商品的使用价值,即社会的使用价值,强调指岀如果不是社会上需要的使用价值,这样的产品就不成其为商品,因此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提出了第二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概念,强调社会使用价值对价值的实现和决定的重大意义,这是学过政治经济学的人都应当了解的。

  二曰:“马克思的价值规律是一个关于生产关系的规律,而不是一个关于如何合适配置资源以求取人类最大福利的规律。”

  不错,价值规律是一个关于生产关系的规律(不管是马克思的还是资产阶级学者的),但是“如何合适配置资源以求取人类最大福利的规律”就不是关于生产关系的规律而仅仅是生产力的规律吗?对这个问题,我国,老一辈经济学家孙冶方早在50年代后期就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请参阅《经济研究》1959年第9期《论价值》一文。

  三曰:“只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标示使用价值,完全不管物的具体自然属性对人的效用,至少也就不符合《资本论》本身的逻辑,为什么不应改进呢?”

  这里第一句话就不确切,因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商品社会价值的标示,而不是什么使用价值的标示;因此第二句话也就顺理成章,商品的社会价值当然可以不管物的具体自然属性对人的效用,这也正是《资本论》本身的逻辑,即对科学的抽象法的具体运用。

  四曰:“我们不能把一切关于人的需求评价与人的心理活动规律性有关的研究一概视为主观唯心主义。这种偏执,是以人的心理活动等于完全随意的幻思为前提的,它根本无视人的心理活动在总体上是一个有规律进程的科学结论,当然不足为凭。”

  这种意见当然是对的,但是批评的是谁呢?是指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吗?显然是牛头不对马嘴。马克思主义只是认为,用人们的主观效用来判定商品的社会价值是“不足为凭”的,因为人们对同一商品的效用各不相同,同样一个面包,对酒醉饭饱的富人主观效用很小,而对饥饿的穷人则主观效用很大,然则这个面包的价值究竟如何决定呢?!

  五曰:“《资本论》本身在使用价值与价值之间关系的问题上存在的自相矛盾,其实反映着经典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及价值规律理论的一个最根本的缺陷。”

  这里所谓的《资本论》在使用价值与价值关系问题的自相矛盾,实质上是指《资本论》第一卷与第三卷之间的“矛盾”,这个“矛盾”从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家庞巴维克提出来已争论了整整一百年,至今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是如果正确理解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特别是其中关于两种含义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与价值决定和实现关系的理论,就根本不存在什么矛盾,而是完全一致的。对这个问题,我在《论价值决定》一文中已作过论证(参见《人文杂志》1979年第2期)。

  六曰:“可以把马克思关于价格只由价值支配,因而,价格只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有关的思想,再加以扩展。其中包括,可以汲取当代均衡理论的种种界说,把价格不仅看成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而且看成由稀缺性及人们的主观评价等因素通过市场机制而决定的均衡化货币表现。”

  对这段话,如果从价格决定来说我是完全同意的,如果从价值决定来说我是不能同意的,因为价值决定只是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凝结,所谓稀缺性以及人们的主观评价等因素只能影响价格,但不能决定价值。因此,如果按照这种思路来“改造”劳动价值论,这不是什么发展,而是倒退,不是坚持,而是否定劳动价值论。

 

  网络编辑:同心

  来源:中国政治经济学学会青年智库

发布时间:2022-06-18 15:35:00